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作为一种可能存在的神秘生物，在历朝正史中都不乏记载，人们普遍把龙的出现视为祥瑞。正常情况下史书中记载的龙，但基本都是单个的目击记录，比如某年某月某地出现什么样的龙。以宋朝三百多年的历史为例，有宋一朝目击到龙的记载有8起，无论江龙、井龙、驴头龙、黑龙、赤龙等，都是单个的龙突然出现的。但凡事都有例外，宋孝宗年间江西武宁县的龙坠珠事件，则是目击出现了两条缠斗的龙。那两条龙为什么缠斗？俗话说二龙戏珠，那被两只龙遗弃的宝珠是什么？这真的是龙在缠斗吗？1、空中缠斗的两条龙宋孝宗乾道五年（1169年）七月二十一的时候，江南西路隆兴府武宁县复塘村的天空中，大白天毫无预兆的下起了暴雨。因为是正值七月暑天，所以阴晴无常可以理解，毕竟夏天雨说来就来，不过这就苦了一群放牛的牧童。因为雨下得太仓促，他们压根没有可以避雨的地方，只好赶着牛来到一处田垄上，希望赶紧抄近路回家。虽然天上的雨还在下，但是很快牧童们就发现天上不对劲了，抬头一看这辈子都忘不了。“见西北方电光中，二龙斗良久。”（《夷坚志·丁志卷十九·复塘龙珠》）西北方天空的电闪雷鸣中，居然有两条龙在暴雨中缠斗，而是一打就停不下来了。有宋一代的所有龙目击事件中，这是唯一一起出现两条龙的，也是上下五千年少见的双龙斗。此等稀罕事别说是牧童，那就算是个大人遇见了，肯定也得愣着观看，几辈子也遇不上这热闹啊。至于两龙缠斗的过程和细节，大部分记录这件事的资料，都没有一分一毫的提及。所以龙到底是怎么缠斗的，是像蛇一样用身子卷，还是像鹰一样用爪抓，又或者是像虎豹一样用嘴撕咬，那就只能靠脑洞去填补了。最后两条龙是怎么停下来厮打呢？被几声震天的雷响给劝住了，其实就是给吓停手了。“大雷雨，二龙奔逃。”（《宋史·五行一》）这几声雷响是从哪传出来的呢？两条龙在天的西北方缠斗，但是炸雷是从东南方出来的。“俄顷迅雷起东南，二龙奔逃。”（《文献通考·物异考十九》）如果按照迷信的说法看，那肯定天上的神仙来“劝架”了，两位真龙还是收了神通吧。但是也不排除是两条龙打得太投入，被突如其来的炸雷响给吓住了，所以都收手逃离了现场。至于怎么逃的？逃到哪里去了？是逃到很远的地方消失了，还是瞬间就消失了？资料中都没有提到。因为二龙在雨中缠斗，并不是这场灵异事件的聚焦点，聚焦点是他们逃跑后丢下的东西。2、原来龙真的是戏珠的咱们都听过“二龙戏珠”这个成语，咱们也在图画中、雕塑中，看到过二龙戏珠的场面。但是看过真二龙戏珠的人，恐怕就只有这群避雨的牧童了，因为半空中真的落下了龙珠。“二龙奔逃，坠一物于半空中，大如车轮。”（《夷坚志·丁志卷十九·复塘龙珠》）这个坠落下来的东西，咋一看圆啾啾的跟车轮一样大小，但这只是一种视觉差。因为这个“车轮”周围还有气体围绕：“红霞白云，盘旋围绕。”（《夷坚志·丁志卷十九·复塘龙珠》）等到这个“车轮”坠落在地后，边上的红霞白云就逐渐散去，龙珠的真实面目才赫然出现。这个龙珠并没有车轮那么大，体积顶多跟野鸭蛋大小，但是还能忽闪忽闪地冒着亮光。“其光渐微，仅若凫卵大，圆明如珠。”（《夷坚志·丁志卷十九·复塘龙珠》）两条龙被炸雷劝开后，天上的暴雨也就逐渐停止了，避雨的牧童也赶到了坠珠的地方。没的说，谁不想要这个宝物发财致富？所以一群牧童就厮打到了一起，都想把龙珠据为己有。随后又有两个雨后砍柴的樵夫经过，以为这些傻孩子在争夺石头，于是就给他们出了个主意。一块破石头犯得着打架吗？我一斧子给你劈开不就完了？这样你们都能得到一块。但是樵夫不知道劈的是龙珠，所以几斧子砸下去后，“石头”并没有被敲开。“为击以斧，欲碎而分之，极力不少伤。”（《夷坚志·丁志卷十九·复塘龙珠》）估计实在是劈不开，所以樵夫们就很无趣地离开了，至于龙珠最后被哪个牧童所得。那就不清楚了。但是有一件事可以肯定，那就是见过龙珠的牧童们，回去肯定不会保密。所以空中坠落龙珠的风声，很快传到了当地土豪余氏的耳朵里，余氏就找到手拿龙珠的牧童家。用几十文钱就给买走了。当然也可能是忽悠走的，或者是威逼利诱走的，反正余氏是拿到手了。“相近富人余氏，闻之来观，见光采异常，知其龙珠也。易以数十钱。”（《夷坚志·丁志卷十九·复塘龙珠》）余氏拿到龙珠后也是当宝贝供着，但是没事的时候也会拿起来研究把玩，余氏发现拿着龙珠对着太阳的时候，里面会映照出仙女的样子。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余氏手里有龙珠的事，很快就传到了当地官员吴明可的耳朵里，吴明可自然对龙珠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就像余氏去牧童家购买一样，吴明可也来到余氏家访问，而且毫不避讳的说要买龙珠。余氏自然不会像牧童那样听话，他就拿出一个其他材质的宝珠，冒充龙珠送给了吴明可。算是把吴明可忽悠走了。“闻而访之，余氏以伪珠塞命。”（《夷坚志·丁志卷十九·复塘龙珠》）但是自此之后，龙珠的下落就不得而知了，是还在余氏手里收藏，或者在其他权贵手里。那就不得而知了。不过龙珠的事并没有完，按说出现二龙戏珠是吉兆，但是武宁县随后就遇上了连年水灾。“自是连岁有水灾。”（《宋史·五行一》）按照迷信的说法来看，武宁县的水灾肯定跟龙有关，因为二龙相斗并不是好事。《易经·坤卦》载：“上六，龙战于野，其血玄黄。”两条龙在田野上争斗，流出了玄黄色的血，这是凶险灾祸的象征。