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月老爷爷[超话]#推荐（5580）】女，89年，身高160cm，未婚，老家扬州，现居住在南京浦口，鼓楼区在编小学教师，本科学历，爱好绘画、旅游、阅读，家人已退休。关于你：身高170cm或以上，不要过胖，年龄83年～91年，本科或以上学历，工作稳定，收入相当，南京有房或有购房经济实力，有事业心，责任感，不考虑离异。添加时请备注年龄+职业。非诚勿扰，期待遇到有缘人。 https://t.cn/RJLhwNN
#为什么这届年轻人不愿生孩子# #我们距离生育友好型社会还有多远#【年轻人为什么不愿生孩子？[并不简单]】11日，备受瞩目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出炉，生育率问题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2020年我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3，处于较低生育水平。初步汇总的结果显示，2020年我国出生人口为1200万人。
国务院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副组长、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说，低生育将成为我国面临的现实问题。
那么，年轻人为什么不愿意生孩子了？
养得起几个娃？
在北京打拼8年多的吴一，在双方父母催促下刚刚生完二胎半年。半年来，一家6口挤在60多平方米的出租屋里，生活中的小摩擦以及经济上的压力，让她身心俱疲。
刚休完产假开始上班，吴一每天中午要赶回家给二宝喂奶，来不及午休就返回公司。“有天在地铁上看到一位打扮精致的女孩，突然意识到，我已经很久没买过新衣服，也很久不化妆了。”吴一失落地说。
为了方便大宝上学，也为了离单位更近，一家人决定将北五环外的房子出租，搬到出租屋。“让老公的父母来北京帮忙照顾孩子，省钱也放心。”吴一说，二宝出生后，6口人住在了一起。
吴一打开支付宝账单，满满都是尿不湿、婴儿衣服、身体乳、爽身粉等等的购买记录。“现在后悔没把老大用过的一些东西留下来，又得再花钱。”吴一说，目前老公父母的退休金加上夫妻俩的工资，几乎全部用于每月家庭的基本开销。
吴一也想过做全职妈妈，但看一眼账单就打消了念头。
前程无忧发布的《2021职场妈妈生存状态调查报告》显示，职场妈妈的收入已成为支撑家庭的重要来源。45.2%的受访职场妈妈的个人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一至三成，36.2%的个人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三至五成。子女教育和住房是职场妈妈最主要的支出。
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之外，凡是有孩子的家庭，其“生活账本”都是沉重的：
湖南常德的陈晓明今年27岁，有个两岁的儿子，孩子每月上早教班、日常吃穿用的花销在5000元左右；
在西北县城工作的一位父亲称，每月给孩子的花费至少1000元左右，而他的月工资只有3000元；
在湖南怀化一所乡村小学做教师的黎女士说，孩子不到3岁，每月至少得花去工资的三分之一。
甘肃省兰州市37岁的王思诚告诉记者，她和爱人决定不生二胎的原因很简单——教育成本太高。
“孩子5岁多，报了8个兴趣班，包括围棋、乐高、游泳等等。仅兴趣班每年支出就要6万元左右。”王思诚说，他生在农村，从小没上过兴趣班，也曾想过不给孩子报班。“但别人都在学，我们不学，总担心孩子被时代抛弃了。”他和爱人达成共识，一个孩子就“压力山大”，不能再生了。
各种成本的加成，让年轻人在生育之前要盘算更复杂的经济账。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原新说，以前多生一个孩子，不过是“多添一双筷子”，但今天，那双筷子变成了“黄金”做的。
谁来帮看娃？
“没人帮忙带孩子”是杨玲不敢生二胎的主要原因。她生活在辽宁鞍山，孩子已经7岁。“要二胎，除非全家合力一起面对，否则女性牺牲太大。”她说，身边有多名女同学生二胎后选择成为全职妈妈。“都是在事业上很优秀的女性，但没办法，孩子没人照顾。”
