【韩国或出现大学“倒闭潮”！年轻人因经济压力抛弃恋爱、结婚、生子】据央视财经近日报道，韩国低生育率现象带来诸多社会问题。由于学生数量减少，韩国部分高校已经出现招生困难。
据统计，2020年韩国高考人数为493433人，是1994年以来首次跌破50万人；同时，2020学年高考报名人数首次低于总招生人数。
韩国教育界人士普遍担心，这种招不满的现象将持续下去，进而引发大学倒闭潮。尽管韩国政府早在十几年前就不断推出相关措施，缓解低生育率现象，不过显然成效不足。韩国现在的年轻人甚至被称为“三抛”的一代。“三抛”指抛弃恋爱、结婚、生子。
低生育率或使韩国
在20年内有一半的大学面临“倒闭”
韩联社报道称，韩国2020年的出生人口为27.2万人，创下历史最低纪录，首次出现死亡人口大于出生人口的情况，这被人口学家称为“死亡交叉”现象。韩国统计厅方面表示，人口自然减少的主要原因包括生育率持续探底、出生人口减少、老龄化导致的死亡人口增加等。据韩媒统计，韩国低生育率让学生数量不断减少，平均每年有30多所学校关门。在20年内，韩国一半的大学面临消失的危机。
韩国首尔市政府本月3日表示，2020年韩籍居民登记人口为966.8465万人，外籍居民登记人口为24.2623万人，合计991.1088万人。这是首尔市人口时隔32年首次跌破千万大关。
近年来，韩国人口危机加剧，出生率不断下降。根据测算，若要维持韩国人口总数恒定，总和生育率应达到2.1。但2018年韩国总和生育率仅为0.98；2019年总和生育率下降至0.92，这创下自1970年有记录以来的最低值，即平均一名女子终生生产不足1名子女，成世界唯一出生率进入“零时代”的国家。
据路透社首尔报道称，这在世界银行逾180个成员国当中属于最低水平，远低于美国及日本的生育率（分别为1.73和1.42）。
实际上，早在2006年，英国牛津大学人口学教授大卫·科尔曼就对韩国人口问题作出预警，称韩国将成为全世界第一个消失的国家。
令据韩国KBS电视台2月24日报道，除40多岁女性之外，所有年龄段女性生育率均有所下降，尤其是20多岁和30岁出头的年轻女性生育率有大幅减少。另外，韩国女性平均生育年龄为32.3岁，较此前增长0.1岁。
为什么韩国年轻人认为结婚生育“没必要”？
据《环球时报》此前报道，主导此次生育补贴政策的低生育率及老龄化社会委员会认为，与其把低生育率看成一个问题，不如视为一种“结果”——在不稳定的雇用关系和高昂的居住成本、过度竞争以及不能兼顾工作和育儿的社会结构下，很多韩国年轻人感受到结婚和生育的困难，不再认为这是人生的必要选项。
据韩联社报道，超过三成韩国人认为结婚后没必要生孩子，受教育程度越高，生育意愿越低。即使选择结婚的年轻人，也有相当部分面临着高额贷款的压力，尤其是房贷压力。另外就是育儿成本高昂、育儿设施不足、女性生育后在职场受到不平等对待等因素，使许多已婚家庭在生育以及养育等问题上面临困难。
为挽救持续低迷的低生育率状况，韩国政府不仅决定给生孩子的家庭放长假，还决定直接发钱还给他们。
据《环球时报》援引韩联社的报道称，韩国总统直属低生育率及老龄化社会委员会15日发布“第4次低生育率和老龄化社会基本计划”，宣布韩国政府将从2022年起，向有0岁-1岁婴儿的家庭每月提供3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1800元）的育儿补助，并在2025年逐步上调至50万韩元。此外，韩国政府还将一次性发放200万韩元的生育补贴。
为保障父母与婴幼儿在一起的时间、提高其生活质量，新政还推出了“3+3育儿假”制度，即父母双方都为未满12个月的子女申请3个月的育儿假，且每人每月最高可获300万韩元的育儿津贴，以此鼓励“夫妻双方共同育儿”。
据路透社首尔报道称，尽管其每年在儿童保健补贴和产假方面支出数以十亿美元计的资金，但韩国政府仍未能扭转生育率下降的趋势。
韩国近三分之一的老人还在工作
据韩联社此前报道，韩国统计厅日前发布的一项数据显示，2020年韩国老龄人口（65岁以上）占比达15.7%，为812.5万人。预计该比例到2025年将上升至20.3%，韩国由此迈入“超高龄社会”，2060年这一比例将达43.9%。
数据显示，韩国2020年老年抚养比为21.7%，即每100名劳动年龄人口(15-64岁)要负担21.7名老年人。受低生育率和高龄化影响，预计该比例将逐年递增，2060年将高达91.4%。
报道称，从性别来看，老龄女性总体占比17.9%，明显高于男性(13.5%)。按地区来看，全罗南道老龄人口占比最高，为23.1%。其次是庆尚北道(20.7%)和全罗北道(20.6%)。相反，世宗市的这一比例最低，为9.3%。其次是蔚山市(12%)和京畿道(12.7%)。预计到2030年，除世宗市(14.8%)以外的韩国所有地区都将进入老年人口比例超过20%的“超高龄社会”。
报道称，医疗保险支出方面，2018年老龄人口医保支出为31.8235万亿韩元(约合人民币1853亿元)，在全国支出总额(77.9104万亿韩元)中的占比逾四成，人均448.7万韩元。安享晚年的准备方面，仅48.6%的老龄人口正在或已经作准备，其中使用国民年金(养老金)为老年生活做准备者最多，占比31.1%。
另外，2019年老龄人口就业率为32.9%，失业率为3.2%，同比分别上升1.6和0.3个百分点。
据统计，2020年韩国高考人数为493433人，是1994年以来首次跌破50万人；同时，2020学年高考报名人数首次低于总招生人数。
