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袖人物与国运兴衰

近代中国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内忧外患频仍。一八五零年代起自广西的太平军兵锋一路南下建都南京，满清统治岌岌可危，幸有曾国藩、胡林翼和左宗棠等湘淮系领袖挽狂澜于既倒。继之而起的李鸿章、张之洞等洋务巨擘亦励精图治，得开同光中兴之局。但甲午一役以三十年练兵之精华付之一炬，割台湾、赔白银二亿两于日本，国运为之一转。

甲午之役创巨痛深，朝野上下自此笼罩在亡国灭种的气氛中。此后中国经历了由帝制而共和的惊天巨变，但亡国灭种仍旧是时人的口头禅。甲午之后的半个世纪，中国最严重的民族危机皆起于东邻日本的侵逼。如果说早先的“瓜分”多少带有士大夫自我想象的成分，1915年日本提出二十一条与1930年代的系列事变使得亡国危险在实际层面不断加剧。

就19世纪初20世纪末整个世界的情况而论，相较于亚非拉多数国家彻底沦为殖民地，中国不致彻底瓜分的结果的确已属罕见。不可忽略的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建构的强烈亡国意识亦是免于瓜分之一因。社会学家吉登斯的反思性理论就特别指出，因为人们预测到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必定代替资本主义的论断，就会反思采取各种措施预防其发生，从而导致马克思的这一决定论无法实现。套用吉氏这一理论，强烈的亡国意识也会促使时人通过种种努力规避“亡国”结果的出现。

罗志田曾颇有见地的指出民初政治的特质是内政与外交打成一片。进一步说，外部危机的加剧致使统一的诉求更加急迫，当时的舆论要求统一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因为真正的统一才能集中全国的力量一致对外。但共和肇建不久，袁世凯即因称帝葬送好局。此后护国、护法运动相继而起，南北分裂与军阀割据之势日趋显现，各派政治力量你方唱罢我登台，与之对应的便是各路政治领袖的急起急落。1918年章太炎针对这一局面评论道:“六七年来所见国中人物，皆暴起一时，小成即堕。”其政治恶果是“中间主干之位遂虚”以致“一国无长可依赖之人”。

章氏所谓“人物”特指政治领袖人物无疑。其“长可依赖”之说，可征之于晚清民国历史。满清维系统一局面的柱国勋臣与之后民初能保持稳定的中心人物先后凋零与辛亥至民初的政治动荡息息相关。精通中国历史的日本史家内藤湖南曾就中国时局分析道：“倘若像张之洞那样的政治家，西太后那样的执政者能够维持长久统治的话，也依然还是有可能渐渐将变动导向安定，达到一定效果的。然而不幸的是，中国的中心势力人物相继凋零，因此这一已经运作起来的组织到头来最终彻底破了产，革命从此爆发了。革命以后的几年之间，像袁世凯这种还算有见识阅历的人物统治了中国。在他的统治期间，防范了激烈变动的发生。不过他也很快就死去了。”（内藤湖南著，林晓光译，东洋文化史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04，第166页）在他看来，自此中国“能够成为中心势力的人物丧失殆尽”。

1916年日本报界就忧虑袁世凯死后中国将失去政治上之中心势力，或不免于纷扰。报人邵飘萍对此曾不以为然，他根据“袁氏之所以败”认为其并非中国政治之中心势力。且认为“国政之中心势力，不可系于个人”，共和国当以宪法为中心势力。此类看轻“英雄”而抬高“普通人”的观念自梁启超《新民说》问世后已属常见，但后来的事实证明袁世凯死后北洋系再无一人可定于一尊更遑论统一全国了。可以说，袁世凯的死开启了一个群雄逐鹿的时代。政治对领袖人物的“依赖”导致个人生死往往左右政局走向。

同光中兴至共和肇建，王朝鼎革巨变背后的湘淮系至北洋系，其间的连续性清晰可见。其领袖曾国藩、李鸿章及袁世凯皆以武功起家，又兼能文治，可谓国之柱石。这些领袖人物的相继谢世亦对政象的衍变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