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我用尽全力 才过上了平凡的一生
2020-12-23来源：腾讯网文化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相信这是每个人都不能再熟悉的一句诗。每每读来，一幅旷远辽阔的田园景观便呈现在了我们的脑海里。
在这日新月异的时代，每个步履匆匆的人都曾不约而同地向往着桃花源一般的生活。然而当我们看到现实的“一地鸡毛”后，谁又能够真正潇洒地寻找到属于自己的世外桃源呢？
喜爱陶渊明《饮酒》这首诗的人，也往往欣赏诗句背后那“不汲汲于名利，一心回归自然”的怡然心境。因为，陶渊明——这位被尊称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 ”的古代第一位田园诗人，真正意义上做到了“归隐”。
古往今来，世人谈论归隐多半是仕途不顺或者逃避现实，世人追求悠然闲适也多半会在欲望满足后感到空虚。
在诗句中我们看到，“日日见南山”的陶渊明，可以在“草盛豆苗稀”的生活中做潇洒自在的“五柳先生”。苏轼就评价道：“古今贤之，贵其真也。”人生短短几十年，唯有陶渊明活出了：平凡是唯一的答案。
可是，很多人却不知道，陶渊明寻找内心的世外桃源，在蜕变成“陶潜”的路上，究竟跨越了多少重重阻隔。
心怀冲天之志，历经五仕五隐
陶渊明，字元亮，号“五柳先生”，世称“靖节先生”，是东晋末年到刘宋初年的杰出诗人、辞赋家。人人皆称陶渊明淡泊归田园，却很少有人了解到他曾满怀一心报国之志，是个“猛志逸四海，骞志思远志”的热血青年。
陶渊明祖上是个官宦世家，曾祖父陶侃是晋朝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大司马，外祖父孟嘉也是东晋时期名扬京师的官员。其父亲虽然也颇有一番成就，但去世得早，等到陶渊明心智成熟之际，家道已经中落。但是，这样“幼年家贫”的成长环境，很容易培养出一个拥有远大志向、眼界开阔的人才。
不出所料，“少而贫苦”的陶渊明，内心却一直过着十分富足的生活，自幼便饱浸在儒家经典之中，对于《老子》、《庄子》等书也颇有涉猎。
因此，儒家的救世进取的思想以及道家大道无为的观念，很早便深深地刻在陶渊明的心中。再加上，在祖上光荣事迹的耳濡目染，陶渊明在心中发展出了两个截然不同的人生志向：
想要跟曾祖父一样步入仕途、佐君立业；同时也想如外祖父孟嘉一样活得放荡不羁。可是世上怎有双全的法子，这两个截然相反的人生志向，如同陶渊明心中两匹背向而驰的良驹，让他常常面对进退的抉择，痛苦不堪。
《逍遥游》：“北冥有鱼，其名为鲲……化而为鸟，其名为鹏”，正值少壮之年的陶渊明选择做一只鲲鹏，开始了他的游宦前半生。
然而，东晋时期，整个国家处在内忧外患之中，上有昏庸无道的皇帝，下有饱受剥削的老百姓，官场风气更是混乱腐败。因为官宦制度导致的“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陶渊明根本无法想要有所作为。
想要一展鸿志的陶渊明一入官场看到却是，各种名利勾结与阿谀奉承，各种为谋一己私利而剥削百姓。公正不阿，性格耿直的陶渊明根本做不到同流合污，攀附权贵，格格不入的他早已在一次又一次的遭遇中心灰意冷，头也不回地离开了“救济苍生”的官场。
陶渊跌跌撞撞地一路走来，度过了五仕五隐的十年，活到了不惑之年。他最后一次做的官是彭泽令，再次出仕的八十天里，留下了“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的千古佳话。从此，他心中的两股声音只剩下一句洒脱的呐喊：辞官归田。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
“归去来兮……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 欧阳修高度赞扬说：“晋无文章，惟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一片而已。”陶潜留下《归去来兮辞》一文后，便开始了做回真实的自己的后半生——田园归隐生活。
在远离尘网的田园生活中，诗兴大发的陶潜，将字字句句寄情山水之间，留给了后人从山间到书房体悟到的生活真谛。
陶潜亲身耕作在田地时，体会到了劳动人民的汗水，“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的他常常得到的是“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但是他内心颇感充实，因为找到了自己真正的归宿，在《五柳先生传》的文字中，尽是与劳苦百姓共同劳作的亲切情感。
岁月静好，虽然田园生活艰苦，但陶潜过得十分潇洒，耕地、写诗、喝酒是他生活的主旋律。因为这正是他心中向往的生活，南山的美景尽收眼底，陶潜常常在喝醉后抚一把无弦琴，恬静的旋律已在心中，又需要什么琴弦呢？
其实，陶潜的田园生活是非常的贫乏的。甚至，在陶潜四十四岁的时候，一场大火带走了他的“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让本来一家人就十分窘迫的生活更是雪上加霜。但是，陶潜都看破了乱世纷扰，面对这场遭遇更是波澜不惊，很快在亲友的帮助下又建好了草屋。
后来，于陶潜迁居后不久，先是朝廷派人征召他为著作佐郎，陶潜以身体原因拒绝了。再后来，拜访陶潜的人更是络绎不绝，虽然他们官位不同，但目的都一样——劝他出仕。
其中，檀道济带好酒好肉劝他出仕，然而陶潜在酒意深处回答道，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一心归隐的陶潜还是免不了会受到尘网的纷扰。不久，两晋灭亡，朝代更迭，听闻消息的陶潜沉默不语，走进书房，提笔写道：
