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狐狸[超话]#之前提到的三浅陶社家的翘屁嫩狐香薰上新了
非常可惜的是因为产能问题他们只做出了12个,库存也只有12个,而且以后不会再做了
所以这12个是孤单的,抢到就抢到,抢不到也没有了
所以大家看运气吧,已经上我的微博小店了
520期间比狐狐第一批的时候架隔还要低
只可惜...只有这几个了...
(是陶瓷的) https://t.cn/A6V4Dn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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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靖翔[超话]#
喜欢小才一年半的时间,也算四分之一个老粉?~去年小才生日的时候就好羡慕能去线下的招财猫们,因为还是个小朋友,去不了,好可惜。今年终于可以亲自过去送生日祝福了!!!一个不爱说话和社恐的我,去线下本来有点害怕,但发现姐姐们都好好!!嘻嘻~(来求个眼熟[喵喵])见到小才真的好紧张好紧张!但又好开心好开心!!!虽然有点小遗憾没有拿到合照,但还是特别激动!!等孩纸成年了一定会再去的!(傲娇~)
来一波返图~请问,舅舅你是仙子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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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福庵篆刻赏析100例》,朱琪编著
江西美术出版社2020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朱琪先生这部著作乃是以一问一解的方式讲述王福庵的篆刻特点,其着眼点主要在篆刻风格上。我觉得这种写法难度比较高,如果是讲述多位篆刻家,挑出他们的代表作倒比较容易,而针对一个人的篆刻举出100个例子,还要逐一解读,这是非谙此道者难以到达的高度。
朱先生在前言中先对王福庵的生平做了简介,原来王福庵家庭为琅琊王氏分支,祖父王言为嘉庆举人,父亲王同乃光绪进士,王同有四子,福庵最少,王同喜欢考证金石碑版,这个爱好为福庵所继承。对于篆刻所本,福庵自道:“余年十二即解爱好印章,见汪、丁两氏印谱辄心仪焉。”
12岁时就爱好篆刻之学,尤其喜欢翻阅汪启淑和丁敬两家的印谱,想来王福庵的治印生涯是从模仿两家印谱起步,而到了1904年,在其25岁时,他就与丁仁、叶铭、吴隐等筹划创立西泠印社。然而,其早年工作却与篆刻无关,他在沪杭铁路局、湘鄂铁路局等处工作,1920年受聘于北京临时政府印铸局,1924年因清室善后委员会之聘,出任古物陈列鉴定所委员,于此期间参与了《金薤留珍》的钤拓。此谱乃是民国印谱中的名品之一,市场所见均为套色石印本,寒斋所藏亦是此物,而我以往并不知道王福庵也参与此事,此乃拜读朱琪这部赠书的收获之一。
1936年,王福庵辞官定居上海,以鬻书鬻印自给,这一年他51岁。1945年他将《福庵印稿》78册捐赠给合众图书馆,1959年又将毕生篆刻精品300余方捐赠给上海市文管会,以此可见其高风亮节。朱琪先生说,福庵先生性情平和宽厚,乐于奖掖后学,其著名弟子有韩登安、顿立夫、吴朴堂、高式㷱、冒怀苏等多人。
对于王福庵的篆刻根源,朱琪点明源于浙派,而后谈到浙派篆刻以西泠八家为代表,但八家风格各异。朱琪根据审美追求和发展脉络,将它们分为两派:“其中丁敬、蒋仁、陈鸿寿、钱松一路,意偏于拙,刀法挥洒不羁,富金石韵味,且更见性情。黄易、奚冈、陈豫钟、赵之琛一路,偏于用巧,刀法内敛,风神秀雅,多书卷气。”而后提到:“晚清时期,赵之琛成为浙派篆刻集大成者,其后名家中赵之谦、徐三庚亦皆受浙派影响,浙派篆刻受到新的审美风尚熏染,因此最终走向与其他流派相融合的道路,形态更加多元。”