所以当时人包括《宋史》，都认为此后的水灾的龙相斗，以及坠落的龙珠有关。而且宋朝的龙出现事件中，也有龙引发水灾的记载，武宁县并不是个例。“乾德五年夏，京师雨，有黑龙见尾于云际，自西北趋东南，占主大水。明年，州府二十四水坏田庐。”（《宋史·五行一》）但以现在的认知来看，二龙坠珠事件与此后水灾，可能纯粹就是巧合而已。不过最值得质疑的问题则在于，牧童们看到的二龙缠斗，真的就是普遍认知的龙吗？龙珠又真的是龙珠吗？3、有没有可能是外星飞行器？宋朝人认知的龙，跟咱们现在认定的龙形象，其实还是有很大差距的。比如宣和年间的开封县龙现身事件中，那条龙长得并不像现在的龙，甚至跟常见的驴差不多。但《宋史》则宣称：“与世所绘龙无异。”（《宋史·五行一》）咱们现在的关于龙的印象中，有见过驴头、狗身、鹿角龙的吗？但《宋史》说当时的龙就长这样。所以牧童所见的龙真的是龙吗？会不会他们把所见到能飞的东西，都默认为就是龙呢？咱们不妨开一个脑洞：会不会牧童们看到的并不是“龙”，其实只是其他能飞的物体呢？比如是两艘天外飞行器。如果真遇到这样离谱的情况，别说是牧童解释不了，就算是拉来十个翰林学士，他们也同样解释不了。最后还是会归结成比较异类的“龙”。但假如真是两艘天外飞行器，而且是那种长条或者雪茄型的，是不是就有类似于龙的形状了？如果又恰好是两艘长条状飞行器，在高空中近距离并排飞行的话，甚至还会做着各种飞行动作。是不是让地上的牧童看到了，就会以为是两条“龙”在缠斗呢？而且厮杀的是难舍难分。而最后劝开龙的那几声雷震，有没有可能并不是炸雷，而是其他飞行器（母舰）发出的集合信号呢？“东南震霆数声起，逐退之。”（《夷坚志·丁志卷十九·复塘龙珠》）两艘长条状的飞行器，在收到集合或者撤离的信号后，就紧急分开进行撤离了。然后地上观看的牧童就会觉得，就是天空中的雷震把两条龙劝开了，毕竟刚好就是暴雨天。所以天空响炸雷很正常。至于天空坠落下来的“龙珠”，有没有可能只是天外飞行器，在执行完某种任务后，扔下的某种“一次性工具”呢？或者是在紧急撤退中，两艘飞行器不慎发生了剐蹭，所以飞行器的某个零件掉落。无论是哪种情况发生，这个坠落的“龙珠”都是从高空掉下，必然在大气摩擦中产生摩擦。或者“龙珠”本身就是极具高温的存在。所以才能在暴雨的情况下，还能够产生“白云红霞”环绕的景象，其实就是高温遇到水产生的蒸汽。这才能够给人一种车轮大小的观感。在经过一系列的燃烧后，“龙珠”就只剩下野鸭蛋大小了，然后就被一群牧童争抢。因为这种飞行器的某种部件，所铸造的材质异常坚硬，所以就算是斧子也不能伤害。至于余氏对着太阳看到仙女图像，则很有可能“龙珠”是半透明状，里面所映射的某种影像，恰好像个女人的模样。所以余氏就想象成了仙女的样子。至于这颗龙珠最后的下落，很有可能因为就是材质虽然稀有，但并没有任何神奇之处。所以久而久之就无人关注，以至于下落不明了。当然以上只是一个脑洞，或许这个世界上真的有龙，至少在历朝史书中不乏其踪影。（一家之言，求同存异，感谢您的阅读）
【甘肃简牍博物馆 见证“片”语言万事】（来源：光明网）在纸张面世之前，中国人利用竹简与木牍作为书写载体。一枚枚简牍，无声地向人们诉说着不同的故事：有边塞狼烟四起，有驿使马蹄疾驰，有家书堪抵万金……作为中华文化重要的文字载体，竹木简牍记载了两千多年前古人的书信往来、政治外交、商贸军事以及书法艺术。甘肃简牍既是我国中古时期的百科全书，也是古丝绸之路开拓兴盛的实物佐证，具有极高的历史、科学和艺术价值。
甘肃省是简牍大省，截至2020年年底共有8万多枚简牍出土，其中又以汉简为最，总量有7万多枚，占全国出土汉简总数的80%以上。除甘肃省博物馆、敦煌市博物馆等有少量收藏外，这些汉简大多收藏在甘肃简牍博物馆。
为何甘肃会出土如此数量巨大的汉简
“一方面，西北地区的汉简出土量大与当地气候有关，这里处于戈壁地带，干燥的环境有利于汉简的保存，人烟稀少也使这些珍宝免遭破坏；另一方面，西北地区是秦皇汉武建立过文治武功的地方，又是丝绸之路和中西交通的重要通道，一个世纪以来发现的大量汉代简牍真实而生动地记载了这一历史的全貌，是研究西北史、秦汉以及中西交通史的重要资料。”谈及为何甘肃会出土如此数量巨大的汉简时，甘肃简牍博物馆原馆长、研究员张德芳如是说。
甘肃简牍博物馆是目前全国唯一的省级简牍博物馆，承担着甘肃省出土简牍的收藏保管、保护修复、整理研究和展示利用等工作，现收藏有各类文物50129件（组），三级以上的珍贵文物共31935件（组）。所藏文物以简牍为主，有天水放马滩秦简、居延新简、肩水金关汉简、地湾汉简、敦煌马圈湾汉简、悬泉汉简及魏晋简牍等共计39465枚，与简牍相伴出土的纸张、纺织品、木器、漆器、铁器、骨器、陶土器等文物有10664件。
甘肃简牍博物馆馆长朱建军表示：“数量众多、内容丰富的简牍文献是古丝绸之路上你来我往、万千故事的日常书写，也是研究秦汉时期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历史、地理等学科的第一手资料。”
譬如，敦煌汉代悬泉置遗址出土的《康居王使者册》，7简组成，编绳尚在。根据张德芳译文，全文293字，记录的是康居王使者和苏薤王使者及贵人前来献贡，在酒泉评价贡物时发生了纠纷，朝廷责令敦煌郡和效谷县调查上报。“此事发生在公元前39年7月到9月汉元帝时期。虽然反映的是康居使者入境时发生的一桩矛盾和纠纷，但它折射的是两国之间正常的外交关系，不仅是我们研究汉朝与康居交往历史的重要资料，亦是今天的中亚各国尤其是哈萨克斯坦研究本国古代历史的重要资料。”朱建军说。
