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学术类小文章】意思表示的一般原理（三）：需经受领的意思表示的到达（《民法典》§137；BGB§130ⅠS1）与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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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需经受领的意思表示的到达（《民法典》§137；BGB§130ⅠS1）
（一）含义
无需受领的意思表示不必讨论到达问题。需受领的意思表示之到达（Zugang），是指意思表示进入受领人支配领域，在通常情形下足令其知悉内容。[ 除数据电文形式的意思表示（《民法典》第137条第2款后段）外，我实证法未提供判断意思表示到达的标准。]
（二）判断
1.到达在场人的判断
（1）口头表示的到达
通常发出即到达，即，对在场人发出的口头意思表示，发出、到达与对方知悉三个阶段合而为一。德国采相对了解主义或称弱了解主义（原采绝对了解主义）。[ 依绝对了解主义，正确听悉之风险由表意人承担；相对了解主义因此认为，表意人只要能够合理相信，所发出的口头表示在特定情形下足令对方听悉，意思表示即到达，除非受领人即时表明并未实际听悉，或者受领人明显存在听悉障碍（如重听、心不在焉等）表意人却置之不顾。]
（2）书面表示的到达
一般情况下，意思表示递交于受领人即到达
2.到达不在场人的判断
（1）到达的判断标准
关于对不在场人表示的到达，德国通说以空间支配领域与知悉的合理期待为判断标准。（可支配范围+可了解状态）
①空间维度的支配领域与时间维度的知悉之合理期待
信件被投入私人信箱、被塞入住宅门缝、被任职机构签收等情形，均进入受领人空间领域，受领人亦有了知悉可能；同时还必须得到满足的要件是，受领人的知悉能够被合理期待，据此，午夜将信件投入私人邮箱、非营业时间将信件送至营业场所等情形，虽已进入受领人支配领域，却因为无法合理期待受领人在此期间获悉内容，而尚未到达。
德国通说将空间维度的支配领域与时间维度的知悉之合理期待综合考察，可谓细致严密。然而此等复合标准并非没有问题：
第一，复合标准以书面载体作为思考原型，而对口头转送（如表示传达人或受领传达人）的情形有所忽略，后者不存在空间支配范围问题。
第二，到达受领人的空间支配范围，可作为到达的证据，却不是到达本身，亦未必是构成到达不可或缺的前提。前者如，到达往往晚于到达空间支配范围时间，信件在午夜投入受领人私人信箱者，次日才能到达，而若在非营业时间投递，到达时间则是下一次营业时间开始；后者如，邮局采邮件通知待取的处理方法时，信件虽未进入受领人空间支配领域，却仍可构成到达。
第三，在空间支配范围外再加上知悉的合理期待，形成双重标准，二者不一致时，须以后者为断，前一标准往往只是用来判断是否具有知悉的合理期待。因而，判断意思表示到达时点时，空间维度的支配领域与时间维度的知悉之合理期待固然无妨并举，但具最终决定意义的，其实只是后者。
②到达时间的提前
知悉的合理期待为抽象标准，如信件于下班时间送至，可合理期待的知悉时间即为次日上班之时。然而，若受领人下班后仍滞留办公室并阅读该信件，抽象的合理期待问题便不复存在，到达时间亦因而提前至受领人实际阅读信件之时。
（2）中介人对到达的影响 ★★
此时，到达之判断，取决于该中介人是受领代理人、受领传达人还是表示传达人。
案例引入：甲承租乙之房屋，约定得于6月30日前终止租约。甲于6月29日打电话给乙，欲终止契约。适乙不在家。试问于下列情形，是否发生终止租约之效力：A．甲告知接听电话之乙妻丙其终止租约的意思，而丙迟至7月1日始告知乙。B．接听电话者，系乙的司机丁，甲告以终止租约的意思，丁迟至7月1日始告知乙。
①代理人（BGB§164Ⅲ）
代理人于代理权限内，以本人名义代为意思表示（BGB§164Ⅰ）或代受意思表示（BGB§164Ⅲ），直接对本人发生效力。
意思表示到达受领代理人，即到达本人。
②使者
中间人亦得为使者（传达），其有传达意思表示的权限者，为表示使者；其有受领意思表示权限者，为受领使者。
在表示使者，须其传达意思表示于相对人时，发生效力，表意人须承担其未为适时传达的风险；受领传达人属于受领人的支配领域，意思表示交于传达人或向传达人说出、在通常情形能够期待其转达于受领人时，即视为到达受领人。（受领传达人错误、迟延传达甚至未传达之风险，由受领人承担。）
受领意思表示的权限，得由相对人明示或默示授权。此外，应依交易通念、诚信原则加以认定。相对人的配偶或管家，公司行号的秘书、公寓大厦的管理员通常可认系受领使者。
案例解说：（a）甲告知乙之妻丙。丙系乙之妻，依一般交易观念，应认为丙有受领权限，于丙了解甲于6月29日所为终止租约的意思表示时，甲的意思表示即达到相对人乙，而发生效力，丙虽迟至7月1日始告知乙，终止租约的效力，不因此而受影响。
（b）甲告知乙的司机丁。司机，依一般交易观念，不具受领权限，应认系甲的表示使者，故须丁将甲终止租约意思传达给乙时，始为达到。丁迟至7月1日始将甲意思表示的内容告知乙，已逾越终止契约的期限，甲终止契约的意思表示不发生效力。
兹再举一例加以说明。甲为解除租赁契约，到承租人乙家中交付解约文件，适逢乙不在家，甲请乙的邻居丙将该解约文件交付予乙。在此情形，应认为丙系甲的表示使者，而非乙的受领使者，甲应承担丙未适时交付解约文件予乙的风险。
