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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衍筮法:古人是怎么起卦的?
1993年于湖北出土了王家台秦简(15号秦墓),其中有《归藏》出世,伪造一说自然就没了根脚。
如周礼所载,大卜不仅掌管三易,另外还有三兆、三梦,都是占卜之术,“以八命者赞三兆、三易、三梦之占,以观国家之吉凶,以诏救政。”
易经原生的起卦之法从来都是一个谜,有据可查的,只有易传《系辞》篇中语蔫不详的一段话。
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为二以象两,挂一以象三,揲(shé)之以四以象四时,归奇于扐(lè)以象闰。五岁再闰,故再扐而后挂。
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当期之日。二篇之策,万有一千五百二十,当万物之数也。是故,四营而成易,十有八变而成卦。
易传《系辞》中的这段话就是记载古代占筮起卦之法的唯一依据,世称大衍筮法。
看不懂?没关系,历朝历代的大家们为这段话嘴炮不断,各执一词地争了上千年,他们也没法完全看懂,因为这段话说得确实太含糊,怎么个操作法并不明确。
据后人(主要是唐宋时期)研究,根据《系辞》的记载,推导出了古代占筮的起卦法,一种称为“过揲法”,另一种称为“挂扐法”。
过揲法和挂扐法操作过程基本一致,但在细节上有差异,老实说,古人们的嘴炮实在有略嫌无聊之处。
先来看看占筮起卦所用的道具。
所谓卜筮,卜是龟卜,是一种使用龟甲兽骨的方式,大家熟知的甲骨文就有不少是龟卜的产物;筮是竹字头,可见使用的是木质的道具,从字形看最初可能用的应当是竹子,而后来一般认为是用蓍(shī)草,所以这种起卦法又称为揲蓍法。
《左传》中有“筮短龟长”之说,商周之际的古人们可能是卜和筮并举的,同一件事如果卜和筮的结论不一致,则优先考虑卜的结果。
所谓蓍草,还有传说要用生长在伏羲陵和孔庙的蓍草来占筮才最为灵验,这个也就当故事听吧。
王家台秦墓出土的随葬品,与竹简《归藏》放在一起的,还有算筹60支,较细长,断面呈圆形,一端为骨制,另一端为竹制。竹制的一端均用丝线缠绕,外涂红漆。长62.5厘米、直径0.4厘米。出土时置于一竹筒内,竹筒长67厘米,直径5.6厘米。发掘简报判定为占卜用具。
除了算筹,还发现了骰子23件,且大小不同。大的9件,边长2.9厘米,小的14件,边长2.4厘米。(《清华简〈筮法〉筮占法探微》,作者林忠军,《周易研究》(济南)2014年2期)
王家台秦简《归藏》的年代,发掘简报称“该墓的相对年代上限不早于公元前278年‘白起拔郢’,下限不晚于秦代。”即战国晚期到秦代之间。
由此可见,除了蓍草这种所谓的正宗道具,至少在战国晚期已经开始使用算筹(竹签),甚至还可能用骰子。后世有谓非蓍草不灵,实在是故作神秘故弄玄虚。
大衍筮法如何操作的呢?其过程称为四营十八变。
四营,即《系辞》中说的“分二以象两”、“挂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时”、“归奇于扐以象闰”。一般认为这四个步骤就是四营,但还有不同说法,下面会讲到。
这四营做下来,称为一变,又做一次,为二变,再做一次,为三变。要三变才能得出一个卦爻。
卦有六个爻,所以求得一个卦也就需要做六次三变,也就是十八变,所以称为四营十八变。
我们来做一遍。
“大衍之数五十”,也就是占筮用的蓍草一共是五十根。
“其用四十有九”,五十根中抽出一根放在一边,也就是说,在实际的演算求卦当中,用的蓍草是四十九根,抽出那一根始终是不用的。
大衍之数为什么是五十?为什么有一根不用?
