瘦不下来的真正原因，其实佛经里早有记载
人一到了中年，往往会有横向发展的倾向，有谓“千金难买老来瘦”。肥胖不仅影响人的形象气质，影响社会活动，也容易引发心脑血管类疾病。
尽管关于减肥的理论、方法、器械可谓多种多样，可是有的人为了减肥，花了不少钱、试了不少办法、受了不少苦、用了不少时间，但效果仍然并不明显，为什么呢？
瘦不下来的原因
瘦不下来的真正原因，其实《法句譬喻经》里早有记载：
人有五事最可肥胖：
● 一 贪食
● 二 喜眠
● 三 欢乐
● 四 无忧
● 五 太闲
五事俱足，必胖无疑。
若欲减肥，须要减食、减眠，减乐、多思，多劳，方可解除发胖身重，多愁之顾虑。
其实，适当的胖，过去叫“发福”。
夏威夷第一任土著酋长选皇后的标准，愈胖愈美；日本相扑，也都是肥肥胖胖的。跳草裙舞的舞者，就是要胖，胖还能赚钱呢。所以当胖就胖，当瘦则瘦，太肥太瘦都不好。
过犹不及，顺乎自然就好。所以，减肥也就成为许多现代人的日常重要工作或梦想。那么有没有其他的办法能够减肥呢？
有没有办法能够减肥 ？
其实，早在两千多年前的古印度时，释迦牟尼佛就提出过一种减肥的理论，据当时的采用者使用后证明，这种方法非常有效。
当然，不是说这是佛陀自己使用减肥的方法，而是根据佛陀的相关思想而归纳出的减肥理论或方法。
一、在饮食中修学戒定慧
正如佛陀所说，在吃饭时，能在正念中夹菜、咀嚼、吞咽，将饮食也当做修行，不仅能细腻地品尝到饭菜的滋味，也会在饮食中修学戒定慧，更不会在心灵的昏昧中不知不觉就吃胖了。
《法句譬喻经》里说起：
波斯匿王就特别爱美食，一天到晚都觉得自己特别饿，就这样吃了又吃，结果胖得连一般车子都盛不起他，甚至呼吸都觉得费劲，坐一会儿也累，躺一会儿也累，甚至翻身都需要人帮忙。
他也觉得这样太难受了，便请佛陀帮帮他，可是到了佛陀那里，他想行礼都弯不下腰来，佛陀倒是耐心地对他说，人容易长胖，主要缘于五种事——吃得太多、睡得太多、安逸享乐、没有忧愁、整天没事干。
那怎样可以减肥呢？佛陀说了一个偈颂：
人当有念意，每食知自少，
从是痛用薄，节消而保寿。
波斯匿王听了这个偈颂，知道了佛陀是在告诫他，面对美食应该有自制力，在正念中饮食就可以避免不知不觉吃多了。这样有益于健康，还能添福延寿。
于是波斯匿王让身边的人在吃饭前对他念诵这个偈子，他在佛陀的教诲中，一天少吃一匙，逐渐减肥成功，开心地步行到佛陀那里致谢。
佛陀乐呵呵地问：“今天怎么走过来呢？你的车马和随从呢？”
波斯匿王高兴地说：“听了您的开导，我依教奉行，如今减食健身，全身轻松。所以步行来礼谢您的教导！”
佛陀听了啧啧称赞，说：“世间的人不知道生命无常，沉溺在物质的享受中还不晓得修福，这个身体就算养得再好，百年之后不也只能留下一个坟冢。所以愚痴的人才一直侍奉这个身体，有智者则会去守护心念，开发智慧。”
二、做到观食平等，保持正念
喜爱美食也许是人的天性。尤其是在封建时代，国王、诸侯、权臣、将军、富商之类的人物，这些往往有着相当的权力和经济地位者，大都会食不厌精，脍不厌细，更不用说那些胸无大志之徒，更往往会是花天酒地甚至是酒池肉林的，身体怎么会不胖呢？
佛说：
“世诸妙境非真欲，真欲谓人分别贪；
妙境如本住世间，智者於中已除欲。”
并不是说外在的物质就是贪欲，而是人心追求适意的享受，随着境界而转才叫作贪心，正如同面对吃这件事，有智慧的人保持正念，便能从中拔除种种分别黏着
人依靠吃饭而活着，但活着不是为了吃饭。
不能因为食之粗细、可口与否、是否喜欢等，而对不同食物生分別心、嗔喜心和贪欲心，从而影响到自己的威仪和庄严，让世人讥嫌。这在佛陀所在的那个托钵游化的时代，显得尤为重要。
我们对食物应当观食平等，不生分别心。
这不仅是平等思想在生活中的反映，也是有益于身心健康的。迦栴延所说的“无论粗细，饱足为限”正是此义。弘一法师所说的，盐有盐的味道，淡有淡的味道，表达的也是这种思想。
即使在今天，这仍然有着重要的价值，我们大众虽然不能做到观食平等，但可克服那种对美食的恋恋不舍，而有意识地从“平等”的角度选择食物，当然就会做到营养均衡、全面，为身体健康、匀称打下良好的基础。
即使不能真正做到“观食平等”，粗细一如，那也至少也要做到“细食不多、粗食不拒”，远离饮食上的贪、嗔、痴。
三、严格坚持“常节量食”
正如智者大师所说的，饮食是资身进道的助缘，如果吃得太多了，就气急心满，百脉不通，令心闭塞，坐念不安；但如果吃得太少呢？便会身弱心悬，意虑不固。
如果吃了一些不干净的东西，容易心识昏迷，如果吃了不健康的垃圾食品，则容易引发疾病。这都不是修禅定的正确选择。
所以经中说：
“身安则道隆，饮食知节量，
常乐在空闲，心静乐精进，是名诸佛教。”
什么是“节量食”？
《解脱道论》中说：
“云何节量食？”
“若食饮无度，增身睡重，常生贪乐，为腹无厌。知是过已，见节量功德。我从今日断不贪恣，节量食，谓筹量所食，不恣于腹，除贪灭病，断诸懈怠，善人所行。”
显然，所谓节量食即是做到饮食有度、不暴饮暴食。之所以提倡节量食，这是因为如果一个人随顺胃口，恣意贪食，则会使自己腹满气涨，妨碍修行，也不利健康。
唐代著名佛教思想家道宣律师说：
“食知止足，故苦消灭，新苦不生，有力无事，令身安隐。”另一位唐代律宗思想家法砺也说，若人饥渴能生身心苦受，是名“故受”。
但是，若食不知止，食量过度，则能带来身心苦受，是名“新受”。
这样，对于一部分意志不坚定者，也可能会使自己常生于贪乐之中，为腹无厌。这也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所说的越吃越馋、越闲越懒的道理。所以，法砺律师说，若食能知足，得免旧饥，则是“断故受”，这样则做到无过分之苦，这就是“不生新受”。
怎么才能做到“节量食”呢？
《解脱道论》卷二《头陀品》中说：
“受饭食，应自思惟：所须多少？
以为常准，不取长食。
善知筹量，断无期度，谓节量食。”
简而言之就是吃饭前：
