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中国即将步入老年社会，老年人的养老问题必将成为一个社会的重要话题。创作这部电影的目的就是想让更多的人来关注老年人，关注老年人的养老，以及由养老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
艺苑｜电影《来处是归途》的来处和归途（文_张卫平 刘泽 图_刘泽）
山西本土制作的电影长片《来处是归途》自上映以来，荣获第三届平遥国际电影展发展中电影计划DIT制作奖、第四届平遥国际电影展观影团之选最受欢迎影片，入围第四十四届巴西圣保罗国际电影节、第十五届塞浦路斯国际电影节。
却道天凉好个秋——
电影《来处是归途》创作始末（张卫平）
十几年前岳父去世了。岳父去世前在病床上躺了两年多。岳父是20世纪40年代的人，他们那代人的人生哲学，信奉的就是多子多福。岳父有两个儿子五个女儿，让现代人看来，子女不可谓不多，但当岳父真正病倒的时候，你才知道这么多的子女也根本不够用。岳父身高体大，体重足有八九十公斤，得的又是不能动的病，这么重的人躺在病床上，要想让病人生活舒适，只有付出数倍的努力，才能做好病人的日常护理。子女们虽多，但各有各的家庭，远近住的又不一样，有的在身边，更多的在其他城市，还有的远在大兴安岭，他们既要照顾家庭，又要到单位上班，还要不断请了假长途跋涉回家伺候老人，其中的艰辛、琐碎、劳累，没有亲身经历过很难体会个中辛酸。
由岳父我想到了中国式的养老。过去中国人有句老话，就是养儿防老，养育儿子的目的除过传宗接代外，更重要的就是老年人的养老问题。近些年来，特别是这几年来，国家已经加大了社会养老的力度，各种养老院、敬老院、福利院等等在城乡陆续建立，但不可否认的是，以家庭为主的养老方式还是社会的主流。新时期以来国家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现在很多年轻的家庭，“主力”都是独生子女那一代，这一代人没有哥哥姐姐弟弟妹妹，老人们没病还好说，一旦生病，而且还是几个人同时生病，他们面对的养老问题将更加难以想象。
那年鲁迅文学院和省作协给杨凤喜和李燕蓉召开作品研讨会，李燕蓉的一部中篇小说《等待》吸引了我。这部小说写的正是城市大龄青年所面临的生活窘境：年龄大了，找不到合适的对象；有了对象，找不到安身立命的房子；有了房子，又要面对家中的老年病人。生活中有无数的等待，等待未来，等待希望，乃至等待死亡。小说真实而深刻地揭示了当代年轻人所面临的生存困境和面对困境的种种无可奈何。小说中写的老年人得的是一种叫老年痴呆症的病，这种病的学名叫阿尔茨海默病。养老本身就够烦心的了，而得了阿尔茨海默病的老人养老就更是会让一个人乃至一个家庭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的问题，它会深刻地影响到一个人乃至一个家庭的成长和未来。据资料介绍，我国老龄人口截至2019年就达到了2.4亿人，每年新增1000万人，其中老年痴呆患者达到了600多万人。看到这组数据我很长时间难以入眠，这些冷冰冰的数字背后是几十万个家庭水深火热的生活现状，是无数个小说主人公已经经历或者正在经历的生活无奈。
我有了把李燕蓉小说《等待》改编为电影文学剧本乃至搬上银幕的想法。中国即将步入老年社会，老年人的养老问题必将成为一个社会的重要话题。创作这部电影的目的就是想让更多的人来关注老年人，关注老年人的养老，以及由养老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剧本最初创作完成后叫“却道天凉好个秋”。此后与数个影视公司探讨这部电影的拍摄问题，直至遇到青年新锐导演刘泽。
与刘泽相识也是在一场聚会上。刘泽年轻，有想法，对电影艺术十分痴迷，看了《却道天凉好个秋》有了创作的冲动，先后把小说原著以及李燕蓉其他的小说读了多遍，几次相谈，让我们的创作理念逐步接近。拍摄时，刘泽又根据自己的思路对剧本作了修改，电影的名字开始叫“又一夏”，定稿后改名为“来处是归途”。这个名字有一种哲学的意味，让人有了更多的对生活对生命的思考。
电影拍完了，有许多意外的惊喜，想不到刘泽是如此的用心，画面比文字更有震撼力。当然也有许多小细节，如果再能多打磨几次的话效果可能会更好。电影《来处是归途》正在几个电影节上上演，祝愿这部电影能有更好更远的未来。
《来处是归途》导演手记（刘泽）
电影《来处是归途》曾用名《又一夏》，最初是读山西籍女作家李燕蓉的短片小说《等待》，被其中内在的核“等待”所吸引。秦牧是在等待，等待自己能够突围自己的生活；夏天是在等待，等待父亲的病会有奇迹出现；夏母是在等待，等待与老夏相随而去；夏父是在等待，等待着回到自己熟悉的老宅——其实本质上在老夏身边的所有人都在等待一件事，那就是死亡。这个气息迷恋了我，我开始尝试联系小说作者，得知山西文学院院长张卫平老师已经完成一版剧本的改编，至此便与张卫平老师建立起一段奇妙的渊缘，在此我特别感谢张卫平老师的信任，愿意扶持年轻人，同时更有胸怀融入一位新人导演的拍摄思维。第一版剧本重点放在男女主人公的谈婚论嫁上，同时还植入了对拆迁的思考。约见张老师后相谈甚欢，同时彼此也都打破了最初读小说时改编的构想。
小说是以秦牧为视角围绕寿衣逐渐展开的，秦牧见证了老夏身边人等待死亡的过程。后来我们决定将视角转变为女儿夏天，夏天在老夏的死亡上受到的伤害与触动是最大的。同时女性往往是一个家庭的脊椎，大部分家庭是女人占着多半个天，支撑着这个家不倒，在家庭生活中往往是女人担当着一切，男性往往像巨婴一样生活着，除了给家庭带来经济支撑外大部分时候是没有担当而遇事逃避的。这部戏也逐渐演化成一部大女主戏。最开始夏家是夏母在支撑，随着时间推移夏天逐渐成长接替夏母。轮回很可怕，夏母最不愿意看到的事最终发生，夏天变成另一个自己，所以夏母伤心，夏母带老夏离去并非主要因为看到夏天辛苦，关键是看到了另一个自己的轮回。同样，秦家也是秦父窝囊一辈子，秦母一直在支撑着家庭运转；秦牧作为夏天的男友关键时刻也在逃避，也许他对夏天的情感仅仅是因为曾经的未得到而此刻终于占有，更多的是性的依赖。
