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动态# 南京记忆 | 金陵儒宗汪士铎（下）
作者：杨松涛
深受曾胡敬重
胡林翼（1812～1861，字贶生，号润芝）是湘军主要将领，也是晚清重臣。汪士铎乡试中举时，胡为副主考，两人的关系即始于此时。咸丰九年（1859），五十八岁的汪士铎应已是湖北巡抚胡林翼之邀，入其幕室。胡虽为汪的“座师”，却对汪“致敬尽礼，时尊称之曰梅公，曰梅老，或梅村老人，虚己以听”。（邓之诚《汪悔翁乙丙日记·序》）汪士铎所建言的选贤、治军、理财、筹边之具体政策和举措都受到胡的赏识。入幕之初，胡正编辑《读史兵略》一书，汪乃上言叙例，并受委托专注地理；后又倡议并帮助胡编绘《皇朝一统中外舆地图》。而汪当时带在身边的《水经注图释》，则是胡林翼为之作序并出资付梓印行的。
胡林翼死在军旅之后，湘军首领曾国藩以两江总督身份，总理苏皖赣浙四省军务，邀请时在南昌的汪士铎赴军前效力。汪当时正忙于整理胡林翼的遗著，虽未应邀，但早在胡幕时就多次写信给曾国藩讨论军事，为湘军围剿太平军，尤其是为清军收复金陵出谋划策，他的一些重要建议如专设长江水师提督一职等都被曾国藩采纳，因此深受曾国藩器重。
曾国藩的书信中，有多封写到汪士铎，如在给胡林翼一封信中说：“梅村兄两信，前信只速进苏州一条难行，余九条皆可行，无一迂腐语，两月内必一一行之。此信不如前信之切当，而满腔热血，喷薄纸上，有此血性男子而潦倒一生，天下安得不乏才哉？”在给胡的另一封信的末尾，曾国藩写道：“梅村境遇可悯，侠烈可敬，学问可畏。”并在给僚属、幕友的信中说汪士铎“学问淹雅，人品高洁，鄙人所企佩”，“此旷代醇儒也，孤介不可逼视”等等。他还评价汪“湛冥似严君平，芳洁如陶靖节。”这是赞扬汪士铎学养厚重高远像西汉的隐士严君平，品行美好高洁像东晋的大诗人陶渊明。
胡林翼、曾国藩都曾多次向朝廷推荐汪士铎，但他无意为官。同治三年（1864）六月十六日，金陵被清军收复；十月，谢绝多方聘任的汪士铎回到南京，归住老宅。时已住进两江总督衙署的曾国藩对其礼敬有加。王孝煃在《乡饮脍谈》中说：“汪梅村先生住金沙井，曾文正（曾国藩谥文正）每访之，即在铜作坊都土地祠前降舆（落轿）。步行入巷，叩门径入其室，谘访地方利弊或稽古订疑，先生提壶自出买茶致敬。相传文正初临舍，家无隙地，至舆从入邻家，近骚扰，先生为言之，故文正在巷外步行。”不仅如此，曾国藩还让江宁县令派人每天给汪士铎送两担雨花台的泉水，而且要“继其后者循之”。故当时有人说，如此受知曾国藩的只有汪士铎一人而已。（《汪梅村先生传》）
汪士铎一生清贫，老年又常生病，经济拮据，朋友门生赠送的钱物，他一概拒绝；只有胡林翼和曾国藩的馈送，他才欣然受之。
同治十一年（1872）二月四日，曾国藩在督署去世，汪士铎写有祭文，称颂曾国藩是“星精垂曜，降于南湘”，对其去世哭得是“声皆彻天，泪皆彻泉”，极为哀伤。（《曾国藩全集》第十六卷）
屡屡写字诟妇
汪士铎治学成就很高，著述宏富，受到当时学人称誉。但他的家庭生活却很不美满。特别是他在前妻去世后的第三年，即道光二十九年（1849），四十八岁时续娶小他二十一岁的继室沈氏后，家中几无宁日。大约志趣不同，性格相悖，加上年龄上的差异，两人几乎天天吵架，所谓“夫妇勃谿无虚日”。沈氏凶悍霸道，能哭能闹，每次吵架，沈氏就叫汪士铎跪在地上，自打耳光；若汪不依，她就扬言要烧毁汪士铎的书稿。这一招很灵，逼得汪士铎无奈就范。
一次，两人又因事吵架，江南道道员洪汝奎（1824～1886，字莲舫，号琴西）得知后，令亲兵用轿子把汪士铎接到江宁知府涂宗瀛的官船上藏了起来。沈氏找了三天，也没找到，如是到处发话：汪士铎若再不出来，“吾将其著述诸稿焚去”。洪琴西听到后，知道汪士铎视稿如命，只好又用轿子把他送回家中。（李详《药裹慵谈》）
汪士铎一介书生，口不能敌，又因沈氏常戳其软肋，扬言焚书毁稿，只好忍气吞声，受其凌辱。然沈氏的耍泼和欺凌，让汪士铎十分痛苦，惧内忍让，心实不甘。于是他也屡屡诟妇，诟者，骂也。但他不是也不敢面对沈氏破口大骂，他骂得很特别，不用嘴而用笔。他把心中每次骂沈氏的话全用笔写在纸上，借以宣泄心中的愤懑，这为后人留下了噱谈的资料。
汪士铎诟妇的文字，邓之诚在《悔翁诟妇》一文中记之甚详，现摘引一二如下：“悔翁诟妇之词，皆笔之语录。盖口不能敌，则书以消恨也。有云：不孝、不友、不慈、不顺……无事寻人不是、懒傲惰不惠下、妒忌凌虐、残忍酷暴、不敬夫、多心、凶悍、挑舌、狠泼……寻死拼命、多言长舌、讲究妹妹圈套、假咳嗽、嗅鼻吐痰、诈遄逆、干呕、喷嚏、大声叹诈骂。”又云：“执气冲扑、不顾物力、委心凶悍、毁及器室”，“任性妄作，毒及子孙，老拳凶扬，殴及无辜”，“辱及先人，指桑骂槐，肆无顾忌”，“观其右眼角吊上，终必横死，未知死于凌迟之国法，抑或死于拼命之骗人”。又云：“女子之年，十岁以内死为夭，二十内外曰正，过三十曰甚，过四十曰变，过五十曰殃，过六十曰魅，过七十曰妖，过八十曰怪。”
仅从上引之部分诟妇文字，即可见沈氏凶悍狠泼之状和阴鸷尖刻之性以及汪士铎所受口辱拳殴之苦和刻骨铭心之恨。笑录之余，不禁为这位儒宗顿生同情之心。不知沈氏何年“横死”，悔翁何年得以解脱。
没有直系后人
汪士铎一生经历两次鸦片战争及太平天国运动，迭遭战乱。早年奔走四方，到处谋生，养家糊口。他的前妻长他一岁，因家贫而未能早娶，直到他二十七岁时才迎娶过门可算是晩婚。前妻只活了四十七岁便撒手西去。汪士铎对其颇有感情，他在《自述》中写道：“棺极薄，葬不成礼，可哀也。”