第一，要对自己的食量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不能看到美食，就失去对自己胃口、饭量和是否需要的正确判断。
第二，要做到节量食，如果没有持之以恒的决心，而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今天节量，明天暴食，这显然也不是正确的节量食的方法。
一位减肥成功的人在讲其经验时说：“减肥的方法很简单。当我感觉到必须吃第二碗才能饱时，我就坚决不吃了。当我感觉到饭菜很好吃时，我就要警醒自己：千万不能再吃了。”这其实也是一种饮食节量，更是经验之谈。
道宣在其著作《业疏》中曾经说过：
大丈夫既不能造大过，
岂为一口之食而陷没耶？
也许可以这样说：大丈夫如果都不能管住自己的嘴，怎么能够成就大事呢！显然，若饮食无度，贪恋口福，就可能会影响自己的修学。
人一到了中年，往往会有横向发展的倾向，有谓“千金难买老来瘦”。肥胖不仅影响人的形象气质，影响社会活动，也容易引发心脑血管类疾病。
尽管关于减肥的理论、方法、器械可谓多种多样，可是有的人为了减肥，花了不少钱、试了不少办法、受了不少苦、用了不少时间，但效果仍然并不明显，为什么呢？
瘦不下来的原因
瘦不下来的真正原因，其实《法句譬喻经》里早有记载：
人有五事最可肥胖：
● 一 贪食
● 二 喜眠
● 三 欢乐
● 四 无忧
● 五 太闲
五事俱足，必胖无疑。
若欲减肥，须要减食、减眠，减乐、多思，多劳，方可解除发胖身重，多愁之顾虑。
其实，适当的胖，过去叫“发福”。
夏威夷第一任土著酋长选皇后的标准，愈胖愈美；日本相扑，也都是肥肥胖胖的。跳草裙舞的舞者，就是要胖，胖还能赚钱呢。所以当胖就胖，当瘦则瘦，太肥太瘦都不好。
过犹不及，顺乎自然就好。所以，减肥也就成为许多现代人的日常重要工作或梦想。那么有没有其他的办法能够减肥呢？
有没有办法能够减肥 ？
其实，早在两千多年前的古印度时，释迦牟尼佛就提出过一种减肥的理论，据当时的采用者使用后证明，这种方法非常有效。
当然，不是说这是佛陀自己使用减肥的方法，而是根据佛陀的相关思想而归纳出的减肥理论或方法。
一、在饮食中修学戒定慧
正如佛陀所说，在吃饭时，能在正念中夹菜、咀嚼、吞咽，将饮食也当做修行，不仅能细腻地品尝到饭菜的滋味，也会在饮食中修学戒定慧，更不会在心灵的昏昧中不知不觉就吃胖了。
《法句譬喻经》里说起：
波斯匿王就特别爱美食，一天到晚都觉得自己特别饿，就这样吃了又吃，结果胖得连一般车子都盛不起他，甚至呼吸都觉得费劲，坐一会儿也累，躺一会儿也累，甚至翻身都需要人帮忙。
他也觉得这样太难受了，便请佛陀帮帮他，可是到了佛陀那里，他想行礼都弯不下腰来，佛陀倒是耐心地对他说，人容易长胖，主要缘于五种事——吃得太多、睡得太多、安逸享乐、没有忧愁、整天没事干。
那怎样可以减肥呢？佛陀说了一个偈颂：
人当有念意，每食知自少，
从是痛用薄，节消而保寿。
波斯匿王听了这个偈颂，知道了佛陀是在告诫他，面对美食应该有自制力，在正念中饮食就可以避免不知不觉吃多了。这样有益于健康，还能添福延寿。
于是波斯匿王让身边的人在吃饭前对他念诵这个偈子，他在佛陀的教诲中，一天少吃一匙，逐渐减肥成功，开心地步行到佛陀那里致谢。
佛陀乐呵呵地问：“今天怎么走过来呢？你的车马和随从呢？”
波斯匿王高兴地说：“听了您的开导，我依教奉行，如今减食健身，全身轻松。所以步行来礼谢您的教导！”
佛陀听了啧啧称赞，说：“世间的人不知道生命无常，沉溺在物质的享受中还不晓得修福，这个身体就算养得再好，百年之后不也只能留下一个坟冢。所以愚痴的人才一直侍奉这个身体，有智者则会去守护心念，开发智慧。”
二、做到观食平等，保持正念
喜爱美食也许是人的天性。尤其是在封建时代，国王、诸侯、权臣、将军、富商之类的人物，这些往往有着相当的权力和经济地位者，大都会食不厌精，脍不厌细，更不用说那些胸无大志之徒，更往往会是花天酒地甚至是酒池肉林的，身体怎么会不胖呢？
佛说：
“世诸妙境非真欲，真欲谓人分别贪；
妙境如本住世间，智者於中已除欲。”
并不是说外在的物质就是贪欲，而是人心追求适意的享受，随着境界而转才叫作贪心，正如同面对吃这件事，有智慧的人保持正念，便能从中拔除种种分别黏着
人依靠吃饭而活着，但活着不是为了吃饭。
不能因为食之粗细、可口与否、是否喜欢等，而对不同食物生分別心、嗔喜心和贪欲心，从而影响到自己的威仪和庄严，让世人讥嫌。这在佛陀所在的那个托钵游化的时代，显得尤为重要。
我们对食物应当观食平等，不生分别心。
这不仅是平等思想在生活中的反映，也是有益于身心健康的。迦栴延所说的“无论粗细，饱足为限”正是此义。弘一法师所说的，盐有盐的味道，淡有淡的味道，表达的也是这种思想。
即使在今天，这仍然有着重要的价值，我们大众虽然不能做到观食平等，但可克服那种对美食的恋恋不舍，而有意识地从“平等”的角度选择食物，当然就会做到营养均衡、全面，为身体健康、匀称打下良好的基础。
即使不能真正做到“观食平等”，粗细一如，那也至少也要做到“细食不多、粗食不拒”，远离饮食上的贪、嗔、痴。
三、严格坚持“常节量食”
正如智者大师所说的，饮食是资身进道的助缘，如果吃得太多了，就气急心满，百脉不通，令心闭塞，坐念不安；但如果吃得太少呢？便会身弱心悬，意虑不固。
如果吃了一些不干净的东西，容易心识昏迷，如果吃了不健康的垃圾食品，则容易引发疾病。这都不是修禅定的正确选择。
所以经中说：
“身安则道隆，饮食知节量，
常乐在空闲，心静乐精进，是名诸佛教。”
什么是“节量食”？
《解脱道论》中说：
“云何节量食？”
“若食饮无度，增身睡重，常生贪乐，为腹无厌。知是过已，见节量功德。我从今日断不贪恣，节量食，谓筹量所食，不恣于腹，除贪灭病，断诸懈怠，善人所行。”
显然，所谓节量食即是做到饮食有度、不暴饮暴食。之所以提倡节量食，这是因为如果一个人随顺胃口，恣意贪食，则会使自己腹满气涨，妨碍修行，也不利健康。