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行，忘路之远近。
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
在这篇流传千古的《桃花源记》中，陶潜是在感叹乱世纷争吗？当然不是，他用尽了全力，才过上平凡的后半生。他只是希望能够找到一处与世隔绝的地方，无人前来打扰。那里没有阴暗的官场，没有被压榨的百姓，只有安居乐业的人们过着不问世事的安宁生活。
历经波折才得以回归平凡
看那林间有鲲鹏，怨天低而不飞。心怀救济苍生之意的陶渊明，怎料得在那个世道崩坏的时代，做一个小小县令也要违背自己的内心。天地之大，竟然没有一处供自己俯仰苍生之地，于是他大袖一甩，把自己的身心安置在了山水之间。
陶渊明却不曾想过，他的这一洒脱的归隐，影响十分深远，为遇不得志之境时的后人皆寻得一精神归宿。从唐宋至今，赞叹陶渊明的诗篇早已成百上千，借陶渊明抒发壮志难酬，想要寄情山水的诗人也不在少数。如，宋代大诗人，辛弃疾在仕途不顺之际，不禁就想到“须信采菊东篱，高情千载，只有陶彭泽”来聊以慰藉。
当然也有不少人称陶渊明为“懦弱的逃避者”，但是朱熹曾为其辩解：“……陶渊明诗，人皆说是平淡，据某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来不觉耳。”
因为懂陶渊明追求平淡的人很多，为他入仕途而不顺愤愤不平的人也有很多，而只有懂得他内心豪放的人才是陶渊明的知己。“造饮则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想必，饮酒饮到洒脱而不生愁思的人可能只有陶渊明了。
只有遵从本性，才能活出自己想要的人生，然而人们想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
陶渊明前半辈子“从游桓玄，刘裕幕下，力图救晋室于水火”，历经了多少波折，才得以换得如今的回归内心的道路。公元427年，陶渊明于茅草屋内，安然逝去，但他“诗和远方”的生活却生生不息，激励着后世。
2020-12-23来源：腾讯网文化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相信这是每个人都不能再熟悉的一句诗。每每读来，一幅旷远辽阔的田园景观便呈现在了我们的脑海里。
在这日新月异的时代，每个步履匆匆的人都曾不约而同地向往着桃花源一般的生活。然而当我们看到现实的“一地鸡毛”后，谁又能够真正潇洒地寻找到属于自己的世外桃源呢？
喜爱陶渊明《饮酒》这首诗的人，也往往欣赏诗句背后那“不汲汲于名利，一心回归自然”的怡然心境。因为，陶渊明——这位被尊称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 ”的古代第一位田园诗人，真正意义上做到了“归隐”。
古往今来，世人谈论归隐多半是仕途不顺或者逃避现实，世人追求悠然闲适也多半会在欲望满足后感到空虚。
在诗句中我们看到，“日日见南山”的陶渊明，可以在“草盛豆苗稀”的生活中做潇洒自在的“五柳先生”。苏轼就评价道：“古今贤之，贵其真也。”人生短短几十年，唯有陶渊明活出了：平凡是唯一的答案。
可是，很多人却不知道，陶渊明寻找内心的世外桃源，在蜕变成“陶潜”的路上，究竟跨越了多少重重阻隔。
心怀冲天之志，历经五仕五隐
陶渊明，字元亮，号“五柳先生”，世称“靖节先生”，是东晋末年到刘宋初年的杰出诗人、辞赋家。人人皆称陶渊明淡泊归田园，却很少有人了解到他曾满怀一心报国之志，是个“猛志逸四海，骞志思远志”的热血青年。
陶渊明祖上是个官宦世家，曾祖父陶侃是晋朝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大司马，外祖父孟嘉也是东晋时期名扬京师的官员。其父亲虽然也颇有一番成就，但去世得早，等到陶渊明心智成熟之际，家道已经中落。但是，这样“幼年家贫”的成长环境，很容易培养出一个拥有远大志向、眼界开阔的人才。
不出所料，“少而贫苦”的陶渊明，内心却一直过着十分富足的生活，自幼便饱浸在儒家经典之中，对于《老子》、《庄子》等书也颇有涉猎。
因此，儒家的救世进取的思想以及道家大道无为的观念，很早便深深地刻在陶渊明的心中。再加上，在祖上光荣事迹的耳濡目染，陶渊明在心中发展出了两个截然不同的人生志向：
想要跟曾祖父一样步入仕途、佐君立业；同时也想如外祖父孟嘉一样活得放荡不羁。可是世上怎有双全的法子，这两个截然相反的人生志向，如同陶渊明心中两匹背向而驰的良驹，让他常常面对进退的抉择，痛苦不堪。
《逍遥游》：“北冥有鱼，其名为鲲……化而为鸟，其名为鹏”，正值少壮之年的陶渊明选择做一只鲲鹏，开始了他的游宦前半生。
然而，东晋时期，整个国家处在内忧外患之中，上有昏庸无道的皇帝，下有饱受剥削的老百姓，官场风气更是混乱腐败。因为官宦制度导致的“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陶渊明根本无法想要有所作为。
想要一展鸿志的陶渊明一入官场看到却是，各种名利勾结与阿谀奉承，各种为谋一己私利而剥削百姓。公正不阿，性格耿直的陶渊明根本做不到同流合污，攀附权贵，格格不入的他早已在一次又一次的遭遇中心灰意冷，头也不回地离开了“救济苍生”的官场。
陶渊跌跌撞撞地一路走来，度过了五仕五隐的十年，活到了不惑之年。他最后一次做的官是彭泽令，再次出仕的八十天里，留下了“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的千古佳话。从此，他心中的两股声音只剩下一句洒脱的呐喊：辞官归田。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
