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春走基层# 【夜空中闪亮的星】灯与河川，二月人间。那些跨越山海的思念，久别重逢的相见，在大年三十，都化作彼此心中的星辰大海。在万家团聚的时刻，垫江监狱还有一群人，用胸膛镌刻的使命，肩上闪烁的星光，守护着一片特殊地域的安宁——
一杠一星（三级警司）王直：
年少有为的奋进
从初入“江湖”的“菜鸟警官”，到如今分监区民警、刑罚干事、教育干事一肩三挑的“全能选手”，勤奋、上进的90后帅小伙王直在短短3年时间里成长迅速。用他自己的话说：“趁着年轻，就该多学，多干。”
今年是王直第2个坚守在岗位上的春节。年三十也没有因节假日而放缓工作节奏，个别谈话、排查隐患、整理资料、组织活动……尽管工作任务满满，但他丝毫不懈怠。
就在几天前，他还在岗位上度过了自己25岁的生日。“虽然没有蜡烛，没有蛋糕，但是监区安全稳定、家人平安幸福，就是最好的生日礼物。”王直笑着说。
一杠二星（二级警司）周治川：
难能可贵的坚守
夜晚10点过，忙碌了一天的周治川回到办公室，拨通了家人的电话。“爸爸，我想你……”对于因坚守岗位无法回家团聚的周治川来说，2岁女儿稚嫩的声音是最温暖的治愈。
而立之年的周治川是八监区一名普通的青年民警，别看年纪不大，可已经是有两个“小棉袄”的幸福父亲。工作中他踏实肯干，任劳任怨，在封闭执勤期间，更是在做好分监区本职工作的前提下，主动补位，为战友们分担工作压力。
问及为何不换班回家与“小棉袄”团聚时，周治川笑呵呵地说：“小家固然重要，但为了维护监区安全稳定，总得有人坚守。”
一杠三星（一级警司）李策：
身在异乡的奉献
凌晨4点半，天色朦胧，寒风刺骨。一监区民警李策已经和同事们一起，带着配餐中心的服刑人员开始了一天的忙碌。
食材检验、物资运输、人员管理、烹饪机械的安全排查、烹饪操作的流程监督，李策尽力将每一件工作都做到极致。大年三十，他和同事们得确保服刑人员从菜品中感受到家的温暖，过一个有“滋味”的新年。
都说“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河南人李策在渝工作10个年头，有7个春节都坚守在岗位，他不是不想家，而是路途遥远，而相聚甚短，“回去一趟不容易，不如就在岗位上过年，让本地的战友可以过个幸福年。”
二杠一星（三级警督）王省：
惩教育人的传承
“90后的心态、80后的年纪、70后的稳重，生活中充满活力、工作中老练谨慎。”这便是同事们对五监区副监区长王省的评价。
大年三十这天，为确保监区安全稳定，王省一大早就出现在了监舍、楼层、饭厅、服刑人员活动现场，看似是巡查工作，其实则是他主动与战友们一起，确保整个监区在节日期间安全稳定。
连续几年春节在岗，同是垫江监狱民警的父母十分理解和支持。在王省当上监狱人民警察的第一天，父母便将艰苦奋斗、锐意进取、无私奉献的东印精神传递给了王省，他也在父辈们的熏陶下学会了谦虚谨慎、敬业担当。
大年三十，王省虽然放弃了年味和团聚，却担负起了老一辈监狱民警忠诚奉献、惩教育人的使命。
二杠二星（二级警督）郑涛：
春雨润物的洗涤
“郑分区，我还有两个多月就要刑满了，感谢你对我的鼓励和指引。”大年三十这天，服刑人员王某找到郑涛，真诚道谢。不仅如此，还有一些服刑人员也纷纷向郑涛汇报着一年的改造成绩。
现年39岁的郑涛是七监区一分监区的分监区长，做事果敢，奖惩分明。穿上警服之前，郑涛是一名中学教师，勤勤恳恳，诲人不倦，如今，当上监狱人民警察，在面对服刑人员时，依旧细致耐心，循循善诱。对郑涛而言，从一名教书育人的园丁变成指引囚子的摆渡人，改变的只是面对的人群，不变的却是润物细无声的初心。
一年到头，比起万家灯火，觥筹交错，服刑人员的改造成绩和监区的安全稳定，更让郑涛内心欢喜。因为这才是他选择这身警服的意义。
二杠三星（一级警督）朱荣新：
执法不阿的追寻
“今天大年三十，我们一定要认真做好服刑人员的疾病诊治工作，确保春节期间监狱的医疗安全。”一大早，十监区（医院）监区长朱荣新就召集所有医务民警开了一个短会，梳理工作任务，提醒注意事项。
45岁的朱荣新在监狱工作已有26年。在这段岁月中，他当过狱政管理科副科长、刑罚执行科科长，也当过教导员、监区长，“虽然岗位和职责不同，但在高墙内，惩教育人、公正执法的使命相同。”朱荣新说道。
生活里的他热爱读书、酷爱文墨，一行一句间，尽显岁月沉淀，一撇一捺中，书写字里乾坤。用朱荣新自己的话说，文章和书法都有章可循，正如监狱工作，必须奉公守法，以法为镜、以理服人。正因这样的感悟，才让朱荣新无论在哪个岗位，都步履稳健，脚踏实地。（记者 龙珊 张柳妞）
一杠一星（三级警司）王直：
年少有为的奋进
从初入“江湖”的“菜鸟警官”，到如今分监区民警、刑罚干事、教育干事一肩三挑的“全能选手”，勤奋、上进的90后帅小伙王直在短短3年时间里成长迅速。用他自己的话说：“趁着年轻，就该多学，多干。”
今年是王直第2个坚守在岗位上的春节。年三十也没有因节假日而放缓工作节奏，个别谈话、排查隐患、整理资料、组织活动……尽管工作任务满满，但他丝毫不懈怠。
就在几天前，他还在岗位上度过了自己25岁的生日。“虽然没有蜡烛，没有蛋糕，但是监区安全稳定、家人平安幸福，就是最好的生日礼物。”王直笑着说。
一杠二星（二级警司）周治川：
难能可贵的坚守