韩国教育界人士普遍担心，这种招不满的现象将持续下去，进而引发大学倒闭潮。尽管韩国政府早在十几年前就不断推出相关措施，缓解低生育率现象，不过显然成效不足。韩国现在的年轻人甚至被称为“三抛”的一代。“三抛”指抛弃恋爱、结婚、生子。
低生育率或使韩国
在20年内有一半的大学面临“倒闭”
韩联社报道称，韩国2020年的出生人口为27.2万人，创下历史最低纪录，首次出现死亡人口大于出生人口的情况，这被人口学家称为“死亡交叉”现象。韩国统计厅方面表示，人口自然减少的主要原因包括生育率持续探底、出生人口减少、老龄化导致的死亡人口增加等。据韩媒统计，韩国低生育率让学生数量不断减少，平均每年有30多所学校关门。在20年内，韩国一半的大学面临消失的危机。
韩国首尔市政府本月3日表示，2020年韩籍居民登记人口为966.8465万人，外籍居民登记人口为24.2623万人，合计991.1088万人。这是首尔市人口时隔32年首次跌破千万大关。
近年来，韩国人口危机加剧，出生率不断下降。根据测算，若要维持韩国人口总数恒定，总和生育率应达到2.1。但2018年韩国总和生育率仅为0.98；2019年总和生育率下降至0.92，这创下自1970年有记录以来的最低值，即平均一名女子终生生产不足1名子女，成世界唯一出生率进入“零时代”的国家。
据路透社首尔报道称，这在世界银行逾180个成员国当中属于最低水平，远低于美国及日本的生育率（分别为1.73和1.42）。
实际上，早在2006年，英国牛津大学人口学教授大卫·科尔曼就对韩国人口问题作出预警，称韩国将成为全世界第一个消失的国家。
令据韩国KBS电视台2月24日报道，除40多岁女性之外，所有年龄段女性生育率均有所下降，尤其是20多岁和30岁出头的年轻女性生育率有大幅减少。另外，韩国女性平均生育年龄为32.3岁，较此前增长0.1岁。
为什么韩国年轻人认为结婚生育“没必要”？
据《环球时报》此前报道，主导此次生育补贴政策的低生育率及老龄化社会委员会认为，与其把低生育率看成一个问题，不如视为一种“结果”——在不稳定的雇用关系和高昂的居住成本、过度竞争以及不能兼顾工作和育儿的社会结构下，很多韩国年轻人感受到结婚和生育的困难，不再认为这是人生的必要选项。
据韩联社报道，超过三成韩国人认为结婚后没必要生孩子，受教育程度越高，生育意愿越低。即使选择结婚的年轻人，也有相当部分面临着高额贷款的压力，尤其是房贷压力。另外就是育儿成本高昂、育儿设施不足、女性生育后在职场受到不平等对待等因素，使许多已婚家庭在生育以及养育等问题上面临困难。
为挽救持续低迷的低生育率状况，韩国政府不仅决定给生孩子的家庭放长假，还决定直接发钱还给他们。
据《环球时报》援引韩联社的报道称，韩国总统直属低生育率及老龄化社会委员会15日发布“第4次低生育率和老龄化社会基本计划”，宣布韩国政府将从2022年起，向有0岁-1岁婴儿的家庭每月提供3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1800元）的育儿补助，并在2025年逐步上调至50万韩元。此外，韩国政府还将一次性发放200万韩元的生育补贴。
为保障父母与婴幼儿在一起的时间、提高其生活质量，新政还推出了“3+3育儿假”制度，即父母双方都为未满12个月的子女申请3个月的育儿假，且每人每月最高可获300万韩元的育儿津贴，以此鼓励“夫妻双方共同育儿”。
据路透社首尔报道称，尽管其每年在儿童保健补贴和产假方面支出数以十亿美元计的资金，但韩国政府仍未能扭转生育率下降的趋势。
韩国近三分之一的老人还在工作
据韩联社此前报道，韩国统计厅日前发布的一项数据显示，2020年韩国老龄人口（65岁以上）占比达15.7%，为812.5万人。预计该比例到2025年将上升至20.3%，韩国由此迈入“超高龄社会”，2060年这一比例将达43.9%。
数据显示，韩国2020年老年抚养比为21.7%，即每100名劳动年龄人口(15-64岁)要负担21.7名老年人。受低生育率和高龄化影响，预计该比例将逐年递增，2060年将高达91.4%。
报道称，从性别来看，老龄女性总体占比17.9%，明显高于男性(13.5%)。按地区来看，全罗南道老龄人口占比最高，为23.1%。其次是庆尚北道(20.7%)和全罗北道(20.6%)。相反，世宗市的这一比例最低，为9.3%。其次是蔚山市(12%)和京畿道(12.7%)。预计到2030年，除世宗市(14.8%)以外的韩国所有地区都将进入老年人口比例超过20%的“超高龄社会”。
报道称，医疗保险支出方面，2018年老龄人口医保支出为31.8235万亿韩元(约合人民币1853亿元)，在全国支出总额(77.9104万亿韩元)中的占比逾四成，人均448.7万韩元。安享晚年的准备方面，仅48.6%的老龄人口正在或已经作准备，其中使用国民年金(养老金)为老年生活做准备者最多，占比31.1%。
另外，2019年老龄人口就业率为32.9%，失业率为3.2%，同比分别上升1.6和0.3个百分点。