思路逐渐清晰起来，经过追随于张老师身后多稿文学剧本的碰撞打磨后，开始动笔写作导演台本。在写到三分之一的时候逐渐确定了我想要的影像风格，忽然想用非常流动的影像来处理每一场戏，像水一样跟随着却不着痕迹，让所有演员也尽情地融入拍摄空间当中，情绪连贯地做完每一场戏，保留每一帧真实生动的画面。我一直认为把演员放到真实的空间里面，演员与演员之间、演员与空间之间相互生发出来的那些微妙的东西是最迷人的，也是最流动的。
影像上会融入一些非现实的东西，把两个时间段所发生的事件在同一个时空内用一个镜头实现，以及一些人物心理状态的影像外化。因为都是围绕老年家庭展开故事，所以在美术与陈设上实现几个年代的家居物品交集出现在一个空间内，从视觉上有年代流动感。色彩上偏怀旧一些的阴郁基调。
以上这些都确立后，就觉得声音上也要流动起来，参与叙事。在真实的基础之上实现扩展空间层次和情绪层次，同时放大一些微弱的细节声音，比如人的呼吸声等等。音乐方面想要那种非叙事，却可以增加或辅助影片情绪，有些空灵有些时候还有些神秘气息，因为音乐乃至声音最终会协助两个时间和空间中的影像在一个镜头内呈现，并且在细节上帮助观者心理上有所区分。
我在处理导演工作台本过程中最终合并梳理出76场戏，同时努力实现一场戏一镜，用76个像水一样的流动镜头在实景拍摄中完成这76场戏，当然在最终定剪呈现的版本中是68场戏68个镜头。
感谢张院长与李燕蓉老师的信任，感谢小说给予这部影片厚重的底蕴。电影的灵魂是文学性，这部影片正因为是生长在文学的土壤之上，才能够成功。期望我这株嫩芽未来可以在这方沃土中汲取到更多的养分。PICS
艺苑｜电影《来处是归途》的来处和归途（文_张卫平 刘泽 图_刘泽）
山西本土制作的电影长片《来处是归途》自上映以来，荣获第三届平遥国际电影展发展中电影计划DIT制作奖、第四届平遥国际电影展观影团之选最受欢迎影片，入围第四十四届巴西圣保罗国际电影节、第十五届塞浦路斯国际电影节。
却道天凉好个秋——
电影《来处是归途》创作始末（张卫平）
十几年前岳父去世了。岳父去世前在病床上躺了两年多。岳父是20世纪40年代的人，他们那代人的人生哲学，信奉的就是多子多福。岳父有两个儿子五个女儿，让现代人看来，子女不可谓不多，但当岳父真正病倒的时候，你才知道这么多的子女也根本不够用。岳父身高体大，体重足有八九十公斤，得的又是不能动的病，这么重的人躺在病床上，要想让病人生活舒适，只有付出数倍的努力，才能做好病人的日常护理。子女们虽多，但各有各的家庭，远近住的又不一样，有的在身边，更多的在其他城市，还有的远在大兴安岭，他们既要照顾家庭，又要到单位上班，还要不断请了假长途跋涉回家伺候老人，其中的艰辛、琐碎、劳累，没有亲身经历过很难体会个中辛酸。
由岳父我想到了中国式的养老。过去中国人有句老话，就是养儿防老，养育儿子的目的除过传宗接代外，更重要的就是老年人的养老问题。近些年来，特别是这几年来，国家已经加大了社会养老的力度，各种养老院、敬老院、福利院等等在城乡陆续建立，但不可否认的是，以家庭为主的养老方式还是社会的主流。新时期以来国家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现在很多年轻的家庭，“主力”都是独生子女那一代，这一代人没有哥哥姐姐弟弟妹妹，老人们没病还好说，一旦生病，而且还是几个人同时生病，他们面对的养老问题将更加难以想象。
那年鲁迅文学院和省作协给杨凤喜和李燕蓉召开作品研讨会，李燕蓉的一部中篇小说《等待》吸引了我。这部小说写的正是城市大龄青年所面临的生活窘境：年龄大了，找不到合适的对象；有了对象，找不到安身立命的房子；有了房子，又要面对家中的老年病人。生活中有无数的等待，等待未来，等待希望，乃至等待死亡。小说真实而深刻地揭示了当代年轻人所面临的生存困境和面对困境的种种无可奈何。小说中写的老年人得的是一种叫老年痴呆症的病，这种病的学名叫阿尔茨海默病。养老本身就够烦心的了，而得了阿尔茨海默病的老人养老就更是会让一个人乃至一个家庭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的问题，它会深刻地影响到一个人乃至一个家庭的成长和未来。据资料介绍，我国老龄人口截至2019年就达到了2.4亿人，每年新增1000万人，其中老年痴呆患者达到了600多万人。看到这组数据我很长时间难以入眠，这些冷冰冰的数字背后是几十万个家庭水深火热的生活现状，是无数个小说主人公已经经历或者正在经历的生活无奈。
我有了把李燕蓉小说《等待》改编为电影文学剧本乃至搬上银幕的想法。中国即将步入老年社会，老年人的养老问题必将成为一个社会的重要话题。创作这部电影的目的就是想让更多的人来关注老年人，关注老年人的养老，以及由养老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剧本最初创作完成后叫“却道天凉好个秋”。此后与数个影视公司探讨这部电影的拍摄问题，直至遇到青年新锐导演刘泽。
与刘泽相识也是在一场聚会上。刘泽年轻，有想法，对电影艺术十分痴迷，看了《却道天凉好个秋》有了创作的冲动，先后把小说原著以及李燕蓉其他的小说读了多遍，几次相谈，让我们的创作理念逐步接近。拍摄时，刘泽又根据自己的思路对剧本作了修改，电影的名字开始叫“又一夏”，定稿后改名为“来处是归途”。这个名字有一种哲学的意味，让人有了更多的对生活对生命的思考。