这些问题另文专论吧,说起来更是一笔糊涂账。
现在是四十九根蓍草,下面开始四营十八变。
1、分而为二以象两
将四十九根蓍草随机分成两把,左一把象征天,右一把象征地。象两,即象征两仪,两仪即阴阳、天地。
2、挂一以象三
从右边那一把中抽出一根放在一边,象征人,三就是三才,三才即天地人。
所谓无聊嘴炮,这里就有分歧了,宋儒朱熹认为是从右边取一根出来,而同时代的郭雍则师承孔颖达(唐)、程颐(宋)的观点,认为应该从左边取一根,《郭氏传家易说》载:“与天数之中分挂其一,而配两仪以象三才。”左边为天,右边为地,天数即左边之数。
当然了,不论左右,对最后的演算结果并没有影响。
3、揲之以四以象四时
左右两把蓍草,分别以四根为一组地数。揲之以四,即四根一组地数。象四时,即象征四时,四季。
左右两把分别数到最后,分别会余下1-4根(如果四根一组正好数完,就算余四根)。
因为左右两把一共是48根,所以,左边余1,右边必余3;左边余2,右边也必余2;左边余3,右边必余1;左边余4,右边也必余4。
4、归奇于扐以象闰。五岁再闰,故再扐而后挂。
上一步中数余下的那几根蓍草就是奇,因为这些蓍草是四根一组数余下的,四根一组代表四时,所以这些余下的就象征闰月。
五岁再闰,再是二,即五年中有两闰。再扐即两扐,也就是左右两把分别数余下的那几根蓍草。
PS:关于奇、扐,又是分歧很大。宋代张载、程颐、郭雍等认为第二步中挂一以象三”抽出那一根为“奇”,左右两把四根一组数余下的那几根蓍草为“扐”。而唐宋以来的主流观点是左右两把四根一组数余下的蓍草为奇;至于扐,则是把余下的蓍草夹在手指之间的动作,扐即勒(夹在手指间的做法本文省略,一是其真实性存疑,二是并不影响起卦的结果)。
再扐而后挂,就是把左右两把蓍草四根一组地数数剩下的那几根放到一边,和第二步中“挂一以象三”抽出那一根放在一起。为了叙述方便,我们称之为“一变之余”。
到这里就完成了一次四营,即一变。
把少了“一变之余”的左右两把蓍草合而为一,从“分而为二以象两”开始,再做一遍上述四个步骤,这是二变。
二变中“挂一以象三”抽出那一根和四根一组数剩下的那几根,我们称之为“二变之余”。
同理,再做三变,又得“三变之余”。
PS:二变和三变的操作也有分歧,朱熹认为都和一变一样,要经过“分二、挂一、揲四、归奇合扐”这四个步骤,而郭雍认为只有第一变需要完整的四个步骤,二变三变不需要“挂一以象三”。
三变之后,左右两把蓍草合在一起,其数只有四种可能,36根、32根、28根,24根。
到这里,我们可以算出一个爻了。
过揲法,即把最后这四种可能的蓍草仍四根一组地数(即除以四),数得组数为9、8、7或6。
为9、7时,表示占得阳爻(—),为9则为老阳,即同时是动爻。
为6、8时,表示占得阴爻(--),为6则为老阴,即同时是动爻。
挂扐法,即使用上面的一变之余、二变之余和三变之余这三个数。
这三个“之余”,只有4、5、8、9四种可能。其中4、5为小数,8、9为大数。小数为阳,大数为阴。
另有一种说法,4、5、8、9四个数,揲之以四(即除以四),则4、5各揲一次(即商数为1),8、9各揲两次(即商数为2),商数决定其阴阳,1为奇数为阳,2为偶数为阴,所以,4、5为阳,8、9为阴。
第二种说法与大数小数之说理据不同,结论是一样的。
如果三个“之余”中三个都是小数(4或5),则得阳爻且为动爻(即老阳);三个都是大数(8或9),则得阴爻且为动爻(即老阴)。三个不一样的时候看少的那个(和三枚铜钱或硬币摇卦法一样),有两个大数一个小数,则得阳爻;有两个小数一个大数,则得阴爻。
上述过程可求得一个爻,用相同的步骤一共做六遍,就分别求得六个爻,按先后顺序分别为一个卦的初爻、二爻、三爻、四爻、五爻、上爻,占筮起卦要经过这样繁复的过程才能完成。
前面提到关于四营还有分歧。一般认为四营就是指“分二、挂一、揲四、归奇合扐”这四步,另有一种说法是,过揲法中最后求得的数字是9、8、7、6,无论怎么操作,最后一定是这四种可能,这四个数就是四营。如近代国学大师高亨在《周易筮法新考》中所说:每卦六爻,每爻或九或八,或七或六,是谓四营,即不出于此四种营数也。
四营十八变,演算求卦实在不容易,与后世的铜钱摇卦或者梅花易以象数起卦这两种方式比起来,其繁复不言而喻。
不仅如此,就像茶道一样,喝茶不过茶汤下肚,但没有了仪式也就不成其为茶道。占筮演算的过程同样是充满仪式感的,筮前沐浴焚香敬礼静心,筮后蓍草入椟焚香致敬,这样的占筮法,不要说现代人猴急不待,只怕古人也烦得很。
具体的仪式,朱熹《周易本义》中有《筮仪》一篇,讲解得很详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参看。
大衍筮法:古人是怎么起卦的?