简牍见证古丝绸之路的你来我往
甘肃出土的7万多枚汉简，无一不与当年的丝绸之路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是研究丝绸之路的原始文献，也是丝绸之路的全景式画卷。
甘肃简牍博物馆藏有一枚简，记载了龟兹王和夫人途径敦煌悬泉置时的住宿情况。木简文字残缺不全，但是基本内容清楚，共有三栏文字，每栏两行，主要讲述了龟兹王和夫人路过悬泉置时的接待规格、居室摆设及相关仪式。根据译文，龟兹王夫妇在悬泉置得到了汉朝政府的高规格接待：在大门口安排有两名官吏做门迎。悬泉置为龟兹王夫妻专门准备了相应的坐卧生活用品；在堂上放置有一八尺卧床，床上有青黑色帷。其他的四张卧床皆张帷；除此以外，在传舍门内供人坐用的床亦张帷，专供贵人使用。
甘肃简牍博物馆整理研究部主任肖从礼说：“龟兹王夫人弟史是解忧公主的长女，是汉朝血脉，尽其所能为其提供最好的接待，也不失汉地对王和夫人的一种隆重礼遇。”除此之外，敦煌马圈湾汉简和悬泉汉简中还有若干关于龟兹来汉的记载，这些汉简的发掘，对于研究两汉时期龟兹与汉朝关系提供了佐证。
“甘肃简牍记载的内容，清晰反映了汉代中原王朝对西域三十六国的有效管控，以及汉帝国与三十六国交流往来的历史渊源，可以说，简牍见证了古代丝绸之路的开通、繁荣和兴盛。”朱建军认为，甘肃简牍忠实地反映了古丝绸之路上中亚、西亚等地区古老的历史文化，在历史研究领域中具有重要的补史、证史和纠史作用。
如1973年出土于甘肃金塔境内汉代肩水金关遗址的《劳边使者过界中费册》，为研究汉人的饮食构成、接待规格、劳边制度以及册书编联形式提供了实物依据，具有极高的历史、科学价值；在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敦煌悬泉置遗址出土的《里程简》证明了汉代从长安到天山廊道的路网，为“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申遗成功提供了重要的历史根据。
简牍传递古今相通的动人情感
如今，电子通信已经逐渐取代了车马邮件，信息的交流反馈不必再经历漫长的等待，然而在“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的年代，书信是无数戍边将士的情感寄托。
甘肃河西走廊地区曾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也是“春风不度玉门关”的边塞要防，这里出土了数万枚简牍，其中很大一部分是私人书信，反映了汉代河西屯戍吏卒的生活状况、日常起居、衣食住行、情感世界、人际交往及社会风气。这些承载边塞将士思念、希冀的书信，穿越千年，透过一枚枚珍贵的木简，传递着古今相通的情感和人性。
“病，野远为吏，死生恐不相见……”这是一封出自肩水金关的书信，写信人在信中说自己远离家乡到边塞为吏，与家中的兄弟一别数年；边塞苦寒，这一病恐怕今生无缘相见了。“死生恐不相见”足见写信人的悲切之情，尽管相隔千年，也令人为之动容，虽寥寥数语，但情真意切。
而比起自己生病，更无力的是家人生病，自己却远在边塞。“弟幼弱不胜，远乞骸骨，归养父病。”这封乞归信道尽忠孝难两全的无奈与苦闷。因为家中父亲生病了，弟弟又太幼弱，不能担负起照顾赡养的责任，故恳请上级部门能够准许其归家。那位戍边者的请求得到批准了吗？他是否如愿归家照顾父亲和幼弟，如今已不得而知，但是透过简牍依然可以感受到汉代边塞将士戍防的艰辛不易。
类似的私人书信在甘肃简牍博物馆还有很多，其中有为借裤子思忖再三，最终落笔而成的求助信；有因家中双亲生病却不能回家探望，只能遥寄情思的思乡信；有庆贺朋友升职的祝贺信……虽然书写者早已隐匿于历史的长河中，但掩埋在黄沙之下的简牍却复原着一个个鲜活的故事、一段段动人的历史。
让简牍走出“深闺”走向大众
自1907年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在敦煌掘得第一批简牍以来，甘肃简牍的发掘研究已有100多年历史，然而真正见过、了解简牍的公众却为数不多。
其实早在20世纪70年代，甘肃省博物馆就成立了汉简整理研究室，1986年被分拨为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汉简研究室。2007年，甘肃简牍保护研究中心成立，作为省考古研究所的内设机构，先后开展了大量的简牍整理研究工作。2012年12月甘肃简牍博物馆成立，主要负责甘肃省出土简牍的收藏保管、保护修复、整理研究和展示利用工作。甘肃简牍博物馆自成立之后，一段时期内馆舍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文物暂存于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库房中，文物保护和展示利用工作受到局限。
为改变这种“有馆无舍”的现状，让藏在“深闺”的甘肃简牍真正走向大众。近年来，甘肃简牍博物馆将简牍整理释读与数字化手段相结合，加强文物保护研究，深入挖掘简牍文化内涵，采用红外线扫描、高清拍照和释文同时推出的方式，将馆藏简牍向学界公布。甘肃简牍博物馆新馆建设项目也于2019年9月开工建设，目前已完成主体封顶，建设正在有序施工中。