电影拍完了，有许多意外的惊喜，想不到刘泽是如此的用心，画面比文字更有震撼力。当然也有许多小细节，如果再能多打磨几次的话效果可能会更好。电影《来处是归途》正在几个电影节上上演，祝愿这部电影能有更好更远的未来。
《来处是归途》导演手记（刘泽）
电影《来处是归途》曾用名《又一夏》，最初是读山西籍女作家李燕蓉的短片小说《等待》，被其中内在的核“等待”所吸引。秦牧是在等待，等待自己能够突围自己的生活；夏天是在等待，等待父亲的病会有奇迹出现；夏母是在等待，等待与老夏相随而去；夏父是在等待，等待着回到自己熟悉的老宅——其实本质上在老夏身边的所有人都在等待一件事，那就是死亡。这个气息迷恋了我，我开始尝试联系小说作者，得知山西文学院院长张卫平老师已经完成一版剧本的改编，至此便与张卫平老师建立起一段奇妙的渊缘，在此我特别感谢张卫平老师的信任，愿意扶持年轻人，同时更有胸怀融入一位新人导演的拍摄思维。第一版剧本重点放在男女主人公的谈婚论嫁上，同时还植入了对拆迁的思考。约见张老师后相谈甚欢，同时彼此也都打破了最初读小说时改编的构想。
小说是以秦牧为视角围绕寿衣逐渐展开的，秦牧见证了老夏身边人等待死亡的过程。后来我们决定将视角转变为女儿夏天，夏天在老夏的死亡上受到的伤害与触动是最大的。同时女性往往是一个家庭的脊椎，大部分家庭是女人占着多半个天，支撑着这个家不倒，在家庭生活中往往是女人担当着一切，男性往往像巨婴一样生活着，除了给家庭带来经济支撑外大部分时候是没有担当而遇事逃避的。这部戏也逐渐演化成一部大女主戏。最开始夏家是夏母在支撑，随着时间推移夏天逐渐成长接替夏母。轮回很可怕，夏母最不愿意看到的事最终发生，夏天变成另一个自己，所以夏母伤心，夏母带老夏离去并非主要因为看到夏天辛苦，关键是看到了另一个自己的轮回。同样，秦家也是秦父窝囊一辈子，秦母一直在支撑着家庭运转；秦牧作为夏天的男友关键时刻也在逃避，也许他对夏天的情感仅仅是因为曾经的未得到而此刻终于占有，更多的是性的依赖。
思路逐渐清晰起来，经过追随于张老师身后多稿文学剧本的碰撞打磨后，开始动笔写作导演台本。在写到三分之一的时候逐渐确定了我想要的影像风格，忽然想用非常流动的影像来处理每一场戏，像水一样跟随着却不着痕迹，让所有演员也尽情地融入拍摄空间当中，情绪连贯地做完每一场戏，保留每一帧真实生动的画面。我一直认为把演员放到真实的空间里面，演员与演员之间、演员与空间之间相互生发出来的那些微妙的东西是最迷人的，也是最流动的。
影像上会融入一些非现实的东西，把两个时间段所发生的事件在同一个时空内用一个镜头实现，以及一些人物心理状态的影像外化。因为都是围绕老年家庭展开故事，所以在美术与陈设上实现几个年代的家居物品交集出现在一个空间内，从视觉上有年代流动感。色彩上偏怀旧一些的阴郁基调。
以上这些都确立后，就觉得声音上也要流动起来，参与叙事。在真实的基础之上实现扩展空间层次和情绪层次，同时放大一些微弱的细节声音，比如人的呼吸声等等。音乐方面想要那种非叙事，却可以增加或辅助影片情绪，有些空灵有些时候还有些神秘气息，因为音乐乃至声音最终会协助两个时间和空间中的影像在一个镜头内呈现，并且在细节上帮助观者心理上有所区分。
我在处理导演工作台本过程中最终合并梳理出76场戏，同时努力实现一场戏一镜，用76个像水一样的流动镜头在实景拍摄中完成这76场戏，当然在最终定剪呈现的版本中是68场戏68个镜头。
感谢张院长与李燕蓉老师的信任，感谢小说给予这部影片厚重的底蕴。电影的灵魂是文学性，这部影片正因为是生长在文学的土壤之上，才能够成功。期望我这株嫩芽未来可以在这方沃土中汲取到更多的养分。PICS
艺苑｜电影《来处是归途》的来处和归途（文_张卫平 刘泽 图_刘泽）
刊发于2021年第1期
山西本土制作的电影长片《来处是归途》自上映以来，荣获第三届平遥国际电影展发展中电影计划DIT制作奖、第四届平遥国际电影展观影团之选最受欢迎影片，入围第四十四届巴西圣保罗国际电影节、第十五届塞浦路斯国际电影节。
却道天凉好个秋——
电影《来处是归途》创作始末（张卫平）
十几年前岳父去世了。岳父去世前在病床上躺了两年多。岳父是20世纪40年代的人，他们那代人的人生哲学，信奉的就是多子多福。岳父有两个儿子五个女儿，让现代人看来，子女不可谓不多，但当岳父真正病倒的时候，你才知道这么多的子女也根本不够用。岳父身高体大，体重足有八九十公斤，得的又是不能动的病，这么重的人躺在病床上，要想让病人生活舒适，只有付出数倍的努力，才能做好病人的日常护理。子女们虽多，但各有各的家庭，远近住的又不一样，有的在身边，更多的在其他城市，还有的远在大兴安岭，他们既要照顾家庭，又要到单位上班，还要不断请了假长途跋涉回家伺候老人，其中的艰辛、琐碎、劳累，没有亲身经历过很难体会个中辛酸。
由岳父我想到了中国式的养老。过去中国人有句老话，就是养儿防老，养育儿子的目的除过传宗接代外，更重要的就是老年人的养老问题。近些年来，特别是这几年来，国家已经加大了社会养老的力度，各种养老院、敬老院、福利院等等在城乡陆续建立，但不可否认的是，以家庭为主的养老方式还是社会的主流。新时期以来国家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现在很多年轻的家庭，“主力”都是独生子女那一代，这一代人没有哥哥姐姐弟弟妹妹，老人们没病还好说，一旦生病，而且还是几个人同时生病，他们面对的养老问题将更加难以想象。
