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才看到一个视频，温铁军回答一位女士关于农村重建工作是有考虑对农村传统男权体制的（改革），温铁军进行了6分钟回答，讲得非常好。这原本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对话，但是网贴把它作为“对田园女权降维打击”的案例，完全模糊了这段对话的价值，令人遗憾。
首先说这位女士的提问。这位女士的提问中包含了三个背景，一是由于传统男权体制因素导致农村女性地位低，让农村女性自杀率长期高于男性；二是现在农村女性自杀率降低了很多，所以农村人才的流失对于妇女解放来说反而有积极作用。打工妹不愿意回去；三是农村老人的自杀率在升高。然后她问，基于这些情况，现在讲农村重建，希望农村人才回流，那么是否考虑过改变农村的传统男权结构，（让女性更愿意回农村）？
问题原本很清晰，但这位女士在提问的时候表述不清，显得啰嗦，也就让有些人觉得她在瞎扯。但长期研究三农问题的温铁军显然听懂了，并且给出了极为精彩的回答。
关于这位女士的提问需要补充一些背景知识：
1、关于女性自杀率。
从男女性自杀率对比来看，世界的一般情况都是男性自杀率高于女性。但在从1987年到1997年，中国农村女性自杀率曾明显高于男性自杀率。大概是农村男性自杀率的2倍，城市男性自杀率的4倍。
根据《柳叶刀》的数据，1995至1999年间，15岁到34岁的中国女性公民中，每10万人里年均约有37.8名女性自杀，而其中来自农村者占比高达93%。发表于德国《社会精神病学与精神流行病学》杂志的《中国自杀率报告：2002~2011》称，1995年至1999年，15岁至34岁的中国女性公民之中，每10万人里年均约有35.2名农村女性自杀。而2011年，这一数字减少为每10万人之中只有3例，降幅超过了90%。
在将近10年中，中国自杀率降低了大概一半，其中主要原因是农村女性自杀率的大幅度降低。与女性自杀率降低同步发生的，是农村女性大规模进城务工。2008年，全国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达到1.4亿人，其中36%左右是女性，且以年轻女性为主。目前我国是世界上自杀率最低的国家之一，女性自杀率基本和男性持平，农村男性自杀率略高。
这也就是提问的女士所提讲，城市化进程提升了农村女性的地位，降低了农村女性的自杀率。从这一点来说，女性离开农村，有助于妇女解放。那么现在讲重建农村，如果不改善男权体制，农村对女性就缺乏吸引力，她们不会回去。
2、关于老人自杀率。近年来，随着我国总体自杀率一路下降的同时，农村老人的自杀率节节攀升，70岁以上农村老人的自杀率是年轻人是10倍。农村空心化以后，年轻人纷纷离开，老人在缺乏照顾、缺乏社会保障和收入来源，再加上高龄疾病等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自杀率一路高企。
总的来说，这位女士所提到的女性不愿意回农村和老人自杀率居高不下两个问题，都是“农村重建”过程中必须要面对的问题，但是两个问题都是表象，问题的根源直指我国最核心的城乡二元制结构问题，直指再分配问题，如果只是站在性别角度（虽然客观上与性别有关系）分析，就像温铁军教授所讲，视角太狭隘，也根本触及不到问题的根源，更无从谈论问题解决。
温铁军在听完问题以后，首先肯定了提问，“问题非常关键”，也谈及了“中国农村传统的一体集中的男权”，但是他很快就切入到核心问题上面，那就是资源分配问题。