唐代著名佛教思想家道宣律师说：
“食知止足，故苦消灭，新苦不生，有力无事，令身安隐。”另一位唐代律宗思想家法砺也说，若人饥渴能生身心苦受，是名“故受”。
但是，若食不知止，食量过度，则能带来身心苦受，是名“新受”。
这样，对于一部分意志不坚定者，也可能会使自己常生于贪乐之中，为腹无厌。这也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所说的越吃越馋、越闲越懒的道理。所以，法砺律师说，若食能知足，得免旧饥，则是“断故受”，这样则做到无过分之苦，这就是“不生新受”。
怎么才能做到“节量食”呢？
《解脱道论》卷二《头陀品》中说：
“受饭食，应自思惟：所须多少？
以为常准，不取长食。
善知筹量，断无期度，谓节量食。”
简而言之就是吃饭前：
第一，要对自己的食量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不能看到美食，就失去对自己胃口、饭量和是否需要的正确判断。
第二，要做到节量食，如果没有持之以恒的决心，而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今天节量，明天暴食，这显然也不是正确的节量食的方法。
一位减肥成功的人在讲其经验时说：“减肥的方法很简单。当我感觉到必须吃第二碗才能饱时，我就坚决不吃了。当我感觉到饭菜很好吃时，我就要警醒自己：千万不能再吃了。”这其实也是一种饮食节量，更是经验之谈。
道宣在其著作《业疏》中曾经说过：
大丈夫既不能造大过，
岂为一口之食而陷没耶？
也许可以这样说：大丈夫如果都不能管住自己的嘴，怎么能够成就大事呢！显然，若饮食无度，贪恋口福，就可能会影响自己的修学。
宋明理学的源流
1、宋代理学为什么会起源
（1）、收拾人心
拨乱反正的需要。
唐末五代十国武人专政，风气败坏，道德沦亡，毫无廉耻，宋代读书人为扭转这不良风气，挽救人心社会，从教化入手而开讲学之风，促成理学存在基础。
（2）、与佛教争夺人心
抗击西方意识形态。
隋唐以来，佛教迅速发展，其精密思辨特点，对中国儒家这种缺乏逻辑思辩能力的格言式学说产生了致命的冲击，几乎瓦解了儒家学说。尤其是禅宗所讲的“明心见性”之道影响为最大。
儒家思想一向以现实社会的伦理纲常为主，但是大多是结论，缺乏哲学上的推理系统，无法解释疑惑，无法让人信服。
儒家学说是实用主义的，强调学以致用，其核心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政治技术，离不开功名利禄，没法进入形而上学境界，无法超越自己，例如儒家从不讨论：人是什么，我是谁，为什么活着，人可以知道的知识边界是什么这类古希腊时代热门的问题。
但是人类与动物不同，必然会问精神上的问题。由于我们精神是可以超越有限和无常的，但是精神的载体不论是生物身体或宇宙（六合八荒为宇。古往今来 为宙）都是有限和无常的，都有起点和边界。这就导致一个人生基本苦恼，也是一个人的基本问题：在物质领域不存在无限永恒，而人的精神却在追求超越这种有限 和无常。这样超越的的结果必然是从自我进入忘我，从理性进入信仰，从清醒进入混沌，超越的必然结果是无长短大小，先后轻重这些基于时空尺度的比较概念（超 越的标志就是消灭了时空概念，所谓坐忘的特征就是不知何地，不知何时），这种纯粹的精神永恒和无限境界按照很多超越者的描述时存在的，这就是所谓的彼岸， 不过这个彼岸只有精神才能达到，载体是去不了的。这个境界给中国的士大夫阶层打开了以上大门，远远超越了儒家政治技术学说的境界，导致儒家学说节节败退。
所以就算是唐代儒学得到政府大力倡导，但是由于儒学知识体系和逻辑体系的粗糙，实际影响却远不及佛学，甚至日益衰微，气息奄奄，士大夫阶层均以修行超越标榜。
宋初学者为建立儒学能够对抗佛教的逻辑体系和形而上学体系，不得不吸收道教和佛教中关于宇宙本体的概念（因为自己没有，儒家学说本质是如何做官的官场学说），作为建构自己的宇宙论和本体论，这就是理学。
（3）、儒学需要改革
传统意识形态需要修补。
儒学自两汉以至隋，已由孔、孟、荀的儒学变为经学，已经僵化到奄奄一息，必须创新求生。
经学从西汉、东汉到唐代，已由注重微言大义的今文经学一变而为专重训诂考据的古文经学，由笺注经传的“注”再变而为“注”作“注”的疏，致力于文 字训诂名物考据、章句分析，与孔、孟、荀“尊德性”、“论政治”的学风距离越来越远，而且笺注日趋繁琐，而唐人作“疏”，例不破“注”，即“注”有错误亦 不会指出，反而代为解释维护，这种琐屑的讲疏，有违孔、孟遗意，忽略先哲经传中所含义理的讨究，舍本逐末。已经走投无路。
其实韩愈、李翱的作《原道》、《复性书》时，就已经提出要创新，
他们鄙弃汉儒琐碎的训诂、章句之学，要专究于修己、治平之道，而着力于做人的工夫。
（4）、宋朝中央政府需要
君主大力提倡。是巩固权力的需要。
宋初各帝鉴于唐末五代以来伦理道德崩溃，臣民的廉耻之心尽丧，社会风气因此而败坏不堪，使一般的士人只求荣利，不重气节。如五代的冯道历事四姓十君而不以为耻，反而自称为“长乐老”洋洋自得。
更由于宋朝得位不正，担心武人效仿陈桥驿故事，所以坚定执行重文弃武国策，认为让国人多读书，就能防患于未然。
所以从宋太祖立国开始，便执行文做官而分利的政策，极力提倡文教，奖励儒学，力崇实践，专事于修养的工夫。
于是社会风气为之转移，进而成为宋儒致力于身心修养的理学。
国家政策的支持，导致宋代书院极盛，例如白鹿、岳麓、应天、嵩阳四大书院。书院多聘请名儒主讲，他们大多排斥功利，崇尚道义，教学宗旨在于发扬孔门义理之学及修己立人之道，开启了理学身体力行的风气。
这样也就彻底解除社会精英可能对宋家皇位的威胁。当然后遗症是让整个民族变成小白兔，精神被阉割，人人是太监，整个国家精神上不堪一击。
2、周敦颐
理学的开山鼻祖是周敦颐，周敦颐传程颢、程颐，二程再传朱熹，而奠定理学的基础。