汪士铎虽主张节制人口，但他却有五女四子，前妻生有五女一子；继室沈氏生有三子。除一女长大嫁到苏州外，其余四子四女未成年便死去，如其所说“余皆殇死”。其中二女一子死于太平军攻破金陵城后，因此他对太平军特别仇恨。这位儒学宗师去世时，没有直系后人，这也是他的著述大都散佚的一个原因。后人认为：汪士铎虽享上寿，著述成就独多；然早岁艰辛，遭逢祸难，骨肉仳离，终于无后，诚为伤心事。
汪士铎于同治十三年（1874）应聘为《上元江宁两县志》总纂时，金陵乡贤甘勲、陈作霖、秦际唐等为分纂。汪去世后，甘勲为之料理后事，并购朱家岗一块地为之营葬，还撰写了祭文和汪士铎的行状。陈作霖敬挽一联：“学绍郑司农，道宗周柱史；星沉郑角亢，殿失鲁灵光。”
这副挽联中的“郑司农’，指东汉经学家郑众，因其曾官大司农一职，故有此称。“周柱史”，即老子，老子曾任周室柱下史。上联是说汪士铎继承了郑众的经学，又像老子那样“朝隐终身无患”，是对汪士铎的颂扬。下联中的“角亢”，是二十八宿中的角宿和亢宿的合称。古人把天上的星宿和下界不同的地域相联系相对应，称某地是某星宿的分野。角、亢的分野在郑国，故称“郑角亢”。“角亢”又指寿星，汪士铎享年八十八岁，是为高寿。“鲁灵光”，指汉代建在山东曲阜的灵光殿，到汉末，义军四起，中原逐鹿，众殿遭毁，惟灵光殿独存。后遂以“鲁灵光”喻指硕果仅存的人或事物。下联的意思是汪士铎作为金陵硕果仅存的儒宗和寿星，也像天上的角、亢两星沉没了，是对汪士铎的哀悼。
（作者单位：南京日报社）
文章摘自：《南京史志》2017年第2期
（秘书处 编研处）
作者：杨松涛
深受曾胡敬重
胡林翼（1812～1861，字贶生，号润芝）是湘军主要将领，也是晚清重臣。汪士铎乡试中举时，胡为副主考，两人的关系即始于此时。咸丰九年（1859），五十八岁的汪士铎应已是湖北巡抚胡林翼之邀，入其幕室。胡虽为汪的“座师”，却对汪“致敬尽礼，时尊称之曰梅公，曰梅老，或梅村老人，虚己以听”。（邓之诚《汪悔翁乙丙日记·序》）汪士铎所建言的选贤、治军、理财、筹边之具体政策和举措都受到胡的赏识。入幕之初，胡正编辑《读史兵略》一书，汪乃上言叙例，并受委托专注地理；后又倡议并帮助胡编绘《皇朝一统中外舆地图》。而汪当时带在身边的《水经注图释》，则是胡林翼为之作序并出资付梓印行的。
胡林翼死在军旅之后，湘军首领曾国藩以两江总督身份，总理苏皖赣浙四省军务，邀请时在南昌的汪士铎赴军前效力。汪当时正忙于整理胡林翼的遗著，虽未应邀，但早在胡幕时就多次写信给曾国藩讨论军事，为湘军围剿太平军，尤其是为清军收复金陵出谋划策，他的一些重要建议如专设长江水师提督一职等都被曾国藩采纳，因此深受曾国藩器重。
曾国藩的书信中，有多封写到汪士铎，如在给胡林翼一封信中说：“梅村兄两信，前信只速进苏州一条难行，余九条皆可行，无一迂腐语，两月内必一一行之。此信不如前信之切当，而满腔热血，喷薄纸上，有此血性男子而潦倒一生，天下安得不乏才哉？”在给胡的另一封信的末尾，曾国藩写道：“梅村境遇可悯，侠烈可敬，学问可畏。”并在给僚属、幕友的信中说汪士铎“学问淹雅，人品高洁，鄙人所企佩”，“此旷代醇儒也，孤介不可逼视”等等。他还评价汪“湛冥似严君平，芳洁如陶靖节。”这是赞扬汪士铎学养厚重高远像西汉的隐士严君平，品行美好高洁像东晋的大诗人陶渊明。
胡林翼、曾国藩都曾多次向朝廷推荐汪士铎，但他无意为官。同治三年（1864）六月十六日，金陵被清军收复；十月，谢绝多方聘任的汪士铎回到南京，归住老宅。时已住进两江总督衙署的曾国藩对其礼敬有加。王孝煃在《乡饮脍谈》中说：“汪梅村先生住金沙井，曾文正（曾国藩谥文正）每访之，即在铜作坊都土地祠前降舆（落轿）。步行入巷，叩门径入其室，谘访地方利弊或稽古订疑，先生提壶自出买茶致敬。相传文正初临舍，家无隙地，至舆从入邻家，近骚扰，先生为言之，故文正在巷外步行。”不仅如此，曾国藩还让江宁县令派人每天给汪士铎送两担雨花台的泉水，而且要“继其后者循之”。故当时有人说，如此受知曾国藩的只有汪士铎一人而已。（《汪梅村先生传》）
汪士铎一生清贫，老年又常生病，经济拮据，朋友门生赠送的钱物，他一概拒绝；只有胡林翼和曾国藩的馈送，他才欣然受之。
同治十一年（1872）二月四日，曾国藩在督署去世，汪士铎写有祭文，称颂曾国藩是“星精垂曜，降于南湘”，对其去世哭得是“声皆彻天，泪皆彻泉”，极为哀伤。（《曾国藩全集》第十六卷）
屡屡写字诟妇
汪士铎治学成就很高，著述宏富，受到当时学人称誉。但他的家庭生活却很不美满。特别是他在前妻去世后的第三年，即道光二十九年（1849），四十八岁时续娶小他二十一岁的继室沈氏后，家中几无宁日。大约志趣不同，性格相悖，加上年龄上的差异，两人几乎天天吵架，所谓“夫妇勃谿无虚日”。沈氏凶悍霸道，能哭能闹，每次吵架，沈氏就叫汪士铎跪在地上，自打耳光；若汪不依，她就扬言要烧毁汪士铎的书稿。这一招很灵，逼得汪士铎无奈就范。
一次，两人又因事吵架，江南道道员洪汝奎（1824～1886，字莲舫，号琴西）得知后，令亲兵用轿子把汪士铎接到江宁知府涂宗瀛的官船上藏了起来。沈氏找了三天，也没找到，如是到处发话：汪士铎若再不出来，“吾将其著述诸稿焚去”。洪琴西听到后，知道汪士铎视稿如命，只好又用轿子把他送回家中。（李详《药裹慵谈》）
汪士铎一介书生，口不能敌，又因沈氏常戳其软肋，扬言焚书毁稿，只好忍气吞声，受其凌辱。然沈氏的耍泼和欺凌，让汪士铎十分痛苦，惧内忍让，心实不甘。于是他也屡屡诟妇，诟者，骂也。但他不是也不敢面对沈氏破口大骂，他骂得很特别，不用嘴而用笔。他把心中每次骂沈氏的话全用笔写在纸上，借以宣泄心中的愤懑，这为后人留下了噱谈的资料。