“归去来兮……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 欧阳修高度赞扬说：“晋无文章，惟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一片而已。”陶潜留下《归去来兮辞》一文后，便开始了做回真实的自己的后半生——田园归隐生活。
在远离尘网的田园生活中，诗兴大发的陶潜，将字字句句寄情山水之间，留给了后人从山间到书房体悟到的生活真谛。
陶潜亲身耕作在田地时，体会到了劳动人民的汗水，“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的他常常得到的是“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但是他内心颇感充实，因为找到了自己真正的归宿，在《五柳先生传》的文字中，尽是与劳苦百姓共同劳作的亲切情感。
岁月静好，虽然田园生活艰苦，但陶潜过得十分潇洒，耕地、写诗、喝酒是他生活的主旋律。因为这正是他心中向往的生活，南山的美景尽收眼底，陶潜常常在喝醉后抚一把无弦琴，恬静的旋律已在心中，又需要什么琴弦呢？
其实，陶潜的田园生活是非常的贫乏的。甚至，在陶潜四十四岁的时候，一场大火带走了他的“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让本来一家人就十分窘迫的生活更是雪上加霜。但是，陶潜都看破了乱世纷扰，面对这场遭遇更是波澜不惊，很快在亲友的帮助下又建好了草屋。
后来，于陶潜迁居后不久，先是朝廷派人征召他为著作佐郎，陶潜以身体原因拒绝了。再后来，拜访陶潜的人更是络绎不绝，虽然他们官位不同，但目的都一样——劝他出仕。
其中，檀道济带好酒好肉劝他出仕，然而陶潜在酒意深处回答道，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一心归隐的陶潜还是免不了会受到尘网的纷扰。不久，两晋灭亡，朝代更迭，听闻消息的陶潜沉默不语，走进书房，提笔写道：
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行，忘路之远近。
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
在这篇流传千古的《桃花源记》中，陶潜是在感叹乱世纷争吗？当然不是，他用尽了全力，才过上平凡的后半生。他只是希望能够找到一处与世隔绝的地方，无人前来打扰。那里没有阴暗的官场，没有被压榨的百姓，只有安居乐业的人们过着不问世事的安宁生活。
历经波折才得以回归平凡
看那林间有鲲鹏，怨天低而不飞。心怀救济苍生之意的陶渊明，怎料得在那个世道崩坏的时代，做一个小小县令也要违背自己的内心。天地之大，竟然没有一处供自己俯仰苍生之地，于是他大袖一甩，把自己的身心安置在了山水之间。
陶渊明却不曾想过，他的这一洒脱的归隐，影响十分深远，为遇不得志之境时的后人皆寻得一精神归宿。从唐宋至今，赞叹陶渊明的诗篇早已成百上千，借陶渊明抒发壮志难酬，想要寄情山水的诗人也不在少数。如，宋代大诗人，辛弃疾在仕途不顺之际，不禁就想到“须信采菊东篱，高情千载，只有陶彭泽”来聊以慰藉。
当然也有不少人称陶渊明为“懦弱的逃避者”，但是朱熹曾为其辩解：“……陶渊明诗，人皆说是平淡，据某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来不觉耳。”
因为懂陶渊明追求平淡的人很多，为他入仕途而不顺愤愤不平的人也有很多，而只有懂得他内心豪放的人才是陶渊明的知己。“造饮则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想必，饮酒饮到洒脱而不生愁思的人可能只有陶渊明了。
只有遵从本性，才能活出自己想要的人生，然而人们想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
陶渊明前半辈子“从游桓玄，刘裕幕下，力图救晋室于水火”，历经了多少波折，才得以换得如今的回归内心的道路。公元427年，陶渊明于茅草屋内，安然逝去，但他“诗和远方”的生活却生生不息，激励着后世。
#带着微博去旅行##太白山豆豆# 【纪念张载诞辰1000周年】
今年是北宋关中大儒张载的千年诞辰。
张载是个真正的哲学家，他勇于“造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横渠四句”流传千古。张载不仅精思过人，且注重“外王”实践，以“躬行礼教”倡道关中。在哲学方面，他首重《周易》，其代表作《正蒙》就是在《易传》基础上写成的，其中表述了以“气”为基础的宇宙论和本体论思想。从“气”论出发，张载构建了他的哲学体系：在人性论方面，他提出了“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范畴，较好地处理了先秦以来儒家关于人性善恶的争辩；在认识论方面，他提出了“见闻之知”与“德性之知”的区分；在工夫论方面，他提出了“心统性情”“变化气质”等重要命题；在人生论方面，他提出了“民胞物与”的理想和使命，把天地人有机地统一起来，使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天人合一”思想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以上内容，前修时彦所论已多且详。这里，我想集中从思想史的角度来谈一下张载哲学的价值与意义。
“哲学是把握在思想中的时代”，张载哲学就很好地印证了黑格尔的这句名言。张载哲学的出现，正是当时思想世界中儒学复兴运动的重要标志之一，即针对印度佛教东来与本土道教兴起后对中国主流思想冲击的一个创造性回应。
