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昌帝君阴骘文》原文及白话
《文昌帝君阴骘文》告诫人们为人处世的道理，从而达到理想的人生境界，是中华文化教人为善去恶的范本。这本书在中国历史上具有极其广泛和深远的影响，它与《太上感应篇》、《关帝觉世宝训》等同为民间流行的善书。
原文：
帝君曰：吾一十七世为士大夫身。未尝虐民酷吏。救人之难，济人之急，悯人之孤，容人之过。广行阴骘，上格苍穹。人能如我存心，天必赐汝以福。
于是训于人曰：昔于公治狱，大兴驷马之门。窦氏济人，高折五枝之桂。救蚁，中状元之选；埋蛇，享宰相之荣。欲广福田，须凭心地。行时时之方便，作种种之阴功。利物利人，修善修福。正直代天行化，慈祥为国为民。存平等心，扩宽大量。忠主孝亲，敬兄信友。和睦夫妇，教训子孙。毋慢师长，毋侮圣言。或奉真朝斗，或拜佛念经。报答四恩，广行三教。谈道义而化奸顽，讲经史而晓愚昧。济急如济涸辙之鱼，救危如救密罗之雀。矜孤恤寡，敬老怜贫。举善荐贤，饶人责己。
措衣食，周道路之饥寒；施棺椁（guǒ），免尸骸之暴露。造漏泽之仁园，兴启蒙之义塾。家富，提携亲戚；岁饥，赈济邻朋。斗称须要公平，不可轻出重入。奴婢待之宽恕，岂宜备责苛求。印造经文，创修寺院。舍药材以拯疾苦，施茶水以解渴烦；点夜灯以照人行；造河船以济人渡。或买物而放生，或持斋而戒杀。举步常看虫蚁，禁火莫烧山林。勿登山而网禽鸟，勿临水而毒鱼虾。勿宰耕牛，勿弃字纸。勿谋人之财产，勿妒人之技能。
勿淫人之妻女，勿唆人之争讼。勿坏人之名利，勿破人之婚姻。勿因私仇，使人兄弟不和。勿因小利，使人父子不睦。勿倚权势而辱善良，勿恃富豪而欺穷困。依本分而致谦恭，守规矩而遵法度。谐和宗族，解释冤怨。善人则亲近之，助德行于身心。恶人则远避之，杜灾殃于眉睫。常须隐恶扬善，不可口是心非。恒记有益之语，罔谈非礼之言。剪碍道之荆榛，除当途之瓦石。修数百年崎岖之路，造千万人来往之桥。垂训以格人非，捐资以成人美。作事须循天理，出言要顺人心。见先哲于羹墙，慎独知于衾影。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永无恶曜加临，常有吉神拥护。近报则在自己，远报则在儿孙。百福骈（pián）臻，千祥云集，岂不从阴骘中得来者哉！
白话文：
文昌帝君说：我轮回到十七世时是一个地方父母官的人身，从没有做过对不起群众和下属的事，解救别人的困难，患难，怜悯别人的孤儿，孤独，容纳宽恕别人的过失，过错，广泛地行善积阴德，感应感动了上苍（是指天人感应），别人如果能象我这样存有好心地好心田，上天必定赐福给你！
于是文昌帝君就训劝世人说：汉朝时的东海人“于公”做地方官时，审案量刑公平合理，昭雪冤枉，民众允服，当他的家门坏了，就造了一道能容纳四匹马经过的大门，人问其故，他说他做官多积阴德，从末冤枉好人，后代必定兴旺发达，后来他的儿子果然做了丞相，孙子也做了御史大夫。五代时的燕山人窦禹钧，三十多岁时还没生育有儿子，有一次他梦见他祖父对他说，你不但没有儿子，而且还很短命，宜快点多积阴德来挽回天命。窦禹钧于是力行善事，救济别人，广积阴功，数年以后，连生五子，五子都聪明俊伟，而且高中科举，五个儿子都做了官，他本人也活到八十有二，无疾谈笑而逝。
想增广你的福气福田，必须要心地心田好，时刻方便别人，积累种种阴德阴功，对人对物都要利益，修积善行就是修积自己的福份，以正直的德性教化世人，象上天化育万物的德行一样，心地慈祥，爱国为民，忠于主人，孝敬双亲，尊敬兄长，对朋友讲信用，不欺骗朋友，或者敬奉天仙，朝礼斗宿，或者拜佛念经，报答父恩、母恩、佛恩、老师恩，广行佛、道、儒三教，救急就象救济被涸竭池水的鱼，救危就象挽救被网密罗的鸟雀，矜哀孤儿，抚恤寡妇，尊敬老人，怜悯贫穷，布施衣服食物周济在道路两旁饥寒交迫的人，布施棺材掩埋尸骸以避免尸骸暴露，家里富有就想方设法提携亲戚朋友，遇到稻米失收的饥荒年头，应当赈济邻居和亲朋戚友，用来称东西的秤要准确公平，不可短斤缺两，宽恕对待雇用的工人，不可尖酸刻薄，责备苛求，出钱出力捐印经书和善书，推动经书善书的传播流通，修建或修葺寺庙，寺庵，施舍馈赠药材药方来医治拯救别人的疾病痛苦，布施茶水使别人解渴去燥，或者经常买生物来放生，或者常常吃斋，持戒避免杀生，走路时常常留意虫子和蚂蚁，不要踩到它们，应当严禁烟火不要火烧山林，在没有灯火的道路旁放置灯火方便行人走夜路，在没有渡船的河流里设置义渡渡人过岸。
不要登上山上去网罗捕捉飞禽走兽，有伤阴德，不要到河溪边钓鱼、毒杀网罗鱼虾，更不要竭泽而渔，有伤阴德，不要宰杀耕牛，有伤阴德，不要随便丢弃字纸书籍，有伤阴德，不要谋夺别人的财产，有伤阴德，不要嫉妒眼红别人的技艺才能，有伤阴德，不要私通淫欲别人的妻子女儿，有伤阴德，不要教唆别人互相口角争斗，甚至对薄公堂，有伤阴德，不要随便破坏别人的名誉利益，有伤阴德，不要破坏别人的婚姻家庭幸福，有伤阴德，不要因为个人私仇而使别人兄弟互相不和，有伤阴德，不要因为小小利益而使别人父子不和睦，有伤阴德，不要倚仗有权有势而欺辱善良的人，有伤阴德，不要仗着富有而去欺凌穷困的人，有伤阴德，亲近善人则有助于身心德行，远避恶人则瞬间杜绝灾殃，经常宣扬赞叹别人的善事，而不宣扬传播别人的恶事，不要口是心非，讲一套做一套，剪除阻碍道路的荆棘，搬走障碍道路的瓦石，修整几百年来都是崎岖不平的道路，以利于行走，建造修葺许多人来往的河桥，留传训言给后人鉴别确定事情是非善恶，捐赠钱财成全别人的好事善事，做人做事都要遵循天理，合乎道理，说话要合乎公道人心，慎防祸从口出，不要拘泥于往古圣贤的道理学说，就象叶公只会画龙，而不知有真龙！