汪士铎诟妇的文字，邓之诚在《悔翁诟妇》一文中记之甚详，现摘引一二如下：“悔翁诟妇之词，皆笔之语录。盖口不能敌，则书以消恨也。有云：不孝、不友、不慈、不顺……无事寻人不是、懒傲惰不惠下、妒忌凌虐、残忍酷暴、不敬夫、多心、凶悍、挑舌、狠泼……寻死拼命、多言长舌、讲究妹妹圈套、假咳嗽、嗅鼻吐痰、诈遄逆、干呕、喷嚏、大声叹诈骂。”又云：“执气冲扑、不顾物力、委心凶悍、毁及器室”，“任性妄作，毒及子孙，老拳凶扬，殴及无辜”，“辱及先人，指桑骂槐，肆无顾忌”，“观其右眼角吊上，终必横死，未知死于凌迟之国法，抑或死于拼命之骗人”。又云：“女子之年，十岁以内死为夭，二十内外曰正，过三十曰甚，过四十曰变，过五十曰殃，过六十曰魅，过七十曰妖，过八十曰怪。”
仅从上引之部分诟妇文字，即可见沈氏凶悍狠泼之状和阴鸷尖刻之性以及汪士铎所受口辱拳殴之苦和刻骨铭心之恨。笑录之余，不禁为这位儒宗顿生同情之心。不知沈氏何年“横死”，悔翁何年得以解脱。
没有直系后人
汪士铎一生经历两次鸦片战争及太平天国运动，迭遭战乱。早年奔走四方，到处谋生，养家糊口。他的前妻长他一岁，因家贫而未能早娶，直到他二十七岁时才迎娶过门可算是晩婚。前妻只活了四十七岁便撒手西去。汪士铎对其颇有感情，他在《自述》中写道：“棺极薄，葬不成礼，可哀也。”
汪士铎虽主张节制人口，但他却有五女四子，前妻生有五女一子；继室沈氏生有三子。除一女长大嫁到苏州外，其余四子四女未成年便死去，如其所说“余皆殇死”。其中二女一子死于太平军攻破金陵城后，因此他对太平军特别仇恨。这位儒学宗师去世时，没有直系后人，这也是他的著述大都散佚的一个原因。后人认为：汪士铎虽享上寿，著述成就独多；然早岁艰辛，遭逢祸难，骨肉仳离，终于无后，诚为伤心事。
汪士铎于同治十三年（1874）应聘为《上元江宁两县志》总纂时，金陵乡贤甘勲、陈作霖、秦际唐等为分纂。汪去世后，甘勲为之料理后事，并购朱家岗一块地为之营葬，还撰写了祭文和汪士铎的行状。陈作霖敬挽一联：“学绍郑司农，道宗周柱史；星沉郑角亢，殿失鲁灵光。”
这副挽联中的“郑司农’，指东汉经学家郑众，因其曾官大司农一职，故有此称。“周柱史”，即老子，老子曾任周室柱下史。上联是说汪士铎继承了郑众的经学，又像老子那样“朝隐终身无患”，是对汪士铎的颂扬。下联中的“角亢”，是二十八宿中的角宿和亢宿的合称。古人把天上的星宿和下界不同的地域相联系相对应，称某地是某星宿的分野。角、亢的分野在郑国，故称“郑角亢”。“角亢”又指寿星，汪士铎享年八十八岁，是为高寿。“鲁灵光”，指汉代建在山东曲阜的灵光殿，到汉末，义军四起，中原逐鹿，众殿遭毁，惟灵光殿独存。后遂以“鲁灵光”喻指硕果仅存的人或事物。下联的意思是汪士铎作为金陵硕果仅存的儒宗和寿星，也像天上的角、亢两星沉没了，是对汪士铎的哀悼。
（作者单位：南京日报社）
文章摘自：《南京史志》2017年第2期
（秘书处 编研处）
南宋 陈容《九龙图》纸本 墨笔淡设色，尺寸：纵46.3cm，横1092.4cm，现收藏于美国波士顿美术馆。
《九龙图》描绘了九条形态各异的龙，或攀伏山岩之上，怒日圆睁；或游行于云空之中，雷电云雾掩映；或龙戏水珠、波涛汹涌；或雌雄相待，欲追欲逐；或架势搏斗等等，将龙的种种神态情势，刻画得非常生动。
《九龙图》是宫廷绘画与文人画过渡时期，文人画家陈容的代表作，在中国古代绘画史上具有相当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九龙图》描画了九条龙分置于险山云雾和湍急的潮水之中的场景，其九龙形态各异，自右往左依次为：
第一龙，刚刚从岩穴中飞跃而出，头尾毕露，紧抓巨石，翘首以待。
第二龙，仅露头尾，与缭绕的雾气相容，双目斜视，回眸望向第一龙。
第三龙，从岩石上跃起，耳目炯炯正视前方，张牙舞爪，神态凌厉。
第四龙，被突如其来的巨浪顺势卷入漩涡，奋力挣扎，目光狰狞，左爪中的明珠如捏碎一般，姿态异常痛苦。
第五、第六龙，为一组，第五龙龙角已脱落，猛然腾起注视着疾驰的六龙，形成搏斗架势。
第七龙，在云海中嬉戏遨游，几乎被湮于其间。
第八龙，穿过云雾翱翔天空，尾巴若隐若现，一副傲慢姿态。
第九龙，则俯身于岩石之上，回望卷首。
卷中第三龙与第四龙中间，有清乾隆御笔题文曰：奇笔惊看陈所翁，画龙性讶与龙通，劈开硖石倒流水，喷出湫云浮御空。变化老聃犹可肖，形容居宷讵能工，干元用九羲爻象，岂在三三拘数中。丁亥暮春中澣御题目命金廷标仿此卷，颇觉神似，即用前韵题之并书于后：栖霞山树会昌翁，阳彤神模概可通，谓若无翻惊乍有，不邻虚复解搏空。群从定是趋云伯，大霈宁须藉雨工，陈固似哉张似否，壁飞作霨望颙中。
第九龙之后紧接为作者题记曰：楚中写凿真龙窥，金陵点眼双龙飞诸梁羽化张亦去，雌雄笈杀刘洞微八轴吴龙不堪挂，醉余吐出胸中画龙门三峡浪如山，从臾涨天声价大飞龙出峡驾春江，九河之势不敢降一龙天池戴赤木，菌蠢猛省云雾邦钧天竒女又遭谪，雷公擘山天地黑玉龙皎皎摩苍崖，蟠蜿似避阳陵客鼾鼻睡起金蛇奔，崭然头角当海门摩牙厉爪攫明月，天吴起舞摇天根云头教子掣金鏁，第五图中龙最老两龙遍活黎与蒸，马鬃夜半天瓢倒桃花浪暖透三层，禹门岌嶪谁敢登苍髯綘鬛火烧尾，十月霹雳随飞腾蜀侯高卧南阳武，貌出全形竒且古神功收敛待时来，天下苍生望霖两所翁写出九龙图，笔端妙处世所无逺观云水似飞动，即之疑是神所摹宣城龙公生九子，尽入老翁图画里阿谁为我屠双牛，一牛莫着金笼头。九鹿之图跋于涪翁，九马之图赞于坡老，所翁之龙虽非鹿马并然，欲效苏黄二先生赞迹，则余岂敢姑述以志岁月。
卷后另有各名家跋文，如：