（三）理解问题对到达的影响
理解问题对于意思表示之到达不构成影响，而属于意思表示解释的范畴。
若意思表示以受领人未能掌握的外语表达，情况将有所不同。如果受领人依通常情形能够获得翻译，即具有“知悉的期待”。然而，该期待是否合理，不仅与受领人是否有能力获得翻译相关，还取决于受领人是否有义务承担语言风险。
口头表示又有不同。常态下的在场对话，话语听悉与内容理解之分别对待，建立在双方共用一套话语的前提上。
（四）到达障碍
到达障碍可能因为意思表示撤回，受领拒绝，亦可能因为受领设施阙如或存在瑕疵。[ 单纯的外出度假或入院治疗原则上不构成到达障碍，因为此时只是影响受领人实际知悉内容，而不影响知悉可能性（Kenntnisnahmemöglichkeit），这种不能按照通常情形知悉的非常态为受领人所制造，亦应由其承担风险。]
1.撤回（§141；BGB§130ⅠS2）
“撤回的通知先到达相对人或同时到达相对人的，第1句所规定的意思表示不发生效力。”
2.受领拒绝
若是受领人无权拒绝，将构成到达阻碍，意思表示之到达风险归于受领人。意思表示将被拟制为在具备通常的知悉之合理期待时到达。
3.受领设施阙如或瑕疵
受领设施属于受领人的支配领域，理应自担风险。
表意人拥有了更多的选择空间：
（1）表意人可继续选择恰当的方式送达，于其将意思表示送入受领人支配领域并产生知悉的合理期待时，被拟制为适时到达；
（2）可停止继续送达，不必如到达拟制般无可选择地受到之前发出的意思表示的拘束。
（五）到达的法律意义
1．受领能力的判断时点
受领人的行为能力状况以到达时点为判断标准。
2．需受领的意思表示生效之判断时点
二、需受领意思表示的生效时点（§137；BGB§130ⅠS1）
意思表示何时发生效力，系利益衡量与风险分配的结果。
（一）以对话方式作出的意思表示：相对人知道其内容时生效（§137Ⅰ）
（二）非对话的意思表示的生效时点：到达主义（§137Ⅱ）
有四种立法例：表示主义、发信主义、到达主义和了解主义。我国《民法典》采到达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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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需经受领的意思表示的到达（《民法典》§137；BGB§130ⅠS1）
（一）含义
无需受领的意思表示不必讨论到达问题。需受领的意思表示之到达（Zugang），是指意思表示进入受领人支配领域，在通常情形下足令其知悉内容。[ 除数据电文形式的意思表示（《民法典》第137条第2款后段）外，我实证法未提供判断意思表示到达的标准。]
（二）判断
1.到达在场人的判断
（1）口头表示的到达
通常发出即到达，即，对在场人发出的口头意思表示，发出、到达与对方知悉三个阶段合而为一。德国采相对了解主义或称弱了解主义（原采绝对了解主义）。[ 依绝对了解主义，正确听悉之风险由表意人承担；相对了解主义因此认为，表意人只要能够合理相信，所发出的口头表示在特定情形下足令对方听悉，意思表示即到达，除非受领人即时表明并未实际听悉，或者受领人明显存在听悉障碍（如重听、心不在焉等）表意人却置之不顾。]
（2）书面表示的到达
一般情况下，意思表示递交于受领人即到达
2.到达不在场人的判断
（1）到达的判断标准
关于对不在场人表示的到达，德国通说以空间支配领域与知悉的合理期待为判断标准。（可支配范围+可了解状态）
①空间维度的支配领域与时间维度的知悉之合理期待
信件被投入私人信箱、被塞入住宅门缝、被任职机构签收等情形，均进入受领人空间领域，受领人亦有了知悉可能；同时还必须得到满足的要件是，受领人的知悉能够被合理期待，据此，午夜将信件投入私人邮箱、非营业时间将信件送至营业场所等情形，虽已进入受领人支配领域，却因为无法合理期待受领人在此期间获悉内容，而尚未到达。
德国通说将空间维度的支配领域与时间维度的知悉之合理期待综合考察，可谓细致严密。然而此等复合标准并非没有问题：
第一，复合标准以书面载体作为思考原型，而对口头转送（如表示传达人或受领传达人）的情形有所忽略，后者不存在空间支配范围问题。
第二，到达受领人的空间支配范围，可作为到达的证据，却不是到达本身，亦未必是构成到达不可或缺的前提。前者如，到达往往晚于到达空间支配范围时间，信件在午夜投入受领人私人信箱者，次日才能到达，而若在非营业时间投递，到达时间则是下一次营业时间开始；后者如，邮局采邮件通知待取的处理方法时，信件虽未进入受领人空间支配领域，却仍可构成到达。
第三，在空间支配范围外再加上知悉的合理期待，形成双重标准，二者不一致时，须以后者为断，前一标准往往只是用来判断是否具有知悉的合理期待。因而，判断意思表示到达时点时，空间维度的支配领域与时间维度的知悉之合理期待固然无妨并举，但具最终决定意义的，其实只是后者。
②到达时间的提前
知悉的合理期待为抽象标准，如信件于下班时间送至，可合理期待的知悉时间即为次日上班之时。然而，若受领人下班后仍滞留办公室并阅读该信件，抽象的合理期待问题便不复存在，到达时间亦因而提前至受领人实际阅读信件之时。
（2）中介人对到达的影响 ★★
此时，到达之判断，取决于该中介人是受领代理人、受领传达人还是表示传达人。