独行不愧影，独卧不愧衾，能做到衾影不愧时才是慎独慎到极处，不要造作种种恶事（即上文所说淫杀破坏等事）；身体力行种种善事（即上文所说忠孝敬信等事），这样就永远没有灾星加祸，常常会有吉神照耀护佑，时间快点就有善报在自己，时间慢点就有善报在儿孙后代，百福临门，万事吉祥如意，难道不是从积累阴德中得来的吗？
《文昌帝君阴骘文》告诫人们为人处世的道理，从而达到理想的人生境界，是中华文化教人为善去恶的范本。这本书在中国历史上具有极其广泛和深远的影响，它与《太上感应篇》、《关帝觉世宝训》等同为民间流行的善书。
原文：
帝君曰：吾一十七世为士大夫身。未尝虐民酷吏。救人之难，济人之急，悯人之孤，容人之过。广行阴骘，上格苍穹。人能如我存心，天必赐汝以福。
于是训于人曰：昔于公治狱，大兴驷马之门。窦氏济人，高折五枝之桂。救蚁，中状元之选；埋蛇，享宰相之荣。欲广福田，须凭心地。行时时之方便，作种种之阴功。利物利人，修善修福。正直代天行化，慈祥为国为民。存平等心，扩宽大量。忠主孝亲，敬兄信友。和睦夫妇，教训子孙。毋慢师长，毋侮圣言。或奉真朝斗，或拜佛念经。报答四恩，广行三教。谈道义而化奸顽，讲经史而晓愚昧。济急如济涸辙之鱼，救危如救密罗之雀。矜孤恤寡，敬老怜贫。举善荐贤，饶人责己。
措衣食，周道路之饥寒；施棺椁（guǒ），免尸骸之暴露。造漏泽之仁园，兴启蒙之义塾。家富，提携亲戚；岁饥，赈济邻朋。斗称须要公平，不可轻出重入。奴婢待之宽恕，岂宜备责苛求。印造经文，创修寺院。舍药材以拯疾苦，施茶水以解渴烦；点夜灯以照人行；造河船以济人渡。或买物而放生，或持斋而戒杀。举步常看虫蚁，禁火莫烧山林。勿登山而网禽鸟，勿临水而毒鱼虾。勿宰耕牛，勿弃字纸。勿谋人之财产，勿妒人之技能。
勿淫人之妻女，勿唆人之争讼。勿坏人之名利，勿破人之婚姻。勿因私仇，使人兄弟不和。勿因小利，使人父子不睦。勿倚权势而辱善良，勿恃富豪而欺穷困。依本分而致谦恭，守规矩而遵法度。谐和宗族，解释冤怨。善人则亲近之，助德行于身心。恶人则远避之，杜灾殃于眉睫。常须隐恶扬善，不可口是心非。恒记有益之语，罔谈非礼之言。剪碍道之荆榛，除当途之瓦石。修数百年崎岖之路，造千万人来往之桥。垂训以格人非，捐资以成人美。作事须循天理，出言要顺人心。见先哲于羹墙，慎独知于衾影。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永无恶曜加临，常有吉神拥护。近报则在自己，远报则在儿孙。百福骈（pián）臻，千祥云集，岂不从阴骘中得来者哉！
白话文：
文昌帝君说：我轮回到十七世时是一个地方父母官的人身，从没有做过对不起群众和下属的事，解救别人的困难，患难，怜悯别人的孤儿，孤独，容纳宽恕别人的过失，过错，广泛地行善积阴德，感应感动了上苍（是指天人感应），别人如果能象我这样存有好心地好心田，上天必定赐福给你！
于是文昌帝君就训劝世人说：汉朝时的东海人“于公”做地方官时，审案量刑公平合理，昭雪冤枉，民众允服，当他的家门坏了，就造了一道能容纳四匹马经过的大门，人问其故，他说他做官多积阴德，从末冤枉好人，后代必定兴旺发达，后来他的儿子果然做了丞相，孙子也做了御史大夫。五代时的燕山人窦禹钧，三十多岁时还没生育有儿子，有一次他梦见他祖父对他说，你不但没有儿子，而且还很短命，宜快点多积阴德来挽回天命。窦禹钧于是力行善事，救济别人，广积阴功，数年以后，连生五子，五子都聪明俊伟，而且高中科举，五个儿子都做了官，他本人也活到八十有二，无疾谈笑而逝。
想增广你的福气福田，必须要心地心田好，时刻方便别人，积累种种阴德阴功，对人对物都要利益，修积善行就是修积自己的福份，以正直的德性教化世人，象上天化育万物的德行一样，心地慈祥，爱国为民，忠于主人，孝敬双亲，尊敬兄长，对朋友讲信用，不欺骗朋友，或者敬奉天仙，朝礼斗宿，或者拜佛念经，报答父恩、母恩、佛恩、老师恩，广行佛、道、儒三教，救急就象救济被涸竭池水的鱼，救危就象挽救被网密罗的鸟雀，矜哀孤儿，抚恤寡妇，尊敬老人，怜悯贫穷，布施衣服食物周济在道路两旁饥寒交迫的人，布施棺材掩埋尸骸以避免尸骸暴露，家里富有就想方设法提携亲戚朋友，遇到稻米失收的饥荒年头，应当赈济邻居和亲朋戚友，用来称东西的秤要准确公平，不可短斤缺两，宽恕对待雇用的工人，不可尖酸刻薄，责备苛求，出钱出力捐印经书和善书，推动经书善书的传播流通，修建或修葺寺庙，寺庵，施舍馈赠药材药方来医治拯救别人的疾病痛苦，布施茶水使别人解渴去燥，或者经常买生物来放生，或者常常吃斋，持戒避免杀生，走路时常常留意虫子和蚂蚁，不要踩到它们，应当严禁烟火不要火烧山林，在没有灯火的道路旁放置灯火方便行人走夜路，在没有渡船的河流里设置义渡渡人过岸。
不要登上山上去网罗捕捉飞禽走兽，有伤阴德，不要到河溪边钓鱼、毒杀网罗鱼虾，更不要竭泽而渔，有伤阴德，不要宰杀耕牛，有伤阴德，不要随便丢弃字纸书籍，有伤阴德，不要谋夺别人的财产，有伤阴德，不要嫉妒眼红别人的技艺才能，有伤阴德，不要私通淫欲别人的妻子女儿，有伤阴德，不要教唆别人互相口角争斗，甚至对薄公堂，有伤阴德，不要随便破坏别人的名誉利益，有伤阴德，不要破坏别人的婚姻家庭幸福，有伤阴德，不要因为个人私仇而使别人兄弟互相不和，有伤阴德，不要因为小小利益而使别人父子不和睦，有伤阴德，不要倚仗有权有势而欺辱善良的人，有伤阴德，不要仗着富有而去欺凌穷困的人，有伤阴德，亲近善人则有助于身心德行，远避恶人则瞬间杜绝灾殃，经常宣扬赞叹别人的善事，而不宣扬传播别人的恶事，不要口是心非，讲一套做一套，剪除阻碍道路的荆棘，搬走障碍道路的瓦石，修整几百年来都是崎岖不平的道路，以利于行走，建造修葺许多人来往的河桥，留传训言给后人鉴别确定事情是非善恶，捐赠钱财成全别人的好事善事，做人做事都要遵循天理，合乎道理，说话要合乎公道人心，慎防祸从口出，不要拘泥于往古圣贤的道理学说，就象叶公只会画龙，而不知有真龙！