那年鲁迅文学院和省作协给杨凤喜和李燕蓉召开作品研讨会，李燕蓉的一部中篇小说《等待》吸引了我。这部小说写的正是城市大龄青年所面临的生活窘境：年龄大了，找不到合适的对象；有了对象，找不到安身立命的房子；有了房子，又要面对家中的老年病人。生活中有无数的等待，等待未来，等待希望，乃至等待死亡。小说真实而深刻地揭示了当代年轻人所面临的生存困境和面对困境的种种无可奈何。小说中写的老年人得的是一种叫老年痴呆症的病，这种病的学名叫阿尔茨海默病。养老本身就够烦心的了，而得了阿尔茨海默病的老人养老就更是会让一个人乃至一个家庭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的问题，它会深刻地影响到一个人乃至一个家庭的成长和未来。据资料介绍，我国老龄人口截至2019年就达到了2.4亿人，每年新增1000万人，其中老年痴呆患者达到了600多万人。看到这组数据我很长时间难以入眠，这些冷冰冰的数字背后是几十万个家庭水深火热的生活现状，是无数个小说主人公已经经历或者正在经历的生活无奈。
我有了把李燕蓉小说《等待》改编为电影文学剧本乃至搬上银幕的想法。中国即将步入老年社会，老年人的养老问题必将成为一个社会的重要话题。创作这部电影的目的就是想让更多的人来关注老年人，关注老年人的养老，以及由养老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剧本最初创作完成后叫“却道天凉好个秋”。此后与数个影视公司探讨这部电影的拍摄问题，直至遇到青年新锐导演刘泽。
与刘泽相识也是在一场聚会上。刘泽年轻，有想法，对电影艺术十分痴迷，看了《却道天凉好个秋》有了创作的冲动，先后把小说原著以及李燕蓉其他的小说读了多遍，几次相谈，让我们的创作理念逐步接近。拍摄时，刘泽又根据自己的思路对剧本作了修改，电影的名字开始叫“又一夏”，定稿后改名为“来处是归途”。这个名字有一种哲学的意味，让人有了更多的对生活对生命的思考。
电影拍完了，有许多意外的惊喜，想不到刘泽是如此的用心，画面比文字更有震撼力。当然也有许多小细节，如果再能多打磨几次的话效果可能会更好。电影《来处是归途》正在几个电影节上上演，祝愿这部电影能有更好更远的未来。
《来处是归途》导演手记（刘泽）
电影《来处是归途》曾用名《又一夏》，最初是读山西籍女作家李燕蓉的短片小说《等待》，被其中内在的核“等待”所吸引。秦牧是在等待，等待自己能够突围自己的生活；夏天是在等待，等待父亲的病会有奇迹出现；夏母是在等待，等待与老夏相随而去；夏父是在等待，等待着回到自己熟悉的老宅——其实本质上在老夏身边的所有人都在等待一件事，那就是死亡。这个气息迷恋了我，我开始尝试联系小说作者，得知山西文学院院长张卫平老师已经完成一版剧本的改编，至此便与张卫平老师建立起一段奇妙的渊缘，在此我特别感谢张卫平老师的信任，愿意扶持年轻人，同时更有胸怀融入一位新人导演的拍摄思维。第一版剧本重点放在男女主人公的谈婚论嫁上，同时还植入了对拆迁的思考。约见张老师后相谈甚欢，同时彼此也都打破了最初读小说时改编的构想。
小说是以秦牧为视角围绕寿衣逐渐展开的，秦牧见证了老夏身边人等待死亡的过程。后来我们决定将视角转变为女儿夏天，夏天在老夏的死亡上受到的伤害与触动是最大的。同时女性往往是一个家庭的脊椎，大部分家庭是女人占着多半个天，支撑着这个家不倒，在家庭生活中往往是女人担当着一切，男性往往像巨婴一样生活着，除了给家庭带来经济支撑外大部分时候是没有担当而遇事逃避的。这部戏也逐渐演化成一部大女主戏。最开始夏家是夏母在支撑，随着时间推移夏天逐渐成长接替夏母。轮回很可怕，夏母最不愿意看到的事最终发生，夏天变成另一个自己，所以夏母伤心，夏母带老夏离去并非主要因为看到夏天辛苦，关键是看到了另一个自己的轮回。同样，秦家也是秦父窝囊一辈子，秦母一直在支撑着家庭运转；秦牧作为夏天的男友关键时刻也在逃避，也许他对夏天的情感仅仅是因为曾经的未得到而此刻终于占有，更多的是性的依赖。
思路逐渐清晰起来，经过追随于张老师身后多稿文学剧本的碰撞打磨后，开始动笔写作导演台本。在写到三分之一的时候逐渐确定了我想要的影像风格，忽然想用非常流动的影像来处理每一场戏，像水一样跟随着却不着痕迹，让所有演员也尽情地融入拍摄空间当中，情绪连贯地做完每一场戏，保留每一帧真实生动的画面。我一直认为把演员放到真实的空间里面，演员与演员之间、演员与空间之间相互生发出来的那些微妙的东西是最迷人的，也是最流动的。
影像上会融入一些非现实的东西，把两个时间段所发生的事件在同一个时空内用一个镜头实现，以及一些人物心理状态的影像外化。因为都是围绕老年家庭展开故事，所以在美术与陈设上实现几个年代的家居物品交集出现在一个空间内，从视觉上有年代流动感。色彩上偏怀旧一些的阴郁基调。
以上这些都确立后，就觉得声音上也要流动起来，参与叙事。在真实的基础之上实现扩展空间层次和情绪层次，同时放大一些微弱的细节声音，比如人的呼吸声等等。音乐方面想要那种非叙事，却可以增加或辅助影片情绪，有些空灵有些时候还有些神秘气息，因为音乐乃至声音最终会协助两个时间和空间中的影像在一个镜头内呈现，并且在细节上帮助观者心理上有所区分。
我在处理导演工作台本过程中最终合并梳理出76场戏，同时努力实现一场戏一镜，用76个像水一样的流动镜头在实景拍摄中完成这76场戏，当然在最终定剪呈现的版本中是68场戏68个镜头。
感谢张院长与李燕蓉老师的信任，感谢小说给予这部影片厚重的底蕴。电影的灵魂是文学性，这部影片正因为是生长在文学的土壤之上，才能够成功。期望我这株嫩芽未来可以在这方沃土中汲取到更多的养分。PICS
刊发于2021年第1期
山西本土制作的电影长片《来处是归途》自上映以来，荣获第三届平遥国际电影展发展中电影计划DIT制作奖、第四届平遥国际电影展观影团之选最受欢迎影片，入围第四十四届巴西圣保罗国际电影节、第十五届塞浦路斯国际电影节。
却道天凉好个秋——
电影《来处是归途》创作始末（张卫平）