周敦颐主要成就是《太极图说》和《通书》。
《太极图说》以图形说明宇宙发生的原理和次序，《通书》则重在阐述“诚”的意义。
周敦颐学说渊源于道家的太极、阴阳五行之说，参以佛家的心性，而以儒家仁义之道为宗。他核心名句是以“无欲故静”作为修养方法（实际是来自佛家“清静寂灭”之说，又与道家的“恬静无欲”有相近地方）。
周敦颐认为宇宙的起源乃由“无极而太极”，“太极”是宇宙的本体，“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动极而后静，静极而后动，循环不息而生金、木、水、火、土五行，由五行而生万物。
在人生方面，周敦颐认为阴阳五行配合得最恰当的就是人，所以万物中以人最灵秀，具有太极之理、五行之性，受太极“纯粹至善”的“理”，故人之性本来是善。
宇宙既由金、木、水、火、土五行构成，则人亦有仁（木）、义（金）、礼（火）、智（水）、信（土）五常。
其见诸实施，则不外乎仁义二者（所以配合阴阳）。
仁义之性，皆是善的，但用得不当，却可变为恶，所以人要不离乎中正以立“人极”（做人的标准），欲立“人极”，必须无欲、主静，无欲便会心灵虚 静，于事物的是非利害的考虑上便能居于中道，明理通达，而在行动上便自然的正直无私，能做到这样的话，便能达到至诚的境界，也是一个圣人的境界，同时也是 一个太极的境界，达至儒家追求的最高境界──天人合一。
周敦颐的学说已将宇宙论与修身为人之道揉合一起，建立起理学基础。
3、程颢和程颐
程颢、程颐的学问就是在《通书》基础上发展的。
但是二程不喜欢探讨宇宙问题，而主张直接从人生实际经验来建立人生的道理，因此教人从实际生活与内心体验上来寻求修养的方法。
程颢认为天下一切真理必须经过亲身体验，才不会流于空谈，他认为“天理”在于“仁”，人如能具有仁德，便能与天地万物为一体，所以学者必须先“识 仁”，他说：“学者须先识仁，义、礼、智、信皆仁也”。他认为“仁”在人之本性中，不须外求，只要“明心”，便能“见性”，便能“求仁”“得仁”，我们明 白这道理后，便须紧记不忘，更要身体力行，一切行事，皆本此心去做，即所谓以“诚敬存之”，所以“诚”与“敬”便是明道、修身、养性的法门。
程颢侧重“心”的修养，认为“舍心之外天下无理”，要人“自其心体验天理”。
总之，程颢认为学者须先识仁，然后以诚敬存养。他重内心体证，认为人必须透过内心反省以掌握做人、修养的道理。名言是“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
程颐论“心性”与程颢相同，但论“诚、敬”方面的修养则不一致。程颐提出“存天理，去人欲”的方法在“涵养”和“进学”两方面，并认为“涵养须用 敬，进学在致知”、“诚意在致知，致知在格物”。一方面修己的意志，使之专一集中，不为外物所动（敬）；一方面今日格（“穷”(求)的意思）一物（理）， 明日格一物，然后加以归纳，便会豁然贯通，明白万物都是一理。他主张“持敬”与“穷理”并重。
这是朱熹朱熹道问学、即物穷理之学说的来源。
4、朱熹
朱熹集宋代理学之大成，他认为“格物”、“致知”可帮助了解个别事物的理，从而归纳了解宇宙的天理，因此他认为修养方法在“道问学”以致知，“存天理”以去人欲。
朱熹认为宇宙间万事万物都有一个真理存在，这个真理就是“太极”。至于“真理”要表现而成为具体的形象，则有赖于“气”。他说：“理也者，形而上 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由此而解释到人、物的形成：“理”与“气”合而构成人，由于气中有清、浊，因而人性亦有善、有 恶。
因此，朱熹教人从善，要“存天理，去人欲”。
要去人欲，便必须“敬”与“致知”。
所谓“敬”，是要使人的一己之心，常常受到警策监督，一旦有私念私欲的萌芽，便要马上加以克制；“致知”即求取学问的意思，他以为天下之物理精髓皆具于圣贤书中，所以读圣贤典籍便是致知的所在，而古书则以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为六经的阶梯。
人若做到“敬”与“致知”，是绝对可以到达至德、至善、至理的境界。
宋代的理学经朱熹提倡而大盛。
5、邵康节（邵雍）
另外一个原创者是邵雍，着有《先天图》等。他根据《易传》关于八卦形成的解释，参杂道教思想，认为宇宙之本是“太极”，亦即是“道”、“心”（换 言之道是天地万物的本源）；太极永恒不变，而天地万物皆有消长、有终始，人如能知天地万物之道，便能参天地、育万物，成为天地万物的主宰（简单说就是天人 同构）。
6、陆九渊
另外一个原创者是陆九渊，他认为“宇宙即吾心，吾心即宇宙”，故透过自我内心的反省即可了解天理；他重视持敬，持敬使人能明心见性，因此他强调反省，认为知识的多寡与个人修养无必然关系。而提倡“尊德性”。
陆九渊特别注重持敬的内向工夫，主张心即是理，不容有二，认为即物穷理为支离破碎，而教人先发明本心之明，而后博览，以应万物之变。陆九渊名言：“学苟知本，六经皆我注脚”。陆九渊启发了明代王阳明的心学。
7、张载
还得介绍一下张载。张载是继孙复、范仲淹经世济人的思想再加以性理的参透而成。张载治学以《易》为宗，以《中庸》为体，以“孔孟”为法。
张载认为万物的生长发展都由于气的聚散、动静，气中又有阴阳二性，沉、降、静之性是阴性，浮、升、动之性是阳性，气有聚散，气聚则物成，气散则物 毁。气的聚散，有一定的规律。所以物的产生，有一定的秩序，这叫做“理”。“人”亦由气聚所产生，故亦得其性的部分，具有“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人 与万物俱生于天地之间，天地是人与万物的父母，人就应该努力破除“我”与“非我”的界限，而使个体和天地万物合一。为达这目的，首先要变化“气质之性”， 使它恢复为原来的“天地之性”；“天地之性”就是朱熹所说的“理”。