独行不愧影，独卧不愧衾，能做到衾影不愧时才是慎独慎到极处，不要造作种种恶事（即上文所说淫杀破坏等事）；身体力行种种善事（即上文所说忠孝敬信等事），这样就永远没有灾星加祸，常常会有吉神照耀护佑，时间快点就有善报在自己，时间慢点就有善报在儿孙后代，百福临门，万事吉祥如意，难道不是从积累阴德中得来的吗？
生死问题是人类关注的终极问题，无论哪种重要的哲学和宗教都对生死问题有所讨论。儒家、道家和中国化的佛教禅宗在生死观上都对中国人有着深深的影响。虽然它们对生死问题的看法不同，但却都反映中国文化的特点。
01
儒家的生死观：道德超越，天人合一，苦在德业之未能竟
“天人合一”的境界是人生的“不朽”，儒家生死观的基本观点是“死生由命，富贵在天”，因此，它重视的是生前，而非死后，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生时应尽自己的责任，以努力追求实现“天下有道”的和谐社会的理想。
人虽是生活在现实社会中的有限之个体，但却能通过道德学问之修养（修道进德）而超越有限之自我，以体现“天道”之流行，“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孟子说：“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
一个人如果能保存自己的本心，修养自己的善性，以实现天道的要求，短命和长寿都无所谓，但一定要修养自己的道德与学问，这样就是安身立命了，就可以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这种“天人合一”的境界是人生的“不朽”。因此，儒家认为，虽然人的生命有限，但其精神可以超越有限以达到永存而不朽，所以有所谓“三不朽”之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
明朝的儒者罗伦有言：“生必有死，圣贤无异于众人。死而不亡，与天地并久，日月并明，其惟圣贤乎！”圣贤不同于一般人只在于他生前能在道德、事功和学问上为社会有所建树，虽死，其精神可“与天地并久，日月并明”。
这种不朽只是精神上的，它只有社会、道德上的意义，而和自己个体的生死没有直接联系。宋代张载《西铭》的最后两句说：“存，吾顺世；没，吾宁也。”人活着的时候应努力尽自己的社会责任，那么当他离开人世的时候是安宁的、问心无愧的。
由此看来，儒家并不以死为苦，那么儒家的学者有没有痛苦呢？照儒家看，从个人说，如果“德之未修，学之未讲”是个人的痛苦，而更大的痛苦是来自其社会理想之未能实现。
南宋的文学家陆游在他临终前写了一首诗留给他的儿子：“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陆游在死前的痛苦不是为其将死，而是没有能看到宋王朝的统一。
南宋末还有一位儒者文天祥，在他临刑时的衣带上写着：“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唯其尽义，所以至仁，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何，庶几无愧。”文天祥视死如归，因为他以践履孔孟的“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道德理想而无愧于天地之间。
因此，对于儒家说，痛苦不在于如何死，而在于是否能作到“成仁”、“取义”。在儒家的生死观念中，所感到痛苦的是“苦在德业之未能竟”。
02
道家的生死观：顺应自然，与道同体，苦在自然之未能顺
道家：生和死无非都是一种自然现象。道家生死观的基本观念是“生死气化，顺应自然”。照道家看，生和死无非都是一种自然现象。老子讨论生死问题的言论较少，他认为如果人不太重视自己的生命，反而可以较好保存自己，这和他所主张的“无为”、“寡欲”思想相关联。
他还说：“死而不亡者寿”，王弼注说：“身没而道犹存。”照老子看，“道”是超越的永恒存在，而人的身体的存在是暂时的，如果人能顺应自然而同于道，那么得道的人就可以超越有限而达到与道同体的境界，所以老子说：“从事于道者，同于道。”
“同于道”即是“与道同体”，它是一种极高的人生境界，是对世俗的超越与升华。庄子讨论生死问题比较多，在《大宗师》中说：“夫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
生、老、死都是自然而然的，死不过是安息。进而庄子认为生死无非是气之聚与散，所以《知北游》中说：“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若死生为徒，吾又何患？”
如果死和生是相连属的，我对之有什么忧患呢？《至乐》载，庄子妻死，惠子往吊，见庄子“箕踞鼓盆而歌”，惠子不以为然，但庄子认为生死就像春夏秋冬四时运行一样，所以“生之来也不可却，其去不能止”（《天运》）。