十几年前岳父去世了。岳父去世前在病床上躺了两年多。岳父是20世纪40年代的人，他们那代人的人生哲学，信奉的就是多子多福。岳父有两个儿子五个女儿，让现代人看来，子女不可谓不多，但当岳父真正病倒的时候，你才知道这么多的子女也根本不够用。岳父身高体大，体重足有八九十公斤，得的又是不能动的病，这么重的人躺在病床上，要想让病人生活舒适，只有付出数倍的努力，才能做好病人的日常护理。子女们虽多，但各有各的家庭，远近住的又不一样，有的在身边，更多的在其他城市，还有的远在大兴安岭，他们既要照顾家庭，又要到单位上班，还要不断请了假长途跋涉回家伺候老人，其中的艰辛、琐碎、劳累，没有亲身经历过很难体会个中辛酸。
由岳父我想到了中国式的养老。过去中国人有句老话，就是养儿防老，养育儿子的目的除过传宗接代外，更重要的就是老年人的养老问题。近些年来，特别是这几年来，国家已经加大了社会养老的力度，各种养老院、敬老院、福利院等等在城乡陆续建立，但不可否认的是，以家庭为主的养老方式还是社会的主流。新时期以来国家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现在很多年轻的家庭，“主力”都是独生子女那一代，这一代人没有哥哥姐姐弟弟妹妹，老人们没病还好说，一旦生病，而且还是几个人同时生病，他们面对的养老问题将更加难以想象。
那年鲁迅文学院和省作协给杨凤喜和李燕蓉召开作品研讨会，李燕蓉的一部中篇小说《等待》吸引了我。这部小说写的正是城市大龄青年所面临的生活窘境：年龄大了，找不到合适的对象；有了对象，找不到安身立命的房子；有了房子，又要面对家中的老年病人。生活中有无数的等待，等待未来，等待希望，乃至等待死亡。小说真实而深刻地揭示了当代年轻人所面临的生存困境和面对困境的种种无可奈何。小说中写的老年人得的是一种叫老年痴呆症的病，这种病的学名叫阿尔茨海默病。养老本身就够烦心的了，而得了阿尔茨海默病的老人养老就更是会让一个人乃至一个家庭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的问题，它会深刻地影响到一个人乃至一个家庭的成长和未来。据资料介绍，我国老龄人口截至2019年就达到了2.4亿人，每年新增1000万人，其中老年痴呆患者达到了600多万人。看到这组数据我很长时间难以入眠，这些冷冰冰的数字背后是几十万个家庭水深火热的生活现状，是无数个小说主人公已经经历或者正在经历的生活无奈。
我有了把李燕蓉小说《等待》改编为电影文学剧本乃至搬上银幕的想法。中国即将步入老年社会，老年人的养老问题必将成为一个社会的重要话题。创作这部电影的目的就是想让更多的人来关注老年人，关注老年人的养老，以及由养老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剧本最初创作完成后叫“却道天凉好个秋”。此后与数个影视公司探讨这部电影的拍摄问题，直至遇到青年新锐导演刘泽。
与刘泽相识也是在一场聚会上。刘泽年轻，有想法，对电影艺术十分痴迷，看了《却道天凉好个秋》有了创作的冲动，先后把小说原著以及李燕蓉其他的小说读了多遍，几次相谈，让我们的创作理念逐步接近。拍摄时，刘泽又根据自己的思路对剧本作了修改，电影的名字开始叫“又一夏”，定稿后改名为“来处是归途”。这个名字有一种哲学的意味，让人有了更多的对生活对生命的思考。
电影拍完了，有许多意外的惊喜，想不到刘泽是如此的用心，画面比文字更有震撼力。当然也有许多小细节，如果再能多打磨几次的话效果可能会更好。电影《来处是归途》正在几个电影节上上演，祝愿这部电影能有更好更远的未来。
《来处是归途》导演手记（刘泽）
电影《来处是归途》曾用名《又一夏》，最初是读山西籍女作家李燕蓉的短片小说《等待》，被其中内在的核“等待”所吸引。秦牧是在等待，等待自己能够突围自己的生活；夏天是在等待，等待父亲的病会有奇迹出现；夏母是在等待，等待与老夏相随而去；夏父是在等待，等待着回到自己熟悉的老宅——其实本质上在老夏身边的所有人都在等待一件事，那就是死亡。这个气息迷恋了我，我开始尝试联系小说作者，得知山西文学院院长张卫平老师已经完成一版剧本的改编，至此便与张卫平老师建立起一段奇妙的渊缘，在此我特别感谢张卫平老师的信任，愿意扶持年轻人，同时更有胸怀融入一位新人导演的拍摄思维。第一版剧本重点放在男女主人公的谈婚论嫁上，同时还植入了对拆迁的思考。约见张老师后相谈甚欢，同时彼此也都打破了最初读小说时改编的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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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路逐渐清晰起来，经过追随于张老师身后多稿文学剧本的碰撞打磨后，开始动笔写作导演台本。在写到三分之一的时候逐渐确定了我想要的影像风格，忽然想用非常流动的影像来处理每一场戏，像水一样跟随着却不着痕迹，让所有演员也尽情地融入拍摄空间当中，情绪连贯地做完每一场戏，保留每一帧真实生动的画面。我一直认为把演员放到真实的空间里面，演员与演员之间、演员与空间之间相互生发出来的那些微妙的东西是最迷人的，也是最流动的。
影像上会融入一些非现实的东西，把两个时间段所发生的事件在同一个时空内用一个镜头实现，以及一些人物心理状态的影像外化。因为都是围绕老年家庭展开故事，所以在美术与陈设上实现几个年代的家居物品交集出现在一个空间内，从视觉上有年代流动感。色彩上偏怀旧一些的阴郁基调。
以上这些都确立后，就觉得声音上也要流动起来，参与叙事。在真实的基础之上实现扩展空间层次和情绪层次，同时放大一些微弱的细节声音，比如人的呼吸声等等。音乐方面想要那种非叙事，却可以增加或辅助影片情绪，有些空灵有些时候还有些神秘气息，因为音乐乃至声音最终会协助两个时间和空间中的影像在一个镜头内呈现，并且在细节上帮助观者心理上有所区分。
