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者，静；死者，止。
死者之乐在于静，在于止。
活者不可得此乐。
活者，上有君，下有臣，有四时之变，不可与天地共长久。
活者以无常为常，无为而无不为，才可脱离苦海，得从容。
不着相，不落二边，直到空，直到空空。
因而“与世偕行而不替，所行之备而不洫。（与世同行而不受阻止，所行完备而不缺损。）” ——《庄子·外篇——则阳》
守空，即有。
空空，才是无。
可以空，却难以空空。
不治，是治病。
不理，是治理天下。
聚则乐？散则忧？
“众至则不比（和），不比则不利也。”
“无所甚（过分）亲，无所甚疏，抱德养和以顺天下。” ——《庄子·外篇——徐无鬼》
聚有忧，散有乐。
“得之也生，失之也死；得之也死，失之也生：药也。” ——《庄子·外篇——徐无鬼》
世事无对错。
行事才生对与错。
有记（知），才有忘。
没有记，何来忘？何需忘？
记（知），是为了忘，才有忘。
有有，才有无；有，是为了无
是非，本无。
是非，只是一时之见，一人之偏见。
无是非，无标准，世界生生不息。
生是非，固标准，世界将亡。
自知者，坦然。
坦然者，无忧。
知了。
其实是不知。
物不可知。
人不可知。
正由于不可知，才知之。
知之却不能说。
说之，必忧之。
有得必有失。站在左边，必站在另一个人的右边。
人生于对立之中。
不执得，执失，方可自得。
正如现在的我，思考、写作，不计时间的价值，不计所得与所失，悠然自得。
绝圣弃智，则大治于天下。
这，可并未被证明！
有为
君子，必正而后行
正什么？遵自然，遵法度，遵德行。
无我者，空我者，有为者，精进者，才可“齑万物而不为义，泽及万世而不为仁，长于上古而不为己老，覆载天地刻雕众形而不为巧。”——《庄子——大宗师》
心斋，万物感化，无为而治，是治世之道。
强力歼敌，天下太平，有为而治，也是治世之道。
治世之道万千。
行走在哪条道上？
是人定，也是命定。
师者，要有我，有美的仪表、美的道德、美的才识、美的行为。
师者，要无我，无美的仪表、美的道德、美的才识、美的行为。
师者空无自我，则美的仪表、美的道德、美的才识、美的行为如春雨，浸润学生美的仪表、美的道德、美的才识、美的行为。
做一个真朴之人、一个不执两端的人、一个不苦不乐的人、一个独立于世的人。
为什么要做这样一个人？
因为有人想做这样一个人。
骈（纵情）于明，多于听，枝（标榜）于仁，骈于辩。自然也。
说“骈于明，多于听，枝于仁，骈于辩。”非正道。
只是有些人这么说而已。
有圣人，有仁义之人，有建功立业之人，有避世之人，有浪迹江湖之人。
各种各样的人，如满山的树木花草一样多。
各种各样的人行各种各样的道。
尊各种各样的人，则顺应自然。
“当尧舜之时而天下无穷人（不得志之人），非智得（智慧高超）也；当桀纣之时而天下无通人（得志之人），非知失（低下）也；时势达然（造成）。”——《庄子——外篇秋水》
得志就得志，不得志就不得志。
得志是生活，不得志一样是生活。
时，有利，也有弊。
是适于时，而是不适于时。
命也。
谁伤了自然？谁伤了诚信？谁伤了各得其所的安适？
王者之作为。或者说，管理者之作为。
不强求，不是不求。
求不强求，就是求。
鸟生，则飞往食多气候知适宜之地；树生，则躲在荫凉之处或侧向阳光。
人，总会有所作为。
有人为名，有人为利，有人为无为。
只是为名利者，少悠然自得；依性而行者，则多些悠然自得。
克己复礼，孔子所提倡。
率性而为，庄子所提倡。
任何一物，都不可孤立存在，都存在于一定的环境之中，与其它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需要克己复礼，同时，人还是自我的，又得率性而为。
圣人不偏执一端，而是活在克己复礼与率性而为的恰当平衡之中。
什么是尘世之繁华？
人之膨胀私欲也！
伯乐的功，是让千里马脱颖而出，有名，有利，有功。
伯乐的过，是让千里马失去自由、本性，过着非马之生活。