【为保“棉花霸主”，美国用上明枪暗箭】“美国借口‘强迫劳动’抹黑新疆棉花，损人不利己，挤压中国企业生存空间，赚取超额利润，这和美国无端打压华为等中国科企一样，都是赤裸裸的霸凌行径”。在美国等国的反华势力掀起逼迫瑞士“良好棉花发展协会”（BCI）诋毁中国新疆发展、打压中国棉花产业的风波背后，有分析还聚焦美国背后的商业图谋。如果说，BCI左右着“良好棉花”的全球标准，那么，美国则幻想着继续充当全球棉花市场的霸主。回顾历史，美国与其他棉花大国纠纷不断，如与巴西有过一场长达12年的棉花补贴争端，特朗普政府也曾一年内两次攻击印度的棉花补贴政策。在《环球时报》记者的调查采访中，中国棉花产业已在这场若隐若现的棉花经济战中布局，做好积极应对的准备。
美国棉花补贴，令西非损失惨重
哈佛大学历史学家莱尔德·贝尔在《棉花帝国：一部资本主义全球史》一书中这样写道，19世纪三四十年代，英国利物浦棉花交易所的商人成为全球棉花种植、制造和销售网络的主导者，不仅印度孟买的棉商会紧张等待来自利物浦的消息，在整个美国南部的种植园里，奴隶主最关心的也是“利物浦价格”。
如今，主导着全球棉花市场的霸主变成美国。“美国已统治世界棉花市场上百年。”美国全国公共电台网站刊文称，“现在当你买一件印着‘中国制造’的T恤时，很有可能它是由美国某个农场种植的棉花制成的”。文章说，不少亚非国家的自然条件比美国得克萨斯州更适合种植棉花，但全球市场上还是有大部分棉花来自得州。从农场到纺织厂，美国棉花产业雇了20万人。美国通过技术投入以及对棉农的补贴，成功维持着它在棉花领域的霸主地位。报道说，美国每年花费数千万美元用于国家棉花产业研究。美国农业部去年还推出“美国棉花信任守则”项目，不仅制定棉花种植的“美国新标准”，还计划未来几年将美国一半以上的棉花生产纳入该计划，以主导棉纺业国际规则和秩序。
数据显示，2019年全球棉花总产量1.22亿包。棉花主产区主要分布在印度、中国、美国、巴西、巴基斯坦等国。同时，全球棉花消费市场也以这些人口众多的国家为主。美国农业部网站的信息显示，美国在全球棉花市场上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棉花第三大生产国和最大出口国。在2019销售年度，美国生产近2000万包棉花，总价值约70亿美元。美国棉花总产量的3/4用于出口，近年来为全球提供了约35%的棉花。美国劳工统计局称，棉花仍是美国最重要的出口产品，也是中国最重要的进口产品，它将美国棉农和中国纺织品制造商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美国从中国、印度和其他国家的棉花需求中获益匪浅。但受棉花市场波动的影响，2018年以来，巴西、印度等国家也成为中国强大的棉花贸易伙伴，填补了美国棉花供应的缺口，进一步改变了全球棉花格局。
美国农业数据和人工智能企业“Gro Intelligence”的网站称，随着棉花生产在中国、印度、巴基斯坦、巴西等国的发展，日渐老迈的美国棉花产业越来越被迫在缓慢丧失优势或创新之间做出选择。然而，美国选择了第三条路——政府以大量补贴和价格支持的形式提供保护。据美国环境工作组织估算，从1995年到2020年，美国的棉花补贴总额为401亿美元。在美国对棉花补贴接近最高时，联合国粮农组织发出警告，称“富国棉花补贴拉低全球棉价”。2004年，美国的棉花生产成本是西非产棉国的3倍，但美国棉农获得高达40亿美元的直接补贴和支持，这比某西非产棉国一年的GDP还要多。在1998年到2001年间，美国的棉花产量增长40%以上，出口量翻了一番，而全球棉花价格在那一时期暴跌至历史最低点，导致8个西非国家每年损失近2亿美元的出口收入。对这些发展中国家来说，这场被动卷入的棉花战损失惨重。抗美12年，巴西赢得补贴争端
因市场主导地位不断受到挑战，美国棉花出口在全球棉花市场的份额一度从2004年的41.24%下降到2013年的26.70%，而这一时期正是美国和巴西棉花补贴争端最为激烈的时期。
进入21世纪后，美国和巴西曾发生过一场长达12年的棉花补贴争端。2002年9月，巴西认为美国为其国内棉农提供约30亿美元的非法补贴，因此将美国诉诸世贸组织（WTO）。巴西全国棉花协会称，美国对本国棉农的补贴让美国棉花更具竞争力，增加了美棉在国际市场上的供应，让巴西产品在不公平条件下与美国竞争。2007年10月，WTO专家组作出有利于巴西的裁决，但美国不服并向上诉机构提出上诉。时任巴西外交部主管经济事务的副部长阿泽维多（2013年至2020年曾任WTO总干事）在2007年称，WTO的初步报告使巴西和不发达国家有力量在多哈回合谈判中，阻止富裕国家用农业补贴的方式保护其市场。2009年8月，WTO认定美国违反规则，授权巴西对美采取最高可达8.29亿美元的报复措施。为避免遭受贸易制裁，美国政府2010年同意建立一项基金，每年向巴西棉花产业支付1.47亿美元。受美国联邦政府削减预算影响，美政府从2013年10月开始停止支付这笔资金。2014年，美国调整棉花补贴政策，同意一次性向巴西棉花产业支付3亿美元资金，并为国内棉花出口商的出口信贷和担保设置上限；巴西则同意在美国现行农业政策下，不再向WTO就美国棉花补贴问题提起新诉讼，并放弃对美国采取贸易制裁措施的权利。回顾这场棉花战，巴西咨询公司BMJ合伙人雷纳塔称，巴美棉花争端中，巴西政府做了充分准备，如：针对知识产权领域进行国内立法，对违反WTO规则的经济体在知识产权领域增加关税；举行公众咨询；政府确定报复决议和日期等。雷纳塔称，巴西历来不支持发动贸易战，其愿望是促使美国的行为符合多边贸易规则。
英国乐施会网站称，巴西赢得与美国的棉花补贴争端的意义还在于，它揭露了欧美国家如何利用漏洞和伪造账目等手段，在发展中市场倾销产品、损害贫困的发展中国家农民的利益。另据《纽约时报》报道，英国曾迫使埃及和其他国家降低或取消对英国棉花的进口关税。