截至目前，甘肃简牍博物馆已基本完成馆藏简牍文物中1679件国家一级文物的高清影像采集工作。此外，除了《悬泉汉简》正在陆续推出分卷外，其他历次出土收藏于甘肃简牍博物馆的简牍已全部整理出版并公布。此外还开展了“简”述中国系列活动，举办“读简班”、学术会议、遗址考察、学术讲座等，采取多种方式向社会公众展示甘肃简牍，弘扬简牍文化。
甘肃省是简牍大省，截至2020年年底共有8万多枚简牍出土，其中又以汉简为最，总量有7万多枚，占全国出土汉简总数的80%以上。除甘肃省博物馆、敦煌市博物馆等有少量收藏外，这些汉简大多收藏在甘肃简牍博物馆。
为何甘肃会出土如此数量巨大的汉简
“一方面，西北地区的汉简出土量大与当地气候有关，这里处于戈壁地带，干燥的环境有利于汉简的保存，人烟稀少也使这些珍宝免遭破坏；另一方面，西北地区是秦皇汉武建立过文治武功的地方，又是丝绸之路和中西交通的重要通道，一个世纪以来发现的大量汉代简牍真实而生动地记载了这一历史的全貌，是研究西北史、秦汉以及中西交通史的重要资料。”谈及为何甘肃会出土如此数量巨大的汉简时，甘肃简牍博物馆原馆长、研究员张德芳如是说。
甘肃简牍博物馆是目前全国唯一的省级简牍博物馆，承担着甘肃省出土简牍的收藏保管、保护修复、整理研究和展示利用等工作，现收藏有各类文物50129件（组），三级以上的珍贵文物共31935件（组）。所藏文物以简牍为主，有天水放马滩秦简、居延新简、肩水金关汉简、地湾汉简、敦煌马圈湾汉简、悬泉汉简及魏晋简牍等共计39465枚，与简牍相伴出土的纸张、纺织品、木器、漆器、铁器、骨器、陶土器等文物有10664件。
甘肃简牍博物馆馆长朱建军表示：“数量众多、内容丰富的简牍文献是古丝绸之路上你来我往、万千故事的日常书写，也是研究秦汉时期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历史、地理等学科的第一手资料。”
譬如，敦煌汉代悬泉置遗址出土的《康居王使者册》，7简组成，编绳尚在。根据张德芳译文，全文293字，记录的是康居王使者和苏薤王使者及贵人前来献贡，在酒泉评价贡物时发生了纠纷，朝廷责令敦煌郡和效谷县调查上报。“此事发生在公元前39年7月到9月汉元帝时期。虽然反映的是康居使者入境时发生的一桩矛盾和纠纷，但它折射的是两国之间正常的外交关系，不仅是我们研究汉朝与康居交往历史的重要资料，亦是今天的中亚各国尤其是哈萨克斯坦研究本国古代历史的重要资料。”朱建军说。
简牍见证古丝绸之路的你来我往
甘肃出土的7万多枚汉简，无一不与当年的丝绸之路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是研究丝绸之路的原始文献，也是丝绸之路的全景式画卷。
甘肃简牍博物馆藏有一枚简，记载了龟兹王和夫人途径敦煌悬泉置时的住宿情况。木简文字残缺不全，但是基本内容清楚，共有三栏文字，每栏两行，主要讲述了龟兹王和夫人路过悬泉置时的接待规格、居室摆设及相关仪式。根据译文，龟兹王夫妇在悬泉置得到了汉朝政府的高规格接待：在大门口安排有两名官吏做门迎。悬泉置为龟兹王夫妻专门准备了相应的坐卧生活用品；在堂上放置有一八尺卧床，床上有青黑色帷。其他的四张卧床皆张帷；除此以外，在传舍门内供人坐用的床亦张帷，专供贵人使用。
甘肃简牍博物馆整理研究部主任肖从礼说：“龟兹王夫人弟史是解忧公主的长女，是汉朝血脉，尽其所能为其提供最好的接待，也不失汉地对王和夫人的一种隆重礼遇。”除此之外，敦煌马圈湾汉简和悬泉汉简中还有若干关于龟兹来汉的记载，这些汉简的发掘，对于研究两汉时期龟兹与汉朝关系提供了佐证。
“甘肃简牍记载的内容，清晰反映了汉代中原王朝对西域三十六国的有效管控，以及汉帝国与三十六国交流往来的历史渊源，可以说，简牍见证了古代丝绸之路的开通、繁荣和兴盛。”朱建军认为，甘肃简牍忠实地反映了古丝绸之路上中亚、西亚等地区古老的历史文化，在历史研究领域中具有重要的补史、证史和纠史作用。
如1973年出土于甘肃金塔境内汉代肩水金关遗址的《劳边使者过界中费册》，为研究汉人的饮食构成、接待规格、劳边制度以及册书编联形式提供了实物依据，具有极高的历史、科学价值；在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敦煌悬泉置遗址出土的《里程简》证明了汉代从长安到天山廊道的路网，为“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申遗成功提供了重要的历史根据。
简牍传递古今相通的动人情感
如今，电子通信已经逐渐取代了车马邮件，信息的交流反馈不必再经历漫长的等待，然而在“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的年代，书信是无数戍边将士的情感寄托。
甘肃河西走廊地区曾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也是“春风不度玉门关”的边塞要防，这里出土了数万枚简牍，其中很大一部分是私人书信，反映了汉代河西屯戍吏卒的生活状况、日常起居、衣食住行、情感世界、人际交往及社会风气。这些承载边塞将士思念、希冀的书信，穿越千年，透过一枚枚珍贵的木简，传递着古今相通的情感和人性。
“病，野远为吏，死生恐不相见……”这是一封出自肩水金关的书信，写信人在信中说自己远离家乡到边塞为吏，与家中的兄弟一别数年；边塞苦寒，这一病恐怕今生无缘相见了。“死生恐不相见”足见写信人的悲切之情，尽管相隔千年，也令人为之动容，虽寥寥数语，但情真意切。