1993年于湖北出土了王家台秦简(15号秦墓),其中有《归藏》出世,伪造一说自然就没了根脚。
如周礼所载,大卜不仅掌管三易,另外还有三兆、三梦,都是占卜之术,“以八命者赞三兆、三易、三梦之占,以观国家之吉凶,以诏救政。”
易经原生的起卦之法从来都是一个谜,有据可查的,只有易传《系辞》篇中语蔫不详的一段话。
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为二以象两,挂一以象三,揲(shé)之以四以象四时,归奇于扐(lè)以象闰。五岁再闰,故再扐而后挂。
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当期之日。二篇之策,万有一千五百二十,当万物之数也。是故,四营而成易,十有八变而成卦。
易传《系辞》中的这段话就是记载古代占筮起卦之法的唯一依据,世称大衍筮法。
看不懂?没关系,历朝历代的大家们为这段话嘴炮不断,各执一词地争了上千年,他们也没法完全看懂,因为这段话说得确实太含糊,怎么个操作法并不明确。
据后人(主要是唐宋时期)研究,根据《系辞》的记载,推导出了古代占筮的起卦法,一种称为“过揲法”,另一种称为“挂扐法”。
过揲法和挂扐法操作过程基本一致,但在细节上有差异,老实说,古人们的嘴炮实在有略嫌无聊之处。
先来看看占筮起卦所用的道具。
所谓卜筮,卜是龟卜,是一种使用龟甲兽骨的方式,大家熟知的甲骨文就有不少是龟卜的产物;筮是竹字头,可见使用的是木质的道具,从字形看最初可能用的应当是竹子,而后来一般认为是用蓍(shī)草,所以这种起卦法又称为揲蓍法。
《左传》中有“筮短龟长”之说,商周之际的古人们可能是卜和筮并举的,同一件事如果卜和筮的结论不一致,则优先考虑卜的结果。
所谓蓍草,还有传说要用生长在伏羲陵和孔庙的蓍草来占筮才最为灵验,这个也就当故事听吧。
王家台秦墓出土的随葬品,与竹简《归藏》放在一起的,还有算筹60支,较细长,断面呈圆形,一端为骨制,另一端为竹制。竹制的一端均用丝线缠绕,外涂红漆。长62.5厘米、直径0.4厘米。出土时置于一竹筒内,竹筒长67厘米,直径5.6厘米。发掘简报判定为占卜用具。
除了算筹,还发现了骰子23件,且大小不同。大的9件,边长2.9厘米,小的14件,边长2.4厘米。(《清华简〈筮法〉筮占法探微》,作者林忠军,《周易研究》(济南)2014年2期)
王家台秦简《归藏》的年代,发掘简报称“该墓的相对年代上限不早于公元前278年‘白起拔郢’,下限不晚于秦代。”即战国晚期到秦代之间。
由此可见,除了蓍草这种所谓的正宗道具,至少在战国晚期已经开始使用算筹(竹签),甚至还可能用骰子。后世有谓非蓍草不灵,实在是故作神秘故弄玄虚。
大衍筮法如何操作的呢?其过程称为四营十八变。
四营,即《系辞》中说的“分二以象两”、“挂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时”、“归奇于扐以象闰”。一般认为这四个步骤就是四营,但还有不同说法,下面会讲到。
这四营做下来,称为一变,又做一次,为二变,再做一次,为三变。要三变才能得出一个卦爻。
卦有六个爻,所以求得一个卦也就需要做六次三变,也就是十八变,所以称为四营十八变。
我们来做一遍。
“大衍之数五十”,也就是占筮用的蓍草一共是五十根。
“其用四十有九”,五十根中抽出一根放在一边,也就是说,在实际的演算求卦当中,用的蓍草是四十九根,抽出那一根始终是不用的。
大衍之数为什么是五十?为什么有一根不用?