巴西农业部下属国家商品供应公司称，巴西是世界第四大棉花生产国和第二大出口国。巴西全国棉花出口商协会（Anea）的数据显示，去年7月至12月，巴西出口棉花超过160万吨。巴西棉花出口的主要目的地是中国，过去5年增长近6倍。巴西圣保罗大学应用经济高级研究中心称，巴西棉花价格受到产能、外部需求和汇率等多重影响。由于雷亚尔兑美元贬值，巴西棉花价格在国际上更具竞争力，生产者更愿意出口而不是内销。但巴西与棉花相关的产业同样受制于“良好棉花发展协会”这样的国际机构。巴西全国棉花协会的数据显示，2018/2019年度，代表巴西75%大型棉花农场的312名BCI认证棉农，共生产202.7万吨“良好棉花”。
印度棉协警惕来自美国的威胁
印度棉花市场在时刻警惕着来自美国的威胁。印度品牌价值基金会数据显示，印度纺织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工业产值的14%，出口收益11%。2019-2020财年印度棉花产量为3604万包，棉花和棉织品出口额为101亿美元。继农业外，纺织产业是印度第二大就业产业，解决直接就业5100多万人，间接就业6800多万人，其中还包括非技术类妇女。印度加大对棉花的政策性支持，却因棉花补贴问题与美国产生纠纷。
据印度《经济时报》报道, 特朗普政府2018年两次攻击印度，声称“印度对棉花实行市场价格支持政策，远远超过世贸组织规定的10%以内的补贴范围，造成贸易的扭曲”。2020年，美国对印度棉花库存的过度关注也令后者不快。印度《印刷报》去年9月报道，美农业部估计印2020年棉花库存将达到1920万包，而印度棉花协会的数据为1120万包。印度棉协抱怨，美农业部对印度棉花库存估计过高会损害印度的利益，“（误导）买主不愿购买印度棉花，因为他们认为印度有充足的棉花供应”。
在莱尔德·贝尔看来，“在印度，棉花和民族主义交织在一起，也许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都交织得更深”。在印度，《环球时报》记者对这一描述深有感触。甘地手摇纺织车的画面成了印度独立以来棉花产业的象征符号，在机场、车站都能看到。在印度各大城市，售卖布匹和棉制品的商店最为抢眼，五颜六色的棉制品是无数印度家庭的经济来源。然而，除了棉花价格之争，印美棉花经济战还涉及种子之争。印度科技与生态基金会创始人范达娜·希瓦曾表示，孟山都垄断印度棉花种子和粮食种子导致一些债务增加的印度农民自杀。孟山都自1988年就开始进入印度，通过与印企合资，对拥有“知识产权”的种子收取特权使用费。正因为如此，孟山都的种子被印度人冠以“自杀种子”的称号。
中国在寻找美棉替代品
美国农业部对中国的棉花战略储备政策一直高度关注。美国劳工部下设的劳工统计局曾关注称，中国加入WTO后，在世界纺织品出口中的份额从10.4%增长到2017年的37%，“为尽量减少对全球市场的依赖，中国政府在2010年开始储备大量棉花，导致需求短暂飙升”，“由于中国有能力改变全球贸易格局，尤其是当中国加速增加库存时，原棉市场也存在大量投机行为”。佐治亚大学学者罗宾逊2018年在美国《选择》杂志刊文称，从2013年到2015年，美国棉花出口连续3年下降，主要是由于中国进口美国棉花减少。美国非政府组织“农业政策信息”称，中国也可以拥有巨大的棉花市场操纵力量，不会任由美国摆布。
“美国绝不可能一直占据全球棉花市场的主导权。”中国国家棉花产业联盟（CCIA）副理事长王进华告诉《环球时报》记者，中国的棉花，特别是新疆的棉花品质非常好，为做大做强高品质国棉，国家棉花产业联盟应运而生，响应国家政策号召，主要培育、生产中高端棉花，在满足国内用棉企业对高品质棉花需求的同时，让棉农种棉有利可图，与棉农直接对接，优质优价收购棉花。
据王进华介绍，我国2020/2021年度棉花产量约595万吨，总需求量约780万吨，年度缺口约185万吨。我国自产棉花还无法满足我国棉花的消费，这和我国拥有大量的纺织企业有关，我们拥有完整的产业链，是众多国外品牌的供应商，提供制造服务需要消耗大量棉花。当前我国棉花不够用，所以要进口美国和澳大利亚的棉花，但它们的棉花品质只是中等的。他预测，未来3到5年，新疆会逐渐扩大中高端棉花的生产播种面积，“摆脱对美棉、澳棉的依赖是完全可以做得到的”。与此同时，当前国棉联盟通过推进“一带一路”项目，加强了与中亚五国的合作，这些国家的棉花品质完全可以逐渐替代美棉、澳棉。
围绕棉花市场，美国与巴西、印度等产棉大国的明争暗斗，也给棉花生产和消费大国中国带来很多警示。有香港媒体在评论“新疆棉花风波”时称，美国试图在西方主导行业规则的框架下，禁止进口由中国新疆地区的棉花制成的部分或全部产品，以此挤压中国棉花企业的生存空间，为美国赚取超额利润，“这和美国无端打压华为等中国科企一样，是赤裸裸的霸凌行径”。对此，王进华告诉《环球时报》记者：“我国生产的棉花约占世界棉花的20%，一些欧美国家要制裁我国新疆棉花的发展，势必会使自身的采购成本上升，受伤害的还是欧美品牌自身。反观我们，要做好自己的事情，挖掘内需潜力。”他相信，中国的棉花产业会做大做强，在全球棉花市场中拥有更多的话语权。
美国棉花补贴，令西非损失惨重