元代天师太元子题跋曰：玄云泼墨号天风，云头掷火驱雷公。元气淋漓雨师急，天地变化谁为雄。两龙奋迅见光怪，夭矫西行出天外。一龙起处山石摧，摩荡余声隐磅磕。一龙不竞群龙趋，搏取明月看隋珠。老龙居中最苍古，盘旋引子方自娱。一龙出水露头角，白浪如山映空作。一龙飞上苍茫间，倾倒天瓢振枯涸。最后一龙心独闲，回头似欲归潜渊。腾骧宛转各异态，匪龙安得知其全。洞微物化僧繇死，千载神交所翁继。观龙不在鳞髯精，妙用应须论神气。九阳数极变必通，此物岂困缄縢中。但愁辟历随昏蒙，一旦飞去苍旻空。至顺二年孟春天师太元子书。
吴全节题跋曰：雷雨天垂垂，电火飞墨水。解衣盘礴初，神物听麾指。雪茧起风云，瞬息几万里。用九赞乾元，犹龙师老子。闲闲道人吴全节书。
欧阳玄题跋：乾阳六爻阳为实，其名六龙象龙质。维乾用九神变化，后世遂称九龙出。湖南马氏踵其讹，八龙绕柱身当一。如何括苍大手笔，亦复画此风雷室。欧阳玄。
张翥题跋：羽人示我九龙图，知是雷电堂中物。榑桑金纸三十尺，一一蜿蜒写奇崛。划翻断峡据石崖，欻驾奔涛卷溟渤。控搏骊珠争照耀，簸荡蜃云相出后。引子双飞凌太阴，垂（髯）独下蟠幽窟。壮哉笔迹穷变化，无乃从前识真骨。我生所见世少如，此画通灵那敢忽。自非羽人能制龙，谁能藏之筐箧中。不然（霹雳）下穿璧，（蹴踏）白日随飘风。高堂昼开走百怪，熟视但觉烟霏蒙。僧繇不作董羽死，晚有若人堪比工。起须为雨被九土，嗟尔意气何其雄。丈夫事业政如此，一出要扫庸奴空。安能屑屑弄丹粉，漫费精神图草虫。晋宁张翥。
明代王伯易题曰：龙本神物，其体纯阳，故变化不测。画者取乾元用九之义，以阳之极数出神物以骇耳.目其变化隠显飞龙在天莫之敢窥真神妙用夐，出物外忽使破壁跃水，亦固有之。伯易观于洪武庚申十月也。江宁王伯易。
《九龙图》在元代时，经欧阳玄、张翥等鉴藏，清初被耿昭忠等收藏，乾隆年间入清内府，后颁赐给恭亲王奕訢。后流入海外，现收藏于美国波士顿美术馆。
陈容（1210—1260年）字公储，号所翁，福建长乐人，南宋画家，端平二年（1235年）进士，曾做过福建莆田太守。诗文豪壮，暇则游翰墨，善画龙，宝佑年间，名重一时。画龙善用水墨，深得变化之意，泼墨成云，噀水成雾。传世作品有《霖雨图》《墨龙图》《云龙图》《六龙图》《九龙图》等。[good][作揖]
《九龙图》描绘了九条形态各异的龙，或攀伏山岩之上，怒日圆睁；或游行于云空之中，雷电云雾掩映；或龙戏水珠、波涛汹涌；或雌雄相待，欲追欲逐；或架势搏斗等等，将龙的种种神态情势，刻画得非常生动。
《九龙图》是宫廷绘画与文人画过渡时期，文人画家陈容的代表作，在中国古代绘画史上具有相当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九龙图》描画了九条龙分置于险山云雾和湍急的潮水之中的场景，其九龙形态各异，自右往左依次为：
第一龙，刚刚从岩穴中飞跃而出，头尾毕露，紧抓巨石，翘首以待。
第二龙，仅露头尾，与缭绕的雾气相容，双目斜视，回眸望向第一龙。
第三龙，从岩石上跃起，耳目炯炯正视前方，张牙舞爪，神态凌厉。
第四龙，被突如其来的巨浪顺势卷入漩涡，奋力挣扎，目光狰狞，左爪中的明珠如捏碎一般，姿态异常痛苦。
第五、第六龙，为一组，第五龙龙角已脱落，猛然腾起注视着疾驰的六龙，形成搏斗架势。
第七龙，在云海中嬉戏遨游，几乎被湮于其间。
第八龙，穿过云雾翱翔天空，尾巴若隐若现，一副傲慢姿态。
第九龙，则俯身于岩石之上，回望卷首。
卷中第三龙与第四龙中间，有清乾隆御笔题文曰：奇笔惊看陈所翁，画龙性讶与龙通，劈开硖石倒流水，喷出湫云浮御空。变化老聃犹可肖，形容居宷讵能工，干元用九羲爻象，岂在三三拘数中。丁亥暮春中澣御题目命金廷标仿此卷，颇觉神似，即用前韵题之并书于后：栖霞山树会昌翁，阳彤神模概可通，谓若无翻惊乍有，不邻虚复解搏空。群从定是趋云伯，大霈宁须藉雨工，陈固似哉张似否，壁飞作霨望颙中。
第九龙之后紧接为作者题记曰：楚中写凿真龙窥，金陵点眼双龙飞诸梁羽化张亦去，雌雄笈杀刘洞微八轴吴龙不堪挂，醉余吐出胸中画龙门三峡浪如山，从臾涨天声价大飞龙出峡驾春江，九河之势不敢降一龙天池戴赤木，菌蠢猛省云雾邦钧天竒女又遭谪，雷公擘山天地黑玉龙皎皎摩苍崖，蟠蜿似避阳陵客鼾鼻睡起金蛇奔，崭然头角当海门摩牙厉爪攫明月，天吴起舞摇天根云头教子掣金鏁，第五图中龙最老两龙遍活黎与蒸，马鬃夜半天瓢倒桃花浪暖透三层，禹门岌嶪谁敢登苍髯綘鬛火烧尾，十月霹雳随飞腾蜀侯高卧南阳武，貌出全形竒且古神功收敛待时来，天下苍生望霖两所翁写出九龙图，笔端妙处世所无逺观云水似飞动，即之疑是神所摹宣城龙公生九子，尽入老翁图画里阿谁为我屠双牛，一牛莫着金笼头。九鹿之图跋于涪翁，九马之图赞于坡老，所翁之龙虽非鹿马并然，欲效苏黄二先生赞迹，则余岂敢姑述以志岁月。
卷后另有各名家跋文，如：
元代天师太元子题跋曰：玄云泼墨号天风，云头掷火驱雷公。元气淋漓雨师急，天地变化谁为雄。两龙奋迅见光怪，夭矫西行出天外。一龙起处山石摧，摩荡余声隐磅磕。一龙不竞群龙趋，搏取明月看隋珠。老龙居中最苍古，盘旋引子方自娱。一龙出水露头角，白浪如山映空作。一龙飞上苍茫间，倾倒天瓢振枯涸。最后一龙心独闲，回头似欲归潜渊。腾骧宛转各异态，匪龙安得知其全。洞微物化僧繇死，千载神交所翁继。观龙不在鳞髯精，妙用应须论神气。九阳数极变必通，此物岂困缄縢中。但愁辟历随昏蒙，一旦飞去苍旻空。至顺二年孟春天师太元子书。
吴全节题跋曰：雷雨天垂垂，电火飞墨水。解衣盘礴初，神物听麾指。雪茧起风云，瞬息几万里。用九赞乾元，犹龙师老子。闲闲道人吴全节书。
欧阳玄题跋：乾阳六爻阳为实，其名六龙象龙质。维乾用九神变化，后世遂称九龙出。湖南马氏踵其讹，八龙绕柱身当一。如何括苍大手笔，亦复画此风雷室。欧阳玄。