这些问题另文专论吧,说起来更是一笔糊涂账。
现在是四十九根蓍草,下面开始四营十八变。
1、分而为二以象两
将四十九根蓍草随机分成两把,左一把象征天,右一把象征地。象两,即象征两仪,两仪即阴阳、天地。
2、挂一以象三
从右边那一把中抽出一根放在一边,象征人,三就是三才,三才即天地人。
所谓无聊嘴炮,这里就有分歧了,宋儒朱熹认为是从右边取一根出来,而同时代的郭雍则师承孔颖达(唐)、程颐(宋)的观点,认为应该从左边取一根,《郭氏传家易说》载:“与天数之中分挂其一,而配两仪以象三才。”左边为天,右边为地,天数即左边之数。
当然了,不论左右,对最后的演算结果并没有影响。
3、揲之以四以象四时
左右两把蓍草,分别以四根为一组地数。揲之以四,即四根一组地数。象四时,即象征四时,四季。
左右两把分别数到最后,分别会余下1-4根(如果四根一组正好数完,就算余四根)。
因为左右两把一共是48根,所以,左边余1,右边必余3;左边余2,右边也必余2;左边余3,右边必余1;左边余4,右边也必余4。
4、归奇于扐以象闰。五岁再闰,故再扐而后挂。
上一步中数余下的那几根蓍草就是奇,因为这些蓍草是四根一组数余下的,四根一组代表四时,所以这些余下的就象征闰月。
五岁再闰,再是二,即五年中有两闰。再扐即两扐,也就是左右两把分别数余下的那几根蓍草。
PS:关于奇、扐,又是分歧很大。宋代张载、程颐、郭雍等认为第二步中挂一以象三”抽出那一根为“奇”,左右两把四根一组数余下的那几根蓍草为“扐”。而唐宋以来的主流观点是左右两把四根一组数余下的蓍草为奇;至于扐,则是把余下的蓍草夹在手指之间的动作,扐即勒(夹在手指间的做法本文省略,一是其真实性存疑,二是并不影响起卦的结果)。
再扐而后挂,就是把左右两把蓍草四根一组地数数剩下的那几根放到一边,和第二步中“挂一以象三”抽出那一根放在一起。为了叙述方便,我们称之为“一变之余”。
到这里就完成了一次四营,即一变。
把少了“一变之余”的左右两把蓍草合而为一,从“分而为二以象两”开始,再做一遍上述四个步骤,这是二变。
二变中“挂一以象三”抽出那一根和四根一组数剩下的那几根,我们称之为“二变之余”。
同理,再做三变,又得“三变之余”。
PS:二变和三变的操作也有分歧,朱熹认为都和一变一样,要经过“分二、挂一、揲四、归奇合扐”这四个步骤,而郭雍认为只有第一变需要完整的四个步骤,二变三变不需要“挂一以象三”。
三变之后,左右两把蓍草合在一起,其数只有四种可能,36根、32根、28根,24根。
到这里,我们可以算出一个爻了。
过揲法,即把最后这四种可能的蓍草仍四根一组地数(即除以四),数得组数为9、8、7或6。
为9、7时,表示占得阳爻(—),为9则为老阳,即同时是动爻。
为6、8时,表示占得阴爻(--),为6则为老阴,即同时是动爻。
挂扐法,即使用上面的一变之余、二变之余和三变之余这三个数。
这三个“之余”,只有4、5、8、9四种可能。其中4、5为小数,8、9为大数。小数为阳,大数为阴。
另有一种说法,4、5、8、9四个数,揲之以四(即除以四),则4、5各揲一次(即商数为1),8、9各揲两次(即商数为2),商数决定其阴阳,1为奇数为阳,2为偶数为阴,所以,4、5为阳,8、9为阴。
第二种说法与大数小数之说理据不同,结论是一样的。
如果三个“之余”中三个都是小数(4或5),则得阳爻且为动爻(即老阳);三个都是大数(8或9),则得阴爻且为动爻(即老阴)。三个不一样的时候看少的那个(和三枚铜钱或硬币摇卦法一样),有两个大数一个小数,则得阳爻;有两个小数一个大数,则得阴爻。
上述过程可求得一个爻,用相同的步骤一共做六遍,就分别求得六个爻,按先后顺序分别为一个卦的初爻、二爻、三爻、四爻、五爻、上爻,占筮起卦要经过这样繁复的过程才能完成。