马不知伯乐之功过，
马茫然地成了千里马。
无，不可生盗。
有，盗生。巨有，大盗生。
礼，是圣人之礼，也是大盗之礼。
圣人，大盗也。
圣人不死，大盗不止。
活着，就在修炼，就在转化。
会修成什么，会化成什么。
不是某人或某圣人认为的是，或者非。
别辩论是非，别喋喋不休地施以教化。
修炼自我，是修炼他人，才可修炼他人。
人本善？人本恶？
执于善恶两端了！
人不善，也不恶，人自自然然。人有点善，也有点恶，人自自然然。
治，有自在，有困苦。不治，也有自在，也有困苦。
治与不治，是自自然然的事。治也可，不治也可。
评价，秩序成，纷乱生。
评价有多面。
不执一面而观多面者，有道之人。
身要修，为要为。
修身遵循道术，有为遵循儒术。
修身、有为是两件事，是两件一统的事。
“君子不仁则是不成（成长），不义则不生（生活）。”孔子有为而教。
“放（依）德而行，循道而趋。”庄子无为而教。
有为而教，无为而教，都是教，却都不是教之全貌。
圣人，也不是全人。
死者之乐在于静，在于止。
活者不可得此乐。
活者，上有君，下有臣，有四时之变，不可与天地共长久。
活者以无常为常，无为而无不为，才可脱离苦海，得从容。
不着相，不落二边，直到空，直到空空。
因而“与世偕行而不替，所行之备而不洫。（与世同行而不受阻止，所行完备而不缺损。）” ——《庄子·外篇——则阳》
守空，即有。
空空，才是无。
可以空，却难以空空。
不治，是治病。
不理，是治理天下。
聚则乐？散则忧？
“众至则不比（和），不比则不利也。”
“无所甚（过分）亲，无所甚疏，抱德养和以顺天下。” ——《庄子·外篇——徐无鬼》
聚有忧，散有乐。
“得之也生，失之也死；得之也死，失之也生：药也。” ——《庄子·外篇——徐无鬼》
世事无对错。
行事才生对与错。
有记（知），才有忘。
没有记，何来忘？何需忘？
记（知），是为了忘，才有忘。
有有，才有无；有，是为了无
是非，本无。
是非，只是一时之见，一人之偏见。
无是非，无标准，世界生生不息。
生是非，固标准，世界将亡。
自知者，坦然。
坦然者，无忧。
知了。
其实是不知。
物不可知。
人不可知。
正由于不可知，才知之。
知之却不能说。
说之，必忧之。
有得必有失。站在左边，必站在另一个人的右边。
人生于对立之中。
不执得，执失，方可自得。
正如现在的我，思考、写作，不计时间的价值，不计所得与所失，悠然自得。
绝圣弃智，则大治于天下。
这，可并未被证明！
有为
君子，必正而后行
正什么？遵自然，遵法度，遵德行。
无我者，空我者，有为者，精进者，才可“齑万物而不为义，泽及万世而不为仁，长于上古而不为己老，覆载天地刻雕众形而不为巧。”——《庄子——大宗师》
心斋，万物感化，无为而治，是治世之道。
强力歼敌，天下太平，有为而治，也是治世之道。
治世之道万千。
行走在哪条道上？
是人定，也是命定。
师者，要有我，有美的仪表、美的道德、美的才识、美的行为。
师者，要无我，无美的仪表、美的道德、美的才识、美的行为。
师者空无自我，则美的仪表、美的道德、美的才识、美的行为如春雨，浸润学生美的仪表、美的道德、美的才识、美的行为。
做一个真朴之人、一个不执两端的人、一个不苦不乐的人、一个独立于世的人。
为什么要做这样一个人？
因为有人想做这样一个人。
骈（纵情）于明，多于听，枝（标榜）于仁，骈于辩。自然也。
说“骈于明，多于听，枝于仁，骈于辩。”非正道。
只是有些人这么说而已。
有圣人，有仁义之人，有建功立业之人，有避世之人，有浪迹江湖之人。
各种各样的人，如满山的树木花草一样多。
各种各样的人行各种各样的道。
尊各种各样的人，则顺应自然。
“当尧舜之时而天下无穷人（不得志之人），非智得（智慧高超）也；当桀纣之时而天下无通人（得志之人），非知失（低下）也；时势达然（造成）。”——《庄子——外篇秋水》
得志就得志，不得志就不得志。
得志是生活，不得志一样是生活。
时，有利，也有弊。
是适于时，而是不适于时。
命也。