生下孩子没人照看，是很多年轻夫妻共同的焦虑。目前很多城市，尤其是大城市，托育机构供应明显不足。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调查数据显示，我国0至3岁婴幼儿入托率只有5%左右，远低于一些发达国家。目前我国家庭的婴幼儿照顾方式仍旧以父母和双方长辈照顾为主。
北京市民李楠本来在某教育机构上班，一开始选择请保姆看孩子，但最终没能扛下来。“保姆不断要求涨工资，一路涨到一月6000元。我反复考虑，辞退了保姆，也辞掉了工作，全职带孩子。”李楠无奈地说。
与保姆的“纠葛”在不少家庭上演。一位北京的妈妈告诉记者，她家3年换了7个保姆，有的保姆不断要求涨工资，有的专业素养不足。天津一位家政业业内人士坦言，我国家政服务需求巨大，但有效供给不足，行业发展不规范，百姓满意度不高。
不少老人也无奈地为第三代牺牲了清闲、独立的退休生活。天津一家大型驾校教练说，近年来招收的学生中不少是60多岁的爷爷、奶奶。“刚开始我也纳闷，年纪这么大了，为什么还要学车？后来一问才知道，为接送孙辈方便。”
孩子长到3岁，在很多大城市，想上个理想的幼儿园往往很不容易。
“我考察了距家开车半小时内的所有幼儿园，发现私立条件好的太贵，收费低的品质又不行。”在广州生活的陈蕾说，为了让孩子进入一所热门的公立幼儿园，她想尽了办法，经历一番“15选1”的残酷竞争，才得以成功。此后，她再也不敢考虑生第二个孩子了。
生活在北京的李敏孩子才一岁多，但已经开始想着学区问题。她和丈夫想办法贷款、凑钱，在西城区买下了一套学区房。“买这套房子感觉‘要了我的老命’，怎么还敢生二胎？”
在原新看来，不仅是城市，目前我国农村也进入了低生育意愿的时代。
湖南邵阳农村的刘瑞，生孩子前辞掉城里打工的工作回老家。“全家就只能靠我爱人务工挣钱，怀孕、抚养孩子的过程中，感觉经济压力很大。”
“农村夫妻生育意愿不断降低有多重原因。”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特邀高级研究员黄文政说，一方面，大量年轻人离开农村到城市工作，面临更大生活压力；另一方面，传统的生育文化已经改变，传宗接代、养儿防老等观念在淡化。
孩子重要还是自己重要？
在天津一家互联网公司工作的王影，35岁时成了新手妈妈。她之所以选择晚育，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工作。“老公工作调动频繁，我身边提前生娃或者有二胎的女性晋升受影响严重，所以我们商量好了晚育。”
直到两年前，考虑到身体原因，王影才下定决心要孩子。即便在工作中一直是女强人，但生育后重返职场，王影的感受明显不同。“年轻同事们冲劲十足，而我三天两头孩子生病、老公出差，精力真的没法完全放在工作上。”王影说，为了工作，不敢考虑二胎。
兰州大学第一医院生殖医学中心主治医师杨婷说：“生育二孩，女性还会考虑带来的健康风险。尤其是随着年龄增长，生育可能带来加速衰老、高血压、育后血栓等并发疾病风险增大。”
另外，如今生育成本的考量已不再仅局限于经济因素，还包括时间成本、社会成本。黄文政认为，随着受教育程度和社会地位的不断提高，女性生育意愿不断下降，生育时间不断推迟。
29岁的于欣欣去年刚结婚，虽然双方父母催促，但是她已经下定决心不要孩子。“我的工作处于上升期，一生孩子这些年的努力就‘一夜回到解放前’。而且现在的工作节奏也不允许要孩子，频繁出差、加班，连小狗都不敢养。”她说最困难的就是还未和老公达成共识。
距离生育友好型社会还有多远？
我国“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推动生育政策与经济社会政策配套衔接，减轻家庭生育、养育、教育负担，释放生育政策潜力。”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有关调查，我国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子女数为1.8，只要做好相应的支持措施，实际存在的生育潜力就能发挥出来。”宁吉喆说。
“现阶段最重要的是，构筑一个生育安全和生育关怀的社会公共政策体系。”原新表示，应建立与现行政策相适应的法律体系，在优化生育政策和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的过程中，对与新生育政策相违背的内容进行修订。
兰州大学县域经济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毛锦凰认为，国家应尽快完善幼儿阶段和学前阶段教育制度，将学前教育纳入国家义务教育，切实减轻家庭育儿负担。同时，逐步完善二孩生育补贴政策，从生育补贴、抚养补贴、生育女性医疗补贴、延长法定生育假期、收入补贴等方面统筹完善。