案例引入：甲承租乙之房屋，约定得于6月30日前终止租约。甲于6月29日打电话给乙，欲终止契约。适乙不在家。试问于下列情形，是否发生终止租约之效力：A．甲告知接听电话之乙妻丙其终止租约的意思，而丙迟至7月1日始告知乙。B．接听电话者，系乙的司机丁，甲告以终止租约的意思，丁迟至7月1日始告知乙。
①代理人（BGB§164Ⅲ）
代理人于代理权限内，以本人名义代为意思表示（BGB§164Ⅰ）或代受意思表示（BGB§164Ⅲ），直接对本人发生效力。
意思表示到达受领代理人，即到达本人。
②使者
中间人亦得为使者（传达），其有传达意思表示的权限者，为表示使者；其有受领意思表示权限者，为受领使者。
在表示使者，须其传达意思表示于相对人时，发生效力，表意人须承担其未为适时传达的风险；受领传达人属于受领人的支配领域，意思表示交于传达人或向传达人说出、在通常情形能够期待其转达于受领人时，即视为到达受领人。（受领传达人错误、迟延传达甚至未传达之风险，由受领人承担。）
受领意思表示的权限，得由相对人明示或默示授权。此外，应依交易通念、诚信原则加以认定。相对人的配偶或管家，公司行号的秘书、公寓大厦的管理员通常可认系受领使者。
案例解说：（a）甲告知乙之妻丙。丙系乙之妻，依一般交易观念，应认为丙有受领权限，于丙了解甲于6月29日所为终止租约的意思表示时，甲的意思表示即达到相对人乙，而发生效力，丙虽迟至7月1日始告知乙，终止租约的效力，不因此而受影响。
（b）甲告知乙的司机丁。司机，依一般交易观念，不具受领权限，应认系甲的表示使者，故须丁将甲终止租约意思传达给乙时，始为达到。丁迟至7月1日始将甲意思表示的内容告知乙，已逾越终止契约的期限，甲终止契约的意思表示不发生效力。
兹再举一例加以说明。甲为解除租赁契约，到承租人乙家中交付解约文件，适逢乙不在家，甲请乙的邻居丙将该解约文件交付予乙。在此情形，应认为丙系甲的表示使者，而非乙的受领使者，甲应承担丙未适时交付解约文件予乙的风险。
（三）理解问题对到达的影响
理解问题对于意思表示之到达不构成影响，而属于意思表示解释的范畴。
若意思表示以受领人未能掌握的外语表达，情况将有所不同。如果受领人依通常情形能够获得翻译，即具有“知悉的期待”。然而，该期待是否合理，不仅与受领人是否有能力获得翻译相关，还取决于受领人是否有义务承担语言风险。
口头表示又有不同。常态下的在场对话，话语听悉与内容理解之分别对待，建立在双方共用一套话语的前提上。
（四）到达障碍
到达障碍可能因为意思表示撤回，受领拒绝，亦可能因为受领设施阙如或存在瑕疵。[ 单纯的外出度假或入院治疗原则上不构成到达障碍，因为此时只是影响受领人实际知悉内容，而不影响知悉可能性（Kenntnisnahmemöglichkeit），这种不能按照通常情形知悉的非常态为受领人所制造，亦应由其承担风险。]
1.撤回（§141；BGB§130ⅠS2）
“撤回的通知先到达相对人或同时到达相对人的，第1句所规定的意思表示不发生效力。”
2.受领拒绝
若是受领人无权拒绝，将构成到达阻碍，意思表示之到达风险归于受领人。意思表示将被拟制为在具备通常的知悉之合理期待时到达。
3.受领设施阙如或瑕疵
受领设施属于受领人的支配领域，理应自担风险。
表意人拥有了更多的选择空间：
（1）表意人可继续选择恰当的方式送达，于其将意思表示送入受领人支配领域并产生知悉的合理期待时，被拟制为适时到达；
（2）可停止继续送达，不必如到达拟制般无可选择地受到之前发出的意思表示的拘束。
（五）到达的法律意义
1．受领能力的判断时点
受领人的行为能力状况以到达时点为判断标准。
2．需受领的意思表示生效之判断时点
二、需受领意思表示的生效时点（§137；BGB§130ⅠS1）
意思表示何时发生效力，系利益衡量与风险分配的结果。
（一）以对话方式作出的意思表示：相对人知道其内容时生效（§137Ⅰ）
（二）非对话的意思表示的生效时点：到达主义（§137Ⅱ）
有四种立法例：表示主义、发信主义、到达主义和了解主义。我国《民法典》采到达主义。
快递柜之争：利益与规则
在人们取件时扮演沉默角色的快递柜，在今年头一次被推至舆论的聚光灯下。话题持续发酵近半个月之久，只因为0.5元。
10月9日，离丰巢强硬回应杭州东新园小区违约一事正好时隔半年。超时后每12小时收取0.5元是否合理，讨论的声音逐渐弱了下去，却并不意味着末端市场矛盾的消失。快递柜企业与物业之间的掐架、快递员与消费者之间的埋怨、快递柜企业与物流企业之间的龃龉……它们仍散落“最后一公里”的链条中，躲藏在利益博弈双方的妥协与隐忍里。
在这半年间，从公众激烈探讨，业内人士各抒己见，到企业拿出解决方案，政府相关部门提出声明与政策，均意味着快递柜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取件角色，而是民生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快递末端设施建设已成为业内共识。
快递柜使用需求大幅上升
10月9日，国家邮政局公布数据显示，10月1日至8日，全国邮政快递业共揽收快递包裹18.2亿件，同比增长53.42%；投递快递包裹18亿件，同比增长62.51%。国家邮政局表示，我国快递包裹业务量目前稳定在30%以上的高速增长区间。值得一提的是，其预计，2020年全国快递业务量将突破750亿件。数据显示，2019年全年快递业务量为630亿件，而2018年全年为507.1亿件。