夜晚10点过，忙碌了一天的周治川回到办公室，拨通了家人的电话。“爸爸，我想你……”对于因坚守岗位无法回家团聚的周治川来说，2岁女儿稚嫩的声音是最温暖的治愈。
而立之年的周治川是八监区一名普通的青年民警，别看年纪不大，可已经是有两个“小棉袄”的幸福父亲。工作中他踏实肯干，任劳任怨，在封闭执勤期间，更是在做好分监区本职工作的前提下，主动补位，为战友们分担工作压力。
问及为何不换班回家与“小棉袄”团聚时，周治川笑呵呵地说：“小家固然重要，但为了维护监区安全稳定，总得有人坚守。”
一杠三星（一级警司）李策：
身在异乡的奉献
凌晨4点半，天色朦胧，寒风刺骨。一监区民警李策已经和同事们一起，带着配餐中心的服刑人员开始了一天的忙碌。
食材检验、物资运输、人员管理、烹饪机械的安全排查、烹饪操作的流程监督，李策尽力将每一件工作都做到极致。大年三十，他和同事们得确保服刑人员从菜品中感受到家的温暖，过一个有“滋味”的新年。
都说“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河南人李策在渝工作10个年头，有7个春节都坚守在岗位，他不是不想家，而是路途遥远，而相聚甚短，“回去一趟不容易，不如就在岗位上过年，让本地的战友可以过个幸福年。”
二杠一星（三级警督）王省：
惩教育人的传承
“90后的心态、80后的年纪、70后的稳重，生活中充满活力、工作中老练谨慎。”这便是同事们对五监区副监区长王省的评价。
大年三十这天，为确保监区安全稳定，王省一大早就出现在了监舍、楼层、饭厅、服刑人员活动现场，看似是巡查工作，其实则是他主动与战友们一起，确保整个监区在节日期间安全稳定。
连续几年春节在岗，同是垫江监狱民警的父母十分理解和支持。在王省当上监狱人民警察的第一天，父母便将艰苦奋斗、锐意进取、无私奉献的东印精神传递给了王省，他也在父辈们的熏陶下学会了谦虚谨慎、敬业担当。
大年三十，王省虽然放弃了年味和团聚，却担负起了老一辈监狱民警忠诚奉献、惩教育人的使命。
二杠二星（二级警督）郑涛：
春雨润物的洗涤
“郑分区，我还有两个多月就要刑满了，感谢你对我的鼓励和指引。”大年三十这天，服刑人员王某找到郑涛，真诚道谢。不仅如此，还有一些服刑人员也纷纷向郑涛汇报着一年的改造成绩。
现年39岁的郑涛是七监区一分监区的分监区长，做事果敢，奖惩分明。穿上警服之前，郑涛是一名中学教师，勤勤恳恳，诲人不倦，如今，当上监狱人民警察，在面对服刑人员时，依旧细致耐心，循循善诱。对郑涛而言，从一名教书育人的园丁变成指引囚子的摆渡人，改变的只是面对的人群，不变的却是润物细无声的初心。
一年到头，比起万家灯火，觥筹交错，服刑人员的改造成绩和监区的安全稳定，更让郑涛内心欢喜。因为这才是他选择这身警服的意义。
二杠三星（一级警督）朱荣新：
执法不阿的追寻
“今天大年三十，我们一定要认真做好服刑人员的疾病诊治工作，确保春节期间监狱的医疗安全。”一大早，十监区（医院）监区长朱荣新就召集所有医务民警开了一个短会，梳理工作任务，提醒注意事项。
45岁的朱荣新在监狱工作已有26年。在这段岁月中，他当过狱政管理科副科长、刑罚执行科科长，也当过教导员、监区长，“虽然岗位和职责不同，但在高墙内，惩教育人、公正执法的使命相同。”朱荣新说道。
生活里的他热爱读书、酷爱文墨，一行一句间，尽显岁月沉淀，一撇一捺中，书写字里乾坤。用朱荣新自己的话说，文章和书法都有章可循，正如监狱工作，必须奉公守法，以法为镜、以理服人。正因这样的感悟，才让朱荣新无论在哪个岗位，都步履稳健，脚踏实地。（记者 龙珊 张柳妞）
#十堰历史名人#【饶斌：牵头在十堰山沟里建起汽车城】“中国汽车工业之父”饶斌。对于“中国汽车工业之父”饶斌，十堰人民怀有一份深厚的感情。1964年，饶斌牵头负责在十堰筹建二汽，整整15年时间，他带领二汽人在茫茫荒山之中建起一座汽车城，使二汽、十堰市步入高速发展的快车道。
回顾饶斌的一生，是丰富多彩的，也是令人敬佩的：他是一位青年时代即投身革命的“白面书生”；他是一位指挥千军万马，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造出“解放”“东风”“红旗”的企业家；他是一位力排众议，让轿车走进寻常百姓之家的改革者……
饶斌参与二汽建设。
不停“跨界”，“白面书生”与中国汽车结缘
翻看饶斌一生的履历，可以看出他的经历非常丰富：在跟中国汽车工业结缘之前，学医出生的他曾担任过市长、大学校长等诸多职务。
饶斌，原名饶鸿熹，1913年出生于吉林市三道码头附近的白旗屯。祖父饶炳文曾在清朝为官，先后担任山西盐运使和吉林官银号督办。祖父去世后，饶斌随父母移居天津，在南开中学读书期间产生了参加革命的愿望。
1930年冬，饶斌考入“满洲医科大学”，回到东北。一年后，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一群不愿当亡国奴的中国学生流亡到北平（今北京），经与政府磋商，全部转入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饶斌也在其中。入学后，饶斌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1933年加入共青团。同年，他所在的组织遭到破坏，被迫前往青岛投奔兄长。1935年夏，饶斌又回到上海，考入上海医学院。但在当时的形势下，既无法安心读书，又无法轰轰烈烈地革命。一年后，他得知红军已到达陕北，便像许多热血青年一样，决心去延安参加革命。