而比起自己生病，更无力的是家人生病，自己却远在边塞。“弟幼弱不胜，远乞骸骨，归养父病。”这封乞归信道尽忠孝难两全的无奈与苦闷。因为家中父亲生病了，弟弟又太幼弱，不能担负起照顾赡养的责任，故恳请上级部门能够准许其归家。那位戍边者的请求得到批准了吗？他是否如愿归家照顾父亲和幼弟，如今已不得而知，但是透过简牍依然可以感受到汉代边塞将士戍防的艰辛不易。
类似的私人书信在甘肃简牍博物馆还有很多，其中有为借裤子思忖再三，最终落笔而成的求助信；有因家中双亲生病却不能回家探望，只能遥寄情思的思乡信；有庆贺朋友升职的祝贺信……虽然书写者早已隐匿于历史的长河中，但掩埋在黄沙之下的简牍却复原着一个个鲜活的故事、一段段动人的历史。
让简牍走出“深闺”走向大众
自1907年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在敦煌掘得第一批简牍以来，甘肃简牍的发掘研究已有100多年历史，然而真正见过、了解简牍的公众却为数不多。
其实早在20世纪70年代，甘肃省博物馆就成立了汉简整理研究室，1986年被分拨为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汉简研究室。2007年，甘肃简牍保护研究中心成立，作为省考古研究所的内设机构，先后开展了大量的简牍整理研究工作。2012年12月甘肃简牍博物馆成立，主要负责甘肃省出土简牍的收藏保管、保护修复、整理研究和展示利用工作。甘肃简牍博物馆自成立之后，一段时期内馆舍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文物暂存于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库房中，文物保护和展示利用工作受到局限。
为改变这种“有馆无舍”的现状，让藏在“深闺”的甘肃简牍真正走向大众。近年来，甘肃简牍博物馆将简牍整理释读与数字化手段相结合，加强文物保护研究，深入挖掘简牍文化内涵，采用红外线扫描、高清拍照和释文同时推出的方式，将馆藏简牍向学界公布。甘肃简牍博物馆新馆建设项目也于2019年9月开工建设，目前已完成主体封顶，建设正在有序施工中。
截至目前，甘肃简牍博物馆已基本完成馆藏简牍文物中1679件国家一级文物的高清影像采集工作。此外，除了《悬泉汉简》正在陆续推出分卷外，其他历次出土收藏于甘肃简牍博物馆的简牍已全部整理出版并公布。此外还开展了“简”述中国系列活动，举办“读简班”、学术会议、遗址考察、学术讲座等，采取多种方式向社会公众展示甘肃简牍，弘扬简牍文化。
【6家公司8个新冠检测产品上市后新难题：“确诊金标准”核酸检测为何频现“假阴性”】
自第一批新冠病毒检测试剂盒获批上市后，更多企业陆续研制检测产品，截至2月20日，仍有关于新冠病毒检测产品研制成功的新闻发布，“一盒难求”的窘境如今大大缓解，当下人们更为关注的热点是病毒检测的灵敏度问题。
疫情以来，已有不止一例新冠病人多次检测核酸试剂均呈现阴性才确诊的情况。2月17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对于新冠病毒核酸检测阳性检出率为30%-50%的问题，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主任医师王贵强表示, 核酸检测本身的稳定性是很好的, 之所有出现一些检不出或假阴性的情况, 主要原因是任何检测方法都存在敏感性的问题。目前核酸检测是确诊新冠肺炎的“金标准”, 只有通过核酸检测阳性才能确诊。
2月19日，在记者参加的一场新冠病毒检测专题网络研讨会上，长沙海关技术中心研究院朱金国指出，部分患者查不到病毒核酸，不是核酸检测方法存在假阴性，而是由于其他原因，涉及样本的问题、检测方法灵敏度、样品的核酸保存和运送等。
多家公司检测技术比拼
国家药监局官网显示，已批准了6家公司的7个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试剂盒产品及一款检测软件上市，涉及的上市公司有华大基因(300676.SZ)、达安基因（002030.SZ），除了华大基因两款中的一款是联合探针锚定聚合测序法外，其他均基于实时荧光PT-PCR技术。万孚生物(300482.SZ)、透景生命(300642.SZ)、西陇科学（002584.SZ）等公司近日陆续传出官方消息，均研制出新冠病毒检测相关产品。
同时，新冠病毒检测的相关新技术获突破的消息仍在不断传来。
广州医科大学呼吸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2月14日发布消息称，在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的指导下，研发出新型冠状病毒IgM抗体快速检测试剂盒，已在实验室和临床完成初步评价。该试剂盒应用胶体金免疫层析技术，采用间接法检测新冠病毒IgM抗体，仅需采取一滴血就可在15分钟肉眼观察获得检测结果，且患者的血浆稀释500至1000倍后，仍能检测出阳性条带。
山东师范大学课题组近日研发出恒温扩增技术检测试剂盒，“一次开盖一步操作”，整个检测过程只需不到20分钟，大大降低了检测人员的感染风险，增加了操作安全性。山东大学第二医院随后宣布，已成功研发出新型冠状病毒IgM抗体检测试剂盒（胶体金法和免疫层析法），最快3分钟内即可出结果。