张翥题跋：羽人示我九龙图，知是雷电堂中物。榑桑金纸三十尺，一一蜿蜒写奇崛。划翻断峡据石崖，欻驾奔涛卷溟渤。控搏骊珠争照耀，簸荡蜃云相出后。引子双飞凌太阴，垂（髯）独下蟠幽窟。壮哉笔迹穷变化，无乃从前识真骨。我生所见世少如，此画通灵那敢忽。自非羽人能制龙，谁能藏之筐箧中。不然（霹雳）下穿璧，（蹴踏）白日随飘风。高堂昼开走百怪，熟视但觉烟霏蒙。僧繇不作董羽死，晚有若人堪比工。起须为雨被九土，嗟尔意气何其雄。丈夫事业政如此，一出要扫庸奴空。安能屑屑弄丹粉，漫费精神图草虫。晋宁张翥。
明代王伯易题曰：龙本神物，其体纯阳，故变化不测。画者取乾元用九之义，以阳之极数出神物以骇耳.目其变化隠显飞龙在天莫之敢窥真神妙用夐，出物外忽使破壁跃水，亦固有之。伯易观于洪武庚申十月也。江宁王伯易。
《九龙图》在元代时，经欧阳玄、张翥等鉴藏，清初被耿昭忠等收藏，乾隆年间入清内府，后颁赐给恭亲王奕訢。后流入海外，现收藏于美国波士顿美术馆。
陈容（1210—1260年）字公储，号所翁，福建长乐人，南宋画家，端平二年（1235年）进士，曾做过福建莆田太守。诗文豪壮，暇则游翰墨，善画龙，宝佑年间，名重一时。画龙善用水墨，深得变化之意，泼墨成云，噀水成雾。传世作品有《霖雨图》《墨龙图》《云龙图》《六龙图》《九龙图》等。[good][作揖]
#古建中国# 【龙文化——中国传统建筑中龙的装饰艺术】龙是中华民族的象征，世界各地的华人都以自己是龙的传人而自豪，中国更被誉为东方巨龙。龙文化渗透于中国的每一个角落，尤其是在中国传统建筑中，到处都能看到龙的踪影。
三年寻龙，十年点穴
古老的风水理论恪守天人合一、阴阳平衡、五行生克三大古典原则，与中国营造学、中国造园学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代建筑理论的三大支柱。古人无论是选择繁衍子孙的居所还是安放灵魂的阴宅，从选址、建造到最后的“入住”都须有风水堪舆师参与并提供意见。
一般来说，风水术被分为理气派和形势派。但无论是形势派还是理气派都离不开对山川地形的判断，在中国风水术中，没有离开形势的理气，也没有不需要理气的形势。任何一块宅地表现出来的吉凶，都是由大环境所决定的，犹如中医切脉，从脉象之洪细弦虚紧滑浮沉迟速，就可知身体的一般状况，因为这是由心血管的机能状态所决定的。只有形势完美，宅地才完美。清代的《阳宅十书》指出：“人之居处宜以大地山河为主，其来脉气势最大，关系人祸福最为切要。”
风水术士考察山川形势首推“地理五诀”，即龙、穴、砂、水、向，相应的活动为“觅龙、察砂、观水、点穴、立向”。所谓觅龙，就是勘察当地的龙脉，进行分析推理，判定其好坏。脉的本意是血管，引申为像血管一样连绵贯穿的东西，而龙的躯体以绵长为特征，且龙善于变化。因此，古代风水理论就借龙之名来代表山脉的走向、起伏、转折、变化，外形上连绵起伏，并且其中有生气贯通、有始有终、有根有源、有支有派的山脉被称作“龙脉”。平地上也有龙脉，其标志是微地形和水流。
古人之所以要寻找、辨别龙脉，原因就在于风水术以气为万物本源。《管氏地理指蒙》卷一《有无往来》云：“未见气曰太易，气之始曰太初……一气积而两仪分，一生三而五行具，吉凶悔吝有机而可测，盛衰消长有度而不渝。”明代蒋平阶在《水龙经》中论“气机妙运”时说：“太始唯一气，莫先于水。水中积浊，遂成山川。经云：气者，水之母。水者，气之子。气行则水随，而水止则气止，子母同情，水气相逐也。夫溢于地外而有迹者为水，行于地中而无形者为气。表里同用，此造化之妙用，故察地中之气趋东趋西，即其水之或去或来而知之矣。
行龙必水辅，气止必有水界。辅行龙者水，故察水之所来而知龙气发源之始；止龙气者亦水，故察水之所交而知龙气融聚之处。”此气并非物质世界中的空气、大气，而是一种“行乎地中，发而生乎万物”说不清是什么东西的超自然的神秘之“物”。它是无穷变化的，它可以变成水，也可以积淀为山川，所以寻找生气首先就要观察山川的形势。辨别龙脉的好坏，要审定山脉的长远，辨别山脉的大小与兴衰。山脉来得绵远者，气脉亦绵远；山脉来得短促者，气脉亦短促。
勘测风水首先要搞清楚来龙去脉，然后寻找能聚生气的地点，这就是“点穴”。“穴者，山水相交，阴阳融凝，情之所钟处也。”在风水中引申为龙脉止聚、川溯萦回、冲阴和阳、土厚水深、郁草茂林的一个地方，风水学的“形势派”认为“有龙必有穴”，“龙真穴亦真，龙假穴亦假”。绵亘的龙脉，远者百里千里，近者五里十里，选穴实非易事，正如《葬经》所云：“三年寻龙，十年点穴。”
天下龙脉发于昆仑
中国的地理形势，每隔8度左右就有一条大的纬向构造，《考工记》云：“天下之势，两山之间必有川矣。大川之上必有途矣。”《尚书·禹贡》篇把中国山脉划为四列九山。而被认为是风水术“形势派”开山人物的唐人杨筠松在《青囊海角经》中写道：“山之发根脉从昆仑。昆仑之脉，枝干分明。秉之若五气，合诸五行；天气下降，地气上升；阴阳相配，合乎德刑；四时合序，日月合明；相生相克，祸福悠分。存亡之道，究诸甲庚，天星凶吉，囊括虚盈。”昆仑山这座中国大山，在古代神话中上通天、下通地，山上百神集结；它又是地理上实质存在的山，是万河之源、万山之宗，似乎浓缩了宇宙的一切生发之道。
风水学认为它上载天上五气，并有阴阳在此交会，又具备五形，是万山之祖。由昆仑山发端生出五支山脉，其中三支向东南延伸出三条龙脉，北龙从阴山、贺兰山入山西，起太原，渡海而止。中龙由岷山入关中，至泰山入海。南龙由云贵、湖南至福建、浙江入海。这三大干就是中国历代视为龙脉的山脉。俗话说“龙生九子，各有不同”，堪舆家将龙脉之形作了形象的概括，共分九条正龙：回龙、出洋龙、降龙、生龙、飞龙、卧龙、隐龙、领群龙。而根据不同的方法就会有不同的划分结果。根据顺逆可划分为顺龙和逆龙，根据阴阳可划分为阳龙与阴龙。概括来说，好的龙脉主要有：生龙、善龙、富龙、贵龙等等；与此相对，坏的龙脉主要有死龙、恶龙、病龙、贫龙、绝龙等等，总之，龙脉观形则易，认势惟难。