“生育、生殖健康的技术服务和宣传教育，也应该不断加强，包括青春期教育、婚检、孕检等。此外，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应该得到正确应用，让因各种原因不能生育的人可以拥有孩子，同时对非法代孕等行为严厉打击。”原新说。
从“独生子女政策”到“全面二孩政策”，我国生育的人文环境、舆论环境也在随之变化。原新认为，当下，这些环境应该被积极重塑，让整个社会尽快形成生育友好型社会。（文中受访夫妇均为化名）（图片为资料图）
国务院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副组长、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说，低生育将成为我国面临的现实问题。
那么，年轻人为什么不愿意生孩子了？
养得起几个娃？
在北京打拼8年多的吴一，在双方父母催促下刚刚生完二胎半年。半年来，一家6口挤在60多平方米的出租屋里，生活中的小摩擦以及经济上的压力，让她身心俱疲。
刚休完产假开始上班，吴一每天中午要赶回家给二宝喂奶，来不及午休就返回公司。“有天在地铁上看到一位打扮精致的女孩，突然意识到，我已经很久没买过新衣服，也很久不化妆了。”吴一失落地说。
为了方便大宝上学，也为了离单位更近，一家人决定将北五环外的房子出租，搬到出租屋。“让老公的父母来北京帮忙照顾孩子，省钱也放心。”吴一说，二宝出生后，6口人住在了一起。
吴一打开支付宝账单，满满都是尿不湿、婴儿衣服、身体乳、爽身粉等等的购买记录。“现在后悔没把老大用过的一些东西留下来，又得再花钱。”吴一说，目前老公父母的退休金加上夫妻俩的工资，几乎全部用于每月家庭的基本开销。
吴一也想过做全职妈妈，但看一眼账单就打消了念头。
前程无忧发布的《2021职场妈妈生存状态调查报告》显示，职场妈妈的收入已成为支撑家庭的重要来源。45.2%的受访职场妈妈的个人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一至三成，36.2%的个人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三至五成。子女教育和住房是职场妈妈最主要的支出。
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之外，凡是有孩子的家庭，其“生活账本”都是沉重的：
湖南常德的陈晓明今年27岁，有个两岁的儿子，孩子每月上早教班、日常吃穿用的花销在5000元左右；
在西北县城工作的一位父亲称，每月给孩子的花费至少1000元左右，而他的月工资只有3000元；
在湖南怀化一所乡村小学做教师的黎女士说，孩子不到3岁，每月至少得花去工资的三分之一。
甘肃省兰州市37岁的王思诚告诉记者，她和爱人决定不生二胎的原因很简单——教育成本太高。
“孩子5岁多，报了8个兴趣班，包括围棋、乐高、游泳等等。仅兴趣班每年支出就要6万元左右。”王思诚说，他生在农村，从小没上过兴趣班，也曾想过不给孩子报班。“但别人都在学，我们不学，总担心孩子被时代抛弃了。”他和爱人达成共识，一个孩子就“压力山大”，不能再生了。
各种成本的加成，让年轻人在生育之前要盘算更复杂的经济账。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原新说，以前多生一个孩子，不过是“多添一双筷子”，但今天，那双筷子变成了“黄金”做的。
谁来帮看娃？
“没人帮忙带孩子”是杨玲不敢生二胎的主要原因。她生活在辽宁鞍山，孩子已经7岁。“要二胎，除非全家合力一起面对，否则女性牺牲太大。”她说，身边有多名女同学生二胎后选择成为全职妈妈。“都是在事业上很优秀的女性，但没办法，孩子没人照顾。”
生下孩子没人照看，是很多年轻夫妻共同的焦虑。目前很多城市，尤其是大城市，托育机构供应明显不足。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调查数据显示，我国0至3岁婴幼儿入托率只有5%左右，远低于一些发达国家。目前我国家庭的婴幼儿照顾方式仍旧以父母和双方长辈照顾为主。
北京市民李楠本来在某教育机构上班，一开始选择请保姆看孩子，但最终没能扛下来。“保姆不断要求涨工资，一路涨到一月6000元。我反复考虑，辞退了保姆，也辞掉了工作，全职带孩子。”李楠无奈地说。
与保姆的“纠葛”在不少家庭上演。一位北京的妈妈告诉记者，她家3年换了7个保姆，有的保姆不断要求涨工资，有的专业素养不足。天津一位家政业业内人士坦言，我国家政服务需求巨大，但有效供给不足，行业发展不规范，百姓满意度不高。