华大基因方面日前向《华夏时报》记者透露，华大智造研制全封闭新型冠状病毒快检自动仪1小时内完成病毒样本核酸提取到结果判定，全程自动化。设备可配套qPCR、CRISPR等试剂盒，新型冠状病毒CRISPR快检试剂盒是与上海吐露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联合研发，可在几分钟内将扩增信号放大数万倍。
不同公司的检测技术有何异同？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研究员吕燕宁在上述研讨会中介绍，目前对于病毒检测的技术方法可分三类，一是病毒分离培养，需在P3实验室进行，培养时间较长（6天左右），不适合疾病快速诊断，但却是病毒检测的金标准。二是血清学方法，检测抗原或抗体。三是分子生物学方法，也是目前普遍应用的方法，包括普通RT-PCR、巢式PCR、实时荧光RT-PCR、等温扩增，高通量测序。
据记者了解，PCR即“聚合酶链式反应”，是基因的扩增反应。实时荧光PT-PCR技术应用广泛，特异性强、灵敏度高、检测周期短，可定量检测，而且检测过程封闭，较好地解决了PCR污染问题。但因为需采取反转录、荧光定量扩增等多重操作，总体时间需2小时左右，操作稍复杂，检测人员有一定感染风险。
全球健康药物研发中心（GHDDI）主任、清华大学药学院院长丁胜在接受《华夏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因为没有时间进行先期临床试验，目前批准上市的检测产品走的多是特殊通道，采用实验室模拟的病毒样本，设计不同浓度等条件得出的实验数据，包括灵敏度、误检率（包括正负误检）等关键数据，所以产品效果如何，外界不好判断。”
检测为何频现“假阴性”
随着试剂盒研发企业的增多和逐渐复工，试剂盒的生产供应已经不成问题。达安基因高级项目经理范建在上述研讨会中表示，达安基因公司每日应急生产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核酸检测试剂20万人份量，并可随时根据需要增加生产能力。工业和信息化部党组成员、总工程师田玉龙2月3日对外表示，到2月1日，检测试剂日产量已经达到了77.3万人份，产能只恢复了百分之六七十，总的供应已基本满足要求。
当下人们较关心的问题，已经从新冠病毒检测试剂盒的产能，转移到检测精确度的问题上。
中国工程院副院长、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王辰接曾对外表示，并非所有患者都能检测出核酸阳性，即很多临床症状、流行病接触史上像是肺炎感染病例的患者，其核酸检测结果可能为假阴性，阳性比率最高为30-50%。目前，对病毒核酸的检测仍是主要的检测方式。
值得注意的是，正如朱金国上文所说，除了产品本身，病毒检测工作流程的各个环节都是影响检测结果的因素。丁胜对《华夏时报》记者表示：“不同病程的患者，不同身体部位的病毒含量差异较大。同时RNA的性质非常不稳定，很容易会被降解，对实验环境的要求很高。所以对病人如何取样，样本如何处理、送检过程是否标准等一系列流程上的问题都会影响检测结果。这都是非常实际的问题。”
范建总结，出现“假阴性”的原因主要包括：标本未采集到含有病毒的细胞；采样部位与病期不一致；核酸提取效率与纯度,体外诊断试剂灵敏度差异；病毒变异性；规范的临床实验室等。而出现“假阳性”则主要因为实验操作时发生了标本间交叉污染或实验室扩增产物的遗留污染，以及体外诊断试剂特异性不好, 靶标非盖病原体特有基因序列。
朱金国认为，样本是影响结果的关键。目前核酸诊断试剂的检测标本可以有咽拭子、鼻咽拭子、肺泡灌洗液、血清、粪便等。而对于新冠病毒肺炎病例, 肺泡灌洗液是最为理想的标本, 但获得肺泡灌洗液需要呼吸科医生操作, 有技术难度、被感染风险大、病人接受度低。而在病毒载量方面，痰＞鼻拭子＞咽拭子。
对于影响样本质量的因素，朱金国还提到，咽喉和口腔中存在多种消化酶等有可能破坏病毒粒子的成分，使病毒核酸暴露。此外，对于这次突发疫情，样品可能大量积压做不完，而冰箱及保存条件不够。吕燕宁表示，临床发现，轻症患者的病毒多聚集于上呼吸道，重症患者则集中在下呼吸道。
需要辅助方法优化
如何保证病毒检测灵敏度？具体到产品及技术层面，朱金国在上述研讨会中称，要保证能提取到目标DNA或RNA, 同时还要保证目标核酸能够到 PCR扩增管内。1个样本同时多做几个PCR扩增测试,可以提高灵敏度。同时，研究调整PCR 反应体系，例如在一个PCR反应管中, 样本量增至10-20uL,可以增加检测的灵敏度。或者研究样本提取过程中靶标核酸的吸附或富集技术,但技术难度较大。
他认为，面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复杂特点, RT-PCR检测方法在新型冠状病毒的确诊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某些方面还无可替代，优势之一就是可以实现快速研制和生产。但目前仍有一定缺陷, 影响到诊断准确性，应该用其他方法综合来考虑。已有专家建议，将IgM抗体(特异性好、灵敏性好、稳定性好)检测与RT-PCR检测共同纳入已有高度疑似影像检查临床判断病例的确认指标。