抗战期间，饶斌先后担任中共晋西北临时省委秘书长，中共静乐地委宣传部长、地委副书记，中共晋西北八分区地委书记。抗战胜利后，中央选派大批干部挺进东北，饶斌和妻子张矛就在其中。
回到东北后，饶斌先后担任中共抚顺地委、市委书记，中共吉林市委书记，哈尔滨市市长，松江省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共松江省委副书记等职务。
饶斌跟汽车结缘的机遇来自于中国要建设汽车厂。1950年初，我国和苏联签订《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当时商谈的援助项目包括建设一个年产3万辆的中型卡车制造厂。当年中央人民政府重工业部成立汽车筹备组，任命郭力为组长。1952年，重工业部任命郭力为第一汽车制造厂厂长。
郭力上任之后，要求在地方请人做厂长，而自己让贤，这就是著名的“厂长请厂长”。郭力认为建设一汽需要地方政府的支援，调一位熟悉东北情况的干部当厂长，能够加快工程进展。因此，他向中央提出派一名熟悉东北情况、水平更高、能力更强的同志来当厂长。当时，饶斌是东北财经学院的院长，但他很羡慕那些在基层实实在在干事业的人，于是申请去一汽工作。
饶斌的任命过程在《中国汽车报》《长春日报》中有这么一段描述：“当时，政治局讨论一汽厂长任命时，毛主席询问过饶斌的情况：‘他是不是在哈尔滨市当过市长的那个白面书生？’列席会议的一机部副部长段君毅回答是，毛主席就问：‘他厉害吗？’在得到肯定的回答后，毛主席点点头。”
任命通过，饶斌人生的第一次转折在这里。1952年，饶斌受命领导我国第一汽车制造厂的建设。
二汽开工典礼大会。
半路出家，推动中国汽车工业发展
虽是半路出家，但饶斌领导一汽仅用3年时间就在长春市南郊的一片荒野上建起一座汽车城。1956年10月15日，举办了隆重的建厂祝捷大会。建成后的一汽，占地面积1.5平方公里，安装各种设备7552台（套），铁路专用线27.9公里，道路17.2万平方米，总投资5.94亿元，全部建筑和安装工程鉴定为“良”。
当汽车从装配线试装下线时，汽车用什么命名？这个问题立即送到中央政治局议定。中央领导确定叫“解放”牌，并请毛主席题写车名。毛主席挥毫写下“解放”字样，工厂立即做出模子铸成后，镶在车头。
1958年5月，一汽试制出第一辆“东风”牌轿车，5月21日将样车送到中南海。毛主席高兴地说：“我终于坐上了中国人自己造的小汽车。”消息传到一汽，广大职工受到很大鼓舞。事后饶斌等厂领导讨论，真正要解决中央领导乘坐国产小汽车问题，还必须集中力量研制高级轿车。厂里有关部门不分昼夜、争分夺秒地工作，第一辆“红旗”高级轿车于同年7月份试制出来。
1959年国庆，新一批“红旗”高级轿车“露脸”了，其中6辆车参加游行，两辆车作为阅兵车参加了阅兵式活动。此后，“红旗”轿车不断改进，解决技术难题，产品水平不断提高。饶斌说：“红旗轿车试制成功，为一汽争光，这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
经过“东风”与“红旗”轿车的试制，饶斌觉得一个工厂需要研究产品的机构。经工厂请求，1957年设在北京的汽车拖拉机研究所的所有人员与设备迁到长春。1958年底，全所人员458人、固定资产3155万元正式移交给一汽，这就是长春汽车研究所的前身，从此一汽有了自己的科研机构。
当年的荒山经过几十年建设，发展成为现代化的汽车城。
组建二汽，采取“全国聚宝”的方式调用优势力量
39岁到47岁是人生的黄金期，饶斌把美好的年华献给了一汽。1959年底，中央决定调饶斌任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兼汽车局局长。饶斌从1952年筹建一汽，到1960年离开一汽，整整工作了8个年头。在这8年里，一汽初步形成一个以载货汽车为主的现代化汽车制造和科研基地。
中国是一个大国，但只有一个汽车制造厂，这与大国的地位极不相符，也不利于社会主义建设。1964年，二汽建设被提上了日程。中央经过酝酿，决定由饶斌负责筹建二汽。
当年11月下旬，饶斌到北京报到，全力投入筹办工作中。一汽是前苏联帮助设计并派专家帮助完成建设的，而饶斌的决心是，把二汽建设成为我国自己设计、自己建设的现代化汽车制造厂。
厂址选定十堰后，饶斌把专业厂的同志组成几个大片，分赴各个山沟调查研究，做好工厂设计前的准备工作。饶斌白天看地形，丈量土地；晚上调查、了解人民生产生活情况，还要绘出草图，写出调查报告。冬季，鄂西北山区很冷，冷风吹进屋，盖两床被子还冷。屋里很少生炉子，更没有暖气，有时发些木炭取暖。职工穿着棉衣棉裤还觉得冷，而老乡们往往下身是两条单裤、一双布鞋，没有袜子。尽管如此，广大干部职工还是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二汽的建设中。
二汽筹办之初，除一机部、汽车工业公司指派的人外，只有饶斌算是二汽的人了。因此，他经常夹个棕色大皮包，到处奔波，找同志研究创建二汽的问题，当时人们戏称他为“皮包公司”。
当时，建设二汽必须走中国自己的道路，因为有了建设一汽的经验，饶斌制定“全国聚宝”的方式，调用一汽等有关工厂的骨干力量承包、建设二汽，并以采用国产设备为主、适当引进部分国外先进设备的思路建设二汽，这个建厂思路得到国务院领导的肯定。