不少老人也无奈地为第三代牺牲了清闲、独立的退休生活。天津一家大型驾校教练说，近年来招收的学生中不少是60多岁的爷爷、奶奶。“刚开始我也纳闷，年纪这么大了，为什么还要学车？后来一问才知道，为接送孙辈方便。”
孩子长到3岁，在很多大城市，想上个理想的幼儿园往往很不容易。
“我考察了距家开车半小时内的所有幼儿园，发现私立条件好的太贵，收费低的品质又不行。”在广州生活的陈蕾说，为了让孩子进入一所热门的公立幼儿园，她想尽了办法，经历一番“15选1”的残酷竞争，才得以成功。此后，她再也不敢考虑生第二个孩子了。
生活在北京的李敏孩子才一岁多，但已经开始想着学区问题。她和丈夫想办法贷款、凑钱，在西城区买下了一套学区房。“买这套房子感觉‘要了我的老命’，怎么还敢生二胎？”
在原新看来，不仅是城市，目前我国农村也进入了低生育意愿的时代。
湖南邵阳农村的刘瑞，生孩子前辞掉城里打工的工作回老家。“全家就只能靠我爱人务工挣钱，怀孕、抚养孩子的过程中，感觉经济压力很大。”
“农村夫妻生育意愿不断降低有多重原因。”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特邀高级研究员黄文政说，一方面，大量年轻人离开农村到城市工作，面临更大生活压力；另一方面，传统的生育文化已经改变，传宗接代、养儿防老等观念在淡化。
孩子重要还是自己重要？
在天津一家互联网公司工作的王影，35岁时成了新手妈妈。她之所以选择晚育，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工作。“老公工作调动频繁，我身边提前生娃或者有二胎的女性晋升受影响严重，所以我们商量好了晚育。”
直到两年前，考虑到身体原因，王影才下定决心要孩子。即便在工作中一直是女强人，但生育后重返职场，王影的感受明显不同。“年轻同事们冲劲十足，而我三天两头孩子生病、老公出差，精力真的没法完全放在工作上。”王影说，为了工作，不敢考虑二胎。
兰州大学第一医院生殖医学中心主治医师杨婷说：“生育二孩，女性还会考虑带来的健康风险。尤其是随着年龄增长，生育可能带来加速衰老、高血压、育后血栓等并发疾病风险增大。”
另外，如今生育成本的考量已不再仅局限于经济因素，还包括时间成本、社会成本。黄文政认为，随着受教育程度和社会地位的不断提高，女性生育意愿不断下降，生育时间不断推迟。
29岁的于欣欣去年刚结婚，虽然双方父母催促，但是她已经下定决心不要孩子。“我的工作处于上升期，一生孩子这些年的努力就‘一夜回到解放前’。而且现在的工作节奏也不允许要孩子，频繁出差、加班，连小狗都不敢养。”她说最困难的就是还未和老公达成共识。
距离生育友好型社会还有多远？
我国“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推动生育政策与经济社会政策配套衔接，减轻家庭生育、养育、教育负担，释放生育政策潜力。”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有关调查，我国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子女数为1.8，只要做好相应的支持措施，实际存在的生育潜力就能发挥出来。”宁吉喆说。
“现阶段最重要的是，构筑一个生育安全和生育关怀的社会公共政策体系。”原新表示，应建立与现行政策相适应的法律体系，在优化生育政策和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的过程中，对与新生育政策相违背的内容进行修订。
兰州大学县域经济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毛锦凰认为，国家应尽快完善幼儿阶段和学前阶段教育制度，将学前教育纳入国家义务教育，切实减轻家庭育儿负担。同时，逐步完善二孩生育补贴政策，从生育补贴、抚养补贴、生育女性医疗补贴、延长法定生育假期、收入补贴等方面统筹完善。
“生育、生殖健康的技术服务和宣传教育，也应该不断加强，包括青春期教育、婚检、孕检等。此外，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应该得到正确应用，让因各种原因不能生育的人可以拥有孩子，同时对非法代孕等行为严厉打击。”原新说。
从“独生子女政策”到“全面二孩政策”，我国生育的人文环境、舆论环境也在随之变化。原新认为，当下，这些环境应该被积极重塑，让整个社会尽快形成生育友好型社会。（文中受访夫妇均为化名）（图片为资料图）