哈佛大学历史学家莱尔德·贝尔在《棉花帝国：一部资本主义全球史》一书中这样写道，19世纪三四十年代，英国利物浦棉花交易所的商人成为全球棉花种植、制造和销售网络的主导者，不仅印度孟买的棉商会紧张等待来自利物浦的消息，在整个美国南部的种植园里，奴隶主最关心的也是“利物浦价格”。
如今，主导着全球棉花市场的霸主变成美国。“美国已统治世界棉花市场上百年。”美国全国公共电台网站刊文称，“现在当你买一件印着‘中国制造’的T恤时，很有可能它是由美国某个农场种植的棉花制成的”。文章说，不少亚非国家的自然条件比美国得克萨斯州更适合种植棉花，但全球市场上还是有大部分棉花来自得州。从农场到纺织厂，美国棉花产业雇了20万人。美国通过技术投入以及对棉农的补贴，成功维持着它在棉花领域的霸主地位。报道说，美国每年花费数千万美元用于国家棉花产业研究。美国农业部去年还推出“美国棉花信任守则”项目，不仅制定棉花种植的“美国新标准”，还计划未来几年将美国一半以上的棉花生产纳入该计划，以主导棉纺业国际规则和秩序。
数据显示，2019年全球棉花总产量1.22亿包。棉花主产区主要分布在印度、中国、美国、巴西、巴基斯坦等国。同时，全球棉花消费市场也以这些人口众多的国家为主。美国农业部网站的信息显示，美国在全球棉花市场上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棉花第三大生产国和最大出口国。在2019销售年度，美国生产近2000万包棉花，总价值约70亿美元。美国棉花总产量的3/4用于出口，近年来为全球提供了约35%的棉花。美国劳工统计局称，棉花仍是美国最重要的出口产品，也是中国最重要的进口产品，它将美国棉农和中国纺织品制造商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美国从中国、印度和其他国家的棉花需求中获益匪浅。但受棉花市场波动的影响，2018年以来，巴西、印度等国家也成为中国强大的棉花贸易伙伴，填补了美国棉花供应的缺口，进一步改变了全球棉花格局。
美国农业数据和人工智能企业“Gro Intelligence”的网站称，随着棉花生产在中国、印度、巴基斯坦、巴西等国的发展，日渐老迈的美国棉花产业越来越被迫在缓慢丧失优势或创新之间做出选择。然而，美国选择了第三条路——政府以大量补贴和价格支持的形式提供保护。据美国环境工作组织估算，从1995年到2020年，美国的棉花补贴总额为401亿美元。在美国对棉花补贴接近最高时，联合国粮农组织发出警告，称“富国棉花补贴拉低全球棉价”。2004年，美国的棉花生产成本是西非产棉国的3倍，但美国棉农获得高达40亿美元的直接补贴和支持，这比某西非产棉国一年的GDP还要多。在1998年到2001年间，美国的棉花产量增长40%以上，出口量翻了一番，而全球棉花价格在那一时期暴跌至历史最低点，导致8个西非国家每年损失近2亿美元的出口收入。对这些发展中国家来说，这场被动卷入的棉花战损失惨重。抗美12年，巴西赢得补贴争端
因市场主导地位不断受到挑战，美国棉花出口在全球棉花市场的份额一度从2004年的41.24%下降到2013年的26.70%，而这一时期正是美国和巴西棉花补贴争端最为激烈的时期。
进入21世纪后，美国和巴西曾发生过一场长达12年的棉花补贴争端。2002年9月，巴西认为美国为其国内棉农提供约30亿美元的非法补贴，因此将美国诉诸世贸组织（WTO）。巴西全国棉花协会称，美国对本国棉农的补贴让美国棉花更具竞争力，增加了美棉在国际市场上的供应，让巴西产品在不公平条件下与美国竞争。2007年10月，WTO专家组作出有利于巴西的裁决，但美国不服并向上诉机构提出上诉。时任巴西外交部主管经济事务的副部长阿泽维多（2013年至2020年曾任WTO总干事）在2007年称，WTO的初步报告使巴西和不发达国家有力量在多哈回合谈判中，阻止富裕国家用农业补贴的方式保护其市场。2009年8月，WTO认定美国违反规则，授权巴西对美采取最高可达8.29亿美元的报复措施。为避免遭受贸易制裁，美国政府2010年同意建立一项基金，每年向巴西棉花产业支付1.47亿美元。受美国联邦政府削减预算影响，美政府从2013年10月开始停止支付这笔资金。2014年，美国调整棉花补贴政策，同意一次性向巴西棉花产业支付3亿美元资金，并为国内棉花出口商的出口信贷和担保设置上限；巴西则同意在美国现行农业政策下，不再向WTO就美国棉花补贴问题提起新诉讼，并放弃对美国采取贸易制裁措施的权利。回顾这场棉花战，巴西咨询公司BMJ合伙人雷纳塔称，巴美棉花争端中，巴西政府做了充分准备，如：针对知识产权领域进行国内立法，对违反WTO规则的经济体在知识产权领域增加关税；举行公众咨询；政府确定报复决议和日期等。雷纳塔称，巴西历来不支持发动贸易战，其愿望是促使美国的行为符合多边贸易规则。
英国乐施会网站称，巴西赢得与美国的棉花补贴争端的意义还在于，它揭露了欧美国家如何利用漏洞和伪造账目等手段，在发展中市场倾销产品、损害贫困的发展中国家农民的利益。另据《纽约时报》报道，英国曾迫使埃及和其他国家降低或取消对英国棉花的进口关税。
巴西农业部下属国家商品供应公司称，巴西是世界第四大棉花生产国和第二大出口国。巴西全国棉花出口商协会（Anea）的数据显示，去年7月至12月，巴西出口棉花超过160万吨。巴西棉花出口的主要目的地是中国，过去5年增长近6倍。巴西圣保罗大学应用经济高级研究中心称，巴西棉花价格受到产能、外部需求和汇率等多重影响。由于雷亚尔兑美元贬值，巴西棉花价格在国际上更具竞争力，生产者更愿意出口而不是内销。但巴西与棉花相关的产业同样受制于“良好棉花发展协会”这样的国际机构。巴西全国棉花协会的数据显示，2018/2019年度，代表巴西75%大型棉花农场的312名BCI认证棉农，共生产202.7万吨“良好棉花”。