挺过苦难，在十堰奋战十余载
二汽的建设过程困难重重，饶斌个人也经历了很多苦难，受到过一些不公正的对待。但是，他有一种强烈的责任感，要肩负起发展民族汽车工业的使命，想尽一切办法解决工作中的问题。
饶斌个人的问题得到国家领导人的关注，毛主席视察湖北省工作时说：“康世恩、饶斌都是有专长的人，如果没有什么大问题，应该让他们出来工作。”被调离的饶斌又回到二汽的建设工地。
1969年9月23日，第一辆东风EQ140载重车在二汽试制成功。同年12月30日，第一辆三吨半军用越野车也在二汽试制出来。
1977年10月6日，中央决定将饶斌调回北京任一机部副部长、党组成员，但饶斌希望继续留在二汽，因此他申请再干两年。当时，二汽另一位主要领导黄正夏向李先念副主席、谷牧副总理汇报：“中央10月6日要求饶斌回到一机部工作，但并没有提到免去原职，我们从十堰二汽革命和生产建设需要出发，希望明确饶斌仍兼任十堰二汽党委书记原职。”最后，饶斌又如愿回到二汽，他决定建设民用载重汽车生产基地。很快，这个“早出车、出好车”的愿望就在十堰的土地上实现，结束了我国载重汽车长期严重短缺的局面。
1979年，为二汽奋斗15年的饶斌回到北京，任第一机械部部长兼汽车总局局长。他大力推动我国机械工业扩大服务领域，提高产品质量，创新产品品种，提高经济效益，使机械工业在国民经济调整中克服了重重困难，走上新的发展道路。
1987年8月29日，饶斌在上海逝世，享年74岁。
回顾饶斌的一生，是丰富多彩的，也是令人敬佩的：他是一位青年时代即投身革命的“白面书生”；他是一位指挥千军万马，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造出“解放”“东风”“红旗”的企业家；他是一位力排众议，让轿车走进寻常百姓之家的改革者……
饶斌参与二汽建设。
不停“跨界”，“白面书生”与中国汽车结缘
翻看饶斌一生的履历，可以看出他的经历非常丰富：在跟中国汽车工业结缘之前，学医出生的他曾担任过市长、大学校长等诸多职务。
饶斌，原名饶鸿熹，1913年出生于吉林市三道码头附近的白旗屯。祖父饶炳文曾在清朝为官，先后担任山西盐运使和吉林官银号督办。祖父去世后，饶斌随父母移居天津，在南开中学读书期间产生了参加革命的愿望。
1930年冬，饶斌考入“满洲医科大学”，回到东北。一年后，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一群不愿当亡国奴的中国学生流亡到北平（今北京），经与政府磋商，全部转入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饶斌也在其中。入学后，饶斌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1933年加入共青团。同年，他所在的组织遭到破坏，被迫前往青岛投奔兄长。1935年夏，饶斌又回到上海，考入上海医学院。但在当时的形势下，既无法安心读书，又无法轰轰烈烈地革命。一年后，他得知红军已到达陕北，便像许多热血青年一样，决心去延安参加革命。
抗战期间，饶斌先后担任中共晋西北临时省委秘书长，中共静乐地委宣传部长、地委副书记，中共晋西北八分区地委书记。抗战胜利后，中央选派大批干部挺进东北，饶斌和妻子张矛就在其中。
回到东北后，饶斌先后担任中共抚顺地委、市委书记，中共吉林市委书记，哈尔滨市市长，松江省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共松江省委副书记等职务。
饶斌跟汽车结缘的机遇来自于中国要建设汽车厂。1950年初，我国和苏联签订《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当时商谈的援助项目包括建设一个年产3万辆的中型卡车制造厂。当年中央人民政府重工业部成立汽车筹备组，任命郭力为组长。1952年，重工业部任命郭力为第一汽车制造厂厂长。
郭力上任之后，要求在地方请人做厂长，而自己让贤，这就是著名的“厂长请厂长”。郭力认为建设一汽需要地方政府的支援，调一位熟悉东北情况的干部当厂长，能够加快工程进展。因此，他向中央提出派一名熟悉东北情况、水平更高、能力更强的同志来当厂长。当时，饶斌是东北财经学院的院长，但他很羡慕那些在基层实实在在干事业的人，于是申请去一汽工作。
饶斌的任命过程在《中国汽车报》《长春日报》中有这么一段描述：“当时，政治局讨论一汽厂长任命时，毛主席询问过饶斌的情况：‘他是不是在哈尔滨市当过市长的那个白面书生？’列席会议的一机部副部长段君毅回答是，毛主席就问：‘他厉害吗？’在得到肯定的回答后，毛主席点点头。”
任命通过，饶斌人生的第一次转折在这里。1952年，饶斌受命领导我国第一汽车制造厂的建设。
二汽开工典礼大会。
半路出家，推动中国汽车工业发展
虽是半路出家，但饶斌领导一汽仅用3年时间就在长春市南郊的一片荒野上建起一座汽车城。1956年10月15日，举办了隆重的建厂祝捷大会。建成后的一汽，占地面积1.5平方公里，安装各种设备7552台（套），铁路专用线27.9公里，道路17.2万平方米，总投资5.94亿元，全部建筑和安装工程鉴定为“良”。
当汽车从装配线试装下线时，汽车用什么命名？这个问题立即送到中央政治局议定。中央领导确定叫“解放”牌，并请毛主席题写车名。毛主席挥毫写下“解放”字样，工厂立即做出模子铸成后，镶在车头。