谁伤了自然？谁伤了诚信？谁伤了各得其所的安适？
王者之作为。或者说，管理者之作为。
不强求，不是不求。
求不强求，就是求。
鸟生，则飞往食多气候知适宜之地；树生，则躲在荫凉之处或侧向阳光。
人，总会有所作为。
有人为名，有人为利，有人为无为。
只是为名利者，少悠然自得；依性而行者，则多些悠然自得。
克己复礼，孔子所提倡。
率性而为，庄子所提倡。
任何一物，都不可孤立存在，都存在于一定的环境之中，与其它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需要克己复礼，同时，人还是自我的，又得率性而为。
圣人不偏执一端，而是活在克己复礼与率性而为的恰当平衡之中。
什么是尘世之繁华？
人之膨胀私欲也！
伯乐的功，是让千里马脱颖而出，有名，有利，有功。
伯乐的过，是让千里马失去自由、本性，过着非马之生活。
马不知伯乐之功过，
马茫然地成了千里马。
无，不可生盗。
有，盗生。巨有，大盗生。
礼，是圣人之礼，也是大盗之礼。
圣人，大盗也。
圣人不死，大盗不止。
活着，就在修炼，就在转化。
会修成什么，会化成什么。
不是某人或某圣人认为的是，或者非。
别辩论是非，别喋喋不休地施以教化。
修炼自我，是修炼他人，才可修炼他人。
人本善？人本恶？
执于善恶两端了！
人不善，也不恶，人自自然然。人有点善，也有点恶，人自自然然。
治，有自在，有困苦。不治，也有自在，也有困苦。
治与不治，是自自然然的事。治也可，不治也可。
评价，秩序成，纷乱生。
评价有多面。
不执一面而观多面者，有道之人。
身要修，为要为。
修身遵循道术，有为遵循儒术。
修身、有为是两件事，是两件一统的事。
“君子不仁则是不成（成长），不义则不生（生活）。”孔子有为而教。
“放（依）德而行，循道而趋。”庄子无为而教。
有为而教，无为而教，都是教，却都不是教之全貌。
圣人，也不是全人。
一、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
———《论语·述而》
先秦儒家学说的圣言似乎作为先验的知识一般根植于古代士夫的心中。“达则兼济天下”这种出世，辅佐君王而使社会伦理纲常照常运转的理想有着广泛影响，但是对于乱世的建议先贤也有所提及——“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而即便以“游艺”为邦无道时的生活，仍需要以“道”为纲领，如此则造成了“礼”的艺术在魏晋之前的盛行。巫鸿将先秦、秦汉的青铜、玉器解释为“微型纪念碑”大有切合中国文化之独特的需要，在其他文化之中则不会产生如此“微型”的纪念碑。而与这些器物不同，绘画在这段时间并不“微型”，而是多作大型的壁画。《孔子家语》“孔子观乎明堂，都四门墙，有尧舜之容，桀纣之像，而各有善恶之状。”就是在典型的先秦纪念碑——明堂——的内部观察，其中有明君与昏君之相，可见明堂实则是内外一体的“礼”的显现。即便是在西汉早期马王堆墓中的“T”型帛画，其也是是作为棺椁、墓坑的一部分出现的。图画附属于这些“礼”的活动与纪念碑中。而我认为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就是这些作品体现了“道”乃至于本身的功用就在于“道”。而之所以如此除却帝王需要等级秩序与社会秩序的伦理观在各处体现外，另外则是文人士夫需要“观器以体道”，这也就是“游艺”所体现的“寓教于乐”。