每年不断攀升的快递量，为企业孵化更多末端快递存储设施提供了土壤。由此，除去上门服务，消费者获得了从快递柜和驿站两种取件方式。当家里没人时，人们可以选择暂存点自取。当上班族下班后，24小时营业的快递柜能随时满足取件需要。10月9日，菜鸟公布国庆中秋假期间菜鸟驿站包裹的存放数据。其显示，小长假期间，1700万人在驿站保管快递超过3天，530万人存放包裹超5天。
为了吸引用户使用，大多数暂存快递的服务均为免费。然而，存储空间有限，周转率成为企业难以回避的现实，而收费制度在促进周转上确实发挥了作用。在实施收费规则后，丰巢在发布的声明中提及，快递柜12小时内取件比例提升了5个百分点。
而另一方面，暂存点的出现也为快递员省去了上门次数，减轻了体力劳累，又能尽量避免无人开门的情形，提升快件的签收效率。
那么，一项看似有益双方的快递服务设施为何引发了消费者诸多埋怨？其中，最为集中的痛点便是快递员在未经消费者允许的情况下进行投柜，这也与国家邮政局颁布的《智能快件箱寄递服务管理办法》第二十二条相违背，即“智能快件箱使用企业使用智能快件箱投递快件，应当征得收件人同意”。
这也意味着，一旦投柜流程在消费者不知情下发生且产生了滞留费用，便成为了一次被迫消费。享受服务的终端人群，在这场游戏规则中丧失了选择权。
争议背后的利益分配
为何选择权发生了缺位？到底是哪一方的过错？在这场争论中，各个链条中的角色各有说辞。
对于快递员而言，每天上百件的派送任务如果挨个打电话通知，工作量陡增，而派费收入在价格战环境下不断压缩，从而难保服务质量的匹配。一份来自中国邮政快递报社《2019年全国快递从业人员职业调查报告》显示，75.07%的快递员月收入在5000元以下，月收入超1万元的占比为0.73%。而在工作时长方面，工作10-12小时/天的快递员占比达33.9%。近两成从业人员工作12小时以上。
部分快递柜企业则认为，小区物业以租金高低为准入原则增加了企业的经营压力。一位从业人士曾向北京商报记者透露，行业中缴纳的物业租金大概在5000-8000元/年/组柜（约100个格口）。此外企业还需支出快递柜技术运维、研发、人工、电费等费用。在顺丰控股发布的一份丰巢收购速递易的公告显示，2019年，丰巢亏损为7.81亿元，速递易亏损为5.17亿元。
在走访时，尽管部分物业相关负责人对入驻租金数额并未对北京商报记者回应，但其提及小区摆放柜机的合适位置较为有限。在北京部分小区，记者发现，虽然一些社区内摆放了5个快递柜，人们仍主要前往3个代收点取快递。柜机位置摆放若较为分散，消费者取件的负担便会增加。
此外，快递柜企业与快递企业若是在利益分配上无法达成一致，最终受损的也是消费者。9月，据相关媒体报道，武汉大学校内由于快递柜企业近邻宝和圆通、韵达、百世三家公司的片区承包商在合作期间产生合同纠纷，合作终止造成了大量师生快递派件延误和堆积。
喧嚣触发规则制定
一场快递柜的收费风波牵扯出末端快递市场的诸多矛盾，除了触发公众、业内人士等进行探讨与反思，政府相关部门也提出完善末端快递市场基础设施建设等相关方案。
4月17日，国家邮政局办公室与商务部办公厅联合下发了关于深入推进电子商务与快递物流协同发展工作的通知，要求进一步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电子商务与快递物流协同发展的意见》。文件指出，各地要明确智能快件箱、快递末端综合服务场所的公共属性，将智能快件箱、快递末端综合服务场所纳入公共服务设施相关规划，提供用地保障、财政补贴等配套措施。
一方面，部分地方邮政管理局发布声明，例如河南邮政管理局要求，未通知放快递柜所产生的费用，不应该向收件人收取。而浙江邮政管理局提出，快递企业征得收件人同意后，才能放在快递柜中，对未经消费者同意就放置快递柜、二次收费等涉嫌违法行为，要及时处理。
另一方面，政府相关部门也将智能柜建设纳入民生基础设施范畴。4月，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上海市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行动方案（2020-2022年）》，提出进一步拓展智能末端配送设施投放范围，在已试点投放“无接触配送”智能取物柜组件的基础上，新增1.5万台以上智能取物柜，加大对医院、学校、办公楼宇、大型社区等区域的覆盖力度。据国家邮政局数据统计，2019年全国智能快递柜数量为40.6万组。
而在企业端，快递柜市场仍是争相布局的焦点。丰巢收购速递易后快递柜市场份额近70%；菜鸟裹裹提出计划未来一年内投放10万个寄件柜；申通低调布局智能柜品牌喵柜；中通收购日日顺乐家在全国铺设的部分智能柜。
与此同时，在一些电商平台，消费者不仅能选择配送时间，还能选择是否同意投放快递柜。据了解，部分快递企业已经推出人工智能语音系统，消费者在接听电话时可选择上门、投柜等派件服务。 #快递柜#
（来源：北京商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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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们取件时扮演沉默角色的快递柜，在今年头一次被推至舆论的聚光灯下。话题持续发酵近半个月之久，只因为0.5元。
10月9日，离丰巢强硬回应杭州东新园小区违约一事正好时隔半年。超时后每12小时收取0.5元是否合理，讨论的声音逐渐弱了下去，却并不意味着末端市场矛盾的消失。快递柜企业与物业之间的掐架、快递员与消费者之间的埋怨、快递柜企业与物流企业之间的龃龉……它们仍散落“最后一公里”的链条中，躲藏在利益博弈双方的妥协与隐忍里。