吕燕宁建议，应根据临床表现，间隔地采集样本，特别是单次检测阴性，有临床症状或者有流行病学史的病例，需要间隔时间重复采样。朱金国认为，需要考虑结合临床和其他试验室检测方法做辅助诊断，例如有专家建议检测粪便样本（肛拭子）作为辅助。
丁胜对记者表示：“现在主要的问题是没时间去打磨，尤其是在真实世界的验证，所以会出现误检，从理论上讲，大家的需求都能做到。但这是很正常的，在过程中发现问题就解决问题，不可能一开始就有一个完美的解决办法。”
在对于新冠肺炎患者的确诊标准亟待完善的情况下，国家卫健委近期发布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的诊疗方案（试行第五版）》规定将CT影像结果作为临床诊断病例的诊断标准，但这一规定只限于湖北省内。
“个别产品到目前应该做过相当多的真实病人以及疑似病人的检测了，我觉得现在应该有更多的实际检测数据进行整理发布，帮助不同的科研单位和企业瞄准问题，进一步优化。探索真实世界的问题需要时间和大样本，能够有效的集合和整理不同产品的真实数据会加速产品的开发和优化（而不是自己只了解自己的部分问题）。” 丁胜最后对《华夏时报》记者说到。
自第一批新冠病毒检测试剂盒获批上市后，更多企业陆续研制检测产品，截至2月20日，仍有关于新冠病毒检测产品研制成功的新闻发布，“一盒难求”的窘境如今大大缓解，当下人们更为关注的热点是病毒检测的灵敏度问题。
疫情以来，已有不止一例新冠病人多次检测核酸试剂均呈现阴性才确诊的情况。2月17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对于新冠病毒核酸检测阳性检出率为30%-50%的问题，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主任医师王贵强表示, 核酸检测本身的稳定性是很好的, 之所有出现一些检不出或假阴性的情况, 主要原因是任何检测方法都存在敏感性的问题。目前核酸检测是确诊新冠肺炎的“金标准”, 只有通过核酸检测阳性才能确诊。
2月19日，在记者参加的一场新冠病毒检测专题网络研讨会上，长沙海关技术中心研究院朱金国指出，部分患者查不到病毒核酸，不是核酸检测方法存在假阴性，而是由于其他原因，涉及样本的问题、检测方法灵敏度、样品的核酸保存和运送等。
多家公司检测技术比拼
国家药监局官网显示，已批准了6家公司的7个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试剂盒产品及一款检测软件上市，涉及的上市公司有华大基因(300676.SZ)、达安基因（002030.SZ），除了华大基因两款中的一款是联合探针锚定聚合测序法外，其他均基于实时荧光PT-PCR技术。万孚生物(300482.SZ)、透景生命(300642.SZ)、西陇科学（002584.SZ）等公司近日陆续传出官方消息，均研制出新冠病毒检测相关产品。
同时，新冠病毒检测的相关新技术获突破的消息仍在不断传来。
广州医科大学呼吸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2月14日发布消息称，在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的指导下，研发出新型冠状病毒IgM抗体快速检测试剂盒，已在实验室和临床完成初步评价。该试剂盒应用胶体金免疫层析技术，采用间接法检测新冠病毒IgM抗体，仅需采取一滴血就可在15分钟肉眼观察获得检测结果，且患者的血浆稀释500至1000倍后，仍能检测出阳性条带。
山东师范大学课题组近日研发出恒温扩增技术检测试剂盒，“一次开盖一步操作”，整个检测过程只需不到20分钟，大大降低了检测人员的感染风险，增加了操作安全性。山东大学第二医院随后宣布，已成功研发出新型冠状病毒IgM抗体检测试剂盒（胶体金法和免疫层析法），最快3分钟内即可出结果。
华大基因方面日前向《华夏时报》记者透露，华大智造研制全封闭新型冠状病毒快检自动仪1小时内完成病毒样本核酸提取到结果判定，全程自动化。设备可配套qPCR、CRISPR等试剂盒，新型冠状病毒CRISPR快检试剂盒是与上海吐露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联合研发，可在几分钟内将扩增信号放大数万倍。
不同公司的检测技术有何异同？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研究员吕燕宁在上述研讨会中介绍，目前对于病毒检测的技术方法可分三类，一是病毒分离培养，需在P3实验室进行，培养时间较长（6天左右），不适合疾病快速诊断，但却是病毒检测的金标准。二是血清学方法，检测抗原或抗体。三是分子生物学方法，也是目前普遍应用的方法，包括普通RT-PCR、巢式PCR、实时荧光RT-PCR、等温扩增，高通量测序。
据记者了解，PCR即“聚合酶链式反应”，是基因的扩增反应。实时荧光PT-PCR技术应用广泛，特异性强、灵敏度高、检测周期短，可定量检测，而且检测过程封闭，较好地解决了PCR污染问题。但因为需采取反转录、荧光定量扩增等多重操作，总体时间需2小时左右，操作稍复杂，检测人员有一定感染风险。