温铁军提到五六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在五六十年代，中国的女性自杀率并不高于男性，在当时农村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的情况下，男女都在集体中劳作，都为家庭贡献收入，“妇女能顶半边天”，双方收入的相对平等带来了地位的相对平等。农村妇女自杀率的大幅度上升，与分田到户的推进同步。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由于人口的急剧膨胀和分田到户的推进，农村土地资源紧张，资源紧张就想着限制某些人的分配权，比如女性。而随着分田到户重新回来的是家长制，掌握生产资料的户主家长一般以男性为主，女性从客观上不再享有同等地位，成为家庭的附庸。在这个时间段，女性自杀率节节攀升。这一状况直到进城务工潮开启，重新获得自主收入来源的女性，也就逐步摆脱了苦闷而无望的生活，自杀率开始一路下降。
温铁军最核心的论述在接下来的部分。他认为，不是年轻人不愿意回农村，而是回不去农村，问题又分为两个方面：
一是，城市（资本）在工业化过程中，非常不负责任地对农村最优质的劳动力采用了“掐草尖”行为，只用最年轻最优秀劳动力最好的10年，从18到28，超过30岁想进厂就有难度了。互联网大厂35岁退休算啥，有些农民工30就被淘汰了。
几亿农民工以很低的工资收入和几乎不存在的社会保障，帮助中国快速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这也就是所谓的人口红利），但是这些农民工老了以后呢？城市给他们留位置了吗？户口给解决吗？子女教育？医疗社保？哪些公共设施公共服务在建设的时候考虑过这些农民工呢？全国平均年龄最年轻的加州，最早的建设者中很大一部分不就是打工妹吗？有多少打工妹留下来了？这就是图7里温铁军讲的意思。
二是现有农村的财产关系留不住人。温铁军认为，高速城市化打破了原有农村的社会结构，整个农村被纳入市场经济循环中，被强行外部定价。被外部定价的农村处于绝对弱势地位，农村什么都不值钱啊，不值钱，没收入，年轻人怎么留得住？长三角周边的农村有留不住人的问题吗？为什么老人自杀率这么高？在传统的家庭群居的小农经济中，老人由后代赡养，但现在后代都打工去了，老人无人照顾，稍有病痛，就是绝对的负担，老人为了不耽误儿女，可不就自杀么？（图8）（分地的问题没研究过，藏拙不讲了）
城市留不下，农村回不去的这2亿多农民工，今后怎么办？这才是农村重建真正要解决的问题。
至于这些问题背后的根源，是城乡二元制结构，是工农剪刀差。讲到这就可以不讲了，号还想要。也就温铁军这样的大佬现在愿意讲讲这些话了，至于说为什么其他人不怎么讲，大家应该懂。
所以说，精准扶贫、乡村振兴，不但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好事，也是终于有能力直面核心问题，补上历史欠账。这关系着我们整个国家能不能走得更稳，走得更远。
首先说这位女士的提问。这位女士的提问中包含了三个背景，一是由于传统男权体制因素导致农村女性地位低，让农村女性自杀率长期高于男性；二是现在农村女性自杀率降低了很多，所以农村人才的流失对于妇女解放来说反而有积极作用。打工妹不愿意回去；三是农村老人的自杀率在升高。然后她问，基于这些情况，现在讲农村重建，希望农村人才回流，那么是否考虑过改变农村的传统男权结构，（让女性更愿意回农村）？
问题原本很清晰，但这位女士在提问的时候表述不清，显得啰嗦，也就让有些人觉得她在瞎扯。但长期研究三农问题的温铁军显然听懂了，并且给出了极为精彩的回答。
关于这位女士的提问需要补充一些背景知识：
1、关于女性自杀率。
从男女性自杀率对比来看，世界的一般情况都是男性自杀率高于女性。但在从1987年到1997年，中国农村女性自杀率曾明显高于男性自杀率。大概是农村男性自杀率的2倍，城市男性自杀率的4倍。
根据《柳叶刀》的数据，1995至1999年间，15岁到34岁的中国女性公民中，每10万人里年均约有37.8名女性自杀，而其中来自农村者占比高达93%。发表于德国《社会精神病学与精神流行病学》杂志的《中国自杀率报告：2002~2011》称，1995年至1999年，15岁至34岁的中国女性公民之中，每10万人里年均约有35.2名农村女性自杀。而2011年，这一数字减少为每10万人之中只有3例，降幅超过了90%。