在这半年间，从公众激烈探讨，业内人士各抒己见，到企业拿出解决方案，政府相关部门提出声明与政策，均意味着快递柜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取件角色，而是民生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快递末端设施建设已成为业内共识。
快递柜使用需求大幅上升
10月9日，国家邮政局公布数据显示，10月1日至8日，全国邮政快递业共揽收快递包裹18.2亿件，同比增长53.42%；投递快递包裹18亿件，同比增长62.51%。国家邮政局表示，我国快递包裹业务量目前稳定在30%以上的高速增长区间。值得一提的是，其预计，2020年全国快递业务量将突破750亿件。数据显示，2019年全年快递业务量为630亿件，而2018年全年为507.1亿件。
每年不断攀升的快递量，为企业孵化更多末端快递存储设施提供了土壤。由此，除去上门服务，消费者获得了从快递柜和驿站两种取件方式。当家里没人时，人们可以选择暂存点自取。当上班族下班后，24小时营业的快递柜能随时满足取件需要。10月9日，菜鸟公布国庆中秋假期间菜鸟驿站包裹的存放数据。其显示，小长假期间，1700万人在驿站保管快递超过3天，530万人存放包裹超5天。
为了吸引用户使用，大多数暂存快递的服务均为免费。然而，存储空间有限，周转率成为企业难以回避的现实，而收费制度在促进周转上确实发挥了作用。在实施收费规则后，丰巢在发布的声明中提及，快递柜12小时内取件比例提升了5个百分点。
而另一方面，暂存点的出现也为快递员省去了上门次数，减轻了体力劳累，又能尽量避免无人开门的情形，提升快件的签收效率。
那么，一项看似有益双方的快递服务设施为何引发了消费者诸多埋怨？其中，最为集中的痛点便是快递员在未经消费者允许的情况下进行投柜，这也与国家邮政局颁布的《智能快件箱寄递服务管理办法》第二十二条相违背，即“智能快件箱使用企业使用智能快件箱投递快件，应当征得收件人同意”。
这也意味着，一旦投柜流程在消费者不知情下发生且产生了滞留费用，便成为了一次被迫消费。享受服务的终端人群，在这场游戏规则中丧失了选择权。
争议背后的利益分配
为何选择权发生了缺位？到底是哪一方的过错？在这场争论中，各个链条中的角色各有说辞。
对于快递员而言，每天上百件的派送任务如果挨个打电话通知，工作量陡增，而派费收入在价格战环境下不断压缩，从而难保服务质量的匹配。一份来自中国邮政快递报社《2019年全国快递从业人员职业调查报告》显示，75.07%的快递员月收入在5000元以下，月收入超1万元的占比为0.73%。而在工作时长方面，工作10-12小时/天的快递员占比达33.9%。近两成从业人员工作12小时以上。
部分快递柜企业则认为，小区物业以租金高低为准入原则增加了企业的经营压力。一位从业人士曾向北京商报记者透露，行业中缴纳的物业租金大概在5000-8000元/年/组柜（约100个格口）。此外企业还需支出快递柜技术运维、研发、人工、电费等费用。在顺丰控股发布的一份丰巢收购速递易的公告显示，2019年，丰巢亏损为7.81亿元，速递易亏损为5.17亿元。
在走访时，尽管部分物业相关负责人对入驻租金数额并未对北京商报记者回应，但其提及小区摆放柜机的合适位置较为有限。在北京部分小区，记者发现，虽然一些社区内摆放了5个快递柜，人们仍主要前往3个代收点取快递。柜机位置摆放若较为分散，消费者取件的负担便会增加。
此外，快递柜企业与快递企业若是在利益分配上无法达成一致，最终受损的也是消费者。9月，据相关媒体报道，武汉大学校内由于快递柜企业近邻宝和圆通、韵达、百世三家公司的片区承包商在合作期间产生合同纠纷，合作终止造成了大量师生快递派件延误和堆积。
喧嚣触发规则制定
一场快递柜的收费风波牵扯出末端快递市场的诸多矛盾，除了触发公众、业内人士等进行探讨与反思，政府相关部门也提出完善末端快递市场基础设施建设等相关方案。
4月17日，国家邮政局办公室与商务部办公厅联合下发了关于深入推进电子商务与快递物流协同发展工作的通知，要求进一步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电子商务与快递物流协同发展的意见》。文件指出，各地要明确智能快件箱、快递末端综合服务场所的公共属性，将智能快件箱、快递末端综合服务场所纳入公共服务设施相关规划，提供用地保障、财政补贴等配套措施。
一方面，部分地方邮政管理局发布声明，例如河南邮政管理局要求，未通知放快递柜所产生的费用，不应该向收件人收取。而浙江邮政管理局提出，快递企业征得收件人同意后，才能放在快递柜中，对未经消费者同意就放置快递柜、二次收费等涉嫌违法行为，要及时处理。
另一方面，政府相关部门也将智能柜建设纳入民生基础设施范畴。4月，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上海市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行动方案（2020-2022年）》，提出进一步拓展智能末端配送设施投放范围，在已试点投放“无接触配送”智能取物柜组件的基础上，新增1.5万台以上智能取物柜，加大对医院、学校、办公楼宇、大型社区等区域的覆盖力度。据国家邮政局数据统计，2019年全国智能快递柜数量为40.6万组。
