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柔情史##我和妈妈的故事# 中国式母女的相爱相杀 文｜读者：款款 （-本文系读者投稿，不代表本刊立场-）
我和我妈 相爱相杀。”——这是电影《柔情史》印在海报上的一句宣传语，也是整部电影的故事核心所在，即一对普通母女“相爱相杀”的琐碎日常。
北漂女孩小雾是一个自由编剧，因为意外得到一笔稿费，她租下了胡同里的一个老房子，并期待着一个人的崭新生活。然而母亲却突然搬来同住，并将她荒谬的生活规则与偏执的行为方式强行渗透进生活的方方面面，让小雾备受折磨。于是独属于母女间的奇特战争开始了。她们在一蔬一饭间你来我往，仿佛乐此不疲地相互伤害着，又试图从彼此身上寻求慰藉。
电影由“奶”“羊蝎子”“瓜”三段组成，“吃”也占据了很大的篇幅。因为正是饭桌连缀了母亲的世界和女儿的世界，是两人之间唯一风平浪静的闲暇时刻。母亲当了一辈子的家庭主妇，对女儿目前身处的世界鞭长莫及。只有饭桌，是她唯一能找回存在感和安全感的地方。她在饭桌前将女儿一口口喂养长大，在饭桌前传递自己的生活经验，也在饭桌前成为一个母亲。
女儿小雾虽然看似独立自由，但面对生存困境和创作焦虑，她也在艰难地寻找自己的存在感。至于与母亲的争吵，尽管痛苦却也痛快，好似一场默契的游戏，让她短暂忘记外面的风雨。说到底，这其实是两个极度缺乏安全感的女人，在笨拙地对抗世界、保护自己。而母女关系的微妙映照，又让女儿选择了与母亲完全相反的方式进行应对，于是矛盾、摩擦甚至战争就开始了。
美国心理学与女性研究荣誉教授菲利斯·切斯勒在《女性的负面》一书中，专门用了三个章节来讨论母女关系。在第五章中，她提到了美国当代著名女诗人阿德里安城·里奇（Adrienne Rich）在其著作《女人所生：母性作为一种经验与制度》里引出的“惧母症”（matrophobia）概念。这是一种“愿望”，“彻底肃清母亲的所有束缚，成为个性鲜明的人、自由人”。对此，她还借另一位女性评论家的观点进一步阐释道：“在俄狄浦斯神话中，亲子杀父以便取而代之。相比之下，在新女性神话中，女儿‘弑’母是为了不必取而代之。”
然而大部分情况下，悲剧的宿命论都占了上风，那些女儿们一直努力想要逃离的，反而被根深蒂固地继承下来。在电影《春潮》里，金燕玲饰演的纪母和郝蕾饰演的建波，在将母女之间的角力升级的同时，也将不幸的人生延续。
比起小雾和母亲的“相爱相杀”，建波和母亲更像是仇敌，剩下的只有“相杀”。小雾和母亲会争吵翻脸，也会相携逛街，而在面对母亲如魔咒般喋喋不休的抱怨、控诉乃至谩骂时，建波早就放弃了言语的回击，始终保持冰冷的沉默。因为对于亲手砌起围墙，将自己围困在不幸过往里的母亲，言语是无效的。真正有力的回击或者说报复，是竖起浑身的刺，凡事叛逆而行。
战争止于母亲的病倒。背对母亲的病榻，看着窗外夜色里的霓虹，建波终于开口了。她诉说了从小被母亲漠然以对的委屈，以及母女矛盾的症结所在——父亲。尽管于母亲而言，父亲是罪恶和羞辱般的存在，但于她而言，父亲却是唯一给过她点滴温暖的人。可母亲却硬要摧毁这一点温暖，只为证明自己有多么地不幸。
“你想让我找一个好男人，有一个家，过体面的生活。我不，我就要你看见我现在的样子。”
是的，建波用承袭不幸的方式去反抗母亲的不幸，通过摧毁自己的人生来摧毁母亲的人生。这无疑是双输的惨烈结果。然而不幸的是，这种惨烈的关系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少见。纵使没有如此激烈的冲突，相信每对母女也都或多或少经历过类似的“紧迫”时刻。
爱恨交织，情仇难分。因为同性的境遇投射，尤其在父权和男权之下，处于弱势地位且面临纷繁压力的女性又普遍缺乏安全感，母女关系在所有家庭关系里也最为复杂和幽深。
香港大学婚姻与家族治疗硕士、简单心理认证心理咨询师李惠珠在《母女关系交织着复杂的爱恨情仇》一文中曾写道：“在成长的过程中，通常女儿与妈妈的关系紧密，边界模糊的关系使得彼此情绪相互影响着，女儿一方面要安抚妈妈的情绪，另一方面又吸收妈妈的情绪，融合分不出来。身为女儿，随着年龄增长，渐渐会觉得这个情绪似乎不是自己的，很想摆脱可又摆脱不了，觉得陷入母亲情绪的洞里，但是离开这个洞，似乎又背叛母亲。这样的矛盾挣扎，以及脱离不了的愤怒与无力感，让她纠缠而且进退两难。”
在传统的儒家文化和孝顺美德影响下，中国式母女关系更容易深陷这种“逃离-内疚-挣扎/争吵-逃离”的负性情绪循环，难以找到出口。而面对成年女儿的反抗，母亲的口头禅除了“都是为你好”，就是“再也不管你”。比起前者，后者杀伤力更大。因为它唤起的是孩童期的生存恐惧。
在《春潮》里，母亲会骂“白眼狼”，“你从小吃我的，喝我的，合着我养你就是让你来跟我顶嘴”；在《柔情史》里，母亲会大喊“你以为你的自由是什么换来的，你早该挣钱养活我了” 。
因为养育之恩，所以有了“管”的权力。尤其是计划生育政策下出生的独生子女一代，很多人都经历过被父母支配的恐惧。而作为母亲一生的投射和焦点，独生女所经历的被控制感只会更加强烈。我就是其中之一。