我在处理导演工作台本过程中最终合并梳理出76场戏，同时努力实现一场戏一镜，用76个像水一样的流动镜头在实景拍摄中完成这76场戏，当然在最终定剪呈现的版本中是68场戏68个镜头。
感谢张院长与李燕蓉老师的信任，感谢小说给予这部影片厚重的底蕴。电影的灵魂是文学性，这部影片正因为是生长在文学的土壤之上，才能够成功。期望我这株嫩芽未来可以在这方沃土中汲取到更多的养分。PICS
#读史·一场鼠疫与三个王朝#大明王朝后期，大疫在北方多次流行。崇祯十六年(1643)，通州、昌平州、保定府均有大疫，并且传入北京，明史云：“京师大疫，自二月至九月。”在初次流行的第二年，也就是崇祯十七年，北京大疫进入高峰，高峰期正是三四月间。
这个横行华北的大疫究竟是什么?“东死鼠，西死鼠，人见死鼠如见虎”，是人类历史上最可怕的烈性传染病：鼠疫。
历史上最有名的鼠疫流行是十四世纪让欧洲死了将近一半人口的黑死病。黑死病是通过跳蚤的叮咬在耗子之间、耗子和人之间传播的。其发病很快，死亡率极高。但这种病初发地要高温潮湿，像地中海边的意大利。同时卫生条件要很差，跳蚤老鼠到处都是。华北在明代虽然卫生环境不怎么样，可是气候干燥，加上冬季严寒，不适合跳蚤大规模繁殖，为什么也流行鼠疫? 与黑死病不同，在华北流行的鼠疫潜伏期长，死亡率没那么高，身上没有黑斑，往往有出血现象，以致迄今还有人认为不是鼠疫。
这个问题在20 世纪初东北鼠疫大流行时由一代名医伍连德找到答案，证明鼠疫有两种。引起黑死病的是腺鼠疫，通过跳蚤传播。在中国北方流行的是肺鼠疫，通过呼吸道传播，有效预防的方式是戴口罩。
然而，1644 年人们哪里知道何为口罩？
当李自成兵临城下的时候，北京城里鼠疫正好是大爆发的关键时刻。鼠疫在生活环境差的百姓和士兵中间流行，官僚家庭受波及很小，所以在深宫里的崇祯不知道，在城外的李自成也不知道，以至1644年3月17日，在李自成攻北京城的前一天，在唾手可得的胜利面前，李自成主动派出太监杜勋与崇祯议和，开出的条件是：“议割西北一带分因而王，并犒劳军银百万，退守河南”，“愿为朝廷内遏群寇，尤能以招兵助制辽藩，但不奉诏与觐耳”。李自成已经占据了陕西河南，割不割都一样。而且他也已经自立为王了，现在就是掏出一百万银子的事，还可以借助他去剿灭张献忠等，甚至抵抗满清。即便将来尾大不掉，也比城破国亡强一万倍。假设崇祯接受这个城下之盟，李自成就会解围而去，放弃到手的胜利。然而面对如此条件，崇祯却在社稷颠覆的关键时刻没有答应。等到李自成想惩罚性地攻一下城，没等开始，守城的兵就纷纷献城了。
李自成就这样连自己都不敢相信地轻易地进了北京城，同时连自己都不敢相信地发现他梦里繁华的京城现在如同鬼域。
不管是不是鬼城，进了京的没有人肯退出去。于是大顺的精兵良将就在北京住下了，不是住兵营就是住民居，降卒也要收编，无数的密切接触机会，使鼠疫开始在这些外地人中间流行开了。41天迅速丧失战斗力，原因不是北京的花花世界，而是满城的咳咳细菌。
李自成讨伐吴三桂，人数为什么争议很大，就是因为瘟疫流行，减员严重。可是为何在山海关前李自成一度占优?这还要说说肺鼠疫，这类鼠疫的潜伏期可以长到20多天，也就是感染了20多天才发病。这种潜伏期长的烈性传染病流行面广，因为未发病时和正常人一样，可以继续感染别人。
李自成带到山海关前的部队，正是剩下的还未发病的那部分人，战斗力还在。这批人在山海关战死了一部分，逃回来的也陆续发病。由于李自成手下全是鼠疫病人，即便是痊愈的也非常虚弱，能跑路就不错了。这就是为什么李自成从山海关下来，不能守北京，离开北京也连战连败的真正原因。
这些带病菌的士兵一路退一路把鼠疫流行过去,“凡贼所经地方皆大疫，不经者不疫”。各地留守的部队也染上鼠疫，于是弃山西弃西安最后败死九宫山。那支无敌的雄师被鼠疫消灭了，联合南明时已经是乌合之众。
历史上瘟疫造成大军死亡几成的记载比比皆是，行军打仗，最怕瘟疫。李鸿章便深有体会，考察西洋军事最大的感慨就是西方部队以医官为重，于是开设北洋医学堂，培养军医。在古代那种卫生条件和医疗水平下，一旦军营出现瘟疫，整个部队便不战而溃，多少次到手的胜利就是让瘟疫夺去的，李自成也一样。
出西安之时，摆在李自成面前是两条路，一是经营河南湖北，夺取江淮，二是进逼北京，最后他采取了顾君恩的中路直进策略。从夺取北京的结局来说，是个好计谋。可是暗中看不见的鼠疫之手，让在皇位上屁股没有坐稳的李自成急速败亡。
坚持讨伐吴三桂，也是李自成的一着臭棋。本来吴三桂不会主动进攻北京，也不会投降满清。李自成大军压境，只能把吴三桂推向满清。如果李自成占领北京以后马上解决吴三桂，那时军容尚整，可以以战逼降，是李自成唯一的机会。
后人分析李闯败亡，奇谈怪论层出不穷，偏偏就忽略了这个时机的问题。李自成以宋献策为军师，观天象占卜，可惜不会看显微镜。李闯之败，怪只怪天时。
3月23日到3月27日之间，吴三桂降而复叛，原因不是因为知道家人受虐待，而是知道了京城的虚实，知道大顺军瘟疫流行，他才敢背关一战。手下那批辽东军人和他一样在瘟疫中看到了称雄的希望，所以才义无反顾地追随他返回山海关。
吴三桂的算盘：李自成在大疫中不会与他交战，几个月后让瘟疫折磨得七七八八了，北京就是他吴三桂的了。人在辽东的吴三桂，因为家人在京，北京大疫的情况他很清楚，也料到会流行到秋天，所以才敢冲冠一怒。
人云吴三桂引清兵入关，是想借清兵灭流寇，然后用金银财宝把清兵哄回去。吴三桂自幼和清兵为敌，哪会这么天真？何况满清还有范文程、洪承畴，他这种把戏焉能瞒得过去?吴三桂不会不考虑引清兵入关，重则千古罪人，轻则也是石敬瑭。历史上这种引狼入室的，有哪一次“狼”是轻易退回去的?