而在企业端，快递柜市场仍是争相布局的焦点。丰巢收购速递易后快递柜市场份额近70%；菜鸟裹裹提出计划未来一年内投放10万个寄件柜；申通低调布局智能柜品牌喵柜；中通收购日日顺乐家在全国铺设的部分智能柜。
与此同时，在一些电商平台，消费者不仅能选择配送时间，还能选择是否同意投放快递柜。据了解，部分快递企业已经推出人工智能语音系统，消费者在接听电话时可选择上门、投柜等派件服务。 #快递柜#
（来源：北京商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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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行省制起源與演化述論》
——李治安
關於元代行省制的起源與演化,四十年代日本學者前田直典《元朝行省的成立過程》和青木富太郎《元初行省考》二文曾作了開拓性研究。但此問題在許多環節上迄今仍存在疑竇。
一、行省溯源與蒙古國時期行省制的雛型
省,原是皇帝宮禁的代名詞。
漢魏之際,尚書、中書、門下等中樞組織皆在宮禁內,省又被轉用於設在禁中的宰相官署。
行,起初是唐宋官制中職務兼代的俗語,即高官理低職、大官兼管小官之事的意思。
合而言之,行省就是中書省(或尚書省)宰執受派遣到地方或臨時在外設置的分支機搆。
元行省最早可上溯到魏晉隋唐的行台。就名稱和在外代朝廷行事而言,元行省與魏晉隋唐的行尚書台(省)有許多相似之處。
然而,行尚書台(省)唐初即告廢罷,只能視為元行省制度的淵源。
元行省受金行尚書省和蒙古國燕京等三斷事官的實際影響最大,此二者應是元行省的直接來源。
第一類,即金熙宗天會十五年(1137年)所置汴梁行台尚書省。
此類行台尚書省,有大範圍的固定轄區,有類似於朝廷尚書省的左右丞相、左右丞及六部等建置,實際相當於朝廷尚書省統一領導下管理中原漢地的特殊分設機構。
第二類是尚書省宰執臨時派往某地執行軍事等使命。
這類行省“訖役而還”的臨時性比較突出。
第三類是宣宗南遷以後,為激勸地方官守土保境,例外授予的行省銜。
金朝上述三類行省,或為朝廷尚書省的特殊分設機構,或為部分宰執的臨時派出,或為激勸地方軍將守土效忠的工具。
尤其是前兩類,對元代治理汗廷直轄區以外的行省和臨時處理軍政事務的行省,影響相當大。這也是我們把金行尚書省當作元行省制直接來源之一的緣由。
在蒙古滅金過程中,“豪傑之來歸者,或因其舊而命官,若行省、領省、大元帥、副元帥之屬者也”。
於是,金行省名目的官職大量被沿用于蒙古國時期。
其轄區相當於金朝一、兩個路的,即被授予“行省”。
前田直典稱之為“路的行省”。
另外,蒙古方面負責攻略金朝的太師國王木華黎,又被金遺民稱為“都行省”。
足見,金行尚書省官制對蒙元行省所發生的影響,起初主要是藉金元之際降蒙地主武裝的行省官銜表現出來的,而且限於官職名稱,大抵是第三類金行尚書省的沿用。
換言之,金元之際軍閥世侯的“行省”,雖算是蒙古國行省雛型之一,但對後來元行省制的影響較為有限。
嚴格地說,只能視作第三類金行尚書省的同類物。
作為元行省直接來源之一的蒙古國燕京等處三斷事官,更值得重視。
蒙古滅金後,為加強對中原漢地的統治,太宗窩闊台於1234年7月任命原汗廷斷事官失吉•忽禿忽充中州斷事官,“主治漢民”。
不久,又在別失八裡、阿母河設置了類似的斷事官。
燕京等處三斷事官有四個特徵:
其一,由汗廷直接委派,直接對大汗負責,代表大汗治理汗廷直屬的三大新征服區域。
其二,帶斷事官銜,與汗廷總治政刑的斷言事官互為表裡,分轄內外。
這與金沐梁行台尚書省相似,故漢文人徑稱之為行尚書省或行台。
其三,斷事官由若干人組成,採用共同署事的方式處理政務,而且分別代表大汗和某些重要宗王。
其四,這些斷事官綜攬民政、財政、司法等,職權廣泛,還有“行六部”之類的分曹屬官。
儘管燕京等處三斷事官晚于金行尚書省,客觀上受其影響完全有可能,但燕京等處三斷事官的主體框架及內容,乃是蒙古斷事官制在治理新征服區域內的進一步發展。
正因為這樣,我們才把燕京處三斷事官當作元行省制的第二個直接來源,而且是來自蒙古草原官制的重要來源。
附帶說明一下,憲宗蒙哥朝阿蘭答兒鉤考時,還在陝西設置了類似行尚書省的機構。
二、元世祖朝臨時處理軍政事務的行省與半固定化行省
忽必烈即大汗位後,定都開平和燕京,將統治中心由漠北蒙古本土移往中原漢地。
中統元年(1260年)四月設中書省總領庶政。
前田直典稱作蒙古國時期“統治外地的行省”(燕京等處三斷事官)和漢地軍閥世侯“路的行省”,均在忽必烈政權建立之初陸續被廢止。
然而,蒙古國時期兩種行省雛型的暫時廢罷,只能說明適合於二者存在的舊的政治軍事環境業已改變,並不意味著行省制的完結。
相反,行省的機構設置,又在元朝建立後新的歷史條件下重新恢復和發展起來。
當時,新的歷史條件和政治形勢主要表現為:以忽必烈為代表的蒙古貴族正式入主中原,繼續攻取南宋,完成大統一,並且用中書省等漢地式軍事官僚組織去治理整個中國。
適應這樣的政治需要,元世祖前期及中期行省首先以中書省宰執被派往各地臨時處理軍政事務的形式頻繁出現。
就其職司側重看,這種臨時處理軍政事務的行省內又分為征伐型和分理政務型。前田直典稱前者為“軍前行省”,稱後者為“臨時處理事務的行省”。
這二者顯然主要是對金朝行尚書省(第二類)舊制的繼承和沿用。
而且,此時朝廷已有了中書省行政中樞,這與金制非常相近。
只不過金行省是朝廷尚書省所派遣,故曰行尚書省,此時之行省為中書省所派遣,故曰行中書省。