我的母亲是一个非常居家的人，称得上典型的贤妻良母。小的时候，尽管经济条件不好，母亲却总能把家里料理得妥帖温馨，而且常常用一双巧手制造着小小的惊喜。母亲尤擅织毛衣和扎辫子，我也因此经常被同学羡慕。母亲用浓浓的爱意将我包裹，但与此同时，也将我重重围困。
除了上学，只要我一不在她的视线范围内，她就会恐慌。用我四婶的一句话来形容，就是“恨不得把你拴在裤腰带上”。整个成长期，我都在这张爱的罗网里左突右撞。直到进入大学，除了遵守至少每两天打一个电话的约定，作为反抗，我开始一两个月不回家。有一次，因为跟同学在外吃晚饭，我没有接母亲的电话。等再拿起手机，有18个未接来电。那一瞬间，往事历历，汹涌而来，我终于忍不住情绪崩溃。
如今回想起来，我才发现，那时的母亲是孤独的。父亲常年在外工作，作为家庭主妇，母亲也没什么朋友。加上那个年代经济拮据、娱乐匮乏，我既是母亲的女儿，又是她的朋友、她的玩伴、她的生活目的、她的情感寄托。也正是因为慢慢意识到这一点，这些年来，我开始跟母亲真的像朋友那样相处，从前的那种紧张感也逐渐变得轻盈。
当然，物理距离的拉开是先决条件。远离之后，爱才能自由呼吸，否则就会在密闭空间里发酵成复杂难言的恨意。中国式母女关系，以及所有代际关系的主要矛盾，其实都源自界限感的缺失。而无论是痛苦转嫁还是爱的捆绑，都不过是具体表现形式而已。关于这一点，需要强调的是，“界限感”是对关系双方的要求。当我们想让母亲把女儿当作一个独立的个体来看待时，我们也应该撕掉母亲的标签，把她也当作一个人、一个女人来看待。
母亲也是人，会有脆弱、愤怒、嫉妒、自私的时候；母亲也是第一次做母亲，会有彷徨、无助、忧郁、想要放弃的时候。中国的很多父母，其实并不清楚为什么要生孩子，或者在根本没有准备好的情况下就成为了父母。而流传千年的“慈母”圣像塑造和主流文化里对“母爱伟大”的讴歌，都让母亲面临更大的压力。
我跟母亲关系的真正缓解，是从第一次明显看出她的衰老开始的。当我惊讶地发现母亲的模样变得比我记忆中瘦小时，就好像褪下了“母亲”这个壳，我突然意识到原来母亲也是个普通人。前两年过年回家，如同当初她教我背唐诗一样，我教她使用智能手机，从那笨拙又用力的模样里，我瞥见了幼时的自己。有次国庆回家，我看懂了她眼里的喜欢，于是将口红送给她，并让出梳妆台，让她在我看不见的地方开始涂抹，就像小时候我偷偷穿她的高跟鞋一样。与此同时，借助微信的文字和表情包，母亲的爱意有了更多的外露表达，而我也开始学着对母亲进行哄劝式的赞赏，让她感受到我对她的在乎。
在前述提到的两部电影里，两对母女的“相杀”也都因为母亲的“示弱”戛然而止。《柔情史》里是母亲黄昏恋的失败，《春潮》里是母亲的病倒。在《亲情无价》《热泪伤痕》《母女情深》等多部讲述母女关系的经典美国电影里，这也是让矛盾暂歇的通用情节。因为借由危机或生病而来的，其实是一次角色互换，一次婴儿回归。
随着母亲衰老，女儿成熟。身体、经济、认知、地位，在时间的催化下，母女关系也发生了调转。女儿变成母亲，母亲变成女儿，从而获得一次和解的机会。本质上母女一直互为镜像，是某种意义上的双生子。
从这个角度来说，看清自己身为人、身为女人的局限，才能找到一种自洽的方式，更好地与母亲相处。抛下“母爱是最伟大的”双重束缚，才能减轻女儿反抗的愧疚，并卸下母亲圣像的枷锁，真正透过“母亲”，看见母亲。
我和我妈 相爱相杀。”——这是电影《柔情史》印在海报上的一句宣传语，也是整部电影的故事核心所在，即一对普通母女“相爱相杀”的琐碎日常。
北漂女孩小雾是一个自由编剧，因为意外得到一笔稿费，她租下了胡同里的一个老房子，并期待着一个人的崭新生活。然而母亲却突然搬来同住，并将她荒谬的生活规则与偏执的行为方式强行渗透进生活的方方面面，让小雾备受折磨。于是独属于母女间的奇特战争开始了。她们在一蔬一饭间你来我往，仿佛乐此不疲地相互伤害着，又试图从彼此身上寻求慰藉。
电影由“奶”“羊蝎子”“瓜”三段组成，“吃”也占据了很大的篇幅。因为正是饭桌连缀了母亲的世界和女儿的世界，是两人之间唯一风平浪静的闲暇时刻。母亲当了一辈子的家庭主妇，对女儿目前身处的世界鞭长莫及。只有饭桌，是她唯一能找回存在感和安全感的地方。她在饭桌前将女儿一口口喂养长大，在饭桌前传递自己的生活经验，也在饭桌前成为一个母亲。
女儿小雾虽然看似独立自由，但面对生存困境和创作焦虑，她也在艰难地寻找自己的存在感。至于与母亲的争吵，尽管痛苦却也痛快，好似一场默契的游戏，让她短暂忘记外面的风雨。说到底，这其实是两个极度缺乏安全感的女人，在笨拙地对抗世界、保护自己。而母女关系的微妙映照，又让女儿选择了与母亲完全相反的方式进行应对，于是矛盾、摩擦甚至战争就开始了。
美国心理学与女性研究荣誉教授菲利斯·切斯勒在《女性的负面》一书中，专门用了三个章节来讨论母女关系。在第五章中，她提到了美国当代著名女诗人阿德里安城·里奇（Adrienne Rich）在其著作《女人所生：母性作为一种经验与制度》里引出的“惧母症”（matrophobia）概念。这是一种“愿望”，“彻底肃清母亲的所有束缚，成为个性鲜明的人、自由人”。对此，她还借另一位女性评论家的观点进一步阐释道：“在俄狄浦斯神话中，亲子杀父以便取而代之。相比之下，在新女性神话中，女儿‘弑’母是为了不必取而代之。”