前面提到关于四营还有分歧。一般认为四营就是指“分二、挂一、揲四、归奇合扐”这四步,另有一种说法是,过揲法中最后求得的数字是9、8、7、6,无论怎么操作,最后一定是这四种可能,这四个数就是四营。如近代国学大师高亨在《周易筮法新考》中所说:每卦六爻,每爻或九或八,或七或六,是谓四营,即不出于此四种营数也。
四营十八变,演算求卦实在不容易,与后世的铜钱摇卦或者梅花易以象数起卦这两种方式比起来,其繁复不言而喻。
不仅如此,就像茶道一样,喝茶不过茶汤下肚,但没有了仪式也就不成其为茶道。占筮演算的过程同样是充满仪式感的,筮前沐浴焚香敬礼静心,筮后蓍草入椟焚香致敬,这样的占筮法,不要说现代人猴急不待,只怕古人也烦得很。
具体的仪式,朱熹《周易本义》中有《筮仪》一篇,讲解得很详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参看。
学海拾珍 | 家具名词「束腰」和「托腮」小释
文:王世襄
“束腰”和“托腮”这两个名词直到今天北京家具匠师仍广泛使用,更常见于清代匠作则例之中,但其确切含义已经长期得不到解释。
“束腰”指家具上的一个收缩部分,一般位在面板边框和牙条之间,形象明显,其义易解。
“托腮”指束腰和牙条之间的台层。它所承托的明明是“腰”而不是“腮”,故“托腮’”之名,其义费解。
话还需从“束腰”谈起。
大体说来,传统家具可以分为无束腰和有束腰两大体系。凡有束腰的家具,一般足下端都有增大或兜转部分,名日“马蹄”。
束腰与马蹄二者密切相联,可以视为传统家具的一种造型规律。
图1:名词示意图
图2:明 黄花梨束腰罗锅枨马蹄腿半桌
德人艾克(G.Ecke)在所著《中国花梨家具图考》中提出有马蹄的桌几渊源于唐宋流行的壶门台座。由于壶门的简化,牙脚的敛缩,蜕存在足端的遗迹便是马蹄。
此说已为多数论者所接受。惟束腰和马蹄密切相联,艾克对束腰的渊源未作进一步的探索。
我们如果从家具与建筑木作的关系的角度着眼,就可以找到它的渊源。家具的束腰渊源于须弥座,而须弥座实际上就是大型的壸门台座。
早期的须弥座如云冈石窟的北魏浮雕塔基、敦煌唐代洞窟中的龛座、五代王建墓的棺床等,它们中间都有一个收缩部分,由此向外宽出的各层,线脚也比较简单。
图3:云冈石窟北魏浮雕塔
图4:五代王建墓棺床
至宋代常把须弥座用作建筑的台基。据《营造法式》,其形制有简有繁。
简者如《石作制度》中的“殿阶基”,繁者如《砖作制度》中的“须弥座”,高十三砖,分九层,各层名称不同,线脚及雕饰亦异。
不过二者在中间收缩部分立柱分格,格中平列壶门,做法则是一致的。
《营造法式》卷三“殿阶基”条原文是:
造殿阶基之制:长随间广,其广随间深,阶头随柱心外阶之广。以石段长三尺,广二尺,厚六寸。四周并迭涩。坐(座)数令高五尺,下施土衬石。其迭涩每层露棱五寸,束腰露身一尺,用隔身版柱,柱内平面作起突壶门造。(见《营造法式》卷三,据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影印本)
它开列部位名称及尺寸不够详尽,故梁思成先生《营造法式图注》称“《法式》卷三‘殿阶基’条制不详”,亦未为制图。
但此条已足够使我们知道其形制和早期须弥座相差不大。宋代实例也有与此相似的,如正定开元寺大殿的须弥座。
图5:《营造法式》殿阶基示意图&正定开元寺大殿须弥座
《法式》“殿阶基”中有“束腰”、“迭涩”两个名词。束腰即须弥座中间收缩、有立柱分格、平列壶门的部分。
而“迭涩”就是位在束腰之下或束腰之上,依次向外宽出的各层。“迭涩”在《法式》中有时写作“挞涩”,见卷十六《石作功限》中的“殿阶基”、“坛”等条。
现在还广泛使用的家具名词“束腰”和宋代须弥座上的名称完全相同,而且形态也相似,不能不使我们想到二者间有联系。