1958年5月，一汽试制出第一辆“东风”牌轿车，5月21日将样车送到中南海。毛主席高兴地说：“我终于坐上了中国人自己造的小汽车。”消息传到一汽，广大职工受到很大鼓舞。事后饶斌等厂领导讨论，真正要解决中央领导乘坐国产小汽车问题，还必须集中力量研制高级轿车。厂里有关部门不分昼夜、争分夺秒地工作，第一辆“红旗”高级轿车于同年7月份试制出来。
1959年国庆，新一批“红旗”高级轿车“露脸”了，其中6辆车参加游行，两辆车作为阅兵车参加了阅兵式活动。此后，“红旗”轿车不断改进，解决技术难题，产品水平不断提高。饶斌说：“红旗轿车试制成功，为一汽争光，这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
经过“东风”与“红旗”轿车的试制，饶斌觉得一个工厂需要研究产品的机构。经工厂请求，1957年设在北京的汽车拖拉机研究所的所有人员与设备迁到长春。1958年底，全所人员458人、固定资产3155万元正式移交给一汽，这就是长春汽车研究所的前身，从此一汽有了自己的科研机构。
当年的荒山经过几十年建设，发展成为现代化的汽车城。
组建二汽，采取“全国聚宝”的方式调用优势力量
39岁到47岁是人生的黄金期，饶斌把美好的年华献给了一汽。1959年底，中央决定调饶斌任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兼汽车局局长。饶斌从1952年筹建一汽，到1960年离开一汽，整整工作了8个年头。在这8年里，一汽初步形成一个以载货汽车为主的现代化汽车制造和科研基地。
中国是一个大国，但只有一个汽车制造厂，这与大国的地位极不相符，也不利于社会主义建设。1964年，二汽建设被提上了日程。中央经过酝酿，决定由饶斌负责筹建二汽。
当年11月下旬，饶斌到北京报到，全力投入筹办工作中。一汽是前苏联帮助设计并派专家帮助完成建设的，而饶斌的决心是，把二汽建设成为我国自己设计、自己建设的现代化汽车制造厂。
厂址选定十堰后，饶斌把专业厂的同志组成几个大片，分赴各个山沟调查研究，做好工厂设计前的准备工作。饶斌白天看地形，丈量土地；晚上调查、了解人民生产生活情况，还要绘出草图，写出调查报告。冬季，鄂西北山区很冷，冷风吹进屋，盖两床被子还冷。屋里很少生炉子，更没有暖气，有时发些木炭取暖。职工穿着棉衣棉裤还觉得冷，而老乡们往往下身是两条单裤、一双布鞋，没有袜子。尽管如此，广大干部职工还是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二汽的建设中。
二汽筹办之初，除一机部、汽车工业公司指派的人外，只有饶斌算是二汽的人了。因此，他经常夹个棕色大皮包，到处奔波，找同志研究创建二汽的问题，当时人们戏称他为“皮包公司”。
当时，建设二汽必须走中国自己的道路，因为有了建设一汽的经验，饶斌制定“全国聚宝”的方式，调用一汽等有关工厂的骨干力量承包、建设二汽，并以采用国产设备为主、适当引进部分国外先进设备的思路建设二汽，这个建厂思路得到国务院领导的肯定。
挺过苦难，在十堰奋战十余载
二汽的建设过程困难重重，饶斌个人也经历了很多苦难，受到过一些不公正的对待。但是，他有一种强烈的责任感，要肩负起发展民族汽车工业的使命，想尽一切办法解决工作中的问题。
饶斌个人的问题得到国家领导人的关注，毛主席视察湖北省工作时说：“康世恩、饶斌都是有专长的人，如果没有什么大问题，应该让他们出来工作。”被调离的饶斌又回到二汽的建设工地。
1969年9月23日，第一辆东风EQ140载重车在二汽试制成功。同年12月30日，第一辆三吨半军用越野车也在二汽试制出来。
1977年10月6日，中央决定将饶斌调回北京任一机部副部长、党组成员，但饶斌希望继续留在二汽，因此他申请再干两年。当时，二汽另一位主要领导黄正夏向李先念副主席、谷牧副总理汇报：“中央10月6日要求饶斌回到一机部工作，但并没有提到免去原职，我们从十堰二汽革命和生产建设需要出发，希望明确饶斌仍兼任十堰二汽党委书记原职。”最后，饶斌又如愿回到二汽，他决定建设民用载重汽车生产基地。很快，这个“早出车、出好车”的愿望就在十堰的土地上实现，结束了我国载重汽车长期严重短缺的局面。
1979年，为二汽奋斗15年的饶斌回到北京，任第一机械部部长兼汽车总局局长。他大力推动我国机械工业扩大服务领域，提高产品质量，创新产品品种，提高经济效益，使机械工业在国民经济调整中克服了重重困难，走上新的发展道路。
1987年8月29日，饶斌在上海逝世，享年74岁。
95后空姐转型新农人，成凉山会理石榴代言人
8月4日，四川大凉山会理县的石榴种植户开始采摘第一批成熟的果子。今年是个好年景，石榴迎来大丰收，当地40万亩石榴园预计产出70万吨的石榴。在第一批石榴成熟前的半个月，何爽每天早上6点钟就要动身前往县城周边的各个产区，为消费者挑选出最优质的果子。
何爽今年24岁，是会理县这片大山中走出的一位95后空姐，自然也是“全村的骄傲”。2017年，她却毅然选择从东方航空辞职，回到大山种起了石榴。父母几经劝说和反对，还是没拗过她的执拗，只好任其“瞎折腾”。
从东航辞职，何爽并非任性，而是看中了当时水果电商在会理崛起的机会。会理县冬暖夏温，山地绵延，拥有独特砂石红土，是国内最大的石榴产区，种植面积约占全国的四分之一。在此前的20年，这里的石榴都是靠着大货车沿着盘山公路，一车一车地运出大山，走向全国的批发市场、次级批发市场、商超以及零售店。