按照理想的模式龙脉分为祖山、少祖之山、高祖之山、远祖之山。能否得龙脉吉气，祖山最为重要，其气势要求耸拔胸围，作为生气聚集的中枢。少祖之山乃祖山与高祖之山的连接纽带，祖山只有通过此与高祖、远祖之山连接，才能获得源源不绝的生气，直达于昆仑祖庭之气脉，若不是如此，就会生出弊害。
以北京城为例。《天下舆图总考》里说道：“天下之山三大干，北干起自昆仑阗颜至白登西，一枝为壶口、太岳，南析城，历恒山、钟燕山，转天寿，尽于碣石、海。”从这里可以得知北干龙起源于昆仑山，天寿山为龙脉万里而来的聚结之处。北京城就位于这北干龙之上，而天寿山是北干龙的正结，即北京城的龙脉镇山（玄武山）。那么就是说，北京城的龙脉起自昆仑山，经太行山从西南走东北山脊，蜿蜒逶迤的太行山山脉自南向北奔腾而来；浩浩荡荡的燕山山脉，重峦叠嶂，自西向东排列。昆仑山就好比接连天地的巨柱，如同气上通天，因而故宫就具有了天上的元气。元气是宇宙生命之源，它是一切存在物的生命之本。有了元气就有生气，那么北京城就会蓄积生气，成为万代永固的基业。由此可以看出，龙脉实际上也作为一种古代社会的精神动力而存在，百姓依赖这种精神而坚定生活的信念，统治者依赖它传万世之基。整个古代，“龙脉”在人们心中的地位，几乎是牢不可破的，直至科学发达的今天，其影响依然存在。
“四神砂”中的青龙砂
除了北京，据说中国历史上的每个朝代在兴建都城之前，都会先为国都找到一座依靠的山脉，只有国都背后有高大雄伟的山峰作为靠山，国基才会坚固不拔。六朝古都南京，濒临长江、四周是山，有虎踞龙盘之势。其西边有秦淮入江，沿江多山矶，从西南往东北有石头山、马鞍山、幕府山，东有钟山，西有富贵山，南有白鹭和长命洲形成夹江。明代高启有诗赞曰：“钟山如龙独西上，欲破巨浪乘长风。江山相雄不相让，形胜争夸天下壮。”可见，为城市和建筑选址，除了对“来龙”之主山的辨别，还要观察隶属主山之环卫诸山的好坏，辨明山之群体关系，即察砂。
明代徐善继著《地理人子须知》说：“砂者，古人授受，以砂堆拨山形，因名沙尔。”沙、砂相通。在风水格局中，砂乃统指前后左右环抱城市的群山，并与特达尊崇、城市后倚的来龙或谓主山镇山者，呈隶从关系。在所有环绕吉祥地的“砂”中，最重要的当属所谓“四神砂”，它们是位于吉祥地左右前后四个方向的小山，风水学中将它们命名为：青龙（位于左）、白虎（位于右）、朱雀（位于前）、玄武（位于后）。
风水学中的这个“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有其天文学的来历。先哲在观察星辰时，选择了黄道赤道附近的二十八个星宿作为坐标，而二十八宿又分为四组，每组有七个星宿。这四组，分别是春、夏、秋、冬四季中天之星。每组七宿联起来想象出一种动物，即东方青龙、西方白虎、南方朱雀、北方玄武。唐孔颖达释苍龙七宿：“角、亢、氏、房、心、尾、箕，并为苍龙之体，南首北尾，角即龙角，尾即龙尾。”
《周易》以乾卦为第一卦，它象征龙，故乾卦又称为龙卦：“初九潜龙，勿用。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九四或跃在渊，无咎。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上九亢龙，有悔。用九见群龙元首，吉。”乾卦中的六龙，实际上反映了古人对自角至尾六宿龙星于不同季节在天球位置的变化的观测成果。初九，龙星既未出地，农事的节令还未到来，故云“潜龙勿用”。九二，龙星开始升上天空，这时人们最先看到的是龙角与天田星同时出现在东方的地平线上，农事即将开始，先行郊祀，故云“见龙在田”。九四，苍龙星宿全部出现于地平线，是春夏之交的天象，称“或跃在渊”。九五，苍龙房心尾在上中天，是夏季的天象，称“飞龙在天”。
苍龙运行过中天，龙体开始西斜，时过夏至，进入三伏天，此天象称为“亢龙”。其后龙体逐渐西斜，向西方地平线行移，组成龙头的角、亢、氏诸星宿又没入地平线，仲秋收获季节已到，这时天象称“群龙无首”。正因为古人对龙星在确定季节上的重要作用有认识，所以对之产生了崇拜，并将蛇崇拜与之结合，把东方这些星宿命名为“苍龙”，因此有人说天体崇拜是龙崇拜产生的真正原因。龙能潜伏、飞腾，均与龙星有关。至于龙的体态，则与地球上的蛇、鳄、蜥蝎等动物的形态有关。
“四象”作为方位，先秦的《礼记·曲礼》已有记载：“行前朱鸟而后玄武，左青龙而右白虎。”后人对此解释：“前南后北，左东右西，朱鸟、玄武、青龙、白虎，四方宿名也。”此处“左东右西”的概念与我们看地图有区别。现在的地图都是上北下南，左西右东，而古人的地图是倒过来的，下北上南，这样就成了“左东右西”。风水先生将“四象”运用到地形上，以“四象”的形象及动作譬喻地形，又附会以吉凶祸福。从西安半坡遗址和河南濮阳西水坡45号大墓青龙、白虎贝壳布局来看，四象在风水中的运用起码有6000多年的历史。