接下来朱琪讲到王福庵是他的太老师,而其本师乃是王一羽先生。王先生曾向朱琪讲述自己的拜师经历,根据那时的惯例,拜王福庵为师,需上束脩金条两根,这在当时可谓一笔巨资,但因是陈锡钧所召介,福庵先生不肯收束脩,只要求花一角钱去买梅红帖子,写上“受益门生王一羽百拜”即可,但:“羽师乃花了几百元买了八色礼物,其中有四瓶白兰地、八斤桂圆、八斤蜜枣……装了半个三轮车。”
可见那时的拜师之礼是何等隆重,不过看到这里我会忍不住地想,朱琪先生拜王一羽为师时,他的拜师礼又是些什么东西。
本书的封面图案是一枚放大的印蜕,乃是王福庵所刻的苏东坡词句。近来在写东坡寻访之文,陡然见到此印中的“我欲乘风归去”,顿感欣喜。当年东坡因乌台诗案而入狱,据说神宗读到这几句时,感叹说:“苏轼终是爱君。”我好奇于王福庵为什么把这三句刻成一方印章,于是在书内找到朱琪先生的解读。朱先生先是将边款列于上:
戊寅长夏,北窗高卧,取东坡词句作印。时正避兵沪上,日刻一印以消磨岁月。福厂居士王禔。
那时正在进行淞沪抗战,王福庵避兵上海,每天刻一印来解忧,显然他并未对“终是爱君”进行联想。朱琪先生在解读该印章时认为,王福庵先生是借印遣怀,着眼点更多的在于治印时的谋篇布局,他首先认为:“此印为王福庵细朱文多字印的代表之作,尤其可见其章法排布的高超本领。多字印费安排,总经妥帖为上。”接着解读出福庵先生在布局上的想法:
第一步就是要把印稿设计好。印稿的设计考验作者分朱布白的能力,要领则在于“均匀”二字。这样的多字印,首先要判断大的字势结体是以横向为主导,还是以纵向为主导,然后估量出平等的横(或纵)笔之间的间距,并按照大致相等的间距来安排笔画,这样就可以保证章法上的大体匀称。
我在此书中还找到了王福庵篆刻的其他东坡诗句,比如“人间何处有此境”、“时得一二遗八九”,可见福庵亦深喜东坡诗文。就印文的内容论,我尤其喜欢“有好都能累此生”,虽然此句非东坡所言,却道出了癖于收藏者的囚徒困境。
相比较而言,我更多的关注藏书印,朱琪先生在本书内选了一枚“麋砚斋藏书记”,此印边款为:
寒松老人云:藏书籍书画印宜作朱文,藏金石碑拓宜作白文。余谓藏书印不但宜作朱文,其印式更宜窄而长,庶不致将印文压入书行。老人颇韪余言。今得此石适合藏书印之用,因刻此印。乙亥七月七日,福厂并记于麋研斋。
福庵先生将寒松老人的话更进一层,可见其深谙藏书印之真谛,难怪其所刻之印为后世所喜。可惜先生早在1960年已归道山,余生也晚,无法向他求得一枚藏书印。
江西美术出版社2020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朱琪先生这部著作乃是以一问一解的方式讲述王福庵的篆刻特点,其着眼点主要在篆刻风格上。我觉得这种写法难度比较高,如果是讲述多位篆刻家,挑出他们的代表作倒比较容易,而针对一个人的篆刻举出100个例子,还要逐一解读,这是非谙此道者难以到达的高度。
朱先生在前言中先对王福庵的生平做了简介,原来王福庵家庭为琅琊王氏分支,祖父王言为嘉庆举人,父亲王同乃光绪进士,王同有四子,福庵最少,王同喜欢考证金石碑版,这个爱好为福庵所继承。对于篆刻所本,福庵自道:“余年十二即解爱好印章,见汪、丁两氏印谱辄心仪焉。”
12岁时就爱好篆刻之学,尤其喜欢翻阅汪启淑和丁敬两家的印谱,想来王福庵的治印生涯是从模仿两家印谱起步,而到了1904年,在其25岁时,他就与丁仁、叶铭、吴隐等筹划创立西泠印社。然而,其早年工作却与篆刻无关,他在沪杭铁路局、湘鄂铁路局等处工作,1920年受聘于北京临时政府印铸局,1924年因清室善后委员会之聘,出任古物陈列鉴定所委员,于此期间参与了《金薤留珍》的钤拓。此谱乃是民国印谱中的名品之一,市场所见均为套色石印本,寒斋所藏亦是此物,而我以往并不知道王福庵也参与此事,此乃拜读朱琪这部赠书的收获之一。