张载在《西铭》一文中阐明人对宇宙所应持的态度：“吾人之体”即“宇宙之体”，“吾人之性”即“宇宙之性”，我们应视宇宙为父母，应以事父母之道对待宇宙，应视天下之人皆如兄弟，天下万物皆如同类。
所以张载提出了“民胞物与”的主张。
张载核心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8、叶适
叶适是理学务实派（事功派）的代表人物，特点是“教人就事上理会，步步着实，言之必使可行，足以开物成务”（也即可行性优先于必要性）。叶适曾经与朱朱熹陆九渊鼎立而三。
叶适提倡功利，反对空谈性命，认为学者重点是学以致用，所以重典章、重经济、重致用，倡改革，主张“义理之学不必深穷”。认为“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主张“通商惠工，以国家之力扶持商贾，流通货币”，反对传统的“重本抑末”（即只重农业、轻视工商）政策。
叶适的哲学思想是：强调“道”存在于事物本身之中，“物之所在，道则在焉”。物由气构成，五行八卦都是气的变化形态。提出“一物为两”、“一而不 同”的关于事物对立统一的命题，认为事物对立面处于依存、转化之中，强调“止于中庸”。认识上主张“以物用不以己用”，提倡对事物作实际考察来确定义理。 反对朱熹陆九渊等等的性理空谈，认为糅合儒、佛、道三家思想提出“无极”、“太极”等学说的周敦颐纯属谬论。但是叶适显然缺乏思辩能力和逻辑能力，其哲学 思想比较浅薄。
叶适本人虽然强调实践，但是其门人多流于辞章，纯属口水党：“水心之门，有为性命之学者，有为经制之学者，有为文字之学者”。只有少数有“欲以事功见其门庭”。
1、宋代理学为什么会起源
（1）、收拾人心
拨乱反正的需要。
唐末五代十国武人专政，风气败坏，道德沦亡，毫无廉耻，宋代读书人为扭转这不良风气，挽救人心社会，从教化入手而开讲学之风，促成理学存在基础。
（2）、与佛教争夺人心
抗击西方意识形态。
隋唐以来，佛教迅速发展，其精密思辨特点，对中国儒家这种缺乏逻辑思辩能力的格言式学说产生了致命的冲击，几乎瓦解了儒家学说。尤其是禅宗所讲的“明心见性”之道影响为最大。
儒家思想一向以现实社会的伦理纲常为主，但是大多是结论，缺乏哲学上的推理系统，无法解释疑惑，无法让人信服。
儒家学说是实用主义的，强调学以致用，其核心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政治技术，离不开功名利禄，没法进入形而上学境界，无法超越自己，例如儒家从不讨论：人是什么，我是谁，为什么活着，人可以知道的知识边界是什么这类古希腊时代热门的问题。
但是人类与动物不同，必然会问精神上的问题。由于我们精神是可以超越有限和无常的，但是精神的载体不论是生物身体或宇宙（六合八荒为宇。古往今来 为宙）都是有限和无常的，都有起点和边界。这就导致一个人生基本苦恼，也是一个人的基本问题：在物质领域不存在无限永恒，而人的精神却在追求超越这种有限 和无常。这样超越的的结果必然是从自我进入忘我，从理性进入信仰，从清醒进入混沌，超越的必然结果是无长短大小，先后轻重这些基于时空尺度的比较概念（超 越的标志就是消灭了时空概念，所谓坐忘的特征就是不知何地，不知何时），这种纯粹的精神永恒和无限境界按照很多超越者的描述时存在的，这就是所谓的彼岸， 不过这个彼岸只有精神才能达到，载体是去不了的。这个境界给中国的士大夫阶层打开了以上大门，远远超越了儒家政治技术学说的境界，导致儒家学说节节败退。
所以就算是唐代儒学得到政府大力倡导，但是由于儒学知识体系和逻辑体系的粗糙，实际影响却远不及佛学，甚至日益衰微，气息奄奄，士大夫阶层均以修行超越标榜。
宋初学者为建立儒学能够对抗佛教的逻辑体系和形而上学体系，不得不吸收道教和佛教中关于宇宙本体的概念（因为自己没有，儒家学说本质是如何做官的官场学说），作为建构自己的宇宙论和本体论，这就是理学。
（3）、儒学需要改革
传统意识形态需要修补。
儒学自两汉以至隋，已由孔、孟、荀的儒学变为经学，已经僵化到奄奄一息，必须创新求生。
经学从西汉、东汉到唐代，已由注重微言大义的今文经学一变而为专重训诂考据的古文经学，由笺注经传的“注”再变而为“注”作“注”的疏，致力于文 字训诂名物考据、章句分析，与孔、孟、荀“尊德性”、“论政治”的学风距离越来越远，而且笺注日趋繁琐，而唐人作“疏”，例不破“注”，即“注”有错误亦 不会指出，反而代为解释维护，这种琐屑的讲疏，有违孔、孟遗意，忽略先哲经传中所含义理的讨究，舍本逐末。已经走投无路。
其实韩愈、李翱的作《原道》、《复性书》时，就已经提出要创新，
他们鄙弃汉儒琐碎的训诂、章句之学，要专究于修己、治平之道，而着力于做人的工夫。
（4）、宋朝中央政府需要
君主大力提倡。是巩固权力的需要。
宋初各帝鉴于唐末五代以来伦理道德崩溃，臣民的廉耻之心尽丧，社会风气因此而败坏不堪，使一般的士人只求荣利，不重气节。如五代的冯道历事四姓十君而不以为耻，反而自称为“长乐老”洋洋自得。
更由于宋朝得位不正，担心武人效仿陈桥驿故事，所以坚定执行重文弃武国策，认为让国人多读书，就能防患于未然。
所以从宋太祖立国开始，便执行文做官而分利的政策，极力提倡文教，奖励儒学，力崇实践，专事于修养的工夫。
于是社会风气为之转移，进而成为宋儒致力于身心修养的理学。
国家政策的支持，导致宋代书院极盛，例如白鹿、岳麓、应天、嵩阳四大书院。书院多聘请名儒主讲，他们大多排斥功利，崇尚道义，教学宗旨在于发扬孔门义理之学及修己立人之道，开启了理学身体力行的风气。
这样也就彻底解除社会精英可能对宋家皇位的威胁。当然后遗症是让整个民族变成小白兔，精神被阉割，人人是太监，整个国家精神上不堪一击。
2、周敦颐
理学的开山鼻祖是周敦颐，周敦颐传程颢、程颐，二程再传朱熹，而奠定理学的基础。
周敦颐主要成就是《太极图说》和《通书》。
《太极图说》以图形说明宇宙发生的原理和次序，《通书》则重在阐述“诚”的意义。