“电商给大山带来了新的可能性，给石榴产业带来了新动能。对于个人来说，也是一次难得机会。虽然空姐是一份很体面的工作，但我更希望能有自己的事业。”何爽说。
空姐转型新农人
2017年是会理水果电商起步的头一年，起家于农产品的拼多多也在这一年迅速崛起，为农货上行开辟了新的通道。当地的种植户、合作社纷纷尝试在拼多多上卖石榴，外地的经销商也开始进驻会理试水电商这条路。何爽回来的第一年虽然踩中了电商的红利期，但起步并不顺利，一度撞上了“新手墙”。
“创业第一年，没有运营电商的经验，店铺订单体量不大，快递拒收是常有的事儿，供应链也不稳定，每一天压力都很大。”何爽回忆说，有一次打包完当天的订单，已经是后半夜，给快递公司打了100多通电话，全都拒绝接单。深夜发货在销售旺季几乎是常态，快递拒收的主要原因还是自己订单量不够大。
平台有发货时效，石榴也有保质期，多停留一天，损耗就越大，何爽只好大半夜挨家快递去敲门，终于在凌晨把货发出去。从那个时候起，何爽就暗暗跟自己较劲，一定要把店铺订单量做起来，让快递不敢罢工。
回家的前两年，网上开店、直播带货、产品代发、社区团购，何爽逐一都尝试过，但都是不温不火，直到接到了多多果园的订单。2019年，何爽的店铺开始为多多果园供货，当年8月至10月的石榴供货量就达到70万单，并带动店铺销售超过60万单，三个月累计销售800万斤，销售额超过3000万元，正式打开了电商市场的缺口。
“石榴是水果当中的小类目，多多果园最重要的一点是把会理石榴推荐给了用户。”何爽说：“用户免费获得了一单石榴，觉得好吃就会复购，从而给店铺带来更多的增量订单。”
据了解，2019年下半年，石榴市场行情出现波动，会理当地大批冷藏果价格走低，难以出库，也是多多果园的订单缓解了库存问题。“当地至少有十家商户为多多果园供货，每家一天至少一万单，仅我们店铺就累计收购近200万斤的果子。”何爽觉得电商最稳妥的一点就是能卖出货，即使市场行情不好，也可以保证资金的流动性。
今年除了继续为多多果园供货，店铺每天也拥有非常稳定的订单，何爽打算继续扩大在供应链端的优势，自己投资300万筹建了一座3000平米的冷库，预计在9月旺季的时候正式投产。
回到大山的三年来，何爽从空姐成功转型新农人，不仅有了自己的事业，也成了会理的石榴代言人。一路走来，何爽也没忘记回馈家乡。从去年开始，何爽连续两年捐助了会理黄柏小学。黄柏小学位于海拔3000米的山区，当地经济相对贫困，在这所学校读书的也都是贫困子弟。除了为孩子们捐赠鞋子衣物、牙膏牙刷、保温杯等生活用品，保证孩子的生活质量，何爽还定期捐书捐钱，目前累计捐款超过9万元。
何爽说：“希望以后每年都可以捐助一所会理当地的小学，尽一点微薄之力，让更多的孩子有机会走出大山。”
“今年线上线下的市场份额将持平”
今年石榴大丰收本是令种植户高兴的事儿，但首批上市的石榴价格却不容乐观。相比去年，收购价几乎腰斩。当地传统品种硬籽石榴去年的收购价是2.3元/斤，今年只有1.3元/斤;新培育的突尼斯软籽石榴去年收购价在6元到7元之间，今年只有3元/斤。
首批石榴价格下跌的主要原因是受新冠疫情的影响，会理的石榴往年一度远销东南亚、中东和欧洲的市场，今年出口市场基本停掉了，而内地市场也受到波及。一位当地的经销商表示，去年这个时候，进出会理的大货车已经排成了队，9月份上市的石榴基本都被预定完了，而今年的大货车数量明显减少，大客户对市场缺乏信心，多在观望。
线下渠道遇冷，线上的订单却令人充满信心。李恒是拼多多平台石榴类目的头部卖家之一，此前主营服装类目，去年转型做水果电商，并进驻会理卖起了石榴。今年开工第一天，首批采摘的石榴就发货接近一万单。据李恒介绍，除去多多果园的订单，2019年店铺每月石榴销售额在600万元，今年8月至10月石榴销售旺季，店铺每天的订单预计将超过3万单，月销售额将超过1200万元。
何爽对今年线上的市场同样充满信心，首批石榴上市以来，前三天的订单量已经超过20万斤，而线上市场后期的爆发力更加令人期待。目前来看，今年店铺的日均订单量要远超去年，销售额保守估计在4000万左右。“线上卖得好也会提振线下客户的信心，石榴销售的旺季刚刚开始，市场价格将会进一步回暖。”
今年50岁的邹文华是当地的种植户，种了一辈子石榴。“种石榴也是靠天吃饭，最怕的就是干旱和大风天气。干旱除了导致减产，石榴品相也不好，就卖不上价钱。大风天气就更不用说了，从金沙江吹来一阵江风，可能一半的果子都会被打落。”对于邹文华而言，相比往年的天气灾害，今年的疫情并不令他担心：“如果搁在往年，石榴有可能真的要烂在地里。现在有了电商，石榴就多了一个好销路。”
邹文华自家种有二十亩石榴，其中十亩软籽石榴一股脑儿都卖给了何爽。今年石榴的收购价格虽然不高，但他粗略算了一下，二十亩石榴能卖20万，净利润也不低，13万左右。 “电商是小爽她们年轻人的事儿，我们搞不来，但这两年石榴好卖了，收入就有了保障，拼多多的功劳是有的。”
拼多多数据显示，平台石榴类目的卖家中，首批上市的石榴日均订单超过1万单的就有17家，相比去年增加了12家，订单量暴增的同时，竞争也比往年更为激烈。据李恒估计，疫情将进一步打开线上的增量市场，2019年会理石榴电商市场的份额大概占三成，今年线上线下的比例将持平，未来两三年，线上有可能反超线下。
25000亩的云端农场