【桃李面包创始人：60岁退休创业，83岁成辽宁首富，最后套现近30亿】1
1995年的一天傍晚，辽宁丹东丝绸厂子弟学校的大门，走出一名老教师，这是他最后一天下班，明天，就正式退休了。
这名老教师名叫吴志刚，在这所子弟学校三尺讲台上当了几十年的教师，突然离开学校赋闲在家，老吴哪哪都不得劲，总想找点事做。
由于平日里素来喜欢吃面包，退休后闲来无事，他就在家里做面包玩。
此时的中国，改革开放进入了高潮期，很多人已经快速赚到了好几桶金，一跃成为富豪，更多人还在前仆后继。
老吴看着这热火朝天的时代，心也有点痒痒。
左右也无事可做，要不自己也卖点什么吧？
这个想法一旦萌生，老吴内心就像长了一根草，唯一让他忐忑的就是：我这个年纪能行吗？
有天，老吴盯着饭桌上做好的面包，一拍大腿，不就是创业吗，有啥不行，就卖面包！
说干就干。
但很快，老吴就受到了第一个打击。
想卖新鲜面包，你首先得有个店面，其次还得有伙计，老吴出去转了一圈又一圈，发现好地段的铺面都太贵了，他一个退休老教师，无论如何也负担不起。
但这一圈圈转下来，老吴也并非一无所获，他发现大街小巷有很多早餐车，早餐车里卖的都是一些方便携带的便利早餐，他想，如果我把做好的面包放在这里卖，岂不是两全其美？
这想法让老吴激动不已，很快地，老吴拉着儿子，拿出这些年攒的钱，买了原材料，雇了几个工人，在家里做起了面包，因为当了一辈子的老师，他给自己面包品牌起了个颇有书香气息的名字——桃李，既给自己的半生做个总结，又寓意着将来可以把面包卖到满天下。
与市面上很多保质期较长的面包不同，桃李一出道，打的就是短保，保质期4-15天，让追求品质的人，吃得上新鲜无添加的面包，这是老吴的初衷，也正是这一初衷，桃李面包从一问世，就相当受欢迎，并迅速打开了丹东市场。
老吴的创业，如火如荼地开始了。
2
早餐车成为了老吴创业的突破口，最开始也不容易，为了保证面包的新鲜，老吴每天凌晨3点就开始配送，保证6点前可以送到街边，让赶着吃早饭的人群能够吃到新鲜的面包。
随着订单增加，老吴盘了个作坊，作为自己的面包生产基地。
但他并不满足于此，在勤奋地跑市场后，他先是拿下了很大一批早餐店，接着又把面包送进了丹东的各个店铺和超市。
老吴这条道，在市场上相当稀缺。
要知道，传统面包行业，短保的一般都是店面制作售卖，但这种模式比较受地域的限制，投入往往也比较大。
而那种可以进店铺和超市的包装面包，保质期都会很长，短则几个月，多则达半年以上，所以防腐剂必然少不了。
桃李面包既不走店铺，也不走长保，反而另辟蹊径，将短保面包做成长保的配送售卖模式，既满足人们追求健康的口味，又可以扩大销路，是个相当好的创业方向。
很快，老吴就成为丹东第一面包生产商，跑通了丹东市场后，老吴又一鼓作气，将桃李面包拓展到全东北，2007年，老吴和他的桃李面包，就拿下了整个东北市场。
那么，短保面包市场怎么就轮到老吴了呢？其他人就没人想得到吗？
其实并非是点子难想，而是短保面包实则是门苦生意。
首先，短保面包因为保质期短，没有防腐剂，所以对供应链的要求就相当高了。
其次，一旦滞销，短保面包面临的只能是过期销毁，风险极大。
因此，短保面包从生产、营销到物流配送，各个环节的容错空间都非常小。
每个人的成功都不是偶然，面对如此多的难题，老吴的智慧就显现出来了。
他是怎么确保面包在短短时间内，能快速配送到各个地方，再完成销售的呢？
3
"中央厨房+批发"，直接复制，快速拓展疆土。
什么是"中央厨房"？前面讲了，老吴在丹东建了个生产车间，负责半径200km内地区的销售，超出范围或者到了另一个城市怎么办？
那么就再建一个工厂，产品辐射半径依然是200km以内，这样，一方面可以最大限度地保证产品新鲜，另一方面也可以降低物流成本。
这种中央厨房设置得越多，辐射面就越广，老吴的生意就越做越大。
中央厨房建好了，下一步就是配送。
桃李针对沃尔玛、家乐福等大型超市，以及城市中心的一些中小超市，采取的都是直营模式，商家自行配送对接。
针对远一些的县级超市、小卖部、便利店，则是分销模式，即每天从直营商家和经销商那里下订单。
两种模式，让桃李面包从生产到营销再到物流配送的各个环节都非常稳定，大大降低了退货率。
"以销定产"，提高产销率
像桃李这种短保面包食品，一旦产销不匹配，很容易造成滞销带来亏损，从公司一建立，老吴就决定采用"以销定产"的模式进行生产。
所有的工厂都采取倒班模式，白天按照销售端的预估量进行生产，晚上集中生产实际订单与预估订单的差额，并严格保证，这两批产品都将在次日早上6点前准时上货，这样，就可以最大化的利用早高峰的时间段完成高额销售。
聚焦于少而精，降低成本
吃过桃李面包的都知道，吴志刚创办桃李面包20年了，实际上品种和花样并不多。