西晋的玄学家郭象对庄子的生死观有一重要的解释，他说“夫死生之变，犹春秋冬夏四时行耳，故生死之状虽异，其于各安所遇一也。今生者方自谓生为生，而死者方自谓生者为死，则无生矣。生者方自谓死为死，而死者方自谓死为生，则无死矣。”
这就是说，生和死只有相对意义，只是事物存在的不同状态，对“生”说“生”是“生”，但对“死”说“生”是“死”，对于“生”说“死”是“死”，但对于“死”说“死”是“生”。因此，说“生”、说“死”只是从不同的立场上所持的不同看法，故应“生时安生，死时安死”，这样就可以在顺应自然中得到超生死，而与道同体了。
那么道家在生死问题上以什么为苦呢？照道家看，以不能顺其自然为苦。在《应帝王》中有一个故事：“南海之帝为儵，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儵与忽时相与遇于浑沌之地，浑沌待之甚善，儵与忽谋报浑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
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这个故事说明，一切应顺应自然，不可强求，虽出于好心，但破坏了其自然本性，则反受其害，这是庄子的忧虑。照庄子看，人往往喜欢追求那些外在的东西，从而“苦心劳形，以危其真”，这样就会远离“道”，而陷入痛苦之中，故“苦在自然之未能顺。”
03
禅宗的生死观：明心见性，见性成佛，苦在无明之未能除
明心见性
佛教认为，人世间是一大苦海，人生有不能逃避的“八苦”，即生、老、病、死、爱离别、怨憎会、求不得、五蕴聚。人之所以不能逃避这种种苦难，是由于“无明”（不觉悟）引起的。
佛教的教义就是教人如何脱离苦海。要脱离苦海就要照佛教的一套来修行，出家和坐禅等等都是不可少的。佛教传入中国，经过五、六百年，在中国形成了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若干个宗派，其中以禅宗影响最大。
六祖慧能
禅宗的真正缔造者是唐朝的和尚慧能，这个佛教宗派以“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为其生死观的基本观念。慧能认为，佛性就是人的本心（或本性），明了人之本心，即洞见佛性，“汝等诸人，各信自心是佛，此心即是佛心”。“佛性”是什么？照慧能看，佛性就是每个人的内在生命本体。如果一个人能够自觉地把握其生命的内在本体，那么他就达到了超越生死的成佛的境界。
用什么方法达到这种超越生死成佛的境界呢？禅宗立了一直接简单的修行法门，它把这门法叫作“以无念为宗”，即以“无念”为其教门的宗旨。所谓“无念”，并不是“百物不思，念尽除却”，不是对任何事物都不想，而是在接触事物时心不受外境的任何影响，“不于境上生心”。
因此，人并不需要离开现实生活，也不需要坐禅、读经、拜佛等等形式的东西，在日常生活中照样可以达到超越生死的成佛境界，“挑水砍柴无非妙道”。
这种达到超越生死成佛境界，全在自己一念之悟，“自性迷，佛即众生；自性悟，众生即佛”。“悟”只是一瞬间的事，这叫“顿悟”，瞬息间克服“无明”（对佛理的盲无所知）而达到永恒的超生死的境界，这就是禅宗所追求的“成佛”境界。
禅宗：内在的平常心即成为超脱生死的道心
中国的禅宗虽不否认在人生中有“生、老、病、死”等等之苦，但是只要自己不以这些“苦”为“苦”，那就超越了“苦”，而“苦海”也就变成了“极乐世界”，这全在自己觉悟还是不觉悟。因此，人应该自自然然的生活，“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一切听任自然，无执无著，便“日日是好日”，“夜夜是良宵”。
超生死得佛道，并不要求在平常生活之外有什么特殊的生活，如有此觉悟，内在的平常心即成为超脱生死的道心。所以照禅宗看，人的痛苦是在于他的不觉悟（无明），苦在于无明之未能除，只要人克服其迷悟，就无所谓“苦”了。
总观中国的儒道佛对生死问题的看法虽不相同，但是否其中也有共同点？照我看，儒道佛都不以生死为苦，而以其追求的目标未能达到为“苦”。儒家以“德之不修，学之不讲”为“苦”，即以不能实现其道德理想为“苦”；道家以“苦心劳形，以危其真”为“苦”，即以不能顺应自然为“苦”；禅宗以“于外著境，自性不明”为“苦”，即以执著外在的东西，而不能除去无明为苦。[太阳][太阳]
01
儒家的生死观：道德超越，天人合一，苦在德业之未能竟
“天人合一”的境界是人生的“不朽”，儒家生死观的基本观点是“死生由命，富贵在天”，因此，它重视的是生前，而非死后，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生时应尽自己的责任，以努力追求实现“天下有道”的和谐社会的理想。
人虽是生活在现实社会中的有限之个体，但却能通过道德学问之修养（修道进德）而超越有限之自我，以体现“天道”之流行，“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孟子说：“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
一个人如果能保存自己的本心，修养自己的善性，以实现天道的要求，短命和长寿都无所谓，但一定要修养自己的道德与学问，这样就是安身立命了，就可以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这种“天人合一”的境界是人生的“不朽”。因此，儒家认为，虽然人的生命有限，但其精神可以超越有限以达到永存而不朽，所以有所谓“三不朽”之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