吴三桂知书达理，不会冒此罪名的。他的真实想法，是把满清也引进疫区，让这场瘟疫帮他消灭两个大敌。到达北京之后，吴三桂没有在疫区停留，率军猛追李自成，他知道现在是最好的时机，尽管他手下伤亡很大，可是李自成已经无还手之力了，而且他不能留在北京让手下失去战斗力。追了一半不追了，是因为部下也开始发病了。
山海关前“暴骨盈野，三年收之未尽也”，满清入关后安葬崇祯，为什么不下令地方官员收尸，而听之暴露荒野?这不像是新王朝的气象。原因还是瘟疫，病尸谁敢收? 清军入关后，一部分随吴三桂追击李自成，另外还有很大一部分人马驻扎在北京，当年除了张罗顺治登基外，没有一丝南下的打算，即使南京那里建立小朝廷渐渐成了气候。究其原因，也是清军入京以后染上瘟疫了。吴三桂的绝户计几乎成功了，可惜，天不遂人愿。满清入关是因为天时，坐稳了还是因为天时。
历史记载，鼠疫在北京和华北的确流行到1644年9月。可是满汉分治，满人和汉人没有杂居，接触的机会少，加上满人入京天气已经开始热了，离开人体的细菌不容易存活，鼠疫便没有像大顺军那样大规模在满人中传播。即便这样，还是有一定程度的流行，造成满清当年无力南下。
鼠疫连续流行两年后，第三年不流行了。顺治二年(1645)开始风调雨顺，天气不再干燥了，大规模鼠疫没有了。烈性传染病流行过程中一些迄今为止无法解释的自然规律，甚至在今天科学家们也只能说是天意。吴三桂的妙计终归敌不过天时。
鼠疫这个黑暗中的手在当时和后世造成了对满清战斗力过高的估计，因为连纵横中原的李自成都一战而溃，人们普遍认为满清部队的战斗力很强。实际上从后来郑成功、李定国的战绩来看，率领那种算不上雄师的部队都能几乎席卷南方，可见，满清部队的战斗力没有那么厉害。
满清以十万之众夺取天下，鼠疫帮了大忙。今人赞许多尔衮，可是历次北方民族侵入中原时，其领袖人物在能力上堪与多尔衮并肩的比比皆是，那些民族除了蒙古外，都没有如愿，就是因为没有鼠疫这个天时。
明朝为什么祸不单行? 流寇北虏还有鼠疫，可以说天欲亡明。但是仔细探讨一下，究竟是什么导致明朝灭亡? 退一步说为何1644 年北京一年三变天? 满清的问题先放在一边，流寇和鼠疫其实同源，都是因为土地兼并。
老百姓丢掉了土地，出路有两条，一是成为流民饥民，最后走投无路加入流寇。二是去开荒，大批失去土地的农民经山西去草原开荒。草原原来是野鼠的地盘，万历年开始，山西经常性地流行鼠疫，正是因为草原被逐渐蚕食的原因。
为什么偏偏就李自成倒霉? 这就要从流行病的传播过程说起。传染病或者从动物到人、或者从人到人，都是一传一或者一传几的形式，一开始是点，然后是小规模的面，最后是大规模的铺天盖地。从点到面到铺天盖地有个临界点，就是合适的环境气候和足够的传染源。
就北京的情况，春天的三四月间最容易流行传染病，崇祯年间山西的情况也证明这种鼠疫发病的高峰是这两个月，之前是积累阶段，其后因为天热逐渐下降。恰恰是这两个月，李自成驻扎在北京。
传染病大流行的另外一个因素是要人多，草原上鼠疫一直没断，可是没有流行，因为没有太多的人。北京鼠疫流行，是因为京城人烟密集，本来这一年就是鼠疫高峰期，在最高点突然涌进了几十万外地人，一下子就成了鼠疫杆菌的载体。连年鼠疫，北京居民里面好歹有些有抵抗力的，新人这么一来，全是没经历过的，不快速流行才怪。
于是鼠疫的流行从北京市民和三大营士兵里面转移到大顺军队中，李自成的部队成了鼠疫的主要疫区。李自成从北京撤出来，大部分的现行鼠疫病人和感染者也就出了北京。清兵入京后，天气开始热是一方面，北京城里没有多少现行鼠疫病人和感染者也是一个原因，老百姓染上鼠疫的，不是好了就是死了，顶多是零零散散的，不够大规模传播的基数。
明之亡不是亡于鼠疫，而是民不聊生。亡于鼠疫的是李闯，天下归清也要归功于耗子和它身上的小小细菌。历史有时候是肉眼看得见的，有时候是看不见的。
1644 年春天，北京的历史，就不是肉眼可以看见的，正是这类肉眼看不见的历史，才是被史学家忽视的“国家兴亡自有时”。（文/朱宇航 张森奉）
这个横行华北的大疫究竟是什么?“东死鼠，西死鼠，人见死鼠如见虎”，是人类历史上最可怕的烈性传染病：鼠疫。
历史上最有名的鼠疫流行是十四世纪让欧洲死了将近一半人口的黑死病。黑死病是通过跳蚤的叮咬在耗子之间、耗子和人之间传播的。其发病很快，死亡率极高。但这种病初发地要高温潮湿，像地中海边的意大利。同时卫生条件要很差，跳蚤老鼠到处都是。华北在明代虽然卫生环境不怎么样，可是气候干燥，加上冬季严寒，不适合跳蚤大规模繁殖，为什么也流行鼠疫? 与黑死病不同，在华北流行的鼠疫潜伏期长，死亡率没那么高，身上没有黑斑，往往有出血现象，以致迄今还有人认为不是鼠疫。
这个问题在20 世纪初东北鼠疫大流行时由一代名医伍连德找到答案，证明鼠疫有两种。引起黑死病的是腺鼠疫，通过跳蚤传播。在中国北方流行的是肺鼠疫，通过呼吸道传播，有效预防的方式是戴口罩。
然而，1644 年人们哪里知道何为口罩？
当李自成兵临城下的时候，北京城里鼠疫正好是大爆发的关键时刻。鼠疫在生活环境差的百姓和士兵中间流行，官僚家庭受波及很小，所以在深宫里的崇祯不知道，在城外的李自成也不知道，以至1644年3月17日，在李自成攻北京城的前一天，在唾手可得的胜利面前，李自成主动派出太监杜勋与崇祯议和，开出的条件是：“议割西北一带分因而王，并犒劳军银百万，退守河南”，“愿为朝廷内遏群寇，尤能以招兵助制辽藩，但不奉诏与觐耳”。李自成已经占据了陕西河南，割不割都一样。而且他也已经自立为王了，现在就是掏出一百万银子的事，还可以借助他去剿灭张献忠等，甚至抵抗满清。即便将来尾大不掉，也比城破国亡强一万倍。假设崇祯接受这个城下之盟，李自成就会解围而去，放弃到手的胜利。然而面对如此条件，崇祯却在社稷颠覆的关键时刻没有答应。等到李自成想惩罚性地攻一下城，没等开始，守城的兵就纷纷献城了。
李自成就这样连自己都不敢相信地轻易地进了北京城，同时连自己都不敢相信地发现他梦里繁华的京城现在如同鬼域。
不管是不是鬼城，进了京的没有人肯退出去。于是大顺的精兵良将就在北京住下了，不是住兵营就是住民居，降卒也要收编，无数的密切接触机会，使鼠疫开始在这些外地人中间流行开了。41天迅速丧失战斗力，原因不是北京的花花世界，而是满城的咳咳细菌。
李自成讨伐吴三桂，人数为什么争议很大，就是因为瘟疫流行，减员严重。可是为何在山海关前李自成一度占优?这还要说说肺鼠疫，这类鼠疫的潜伏期可以长到20多天，也就是感染了20多天才发病。这种潜伏期长的烈性传染病流行面广，因为未发病时和正常人一样，可以继续感染别人。