比如说市面上最常见销量最大的就是切片面包，也没有什么花里胡哨的装饰。
不追求品种多，把一样单品做到精致，追求单品的销售规模，是桃李又一降低成本的有效利器。
成本降低，到了大众手里，就会提高商品的性价比。便利+健康+便宜，桃李面包很快就在烘焙界所向披靡。
4
1997年，老吴的桃李面包就成为了辽宁最大的面包生产商，到了2005年，桃李成为了东北地区最大的面包生产商。
从2006年开始，桃李面包跳出东三省，迅速攻占华北地区，紧接着，开启西行、东走的全国化扩张之路。
到了2015年，吴志刚早已吃下了整个北方市场。
这一年，老吴成了老老吴，已经迈进了80岁大关。
这一年，他带着创立了20年的桃李面包成功上市，成为中国"面包第一股"，市值一度超过400亿元。
吴志刚成为名副其实的烘焙巨头。
上市之后，吴志刚踌躇满志地举兵南下。
实际上在之前20年，南方市场也建立了一些生产基地，比如上海桃李在2000年就已经成立了，但是并未像北方地区那样形成规模化。
这一次吴志刚的目的是希望可以像曾经在东北拓展市场那样，吃下整个南方市场。
然而这一次，在北方靠固定模式复制成功的经验，到南方却偏偏水土不服了。
2015年，桃李先后在深圳、东莞、武汉、福州、厦门等南方大型城市成立了公司，然而到了2019年，这些城市的子公司几乎全线亏损。
刚刚我们盘点的那些，曾经让吴志刚引以为傲的优势，怎么在南方城市就成为了劣势了呢？
究其原因，一是时机，二是南北差异。
吴志刚占领北方市场的时候，时机还早，90年代以及21世纪初，国内的面包行业还方兴未艾，像桃李这样主打新鲜、无防腐剂的短保面包，自然是新鲜事物，再加上性价比较高，大众的接受程度就很快。
等同行反应过来想要加入的时候，吴志刚早已把北方市场都吃透了。
而到了2015年，很多烘焙企业已经进入赛道，比如达利，就专门推出了短保品牌美焙辰，直接下场和桃李进行PK。
再者，就是南北差异的不同，导致北方下来的桃李品牌一定程度上水土不服。
南方的经济优于北方，这就导致南方人对生活品质的要求相对要高。
在北方，桃李主打性价比和便利，这让它发展地如鱼得水，但在南方，现做现卖、定位更高端的连锁烘焙店反而更受欢迎。
然而到了最近两年，北方地区的高端烘焙店也鳞次栉比了，大街小巷到处都是烘焙店，这些店面的面包，更加新鲜，花样更多，口味更好，桃李拿什么和这样的市场去比呢？
上市之后，昔日叱咤风云的烘焙大佬，也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很多企业都会遇到的困境：
全国扩张的失败，竞争的加剧以及企业的衰退。
5
吴志刚刚刚创立桃李面包的时候，是拉着儿子一起创的业。桃李面包也是名副其实的家族企业。
随着公司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吴家人加入到了进来。
到了2015年上市的时候，桃李面包的自然人股东中，吴志刚的亲属就足足有20多人。庞大的家族裙带，贯穿在公司的股权与管理层中。
家族企业有它的优势，那就是凝聚力会更强，但也有显而易见的弊端。
2019年，老吴84岁了，伴随着市场的亏损和不断收缩，他在退休二十余载后，再次做出了退休的决定。
从桃李面包董事长的位置上退下来后，老吴48岁的三儿子吴学亮接任董事长。当然， 大儿子和二儿子，以及老吴的老伴，都在公司担任着重要的核心职务。
老吴这一退，不单单是职位的变动问题，桃李整体的业绩也产生了非常明显的波动。
不过比业绩波动更引起人们注意的，是近年来，企业里这些家族人员的大规模减持。
直白点说，就是套现。
规模有多大呢？
2018年12月底，吴志刚已经83岁，桃李面包上市满三年解禁，从那一天起，吴志刚凭借22.4亿美元身价成功荣登辽宁首富，也是同年开始，吴家人就开始了持续减持套现。
有媒体计算，2019年初，84岁的吴志刚一退休，到今年两年多时间，吴家合计套现金额达到29.02亿元。
具体原因也很有意思。
董事长吴志刚先生为什么要套现呢？理由是，因已属高龄，由于个人生活需求而减持公司股份。
其余亲属，则称是因为个人资金需求而减持。
虽然桃李口口声声说大规模减持并非是对公司信心不足，但难免不让人疑惑，吴志刚一退休，这子子孙孙七大姑八大姨的，是不是不打算经营公司，直接分钱了？
毕竟，一个80多岁的老人，个人需求能有多大呢，大到需要几个亿资金来支撑，亲属又有什么急不可待的事情， 非巨额资金不可呢？
如今的桃李，不再是吴志刚的，而是属于整个吴氏家族的。具体原因不能妄猜，桃李的何去何从，还需要拭目以待。
不管怎么说，到今天，吴志刚已经退休2年了，昔日面包巨匠的一代传奇，终究是随着他的离开而落幕了。