在会理县40万亩石榴果园中，95%以上都是农户自主种植，从几亩到几十亩不等，家庭人口少就少种，家庭人口多的就多种，属于我国典型的小农模式。小农模式抗风险能力相对较低，会理很多农户便自发组织成立合作社，统一经营管理，共享市场信息，并对农具化肥产品进行统购统销。
“人均一亩三分地，户均不过十亩田”是国内许多地方农业的真实写照。这样的资源禀赋决定了现阶段不可能都像欧美那样搞大规模农业、大机械作业。据了解，为了帮助小农户融入电商大市场，使得农村、农业、农民能够持续分享消费互联网的发展成果，拼多多推出了“农地云拼”这一创新模式。
拼多多新农业农村研究院副院长狄拉克介绍，“农地云拼”的核心是“拼购+产地直发”，拼购将消费端分散、临时的需求，在时间和空间上形成归集效应，为农业合作社和家庭农场提供长期稳定的订单。同时，稳定的需求又将重塑农产品流通链条，产地直发取代层层分销成为农产品上行的主流，让农田直连写字楼小区，将农产品由“产销对接”升级为“产消对接”。
“‘农地云拼’使得传统小农模式下的分散农田，在云端拼聚成为超级农场，通过互联网将小农生产在云端实现了集约化和规模化，将小农户、合作社和现代农业实现了有机衔接，为中国农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可能性。”狄拉克说。
何爽自家的石榴种植园就隶属一家合作社，合作社一共五户人家，石榴种植面积达到110亩，何爽父母所占的比例最大。在何爽回来从事电商之前，合作社果园所产的果子都是通过线下渠道走出大山。
目前，这110亩果园已经成为何爽拼多多店铺的独家货源。除此之外，何爽还要大量采购当地农户、合作社种植的石榴，仅去年销售的800万斤就覆盖种植面积达1600亩，为200户石榴种植户提供了销量保证。今年，何爽打算在自家种植园的基础上再扩大100亩。
据会理县电商协会数据显示，目前当地注册电商企业超过110家，年销售额千万级别的有10家左右，共带动当地5000亩石榴种植园上行云端超级农场。狄拉克也算了一笔账，今年平台销售1000万斤石榴的商家保底就有10家，将带动会理20000亩石榴产区率先上行云端超级农场。未来两三年，会理县云端石榴种植果园的规模有望扩大两至三倍。
8月4日，四川大凉山会理县的石榴种植户开始采摘第一批成熟的果子。今年是个好年景，石榴迎来大丰收，当地40万亩石榴园预计产出70万吨的石榴。在第一批石榴成熟前的半个月，何爽每天早上6点钟就要动身前往县城周边的各个产区，为消费者挑选出最优质的果子。
何爽今年24岁，是会理县这片大山中走出的一位95后空姐，自然也是“全村的骄傲”。2017年，她却毅然选择从东方航空辞职，回到大山种起了石榴。父母几经劝说和反对，还是没拗过她的执拗，只好任其“瞎折腾”。
从东航辞职，何爽并非任性，而是看中了当时水果电商在会理崛起的机会。会理县冬暖夏温，山地绵延，拥有独特砂石红土，是国内最大的石榴产区，种植面积约占全国的四分之一。在此前的20年，这里的石榴都是靠着大货车沿着盘山公路，一车一车地运出大山，走向全国的批发市场、次级批发市场、商超以及零售店。
“电商给大山带来了新的可能性，给石榴产业带来了新动能。对于个人来说，也是一次难得机会。虽然空姐是一份很体面的工作，但我更希望能有自己的事业。”何爽说。
空姐转型新农人
2017年是会理水果电商起步的头一年，起家于农产品的拼多多也在这一年迅速崛起，为农货上行开辟了新的通道。当地的种植户、合作社纷纷尝试在拼多多上卖石榴，外地的经销商也开始进驻会理试水电商这条路。何爽回来的第一年虽然踩中了电商的红利期，但起步并不顺利，一度撞上了“新手墙”。
“创业第一年，没有运营电商的经验，店铺订单体量不大，快递拒收是常有的事儿，供应链也不稳定，每一天压力都很大。”何爽回忆说，有一次打包完当天的订单，已经是后半夜，给快递公司打了100多通电话，全都拒绝接单。深夜发货在销售旺季几乎是常态，快递拒收的主要原因还是自己订单量不够大。
平台有发货时效，石榴也有保质期，多停留一天，损耗就越大，何爽只好大半夜挨家快递去敲门，终于在凌晨把货发出去。从那个时候起，何爽就暗暗跟自己较劲，一定要把店铺订单量做起来，让快递不敢罢工。
回家的前两年，网上开店、直播带货、产品代发、社区团购，何爽逐一都尝试过，但都是不温不火，直到接到了多多果园的订单。2019年，何爽的店铺开始为多多果园供货，当年8月至10月的石榴供货量就达到70万单，并带动店铺销售超过60万单，三个月累计销售800万斤，销售额超过3000万元，正式打开了电商市场的缺口。
“石榴是水果当中的小类目，多多果园最重要的一点是把会理石榴推荐给了用户。”何爽说：“用户免费获得了一单石榴，觉得好吃就会复购，从而给店铺带来更多的增量订单。”
据了解，2019年下半年，石榴市场行情出现波动，会理当地大批冷藏果价格走低，难以出库，也是多多果园的订单缓解了库存问题。“当地至少有十家商户为多多果园供货，每家一天至少一万单，仅我们店铺就累计收购近200万斤的果子。”何爽觉得电商最稳妥的一点就是能卖出货，即使市场行情不好，也可以保证资金的流动性。
今年除了继续为多多果园供货，店铺每天也拥有非常稳定的订单，何爽打算继续扩大在供应链端的优势，自己投资300万筹建了一座3000平米的冷库，预计在9月旺季的时候正式投产。