在中国传统思想中，一向把大千世界看成是一个生生不息、大化流行的整体，即肯定其为实有，不曾怀疑过它的客观实在性和存在的合理性。体现这一思想的最重要经典就是《周易》。不过，先秦至汉唐的儒家学者并不十分关心世界的本体问题，在论及天道本体时也往往仅满足于宇宙的生成演化，即传统的“元气”论。这在当时看来是天经地义的。但自佛教东来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且有愈演愈烈之势，北宋中期张方平曾总结道：“儒门淡泊，收拾不住，皆归释氏耳！”在当时的佛教徒眼中，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包括儒家、道家等）的哲学基础过于浅薄，对世界和生命仅满足于现象而不能“极其本”，因此只能算是不达本源的“权教”。这方面比较典型的观点如唐代华严宗僧人宗密的《原人论》中所说的“只知近则乃祖、乃父传体相续，受得此身；远则混沌一气，剖为阴阳之二，二生天、地、人三，三生万物。万物与人，皆气为本”。这种“元气”论，只相当于小乘佛教中所说的“空劫”阶段：“不知空界已前早经千千万万遍成住坏空、终而复始。故知佛教法中小乘浅浅之教，已超外典（儒道二家之学）深深之说。”
佛教讲生、死、心、身等问题，其理论无不从宇宙本体出发，从世界观和认识论的高度来论证，亦即从讨论现实世界的真幻、有无、动静，人们认识的可能、必要、真妄等出发来构建自己的理论体系。所以，儒家学者要回应挑战，就必须对最高存在问题加以探讨和说明，这是被迫承担的任务。因为当时作为已经高度发展起来的、拥有精致形上学体系的佛教，已经建立起自己理智的推论方式。除非接受挑战，直接与这一形上学的思维方式正面交锋，才有可能战胜对手，否则儒学的地位无法真正确立起来。更重要的是，儒学要肯定现实生活中的秩序，就必须首先肯定这个现实世界自身，从而也就必须讨论和肯定这个世界的实在性及其存在的合理性，站在哲学的高度论证儒家仁义礼乐存在的合理性，重建起以人的伦常秩序为本体轴心的主题，使儒家思想重新成为人们最终的精神归宿，进而能重新全面地指导人们的社会生活。
张载哲学体系建构，正是循着这一思路和顺序展开的。“横渠四句”第一句“为天地立心”，实质说的正是在佛道二教形上学挑战下必须确立起儒家宇宙本体论的任务。这一点张载弟子范育在序《正蒙》一书时讲得很明白：“自孔孟没，学绝道丧千有余年，处士横议，异端间作，若浮屠、老子之书，天下共传，与六经并行。而其徒侈其说，以为大道精微之理，儒家之所不能谈，必取吾书为正。世之儒者亦自许曰：‘吾之六经未尝语也，孔孟未尝及也。’从而信其书、宗其道，天下靡然同风，无敢置疑于其间，况能奋一朝之辩，而与之较是非曲直乎哉！子张子独以命世之宏才，旷古之绝识，参之以博闻强记之学，质之以稽天穷地之思，与尧、舜、孔、孟合德乎千载之间。闵乎道之不明，斯人之迷且病，天下之理泯然其将灭也，故为此言与浮屠、老子辩，夫岂好异乎哉？盖不得已也。”
张载是当时批判佛道思想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站在自己的哲学立场上，从宇宙本体论的高度批判了佛道二教，其批判的水平大大超过了前人。比如，对于道家的“虚能生气”，他指出，“虚”是“气”存在的本然形态，“虚能生气”的生成论把体（虚）与用（气）打成了两橛，造成“体用殊绝”，本体与现象两者无法并存、统一，所以就无法解释“虚无穷，气有限”的现象，结果只能归结为“有生于无”。此外，“气”的每一种有规定的形态都是暂时的、有限的，有“聚”必有“散”，只有作为本体的“太虚”才具超越性，是永恒的，因此所谓“物而不化”的“长生”也是虚妄的。又如，对于佛教的“万象为太虚中所见之物”，他指出，这是只“略知体虚空为性”，而“不知本天道为用”，主观上想“免昼夜、阴阳之累”，从而“直语太虚”，不知本体还须发用流行，否则就是有体无用。这种“空观”是“以心法起灭天地”，只认“真际”（本体）而否认“实际”（现象），进而“诬世界乾坤为幻化”。这是“体用殊绝”的另一种表现形式，结果只能是“物与虚不相资，形自形，性自性，形性、天人不相待而有”。正是通过对“太虚即气”的阐发，张载批判了佛道二教的“空”“无”观点。
张载哲学最终的落脚点在其《西铭》的“民胞物与”上：“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存，吾顺事；没，吾宁也。”这就真正回到了中国哲学文化的根上，整个宇宙是气的大化流行，所以是万物一体。张载用他的气论，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思想，在新的哲学架构下统一了起来。再进一步言，张载的《西铭》突破了佛教提出的“向死而生”的理论，佛教认为人总是要走向死亡的，最后一切都是空的。张载用不同观点处理了这个问题，人是什么？是气。气是不会灭的，是生生不息的，这实际上解决了人的最后存在的问题，即生命以后的存在问题。《西铭》的结语是“存，吾顺事；没，吾宁也”，活着，我就好好干，死了，我问心无愧。死后呢？按《周易》气之“生生不息”理论，就像寓言“愚公移山”中说的，“子子孙孙无穷匮也”。中国人把这种不朽的言说转成“三不朽”理论——在此世立德、立功、立言。可以说，张载哲学这个环节在中国思想发展演变史上非常重要。
说开去一点，张载哲学的当代价值也在于此。当前，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文化既要吸收优秀外来文化，也一定要明白我们的根在哪里，才能“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实现“和而不同”。
（作者：徐洪兴，系复旦大学教授） https://t.cn/RvsEoEu