明朝的儒者罗伦有言：“生必有死，圣贤无异于众人。死而不亡，与天地并久，日月并明，其惟圣贤乎！”圣贤不同于一般人只在于他生前能在道德、事功和学问上为社会有所建树，虽死，其精神可“与天地并久，日月并明”。
这种不朽只是精神上的，它只有社会、道德上的意义，而和自己个体的生死没有直接联系。宋代张载《西铭》的最后两句说：“存，吾顺世；没，吾宁也。”人活着的时候应努力尽自己的社会责任，那么当他离开人世的时候是安宁的、问心无愧的。
由此看来，儒家并不以死为苦，那么儒家的学者有没有痛苦呢？照儒家看，从个人说，如果“德之未修，学之未讲”是个人的痛苦，而更大的痛苦是来自其社会理想之未能实现。
南宋的文学家陆游在他临终前写了一首诗留给他的儿子：“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陆游在死前的痛苦不是为其将死，而是没有能看到宋王朝的统一。
南宋末还有一位儒者文天祥，在他临刑时的衣带上写着：“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唯其尽义，所以至仁，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何，庶几无愧。”文天祥视死如归，因为他以践履孔孟的“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道德理想而无愧于天地之间。
因此，对于儒家说，痛苦不在于如何死，而在于是否能作到“成仁”、“取义”。在儒家的生死观念中，所感到痛苦的是“苦在德业之未能竟”。
02
道家的生死观：顺应自然，与道同体，苦在自然之未能顺
道家：生和死无非都是一种自然现象。道家生死观的基本观念是“生死气化，顺应自然”。照道家看，生和死无非都是一种自然现象。老子讨论生死问题的言论较少，他认为如果人不太重视自己的生命，反而可以较好保存自己，这和他所主张的“无为”、“寡欲”思想相关联。
他还说：“死而不亡者寿”，王弼注说：“身没而道犹存。”照老子看，“道”是超越的永恒存在，而人的身体的存在是暂时的，如果人能顺应自然而同于道，那么得道的人就可以超越有限而达到与道同体的境界，所以老子说：“从事于道者，同于道。”
“同于道”即是“与道同体”，它是一种极高的人生境界，是对世俗的超越与升华。庄子讨论生死问题比较多，在《大宗师》中说：“夫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
生、老、死都是自然而然的，死不过是安息。进而庄子认为生死无非是气之聚与散，所以《知北游》中说：“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若死生为徒，吾又何患？”
如果死和生是相连属的，我对之有什么忧患呢？《至乐》载，庄子妻死，惠子往吊，见庄子“箕踞鼓盆而歌”，惠子不以为然，但庄子认为生死就像春夏秋冬四时运行一样，所以“生之来也不可却，其去不能止”（《天运》）。
西晋的玄学家郭象对庄子的生死观有一重要的解释，他说“夫死生之变，犹春秋冬夏四时行耳，故生死之状虽异，其于各安所遇一也。今生者方自谓生为生，而死者方自谓生者为死，则无生矣。生者方自谓死为死，而死者方自谓死为生，则无死矣。”
这就是说，生和死只有相对意义，只是事物存在的不同状态，对“生”说“生”是“生”，但对“死”说“生”是“死”，对于“生”说“死”是“死”，但对于“死”说“死”是“生”。因此，说“生”、说“死”只是从不同的立场上所持的不同看法，故应“生时安生，死时安死”，这样就可以在顺应自然中得到超生死，而与道同体了。
那么道家在生死问题上以什么为苦呢？照道家看，以不能顺其自然为苦。在《应帝王》中有一个故事：“南海之帝为儵，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儵与忽时相与遇于浑沌之地，浑沌待之甚善，儵与忽谋报浑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
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这个故事说明，一切应顺应自然，不可强求，虽出于好心，但破坏了其自然本性，则反受其害，这是庄子的忧虑。照庄子看，人往往喜欢追求那些外在的东西，从而“苦心劳形，以危其真”，这样就会远离“道”，而陷入痛苦之中，故“苦在自然之未能顺。”
03
禅宗的生死观：明心见性，见性成佛，苦在无明之未能除
明心见性
佛教认为，人世间是一大苦海，人生有不能逃避的“八苦”，即生、老、病、死、爱离别、怨憎会、求不得、五蕴聚。人之所以不能逃避这种种苦难，是由于“无明”（不觉悟）引起的。
佛教的教义就是教人如何脱离苦海。要脱离苦海就要照佛教的一套来修行，出家和坐禅等等都是不可少的。佛教传入中国，经过五、六百年，在中国形成了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若干个宗派，其中以禅宗影响最大。
六祖慧能