然而大部分情况下，悲剧的宿命论都占了上风，那些女儿们一直努力想要逃离的，反而被根深蒂固地继承下来。在电影《春潮》里，金燕玲饰演的纪母和郝蕾饰演的建波，在将母女之间的角力升级的同时，也将不幸的人生延续。
比起小雾和母亲的“相爱相杀”，建波和母亲更像是仇敌，剩下的只有“相杀”。小雾和母亲会争吵翻脸，也会相携逛街，而在面对母亲如魔咒般喋喋不休的抱怨、控诉乃至谩骂时，建波早就放弃了言语的回击，始终保持冰冷的沉默。因为对于亲手砌起围墙，将自己围困在不幸过往里的母亲，言语是无效的。真正有力的回击或者说报复，是竖起浑身的刺，凡事叛逆而行。
战争止于母亲的病倒。背对母亲的病榻，看着窗外夜色里的霓虹，建波终于开口了。她诉说了从小被母亲漠然以对的委屈，以及母女矛盾的症结所在——父亲。尽管于母亲而言，父亲是罪恶和羞辱般的存在，但于她而言，父亲却是唯一给过她点滴温暖的人。可母亲却硬要摧毁这一点温暖，只为证明自己有多么地不幸。
“你想让我找一个好男人，有一个家，过体面的生活。我不，我就要你看见我现在的样子。”
是的，建波用承袭不幸的方式去反抗母亲的不幸，通过摧毁自己的人生来摧毁母亲的人生。这无疑是双输的惨烈结果。然而不幸的是，这种惨烈的关系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少见。纵使没有如此激烈的冲突，相信每对母女也都或多或少经历过类似的“紧迫”时刻。
爱恨交织，情仇难分。因为同性的境遇投射，尤其在父权和男权之下，处于弱势地位且面临纷繁压力的女性又普遍缺乏安全感，母女关系在所有家庭关系里也最为复杂和幽深。
香港大学婚姻与家族治疗硕士、简单心理认证心理咨询师李惠珠在《母女关系交织着复杂的爱恨情仇》一文中曾写道：“在成长的过程中，通常女儿与妈妈的关系紧密，边界模糊的关系使得彼此情绪相互影响着，女儿一方面要安抚妈妈的情绪，另一方面又吸收妈妈的情绪，融合分不出来。身为女儿，随着年龄增长，渐渐会觉得这个情绪似乎不是自己的，很想摆脱可又摆脱不了，觉得陷入母亲情绪的洞里，但是离开这个洞，似乎又背叛母亲。这样的矛盾挣扎，以及脱离不了的愤怒与无力感，让她纠缠而且进退两难。”
在传统的儒家文化和孝顺美德影响下，中国式母女关系更容易深陷这种“逃离-内疚-挣扎/争吵-逃离”的负性情绪循环，难以找到出口。而面对成年女儿的反抗，母亲的口头禅除了“都是为你好”，就是“再也不管你”。比起前者，后者杀伤力更大。因为它唤起的是孩童期的生存恐惧。
在《春潮》里，母亲会骂“白眼狼”，“你从小吃我的，喝我的，合着我养你就是让你来跟我顶嘴”；在《柔情史》里，母亲会大喊“你以为你的自由是什么换来的，你早该挣钱养活我了” 。
因为养育之恩，所以有了“管”的权力。尤其是计划生育政策下出生的独生子女一代，很多人都经历过被父母支配的恐惧。而作为母亲一生的投射和焦点，独生女所经历的被控制感只会更加强烈。我就是其中之一。
我的母亲是一个非常居家的人，称得上典型的贤妻良母。小的时候，尽管经济条件不好，母亲却总能把家里料理得妥帖温馨，而且常常用一双巧手制造着小小的惊喜。母亲尤擅织毛衣和扎辫子，我也因此经常被同学羡慕。母亲用浓浓的爱意将我包裹，但与此同时，也将我重重围困。
除了上学，只要我一不在她的视线范围内，她就会恐慌。用我四婶的一句话来形容，就是“恨不得把你拴在裤腰带上”。整个成长期，我都在这张爱的罗网里左突右撞。直到进入大学，除了遵守至少每两天打一个电话的约定，作为反抗，我开始一两个月不回家。有一次，因为跟同学在外吃晚饭，我没有接母亲的电话。等再拿起手机，有18个未接来电。那一瞬间，往事历历，汹涌而来，我终于忍不住情绪崩溃。
如今回想起来，我才发现，那时的母亲是孤独的。父亲常年在外工作，作为家庭主妇，母亲也没什么朋友。加上那个年代经济拮据、娱乐匮乏，我既是母亲的女儿，又是她的朋友、她的玩伴、她的生活目的、她的情感寄托。也正是因为慢慢意识到这一点，这些年来，我开始跟母亲真的像朋友那样相处，从前的那种紧张感也逐渐变得轻盈。
当然，物理距离的拉开是先决条件。远离之后，爱才能自由呼吸，否则就会在密闭空间里发酵成复杂难言的恨意。中国式母女关系，以及所有代际关系的主要矛盾，其实都源自界限感的缺失。而无论是痛苦转嫁还是爱的捆绑，都不过是具体表现形式而已。关于这一点，需要强调的是，“界限感”是对关系双方的要求。当我们想让母亲把女儿当作一个独立的个体来看待时，我们也应该撕掉母亲的标签，把她也当作一个人、一个女人来看待。
母亲也是人，会有脆弱、愤怒、嫉妒、自私的时候；母亲也是第一次做母亲，会有彷徨、无助、忧郁、想要放弃的时候。中国的很多父母，其实并不清楚为什么要生孩子，或者在根本没有准备好的情况下就成为了父母。而流传千年的“慈母”圣像塑造和主流文化里对“母爱伟大”的讴歌，都让母亲面临更大的压力。