今年是北宋关中大儒张载的千年诞辰。
张载是个真正的哲学家，他勇于“造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横渠四句”流传千古。张载不仅精思过人，且注重“外王”实践，以“躬行礼教”倡道关中。在哲学方面，他首重《周易》，其代表作《正蒙》就是在《易传》基础上写成的，其中表述了以“气”为基础的宇宙论和本体论思想。从“气”论出发，张载构建了他的哲学体系：在人性论方面，他提出了“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范畴，较好地处理了先秦以来儒家关于人性善恶的争辩；在认识论方面，他提出了“见闻之知”与“德性之知”的区分；在工夫论方面，他提出了“心统性情”“变化气质”等重要命题；在人生论方面，他提出了“民胞物与”的理想和使命，把天地人有机地统一起来，使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天人合一”思想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以上内容，前修时彦所论已多且详。这里，我想集中从思想史的角度来谈一下张载哲学的价值与意义。
“哲学是把握在思想中的时代”，张载哲学就很好地印证了黑格尔的这句名言。张载哲学的出现，正是当时思想世界中儒学复兴运动的重要标志之一，即针对印度佛教东来与本土道教兴起后对中国主流思想冲击的一个创造性回应。
在中国传统思想中，一向把大千世界看成是一个生生不息、大化流行的整体，即肯定其为实有，不曾怀疑过它的客观实在性和存在的合理性。体现这一思想的最重要经典就是《周易》。不过，先秦至汉唐的儒家学者并不十分关心世界的本体问题，在论及天道本体时也往往仅满足于宇宙的生成演化，即传统的“元气”论。这在当时看来是天经地义的。但自佛教东来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且有愈演愈烈之势，北宋中期张方平曾总结道：“儒门淡泊，收拾不住，皆归释氏耳！”在当时的佛教徒眼中，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包括儒家、道家等）的哲学基础过于浅薄，对世界和生命仅满足于现象而不能“极其本”，因此只能算是不达本源的“权教”。这方面比较典型的观点如唐代华严宗僧人宗密的《原人论》中所说的“只知近则乃祖、乃父传体相续，受得此身；远则混沌一气，剖为阴阳之二，二生天、地、人三，三生万物。万物与人，皆气为本”。这种“元气”论，只相当于小乘佛教中所说的“空劫”阶段：“不知空界已前早经千千万万遍成住坏空、终而复始。故知佛教法中小乘浅浅之教，已超外典（儒道二家之学）深深之说。”
佛教讲生、死、心、身等问题，其理论无不从宇宙本体出发，从世界观和认识论的高度来论证，亦即从讨论现实世界的真幻、有无、动静，人们认识的可能、必要、真妄等出发来构建自己的理论体系。所以，儒家学者要回应挑战，就必须对最高存在问题加以探讨和说明，这是被迫承担的任务。因为当时作为已经高度发展起来的、拥有精致形上学体系的佛教，已经建立起自己理智的推论方式。除非接受挑战，直接与这一形上学的思维方式正面交锋，才有可能战胜对手，否则儒学的地位无法真正确立起来。更重要的是，儒学要肯定现实生活中的秩序，就必须首先肯定这个现实世界自身，从而也就必须讨论和肯定这个世界的实在性及其存在的合理性，站在哲学的高度论证儒家仁义礼乐存在的合理性，重建起以人的伦常秩序为本体轴心的主题，使儒家思想重新成为人们最终的精神归宿，进而能重新全面地指导人们的社会生活。
张载哲学体系建构，正是循着这一思路和顺序展开的。“横渠四句”第一句“为天地立心”，实质说的正是在佛道二教形上学挑战下必须确立起儒家宇宙本体论的任务。这一点张载弟子范育在序《正蒙》一书时讲得很明白：“自孔孟没，学绝道丧千有余年，处士横议，异端间作，若浮屠、老子之书，天下共传，与六经并行。而其徒侈其说，以为大道精微之理，儒家之所不能谈，必取吾书为正。世之儒者亦自许曰：‘吾之六经未尝语也，孔孟未尝及也。’从而信其书、宗其道，天下靡然同风，无敢置疑于其间，况能奋一朝之辩，而与之较是非曲直乎哉！子张子独以命世之宏才，旷古之绝识，参之以博闻强记之学，质之以稽天穷地之思，与尧、舜、孔、孟合德乎千载之间。闵乎道之不明，斯人之迷且病，天下之理泯然其将灭也，故为此言与浮屠、老子辩，夫岂好异乎哉？盖不得已也。”
张载是当时批判佛道思想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站在自己的哲学立场上，从宇宙本体论的高度批判了佛道二教，其批判的水平大大超过了前人。比如，对于道家的“虚能生气”，他指出，“虚”是“气”存在的本然形态，“虚能生气”的生成论把体（虚）与用（气）打成了两橛，造成“体用殊绝”，本体与现象两者无法并存、统一，所以就无法解释“虚无穷，气有限”的现象，结果只能归结为“有生于无”。此外，“气”的每一种有规定的形态都是暂时的、有限的，有“聚”必有“散”，只有作为本体的“太虚”才具超越性，是永恒的，因此所谓“物而不化”的“长生”也是虚妄的。又如，对于佛教的“万象为太虚中所见之物”，他指出，这是只“略知体虚空为性”，而“不知本天道为用”，主观上想“免昼夜、阴阳之累”，从而“直语太虚”，不知本体还须发用流行，否则就是有体无用。这种“空观”是“以心法起灭天地”，只认“真际”（本体）而否认“实际”（现象），进而“诬世界乾坤为幻化”。这是“体用殊绝”的另一种表现形式，结果只能是“物与虚不相资，形自形，性自性，形性、天人不相待而有”。正是通过对“太虚即气”的阐发，张载批判了佛道二教的“空”“无”观点。