印度棉协警惕来自美国的威胁
印度棉花市场在时刻警惕着来自美国的威胁。印度品牌价值基金会数据显示，印度纺织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工业产值的14%，出口收益11%。2019-2020财年印度棉花产量为3604万包，棉花和棉织品出口额为101亿美元。继农业外，纺织产业是印度第二大就业产业，解决直接就业5100多万人，间接就业6800多万人，其中还包括非技术类妇女。印度加大对棉花的政策性支持，却因棉花补贴问题与美国产生纠纷。
据印度《经济时报》报道, 特朗普政府2018年两次攻击印度，声称“印度对棉花实行市场价格支持政策，远远超过世贸组织规定的10%以内的补贴范围，造成贸易的扭曲”。2020年，美国对印度棉花库存的过度关注也令后者不快。印度《印刷报》去年9月报道，美农业部估计印2020年棉花库存将达到1920万包，而印度棉花协会的数据为1120万包。印度棉协抱怨，美农业部对印度棉花库存估计过高会损害印度的利益，“（误导）买主不愿购买印度棉花，因为他们认为印度有充足的棉花供应”。
在莱尔德·贝尔看来，“在印度，棉花和民族主义交织在一起，也许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都交织得更深”。在印度，《环球时报》记者对这一描述深有感触。甘地手摇纺织车的画面成了印度独立以来棉花产业的象征符号，在机场、车站都能看到。在印度各大城市，售卖布匹和棉制品的商店最为抢眼，五颜六色的棉制品是无数印度家庭的经济来源。然而，除了棉花价格之争，印美棉花经济战还涉及种子之争。印度科技与生态基金会创始人范达娜·希瓦曾表示，孟山都垄断印度棉花种子和粮食种子导致一些债务增加的印度农民自杀。孟山都自1988年就开始进入印度，通过与印企合资，对拥有“知识产权”的种子收取特权使用费。正因为如此，孟山都的种子被印度人冠以“自杀种子”的称号。
中国在寻找美棉替代品
美国农业部对中国的棉花战略储备政策一直高度关注。美国劳工部下设的劳工统计局曾关注称，中国加入WTO后，在世界纺织品出口中的份额从10.4%增长到2017年的37%，“为尽量减少对全球市场的依赖，中国政府在2010年开始储备大量棉花，导致需求短暂飙升”，“由于中国有能力改变全球贸易格局，尤其是当中国加速增加库存时，原棉市场也存在大量投机行为”。佐治亚大学学者罗宾逊2018年在美国《选择》杂志刊文称，从2013年到2015年，美国棉花出口连续3年下降，主要是由于中国进口美国棉花减少。美国非政府组织“农业政策信息”称，中国也可以拥有巨大的棉花市场操纵力量，不会任由美国摆布。
“美国绝不可能一直占据全球棉花市场的主导权。”中国国家棉花产业联盟（CCIA）副理事长王进华告诉《环球时报》记者，中国的棉花，特别是新疆的棉花品质非常好，为做大做强高品质国棉，国家棉花产业联盟应运而生，响应国家政策号召，主要培育、生产中高端棉花，在满足国内用棉企业对高品质棉花需求的同时，让棉农种棉有利可图，与棉农直接对接，优质优价收购棉花。
据王进华介绍，我国2020/2021年度棉花产量约595万吨，总需求量约780万吨，年度缺口约185万吨。我国自产棉花还无法满足我国棉花的消费，这和我国拥有大量的纺织企业有关，我们拥有完整的产业链，是众多国外品牌的供应商，提供制造服务需要消耗大量棉花。当前我国棉花不够用，所以要进口美国和澳大利亚的棉花，但它们的棉花品质只是中等的。他预测，未来3到5年，新疆会逐渐扩大中高端棉花的生产播种面积，“摆脱对美棉、澳棉的依赖是完全可以做得到的”。与此同时，当前国棉联盟通过推进“一带一路”项目，加强了与中亚五国的合作，这些国家的棉花品质完全可以逐渐替代美棉、澳棉。
围绕棉花市场，美国与巴西、印度等产棉大国的明争暗斗，也给棉花生产和消费大国中国带来很多警示。有香港媒体在评论“新疆棉花风波”时称，美国试图在西方主导行业规则的框架下，禁止进口由中国新疆地区的棉花制成的部分或全部产品，以此挤压中国棉花企业的生存空间，为美国赚取超额利润，“这和美国无端打压华为等中国科企一样，是赤裸裸的霸凌行径”。对此，王进华告诉《环球时报》记者：“我国生产的棉花约占世界棉花的20%，一些欧美国家要制裁我国新疆棉花的发展，势必会使自身的采购成本上升，受伤害的还是欧美品牌自身。反观我们，要做好自己的事情，挖掘内需潜力。”他相信，中国的棉花产业会做大做强，在全球棉花市场中拥有更多的话语权。
【秦雪征：我国社保缴费占工资比重近40%，应进一步降低8-10%】
近日，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北京大学市场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秦雪征在北大经院两会笔谈中表示，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尤其考虑新冠疫情使企业经营压力陡增的情况，尤应谨慎对待对企业的不利影响。为更有效的发挥政策的作用，缓解企业TFP降低的压力，减税降费应重点关注社保费率，减少企业劳动力成本。