我跟母亲关系的真正缓解，是从第一次明显看出她的衰老开始的。当我惊讶地发现母亲的模样变得比我记忆中瘦小时，就好像褪下了“母亲”这个壳，我突然意识到原来母亲也是个普通人。前两年过年回家，如同当初她教我背唐诗一样，我教她使用智能手机，从那笨拙又用力的模样里，我瞥见了幼时的自己。有次国庆回家，我看懂了她眼里的喜欢，于是将口红送给她，并让出梳妆台，让她在我看不见的地方开始涂抹，就像小时候我偷偷穿她的高跟鞋一样。与此同时，借助微信的文字和表情包，母亲的爱意有了更多的外露表达，而我也开始学着对母亲进行哄劝式的赞赏，让她感受到我对她的在乎。
在前述提到的两部电影里，两对母女的“相杀”也都因为母亲的“示弱”戛然而止。《柔情史》里是母亲黄昏恋的失败，《春潮》里是母亲的病倒。在《亲情无价》《热泪伤痕》《母女情深》等多部讲述母女关系的经典美国电影里，这也是让矛盾暂歇的通用情节。因为借由危机或生病而来的，其实是一次角色互换，一次婴儿回归。
随着母亲衰老，女儿成熟。身体、经济、认知、地位，在时间的催化下，母女关系也发生了调转。女儿变成母亲，母亲变成女儿，从而获得一次和解的机会。本质上母女一直互为镜像，是某种意义上的双生子。
从这个角度来说，看清自己身为人、身为女人的局限，才能找到一种自洽的方式，更好地与母亲相处。抛下“母爱是最伟大的”双重束缚，才能减轻女儿反抗的愧疚，并卸下母亲圣像的枷锁，真正透过“母亲”，看见母亲。
【痛别！一绍兴籍巨星陨落】3月5日上午9点，著名编剧、戏剧评论家沈祖安先生去世，享年92岁。沈老的儿子、导演沈雷在朋友圈告知了这一遗憾的消息。
沈祖安，编剧、戏剧理论家，诸暨人，1929年出生于上海。解放前曾肄业于国立西湖艺专，攻西画。1949年6月入伍。后在浙江干校、文工团、浙江省文工团编导组工作。1951年底调入浙江省文联创作组，后担任浙江越剧团和浙江昆剧团编剧及浙江绍剧团特约编剧，一直从事艺术评论和剧本创作。
沈先生50年来发表和出版有关戏曲和艺术的研究文稿达300余万字。主要著作有：《纵横谈艺录》、《琵琶街杂记》、《弹词类考》、《编剧六题》、《变与不变——沈祖安艺术论集》、《无字的丰碑——沈祖安人物论集》、《琵琶蛇传奇——沈祖安传奇小说集》、《唱新话异——沈祖安曲艺论集》等。为盖叫天、刘海粟和王传淞整理出版艺术论集《燕南寄庐杂谈》、《存天阁谈艺录》和《丑中美》等多种。
他创作和整理、改编各类剧本60余种，其中越剧有《家和万事兴》、《小女婿》、《两亲家》、《新桑园会》、《跃进桥边》、《打雪》、《飞狐口》、《雪地红梅》、《关不住的姑娘》(和胡小孩合作)、《田园新歌》、《血泪荡》(执笔)、《珍珠衫》、《绛州府》、《羚羊锁》、《滚绣球》(和胡汝慧、卢炳容合作)、《葛嫩娘》(和胡汝慧合作)、《莲湖姐妹》、《三月三》、《风尘英烈》、《白蛇传》、《杨柳奇缘》(和陈国容合作)等大小40出。曾任浙江文化厅艺术委员会委员、杭州市文化局艺术顾问、浙江京昆艺术剧院艺术顾问和浙江省政协京昆联谊会常务副会长、浙江省政协诗书画之友社顾问、中国戏曲表演学会顾问等。
沈祖安先生的儿子、中国美院教授沈岳告诉记者，父亲住在浙江医院两年多，已不能说话，平时，他们会凑近耳边，告诉他一些浙江文艺界的新闻和情况。疫情期间，浙江省文艺界很多人来看望他，在他耳边说话，唱唱越剧。“不知道他能不能听懂，但他是希望听到和了解到的。父亲没有大的病，年纪大了器官衰竭。”沈岳说，昨天，父亲情况还比较稳定，今天突然呼吸困难，“但他走得很安详。”
沈岳说，住院之前，父亲觉得自己回不去了。他说：人总是有花开花落的。
沈岳说：花还会再开的。等你好起来，我们再陪你去看看。
“他理性面对自己的衰老，但他对生活，对美好的事物，对浙江文化界一直热心关注。比如小百花的成立，演员的成长，他都非常关心，他喜欢帮人，所以他的朋友非常多，不止是戏曲，还有文学、茶文化等等。他说自己最大的成功，就是兴趣广泛。”沈岳说。
沈祖安先生是浙江戏曲人才的极力推动者。1987年，林为林得梅花奖后，沈祖安找到他：为林，你长枪短枪花枪都很好，但是你扇子水袖也要好，文武都要发展。
林为林问：那我还可以演什么戏？
沈祖安说，《连环计》。
但没人写。林为林说。
“我帮你写。”
沈祖安整理改编了《连环计》，这也是林为林得了梅花奖之后首次演出的大戏，演吕布。
提到沈祖安，很多人都会想到小百花，想到那张合影。
1984年10月，小百花应文化部之邀参加了建国三十五周年献演并观礼，邓颖超接见小百花全体演职人员，合影留念，并亲笔题写：不骄不满，才能进步；精益求精，后来居上。
茅威涛告诉记者，去见邓奶奶，是沈老提前联系好的，包括她为小百花题写的四句话，也是沈老提前拟好的稿子。“他带我们去见刘海粟、夏衍，总是提前联系好所有事情。沈老师是一个书生，却像我们浙江文艺界的一位侠客，江湖义气，古道热肠。他不是政府官员，像一个民间外交家，总是为人张罗一切。他对我们是父亲一样的爱。”
茅威涛和沈家曾经是邻居，都住在白马公寓，一个一号楼，一个2号楼，两人却经常在家里打电话。“茅毛，有一袋东西我放在传达室了，知道你很忙，你空了去拿。”他常常为别人想。
小百花遇到低谷时，沈祖安给省委省政府写了一封信，他说，小百花的历史价值不能断裂，这是改革开放后浙江文化的一面旗帜，是我们省里的掌上明珠，是我们养的亲闺女，这样的情感不能断裂。