高形桌几在唐宋之际是一种新兴家具。任何时期的家具和建筑都是有一定的关系的。北魏以后不断发展,至宋而日趋繁复的须弥座自然会对当时的家具产生影响。
当然,家具上的束腰都比较窄,和须弥座上的束腰相去悬殊。这是由于功能不同,不可能把须弥座的束腰照样搬到家具上来。
高形的桌几,牙条之下一定要有相当高的空间才便于使用。所以桌几上部可留作束腰的部位有限,它只能具体而微地做成较窄的一条。
图6:明 黄花梨有束腰马蹄足霸王枨半桌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藏
尽管一般家具上的束腰比较窄,明清的桌几都有一种“高束腰”形式。它的做法是四足上截露明,高出束腰之上,很像须弥座上的角柱。
图7:高束腰家具结构
桌几的四面,在边框和托腮之间安短柱,短柱两侧和边框底面、托腮上面都打槽,嵌装绦环板,板上开透孔,它们相当于须弥座的立柱分格,格中平列壸门。
只是由于绦环板的高度有限,只宜锼挖“笔管式”或“海棠式”等比较矮扁的透孔而不宜做成壸门的式样。
图8:明 黄花梨三弯腿如意卷叶足长方供桌
这也和装饰图案的流行时代有关,壸门自北宋以后已少使用,因而在我们所能见到的明清家具上,很难会有壸门出现。
在明式家具中还有在高束腰的部位安装抽屉的方桌。由于抽屉要求有一定高度,抽屉两旁又有立柱,其造型也就更加接近立柱分格的须弥座。
把北魏至宋的几种须弥座和两种高束腰家具排列在一起,就更容易看出有束腰家具和须弥座之间的关系。
现在我们再来看一看高束腰家具上的“托腮”。
它所处的位置,正和须弥座束腰之下的迭涩相同。“托腮”与“迭涩”字音相近,我们有理由相信家具名词“托腮”就是须弥座名词“迭涩” ,只是音读之转, 以致写法不同。
《法式》一书既然能把“迭涩”又写成“挞涩”,那么数百年间匠师口传笔记,将“迭涩”写成“托腮”,自然毫不足奇。
不过假如我们没有理会到它们之间有联系,而一味从“腮”字求其义,便不免费解了。
家具名词“束腰”、“托腮”我们都能从宋代的须弥座上找到来历。这样,不仅名词得到了解释,家具上的束腰的渊源得到了说明,而且在我们面前呈现了一条研究古代家具和建筑关系的有用的线索。
图9:「溪山清远」马蹄足小香案
文:王世襄
“束腰”和“托腮”这两个名词直到今天北京家具匠师仍广泛使用,更常见于清代匠作则例之中,但其确切含义已经长期得不到解释。
“束腰”指家具上的一个收缩部分,一般位在面板边框和牙条之间,形象明显,其义易解。
“托腮”指束腰和牙条之间的台层。它所承托的明明是“腰”而不是“腮”,故“托腮’”之名,其义费解。
话还需从“束腰”谈起。
大体说来,传统家具可以分为无束腰和有束腰两大体系。凡有束腰的家具,一般足下端都有增大或兜转部分,名日“马蹄”。
束腰与马蹄二者密切相联,可以视为传统家具的一种造型规律。
图1:名词示意图
图2:明 黄花梨束腰罗锅枨马蹄腿半桌
德人艾克(G.Ecke)在所著《中国花梨家具图考》中提出有马蹄的桌几渊源于唐宋流行的壶门台座。由于壶门的简化,牙脚的敛缩,蜕存在足端的遗迹便是马蹄。
此说已为多数论者所接受。惟束腰和马蹄密切相联,艾克对束腰的渊源未作进一步的探索。
我们如果从家具与建筑木作的关系的角度着眼,就可以找到它的渊源。家具的束腰渊源于须弥座,而须弥座实际上就是大型的壸门台座。
早期的须弥座如云冈石窟的北魏浮雕塔基、敦煌唐代洞窟中的龛座、五代王建墓的棺床等,它们中间都有一个收缩部分,由此向外宽出的各层,线脚也比较简单。
图3:云冈石窟北魏浮雕塔
图4:五代王建墓棺床
至宋代常把须弥座用作建筑的台基。据《营造法式》,其形制有简有繁。
简者如《石作制度》中的“殿阶基”,繁者如《砖作制度》中的“须弥座”,高十三砖,分九层,各层名称不同,线脚及雕饰亦异。