但是文士想要创作又当何为？曹植《画赞序》“知存乎戒鉴者，图画也”道出了文人心中的绘画功用与创作目的。而谢赫《古画品录》“六法论”同样显示出六朝时的绘画批评标准是技术向、就艺品艺的。气韵生动作为一种整体氛围需要其余五法皆精湛而达到和谐、自然。而在乱世之下的老庄之学与玄学盛行、佛教入侵与天灾人祸的原因，儒家伦理宇宙观崩溃了，这种崩溃致使有文士更向往自然。但是“邦无道，可卷而怀之”的影响还在，那么该如何去做？宗炳、王微欲将山水画的地位提高，虽然可以“畅神”，但是更重要的是“澄怀观道”。即便对于对于宗炳的道还未定论，但是必然有着“儒家”的印记。虽然山水画可以“赏”而“卧游”但是又可以“作”而“味象”。但是可以想见宗炳、王微创作之简率，功力之不足，更在于意——谢赫将其二人置于四品与六品。这就造成了一种冲突，文人需要专于道而又需要“游于艺”，但是绘画在当时仍旧以“技术”为标准，如此则有了宗炳这样的文人技术不达标而简率作之还被批评，不过已经算是后来文人画之先河，也是他们才使得后人可以开辟另一种批评态度。
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自古善画者，莫非衣冠贵胄高逸之士。”与“（宗炳、王微）意远迹高，不知画者，难可与论。”表达了谢赫将二人置于下品的不满与以人论画的别样批评态度。但是张彦远或许也是矛盾的，其在新出之余也是传统的；“失自然而后神，失神而后妙……”“（吴道子）六法俱全，万象毕尽，神人假手，穷极造化”，其中“神人假手，穷极造化”就是“自然”的状态，说明张彦远认为最高品是“物我皆忘”，技术臻至，自然而然的作品与画家——不知是否有“技进乎于道”的思想。所以张彦远的态度是矛盾的，其既想以人品艺又想以艺品艺。这种态度在同时期的朱景玄《唐朝名画录》中也有体现，置“逸品”于三品之外是很明确的“以人品艺”，而其又只能以神品置于最上品，说明还无法完全背弃传统批评态度。个人觉得从这点上或许也能说明“感神通灵”的艺术批评态度的没落，“以人品艺”态度的出现就在于晚唐时期的文人更在意“道”之传统，也就是否“言之有物”、“文以载道”。我想韩愈推动的“古文运动”之思想也影响到了张彦远等人，在这段时期之中，张璪、王洽的泼墨山水、“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创作方式也异常流行，同样也是不在乎形式否，而更在意是否有“明道”的内容，而“泼墨”作为游戏的方式也不有力地调和了“道—艺”冲突。这个时候异常重要，或许能被称作为节点。“泼墨”的游戏态度或许很有趣，但是也容易被人同时与“中得心源”为自己技术太差而作为遮羞布与说辞。而与文学史一样，古文运动波及的绘画变革也一直影响到了同样是古文运动代表的苏轼。
二、“君子可寓意于物，不可留于物”
———苏轼 《宝绘堂记》
五代为后世文人画家留下最为宝贵的或许就是董巨山水。董北苑的山水画就是再现金陵景色的作品，被米芾评为“近世绝品”“不装巧趣，皆得天真”，而沈括概其作品的风格“近观几不类物象，远视而景物灿然。”这种可“卧游”而具有诗意的山水恰恰就是北宋文人所需要的，他们需要观林泉丘壑的同时还能够感受诗意。更重要的是董巨山水留下了“再现”自然的概念化图式，并且这种图式还具有笔墨趣味——卧笔中锋的圆点可以作为造型技巧又可作碎石、矾石——对于必修书法的文人来说更为有利。当然，董源《寒林重汀》与《潇湘图》的经典构图也给予元代文人以借鉴——近景沙汀松林、中景江河流水、远景层峦横山。而概念化的图式则是被北宋米芾所发展与夸张，指导其将笔墨趣味的北苑之卧笔造型圆点发展为落茄皴的块面山水（由点发展为面）的“墨戏”趣味性，而显的“元气淋漓，布境特妙”“山融于云，风雨显晦”。与之不同的是苏轼，苏轼是古文运动的代表人，其诗文就强调“明道”。而其欲将绘画提高至“诗、文、书”的地位，在不反对传统绘画批评标准的态度之下而看重“解寄无边春”的诗意，另外则是“文以载道”的绘画意义。而这两者在苏轼欣赏的文与可的画中实现了——物象流类与人格迹化——这也就形成了文与可的“画竹悟道”，而又有了相应的“以人品画”的提示。
以上两种调节“道—艺”冲突的方式，米芾是以“墨戏”的趣味性与“不事绳墨”的“不拘格法”新意为导向来调和，并且发展了原本的再现性图式为概念化图式。而苏轼是以“寓意于物”的价值态度（更为传统）来调和其中的冲突，既不否定传统的技艺标准而又提出“诗意—人格”的标准。