全球健康药物研发中心（GHDDI）主任、清华大学药学院院长丁胜在接受《华夏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因为没有时间进行先期临床试验，目前批准上市的检测产品走的多是特殊通道，采用实验室模拟的病毒样本，设计不同浓度等条件得出的实验数据，包括灵敏度、误检率（包括正负误检）等关键数据，所以产品效果如何，外界不好判断。”
检测为何频现“假阴性”
随着试剂盒研发企业的增多和逐渐复工，试剂盒的生产供应已经不成问题。达安基因高级项目经理范建在上述研讨会中表示，达安基因公司每日应急生产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核酸检测试剂20万人份量，并可随时根据需要增加生产能力。工业和信息化部党组成员、总工程师田玉龙2月3日对外表示，到2月1日，检测试剂日产量已经达到了77.3万人份，产能只恢复了百分之六七十，总的供应已基本满足要求。
当下人们较关心的问题，已经从新冠病毒检测试剂盒的产能，转移到检测精确度的问题上。
中国工程院副院长、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王辰接曾对外表示，并非所有患者都能检测出核酸阳性，即很多临床症状、流行病接触史上像是肺炎感染病例的患者，其核酸检测结果可能为假阴性，阳性比率最高为30-50%。目前，对病毒核酸的检测仍是主要的检测方式。
值得注意的是，正如朱金国上文所说，除了产品本身，病毒检测工作流程的各个环节都是影响检测结果的因素。丁胜对《华夏时报》记者表示：“不同病程的患者，不同身体部位的病毒含量差异较大。同时RNA的性质非常不稳定，很容易会被降解，对实验环境的要求很高。所以对病人如何取样，样本如何处理、送检过程是否标准等一系列流程上的问题都会影响检测结果。这都是非常实际的问题。”
范建总结，出现“假阴性”的原因主要包括：标本未采集到含有病毒的细胞；采样部位与病期不一致；核酸提取效率与纯度,体外诊断试剂灵敏度差异；病毒变异性；规范的临床实验室等。而出现“假阳性”则主要因为实验操作时发生了标本间交叉污染或实验室扩增产物的遗留污染，以及体外诊断试剂特异性不好, 靶标非盖病原体特有基因序列。
朱金国认为，样本是影响结果的关键。目前核酸诊断试剂的检测标本可以有咽拭子、鼻咽拭子、肺泡灌洗液、血清、粪便等。而对于新冠病毒肺炎病例, 肺泡灌洗液是最为理想的标本, 但获得肺泡灌洗液需要呼吸科医生操作, 有技术难度、被感染风险大、病人接受度低。而在病毒载量方面，痰＞鼻拭子＞咽拭子。
对于影响样本质量的因素，朱金国还提到，咽喉和口腔中存在多种消化酶等有可能破坏病毒粒子的成分，使病毒核酸暴露。此外，对于这次突发疫情，样品可能大量积压做不完，而冰箱及保存条件不够。吕燕宁表示，临床发现，轻症患者的病毒多聚集于上呼吸道，重症患者则集中在下呼吸道。
需要辅助方法优化
如何保证病毒检测灵敏度？具体到产品及技术层面，朱金国在上述研讨会中称，要保证能提取到目标DNA或RNA, 同时还要保证目标核酸能够到 PCR扩增管内。1个样本同时多做几个PCR扩增测试,可以提高灵敏度。同时，研究调整PCR 反应体系，例如在一个PCR反应管中, 样本量增至10-20uL,可以增加检测的灵敏度。或者研究样本提取过程中靶标核酸的吸附或富集技术,但技术难度较大。
他认为，面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复杂特点, RT-PCR检测方法在新型冠状病毒的确诊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某些方面还无可替代，优势之一就是可以实现快速研制和生产。但目前仍有一定缺陷, 影响到诊断准确性，应该用其他方法综合来考虑。已有专家建议，将IgM抗体(特异性好、灵敏性好、稳定性好)检测与RT-PCR检测共同纳入已有高度疑似影像检查临床判断病例的确认指标。
吕燕宁建议，应根据临床表现，间隔地采集样本，特别是单次检测阴性，有临床症状或者有流行病学史的病例，需要间隔时间重复采样。朱金国认为，需要考虑结合临床和其他试验室检测方法做辅助诊断，例如有专家建议检测粪便样本（肛拭子）作为辅助。
丁胜对记者表示：“现在主要的问题是没时间去打磨，尤其是在真实世界的验证，所以会出现误检，从理论上讲，大家的需求都能做到。但这是很正常的，在过程中发现问题就解决问题，不可能一开始就有一个完美的解决办法。”
在对于新冠肺炎患者的确诊标准亟待完善的情况下，国家卫健委近期发布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的诊疗方案（试行第五版）》规定将CT影像结果作为临床诊断病例的诊断标准，但这一规定只限于湖北省内。
“个别产品到目前应该做过相当多的真实病人以及疑似病人的检测了，我觉得现在应该有更多的实际检测数据进行整理发布，帮助不同的科研单位和企业瞄准问题，进一步优化。探索真实世界的问题需要时间和大样本，能够有效的集合和整理不同产品的真实数据会加速产品的开发和优化（而不是自己只了解自己的部分问题）。” 丁胜最后对《华夏时报》记者说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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