《三国志·管辂传》记载：“辂随军西行，过毋丘俭墓，倚树哀吟，精神不乐，人间其故，辂曰：‘林木虽茂，无形可久。碑言虽美，无后可守。玄武藏头，苍龙无足，白虎衔尸，朱雀悲哭，四危以备，法当灭族。不过二载，其应至矣。’”这就是管辂根据四象处于四危状态，判断毋丘俭两年之内必遭灭族。风水学的“祖师”郭璞在《葬经》中也说：“经曰地有四势，气从八方。故葬以左为青龙，有为白虎，前为朱雀，后为玄武。玄武垂头，朱雀翔舞，青龙蜿蜒，白虎驯。形势反此，法当破死。故虎蹲谓之衔尸，龙踞谓之嫉主，玄武不垂者拒尸，朱雀不舞者腾去。”“以支为龙虎者，来止迹乎冈阜，要如肘臂，谓之环抱。以水为朱雀者，衰旺系形应，忌夫湍流，谓之悲泣。”从以上这两段话不难看出中国风水的最佳格局，是前朱雀后玄武左青龙右白虎的四神象格局，后有靠山，前面必要有弯环朝抱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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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寻龙，十年点穴
古老的风水理论恪守天人合一、阴阳平衡、五行生克三大古典原则，与中国营造学、中国造园学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代建筑理论的三大支柱。古人无论是选择繁衍子孙的居所还是安放灵魂的阴宅，从选址、建造到最后的“入住”都须有风水堪舆师参与并提供意见。
一般来说，风水术被分为理气派和形势派。但无论是形势派还是理气派都离不开对山川地形的判断，在中国风水术中，没有离开形势的理气，也没有不需要理气的形势。任何一块宅地表现出来的吉凶，都是由大环境所决定的，犹如中医切脉，从脉象之洪细弦虚紧滑浮沉迟速，就可知身体的一般状况，因为这是由心血管的机能状态所决定的。只有形势完美，宅地才完美。清代的《阳宅十书》指出：“人之居处宜以大地山河为主，其来脉气势最大，关系人祸福最为切要。”
风水术士考察山川形势首推“地理五诀”，即龙、穴、砂、水、向，相应的活动为“觅龙、察砂、观水、点穴、立向”。所谓觅龙，就是勘察当地的龙脉，进行分析推理，判定其好坏。脉的本意是血管，引申为像血管一样连绵贯穿的东西，而龙的躯体以绵长为特征，且龙善于变化。因此，古代风水理论就借龙之名来代表山脉的走向、起伏、转折、变化，外形上连绵起伏，并且其中有生气贯通、有始有终、有根有源、有支有派的山脉被称作“龙脉”。平地上也有龙脉，其标志是微地形和水流。
古人之所以要寻找、辨别龙脉，原因就在于风水术以气为万物本源。《管氏地理指蒙》卷一《有无往来》云：“未见气曰太易，气之始曰太初……一气积而两仪分，一生三而五行具，吉凶悔吝有机而可测，盛衰消长有度而不渝。”明代蒋平阶在《水龙经》中论“气机妙运”时说：“太始唯一气，莫先于水。水中积浊，遂成山川。经云：气者，水之母。水者，气之子。气行则水随，而水止则气止，子母同情，水气相逐也。夫溢于地外而有迹者为水，行于地中而无形者为气。表里同用，此造化之妙用，故察地中之气趋东趋西，即其水之或去或来而知之矣。
行龙必水辅，气止必有水界。辅行龙者水，故察水之所来而知龙气发源之始；止龙气者亦水，故察水之所交而知龙气融聚之处。”此气并非物质世界中的空气、大气，而是一种“行乎地中，发而生乎万物”说不清是什么东西的超自然的神秘之“物”。它是无穷变化的，它可以变成水，也可以积淀为山川，所以寻找生气首先就要观察山川的形势。辨别龙脉的好坏，要审定山脉的长远，辨别山脉的大小与兴衰。山脉来得绵远者，气脉亦绵远；山脉来得短促者，气脉亦短促。
勘测风水首先要搞清楚来龙去脉，然后寻找能聚生气的地点，这就是“点穴”。“穴者，山水相交，阴阳融凝，情之所钟处也。”在风水中引申为龙脉止聚、川溯萦回、冲阴和阳、土厚水深、郁草茂林的一个地方，风水学的“形势派”认为“有龙必有穴”，“龙真穴亦真，龙假穴亦假”。绵亘的龙脉，远者百里千里，近者五里十里，选穴实非易事，正如《葬经》所云：“三年寻龙，十年点穴。”
天下龙脉发于昆仑
中国的地理形势，每隔8度左右就有一条大的纬向构造，《考工记》云：“天下之势，两山之间必有川矣。大川之上必有途矣。”《尚书·禹贡》篇把中国山脉划为四列九山。而被认为是风水术“形势派”开山人物的唐人杨筠松在《青囊海角经》中写道：“山之发根脉从昆仑。昆仑之脉，枝干分明。秉之若五气，合诸五行；天气下降，地气上升；阴阳相配，合乎德刑；四时合序，日月合明；相生相克，祸福悠分。存亡之道，究诸甲庚，天星凶吉，囊括虚盈。”昆仑山这座中国大山，在古代神话中上通天、下通地，山上百神集结；它又是地理上实质存在的山，是万河之源、万山之宗，似乎浓缩了宇宙的一切生发之道。
风水学认为它上载天上五气，并有阴阳在此交会，又具备五形，是万山之祖。由昆仑山发端生出五支山脉，其中三支向东南延伸出三条龙脉，北龙从阴山、贺兰山入山西，起太原，渡海而止。中龙由岷山入关中，至泰山入海。南龙由云贵、湖南至福建、浙江入海。这三大干就是中国历代视为龙脉的山脉。俗话说“龙生九子，各有不同”，堪舆家将龙脉之形作了形象的概括，共分九条正龙：回龙、出洋龙、降龙、生龙、飞龙、卧龙、隐龙、领群龙。而根据不同的方法就会有不同的划分结果。根据顺逆可划分为顺龙和逆龙，根据阴阳可划分为阳龙与阴龙。概括来说，好的龙脉主要有：生龙、善龙、富龙、贵龙等等；与此相对，坏的龙脉主要有死龙、恶龙、病龙、贫龙、绝龙等等，总之，龙脉观形则易，认势惟难。
按照理想的模式龙脉分为祖山、少祖之山、高祖之山、远祖之山。能否得龙脉吉气，祖山最为重要，其气势要求耸拔胸围，作为生气聚集的中枢。少祖之山乃祖山与高祖之山的连接纽带，祖山只有通过此与高祖、远祖之山连接，才能获得源源不绝的生气，直达于昆仑祖庭之气脉，若不是如此，就会生出弊害。