而此二者在元代、明代时将继续发展与争锋。但是其中的隐患也早被韩拙敏锐的历史意识提出：①古今绘画高手都要讲格法，不讲究格法只是游戏一时而已，终不可成大家。②若太讲究“以人品画”则会本末倒置。以上两点的结论是恐怕继续发展后将成为技术差画家的遮羞布。
———《论语·述而》
先秦儒家学说的圣言似乎作为先验的知识一般根植于古代士夫的心中。“达则兼济天下”这种出世，辅佐君王而使社会伦理纲常照常运转的理想有着广泛影响，但是对于乱世的建议先贤也有所提及——“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而即便以“游艺”为邦无道时的生活，仍需要以“道”为纲领，如此则造成了“礼”的艺术在魏晋之前的盛行。巫鸿将先秦、秦汉的青铜、玉器解释为“微型纪念碑”大有切合中国文化之独特的需要，在其他文化之中则不会产生如此“微型”的纪念碑。而与这些器物不同，绘画在这段时间并不“微型”，而是多作大型的壁画。《孔子家语》“孔子观乎明堂，都四门墙，有尧舜之容，桀纣之像，而各有善恶之状。”就是在典型的先秦纪念碑——明堂——的内部观察，其中有明君与昏君之相，可见明堂实则是内外一体的“礼”的显现。即便是在西汉早期马王堆墓中的“T”型帛画，其也是是作为棺椁、墓坑的一部分出现的。图画附属于这些“礼”的活动与纪念碑中。而我认为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就是这些作品体现了“道”乃至于本身的功用就在于“道”。而之所以如此除却帝王需要等级秩序与社会秩序的伦理观在各处体现外，另外则是文人士夫需要“观器以体道”，这也就是“游艺”所体现的“寓教于乐”。
但是文士想要创作又当何为？曹植《画赞序》“知存乎戒鉴者，图画也”道出了文人心中的绘画功用与创作目的。而谢赫《古画品录》“六法论”同样显示出六朝时的绘画批评标准是技术向、就艺品艺的。气韵生动作为一种整体氛围需要其余五法皆精湛而达到和谐、自然。而在乱世之下的老庄之学与玄学盛行、佛教入侵与天灾人祸的原因，儒家伦理宇宙观崩溃了，这种崩溃致使有文士更向往自然。但是“邦无道，可卷而怀之”的影响还在，那么该如何去做？宗炳、王微欲将山水画的地位提高，虽然可以“畅神”，但是更重要的是“澄怀观道”。即便对于对于宗炳的道还未定论，但是必然有着“儒家”的印记。虽然山水画可以“赏”而“卧游”但是又可以“作”而“味象”。但是可以想见宗炳、王微创作之简率，功力之不足，更在于意——谢赫将其二人置于四品与六品。这就造成了一种冲突，文人需要专于道而又需要“游于艺”，但是绘画在当时仍旧以“技术”为标准，如此则有了宗炳这样的文人技术不达标而简率作之还被批评，不过已经算是后来文人画之先河，也是他们才使得后人可以开辟另一种批评态度。
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自古善画者，莫非衣冠贵胄高逸之士。”与“（宗炳、王微）意远迹高，不知画者，难可与论。”表达了谢赫将二人置于下品的不满与以人论画的别样批评态度。但是张彦远或许也是矛盾的，其在新出之余也是传统的；“失自然而后神，失神而后妙……”“（吴道子）六法俱全，万象毕尽，神人假手，穷极造化”，其中“神人假手，穷极造化”就是“自然”的状态，说明张彦远认为最高品是“物我皆忘”，技术臻至，自然而然的作品与画家——不知是否有“技进乎于道”的思想。所以张彦远的态度是矛盾的，其既想以人品艺又想以艺品艺。这种态度在同时期的朱景玄《唐朝名画录》中也有体现，置“逸品”于三品之外是很明确的“以人品艺”，而其又只能以神品置于最上品，说明还无法完全背弃传统批评态度。个人觉得从这点上或许也能说明“感神通灵”的艺术批评态度的没落，“以人品艺”态度的出现就在于晚唐时期的文人更在意“道”之传统，也就是否“言之有物”、“文以载道”。我想韩愈推动的“古文运动”之思想也影响到了张彦远等人，在这段时期之中，张璪、王洽的泼墨山水、“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创作方式也异常流行，同样也是不在乎形式否，而更在意是否有“明道”的内容，而“泼墨”作为游戏的方式也不有力地调和了“道—艺”冲突。这个时候异常重要，或许能被称作为节点。“泼墨”的游戏态度或许很有趣，但是也容易被人同时与“中得心源”为自己技术太差而作为遮羞布与说辞。而与文学史一样，古文运动波及的绘画变革也一直影响到了同样是古文运动代表的苏轼。
