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芹：在西方长期旅居或定居的中国人，或早或晚会面临一个选择，即你在哪一边。并没有人公开来逼你，（澳大利亚除外）但整个社会根深蒂固的反华、排华会将中国人送到三个阵营里，最广大的一群我称之为“利己派”，他们不去听、拒绝看，全部的精力都用于为自己奋斗，无所谓西方人怎么对其母国，只为狭处求生存；第二群人我称之“融入派”，这群人的行事特点就是“你们不是讨厌中国吗？那我比你们更讨厌中国”、“你们打中国一个嘴巴，我就打三个嘴巴”。唯有这样，方可安生。这话一点都不夸张，要么麻木，要么“比你还”。不这么做就得落入第三群人——“压抑派”，这群人的特点就是为其良心所累而长期处于精神抑郁中，敏感的人甚至会有时时被铁烙的痛楚。

谈了三年的男友和我分手了，心态崩了怎么办？

网友提问：本来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但他因为工作地点总变动，无法长期定居一个城市，这几年不想结婚，所以不想耽误我了。

我原本是个很有事业心的人，一直在努力从传统行业转互联网，也拿到过 offer。现在忽然感觉失去了动力，也没有勇气一个人在大城市了。

父母催我回家乡考体制，我也想着 “干脆就算了吧”。这样就等于放弃在外奋斗，放弃 “折腾” 了。

盐哥，我是不是太没骨气了？我还有必要坚持曾经的事业理想吗？

王盐：

1、说真的，你得感谢你男友，他至少是个拎得清，也对你负责的人。很多人稀里糊涂的结婚，稀里糊涂的生孩子，结婚生子了，最后发现不想这样过，拍拍屁股跑了，你这半辈子就搭进去了，更惨。

2、失恋带来的消极是一时的，不要放弃自己的事业。

这个世界上谁都靠不住，唯一能靠得住，就是自己。

你能力强，多赚钱，就有资格选择自己的生活。

你现在只是失恋状态差而已，过段时间会好起来的。

关注我的人有很多都在大城市，你可以留意一下，多和大家互动，遇到新朋友那不是分分钟的事情。

3、千万不要放弃事业！

过一年，你回头看，绝对会感激我想请我吃饭的！#王盐问答#

1993年7月，姜昆、黄宏、冯巩、倪萍等人来到了台北张学良五弟张学森的公寓，与张学良见面。当得知黄宏是从东北来的时，张学良脸上现出惊喜，兴致勃勃地谈起了沈阳老区的街道名称，对沈阳的小吃特产，著名建筑如数家珍。

姜昆一行是作为中国广播电影电视部的说唱艺术团的成员抵达台北访问的，在台北期间，他们受邀去看望了张学良。

黄宏对张学良说：“咱们沈阳的父老乡亲非常想念您啊！”

张学良扬起头，大声说：“我也非常想念咱东北的老少爷们啊！”第二天晚上观看演出时，他又对黄宏说：“请代我向东北的父老乡亲、向大陆所有的父老乡亲问个好吧，就说我张学良时刻都在思念他们呀！”

黄宏为张学良表演了单人小品小段《打电话泄密》，张学良则为黄宏说起相声小段《扣子与钮子》，说得绘声绘色。或许是遇到了老乡的缘故，张学良接着又吊了吊嗓子，字正腔圆地唱了一段“东北二人转”。

黄宏后来回忆说：“我至今依然清晰地记得张学良当时快乐的面容。在访问快结束时，我拿着纸笔请张学良为东北老乡写几句话。张学良望着我：沉思了一会儿说：‘我的眼睛不太好使，我就光写名字了。剩下的话，你就替我写了吧！”

和张学良道别后，黄宏就一直琢磨着在张学良的签名上方写上致东北老乡的话，但他一直没有下笔。黄宏说：“少帅托付我的事，我一直惦记在心里，但我不敢轻易动笔。”在 2001年10月14日张学良病逝后，黄宏写下《怀念》一诗：少帅不少两鬓白，乡音乡情依然在；遥问奉天大帅府，将军一去何时回。

1993年，东北工学院更名暨恢复东北大学校名。 张学良得知后，情绪非常激动。东北大学是1923年张作霖、张学良父子筹建的，1928年由张学良自兼东北大学校长。“九一八事变”之后，学校人才流失，校址也一再迁移，1948年后，东北大学改名为东北工学院。张学良在谈到东北大学复校的时候曾感慨地说：“我的军队没了，我的军衔没了，我只有东北大学、老朋友和过去的事了。”

在1992年11月30日，张学良题写了“东北大学”的校名，请人带往大陆。1993年，国家教委正式批准东北大学复名，学校立即向张学良致送了东北大学聘请张学良担任名誉校长、名誉董事长的聘书。张学良对此欣然接受，并当即写下了“教育英才”和“东北大学70周年纪念”的题词。

东北大学校长蒋仲乐应邀赴台湾访问，其间还专门拜会了老校长张学良。两代校长见面，中间相隔着万千往事，张学良对蒋仲乐说：“当年我把父亲留下的钱用来办了大学。我办大学，就是为了培养人才。不办教育外国人就欺负咱中国人。我还办了中学、小学。”蒋仲乐一行告辞时，张学良依依不舍，坚持把他们送到电梯旁才止步。 （在1990年12月，张学良曾为东北大学校友会刊题词：不怕死，不爱钱，丈夫绝不受人怜，顶天立地男儿汉，光明磊落度余年）

1995年3月，辽宁大学历史系教授周毅来到夏威夷拜会张学良。周毅多年来从事张学良及东北军军史研究，很有建树。两人虽是初次见面，但此前通过书信，张学良对周毅已有所了解，所以一见面就问:“东北老乡好吗？”并向周毅询问了东北军军史的研究。当晚，张学良又邀请周毅在海滨叙谈，张学良从父亲张作霖讲起，谈起自己在马车上的降生，说起数十年来的辗转流离，说起明史研究与对基督的信仰，一直说到如何会到异国他乡定居，直到晚上11时，方才与周毅告辞。

同年11月，哈尔滨研究血液病的教授马军应美国血液病学会的邀请到檀香山作短暂访问，张学良得知有东北故乡的学者来访，立即主动邀请相会，见面就问：“马先生，你是从东北哪疙瘩来的？”马军回答后，张学良又迫不及待地问：“马先生去没去过沈阳？那里现在变成什么样子啦？”当听到马军回答沈阳变化很大之后，张学良陷入到往日的回忆中，说：“二十年代我去过几次哈尔滨，道外人很多，道里有条大街，马路全是石头铺的。马车走在上面嗒嗒地响，声音可好听啦。马路两边都是俄式建筑。”张学良同马军谈起了哈尔滨、沈阳，谈起了救死扶伤，最后又回到对故乡的思念中，他感慨地说：“东北的高粱米、小米很好吃啊。”

从90年代初开始，张学良已经完全恢复自由，1994年1月他和妻子和赵一荻移居到美国夏威夷州的首府檀香山，至此就长期居住在那里。2001年10月14日，张学良病逝于檀香山，享年101岁。

著名传记作家唐德刚是这样评价张学良的：把个花花公子和政治家、军事家分开来做，则民国史上实是车载斗量，没啥稀奇；可是把这三种不同的行业，拼在一起，搞得三位一体，如鱼得水，则学良之外，也就真的别无分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