禅宗的真正缔造者是唐朝的和尚慧能，这个佛教宗派以“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为其生死观的基本观念。慧能认为，佛性就是人的本心（或本性），明了人之本心，即洞见佛性，“汝等诸人，各信自心是佛，此心即是佛心”。“佛性”是什么？照慧能看，佛性就是每个人的内在生命本体。如果一个人能够自觉地把握其生命的内在本体，那么他就达到了超越生死的成佛的境界。
用什么方法达到这种超越生死成佛的境界呢？禅宗立了一直接简单的修行法门，它把这门法叫作“以无念为宗”，即以“无念”为其教门的宗旨。所谓“无念”，并不是“百物不思，念尽除却”，不是对任何事物都不想，而是在接触事物时心不受外境的任何影响，“不于境上生心”。
因此，人并不需要离开现实生活，也不需要坐禅、读经、拜佛等等形式的东西，在日常生活中照样可以达到超越生死的成佛境界，“挑水砍柴无非妙道”。
这种达到超越生死成佛境界，全在自己一念之悟，“自性迷，佛即众生；自性悟，众生即佛”。“悟”只是一瞬间的事，这叫“顿悟”，瞬息间克服“无明”（对佛理的盲无所知）而达到永恒的超生死的境界，这就是禅宗所追求的“成佛”境界。
禅宗：内在的平常心即成为超脱生死的道心
中国的禅宗虽不否认在人生中有“生、老、病、死”等等之苦，但是只要自己不以这些“苦”为“苦”，那就超越了“苦”，而“苦海”也就变成了“极乐世界”，这全在自己觉悟还是不觉悟。因此，人应该自自然然的生活，“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一切听任自然，无执无著，便“日日是好日”，“夜夜是良宵”。
超生死得佛道，并不要求在平常生活之外有什么特殊的生活，如有此觉悟，内在的平常心即成为超脱生死的道心。所以照禅宗看，人的痛苦是在于他的不觉悟（无明），苦在于无明之未能除，只要人克服其迷悟，就无所谓“苦”了。
总观中国的儒道佛对生死问题的看法虽不相同，但是否其中也有共同点？照我看，儒道佛都不以生死为苦，而以其追求的目标未能达到为“苦”。儒家以“德之不修，学之不讲”为“苦”，即以不能实现其道德理想为“苦”；道家以“苦心劳形，以危其真”为“苦”，即以不能顺应自然为“苦”；禅宗以“于外著境，自性不明”为“苦”，即以执著外在的东西，而不能除去无明为苦。[太阳][太阳]
谈慧能
《坛经》
的禅学奥秘
慧能被称为是禅宗六祖，
他的禅学理论是佛学中国化和中国禅宗走向成熟的标志，
他的禅学理论同时也是佛学理论上的巨大变革，
他的禅学思想是中国唐以后佛学思想的基本理论基础，
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慧能的禅学思想主要体现在《坛经》一书中，
《坛经》是慧能一生讲授佛法的记录，
是佛学思想史上的最重要的典籍之一。
《坛经》被尊称为禅宗的 “ 宗经 ”，
在中国古代僧人所编撰的佛学著作中，
只有《坛经》是唯一一部被称为 “ 经 ” 的典籍。
《坛经》的禅学基本理论历来是佛学界、哲学理论界和文化思想界关注的佛学理论焦点，
禅宗对佛学的变革，
南禅的理论特点，
中国化佛学的理论特色等，
禅学发展的很多 “ 奥秘 ”
都体现在《坛经》中，
所以，精读《坛经》，了解慧能的佛学思想，弄清禅宗的基本理论观点，
是了解中国化佛学禅宗的最重要的途径之一。
《坛经》是具有 “ 经书 ” 级别的佛学典籍，
《坛经》是中国禅宗的划时代理论巨著，
《坛经》是南禅的禅学理论旗帜，
《坛经》隐藏着慧能禅学思想的秘密。
下面，从佛教哲学的角度对《坛经》的几个重要的观点进行解读，
希望有助于对《坛经》奥秘的知解。
一 、缘起论：
“ 心即真如 ”
佛教很重视 “ 缘起论 ”，讲缘起，讲因缘。
佛教认为，世间的一切事物都是互相联系、依存、转化的，万事万物互为条件。
“ 缘 ” 是生发的根本，是事物的本原：
“ 起 ” 是起点，
是 “ 缘 ” 展开的功能。
“ 缘起 ” 是指一切事物赖以生起的因缘，
也就是哲学上所说的宇宙的本原，
存在的根源。
事物的因缘关系实际上也是事物的因果关系，
有因必有果，果为因生。
《杂阿含经》卷十二给
“ 缘起 ” 下的经典定义是：
“ 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 ”。
其意是，因为有此，所以有彼，
由此生彼，彼因此生。
通俗地说，是因为有这个东西，才有那个东西，
有这个东西，那个东西才能生发出来。
“ 缘起论 ” 是佛教理论的基石，
因缘问题是佛教理论的核心论题，
佛教的各种理论都是由 “ 缘起论 ”
而展开的，佛教大乘、小乘各派都是以
“ 缘起论 ” 作为理论基石而扩展开来的。
佛教各派的思想分化、理论分歧，
也都是由于对 “ 缘起 ” 的不同看法而发生理论分野的。
在佛教的各派理论中，
有 “ 自性缘起论 ”、
“ 真如缘起论 ”、
“ 法界缘起论 ”、
“ 业感缘起论 ”、
“ 中道缘起论 ” 等等，
对事物 “ 缘起 ” 的不同定义和解说决定了佛学各派的理论走向。
六祖慧能所主张的是 “ 真如缘起论 ”。
“ 真如 ” 是梵文意译，
其意思是真正如实、常住不变的存在，
也可以说是一种脱离现实世界、
超越一切的永恒精神本体，
世界上的一切，都是由它而派生的。
所谓 “ 真如缘起 ”，
就是说以 “ 真如 ” 为 “ 缘 ”而生 “ 起 ” 在世间和出世间的一切。
“ 真如即是念之体，
念即是真如之用。”
（ 《坛经·定慧品》 ）
六祖慧能明确表示 “ 真如 ” 是本体，
而且 “ 真如 ” 也能有 “ 用 ” 之功能，
所以才能以它为 “ 缘 ” 而生 “ 起 ” 世界上的一切。
在六祖慧能看来，
世间万物的本性就是“ 真 ”，
而万物的形相就是 “ 假 ”，