张载哲学最终的落脚点在其《西铭》的“民胞物与”上：“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存，吾顺事；没，吾宁也。”这就真正回到了中国哲学文化的根上，整个宇宙是气的大化流行，所以是万物一体。张载用他的气论，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思想，在新的哲学架构下统一了起来。再进一步言，张载的《西铭》突破了佛教提出的“向死而生”的理论，佛教认为人总是要走向死亡的，最后一切都是空的。张载用不同观点处理了这个问题，人是什么？是气。气是不会灭的，是生生不息的，这实际上解决了人的最后存在的问题，即生命以后的存在问题。《西铭》的结语是“存，吾顺事；没，吾宁也”，活着，我就好好干，死了，我问心无愧。死后呢？按《周易》气之“生生不息”理论，就像寓言“愚公移山”中说的，“子子孙孙无穷匮也”。中国人把这种不朽的言说转成“三不朽”理论——在此世立德、立功、立言。可以说，张载哲学这个环节在中国思想发展演变史上非常重要。
说开去一点，张载哲学的当代价值也在于此。当前，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文化既要吸收优秀外来文化，也一定要明白我们的根在哪里，才能“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实现“和而不同”。
（作者：徐洪兴，系复旦大学教授） https://t.cn/RvsEoEu
#松林说史# 陶渊明：我用尽全力，才过上了平凡的一生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相信这是每个人都不能再熟悉的一句诗。每每读来，一幅旷远辽阔的田园景观便呈现在了我们的脑海里。
在这日新月异的时代，每个步履匆匆的人都曾不约而同地向往着桃花源一般的生活。然而当我们看到现实的“一地鸡毛”后，谁又能够真正潇洒地寻找到属于自己的世外桃源呢？
喜爱陶渊明《饮酒》这首诗的人，也往往欣赏诗句背后那“不汲汲于名利，一心回归自然”的怡然心境。因为，陶渊明——这位被尊称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 ”的古代第一位田园诗人，真正意义上做到了“归隐”。
古往今来，世人谈论归隐多半是仕途不顺或者逃避现实，世人追求悠然闲适也多半会在欲望满足后感到空虚。
在诗句中我们看到，“日日见南山”的陶渊明，可以在“草盛豆苗稀”的生活中做潇洒自在的“五柳先生”。苏轼就评价道：“古今贤之，贵其真也。”人生短短几十年，唯有陶渊明活出了：平凡是唯一的答案。
可是，很多人却不知道，陶渊明寻找内心的世外桃源，在蜕变成“陶潜”的路上，究竟跨越了多少重重阻隔。
心怀冲天之志，历经五仕五隐
陶渊明，字元亮，号“五柳先生”，世称“靖节先生”，是东晋末年到刘宋初年的杰出诗人、辞赋家。人人皆称陶渊明淡泊归田园，却很少有人了解到他曾满怀一心报国之志，是个“猛志逸四海，骞志思远志”的热血青年。
陶渊明祖上是个官宦世家，曾祖父陶侃是晋朝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大司马，外祖父孟嘉也是东晋时期名扬京师的官员。其父亲虽然也颇有一番成就，但去世得早，等到陶渊明心智成熟之际，家道已经中落。但是，这样“幼年家贫”的成长环境，很容易培养出一个拥有远大志向、眼界开阔的人才。
不出所料，“少而贫苦”的陶渊明，内心却一直过着十分富足的生活，自幼便饱浸在儒家经典之中，对于《老子》、《庄子》等书也颇有涉猎。
因此，儒家的救世进取的思想以及道家大道无为的观念，很早便深深地刻在陶渊明的心中。再加上，在祖上光荣事迹的耳濡目染，陶渊明在心中发展出了两个截然不同的人生志向：
想要跟曾祖父一样步入仕途、佐君立业；同时也想如外祖父孟嘉一样活得放荡不羁。可是世上怎有双全的法子，这两个截然相反的人生志向，如同陶渊明心中两匹背向而驰的良驹，让他常常面对进退的抉择，痛苦不堪。
《逍遥游》：“北冥有鱼，其名为鲲……化而为鸟，其名为鹏”，正值少壮之年的陶渊明选择做一只鲲鹏，开始了他的游宦前半生。
然而，东晋时期，整个国家处在内忧外患之中，上有昏庸无道的皇帝，下有饱受剥削的老百姓，官场风气更是混乱腐败。因为官宦制度导致的“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陶渊明根本无法想要有所作为。
想要一展鸿志的陶渊明一入官场看到却是，各种名利勾结与阿谀奉承，各种为谋一己私利而剥削百姓。公正不阿，性格耿直的陶渊明根本做不到同流合污，攀附权贵，格格不入的他早已在一次又一次的遭遇中心灰意冷，头也不回地离开了“救济苍生”的官场。
陶渊跌跌撞撞地一路走来，度过了五仕五隐的十年，活到了不惑之年。他最后一次做的官是彭泽令，再次出仕的八十天里，留下了“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的千古佳话。从此，他心中的两股声音只剩下一句洒脱的呐喊：辞官归田。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
“归去来兮……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 欧阳修高度赞扬说：“晋无文章，惟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一片而已。”陶潜留下《归去来兮辞》一文后，便开始了做回真实的自己的后半生——田园归隐生活。
在远离尘网的田园生活中，诗兴大发的陶潜，将字字句句寄情山水之间，留给了后人从山间到书房体悟到的生活真谛。