在将近10年中，中国自杀率降低了大概一半，其中主要原因是农村女性自杀率的大幅度降低。与女性自杀率降低同步发生的，是农村女性大规模进城务工。2008年，全国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达到1.4亿人，其中36%左右是女性，且以年轻女性为主。目前我国是世界上自杀率最低的国家之一，女性自杀率基本和男性持平，农村男性自杀率略高。
这也就是提问的女士所提讲，城市化进程提升了农村女性的地位，降低了农村女性的自杀率。从这一点来说，女性离开农村，有助于妇女解放。那么现在讲重建农村，如果不改善男权体制，农村对女性就缺乏吸引力，她们不会回去。
2、关于老人自杀率。近年来，随着我国总体自杀率一路下降的同时，农村老人的自杀率节节攀升，70岁以上农村老人的自杀率是年轻人是10倍。农村空心化以后，年轻人纷纷离开，老人在缺乏照顾、缺乏社会保障和收入来源，再加上高龄疾病等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自杀率一路高企。
总的来说，这位女士所提到的女性不愿意回农村和老人自杀率居高不下两个问题，都是“农村重建”过程中必须要面对的问题，但是两个问题都是表象，问题的根源直指我国最核心的城乡二元制结构问题，直指再分配问题，如果只是站在性别角度（虽然客观上与性别有关系）分析，就像温铁军教授所讲，视角太狭隘，也根本触及不到问题的根源，更无从谈论问题解决。
温铁军在听完问题以后，首先肯定了提问，“问题非常关键”，也谈及了“中国农村传统的一体集中的男权”，但是他很快就切入到核心问题上面，那就是资源分配问题。
温铁军提到五六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在五六十年代，中国的女性自杀率并不高于男性，在当时农村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的情况下，男女都在集体中劳作，都为家庭贡献收入，“妇女能顶半边天”，双方收入的相对平等带来了地位的相对平等。农村妇女自杀率的大幅度上升，与分田到户的推进同步。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由于人口的急剧膨胀和分田到户的推进，农村土地资源紧张，资源紧张就想着限制某些人的分配权，比如女性。而随着分田到户重新回来的是家长制，掌握生产资料的户主家长一般以男性为主，女性从客观上不再享有同等地位，成为家庭的附庸。在这个时间段，女性自杀率节节攀升。这一状况直到进城务工潮开启，重新获得自主收入来源的女性，也就逐步摆脱了苦闷而无望的生活，自杀率开始一路下降。
温铁军最核心的论述在接下来的部分。他认为，不是年轻人不愿意回农村，而是回不去农村，问题又分为两个方面：
一是，城市（资本）在工业化过程中，非常不负责任地对农村最优质的劳动力采用了“掐草尖”行为，只用最年轻最优秀劳动力最好的10年，从18到28，超过30岁想进厂就有难度了。互联网大厂35岁退休算啥，有些农民工30就被淘汰了。
几亿农民工以很低的工资收入和几乎不存在的社会保障，帮助中国快速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这也就是所谓的人口红利），但是这些农民工老了以后呢？城市给他们留位置了吗？户口给解决吗？子女教育？医疗社保？哪些公共设施公共服务在建设的时候考虑过这些农民工呢？全国平均年龄最年轻的加州，最早的建设者中很大一部分不就是打工妹吗？有多少打工妹留下来了？这就是图7里温铁军讲的意思。