很多人都知道，《寒情》是小百花和茅威涛的转折点。1995年，取材于荆轲刺秦王的历史越剧《寒情》上演。以吴侬软语演燕赵悲歌，《寒情》采取了完全不同于传统越剧的叙述方式，调度了别具一格的舞台景观，一石激起千层浪，在当时掀起了轩然大波。
《寒情》的编剧冯洁说，沈老对“小百花”很关心，堪谓有求必应。“当年我写的《寒情》在杭首演后反响强烈，赞美与骂声，泾渭分明。笑称‘第一次混迹越剧受众’的以浙大中青年教授为代表的新观众评价颇高，而绝大多数传统观众包括一些业内人士的意见则集中在‘太高深，太文化，看不懂……’，记得首演后在新新饭店举行该剧座谈会，为鼓励支持小百花不走寻常路的创新，当时正住院的沈老打着点滴特意赶到现场，而且听完全场才走。”
1996年的秋天，小百花在新新饭店会议室举办《寒情》第一稿的研讨会，沈祖安穿着病号服，外面套了一件睡袍，挂着点滴，来了。
茅威涛记得，沈老说了一番话，大意是，这部戏还有修改上升的空间，但是这样的戏剧改革态度，我们应该鼓励。这是我的一家之言，但我必须要来表一个态，如何打磨得更好，我支持他们这样的改革。
沈岳说，爸爸关心外面的世界比家里人多。沙孟海先生曾为他写过一幅字，沈岳记不清内容，只记得一句话，杭州话：背末梢。
2010年，原钱江晚报记者王玲瑛曾在沈老的家里采访过他，关于“末梢先生”，她这样写——
沈祖安过去经常请沙孟海写字，都是替别人求的，医院要挂个匾额，有人要出本书……沙孟海身边的人有时会说，“自己来要还可理解，专为别人来做伸手大将军，难道别人都是为他活着的？”有一天他又去讨字，自觉不好意思开口，久坐无语，沙孟海说：“你是一个热心的末梢客人，今后若有难处，不必吞吞吐吐。”
“末梢先生”书房里挂满字画，但没有沙孟海的字。书斋内也没有电脑，桌上摆着文房四宝，笔架上挂着、插着25枝毛笔，镇尺、印泥、碑帖、立轴、手卷一股脑堆在桌上，完全看不到书桌底色。在书架每层隔板的外沿，还摆着一些小玩意，有关公像，有青花小罐，有皮影，有穿马褂拉胡琴的人偶。这些小东西，随便放在那里，不讲格调，不讲章法。
今天，浙江医院的正在布置告别厅，三个孩子希望在这里再陪陪爸爸。3月11日上午9点，沈祖安先生的告别会将在杭州市殡仪馆举行。
浙江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沈勇说，沈老就是浙江文艺界的“活字典”，“关于浙江文艺几乎没有他不知道的事，我曾受教于沈老很多。这是2015年沈老为纪念夏衍先生诞辰115周年创作的四首诗歌与给我写的信，那时的他住在浙江医院，双眼几近眼盲，生命不息，创作不止。”（小时新闻）
沈祖安，编剧、戏剧理论家，诸暨人，1929年出生于上海。解放前曾肄业于国立西湖艺专，攻西画。1949年6月入伍。后在浙江干校、文工团、浙江省文工团编导组工作。1951年底调入浙江省文联创作组，后担任浙江越剧团和浙江昆剧团编剧及浙江绍剧团特约编剧，一直从事艺术评论和剧本创作。
沈先生50年来发表和出版有关戏曲和艺术的研究文稿达300余万字。主要著作有：《纵横谈艺录》、《琵琶街杂记》、《弹词类考》、《编剧六题》、《变与不变——沈祖安艺术论集》、《无字的丰碑——沈祖安人物论集》、《琵琶蛇传奇——沈祖安传奇小说集》、《唱新话异——沈祖安曲艺论集》等。为盖叫天、刘海粟和王传淞整理出版艺术论集《燕南寄庐杂谈》、《存天阁谈艺录》和《丑中美》等多种。
他创作和整理、改编各类剧本60余种，其中越剧有《家和万事兴》、《小女婿》、《两亲家》、《新桑园会》、《跃进桥边》、《打雪》、《飞狐口》、《雪地红梅》、《关不住的姑娘》(和胡小孩合作)、《田园新歌》、《血泪荡》(执笔)、《珍珠衫》、《绛州府》、《羚羊锁》、《滚绣球》(和胡汝慧、卢炳容合作)、《葛嫩娘》(和胡汝慧合作)、《莲湖姐妹》、《三月三》、《风尘英烈》、《白蛇传》、《杨柳奇缘》(和陈国容合作)等大小40出。曾任浙江文化厅艺术委员会委员、杭州市文化局艺术顾问、浙江京昆艺术剧院艺术顾问和浙江省政协京昆联谊会常务副会长、浙江省政协诗书画之友社顾问、中国戏曲表演学会顾问等。
沈祖安先生的儿子、中国美院教授沈岳告诉记者，父亲住在浙江医院两年多，已不能说话，平时，他们会凑近耳边，告诉他一些浙江文艺界的新闻和情况。疫情期间，浙江省文艺界很多人来看望他，在他耳边说话，唱唱越剧。“不知道他能不能听懂，但他是希望听到和了解到的。父亲没有大的病，年纪大了器官衰竭。”沈岳说，昨天，父亲情况还比较稳定，今天突然呼吸困难，“但他走得很安详。”
沈岳说，住院之前，父亲觉得自己回不去了。他说：人总是有花开花落的。
沈岳说：花还会再开的。等你好起来，我们再陪你去看看。
“他理性面对自己的衰老，但他对生活，对美好的事物，对浙江文化界一直热心关注。比如小百花的成立，演员的成长，他都非常关心，他喜欢帮人，所以他的朋友非常多，不止是戏曲，还有文学、茶文化等等。他说自己最大的成功，就是兴趣广泛。”沈岳说。