以北京城为例。《天下舆图总考》里说道：“天下之山三大干，北干起自昆仑阗颜至白登西，一枝为壶口、太岳，南析城，历恒山、钟燕山，转天寿，尽于碣石、海。”从这里可以得知北干龙起源于昆仑山，天寿山为龙脉万里而来的聚结之处。北京城就位于这北干龙之上，而天寿山是北干龙的正结，即北京城的龙脉镇山（玄武山）。那么就是说，北京城的龙脉起自昆仑山，经太行山从西南走东北山脊，蜿蜒逶迤的太行山山脉自南向北奔腾而来；浩浩荡荡的燕山山脉，重峦叠嶂，自西向东排列。昆仑山就好比接连天地的巨柱，如同气上通天，因而故宫就具有了天上的元气。元气是宇宙生命之源，它是一切存在物的生命之本。有了元气就有生气，那么北京城就会蓄积生气，成为万代永固的基业。由此可以看出，龙脉实际上也作为一种古代社会的精神动力而存在，百姓依赖这种精神而坚定生活的信念，统治者依赖它传万世之基。整个古代，“龙脉”在人们心中的地位，几乎是牢不可破的，直至科学发达的今天，其影响依然存在。
“四神砂”中的青龙砂
除了北京，据说中国历史上的每个朝代在兴建都城之前，都会先为国都找到一座依靠的山脉，只有国都背后有高大雄伟的山峰作为靠山，国基才会坚固不拔。六朝古都南京，濒临长江、四周是山，有虎踞龙盘之势。其西边有秦淮入江，沿江多山矶，从西南往东北有石头山、马鞍山、幕府山，东有钟山，西有富贵山，南有白鹭和长命洲形成夹江。明代高启有诗赞曰：“钟山如龙独西上，欲破巨浪乘长风。江山相雄不相让，形胜争夸天下壮。”可见，为城市和建筑选址，除了对“来龙”之主山的辨别，还要观察隶属主山之环卫诸山的好坏，辨明山之群体关系，即察砂。
明代徐善继著《地理人子须知》说：“砂者，古人授受，以砂堆拨山形，因名沙尔。”沙、砂相通。在风水格局中，砂乃统指前后左右环抱城市的群山，并与特达尊崇、城市后倚的来龙或谓主山镇山者，呈隶从关系。在所有环绕吉祥地的“砂”中，最重要的当属所谓“四神砂”，它们是位于吉祥地左右前后四个方向的小山，风水学中将它们命名为：青龙（位于左）、白虎（位于右）、朱雀（位于前）、玄武（位于后）。
风水学中的这个“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有其天文学的来历。先哲在观察星辰时，选择了黄道赤道附近的二十八个星宿作为坐标，而二十八宿又分为四组，每组有七个星宿。这四组，分别是春、夏、秋、冬四季中天之星。每组七宿联起来想象出一种动物，即东方青龙、西方白虎、南方朱雀、北方玄武。唐孔颖达释苍龙七宿：“角、亢、氏、房、心、尾、箕，并为苍龙之体，南首北尾，角即龙角，尾即龙尾。”
《周易》以乾卦为第一卦，它象征龙，故乾卦又称为龙卦：“初九潜龙，勿用。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九四或跃在渊，无咎。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上九亢龙，有悔。用九见群龙元首，吉。”乾卦中的六龙，实际上反映了古人对自角至尾六宿龙星于不同季节在天球位置的变化的观测成果。初九，龙星既未出地，农事的节令还未到来，故云“潜龙勿用”。九二，龙星开始升上天空，这时人们最先看到的是龙角与天田星同时出现在东方的地平线上，农事即将开始，先行郊祀，故云“见龙在田”。九四，苍龙星宿全部出现于地平线，是春夏之交的天象，称“或跃在渊”。九五，苍龙房心尾在上中天，是夏季的天象，称“飞龙在天”。
苍龙运行过中天，龙体开始西斜，时过夏至，进入三伏天，此天象称为“亢龙”。其后龙体逐渐西斜，向西方地平线行移，组成龙头的角、亢、氏诸星宿又没入地平线，仲秋收获季节已到，这时天象称“群龙无首”。正因为古人对龙星在确定季节上的重要作用有认识，所以对之产生了崇拜，并将蛇崇拜与之结合，把东方这些星宿命名为“苍龙”，因此有人说天体崇拜是龙崇拜产生的真正原因。龙能潜伏、飞腾，均与龙星有关。至于龙的体态，则与地球上的蛇、鳄、蜥蝎等动物的形态有关。
“四象”作为方位，先秦的《礼记·曲礼》已有记载：“行前朱鸟而后玄武，左青龙而右白虎。”后人对此解释：“前南后北，左东右西，朱鸟、玄武、青龙、白虎，四方宿名也。”此处“左东右西”的概念与我们看地图有区别。现在的地图都是上北下南，左西右东，而古人的地图是倒过来的，下北上南，这样就成了“左东右西”。风水先生将“四象”运用到地形上，以“四象”的形象及动作譬喻地形，又附会以吉凶祸福。从西安半坡遗址和河南濮阳西水坡45号大墓青龙、白虎贝壳布局来看，四象在风水中的运用起码有6000多年的历史。
《三国志·管辂传》记载：“辂随军西行，过毋丘俭墓，倚树哀吟，精神不乐，人间其故，辂曰：‘林木虽茂，无形可久。碑言虽美，无后可守。玄武藏头，苍龙无足，白虎衔尸，朱雀悲哭，四危以备，法当灭族。不过二载，其应至矣。’”这就是管辂根据四象处于四危状态，判断毋丘俭两年之内必遭灭族。风水学的“祖师”郭璞在《葬经》中也说：“经曰地有四势，气从八方。故葬以左为青龙，有为白虎，前为朱雀，后为玄武。玄武垂头，朱雀翔舞，青龙蜿蜒，白虎驯。形势反此，法当破死。故虎蹲谓之衔尸，龙踞谓之嫉主，玄武不垂者拒尸，朱雀不舞者腾去。”“以支为龙虎者，来止迹乎冈阜，要如肘臂，谓之环抱。以水为朱雀者，衰旺系形应，忌夫湍流，谓之悲泣。”从以上这两段话不难看出中国风水的最佳格局，是前朱雀后玄武左青龙右白虎的四神象格局，后有靠山，前面必要有弯环朝抱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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