1995年的一天傍晚，辽宁丹东丝绸厂子弟学校的大门，走出一名老教师，这是他最后一天下班，明天，就正式退休了。
这名老教师名叫吴志刚，在这所子弟学校三尺讲台上当了几十年的教师，突然离开学校赋闲在家，老吴哪哪都不得劲，总想找点事做。
由于平日里素来喜欢吃面包，退休后闲来无事，他就在家里做面包玩。
此时的中国，改革开放进入了高潮期，很多人已经快速赚到了好几桶金，一跃成为富豪，更多人还在前仆后继。
老吴看着这热火朝天的时代，心也有点痒痒。
左右也无事可做，要不自己也卖点什么吧？
这个想法一旦萌生，老吴内心就像长了一根草，唯一让他忐忑的就是：我这个年纪能行吗？
有天，老吴盯着饭桌上做好的面包，一拍大腿，不就是创业吗，有啥不行，就卖面包！
说干就干。
但很快，老吴就受到了第一个打击。
想卖新鲜面包，你首先得有个店面，其次还得有伙计，老吴出去转了一圈又一圈，发现好地段的铺面都太贵了，他一个退休老教师，无论如何也负担不起。
但这一圈圈转下来，老吴也并非一无所获，他发现大街小巷有很多早餐车，早餐车里卖的都是一些方便携带的便利早餐，他想，如果我把做好的面包放在这里卖，岂不是两全其美？
这想法让老吴激动不已，很快地，老吴拉着儿子，拿出这些年攒的钱，买了原材料，雇了几个工人，在家里做起了面包，因为当了一辈子的老师，他给自己面包品牌起了个颇有书香气息的名字——桃李，既给自己的半生做个总结，又寓意着将来可以把面包卖到满天下。
与市面上很多保质期较长的面包不同，桃李一出道，打的就是短保，保质期4-15天，让追求品质的人，吃得上新鲜无添加的面包，这是老吴的初衷，也正是这一初衷，桃李面包从一问世，就相当受欢迎，并迅速打开了丹东市场。
老吴的创业，如火如荼地开始了。
2
早餐车成为了老吴创业的突破口，最开始也不容易，为了保证面包的新鲜，老吴每天凌晨3点就开始配送，保证6点前可以送到街边，让赶着吃早饭的人群能够吃到新鲜的面包。
随着订单增加，老吴盘了个作坊，作为自己的面包生产基地。
但他并不满足于此，在勤奋地跑市场后，他先是拿下了很大一批早餐店，接着又把面包送进了丹东的各个店铺和超市。
老吴这条道，在市场上相当稀缺。
要知道，传统面包行业，短保的一般都是店面制作售卖，但这种模式比较受地域的限制，投入往往也比较大。
而那种可以进店铺和超市的包装面包，保质期都会很长，短则几个月，多则达半年以上，所以防腐剂必然少不了。
桃李面包既不走店铺，也不走长保，反而另辟蹊径，将短保面包做成长保的配送售卖模式，既满足人们追求健康的口味，又可以扩大销路，是个相当好的创业方向。
很快，老吴就成为丹东第一面包生产商，跑通了丹东市场后，老吴又一鼓作气，将桃李面包拓展到全东北，2007年，老吴和他的桃李面包，就拿下了整个东北市场。
那么，短保面包市场怎么就轮到老吴了呢？其他人就没人想得到吗？
其实并非是点子难想，而是短保面包实则是门苦生意。
首先，短保面包因为保质期短，没有防腐剂，所以对供应链的要求就相当高了。
其次，一旦滞销，短保面包面临的只能是过期销毁，风险极大。
因此，短保面包从生产、营销到物流配送，各个环节的容错空间都非常小。
每个人的成功都不是偶然，面对如此多的难题，老吴的智慧就显现出来了。
他是怎么确保面包在短短时间内，能快速配送到各个地方，再完成销售的呢？
3
"中央厨房+批发"，直接复制，快速拓展疆土。
什么是"中央厨房"？前面讲了，老吴在丹东建了个生产车间，负责半径200km内地区的销售，超出范围或者到了另一个城市怎么办？
那么就再建一个工厂，产品辐射半径依然是200km以内，这样，一方面可以最大限度地保证产品新鲜，另一方面也可以降低物流成本。
这种中央厨房设置得越多，辐射面就越广，老吴的生意就越做越大。
中央厨房建好了，下一步就是配送。
桃李针对沃尔玛、家乐福等大型超市，以及城市中心的一些中小超市，采取的都是直营模式，商家自行配送对接。
针对远一些的县级超市、小卖部、便利店，则是分销模式，即每天从直营商家和经销商那里下订单。
两种模式，让桃李面包从生产到营销再到物流配送的各个环节都非常稳定，大大降低了退货率。
"以销定产"，提高产销率
像桃李这种短保面包食品，一旦产销不匹配，很容易造成滞销带来亏损，从公司一建立，老吴就决定采用"以销定产"的模式进行生产。
所有的工厂都采取倒班模式，白天按照销售端的预估量进行生产，晚上集中生产实际订单与预估订单的差额，并严格保证，这两批产品都将在次日早上6点前准时上货，这样，就可以最大化的利用早高峰的时间段完成高额销售。
聚焦于少而精，降低成本
吃过桃李面包的都知道，吴志刚创办桃李面包20年了，实际上品种和花样并不多。
比如说市面上最常见销量最大的就是切片面包，也没有什么花里胡哨的装饰。