秦雪征指出，根据2018年《国税地税征管体制改革方案》，我国自2019年1月1日起全面推行由税务部门统一征收各项社会保险费和先行划转的非税收入。这项社保征管体制变革意义非凡，一方面有利于规范社保征缴体系，减少少缴、漏缴现象，同时强化社保基金征收力度、扩大社保基金规模能够有效地应对日益增长的养老金支出压力；这是因为税务部门作为专门征收机构具有组织、信息、服务、执法等方面的优势，由其全责征收社会保险费，能够在提高征收率的同时，降低行政成本和遵从成本；
但另一方面，对于企业而言，税务全责征收社保费等价于增税政策，这意味着企业将面临一次外生的劳动力成本增加的冲击，最终可能影响企业生产率。
《中国企业社保白皮书2017》报告显示，缴费基数规范化会使73%的企业受到影响，将会使企业利润下滑3%。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经过粗略测算发现，全面推行“税务全责征收社保费”政策至少会使企业成本增加30%。在经济发展新常态和全球新冠疫情肆虐的背景下，回答该项政策改革如何影响企业生产率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秦雪征与合作者基于工业企业数据，以2000年以后广东、浙江和福建三省率先完成的税务全责征收试点为研究对象，对以上问题进行了量化分析。研究结果显示，改革显著降低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税务全责征收使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平均减少超过17%。进一步的机制分析显示，税务全责征收社保费通过两个方面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首先，改革增加了企业实际社保费支出金额，这意味着企业雇佣成本增加，企业现金流缩紧，挤占了企业用于提升生产效率投入的资金投入；其次，由于市场规模扩大是促进生产率提升的重要渠道，改革降低了企业的成本竞争力，缩减了企业的市场份额，进而抑制了企业生产率的提升。
对比不同类型的企业，秦雪征认为融资约束是影响企业生产率的重要渠道，面临不同融资约束的企业在税务全责征收社保费政策冲击下反应不尽相同，融资约束紧的企业如非国有企业、小规模企业等受到政策冲击更大，企业生产率降幅明显。这是因为劳动力成本的上涨增加了企业的现金流压力，且这些企业难以获得外部融资，挤占了企业用于技术扩张和生产性投资的资金，导致企业无法对其经营活动做出最优决策，由此将扭曲其资源配置并降低生产率。
秦雪征表示，从政策含义来看，我国推行税务全责征收社保费政策时需要权衡社保基金收入增加和企业全要素生产率（TFP）下降之间的关系：一方面，从未来发展趋势看，规范社保征收方式，扩大社保基金规模是大势所趋，在我国养老金“收支差”持续收窄的现状下，实行税务全责征收社保费有较为强烈的现实要求；
另一方面，社保费征收体制变革增加了企业劳动力成本，降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尤其考虑新冠疫情使企业经营压力陡增的情况，尤应谨慎对待对企业的不利影响。为更有效的发挥政策的作用，缓解企业TFP降低的压力，秦雪征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一、进一步减税降费，重点关注社保费率，减少企业劳动力成本。我国社保费率虽然在近年来多次降低，但总体水平仍接近40%，在全球主要国家的社会保险企业缴费比例来看，中国的缴费比例仍偏高，在G20主要成员国中位居第三位，企业普遍反映负担较重，期望继续降费8%-10%。在社保费交由税务部门统一征收后，征管能力和征管效率提升，应抓住改革时机，推进降低社保费率。减税降费要取得实效，一定要针对企业“痛点”，采取有针对性、有力度的措施，切实减轻负担，真正让企业轻装上阵。
二、不断完善金融市场，为非国有企业、小规模企业融资开通绿色通道，放松这类企业的融资约束。林毅夫和李永军（2001）提出“中小银行优势假说”表明，中小金融机构能够更好地满足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因此进一步鼓励中小金融机构的发展、加强利率市场化改革将会进一步增强以农村金融机构为代表的中小金融机构的经营灵活性，促使其加大对中小企业的贷款力度，有利于拓宽中小企业融资渠道。
三、鼓励企业进行HR相关政策调整培训，熟悉各类新政策。同时，建立全国统一的缴费平台，便于企业方便快捷的计算最新政策下应缴税费。近些年国家税收政策频繁变动、新政策的实施以及地区性政策的差异化，如何及时了解最新动向，确保理解不出现偏差，并对企业制定恰当的应对措施和方案，给企业社保工作带来新的挑战。因此，加强企业内部社保工作培训、建议统一完善的数字计算平台十分必要。
近日，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北京大学市场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秦雪征在北大经院两会笔谈中表示，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尤其考虑新冠疫情使企业经营压力陡增的情况，尤应谨慎对待对企业的不利影响。为更有效的发挥政策的作用，缓解企业TFP降低的压力，减税降费应重点关注社保费率，减少企业劳动力成本。