沈祖安先生是浙江戏曲人才的极力推动者。1987年，林为林得梅花奖后，沈祖安找到他：为林，你长枪短枪花枪都很好，但是你扇子水袖也要好，文武都要发展。
林为林问：那我还可以演什么戏？
沈祖安说，《连环计》。
但没人写。林为林说。
“我帮你写。”
沈祖安整理改编了《连环计》，这也是林为林得了梅花奖之后首次演出的大戏，演吕布。
提到沈祖安，很多人都会想到小百花，想到那张合影。
1984年10月，小百花应文化部之邀参加了建国三十五周年献演并观礼，邓颖超接见小百花全体演职人员，合影留念，并亲笔题写：不骄不满，才能进步；精益求精，后来居上。
茅威涛告诉记者，去见邓奶奶，是沈老提前联系好的，包括她为小百花题写的四句话，也是沈老提前拟好的稿子。“他带我们去见刘海粟、夏衍，总是提前联系好所有事情。沈老师是一个书生，却像我们浙江文艺界的一位侠客，江湖义气，古道热肠。他不是政府官员，像一个民间外交家，总是为人张罗一切。他对我们是父亲一样的爱。”
茅威涛和沈家曾经是邻居，都住在白马公寓，一个一号楼，一个2号楼，两人却经常在家里打电话。“茅毛，有一袋东西我放在传达室了，知道你很忙，你空了去拿。”他常常为别人想。
小百花遇到低谷时，沈祖安给省委省政府写了一封信，他说，小百花的历史价值不能断裂，这是改革开放后浙江文化的一面旗帜，是我们省里的掌上明珠，是我们养的亲闺女，这样的情感不能断裂。
很多人都知道，《寒情》是小百花和茅威涛的转折点。1995年，取材于荆轲刺秦王的历史越剧《寒情》上演。以吴侬软语演燕赵悲歌，《寒情》采取了完全不同于传统越剧的叙述方式，调度了别具一格的舞台景观，一石激起千层浪，在当时掀起了轩然大波。
《寒情》的编剧冯洁说，沈老对“小百花”很关心，堪谓有求必应。“当年我写的《寒情》在杭首演后反响强烈，赞美与骂声，泾渭分明。笑称‘第一次混迹越剧受众’的以浙大中青年教授为代表的新观众评价颇高，而绝大多数传统观众包括一些业内人士的意见则集中在‘太高深，太文化，看不懂……’，记得首演后在新新饭店举行该剧座谈会，为鼓励支持小百花不走寻常路的创新，当时正住院的沈老打着点滴特意赶到现场，而且听完全场才走。”
1996年的秋天，小百花在新新饭店会议室举办《寒情》第一稿的研讨会，沈祖安穿着病号服，外面套了一件睡袍，挂着点滴，来了。
茅威涛记得，沈老说了一番话，大意是，这部戏还有修改上升的空间，但是这样的戏剧改革态度，我们应该鼓励。这是我的一家之言，但我必须要来表一个态，如何打磨得更好，我支持他们这样的改革。
沈岳说，爸爸关心外面的世界比家里人多。沙孟海先生曾为他写过一幅字，沈岳记不清内容，只记得一句话，杭州话：背末梢。
2010年，原钱江晚报记者王玲瑛曾在沈老的家里采访过他，关于“末梢先生”，她这样写——
沈祖安过去经常请沙孟海写字，都是替别人求的，医院要挂个匾额，有人要出本书……沙孟海身边的人有时会说，“自己来要还可理解，专为别人来做伸手大将军，难道别人都是为他活着的？”有一天他又去讨字，自觉不好意思开口，久坐无语，沙孟海说：“你是一个热心的末梢客人，今后若有难处，不必吞吞吐吐。”
“末梢先生”书房里挂满字画，但没有沙孟海的字。书斋内也没有电脑，桌上摆着文房四宝，笔架上挂着、插着25枝毛笔，镇尺、印泥、碑帖、立轴、手卷一股脑堆在桌上，完全看不到书桌底色。在书架每层隔板的外沿，还摆着一些小玩意，有关公像，有青花小罐，有皮影，有穿马褂拉胡琴的人偶。这些小东西，随便放在那里，不讲格调，不讲章法。
今天，浙江医院的正在布置告别厅，三个孩子希望在这里再陪陪爸爸。3月11日上午9点，沈祖安先生的告别会将在杭州市殡仪馆举行。
浙江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沈勇说，沈老就是浙江文艺界的“活字典”，“关于浙江文艺几乎没有他不知道的事，我曾受教于沈老很多。这是2015年沈老为纪念夏衍先生诞辰115周年创作的四首诗歌与给我写的信，那时的他住在浙江医院，双眼几近眼盲，生命不息，创作不止。”（小时新闻）
【“再苦也不会让儿子住校”，白岩松：住校带给孩子的伤害，真的大】
引导语：作为父母，是否该送孩子去读“寄宿学校”呢？著名教育学者兼作家尹建莉老师，曾在自己的书中曾谈到自己的女儿圆圆：初中三年的住校生活，给圆圆留下的一些负面东西，对孩子的一生影响持久，需要“排毒”很多年。
每当谈到学校的“寄宿”生活，尹建莉老师都会内疚不已！让孩子住校，或许真的能获得一些表面东西，但从长远来看，可能是“拣了芝麻丢了西瓜”。著名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在谈到关于孩子“住校”时说道：“最好的寄宿学校也不能代替母亲。”
案例1：女儿在学校怀孕了，父母后悔让其住校
这是一个发生在身边的真实案例，楼上邻居夫妻是做生意的，平时都比较忙，女儿从小就是跟着爷爷奶奶长大的。
从小学开始，夫妻俩就让孩子读了住校，一周接回来一次。起初，孩子一天会给父母打3次左右的电话，每次都是哭诉：不想住校。然后生意忙碌的父母，想着住校，一来可以锻炼孩子的独立性；二来也有人照管孩子，最终还是坚持让孩子住校。