回到大山的三年来，何爽从空姐成功转型新农人，不仅有了自己的事业，也成了会理的石榴代言人。一路走来，何爽也没忘记回馈家乡。从去年开始，何爽连续两年捐助了会理黄柏小学。黄柏小学位于海拔3000米的山区，当地经济相对贫困，在这所学校读书的也都是贫困子弟。除了为孩子们捐赠鞋子衣物、牙膏牙刷、保温杯等生活用品，保证孩子的生活质量，何爽还定期捐书捐钱，目前累计捐款超过9万元。
何爽说：“希望以后每年都可以捐助一所会理当地的小学，尽一点微薄之力，让更多的孩子有机会走出大山。”
“今年线上线下的市场份额将持平”
今年石榴大丰收本是令种植户高兴的事儿，但首批上市的石榴价格却不容乐观。相比去年，收购价几乎腰斩。当地传统品种硬籽石榴去年的收购价是2.3元/斤，今年只有1.3元/斤;新培育的突尼斯软籽石榴去年收购价在6元到7元之间，今年只有3元/斤。
首批石榴价格下跌的主要原因是受新冠疫情的影响，会理的石榴往年一度远销东南亚、中东和欧洲的市场，今年出口市场基本停掉了，而内地市场也受到波及。一位当地的经销商表示，去年这个时候，进出会理的大货车已经排成了队，9月份上市的石榴基本都被预定完了，而今年的大货车数量明显减少，大客户对市场缺乏信心，多在观望。
线下渠道遇冷，线上的订单却令人充满信心。李恒是拼多多平台石榴类目的头部卖家之一，此前主营服装类目，去年转型做水果电商，并进驻会理卖起了石榴。今年开工第一天，首批采摘的石榴就发货接近一万单。据李恒介绍，除去多多果园的订单，2019年店铺每月石榴销售额在600万元，今年8月至10月石榴销售旺季，店铺每天的订单预计将超过3万单，月销售额将超过1200万元。
何爽对今年线上的市场同样充满信心，首批石榴上市以来，前三天的订单量已经超过20万斤，而线上市场后期的爆发力更加令人期待。目前来看，今年店铺的日均订单量要远超去年，销售额保守估计在4000万左右。“线上卖得好也会提振线下客户的信心，石榴销售的旺季刚刚开始，市场价格将会进一步回暖。”
今年50岁的邹文华是当地的种植户，种了一辈子石榴。“种石榴也是靠天吃饭，最怕的就是干旱和大风天气。干旱除了导致减产，石榴品相也不好，就卖不上价钱。大风天气就更不用说了，从金沙江吹来一阵江风，可能一半的果子都会被打落。”对于邹文华而言，相比往年的天气灾害，今年的疫情并不令他担心：“如果搁在往年，石榴有可能真的要烂在地里。现在有了电商，石榴就多了一个好销路。”
邹文华自家种有二十亩石榴，其中十亩软籽石榴一股脑儿都卖给了何爽。今年石榴的收购价格虽然不高，但他粗略算了一下，二十亩石榴能卖20万，净利润也不低，13万左右。 “电商是小爽她们年轻人的事儿，我们搞不来，但这两年石榴好卖了，收入就有了保障，拼多多的功劳是有的。”
拼多多数据显示，平台石榴类目的卖家中，首批上市的石榴日均订单超过1万单的就有17家，相比去年增加了12家，订单量暴增的同时，竞争也比往年更为激烈。据李恒估计，疫情将进一步打开线上的增量市场，2019年会理石榴电商市场的份额大概占三成，今年线上线下的比例将持平，未来两三年，线上有可能反超线下。
25000亩的云端农场
在会理县40万亩石榴果园中，95%以上都是农户自主种植，从几亩到几十亩不等，家庭人口少就少种，家庭人口多的就多种，属于我国典型的小农模式。小农模式抗风险能力相对较低，会理很多农户便自发组织成立合作社，统一经营管理，共享市场信息，并对农具化肥产品进行统购统销。
“人均一亩三分地，户均不过十亩田”是国内许多地方农业的真实写照。这样的资源禀赋决定了现阶段不可能都像欧美那样搞大规模农业、大机械作业。据了解，为了帮助小农户融入电商大市场，使得农村、农业、农民能够持续分享消费互联网的发展成果，拼多多推出了“农地云拼”这一创新模式。
拼多多新农业农村研究院副院长狄拉克介绍，“农地云拼”的核心是“拼购+产地直发”，拼购将消费端分散、临时的需求，在时间和空间上形成归集效应，为农业合作社和家庭农场提供长期稳定的订单。同时，稳定的需求又将重塑农产品流通链条，产地直发取代层层分销成为农产品上行的主流，让农田直连写字楼小区，将农产品由“产销对接”升级为“产消对接”。
“‘农地云拼’使得传统小农模式下的分散农田，在云端拼聚成为超级农场，通过互联网将小农生产在云端实现了集约化和规模化，将小农户、合作社和现代农业实现了有机衔接，为中国农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可能性。”狄拉克说。
何爽自家的石榴种植园就隶属一家合作社，合作社一共五户人家，石榴种植面积达到110亩，何爽父母所占的比例最大。在何爽回来从事电商之前，合作社果园所产的果子都是通过线下渠道走出大山。
目前，这110亩果园已经成为何爽拼多多店铺的独家货源。除此之外，何爽还要大量采购当地农户、合作社种植的石榴，仅去年销售的800万斤就覆盖种植面积达1600亩，为200户石榴种植户提供了销量保证。今年，何爽打算在自家种植园的基础上再扩大100亩。
据会理县电商协会数据显示，目前当地注册电商企业超过110家，年销售额千万级别的有10家左右，共带动当地5000亩石榴种植园上行云端超级农场。狄拉克也算了一笔账，今年平台销售1000万斤石榴的商家保底就有10家，将带动会理20000亩石榴产区率先上行云端超级农场。未来两三年，会理县云端石榴种植果园的规模有望扩大两至三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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