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上那个年代经济拮据、娱乐匮乏，我既是母亲的女儿，又是她的朋友、她的玩伴、她的生活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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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情史##我和妈妈的故事# 中国式母女的相爱相杀文｜读者：款款（-本文系读者投稿，不代表本刊立场-）

我和我妈相爱相杀。”——这是电影《柔情史》印在海报上的一句宣传语，也是整部电影的故事核心所在，即一对普通母女“相爱相杀”的琐碎日常。

北漂女孩小雾是一个自由编剧，因为意外得到一笔稿费，她租下了胡同里的一个老房子，并期待着一个人的崭新生活。然而母亲却突然搬来同住，并将她荒谬的生活规则与偏执的行为方式强行渗透进生活的方方面面，让小雾备受折磨。于是独属于母女间的奇特战争开始了。她们在一蔬一饭间你来我往，仿佛乐此不疲地相互伤害着，又试图从彼此身上寻求慰藉。

电影由“奶”“羊蝎子”“瓜”三段组成，“吃”也占据了很大的篇幅。因为正是饭桌连缀了母亲的世界和女儿的世界，是两人之间唯一风平浪静的闲暇时刻。母亲当了一辈子的家庭主妇，对女儿目前身处的世界鞭长莫及。只有饭桌，是她唯一能找回存在感和安全感的地方。她在饭桌前将女儿一口口喂养长大，在饭桌前传递自己的生活经验，也在饭桌前成为一个母亲。

女儿小雾虽然看似独立自由，但面对生存困境和创作焦虑，她也在艰难地寻找自己的存在感。至于与母亲的争吵，尽管痛苦却也痛快，好似一场默契的游戏，让她短暂忘记外面的风雨。说到底，这其实是两个极度缺乏安全感的女人，在笨拙地对抗世界、保护自己。而母女关系的微妙映照，又让女儿选择了与母亲完全相反的方式进行应对，于是矛盾、摩擦甚至战争就开始了。

美国心理学与女性研究荣誉教授菲利斯·切斯勒在《女性的负面》一书中，专门用了三个章节来讨论母女关系。在第五章中，她提到了美国当代著名女诗人阿德里安城·里奇（Adrienne Rich）在其著作《女人所生：母性作为一种经验与制度》里引出的“惧母症”（matrophobia）概念。这是一种“愿望”，“彻底肃清母亲的所有束缚，成为个性鲜明的人、自由人”。对此，她还借另一位女性评论家的观点进一步阐释道：“在俄狄浦斯神话中，亲子杀父以便取而代之。相比之下，在新女性神话中，女儿‘弑’母是为了不必取而代之。”

然而大部分情况下，悲剧的宿命论都占了上风，那些女儿们一直努力想要逃离的，反而被根深蒂固地继承下来。在电影《春潮》里，金燕玲饰演的纪母和郝蕾饰演的建波，在将母女之间的角力升级的同时，也将不幸的人生延续。

比起小雾和母亲的“相爱相杀”，建波和母亲更像是仇敌，剩下的只有“相杀”。小雾和母亲会争吵翻脸，也会相携逛街，而在面对母亲如魔咒般喋喋不休的抱怨、控诉乃至谩骂时，建波早就放弃了言语的回击，始终保持冰冷的沉默。因为对于亲手砌起围墙，将自己围困在不幸过往里的母亲，言语是无效的。真正有力的回击或者说报复，是竖起浑身的刺，凡事叛逆而行。

战争止于母亲的病倒。背对母亲的病榻，看着窗外夜色里的霓虹，建波终于开口了。她诉说了从小被母亲漠然以对的委屈，以及母女矛盾的症结所在——父亲。尽管于母亲而言，父亲是罪恶和羞辱般的存在，但于她而言，父亲却是唯一给过她点滴温暖的人。可母亲却硬要摧毁这一点温暖，只为证明自己有多么地不幸。

“你想让我找一个好男人，有一个家，过体面的生活。我不，我就要你看见我现在的样子。”
是的，建波用承袭不幸的方式去反抗母亲的不幸，通过摧毁自己的人生来摧毁母亲的人生。这无疑是双输的惨烈结果。然而不幸的是，这种惨烈的关系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少见。纵使没有如此激烈的冲突，相信每对母女也都或多或少经历过类似的“紧迫”时刻。

爱恨交织，情仇难分。因为同性的境遇投射，尤其在父权和男权之下，处于弱势地位且面临纷繁压力的女性又普遍缺乏安全感，母女关系在所有家庭关系里也最为复杂和幽深。

香港大学婚姻与家族治疗硕士、简单心理认证心理咨询师李惠珠在《母女关系交织着复杂的爱恨情仇》一文中曾写道：“在成长的过程中，通常女儿与妈妈的关系紧密，边界模糊的关系使得彼此情绪相互影响着，女儿一方面要安抚妈妈的情绪，另一方面又吸收妈妈的情绪，融合分不出来。身为女儿，随着年龄增长，渐渐会觉得这个情绪似乎不是自己的，很想摆脱可又摆脱不了，觉得陷入母亲情绪的洞里，但是离开这个洞，似乎又背叛母亲。这样的矛盾挣扎，以及脱离不了的愤怒与无力感，让她纠缠而且进退两难。”