就是 “ 虚妄 ”。
他临终前说了一首《真假动静偈》：
一切无有真，不以见于真。
若见于真者，是见尽非真。
若能自有真，离假即心真。
自心不离假，无真何处真？
（ 见《坛经·付嘱品》）
这首偈的意思是说世间的一切都不是真的，不要将假的当作真的来看。
如果认为看到的东西都是真的，
那么你的认识就不是真的。
如果你能回光返照，反求诸己，在自性里就知道它是真的。
如果你能离开世间一切的假形假相，那就是你的真心。
你自己心里不离开假，何处能找到真呢？
六祖慧能在这里说的 “ 真 ”
就是 “ 真如 ”，
也就是万物的本性、
众生的本性、
人的本性。
六祖慧能认为 “ 凡所有相皆是虚妄 ”，
万物有生有灭，所以是虚妄不实的，
而 “ 真如 ” 则是 “ 性本无生无灭 ”。
慧能认为：“ 于自性中万法皆现 ”
（ 《坛经·忏悔品》 ），
这句话是 “ 真如缘起论 ” 的典型观点。
这里的 “ 自性 ”
是指真实的本有体性，
也就是 “ 真如 ”。
“ 万法 ” 是指包括主体存在和客体世界在内的整个客观世界，也就是宇宙万有。
宇宙一切都是由 “ 真如 ” 派生出来的。
“ 真如 ” 是世界的本原。
“ 真如缘起论 ” 体现了中国大乘佛教有宗论的基本思想，
有宗论承认有本体，有彼岸性的最高存在。
因此，六祖慧能的这种 “ 自性 ”
而现 “ 万法 ” 的观点，
既体现了作为佛教哲学的基本特征，
也反映了中国佛教的传承与联系。
六祖慧能企图改变传统佛教对
“ 本体 ” 的烦琐解释，
他一方面把 “ 本体 ” 看成直接是源于人心的，
试图从现实中活生生的人的心理活动中去寻找活力；
另一方面又把人的心理活动看成是本体，
把 “ 心 ” 看成是世界的本原。
直截了当地指明主体之心即是客体之本原。
因此，在慧能看来，
所谓 “ 成佛 ” 就是于 “ 自性 ” 求真，
也就是说，“ 证真如 ”不在于遥远的彼岸世界，
而在于当下的现实世界之中，
在于人的自我意识，
在于能自觉自悟。
慧能反复说明这种以自悟
“ 证真如 ” 的观点，
他说：“ 万法尽在自心，何不从自心中顿见真如本性？”
（参看《坛经·般若品》）
“ 汝今当信佛知见者，只汝自心，更无别佛。”
（参看《坛经·机缘品》）
“ 菩提只向心觅，何劳向外求玄？
听说依此修行，西方只在目前。”
（参看《坛经·疑问品》）
“ 一切般若知，皆从自性而生，不从外入。”
（参看《坛经·般若品》）
“ 真如即是念之体，念即是真如之用。
…… 真如自性起念，六根虽有见闻觉知，不染万境，而真性常自在。”
（参看《坛经·定慧品》）
这就是说：“ 心 ” 就是 “ 佛 ”，
“ 心体 ” 就是 “ 真如 ”。
而且，“ 心 ” 要区别 “ 心体 ”
（ “ 念之体 ” ）
和它的作用
（ “ 见闻觉知 ” 等 ）。
慧能就这样把 “ 真如 ” 本体看成直接是源于人心的。
“ 证真如 ” 或 “ 成佛 ”
不再是追求超现实的“ 佛智 ”、“ 佛性 ”，
而是自我觉悟，了彻 “ 自心 ”。
由此看来，“ 般若 ” 从“ 自行 ” 生，
“ 菩提 ” 向自心觅，
佛国乐土与人的自心是合一的，
人没有必要到遥远的彼岸世界去领悟
“ 真如 ”，
只须通过自我觉悟去顿见
“ 真如本性 ”，“ 万法尽在自心 ”。
慧能的这一基本观点，
实际上是反对在自心之外去构设一个本体，
“ 自心 ” 之外再无本体，
正是人的 “ 自心 ”，
也只有人的 “ 自心 ”，
才是真如佛性的存在，才是万物的本原。
在 “ 自性 ”、
“ 自心 ”、
“ 本心 ”
之中自有真如佛性。
在佛就在心中，不用从外面去求佛性，平常，是因为被妄念遮盖着佛性，因而不见真如。
一旦去掉妄念，内外明彻，一念了悟，
《坛经》
的禅学奥秘
慧能被称为是禅宗六祖，
他的禅学理论是佛学中国化和中国禅宗走向成熟的标志，
他的禅学理论同时也是佛学理论上的巨大变革，
他的禅学思想是中国唐以后佛学思想的基本理论基础，
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慧能的禅学思想主要体现在《坛经》一书中，
《坛经》是慧能一生讲授佛法的记录，
是佛学思想史上的最重要的典籍之一。
《坛经》被尊称为禅宗的 “ 宗经 ”，
在中国古代僧人所编撰的佛学著作中，
只有《坛经》是唯一一部被称为 “ 经 ” 的典籍。
《坛经》的禅学基本理论历来是佛学界、哲学理论界和文化思想界关注的佛学理论焦点，
禅宗对佛学的变革，
南禅的理论特点，
中国化佛学的理论特色等，
禅学发展的很多 “ 奥秘 ”
都体现在《坛经》中，
所以，精读《坛经》，了解慧能的佛学思想，弄清禅宗的基本理论观点，
是了解中国化佛学禅宗的最重要的途径之一。
《坛经》是具有 “ 经书 ” 级别的佛学典籍，
《坛经》是中国禅宗的划时代理论巨著，
《坛经》是南禅的禅学理论旗帜，
《坛经》隐藏着慧能禅学思想的秘密。
下面，从佛教哲学的角度对《坛经》的几个重要的观点进行解读，
希望有助于对《坛经》奥秘的知解。
一 、缘起论：
“ 心即真如 ”
佛教很重视 “ 缘起论 ”，讲缘起，讲因缘。
佛教认为，世间的一切事物都是互相联系、依存、转化的，万事万物互为条件。
“ 缘 ” 是生发的根本，是事物的本原：
“ 起 ” 是起点，
是 “ 缘 ” 展开的功能。
“ 缘起 ” 是指一切事物赖以生起的因缘，
也就是哲学上所说的宇宙的本原，
存在的根源。
事物的因缘关系实际上也是事物的因果关系，
有因必有果，果为因生。
《杂阿含经》卷十二给
“ 缘起 ” 下的经典定义是：