二、“君子可寓意于物，不可留于物”
———苏轼 《宝绘堂记》
五代为后世文人画家留下最为宝贵的或许就是董巨山水。董北苑的山水画就是再现金陵景色的作品，被米芾评为“近世绝品”“不装巧趣，皆得天真”，而沈括概其作品的风格“近观几不类物象，远视而景物灿然。”这种可“卧游”而具有诗意的山水恰恰就是北宋文人所需要的，他们需要观林泉丘壑的同时还能够感受诗意。更重要的是董巨山水留下了“再现”自然的概念化图式，并且这种图式还具有笔墨趣味——卧笔中锋的圆点可以作为造型技巧又可作碎石、矾石——对于必修书法的文人来说更为有利。当然，董源《寒林重汀》与《潇湘图》的经典构图也给予元代文人以借鉴——近景沙汀松林、中景江河流水、远景层峦横山。而概念化的图式则是被北宋米芾所发展与夸张，指导其将笔墨趣味的北苑之卧笔造型圆点发展为落茄皴的块面山水（由点发展为面）的“墨戏”趣味性，而显的“元气淋漓，布境特妙”“山融于云，风雨显晦”。与之不同的是苏轼，苏轼是古文运动的代表人，其诗文就强调“明道”。而其欲将绘画提高至“诗、文、书”的地位，在不反对传统绘画批评标准的态度之下而看重“解寄无边春”的诗意，另外则是“文以载道”的绘画意义。而这两者在苏轼欣赏的文与可的画中实现了——物象流类与人格迹化——这也就形成了文与可的“画竹悟道”，而又有了相应的“以人品画”的提示。
以上两种调节“道—艺”冲突的方式，米芾是以“墨戏”的趣味性与“不事绳墨”的“不拘格法”新意为导向来调和，并且发展了原本的再现性图式为概念化图式。而苏轼是以“寓意于物”的价值态度（更为传统）来调和其中的冲突，既不否定传统的技艺标准而又提出“诗意—人格”的标准。
而此二者在元代、明代时将继续发展与争锋。但是其中的隐患也早被韩拙敏锐的历史意识提出：①古今绘画高手都要讲格法，不讲究格法只是游戏一时而已，终不可成大家。②若太讲究“以人品画”则会本末倒置。以上两点的结论是恐怕继续发展后将成为技术差画家的遮羞布。
福祸无门总在心。
善恶到头终有报，从来因果不用忙。
人生的命运始终是掌握在自己手里的，自己种什么因，就结什么果。
一切福气都是自己修来的，一切祸事也是自找的。
身上有这三个特征的人，往往命里福薄，有这三点就要小心了！
01.自傲之人
佛经有云：“一切诸慢，凡慢有我，比贪嗔痴三毒更毒。”
人生在世，保持谦虚谨慎始终是一条训言，一旦骄傲自大，逾越雷池半步，那么灾祸必然随之而来。
而历史上，这样的人物也是数不胜数，他们往往聪明一世，蠢在一时。
譬如三国时期，居功自傲的许攸。官渡之战后，许攸跟随曹操平定冀州，立有功劳，许攸便开始自傲起来，屡次轻慢曹操，甚至称呼曹操小名。
曹操表面上虽嘻笑，但心里颇有芥蒂。
一次，许攸出邺城东门，对左右两边的人说：“这家人没有我，进不得此门。”后来，有人向曹操告发，于是许攸被收押，最终被杀。
弘一法师曾说：“人生最不幸处，是偶一失言，而祸不及；偶一失谋，而事幸成；偶一恣行，而获小利。后乃视为故常，而恬不为意。则莫大之患，由此生矣。”福薄的人，身上往往具有骄傲自大的特征。
因为骄傲自大的人做出失德之举却侥幸获利，便以此为常，渐渐自以为是，目中无人，最终会受到惩罚。
为人处世，才高是件大好事，但如果自诩自夸，就会自损其才，自伤其能；位高是件大好事，但如果自骄自傲，就会自贬其尊，自嫡其位。
所以，无论何时何地，都应该保持谦逊，放低姿态，勤勉做事，低调做人，这样才能成为有福气的人。
02. 尖酸刻薄之人
曾国藩说过：“薄福者必刻薄，刻薄则福亦薄矣。”