周敦颐学说渊源于道家的太极、阴阳五行之说，参以佛家的心性，而以儒家仁义之道为宗。他核心名句是以“无欲故静”作为修养方法（实际是来自佛家“清静寂灭”之说，又与道家的“恬静无欲”有相近地方）。
周敦颐认为宇宙的起源乃由“无极而太极”，“太极”是宇宙的本体，“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动极而后静，静极而后动，循环不息而生金、木、水、火、土五行，由五行而生万物。
在人生方面，周敦颐认为阴阳五行配合得最恰当的就是人，所以万物中以人最灵秀，具有太极之理、五行之性，受太极“纯粹至善”的“理”，故人之性本来是善。
宇宙既由金、木、水、火、土五行构成，则人亦有仁（木）、义（金）、礼（火）、智（水）、信（土）五常。
其见诸实施，则不外乎仁义二者（所以配合阴阳）。
仁义之性，皆是善的，但用得不当，却可变为恶，所以人要不离乎中正以立“人极”（做人的标准），欲立“人极”，必须无欲、主静，无欲便会心灵虚 静，于事物的是非利害的考虑上便能居于中道，明理通达，而在行动上便自然的正直无私，能做到这样的话，便能达到至诚的境界，也是一个圣人的境界，同时也是 一个太极的境界，达至儒家追求的最高境界──天人合一。
周敦颐的学说已将宇宙论与修身为人之道揉合一起，建立起理学基础。
3、程颢和程颐
程颢、程颐的学问就是在《通书》基础上发展的。
但是二程不喜欢探讨宇宙问题，而主张直接从人生实际经验来建立人生的道理，因此教人从实际生活与内心体验上来寻求修养的方法。
程颢认为天下一切真理必须经过亲身体验，才不会流于空谈，他认为“天理”在于“仁”，人如能具有仁德，便能与天地万物为一体，所以学者必须先“识 仁”，他说：“学者须先识仁，义、礼、智、信皆仁也”。他认为“仁”在人之本性中，不须外求，只要“明心”，便能“见性”，便能“求仁”“得仁”，我们明 白这道理后，便须紧记不忘，更要身体力行，一切行事，皆本此心去做，即所谓以“诚敬存之”，所以“诚”与“敬”便是明道、修身、养性的法门。
程颢侧重“心”的修养，认为“舍心之外天下无理”，要人“自其心体验天理”。
总之，程颢认为学者须先识仁，然后以诚敬存养。他重内心体证，认为人必须透过内心反省以掌握做人、修养的道理。名言是“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
程颐论“心性”与程颢相同，但论“诚、敬”方面的修养则不一致。程颐提出“存天理，去人欲”的方法在“涵养”和“进学”两方面，并认为“涵养须用 敬，进学在致知”、“诚意在致知，致知在格物”。一方面修己的意志，使之专一集中，不为外物所动（敬）；一方面今日格（“穷”(求)的意思）一物（理）， 明日格一物，然后加以归纳，便会豁然贯通，明白万物都是一理。他主张“持敬”与“穷理”并重。
这是朱熹朱熹道问学、即物穷理之学说的来源。
4、朱熹
朱熹集宋代理学之大成，他认为“格物”、“致知”可帮助了解个别事物的理，从而归纳了解宇宙的天理，因此他认为修养方法在“道问学”以致知，“存天理”以去人欲。
朱熹认为宇宙间万事万物都有一个真理存在，这个真理就是“太极”。至于“真理”要表现而成为具体的形象，则有赖于“气”。他说：“理也者，形而上 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由此而解释到人、物的形成：“理”与“气”合而构成人，由于气中有清、浊，因而人性亦有善、有 恶。
因此，朱熹教人从善，要“存天理，去人欲”。
要去人欲，便必须“敬”与“致知”。
所谓“敬”，是要使人的一己之心，常常受到警策监督，一旦有私念私欲的萌芽，便要马上加以克制；“致知”即求取学问的意思，他以为天下之物理精髓皆具于圣贤书中，所以读圣贤典籍便是致知的所在，而古书则以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为六经的阶梯。
人若做到“敬”与“致知”，是绝对可以到达至德、至善、至理的境界。
宋代的理学经朱熹提倡而大盛。
5、邵康节（邵雍）
另外一个原创者是邵雍，着有《先天图》等。他根据《易传》关于八卦形成的解释，参杂道教思想，认为宇宙之本是“太极”，亦即是“道”、“心”（换 言之道是天地万物的本源）；太极永恒不变，而天地万物皆有消长、有终始，人如能知天地万物之道，便能参天地、育万物，成为天地万物的主宰（简单说就是天人 同构）。
6、陆九渊
另外一个原创者是陆九渊，他认为“宇宙即吾心，吾心即宇宙”，故透过自我内心的反省即可了解天理；他重视持敬，持敬使人能明心见性，因此他强调反省，认为知识的多寡与个人修养无必然关系。而提倡“尊德性”。
陆九渊特别注重持敬的内向工夫，主张心即是理，不容有二，认为即物穷理为支离破碎，而教人先发明本心之明，而后博览，以应万物之变。陆九渊名言：“学苟知本，六经皆我注脚”。陆九渊启发了明代王阳明的心学。
7、张载
还得介绍一下张载。张载是继孙复、范仲淹经世济人的思想再加以性理的参透而成。张载治学以《易》为宗，以《中庸》为体，以“孔孟”为法。
张载认为万物的生长发展都由于气的聚散、动静，气中又有阴阳二性，沉、降、静之性是阴性，浮、升、动之性是阳性，气有聚散，气聚则物成，气散则物 毁。气的聚散，有一定的规律。所以物的产生，有一定的秩序，这叫做“理”。“人”亦由气聚所产生，故亦得其性的部分，具有“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人 与万物俱生于天地之间，天地是人与万物的父母，人就应该努力破除“我”与“非我”的界限，而使个体和天地万物合一。为达这目的，首先要变化“气质之性”， 使它恢复为原来的“天地之性”；“天地之性”就是朱熹所说的“理”。