在传统的儒家文化和孝顺美德影响下，中国式母女关系更容易深陷这种“逃离-内疚-挣扎/争吵-逃离”的负性情绪循环，难以找到出口。而面对成年女儿的反抗，母亲的口头禅除了“都是为你好”，就是“再也不管你”。比起前者，后者杀伤力更大。因为它唤起的是孩童期的生存恐惧。

在《春潮》里，母亲会骂“白眼狼”，“你从小吃我的，喝我的，合着我养你就是让你来跟我顶嘴”；在《柔情史》里，母亲会大喊“你以为你的自由是什么换来的，你早该挣钱养活我了” 。

因为养育之恩，所以有了“管”的权力。尤其是计划生育政策下出生的独生子女一代，很多人都经历过被父母支配的恐惧。而作为母亲一生的投射和焦点，独生女所经历的被控制感只会更加强烈。我就是其中之一。

我的母亲是一个非常居家的人，称得上典型的贤妻良母。小的时候，尽管经济条件不好，母亲却总能把家里料理得妥帖温馨，而且常常用一双巧手制造着小小的惊喜。母亲尤擅织毛衣和扎辫子，我也因此经常被同学羡慕。母亲用浓浓的爱意将我包裹，但与此同时，也将我重重围困。

除了上学，只要我一不在她的视线范围内，她就会恐慌。用我四婶的一句话来形容，就是“恨不得把你拴在裤腰带上”。整个成长期，我都在这张爱的罗网里左突右撞。直到进入大学，除了遵守至少每两天打一个电话的约定，作为反抗，我开始一两个月不回家。有一次，因为跟同学在外吃晚饭，我没有接母亲的电话。等再拿起手机，有18个未接来电。那一瞬间，往事历历，汹涌而来，我终于忍不住情绪崩溃。

如今回想起来，我才发现，那时的母亲是孤独的。父亲常年在外工作，作为家庭主妇，母亲也没什么朋友。加上那个年代经济拮据、娱乐匮乏，我既是母亲的女儿，又是她的朋友、她的玩伴、她的生活目的、她的情感寄托。也正是因为慢慢意识到这一点，这些年来，我开始跟母亲真的像朋友那样相处，从前的那种紧张感也逐渐变得轻盈。

当然，物理距离的拉开是先决条件。远离之后，爱才能自由呼吸，否则就会在密闭空间里发酵成复杂难言的恨意。中国式母女关系，以及所有代际关系的主要矛盾，其实都源自界限感的缺失。而无论是痛苦转嫁还是爱的捆绑，都不过是具体表现形式而已。关于这一点，需要强调的是，“界限感”是对关系双方的要求。当我们想让母亲把女儿当作一个独立的个体来看待时，我们也应该撕掉母亲的标签，把她也当作一个人、一个女人来看待。

母亲也是人，会有脆弱、愤怒、嫉妒、自私的时候；母亲也是第一次做母亲，会有彷徨、无助、忧郁、想要放弃的时候。中国的很多父母，其实并不清楚为什么要生孩子，或者在根本没有准备好的情况下就成为了父母。而流传千年的“慈母”圣像塑造和主流文化里对“母爱伟大”的讴歌，都让母亲面临更大的压力。

我跟母亲关系的真正缓解，是从第一次明显看出她的衰老开始的。当我惊讶地发现母亲的模样变得比我记忆中瘦小时，就好像褪下了“母亲”这个壳，我突然意识到原来母亲也是个普通人。前两年过年回家，如同当初她教我背唐诗一样，我教她使用智能手机，从那笨拙又用力的模样里，我瞥见了幼时的自己。有次国庆回家，我看懂了她眼里的喜欢，于是将口红送给她，并让出梳妆台，让她在我看不见的地方开始涂抹，就像小时候我偷偷穿她的高跟鞋一样。与此同时，借助微信的文字和表情包，母亲的爱意有了更多的外露表达，而我也开始学着对母亲进行哄劝式的赞赏，让她感受到我对她的在乎。

在前述提到的两部电影里，两对母女的“相杀”也都因为母亲的“示弱”戛然而止。《柔情史》里是母亲黄昏恋的失败，《春潮》里是母亲的病倒。在《亲情无价》《热泪伤痕》《母女情深》等多部讲述母女关系的经典美国电影里，这也是让矛盾暂歇的通用情节。因为借由危机或生病而来的，其实是一次角色互换，一次婴儿回归。

随着母亲衰老，女儿成熟。身体、经济、认知、地位，在时间的催化下，母女关系也发生了调转。女儿变成母亲，母亲变成女儿，从而获得一次和解的机会。本质上母女一直互为镜像，是某种意义上的双生子。

从这个角度来说，看清自己身为人、身为女人的局限，才能找到一种自洽的方式，更好地与母亲相处。抛下“母爱是最伟大的”双重束缚，才能减轻女儿反抗的愧疚，并卸下母亲圣像的枷锁，真正透过“母亲”，看见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