从前有个位老秀才，天性尖酸刻薄，凡是好人好事，都刻意挑剔甚至谩骂，故而得了个“赛商鞅”之名。
有一次，一位翰林院编修先生去世，他的门生为其筹款，料理丧事，并赡养抚恤他的妻儿，事事办得周全妥贴。
赛商鞅知道后，说：“世间哪有这么好心的人!他们分明是想借机沽名钓誉，从而博得别人的称赞，将来好攀附权贵罢了。”
还有一次，一个乞丐的母亲不幸病死于路边。乞丐为了安葬母亲，便跪在路旁，向路人乞钱买棺。他面容憔悴，形体枯槁，人们纷纷施舍给他钱物。
赛商鞅看到后，却说：“这人就是借尸发财！那病死的，还不一定是他母亲呢！什么大孝子！骗得了别人，可骗不了我！”
赛商鞅总是这样尖酸刻薄，所以人们都讨厌他、回避他，更没人敢请他教书。
因此，他一辈子不得志，最终贫困潦倒而死。他死后，他的妻儿流落街头，十分悲惨。
《了凡四训》中说：“地之秽者多生物，水之清者常无鱼；余好洁，宜无子者一。”
意思是污秽不洁的地方，利于生长，生长的东西多，而水过于清澈，鱼就无法生存。
人生在世，要学着接受生活里面的不完美，接受缺憾。
待人无情，事事苛求完善，强求完美，既是伤害他人，也是残害自己的身心，甚至会使自己寸步难行。
世上之事，没有十全十美。一些看不惯的人，不合心意的事，只要不超出原则，与其抗拒纠缠，不如坦然面对，欣然接受。
不要把自己想的太完美，也不要太把自己当回事，随和自然做人，心平气和做事。
所以，做人要厚道，不要自命清高。
对人对事，不要过于苛刻，不要尖酸刻薄，不论身处何种环境，都能坦然自若，与他人和谐共处，这样的人，福气自然会多。
03.言而无信之人
古语有云：“言之所以为言者，信也。言而不信，何以为言？”
春秋时，齐襄公派大将连称、管至父去守卫葵丘。
连称问齐襄公：“我们何时能返回？”当时正值西瓜成熟的季节。
齐襄公边吃西瓜边说：“明年西瓜成熟时，我派人替换你们。”
然而一年后，齐襄公却忘了约定。管至父只好送回一车西瓜，提醒齐襄公按时替换的约定。
齐襄公收到瓜后十分振怒，平静后，对送瓜的人说：“他们要想回来，就再等一次瓜熟吧。”
二人见齐襄公言而无信，又气又恨。后来，他们二人参加叛乱，杀死了齐襄公。
“言而无信非君子，反复无常真小人。”
诚信是一个人立足于社会的根本，我们和别人交往，若想赢得别人的信任，必须诚信相交。
齐襄公因言而无信，最终落得被人推翻，死于非命的下场。
人一旦失去诚信，就像是车没有了轮子，根本无法前进。做人，失信是最大的破产。
如果你一而再，再而三的失信于别人，那么时间一长，大家都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都会都离你而去，最后只剩你一个人孤苦伶仃，更不用说福气会来眷顾你了。
因此，凡事一定要言而有信，诚信方能成人，守信才能换取别人对你的尊重，才能积累福气。
04. 事物是有两面性的，福与祸是互相依存，互相转换的。
一个人只有提高自身的修养，不拘小节，以诚为本，懂得感恩，多行善积德，才会成为有福之人。福气不是用之不尽的，而是需要后天一点一滴积累的。
因此，命里福薄之人，一定要改掉这三个毛病，因为一旦具备一点也会阻碍福气的到来。
善恶到头终有报，从来因果不用忙。
人生的命运始终是掌握在自己手里的，自己种什么因，就结什么果。
一切福气都是自己修来的，一切祸事也是自找的。
身上有这三个特征的人，往往命里福薄，有这三点就要小心了！
01.自傲之人
佛经有云：“一切诸慢，凡慢有我，比贪嗔痴三毒更毒。”
人生在世，保持谦虚谨慎始终是一条训言，一旦骄傲自大，逾越雷池半步，那么灾祸必然随之而来。
而历史上，这样的人物也是数不胜数，他们往往聪明一世，蠢在一时。
譬如三国时期，居功自傲的许攸。官渡之战后，许攸跟随曹操平定冀州，立有功劳，许攸便开始自傲起来，屡次轻慢曹操，甚至称呼曹操小名。
曹操表面上虽嘻笑，但心里颇有芥蒂。
一次，许攸出邺城东门，对左右两边的人说：“这家人没有我，进不得此门。”后来，有人向曹操告发，于是许攸被收押，最终被杀。