二是现有农村的财产关系留不住人。温铁军认为，高速城市化打破了原有农村的社会结构，整个农村被纳入市场经济循环中，被强行外部定价。被外部定价的农村处于绝对弱势地位，农村什么都不值钱啊，不值钱，没收入，年轻人怎么留得住？长三角周边的农村有留不住人的问题吗？为什么老人自杀率这么高？在传统的家庭群居的小农经济中，老人由后代赡养，但现在后代都打工去了，老人无人照顾，稍有病痛，就是绝对的负担，老人为了不耽误儿女，可不就自杀么？（图8）（分地的问题没研究过，藏拙不讲了）
城市留不下，农村回不去的这2亿多农民工，今后怎么办？这才是农村重建真正要解决的问题。
至于这些问题背后的根源，是城乡二元制结构，是工农剪刀差。讲到这就可以不讲了，号还想要。也就温铁军这样的大佬现在愿意讲讲这些话了，至于说为什么其他人不怎么讲，大家应该懂。
所以说，精准扶贫、乡村振兴，不但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好事，也是终于有能力直面核心问题，补上历史欠账。这关系着我们整个国家能不能走得更稳，走得更远。
秦法
秦帝国作为华夏史上首个统一治理九州大地的政权，其出现是如此炫眼，其速亡又是如此震撼。使得讨论这成因，成为史家、学者孜
孜不倦的事，后世百姓亦常谈常议。所有的讨论，不过是想从中找出点道理，摸出点规律，以戒后来人。其中最著名的当属西汉贾谊写的《过秦论》三篇。
在《过秦论》上篇结尾处，贾谊直接抛出结论和中心思想：“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把秦帝国的迅速崩塌归为：峻法太多，穷兵黩武，不爱民，不养民，暴政无仁。这固然有一定因素，但我认为这更多地是贾谊想借此题，而推自己的政治主张。
既然两千年前的高级干部贾谊这样，那我也斗胆在两千年后以一介草民身份，讲讲自己的看法。
我们先来看看反秦起义都在哪里发生：
首例在大泽乡，今安徽省内；主力项家在今浙江省吴兴地区起兵；后天下主刘邦应该在现江苏省境内地方起义。
虽然我没有详细统计过，但起兵“造反”基本应该都在以前的关东六国的地区发生。老秦地似乎风平浪静。如果是贾谊的仁义论成立
的话，那应该只剩两种解释说得通：一、始皇偏心，仁爱不过函谷关。
二、老秦地的群众是铁打的，无仁无义照样生活。
这两种解释显然是荒唐的。那就引出另一个很可能的结论：秦之亡不亡于仁义不施，而另有其因。这个另有其因会是什么？下面慢慢道来。
首先需要问的是：秦在统一之前干了什么？统一之后干了什么？这前后差别是否与速亡有关？
先说第一个问题。统一之前，秦地发生的最主要的事，恐怕非“商鞅变法”莫属。其变法的事项，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重点在变法本身。商鞅变法是动了当时秦国的根本。
之前的秦国与之后的秦国完全不是一样概念。两者的差距核心在于社会动员力上，主要是战争动员力上。在组织、管理和群众的积极性上造成后者动员力数倍于前者。之前的秦国延循西周传统：贵胄治理，分级撑权，经典的封土建国体制；改革之后的秦国一扫这些祖制：君王集权，通过非世袭官员一杆子管到县级单位。这变法及变法之后的产物是千年以来，神州大地上前所未有之物。如果讲仁义不施，早在秦帝国灭亡150多年之前，就已经仁义不施。为何当时没出陈胜、吴广，起义造反呢？
先按下这个疑问，不答，接着说。
商鞅变法广度大，程度深，过程烈。以致于变法开始后十多年，最后的保护伞秦孝公一死，商鞅本人立马被积恨多年，丧失特权的老贵族们刑以车裂，据说满门还被抄斩了。
然而秦国在商鞅死后，非没有被反改革的复辟力量主导，后任君主们通过六代，依旧“仁义不施”地推行着商君法。最终以变法之国
身份，凭实力占半壁江山，在历史的十字路上，有资格选择历史的前进方向了：统不统一天下。可以说，商鞅死了，商鞅的制度活了下来。
这就是秦国在统一之前干的最主要的事。
这里插上一段：这些是不是提醒了什么？对，相同的，秦帝国覆亡了，秦法后续又活了很长、很长。甚至在当代，在国家治理中，依
稀可见秦法的影子。好像历史特别钟爱这段剧情，演一遍不过瘾，要求回场再来一遍。只不过，这“回场”回得更是跌宕起伏，可歌可泣。