李自成带到山海关前的部队，正是剩下的还未发病的那部分人，战斗力还在。这批人在山海关战死了一部分，逃回来的也陆续发病。由于李自成手下全是鼠疫病人，即便是痊愈的也非常虚弱，能跑路就不错了。这就是为什么李自成从山海关下来，不能守北京，离开北京也连战连败的真正原因。
这些带病菌的士兵一路退一路把鼠疫流行过去,“凡贼所经地方皆大疫，不经者不疫”。各地留守的部队也染上鼠疫，于是弃山西弃西安最后败死九宫山。那支无敌的雄师被鼠疫消灭了，联合南明时已经是乌合之众。
历史上瘟疫造成大军死亡几成的记载比比皆是，行军打仗，最怕瘟疫。李鸿章便深有体会，考察西洋军事最大的感慨就是西方部队以医官为重，于是开设北洋医学堂，培养军医。在古代那种卫生条件和医疗水平下，一旦军营出现瘟疫，整个部队便不战而溃，多少次到手的胜利就是让瘟疫夺去的，李自成也一样。
出西安之时，摆在李自成面前是两条路，一是经营河南湖北，夺取江淮，二是进逼北京，最后他采取了顾君恩的中路直进策略。从夺取北京的结局来说，是个好计谋。可是暗中看不见的鼠疫之手，让在皇位上屁股没有坐稳的李自成急速败亡。
坚持讨伐吴三桂，也是李自成的一着臭棋。本来吴三桂不会主动进攻北京，也不会投降满清。李自成大军压境，只能把吴三桂推向满清。如果李自成占领北京以后马上解决吴三桂，那时军容尚整，可以以战逼降，是李自成唯一的机会。
后人分析李闯败亡，奇谈怪论层出不穷，偏偏就忽略了这个时机的问题。李自成以宋献策为军师，观天象占卜，可惜不会看显微镜。李闯之败，怪只怪天时。
3月23日到3月27日之间，吴三桂降而复叛，原因不是因为知道家人受虐待，而是知道了京城的虚实，知道大顺军瘟疫流行，他才敢背关一战。手下那批辽东军人和他一样在瘟疫中看到了称雄的希望，所以才义无反顾地追随他返回山海关。
吴三桂的算盘：李自成在大疫中不会与他交战，几个月后让瘟疫折磨得七七八八了，北京就是他吴三桂的了。人在辽东的吴三桂，因为家人在京，北京大疫的情况他很清楚，也料到会流行到秋天，所以才敢冲冠一怒。
人云吴三桂引清兵入关，是想借清兵灭流寇，然后用金银财宝把清兵哄回去。吴三桂自幼和清兵为敌，哪会这么天真？何况满清还有范文程、洪承畴，他这种把戏焉能瞒得过去?吴三桂不会不考虑引清兵入关，重则千古罪人，轻则也是石敬瑭。历史上这种引狼入室的，有哪一次“狼”是轻易退回去的?
吴三桂知书达理，不会冒此罪名的。他的真实想法，是把满清也引进疫区，让这场瘟疫帮他消灭两个大敌。到达北京之后，吴三桂没有在疫区停留，率军猛追李自成，他知道现在是最好的时机，尽管他手下伤亡很大，可是李自成已经无还手之力了，而且他不能留在北京让手下失去战斗力。追了一半不追了，是因为部下也开始发病了。
山海关前“暴骨盈野，三年收之未尽也”，满清入关后安葬崇祯，为什么不下令地方官员收尸，而听之暴露荒野?这不像是新王朝的气象。原因还是瘟疫，病尸谁敢收? 清军入关后，一部分随吴三桂追击李自成，另外还有很大一部分人马驻扎在北京，当年除了张罗顺治登基外，没有一丝南下的打算，即使南京那里建立小朝廷渐渐成了气候。究其原因，也是清军入京以后染上瘟疫了。吴三桂的绝户计几乎成功了，可惜，天不遂人愿。满清入关是因为天时，坐稳了还是因为天时。
历史记载，鼠疫在北京和华北的确流行到1644年9月。可是满汉分治，满人和汉人没有杂居，接触的机会少，加上满人入京天气已经开始热了，离开人体的细菌不容易存活，鼠疫便没有像大顺军那样大规模在满人中传播。即便这样，还是有一定程度的流行，造成满清当年无力南下。
鼠疫连续流行两年后，第三年不流行了。顺治二年(1645)开始风调雨顺，天气不再干燥了，大规模鼠疫没有了。烈性传染病流行过程中一些迄今为止无法解释的自然规律，甚至在今天科学家们也只能说是天意。吴三桂的妙计终归敌不过天时。
鼠疫这个黑暗中的手在当时和后世造成了对满清战斗力过高的估计，因为连纵横中原的李自成都一战而溃，人们普遍认为满清部队的战斗力很强。实际上从后来郑成功、李定国的战绩来看，率领那种算不上雄师的部队都能几乎席卷南方，可见，满清部队的战斗力没有那么厉害。
满清以十万之众夺取天下，鼠疫帮了大忙。今人赞许多尔衮，可是历次北方民族侵入中原时，其领袖人物在能力上堪与多尔衮并肩的比比皆是，那些民族除了蒙古外，都没有如愿，就是因为没有鼠疫这个天时。
明朝为什么祸不单行? 流寇北虏还有鼠疫，可以说天欲亡明。但是仔细探讨一下，究竟是什么导致明朝灭亡? 退一步说为何1644 年北京一年三变天? 满清的问题先放在一边，流寇和鼠疫其实同源，都是因为土地兼并。
老百姓丢掉了土地，出路有两条，一是成为流民饥民，最后走投无路加入流寇。二是去开荒，大批失去土地的农民经山西去草原开荒。草原原来是野鼠的地盘，万历年开始，山西经常性地流行鼠疫，正是因为草原被逐渐蚕食的原因。
为什么偏偏就李自成倒霉? 这就要从流行病的传播过程说起。传染病或者从动物到人、或者从人到人，都是一传一或者一传几的形式，一开始是点，然后是小规模的面，最后是大规模的铺天盖地。从点到面到铺天盖地有个临界点，就是合适的环境气候和足够的传染源。
就北京的情况，春天的三四月间最容易流行传染病，崇祯年间山西的情况也证明这种鼠疫发病的高峰是这两个月，之前是积累阶段，其后因为天热逐渐下降。恰恰是这两个月，李自成驻扎在北京。
传染病大流行的另外一个因素是要人多，草原上鼠疫一直没断，可是没有流行，因为没有太多的人。北京鼠疫流行，是因为京城人烟密集，本来这一年就是鼠疫高峰期，在最高点突然涌进了几十万外地人，一下子就成了鼠疫杆菌的载体。连年鼠疫，北京居民里面好歹有些有抵抗力的，新人这么一来，全是没经历过的，不快速流行才怪。
于是鼠疫的流行从北京市民和三大营士兵里面转移到大顺军队中，李自成的部队成了鼠疫的主要疫区。李自成从北京撤出来，大部分的现行鼠疫病人和感染者也就出了北京。清兵入京后，天气开始热是一方面，北京城里没有多少现行鼠疫病人和感染者也是一个原因，老百姓染上鼠疫的，不是好了就是死了，顶多是零零散散的，不够大规模传播的基数。
明之亡不是亡于鼠疫，而是民不聊生。亡于鼠疫的是李闯，天下归清也要归功于耗子和它身上的小小细菌。历史有时候是肉眼看得见的，有时候是看不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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