總之,世祖前期、中期多數行省是以中書省宰執臨時派出處理軍政事務的形式出現的,這一大體是對金行尚書省伯制(主要是第二類)的襲用。
陝西四川、西夏中興、北京、雲南四行省,又主要採用蒙古國時期燕京等處三斷事官(及金沐梁行台尚書省)模式而趨於半固定化。
三、世祖末成宗初行省地方最高官府體制的確立
首先,至元十三年(1276年)到世祖末,固定化、半固定化的行省設置越來越普遍。
第二,各行省均有了確定的轄區和疆界範圍。
第三,中書省宰執銜的撤銷和群官負責制的形成。
中書省宰執銜撤銷,是行省由臨時派遣機構向地方最高官府演變的關鍵性步驟之一。
引人注目的是,宰執銜的撤銷造成了行省與中書省體制上的分離和行省等級規格的降低,
《經世大典序錄•各行省》所言:
“其體始不與都省體矣”,正是這個意思。
此項舉措還剝奪了行省官挾宰執名分自重的資本,促使其擺脫了中書省宰執臨時派出的舊制。
元代中央與地方的正規官府,均實行群官負責制。
行省在向地方最高官府演化的過程中也逐步實行了這項制度。
元廷於元二十三
年七月正式確定了“行中書省,平章政事二員,左、右丞並一員,參知政事、
儉行省事並二員”的員額數。
第四,行省官兼領軍民和不定期遷調。
筆者認為,世祖末成宗初,行省演化為地方最高官府的前三條重要動向或標誌業已出現,而且兼領軍民和不定期遷調的第四條機制也面世了。
因而,將世祖末成宗初視為元行省地方最高官府體制的確立時間,似乎更符合歷史實際。
元廷以行省兼領軍民,最終取代行省、行院分掌行政、軍事的體制,大約確立于成宗初。
忽必烈建元朝以後,中央官府的分工一直是中書省總庶政,樞密院掌軍旅。
成宗初行省官兼領軍民的定制,實為“內而省、院各置為宜,外而軍、民分隸不便”方略影響下行省職能的變通。
由此,行省已不單純是朝廷中書省的派出機構,而是迅速向“摯兵民二仿而臨制於相外”的地方最高官府傾斜了。
總之,世祖末行省官遷轉定制,也是行省演化為地方最高官府的重要步驟。
應該承認,以上四條件在元行省向地方最高官府的演化過程中均發揮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如果說固定化、半固定化行省的普遍設置是從行政建制的數量和規模上為其取得優勢,並逐步替代至元十三年以前大量存在的臨時處理軍政事務行省的話,那麼,確定的轄區疆界範圍,中書省宰執銜的撤銷與群官負責制,行省官兼領軍民和不定期遷調,又從省區劃分、官銜、權力結構、與朝廷聯繫等方面,使行省基本脫離了受朝廷臨時派遣的舊體制,轉變為較正規的地方最高官府。
在上述轉變中,前三條是基礎性的、重要的,第四條兼領軍民和不定期遷調機制對行省的權力結構及地方官化,更是意義重大,不可或缺。
事實上,行省在具有上述基本性質的同時,仍然長期保留著代表朝廷分馭各地的使命,仍然長期保留著朝廷派出機構的部分性質。
行省與一般地方官的“畫地統民”畢竟有些區別,其職司偏重于代表朝廷“分鎮方面”和“方面之寄”。
元人有時還把行省稱為“外廷”和“政府”。
這反映了行省所具有的二重性質。
《元代行省制起源與演化述論》
——李治安
關於元代行省制的起源與演化,四十年代日本學者前田直典《元朝行省的成立過程》和青木富太郎《元初行省考》二文曾作了開拓性研究。但此問題在許多環節上迄今仍存在疑竇。
一、行省溯源與蒙古國時期行省制的雛型
省,原是皇帝宮禁的代名詞。
漢魏之際,尚書、中書、門下等中樞組織皆在宮禁內,省又被轉用於設在禁中的宰相官署。
行,起初是唐宋官制中職務兼代的俗語,即高官理低職、大官兼管小官之事的意思。
合而言之,行省就是中書省(或尚書省)宰執受派遣到地方或臨時在外設置的分支機搆。
元行省最早可上溯到魏晉隋唐的行台。就名稱和在外代朝廷行事而言,元行省與魏晉隋唐的行尚書台(省)有許多相似之處。
然而,行尚書台(省)唐初即告廢罷,只能視為元行省制度的淵源。
元行省受金行尚書省和蒙古國燕京等三斷事官的實際影響最大,此二者應是元行省的直接來源。
第一類,即金熙宗天會十五年(1137年)所置汴梁行台尚書省。
此類行台尚書省,有大範圍的固定轄區,有類似於朝廷尚書省的左右丞相、左右丞及六部等建置,實際相當於朝廷尚書省統一領導下管理中原漢地的特殊分設機構。
第二類是尚書省宰執臨時派往某地執行軍事等使命。
這類行省“訖役而還”的臨時性比較突出。
第三類是宣宗南遷以後,為激勸地方官守土保境,例外授予的行省銜。
金朝上述三類行省,或為朝廷尚書省的特殊分設機構,或為部分宰執的臨時派出,或為激勸地方軍將守土效忠的工具。
尤其是前兩類,對元代治理汗廷直轄區以外的行省和臨時處理軍政事務的行省,影響相當大。這也是我們把金行尚書省當作元行省制直接來源之一的緣由。
在蒙古滅金過程中,“豪傑之來歸者,或因其舊而命官,若行省、領省、大元帥、副元帥之屬者也”。
於是,金行省名目的官職大量被沿用于蒙古國時期。
其轄區相當於金朝一、兩個路的,即被授予“行省”。
前田直典稱之為“路的行省”。
另外,蒙古方面負責攻略金朝的太師國王木華黎,又被金遺民稱為“都行省”。
足見,金行尚書省官制對蒙元行省所發生的影響,起初主要是藉金元之際降蒙地主武裝的行省官銜表現出來的,而且限於官職名稱,大抵是第三類金行尚書省的沿用。
換言之,金元之際軍閥世侯的“行省”,雖算是蒙古國行省雛型之一,但對後來元行省制的影響較為有限。
嚴格地說,只能視作第三類金行尚書省的同類物。
作為元行省直接來源之一的蒙古國燕京等處三斷事官,更值得重視。
蒙古滅金後,為加強對中原漢地的統治,太宗窩闊台於1234年7月任命原汗廷斷事官失吉•忽禿忽充中州斷事官,“主治漢民”。