不得不说，父母的理想是丰满的，但现实却是骨干的。孩子读了几年住校，以前整天笑嘻嘻的孩子，回家后总是一声不吭了。父母问什么，女儿都是那几句敷衍的话，亲子关系也变得十分糟糕。
就在刚上初中时，夫妻俩被老师告知：女儿在学校怀孕了！当问其原因时，女儿哭诉道：这名男生对她很好，每天都会给她买好吃的，当自己伤心难过时，也是他陪在身边的。后来就跟他谈起了恋爱，做出了“出格”的事。
妈妈听完，非常愧疚地抱着孩子哭诉道：都是爸爸妈妈的错，真不该让你从小就住校，是爸爸妈妈没有照顾好你。
后来每当跟邻居聊起关于孩子住校的问题时，邻居总是劝导：尽量不要让孩子住校。
案例2：白岩松：再苦我也不会让孩子住校
央视著名主持人白岩松，不仅主持功力强悍、言语犀利，实则也是一名非常出色的父亲，儿子在他的培养与教育下，从小都是学霸。
他曾在节目中，与主持人聊起了关于“是否让孩子住校”的话题。当主持人问白岩松：你会让儿子去住校吗？
白岩松先是斩钉截铁地表示：不会，随后又非常坚定地说道“打死我也没让我的孩子住校”。要知道，白岩松与妻子的工作都是非常繁忙的，送孩子去读住校，会让他们轻松很多。
但白岩松却坚持：我绝不会同意让孩子住校，就算我和妻子为此会很辛苦，比如早晚要接送等，可能会付出很多，但人生不正是这样吗？
多数父母让孩子住校，都是希望孩子能够尽早学会独立与自理。表面上是为了孩子好，实际上却是在推卸“责任”，很可能会害了孩子。
尹建莉老师更是直言：如果离开父母就能锻炼出孩子很强的独立自理能力，那么孤儿院的教育应该是最好的。
分析：为什么白岩松会反对孩子住校呢？
学校其实就是一个“小型社会”，孩子如果过早的离开父母，独自进入这个“社会”，独自去处理各种问题。如若处理不好，对其心灵造成的创伤，可能一生都难以弥补。
无论是白岩松还是尹建莉，之所以反对孩子住校，究其原因，一是看到了寄宿制带给孩子的伤害；二是认为孩子的成长，离不开父母的陪伴。
01、关于寄宿制带给孩子伤害的问题
孩子与父母感情的建立，靠得就是长时间的相处。年龄越小的孩子，对父母依赖性越大，对父母之爱的要求就越多。若是长期住校，潜意识中会害怕被父母抛弃，甚至怨恨父母。
据了解，多数英国家长都不愿意让自己的孩子住校，在他们看来：过早的让孩子住校，会对孩子的心理产生诸多不良影响。英国首富威斯敏斯特公爵7岁时就被父母送进寄宿学校，此后10年他都在怀疑：父母为什么那么恨他！所以他说：自己的孩子，坚决不住校。
曾在网上，看过这样一份特殊的来信，是一位长期住校的儿子，写给父母的。整封信都在吐槽寄宿生活带来的种种痛苦，表达了对父母的愤怒与不满。
在信中，儿子直言：自己最在意的不是当初如何受欺负，而是当自己把被欺负的事告诉父母后，父母没有帮助他。
在这封信下，有条留言引发了网友的热议：住校6年，等于父母完全没有参与我的喜怒哀乐，跟同学争吵、被老师骂、考差了，本想跟父母好好吐槽一下，可等5天过去回家后，已经想不起来了。
仔细观察身边那些长期住校的孩子，由于长期缺乏父母的陪伴，缺少与亲人的情感沟通。长大后很容易出现行为异常与严重的心理问题，部分孩子还易出现情感发育不良，不会和人交流，表达沟通能力差的问题。
02、关于孩子的成长问题
常言道：一个孩子的成长，离不开父母的陪伴；一个孩子的成功，离不开父母的言传身教。要知道，父母与孩子的关系，光靠血缘是不够的，只有长期的相处，才能让孩子内心获得足够的安全感。
从孩子的成长与性格发展来说：0-3岁是孩子建立安全感的重要时期，3-6岁是性格初步形成时期，6-12岁是孩子性格品质的固化期。换句话来说，12岁前，父母需要陪伴、参与孩子的成长。
1930年美国教育学家斯基尔斯曾做过这么一个实验：将2名智商低于50的孤儿，转移交给智力轻度落后的妇女来抚养。
6个月后，他们的智商检测发现，分别达到了77和87；2年后，他们的智商检测发现，分别达到了95和93，几乎与正常孩子无异。对此，研究人员给出的解释是：2名孤儿得到了像母亲那样的照顾。
寄宿学校虽然可以满足孩子的物质需要，但当孩子出现问题时，父母并不能及时地给予帮助，对于孩子来说，孩子的情感需求是无法得到满足的。
总而言之，除了学校距离家非常远，必须要寄宿住校外，其他有条件、有能力、有时间的父母，还是尽量将孩子带在身边，更有助于孩子的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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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谜之微笑#
引导语：作为父母，是否该送孩子去读“寄宿学校”呢？著名教育学者兼作家尹建莉老师，曾在自己的书中曾谈到自己的女儿圆圆：初中三年的住校生活，给圆圆留下的一些负面东西，对孩子的一生影响持久，需要“排毒”很多年。
每当谈到学校的“寄宿”生活，尹建莉老师都会内疚不已！让孩子住校，或许真的能获得一些表面东西，但从长远来看，可能是“拣了芝麻丢了西瓜”。著名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在谈到关于孩子“住校”时说道：“最好的寄宿学校也不能代替母亲。”