陶潜亲身耕作在田地时，体会到了劳动人民的汗水，“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的他常常得到的是“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但是他内心颇感充实，因为找到了自己真正的归宿，在《五柳先生传》的文字中，尽是与劳苦百姓共同劳作的亲切情感。
岁月静好，虽然田园生活艰苦，但陶潜过得十分潇洒，耕地、写诗、喝酒是他生活的主旋律。因为这正是他心中向往的生活，南山的美景尽收眼底，陶潜常常在喝醉后抚一把无弦琴，恬静的旋律已在心中，又需要什么琴弦呢？
其实，陶潜的田园生活是非常的贫乏的。甚至，在陶潜四十四岁的时候，一场大火带走了他的“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让本来一家人就十分窘迫的生活更是雪上加霜。但是，陶潜都看破了乱世纷扰，面对这场遭遇更是波澜不惊，很快在亲友的帮助下又建好了草屋。
后来，于陶潜迁居后不久，先是朝廷派人征召他为著作佐郎，陶潜以身体原因拒绝了。再后来，拜访陶潜的人更是络绎不绝，虽然他们官位不同，但目的都一样——劝他出仕。
其中，檀道济带好酒好肉劝他出仕，然而陶潜在酒意深处回答道，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一心归隐的陶潜还是免不了会受到尘网的纷扰。不久，两晋灭亡，朝代更迭，听闻消息的陶潜沉默不语，走进书房，提笔写道：
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行，忘路之远近。
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
在这篇流传千古的《桃花源记》中，陶潜是在感叹乱世纷争吗？当然不是，他用尽了全力，才过上平凡的后半生。他只是希望能够找到一处与世隔绝的地方，无人前来打扰。那里没有阴暗的官场，没有被压榨的百姓，只有安居乐业的人们过着不问世事的安宁生活。
历经波折才得以回归平凡
看那林间有鲲鹏，怨天低而不飞。心怀救济苍生之意的陶渊明，怎料得在那个世道崩坏的时代，做一个小小县令也要违背自己的内心。天地之大，竟然没有一处供自己俯仰苍生之地，于是他大袖一甩，把自己的身心安置在了山水之间。
陶渊明却不曾想过，他的这一洒脱的归隐，影响十分深远，为遇不得志之境时的后人皆寻得一精神归宿。从唐宋至今，赞叹陶渊明的诗篇早已成百上千，借陶渊明抒发壮志难酬，想要寄情山水的诗人也不在少数。如，宋代大诗人，辛弃疾在仕途不顺之际，不禁就想到“须信采菊东篱，高情千载，只有陶彭泽”来聊以慰藉。
当然也有不少人称陶渊明为“懦弱的逃避者”，但是朱熹曾为其辩解：“……陶渊明诗，人皆说是平淡，据某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来不觉耳。”
因为懂陶渊明追求平淡的人很多，为他入仕途而不顺愤愤不平的人也有很多，而只有懂得他内心豪放的人才是陶渊明的知己。“造饮则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想必，饮酒饮到洒脱而不生愁思的人可能只有陶渊明了。
只有遵从本性，才能活出自己想要的人生，然而人们想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
陶渊明前半辈子“从游桓玄，刘裕幕下，力图救晋室于水火”，历经了多少波折，才得以换得如今的回归内心的道路。公元427年，陶渊明于茅草屋内，安然逝去，但他“诗和远方”的生活却生生不息，激励着后世。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相信这是每个人都不能再熟悉的一句诗。每每读来，一幅旷远辽阔的田园景观便呈现在了我们的脑海里。
在这日新月异的时代，每个步履匆匆的人都曾不约而同地向往着桃花源一般的生活。然而当我们看到现实的“一地鸡毛”后，谁又能够真正潇洒地寻找到属于自己的世外桃源呢？
喜爱陶渊明《饮酒》这首诗的人，也往往欣赏诗句背后那“不汲汲于名利，一心回归自然”的怡然心境。因为，陶渊明——这位被尊称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 ”的古代第一位田园诗人，真正意义上做到了“归隐”。
古往今来，世人谈论归隐多半是仕途不顺或者逃避现实，世人追求悠然闲适也多半会在欲望满足后感到空虚。
在诗句中我们看到，“日日见南山”的陶渊明，可以在“草盛豆苗稀”的生活中做潇洒自在的“五柳先生”。苏轼就评价道：“古今贤之，贵其真也。”人生短短几十年，唯有陶渊明活出了：平凡是唯一的答案。
可是，很多人却不知道，陶渊明寻找内心的世外桃源，在蜕变成“陶潜”的路上，究竟跨越了多少重重阻隔。
心怀冲天之志，历经五仕五隐
陶渊明，字元亮，号“五柳先生”，世称“靖节先生”，是东晋末年到刘宋初年的杰出诗人、辞赋家。人人皆称陶渊明淡泊归田园，却很少有人了解到他曾满怀一心报国之志，是个“猛志逸四海，骞志思远志”的热血青年。
陶渊明祖上是个官宦世家，曾祖父陶侃是晋朝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大司马，外祖父孟嘉也是东晋时期名扬京师的官员。其父亲虽然也颇有一番成就，但去世得早，等到陶渊明心智成熟之际，家道已经中落。但是，这样“幼年家贫”的成长环境，很容易培养出一个拥有远大志向、眼界开阔的人才。
不出所料，“少而贫苦”的陶渊明，内心却一直过着十分富足的生活，自幼便饱浸在儒家经典之中，对于《老子》、《庄子》等书也颇有涉猎。
因此，儒家的救世进取的思想以及道家大道无为的观念，很早便深深地刻在陶渊明的心中。再加上，在祖上光荣事迹的耳濡目染，陶渊明在心中发展出了两个截然不同的人生志向：