不过二者在中间收缩部分立柱分格,格中平列壶门,做法则是一致的。
《营造法式》卷三“殿阶基”条原文是:
造殿阶基之制:长随间广,其广随间深,阶头随柱心外阶之广。以石段长三尺,广二尺,厚六寸。四周并迭涩。坐(座)数令高五尺,下施土衬石。其迭涩每层露棱五寸,束腰露身一尺,用隔身版柱,柱内平面作起突壶门造。(见《营造法式》卷三,据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影印本)
它开列部位名称及尺寸不够详尽,故梁思成先生《营造法式图注》称“《法式》卷三‘殿阶基’条制不详”,亦未为制图。
但此条已足够使我们知道其形制和早期须弥座相差不大。宋代实例也有与此相似的,如正定开元寺大殿的须弥座。
图5:《营造法式》殿阶基示意图&正定开元寺大殿须弥座
《法式》“殿阶基”中有“束腰”、“迭涩”两个名词。束腰即须弥座中间收缩、有立柱分格、平列壶门的部分。
而“迭涩”就是位在束腰之下或束腰之上,依次向外宽出的各层。“迭涩”在《法式》中有时写作“挞涩”,见卷十六《石作功限》中的“殿阶基”、“坛”等条。
现在还广泛使用的家具名词“束腰”和宋代须弥座上的名称完全相同,而且形态也相似,不能不使我们想到二者间有联系。
高形桌几在唐宋之际是一种新兴家具。任何时期的家具和建筑都是有一定的关系的。北魏以后不断发展,至宋而日趋繁复的须弥座自然会对当时的家具产生影响。
当然,家具上的束腰都比较窄,和须弥座上的束腰相去悬殊。这是由于功能不同,不可能把须弥座的束腰照样搬到家具上来。
高形的桌几,牙条之下一定要有相当高的空间才便于使用。所以桌几上部可留作束腰的部位有限,它只能具体而微地做成较窄的一条。
图6:明 黄花梨有束腰马蹄足霸王枨半桌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藏
尽管一般家具上的束腰比较窄,明清的桌几都有一种“高束腰”形式。它的做法是四足上截露明,高出束腰之上,很像须弥座上的角柱。
图7:高束腰家具结构
桌几的四面,在边框和托腮之间安短柱,短柱两侧和边框底面、托腮上面都打槽,嵌装绦环板,板上开透孔,它们相当于须弥座的立柱分格,格中平列壸门。
只是由于绦环板的高度有限,只宜锼挖“笔管式”或“海棠式”等比较矮扁的透孔而不宜做成壸门的式样。
图8:明 黄花梨三弯腿如意卷叶足长方供桌
这也和装饰图案的流行时代有关,壸门自北宋以后已少使用,因而在我们所能见到的明清家具上,很难会有壸门出现。
在明式家具中还有在高束腰的部位安装抽屉的方桌。由于抽屉要求有一定高度,抽屉两旁又有立柱,其造型也就更加接近立柱分格的须弥座。
把北魏至宋的几种须弥座和两种高束腰家具排列在一起,就更容易看出有束腰家具和须弥座之间的关系。
现在我们再来看一看高束腰家具上的“托腮”。
它所处的位置,正和须弥座束腰之下的迭涩相同。“托腮”与“迭涩”字音相近,我们有理由相信家具名词“托腮”就是须弥座名词“迭涩” ,只是音读之转, 以致写法不同。
《法式》一书既然能把“迭涩”又写成“挞涩”,那么数百年间匠师口传笔记,将“迭涩”写成“托腮”,自然毫不足奇。
不过假如我们没有理会到它们之间有联系,而一味从“腮”字求其义,便不免费解了。
家具名词“束腰”、“托腮”我们都能从宋代的须弥座上找到来历。这样,不仅名词得到了解释,家具上的束腰的渊源得到了说明,而且在我们面前呈现了一条研究古代家具和建筑关系的有用的线索。
图9:「溪山清远」马蹄足小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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