1936年,王福庵辞官定居上海,以鬻书鬻印自给,这一年他51岁。1945年他将《福庵印稿》78册捐赠给合众图书馆,1959年又将毕生篆刻精品300余方捐赠给上海市文管会,以此可见其高风亮节。朱琪先生说,福庵先生性情平和宽厚,乐于奖掖后学,其著名弟子有韩登安、顿立夫、吴朴堂、高式㷱、冒怀苏等多人。
对于王福庵的篆刻根源,朱琪点明源于浙派,而后谈到浙派篆刻以西泠八家为代表,但八家风格各异。朱琪根据审美追求和发展脉络,将它们分为两派:“其中丁敬、蒋仁、陈鸿寿、钱松一路,意偏于拙,刀法挥洒不羁,富金石韵味,且更见性情。黄易、奚冈、陈豫钟、赵之琛一路,偏于用巧,刀法内敛,风神秀雅,多书卷气。”而后提到:“晚清时期,赵之琛成为浙派篆刻集大成者,其后名家中赵之谦、徐三庚亦皆受浙派影响,浙派篆刻受到新的审美风尚熏染,因此最终走向与其他流派相融合的道路,形态更加多元。”
接下来朱琪讲到王福庵是他的太老师,而其本师乃是王一羽先生。王先生曾向朱琪讲述自己的拜师经历,根据那时的惯例,拜王福庵为师,需上束脩金条两根,这在当时可谓一笔巨资,但因是陈锡钧所召介,福庵先生不肯收束脩,只要求花一角钱去买梅红帖子,写上“受益门生王一羽百拜”即可,但:“羽师乃花了几百元买了八色礼物,其中有四瓶白兰地、八斤桂圆、八斤蜜枣……装了半个三轮车。”
可见那时的拜师之礼是何等隆重,不过看到这里我会忍不住地想,朱琪先生拜王一羽为师时,他的拜师礼又是些什么东西。
本书的封面图案是一枚放大的印蜕,乃是王福庵所刻的苏东坡词句。近来在写东坡寻访之文,陡然见到此印中的“我欲乘风归去”,顿感欣喜。当年东坡因乌台诗案而入狱,据说神宗读到这几句时,感叹说:“苏轼终是爱君。”我好奇于王福庵为什么把这三句刻成一方印章,于是在书内找到朱琪先生的解读。朱先生先是将边款列于上:
戊寅长夏,北窗高卧,取东坡词句作印。时正避兵沪上,日刻一印以消磨岁月。福厂居士王禔。
那时正在进行淞沪抗战,王福庵避兵上海,每天刻一印来解忧,显然他并未对“终是爱君”进行联想。朱琪先生在解读该印章时认为,王福庵先生是借印遣怀,着眼点更多的在于治印时的谋篇布局,他首先认为:“此印为王福庵细朱文多字印的代表之作,尤其可见其章法排布的高超本领。多字印费安排,总经妥帖为上。”接着解读出福庵先生在布局上的想法:
第一步就是要把印稿设计好。印稿的设计考验作者分朱布白的能力,要领则在于“均匀”二字。这样的多字印,首先要判断大的字势结体是以横向为主导,还是以纵向为主导,然后估量出平等的横(或纵)笔之间的间距,并按照大致相等的间距来安排笔画,这样就可以保证章法上的大体匀称。
我在此书中还找到了王福庵篆刻的其他东坡诗句,比如“人间何处有此境”、“时得一二遗八九”,可见福庵亦深喜东坡诗文。就印文的内容论,我尤其喜欢“有好都能累此生”,虽然此句非东坡所言,却道出了癖于收藏者的囚徒困境。
相比较而言,我更多的关注藏书印,朱琪先生在本书内选了一枚“麋砚斋藏书记”,此印边款为:
寒松老人云:藏书籍书画印宜作朱文,藏金石碑拓宜作白文。余谓藏书印不但宜作朱文,其印式更宜窄而长,庶不致将印文压入书行。老人颇韪余言。今得此石适合藏书印之用,因刻此印。乙亥七月七日,福厂并记于麋研斋。
福庵先生将寒松老人的话更进一层,可见其深谙藏书印之真谛,难怪其所刻之印为后世所喜。可惜先生早在1960年已归道山,余生也晚,无法向他求得一枚藏书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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