不追求品种多，把一样单品做到精致，追求单品的销售规模，是桃李又一降低成本的有效利器。
成本降低，到了大众手里，就会提高商品的性价比。便利+健康+便宜，桃李面包很快就在烘焙界所向披靡。
4
1997年，老吴的桃李面包就成为了辽宁最大的面包生产商，到了2005年，桃李成为了东北地区最大的面包生产商。
从2006年开始，桃李面包跳出东三省，迅速攻占华北地区，紧接着，开启西行、东走的全国化扩张之路。
到了2015年，吴志刚早已吃下了整个北方市场。
这一年，老吴成了老老吴，已经迈进了80岁大关。
这一年，他带着创立了20年的桃李面包成功上市，成为中国"面包第一股"，市值一度超过400亿元。
吴志刚成为名副其实的烘焙巨头。
上市之后，吴志刚踌躇满志地举兵南下。
实际上在之前20年，南方市场也建立了一些生产基地，比如上海桃李在2000年就已经成立了，但是并未像北方地区那样形成规模化。
这一次吴志刚的目的是希望可以像曾经在东北拓展市场那样，吃下整个南方市场。
然而这一次，在北方靠固定模式复制成功的经验，到南方却偏偏水土不服了。
2015年，桃李先后在深圳、东莞、武汉、福州、厦门等南方大型城市成立了公司，然而到了2019年，这些城市的子公司几乎全线亏损。
刚刚我们盘点的那些，曾经让吴志刚引以为傲的优势，怎么在南方城市就成为了劣势了呢？
究其原因，一是时机，二是南北差异。
吴志刚占领北方市场的时候，时机还早，90年代以及21世纪初，国内的面包行业还方兴未艾，像桃李这样主打新鲜、无防腐剂的短保面包，自然是新鲜事物，再加上性价比较高，大众的接受程度就很快。
等同行反应过来想要加入的时候，吴志刚早已把北方市场都吃透了。
而到了2015年，很多烘焙企业已经进入赛道，比如达利，就专门推出了短保品牌美焙辰，直接下场和桃李进行PK。
再者，就是南北差异的不同，导致北方下来的桃李品牌一定程度上水土不服。
南方的经济优于北方，这就导致南方人对生活品质的要求相对要高。
在北方，桃李主打性价比和便利，这让它发展地如鱼得水，但在南方，现做现卖、定位更高端的连锁烘焙店反而更受欢迎。
然而到了最近两年，北方地区的高端烘焙店也鳞次栉比了，大街小巷到处都是烘焙店，这些店面的面包，更加新鲜，花样更多，口味更好，桃李拿什么和这样的市场去比呢？
上市之后，昔日叱咤风云的烘焙大佬，也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很多企业都会遇到的困境：
全国扩张的失败，竞争的加剧以及企业的衰退。
5
吴志刚刚刚创立桃李面包的时候，是拉着儿子一起创的业。桃李面包也是名副其实的家族企业。
随着公司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吴家人加入到了进来。
到了2015年上市的时候，桃李面包的自然人股东中，吴志刚的亲属就足足有20多人。庞大的家族裙带，贯穿在公司的股权与管理层中。
家族企业有它的优势，那就是凝聚力会更强，但也有显而易见的弊端。
2019年，老吴84岁了，伴随着市场的亏损和不断收缩，他在退休二十余载后，再次做出了退休的决定。
从桃李面包董事长的位置上退下来后，老吴48岁的三儿子吴学亮接任董事长。当然， 大儿子和二儿子，以及老吴的老伴，都在公司担任着重要的核心职务。
老吴这一退，不单单是职位的变动问题，桃李整体的业绩也产生了非常明显的波动。
不过比业绩波动更引起人们注意的，是近年来，企业里这些家族人员的大规模减持。
直白点说，就是套现。
规模有多大呢？
2018年12月底，吴志刚已经83岁，桃李面包上市满三年解禁，从那一天起，吴志刚凭借22.4亿美元身价成功荣登辽宁首富，也是同年开始，吴家人就开始了持续减持套现。
有媒体计算，2019年初，84岁的吴志刚一退休，到今年两年多时间，吴家合计套现金额达到29.02亿元。
具体原因也很有意思。
董事长吴志刚先生为什么要套现呢？理由是，因已属高龄，由于个人生活需求而减持公司股份。
其余亲属，则称是因为个人资金需求而减持。
虽然桃李口口声声说大规模减持并非是对公司信心不足，但难免不让人疑惑，吴志刚一退休，这子子孙孙七大姑八大姨的，是不是不打算经营公司，直接分钱了？
毕竟，一个80多岁的老人，个人需求能有多大呢，大到需要几个亿资金来支撑，亲属又有什么急不可待的事情， 非巨额资金不可呢？
如今的桃李，不再是吴志刚的，而是属于整个吴氏家族的。具体原因不能妄猜，桃李的何去何从，还需要拭目以待。
不管怎么说，到今天，吴志刚已经退休2年了，昔日面包巨匠的一代传奇，终究是随着他的离开而落幕了。
✋热门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