案例1：女儿在学校怀孕了，父母后悔让其住校
这是一个发生在身边的真实案例，楼上邻居夫妻是做生意的，平时都比较忙，女儿从小就是跟着爷爷奶奶长大的。
从小学开始，夫妻俩就让孩子读了住校，一周接回来一次。起初，孩子一天会给父母打3次左右的电话，每次都是哭诉：不想住校。然后生意忙碌的父母，想着住校，一来可以锻炼孩子的独立性；二来也有人照管孩子，最终还是坚持让孩子住校。
不得不说，父母的理想是丰满的，但现实却是骨干的。孩子读了几年住校，以前整天笑嘻嘻的孩子，回家后总是一声不吭了。父母问什么，女儿都是那几句敷衍的话，亲子关系也变得十分糟糕。
就在刚上初中时，夫妻俩被老师告知：女儿在学校怀孕了！当问其原因时，女儿哭诉道：这名男生对她很好，每天都会给她买好吃的，当自己伤心难过时，也是他陪在身边的。后来就跟他谈起了恋爱，做出了“出格”的事。
妈妈听完，非常愧疚地抱着孩子哭诉道：都是爸爸妈妈的错，真不该让你从小就住校，是爸爸妈妈没有照顾好你。
后来每当跟邻居聊起关于孩子住校的问题时，邻居总是劝导：尽量不要让孩子住校。
案例2：白岩松：再苦我也不会让孩子住校
央视著名主持人白岩松，不仅主持功力强悍、言语犀利，实则也是一名非常出色的父亲，儿子在他的培养与教育下，从小都是学霸。
他曾在节目中，与主持人聊起了关于“是否让孩子住校”的话题。当主持人问白岩松：你会让儿子去住校吗？
白岩松先是斩钉截铁地表示：不会，随后又非常坚定地说道“打死我也没让我的孩子住校”。要知道，白岩松与妻子的工作都是非常繁忙的，送孩子去读住校，会让他们轻松很多。
但白岩松却坚持：我绝不会同意让孩子住校，就算我和妻子为此会很辛苦，比如早晚要接送等，可能会付出很多，但人生不正是这样吗？
多数父母让孩子住校，都是希望孩子能够尽早学会独立与自理。表面上是为了孩子好，实际上却是在推卸“责任”，很可能会害了孩子。
尹建莉老师更是直言：如果离开父母就能锻炼出孩子很强的独立自理能力，那么孤儿院的教育应该是最好的。
分析：为什么白岩松会反对孩子住校呢？
学校其实就是一个“小型社会”，孩子如果过早的离开父母，独自进入这个“社会”，独自去处理各种问题。如若处理不好，对其心灵造成的创伤，可能一生都难以弥补。
无论是白岩松还是尹建莉，之所以反对孩子住校，究其原因，一是看到了寄宿制带给孩子的伤害；二是认为孩子的成长，离不开父母的陪伴。
01、关于寄宿制带给孩子伤害的问题
孩子与父母感情的建立，靠得就是长时间的相处。年龄越小的孩子，对父母依赖性越大，对父母之爱的要求就越多。若是长期住校，潜意识中会害怕被父母抛弃，甚至怨恨父母。
据了解，多数英国家长都不愿意让自己的孩子住校，在他们看来：过早的让孩子住校，会对孩子的心理产生诸多不良影响。英国首富威斯敏斯特公爵7岁时就被父母送进寄宿学校，此后10年他都在怀疑：父母为什么那么恨他！所以他说：自己的孩子，坚决不住校。
曾在网上，看过这样一份特殊的来信，是一位长期住校的儿子，写给父母的。整封信都在吐槽寄宿生活带来的种种痛苦，表达了对父母的愤怒与不满。
在信中，儿子直言：自己最在意的不是当初如何受欺负，而是当自己把被欺负的事告诉父母后，父母没有帮助他。
在这封信下，有条留言引发了网友的热议：住校6年，等于父母完全没有参与我的喜怒哀乐，跟同学争吵、被老师骂、考差了，本想跟父母好好吐槽一下，可等5天过去回家后，已经想不起来了。
仔细观察身边那些长期住校的孩子，由于长期缺乏父母的陪伴，缺少与亲人的情感沟通。长大后很容易出现行为异常与严重的心理问题，部分孩子还易出现情感发育不良，不会和人交流，表达沟通能力差的问题。
02、关于孩子的成长问题
常言道：一个孩子的成长，离不开父母的陪伴；一个孩子的成功，离不开父母的言传身教。要知道，父母与孩子的关系，光靠血缘是不够的，只有长期的相处，才能让孩子内心获得足够的安全感。
从孩子的成长与性格发展来说：0-3岁是孩子建立安全感的重要时期，3-6岁是性格初步形成时期，6-12岁是孩子性格品质的固化期。换句话来说，12岁前，父母需要陪伴、参与孩子的成长。
1930年美国教育学家斯基尔斯曾做过这么一个实验：将2名智商低于50的孤儿，转移交给智力轻度落后的妇女来抚养。
6个月后，他们的智商检测发现，分别达到了77和87；2年后，他们的智商检测发现，分别达到了95和93，几乎与正常孩子无异。对此，研究人员给出的解释是：2名孤儿得到了像母亲那样的照顾。
寄宿学校虽然可以满足孩子的物质需要，但当孩子出现问题时，父母并不能及时地给予帮助，对于孩子来说，孩子的情感需求是无法得到满足的。
总而言之，除了学校距离家非常远，必须要寄宿住校外，其他有条件、有能力、有时间的父母，还是尽量将孩子带在身边，更有助于孩子的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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