既然商鞅本人与秦帝国本身的命运有高度相似，死状高度相同，后来遗产的结局也几乎相同。那其过程和原因是不是也是相似的？我们接下往下说，回头再看这个疑问。
回到前文中所提：秦统一之后干了什么？我们回顾下，秦统一天下，成为帝国之后，做了什么被后世称为“统一”事：统一文字、度量衡，推行郡县制，废世袭等。
一样样理。文字是关东六国“统一”于秦小篆，度量衡是关东六国“统一”于秦度量衡。推行郡县是在关东六国推行在老秦地已执行
150多年的郡县制。废世袭是废除早在老秦国废了150多年之后，关东六国的世袭。其它的也可以一一对照。秦统一天下所做的事，说白就是主要在关东六国推行早在商鞅时代，在秦国境内就已推行的商法，只是此为更大号的后续版本。整个事，对后人来说，好像是统一事务；但对当时六国人们来说，这其实
是变法事务。这点很重点。
所以，与其说秦统一天下，不如说秦国推商鞅变法至已是秦帝国境内的原关东六国，简单地说是剩余的天下改革为秦法而己。
这里本文的主旨：秦帝国为何亡，为何速亡的答案就呼之欲出了。不卖关子，直接抛出本文观点：秦帝国之亡，非死于其它，就是源于改革。更准确的说法：死于改革烈度之大，（面对改革敌人）准备之不足。
先说死于改革烈度之大。
商鞅变法之事，商鞅仅在秦国一国（当时秦国版图很小）强推十多年，便随后本人被复辟力量杀死，而后人用六世余烈才完成半壁天下的变法（秦国统一之前版图），就足以看出变法之难，革新之险。更不用说后来秦政权在关东六国加新开拓的百越之地，强推变法的难度。面积变大多倍，人口变多数番，那么变法要面对的曾当权的
秦帝国作为华夏史上首个统一治理九州大地的政权，其出现是如此炫眼，其速亡又是如此震撼。使得讨论这成因，成为史家、学者孜
孜不倦的事，后世百姓亦常谈常议。所有的讨论，不过是想从中找出点道理，摸出点规律，以戒后来人。其中最著名的当属西汉贾谊写的《过秦论》三篇。
在《过秦论》上篇结尾处，贾谊直接抛出结论和中心思想：“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把秦帝国的迅速崩塌归为：峻法太多，穷兵黩武，不爱民，不养民，暴政无仁。这固然有一定因素，但我认为这更多地是贾谊想借此题，而推自己的政治主张。
既然两千年前的高级干部贾谊这样，那我也斗胆在两千年后以一介草民身份，讲讲自己的看法。
我们先来看看反秦起义都在哪里发生：
首例在大泽乡，今安徽省内；主力项家在今浙江省吴兴地区起兵；后天下主刘邦应该在现江苏省境内地方起义。
虽然我没有详细统计过，但起兵“造反”基本应该都在以前的关东六国的地区发生。老秦地似乎风平浪静。如果是贾谊的仁义论成立
的话，那应该只剩两种解释说得通：一、始皇偏心，仁爱不过函谷关。
二、老秦地的群众是铁打的，无仁无义照样生活。
这两种解释显然是荒唐的。那就引出另一个很可能的结论：秦之亡不亡于仁义不施，而另有其因。这个另有其因会是什么？下面慢慢道来。
首先需要问的是：秦在统一之前干了什么？统一之后干了什么？这前后差别是否与速亡有关？
先说第一个问题。统一之前，秦地发生的最主要的事，恐怕非“商鞅变法”莫属。其变法的事项，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重点在变法本身。商鞅变法是动了当时秦国的根本。
之前的秦国与之后的秦国完全不是一样概念。两者的差距核心在于社会动员力上，主要是战争动员力上。在组织、管理和群众的积极性上造成后者动员力数倍于前者。之前的秦国延循西周传统：贵胄治理，分级撑权，经典的封土建国体制；改革之后的秦国一扫这些祖制：君王集权，通过非世袭官员一杆子管到县级单位。这变法及变法之后的产物是千年以来，神州大地上前所未有之物。如果讲仁义不施，早在秦帝国灭亡150多年之前，就已经仁义不施。为何当时没出陈胜、吴广，起义造反呢？
先按下这个疑问，不答，接着说。
商鞅变法广度大，程度深，过程烈。以致于变法开始后十多年，最后的保护伞秦孝公一死，商鞅本人立马被积恨多年，丧失特权的老贵族们刑以车裂，据说满门还被抄斩了。
