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通过一项法案，联邦任命的新法官现在需要接受性侵犯培训。

法案C-3在参议院通过三读后，于周四获得批准。该法案要求新法官在被任命为法官之前接受有关性侵犯和系统性种族主义的培训。

司法部长拉梅蒂星期五在记者会上用法语说，“这项法案向性侵幸存者和所有加拿大人发出了一个非常强烈的信息:你们可以放心，我们的司法系统会公平、尊重地对待你们……性侵犯案件将在不受偏见影响的情况下被审理。”

这项法律将对加拿大联邦政府如何任命法官以及如何处理性侵犯案件产生重大影响。

该法案对《法官法》和《刑法》做了一些修改。它要求所有新任命的联邦法官同意继续接受有关性侵犯法律和相关“社会背景”的教育，其中包括系统性的种族主义和系统性的歧视。（加美财经 Carrie）

法语圈第一记者郑若麟先生日前解读为何我国媒体在国外“默默无言”:为中国发声的记者学者有风险但无报酬；普通记者学者们没有来自国家的支持。https://t.cn/A6cHK9rl

他以法国为例:“没有法国人为中国发声，我们可以理解，毕竟了解中国的法国人是少数。但是为什么在法国的很多中国人也默不作声呢?我们中国常驻法国的记者就有五十多名，再加上其它中文媒体，少说也有上百名能够顺利地、流利地用法语表达的中国人。为什么他们也不发声呢，直到今天为止。原因肯定是多方面的，但我认为以下几点最为根本:

一是为中国发声的记者学者是没有任何报酬的，相反只有风险。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一名中国记者在法国媒体上说中国如何如何好，不仅一分钱没有，还要被其他几乎所有法国媒体、记者们追问、拷问、质问，没有强烈的爱国心和坚强的心理承受能力，确实很难坚持下去；

二是为中国发声的中国记者、学者，是没有来自国家的支持的。当然专业对外宣传机构的人员除外，他们是有国家支持的。普通学者、记者不但没有来自国家的支持，相反，如果你不慎说错了一句话，你还有可能挨批。在这种背景下，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为什么记者学者们，往往宁可选择沉默，因为风险太大；

三是我们要理解为中国发声的记者学者需要的支持，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他们需要专业的培训；另一方面他们需要一定的自由度。

专业培训指的是他们在外国媒体上发声，首先要有非常好的外语水平。外语是要培育、培养的，从听、理解到表达、生动地表达、令外国人能够轻松接受的表达，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另一方面则是他们需要专业知识领域的培训，其中特别包括对如何在政治正确的背景下进行发声的认识、理解和掌握。只有国家能够承担这样的培训。

为中国发声的记者、学者需要一定的自由度。这里的“自由度”首先指的是让他们有自己表达的方式、方法，而不是必须用官气、官腔、官方用语来表达我们中国的一切；其次应该给他们犯错误的自由，说错话的自由，以及在一定程度上批评的自由。我们都知道“小骂大帮忙”的原理，在实际应用中更是效能惊人。问题是我们能不能容忍“小骂”。最重要的一点也是最后一点，则是媒体人自身必须有强烈的报国之情，在任何背景下，任何情况下，都有为国家发声的意愿和勇气。从目前看，这正是最为缺乏的。

所以要想我们的媒体在这场中西舆论战中发声，承担起与西方舆论对峙的任务和责任，国家要真正承担起多方面的责任，个人要真正做出无私的奉献。这一天何时会到来，我们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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