想要跟曾祖父一样步入仕途、佐君立业；同时也想如外祖父孟嘉一样活得放荡不羁。可是世上怎有双全的法子，这两个截然相反的人生志向，如同陶渊明心中两匹背向而驰的良驹，让他常常面对进退的抉择，痛苦不堪。
《逍遥游》：“北冥有鱼，其名为鲲……化而为鸟，其名为鹏”，正值少壮之年的陶渊明选择做一只鲲鹏，开始了他的游宦前半生。
然而，东晋时期，整个国家处在内忧外患之中，上有昏庸无道的皇帝，下有饱受剥削的老百姓，官场风气更是混乱腐败。因为官宦制度导致的“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陶渊明根本无法想要有所作为。
想要一展鸿志的陶渊明一入官场看到却是，各种名利勾结与阿谀奉承，各种为谋一己私利而剥削百姓。公正不阿，性格耿直的陶渊明根本做不到同流合污，攀附权贵，格格不入的他早已在一次又一次的遭遇中心灰意冷，头也不回地离开了“救济苍生”的官场。
陶渊跌跌撞撞地一路走来，度过了五仕五隐的十年，活到了不惑之年。他最后一次做的官是彭泽令，再次出仕的八十天里，留下了“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的千古佳话。从此，他心中的两股声音只剩下一句洒脱的呐喊：辞官归田。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
“归去来兮……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 欧阳修高度赞扬说：“晋无文章，惟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一片而已。”陶潜留下《归去来兮辞》一文后，便开始了做回真实的自己的后半生——田园归隐生活。
在远离尘网的田园生活中，诗兴大发的陶潜，将字字句句寄情山水之间，留给了后人从山间到书房体悟到的生活真谛。
陶潜亲身耕作在田地时，体会到了劳动人民的汗水，“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的他常常得到的是“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但是他内心颇感充实，因为找到了自己真正的归宿，在《五柳先生传》的文字中，尽是与劳苦百姓共同劳作的亲切情感。
岁月静好，虽然田园生活艰苦，但陶潜过得十分潇洒，耕地、写诗、喝酒是他生活的主旋律。因为这正是他心中向往的生活，南山的美景尽收眼底，陶潜常常在喝醉后抚一把无弦琴，恬静的旋律已在心中，又需要什么琴弦呢？
其实，陶潜的田园生活是非常的贫乏的。甚至，在陶潜四十四岁的时候，一场大火带走了他的“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让本来一家人就十分窘迫的生活更是雪上加霜。但是，陶潜都看破了乱世纷扰，面对这场遭遇更是波澜不惊，很快在亲友的帮助下又建好了草屋。
后来，于陶潜迁居后不久，先是朝廷派人征召他为著作佐郎，陶潜以身体原因拒绝了。再后来，拜访陶潜的人更是络绎不绝，虽然他们官位不同，但目的都一样——劝他出仕。
其中，檀道济带好酒好肉劝他出仕，然而陶潜在酒意深处回答道，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一心归隐的陶潜还是免不了会受到尘网的纷扰。不久，两晋灭亡，朝代更迭，听闻消息的陶潜沉默不语，走进书房，提笔写道：
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行，忘路之远近。
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
在这篇流传千古的《桃花源记》中，陶潜是在感叹乱世纷争吗？当然不是，他用尽了全力，才过上平凡的后半生。他只是希望能够找到一处与世隔绝的地方，无人前来打扰。那里没有阴暗的官场，没有被压榨的百姓，只有安居乐业的人们过着不问世事的安宁生活。
历经波折才得以回归平凡
看那林间有鲲鹏，怨天低而不飞。心怀救济苍生之意的陶渊明，怎料得在那个世道崩坏的时代，做一个小小县令也要违背自己的内心。天地之大，竟然没有一处供自己俯仰苍生之地，于是他大袖一甩，把自己的身心安置在了山水之间。
陶渊明却不曾想过，他的这一洒脱的归隐，影响十分深远，为遇不得志之境时的后人皆寻得一精神归宿。从唐宋至今，赞叹陶渊明的诗篇早已成百上千，借陶渊明抒发壮志难酬，想要寄情山水的诗人也不在少数。如，宋代大诗人，辛弃疾在仕途不顺之际，不禁就想到“须信采菊东篱，高情千载，只有陶彭泽”来聊以慰藉。
当然也有不少人称陶渊明为“懦弱的逃避者”，但是朱熹曾为其辩解：“……陶渊明诗，人皆说是平淡，据某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来不觉耳。”
因为懂陶渊明追求平淡的人很多，为他入仕途而不顺愤愤不平的人也有很多，而只有懂得他内心豪放的人才是陶渊明的知己。“造饮则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想必，饮酒饮到洒脱而不生愁思的人可能只有陶渊明了。
只有遵从本性，才能活出自己想要的人生，然而人们想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
陶渊明前半辈子“从游桓玄，刘裕幕下，力图救晋室于水火”，历经了多少波折，才得以换得如今的回归内心的道路。公元427年，陶渊明于茅草屋内，安然逝去，但他“诗和远方”的生活却生生不息，激励着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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