然而秦国在商鞅死后，非没有被反改革的复辟力量主导，后任君主们通过六代，依旧“仁义不施”地推行着商君法。最终以变法之国
身份，凭实力占半壁江山，在历史的十字路上，有资格选择历史的前进方向了：统不统一天下。可以说，商鞅死了，商鞅的制度活了下来。
这就是秦国在统一之前干的最主要的事。
这里插上一段：这些是不是提醒了什么？对，相同的，秦帝国覆亡了，秦法后续又活了很长、很长。甚至在当代，在国家治理中，依
稀可见秦法的影子。好像历史特别钟爱这段剧情，演一遍不过瘾，要求回场再来一遍。只不过，这“回场”回得更是跌宕起伏，可歌可泣。
既然商鞅本人与秦帝国本身的命运有高度相似，死状高度相同，后来遗产的结局也几乎相同。那其过程和原因是不是也是相似的？我们接下往下说，回头再看这个疑问。
回到前文中所提：秦统一之后干了什么？我们回顾下，秦统一天下，成为帝国之后，做了什么被后世称为“统一”事：统一文字、度量衡，推行郡县制，废世袭等。
一样样理。文字是关东六国“统一”于秦小篆，度量衡是关东六国“统一”于秦度量衡。推行郡县是在关东六国推行在老秦地已执行
150多年的郡县制。废世袭是废除早在老秦国废了150多年之后，关东六国的世袭。其它的也可以一一对照。秦统一天下所做的事，说白就是主要在关东六国推行早在商鞅时代，在秦国境内就已推行的商法，只是此为更大号的后续版本。整个事，对后人来说，好像是统一事务；但对当时六国人们来说，这其实
是变法事务。这点很重点。
所以，与其说秦统一天下，不如说秦国推商鞅变法至已是秦帝国境内的原关东六国，简单地说是剩余的天下改革为秦法而己。
这里本文的主旨：秦帝国为何亡，为何速亡的答案就呼之欲出了。不卖关子，直接抛出本文观点：秦帝国之亡，非死于其它，就是源于改革。更准确的说法：死于改革烈度之大，（面对改革敌人）准备之不足。
先说死于改革烈度之大。
商鞅变法之事，商鞅仅在秦国一国（当时秦国版图很小）强推十多年，便随后本人被复辟力量杀死，而后人用六世余烈才完成半壁天下的变法（秦国统一之前版图），就足以看出变法之难，革新之险。更不用说后来秦政权在关东六国加新开拓的百越之地，强推变法的难度。面积变大多倍，人口变多数番，那么变法要面对的曾当权的
你知道吗？在#古代中国# 曾采用分食制，今天就来讲讲#历史冷知识# ～
我们都知道有个成语叫“举案齐眉”。
据《后汉书·梁鸿传》载，东汉隐士梁鸿和妻子孟光隐居在吴郡（苏州）。梁鸿很有才华，但不愿做官，靠帮工为生。
每次梁鸿做完工回家，孟光早早地把饭菜准备好，放在食案上，双手捧着，举得和眉毛一样高，恭敬地送到丈夫面前，请他食用。
据考证，至迟到龙山文化时期（距今约4600-4000年），古人就以小食案进餐。
在山西襄汾陶寺遗址，考古专家们发现过一些用于饮食的木案。木案一般放置在死者棺前，案上还放有酒具多种。
王仁湘认为，这一发现不仅将食案的历史提到了4500年以前，也暗示了分餐制在古代中国出现的源头。正是有了食案，“一人一案”的分餐形式正式出现。
今天的睡前分享就到这里啦～大家晚安～
我们都知道有个成语叫“举案齐眉”。
据《后汉书·梁鸿传》载，东汉隐士梁鸿和妻子孟光隐居在吴郡（苏州）。梁鸿很有才华，但不愿做官，靠帮工为生。
每次梁鸿做完工回家，孟光早早地把饭菜准备好，放在食案上，双手捧着，举得和眉毛一样高，恭敬地送到丈夫面前，请他食用。
据考证，至迟到龙山文化时期（距今约4600-4000年），古人就以小食案进餐。
在山西襄汾陶寺遗址，考古专家们发现过一些用于饮食的木案。木案一般放置在死者棺前，案上还放有酒具多种。
王仁湘认为，这一发现不仅将食案的历史提到了4500年以前，也暗示了分餐制在古代中国出现的源头。正是有了食案，“一人一案”的分餐形式正式出现。
今天的睡前分享就到这里啦～大家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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