弘一法师曾说：“人生最不幸处，是偶一失言，而祸不及；偶一失谋，而事幸成；偶一恣行，而获小利。后乃视为故常，而恬不为意。则莫大之患，由此生矣。”福薄的人，身上往往具有骄傲自大的特征。
因为骄傲自大的人做出失德之举却侥幸获利，便以此为常，渐渐自以为是，目中无人，最终会受到惩罚。
为人处世，才高是件大好事，但如果自诩自夸，就会自损其才，自伤其能；位高是件大好事，但如果自骄自傲，就会自贬其尊，自嫡其位。
所以，无论何时何地，都应该保持谦逊，放低姿态，勤勉做事，低调做人，这样才能成为有福气的人。
02. 尖酸刻薄之人
曾国藩说过：“薄福者必刻薄，刻薄则福亦薄矣。”
从前有个位老秀才，天性尖酸刻薄，凡是好人好事，都刻意挑剔甚至谩骂，故而得了个“赛商鞅”之名。
有一次，一位翰林院编修先生去世，他的门生为其筹款，料理丧事，并赡养抚恤他的妻儿，事事办得周全妥贴。
赛商鞅知道后，说：“世间哪有这么好心的人!他们分明是想借机沽名钓誉，从而博得别人的称赞，将来好攀附权贵罢了。”
还有一次，一个乞丐的母亲不幸病死于路边。乞丐为了安葬母亲，便跪在路旁，向路人乞钱买棺。他面容憔悴，形体枯槁，人们纷纷施舍给他钱物。
赛商鞅看到后，却说：“这人就是借尸发财！那病死的，还不一定是他母亲呢！什么大孝子！骗得了别人，可骗不了我！”
赛商鞅总是这样尖酸刻薄，所以人们都讨厌他、回避他，更没人敢请他教书。
因此，他一辈子不得志，最终贫困潦倒而死。他死后，他的妻儿流落街头，十分悲惨。
《了凡四训》中说：“地之秽者多生物，水之清者常无鱼；余好洁，宜无子者一。”
意思是污秽不洁的地方，利于生长，生长的东西多，而水过于清澈，鱼就无法生存。
人生在世，要学着接受生活里面的不完美，接受缺憾。
待人无情，事事苛求完善，强求完美，既是伤害他人，也是残害自己的身心，甚至会使自己寸步难行。
世上之事，没有十全十美。一些看不惯的人，不合心意的事，只要不超出原则，与其抗拒纠缠，不如坦然面对，欣然接受。
不要把自己想的太完美，也不要太把自己当回事，随和自然做人，心平气和做事。
所以，做人要厚道，不要自命清高。
对人对事，不要过于苛刻，不要尖酸刻薄，不论身处何种环境，都能坦然自若，与他人和谐共处，这样的人，福气自然会多。
03.言而无信之人
古语有云：“言之所以为言者，信也。言而不信，何以为言？”
春秋时，齐襄公派大将连称、管至父去守卫葵丘。
连称问齐襄公：“我们何时能返回？”当时正值西瓜成熟的季节。
齐襄公边吃西瓜边说：“明年西瓜成熟时，我派人替换你们。”
然而一年后，齐襄公却忘了约定。管至父只好送回一车西瓜，提醒齐襄公按时替换的约定。
齐襄公收到瓜后十分振怒，平静后，对送瓜的人说：“他们要想回来，就再等一次瓜熟吧。”
二人见齐襄公言而无信，又气又恨。后来，他们二人参加叛乱，杀死了齐襄公。
“言而无信非君子，反复无常真小人。”
诚信是一个人立足于社会的根本，我们和别人交往，若想赢得别人的信任，必须诚信相交。
齐襄公因言而无信，最终落得被人推翻，死于非命的下场。
人一旦失去诚信，就像是车没有了轮子，根本无法前进。做人，失信是最大的破产。
如果你一而再，再而三的失信于别人，那么时间一长，大家都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都会都离你而去，最后只剩你一个人孤苦伶仃，更不用说福气会来眷顾你了。
因此，凡事一定要言而有信，诚信方能成人，守信才能换取别人对你的尊重，才能积累福气。
04. 事物是有两面性的，福与祸是互相依存，互相转换的。
一个人只有提高自身的修养，不拘小节，以诚为本，懂得感恩，多行善积德，才会成为有福之人。福气不是用之不尽的，而是需要后天一点一滴积累的。
因此，命里福薄之人，一定要改掉这三个毛病，因为一旦具备一点也会阻碍福气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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