不久,又在別失八裡、阿母河設置了類似的斷事官。
燕京等處三斷事官有四個特徵:
其一,由汗廷直接委派,直接對大汗負責,代表大汗治理汗廷直屬的三大新征服區域。
其二,帶斷事官銜,與汗廷總治政刑的斷言事官互為表裡,分轄內外。
這與金沐梁行台尚書省相似,故漢文人徑稱之為行尚書省或行台。
其三,斷事官由若干人組成,採用共同署事的方式處理政務,而且分別代表大汗和某些重要宗王。
其四,這些斷事官綜攬民政、財政、司法等,職權廣泛,還有“行六部”之類的分曹屬官。
儘管燕京等處三斷事官晚于金行尚書省,客觀上受其影響完全有可能,但燕京等處三斷事官的主體框架及內容,乃是蒙古斷事官制在治理新征服區域內的進一步發展。
正因為這樣,我們才把燕京處三斷事官當作元行省制的第二個直接來源,而且是來自蒙古草原官制的重要來源。
附帶說明一下,憲宗蒙哥朝阿蘭答兒鉤考時,還在陝西設置了類似行尚書省的機構。
二、元世祖朝臨時處理軍政事務的行省與半固定化行省
忽必烈即大汗位後,定都開平和燕京,將統治中心由漠北蒙古本土移往中原漢地。
中統元年(1260年)四月設中書省總領庶政。
前田直典稱作蒙古國時期“統治外地的行省”(燕京等處三斷事官)和漢地軍閥世侯“路的行省”,均在忽必烈政權建立之初陸續被廢止。
然而,蒙古國時期兩種行省雛型的暫時廢罷,只能說明適合於二者存在的舊的政治軍事環境業已改變,並不意味著行省制的完結。
相反,行省的機構設置,又在元朝建立後新的歷史條件下重新恢復和發展起來。
當時,新的歷史條件和政治形勢主要表現為:以忽必烈為代表的蒙古貴族正式入主中原,繼續攻取南宋,完成大統一,並且用中書省等漢地式軍事官僚組織去治理整個中國。
適應這樣的政治需要,元世祖前期及中期行省首先以中書省宰執被派往各地臨時處理軍政事務的形式頻繁出現。
就其職司側重看,這種臨時處理軍政事務的行省內又分為征伐型和分理政務型。前田直典稱前者為“軍前行省”,稱後者為“臨時處理事務的行省”。
這二者顯然主要是對金朝行尚書省(第二類)舊制的繼承和沿用。
而且,此時朝廷已有了中書省行政中樞,這與金制非常相近。
只不過金行省是朝廷尚書省所派遣,故曰行尚書省,此時之行省為中書省所派遣,故曰行中書省。
總之,世祖前期、中期多數行省是以中書省宰執臨時派出處理軍政事務的形式出現的,這一大體是對金行尚書省伯制(主要是第二類)的襲用。
陝西四川、西夏中興、北京、雲南四行省,又主要採用蒙古國時期燕京等處三斷事官(及金沐梁行台尚書省)模式而趨於半固定化。
三、世祖末成宗初行省地方最高官府體制的確立
首先,至元十三年(1276年)到世祖末,固定化、半固定化的行省設置越來越普遍。
第二,各行省均有了確定的轄區和疆界範圍。
第三,中書省宰執銜的撤銷和群官負責制的形成。
中書省宰執銜撤銷,是行省由臨時派遣機構向地方最高官府演變的關鍵性步驟之一。
引人注目的是,宰執銜的撤銷造成了行省與中書省體制上的分離和行省等級規格的降低,
《經世大典序錄•各行省》所言:
“其體始不與都省體矣”,正是這個意思。
此項舉措還剝奪了行省官挾宰執名分自重的資本,促使其擺脫了中書省宰執臨時派出的舊制。
元代中央與地方的正規官府,均實行群官負責制。
行省在向地方最高官府演化的過程中也逐步實行了這項制度。
元廷於元二十三
年七月正式確定了“行中書省,平章政事二員,左、右丞並一員,參知政事、
儉行省事並二員”的員額數。
第四,行省官兼領軍民和不定期遷調。
筆者認為,世祖末成宗初,行省演化為地方最高官府的前三條重要動向或標誌業已出現,而且兼領軍民和不定期遷調的第四條機制也面世了。
因而,將世祖末成宗初視為元行省地方最高官府體制的確立時間,似乎更符合歷史實際。
元廷以行省兼領軍民,最終取代行省、行院分掌行政、軍事的體制,大約確立于成宗初。
忽必烈建元朝以後,中央官府的分工一直是中書省總庶政,樞密院掌軍旅。
成宗初行省官兼領軍民的定制,實為“內而省、院各置為宜,外而軍、民分隸不便”方略影響下行省職能的變通。
由此,行省已不單純是朝廷中書省的派出機構,而是迅速向“摯兵民二仿而臨制於相外”的地方最高官府傾斜了。
總之,世祖末行省官遷轉定制,也是行省演化為地方最高官府的重要步驟。
應該承認,以上四條件在元行省向地方最高官府的演化過程中均發揮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如果說固定化、半固定化行省的普遍設置是從行政建制的數量和規模上為其取得優勢,並逐步替代至元十三年以前大量存在的臨時處理軍政事務行省的話,那麼,確定的轄區疆界範圍,中書省宰執銜的撤銷與群官負責制,行省官兼領軍民和不定期遷調,又從省區劃分、官銜、權力結構、與朝廷聯繫等方面,使行省基本脫離了受朝廷臨時派遣的舊體制,轉變為較正規的地方最高官府。
在上述轉變中,前三條是基礎性的、重要的,第四條兼領軍民和不定期遷調機制對行省的權力結構及地方官化,更是意義重大,不可或缺。
事實上,行省在具有上述基本性質的同時,仍然長期保留著代表朝廷分馭各地的使命,仍然長期保留著朝廷派出機構的部分性質。
行省與一般地方官的“畫地統民”畢竟有些區別,其職司偏重于代表朝廷“分鎮方面”和“方面之寄”。
元人有時還把行省稱為“外廷”和“政府”。
這反映了行省所具有的二重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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