张载在《西铭》一文中阐明人对宇宙所应持的态度：“吾人之体”即“宇宙之体”，“吾人之性”即“宇宙之性”，我们应视宇宙为父母，应以事父母之道对待宇宙，应视天下之人皆如兄弟，天下万物皆如同类。
所以张载提出了“民胞物与”的主张。
张载核心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8、叶适
叶适是理学务实派（事功派）的代表人物，特点是“教人就事上理会，步步着实，言之必使可行，足以开物成务”（也即可行性优先于必要性）。叶适曾经与朱朱熹陆九渊鼎立而三。
叶适提倡功利，反对空谈性命，认为学者重点是学以致用，所以重典章、重经济、重致用，倡改革，主张“义理之学不必深穷”。认为“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主张“通商惠工，以国家之力扶持商贾，流通货币”，反对传统的“重本抑末”（即只重农业、轻视工商）政策。
叶适的哲学思想是：强调“道”存在于事物本身之中，“物之所在，道则在焉”。物由气构成，五行八卦都是气的变化形态。提出“一物为两”、“一而不 同”的关于事物对立统一的命题，认为事物对立面处于依存、转化之中，强调“止于中庸”。认识上主张“以物用不以己用”，提倡对事物作实际考察来确定义理。 反对朱熹陆九渊等等的性理空谈，认为糅合儒、佛、道三家思想提出“无极”、“太极”等学说的周敦颐纯属谬论。但是叶适显然缺乏思辩能力和逻辑能力，其哲学 思想比较浅薄。
叶适本人虽然强调实践，但是其门人多流于辞章，纯属口水党：“水心之门，有为性命之学者，有为经制之学者，有为文字之学者”。只有少数有“欲以事功见其门庭”。
第六章 改造命运的方法（续九）
关于怀孕的详细禁忌，请参阅李时珍先生所著的本草纲目第一卷！
11、欲求贵子，不可在‘十斋日’（初一、初八、十四、十五、十八、廿三、廿四、廿八、廿九、三十日）行房。不可在夏至、冬至、立春、立夏、立秋、立冬等时节交换日、大风、大雨、大雾、大寒、大暑、大饱、大醉、大怒、雷电交加、天地阴晦、日蚀月蚀、虹霓地动、佛菩萨神仙圣诞、父母生忌日、夫妇本命日等日子行房，否则丈夫损伤身体百倍，太太容易得病，所生的儿子狂颠、愚痴、多病、聋哑、四肢残废、短命、不孝、不仁。
又不可在日月星辰、火光之下，神庙佛寺之中，井灶厕所的旁边、坟墓灵柩的附近行房。
假如前世或今生广积阴德，又交合如法，则有福德智慧的善人来投胎。如果前世或今生不修德行善，又在不好的时间和地点行房，则有薄福愚痴的恶人来投胎，使父母心情不宁、所做不成、家道凶险。
12、假如你广修阴德，并且在下面的日子行房受孕，则所生的子女聪明端庄：王相曰：春季的甲乙日。夏季的丙丁日。秋季的庚辛日。冬季的壬癸日。
月宿曰：
正月十日、十一日、十二日。
二月四日、七日、十日、十二日、廿二日。
三月二日、五日、七日、十日。
四月五日、十日、廿二日。
五月二日、四日、二十日。
六月廿六日。
七月廿一日、廿六日。
八月十三日、廿一日、廿二日、廿六日。
九月六日、十六日、廿一日、廿二日。
十月四日、九日、十七日、二十日、廿二日。
十一月十六日。
十二月四日、九日、十三日、十七日。（请务必详关健康长寿宝鉴）
以上日期以农历为准。每日子夜里十一点（子时）就开始算起。
请诸位注意：不造恶业、广积阴德才是生贵子的真正原因，选择好日子行房只是‘助缘’而已。假如不积阴德，只选好日子，岂不是舍本逐末了吗？因为‘败家子’的发生，都是因有前世所结的冤债造成的。假如一个人不造恶业、不结怨仇，他就不会生出败家子来。问题是我们每一个人在过去世所造的恶业和所结的怨仇都相当多。所以对一个不尽全力修德行善的，似乎就很有可能生出败家子，所以普通人有‘富不过三代’的说法。要防止败家子的发生，我们必须时常忏悔过去的业障，早日广积阴德。
同样的道理，给孩子取好名字也只是‘助缘’而已，孩子的命运决定于他过去和今生所造的善恶业。诸君可不能只把精神花在取名字上，而忘了行善积德。因为行善积德才是根本、才是最重要的啊！
七、在顺境中应怎么办？
我们遇到顺境，应当这么想：‘我家现在很富足，这一定是过去世布施得来的善果，今生我更慷慨施舍，救人危急，帮助众生。’
‘我的身体现在很健康，没有病痛，这一定是慈悲心所导致的善果。今生我更应不杀害动物，爱护众生。’
及时行善好比趁灯火未灭时赶紧添油，以免灯火灭了，连油都找不到，添油可就麻烦了。所以我们在顺境中正好行善积德！
八、遇到逆境又应如何？
遇到逆境，我们要自己想一想：‘我现在的困难灾祸都是过去世的恶业所造成的。如果我能逆来顺受，随遇而安，那么岂不是就可以消掉罪业了吗？不只如此，当我穷困时，我常愿天下人人富足。当我多病时，我愿天下人人健康。当我遇到争斗时，我愿天下人人和睦相处。我头脑不好，但愿普天之下人人具有智慧。当我五官不全，我愿天下众生长相庄严。……’
遇到任何苦难，我们就发愿来世能救度这类苦难的众生。那岂不是‘烦恼即智慧’吗？（阴骘文广义节录卷上）
宝王三昧念佛直指这本书的下卷还提供，化逆境为助境的方法：
1、念身不求无病，身无病则贪欲易生，是故圣人设化，以病苦为良药。
2、处世不求无难，世无难则骄奢必起，是故圣人设化，以患难为消遥。
3、究心不求无障，心无障所学腊等，是故圣人设化，以遮障为解脱。
4、立行不求无魔，行无魔则誓不坚，是故圣人设化，以群魔为法侣。
5、谋事不求易成，易成则志存轻慢，是故圣人设化，以留难为成就。
6、交情不求益吾，交益吾者亏损道义，是故圣人设化，以淡交为资粮。
7、于人不求顺适，人顺适则心必自矜，是故圣人设化，以逆人为园林。
8、施德不求望报，德望报则意有所图，是故圣人设化，以布德为弃屣。
9、见利不求沾分，利沾分则痴心亦动，是故圣人设化，以疏利为富贵。
10、被抑不求申明，抑申明则怨恨滋生，是故圣人设化，以屈抑为行门。
九、看见别人行善，我能受福吗？