秦雪征指出，根据2018年《国税地税征管体制改革方案》，我国自2019年1月1日起全面推行由税务部门统一征收各项社会保险费和先行划转的非税收入。这项社保征管体制变革意义非凡，一方面有利于规范社保征缴体系，减少少缴、漏缴现象，同时强化社保基金征收力度、扩大社保基金规模能够有效地应对日益增长的养老金支出压力；这是因为税务部门作为专门征收机构具有组织、信息、服务、执法等方面的优势，由其全责征收社会保险费，能够在提高征收率的同时，降低行政成本和遵从成本；
但另一方面，对于企业而言，税务全责征收社保费等价于增税政策，这意味着企业将面临一次外生的劳动力成本增加的冲击，最终可能影响企业生产率。
《中国企业社保白皮书2017》报告显示，缴费基数规范化会使73%的企业受到影响，将会使企业利润下滑3%。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经过粗略测算发现，全面推行“税务全责征收社保费”政策至少会使企业成本增加30%。在经济发展新常态和全球新冠疫情肆虐的背景下，回答该项政策改革如何影响企业生产率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秦雪征与合作者基于工业企业数据，以2000年以后广东、浙江和福建三省率先完成的税务全责征收试点为研究对象，对以上问题进行了量化分析。研究结果显示，改革显著降低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税务全责征收使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平均减少超过17%。进一步的机制分析显示，税务全责征收社保费通过两个方面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首先，改革增加了企业实际社保费支出金额，这意味着企业雇佣成本增加，企业现金流缩紧，挤占了企业用于提升生产效率投入的资金投入；其次，由于市场规模扩大是促进生产率提升的重要渠道，改革降低了企业的成本竞争力，缩减了企业的市场份额，进而抑制了企业生产率的提升。
对比不同类型的企业，秦雪征认为融资约束是影响企业生产率的重要渠道，面临不同融资约束的企业在税务全责征收社保费政策冲击下反应不尽相同，融资约束紧的企业如非国有企业、小规模企业等受到政策冲击更大，企业生产率降幅明显。这是因为劳动力成本的上涨增加了企业的现金流压力，且这些企业难以获得外部融资，挤占了企业用于技术扩张和生产性投资的资金，导致企业无法对其经营活动做出最优决策，由此将扭曲其资源配置并降低生产率。
秦雪征表示，从政策含义来看，我国推行税务全责征收社保费政策时需要权衡社保基金收入增加和企业全要素生产率（TFP）下降之间的关系：一方面，从未来发展趋势看，规范社保征收方式，扩大社保基金规模是大势所趋，在我国养老金“收支差”持续收窄的现状下，实行税务全责征收社保费有较为强烈的现实要求；
另一方面，社保费征收体制变革增加了企业劳动力成本，降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尤其考虑新冠疫情使企业经营压力陡增的情况，尤应谨慎对待对企业的不利影响。为更有效的发挥政策的作用，缓解企业TFP降低的压力，秦雪征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一、进一步减税降费，重点关注社保费率，减少企业劳动力成本。我国社保费率虽然在近年来多次降低，但总体水平仍接近40%，在全球主要国家的社会保险企业缴费比例来看，中国的缴费比例仍偏高，在G20主要成员国中位居第三位，企业普遍反映负担较重，期望继续降费8%-10%。在社保费交由税务部门统一征收后，征管能力和征管效率提升，应抓住改革时机，推进降低社保费率。减税降费要取得实效，一定要针对企业“痛点”，采取有针对性、有力度的措施，切实减轻负担，真正让企业轻装上阵。
二、不断完善金融市场，为非国有企业、小规模企业融资开通绿色通道，放松这类企业的融资约束。林毅夫和李永军（2001）提出“中小银行优势假说”表明，中小金融机构能够更好地满足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因此进一步鼓励中小金融机构的发展、加强利率市场化改革将会进一步增强以农村金融机构为代表的中小金融机构的经营灵活性，促使其加大对中小企业的贷款力度，有利于拓宽中小企业融资渠道。
三、鼓励企业进行HR相关政策调整培训，熟悉各类新政策。同时，建立全国统一的缴费平台，便于企业方便快捷的计算最新政策下应缴税费。近些年国家税收政策频繁变动、新政策的实施以及地区性政策的差异化，如何及时了解最新动向，确保理解不出现偏差，并对企业制定恰当的应对措施和方案，给企业社保工作带来新的挑战。因此，加强企业内部社保工作培训、建议统一完善的数字计算平台十分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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