“ 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 ”。
其意是，因为有此，所以有彼，
由此生彼，彼因此生。
通俗地说，是因为有这个东西，才有那个东西，
有这个东西，那个东西才能生发出来。
“ 缘起论 ” 是佛教理论的基石，
因缘问题是佛教理论的核心论题，
佛教的各种理论都是由 “ 缘起论 ”
而展开的，佛教大乘、小乘各派都是以
“ 缘起论 ” 作为理论基石而扩展开来的。
佛教各派的思想分化、理论分歧，
也都是由于对 “ 缘起 ” 的不同看法而发生理论分野的。
在佛教的各派理论中，
有 “ 自性缘起论 ”、
“ 真如缘起论 ”、
“ 法界缘起论 ”、
“ 业感缘起论 ”、
“ 中道缘起论 ” 等等，
对事物 “ 缘起 ” 的不同定义和解说决定了佛学各派的理论走向。
六祖慧能所主张的是 “ 真如缘起论 ”。
“ 真如 ” 是梵文意译，
其意思是真正如实、常住不变的存在，
也可以说是一种脱离现实世界、
超越一切的永恒精神本体，
世界上的一切，都是由它而派生的。
所谓 “ 真如缘起 ”，
就是说以 “ 真如 ” 为 “ 缘 ”而生 “ 起 ” 在世间和出世间的一切。
“ 真如即是念之体，
念即是真如之用。”
（ 《坛经·定慧品》 ）
六祖慧能明确表示 “ 真如 ” 是本体，
而且 “ 真如 ” 也能有 “ 用 ” 之功能，
所以才能以它为 “ 缘 ” 而生 “ 起 ” 世界上的一切。
在六祖慧能看来，
世间万物的本性就是“ 真 ”，
而万物的形相就是 “ 假 ”，
就是 “ 虚妄 ”。
他临终前说了一首《真假动静偈》：
一切无有真，不以见于真。
若见于真者，是见尽非真。
若能自有真，离假即心真。
自心不离假，无真何处真？
（ 见《坛经·付嘱品》）
这首偈的意思是说世间的一切都不是真的，不要将假的当作真的来看。
如果认为看到的东西都是真的，
那么你的认识就不是真的。
如果你能回光返照，反求诸己，在自性里就知道它是真的。
如果你能离开世间一切的假形假相，那就是你的真心。
你自己心里不离开假，何处能找到真呢？
六祖慧能在这里说的 “ 真 ”
就是 “ 真如 ”，
也就是万物的本性、
众生的本性、
人的本性。
六祖慧能认为 “ 凡所有相皆是虚妄 ”，
万物有生有灭，所以是虚妄不实的，
而 “ 真如 ” 则是 “ 性本无生无灭 ”。
慧能认为：“ 于自性中万法皆现 ”
（ 《坛经·忏悔品》 ），
这句话是 “ 真如缘起论 ” 的典型观点。
这里的 “ 自性 ”
是指真实的本有体性，
也就是 “ 真如 ”。
“ 万法 ” 是指包括主体存在和客体世界在内的整个客观世界，也就是宇宙万有。
宇宙一切都是由 “ 真如 ” 派生出来的。
“ 真如 ” 是世界的本原。
“ 真如缘起论 ” 体现了中国大乘佛教有宗论的基本思想，
有宗论承认有本体，有彼岸性的最高存在。
因此，六祖慧能的这种 “ 自性 ”
而现 “ 万法 ” 的观点，
既体现了作为佛教哲学的基本特征，
也反映了中国佛教的传承与联系。
六祖慧能企图改变传统佛教对
“ 本体 ” 的烦琐解释，
他一方面把 “ 本体 ” 看成直接是源于人心的，
试图从现实中活生生的人的心理活动中去寻找活力；
另一方面又把人的心理活动看成是本体，
把 “ 心 ” 看成是世界的本原。
直截了当地指明主体之心即是客体之本原。
因此，在慧能看来，
所谓 “ 成佛 ” 就是于 “ 自性 ” 求真，
也就是说，“ 证真如 ”不在于遥远的彼岸世界，
而在于当下的现实世界之中，
在于人的自我意识，
在于能自觉自悟。
慧能反复说明这种以自悟
“ 证真如 ” 的观点，
他说：“ 万法尽在自心，何不从自心中顿见真如本性？”
（参看《坛经·般若品》）
“ 汝今当信佛知见者，只汝自心，更无别佛。”
（参看《坛经·机缘品》）
“ 菩提只向心觅，何劳向外求玄？
听说依此修行，西方只在目前。”
（参看《坛经·疑问品》）
“ 一切般若知，皆从自性而生，不从外入。”
（参看《坛经·般若品》）
“ 真如即是念之体，念即是真如之用。
…… 真如自性起念，六根虽有见闻觉知，不染万境，而真性常自在。”
（参看《坛经·定慧品》）
这就是说：“ 心 ” 就是 “ 佛 ”，
“ 心体 ” 就是 “ 真如 ”。
而且，“ 心 ” 要区别 “ 心体 ”
（ “ 念之体 ” ）
和它的作用
（ “ 见闻觉知 ” 等 ）。
慧能就这样把 “ 真如 ” 本体看成直接是源于人心的。
“ 证真如 ” 或 “ 成佛 ”
不再是追求超现实的“ 佛智 ”、“ 佛性 ”，
而是自我觉悟，了彻 “ 自心 ”。
由此看来，“ 般若 ” 从“ 自行 ” 生，
“ 菩提 ” 向自心觅，
佛国乐土与人的自心是合一的，
人没有必要到遥远的彼岸世界去领悟
“ 真如 ”，
只须通过自我觉悟去顿见
“ 真如本性 ”，“ 万法尽在自心 ”。
慧能的这一基本观点，
实际上是反对在自心之外去构设一个本体，
“ 自心 ” 之外再无本体，
正是人的 “ 自心 ”，
也只有人的 “ 自心 ”，
才是真如佛性的存在，才是万物的本原。
在 “ 自性 ”、
“ 自心 ”、
“ 本心 ”
之中自有真如佛性。
在佛就在心中，不用从外面去求佛性，平常，是因为被妄念遮盖着佛性，因而不见真如。
一旦去掉妄念，内外明彻，一念了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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