别人做善事，我们也可以种福。例如：在他还没有做善以前，我们勉励他做，这叫做以勉励来生福。在他正在做善事的时候，我们则帮助他做，替他欢喜，这叫做以随喜来生福。当他的善事已经做完成了，我们就赞美他的功德和长处，使别人能够效法他，这叫做以赞叹来生福。假如我们能这么做，则天上天下，古往今来的善事，都可以给我们造福，这岂不是很妙吗？
十、看见他人造恶，我能种福吗？
当他人想做恶事而还没开始做的时候，我们可以劝导他不要做或者加以阻止，我们就有福了。万一他已经正在做恶事，我们就忧愁不乐，心中常怜愍做恶的众生，我们也有福了，当他的恶事已经完成，而别人还不晓得，或者恶名还未传播出去时，我们尽力设法加以隐蔽，而且不去谈论它，我们就有福了。当大家都已经知道他做的恶事，或者他的恶名已经远播了，我们就引以为戒，用他的例子来告诫朋友或晚辈。我们岂不也有福了。
关于怀孕的详细禁忌，请参阅李时珍先生所著的本草纲目第一卷！
11、欲求贵子，不可在‘十斋日’（初一、初八、十四、十五、十八、廿三、廿四、廿八、廿九、三十日）行房。不可在夏至、冬至、立春、立夏、立秋、立冬等时节交换日、大风、大雨、大雾、大寒、大暑、大饱、大醉、大怒、雷电交加、天地阴晦、日蚀月蚀、虹霓地动、佛菩萨神仙圣诞、父母生忌日、夫妇本命日等日子行房，否则丈夫损伤身体百倍，太太容易得病，所生的儿子狂颠、愚痴、多病、聋哑、四肢残废、短命、不孝、不仁。
又不可在日月星辰、火光之下，神庙佛寺之中，井灶厕所的旁边、坟墓灵柩的附近行房。
假如前世或今生广积阴德，又交合如法，则有福德智慧的善人来投胎。如果前世或今生不修德行善，又在不好的时间和地点行房，则有薄福愚痴的恶人来投胎，使父母心情不宁、所做不成、家道凶险。
12、假如你广修阴德，并且在下面的日子行房受孕，则所生的子女聪明端庄：王相曰：春季的甲乙日。夏季的丙丁日。秋季的庚辛日。冬季的壬癸日。
月宿曰：
正月十日、十一日、十二日。
二月四日、七日、十日、十二日、廿二日。
三月二日、五日、七日、十日。
四月五日、十日、廿二日。
五月二日、四日、二十日。
六月廿六日。
七月廿一日、廿六日。
八月十三日、廿一日、廿二日、廿六日。
九月六日、十六日、廿一日、廿二日。
十月四日、九日、十七日、二十日、廿二日。
十一月十六日。
十二月四日、九日、十三日、十七日。（请务必详关健康长寿宝鉴）
以上日期以农历为准。每日子夜里十一点（子时）就开始算起。
请诸位注意：不造恶业、广积阴德才是生贵子的真正原因，选择好日子行房只是‘助缘’而已。假如不积阴德，只选好日子，岂不是舍本逐末了吗？因为‘败家子’的发生，都是因有前世所结的冤债造成的。假如一个人不造恶业、不结怨仇，他就不会生出败家子来。问题是我们每一个人在过去世所造的恶业和所结的怨仇都相当多。所以对一个不尽全力修德行善的，似乎就很有可能生出败家子，所以普通人有‘富不过三代’的说法。要防止败家子的发生，我们必须时常忏悔过去的业障，早日广积阴德。
同样的道理，给孩子取好名字也只是‘助缘’而已，孩子的命运决定于他过去和今生所造的善恶业。诸君可不能只把精神花在取名字上，而忘了行善积德。因为行善积德才是根本、才是最重要的啊！
七、在顺境中应怎么办？
我们遇到顺境，应当这么想：‘我家现在很富足，这一定是过去世布施得来的善果，今生我更慷慨施舍，救人危急，帮助众生。’
‘我的身体现在很健康，没有病痛，这一定是慈悲心所导致的善果。今生我更应不杀害动物，爱护众生。’
及时行善好比趁灯火未灭时赶紧添油，以免灯火灭了，连油都找不到，添油可就麻烦了。所以我们在顺境中正好行善积德！
八、遇到逆境又应如何？
遇到逆境，我们要自己想一想：‘我现在的困难灾祸都是过去世的恶业所造成的。如果我能逆来顺受，随遇而安，那么岂不是就可以消掉罪业了吗？不只如此，当我穷困时，我常愿天下人人富足。当我多病时，我愿天下人人健康。当我遇到争斗时，我愿天下人人和睦相处。我头脑不好，但愿普天之下人人具有智慧。当我五官不全，我愿天下众生长相庄严。……’
遇到任何苦难，我们就发愿来世能救度这类苦难的众生。那岂不是‘烦恼即智慧’吗？（阴骘文广义节录卷上）
宝王三昧念佛直指这本书的下卷还提供，化逆境为助境的方法：
1、念身不求无病，身无病则贪欲易生，是故圣人设化，以病苦为良药。
2、处世不求无难，世无难则骄奢必起，是故圣人设化，以患难为消遥。
3、究心不求无障，心无障所学腊等，是故圣人设化，以遮障为解脱。
4、立行不求无魔，行无魔则誓不坚，是故圣人设化，以群魔为法侣。
5、谋事不求易成，易成则志存轻慢，是故圣人设化，以留难为成就。
6、交情不求益吾，交益吾者亏损道义，是故圣人设化，以淡交为资粮。
7、于人不求顺适，人顺适则心必自矜，是故圣人设化，以逆人为园林。
8、施德不求望报，德望报则意有所图，是故圣人设化，以布德为弃屣。
9、见利不求沾分，利沾分则痴心亦动，是故圣人设化，以疏利为富贵。
10、被抑不求申明，抑申明则怨恨滋生，是故圣人设化，以屈抑为行门。
九、看见别人行善，我能受福吗？
别人做善事，我们也可以种福。例如：在他还没有做善以前，我们勉励他做，这叫做以勉励来生福。在他正在做善事的时候，我们则帮助他做，替他欢喜，这叫做以随喜来生福。当他的善事已经做完成了，我们就赞美他的功德和长处，使别人能够效法他，这叫做以赞叹来生福。假如我们能这么做，则天上天下，古往今来的善事，都可以给我们造福，这岂不是很妙吗？
十、看见他人造恶，我能种福吗？
当他人想做恶事而还没开始做的时候，我们可以劝导他不要做或者加以阻止，我们就有福了。万一他已经正在做恶事，我们就忧愁不乐，心中常怜愍做恶的众生，我们也有福了，当他的恶事已经完成，而别人还不晓得，或者恶名还未传播出去时，我们尽力设法加以隐蔽，而且不去谈论它，我们就有福了。当大家都已经知道他做的恶事，或者他的恶名已经远播了，我们就引以为戒，用他的例子来告诫朋友或晚辈。我们岂不也有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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