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吃瓜】
家暴男星和离婚女星商量好两人合作，但大佬们担心他们口碑不好。
男爱豆翻车之后干脆走接地气人设。
归国女星最近在立真性情人设，包括节目上的那一幕也是精心设计过的，她打的那一下可是下了狠手。
气球男星终于有吻戏了，对象是江疏影，但不是亲嘴。
小个子大家长对儿媳妇还是有一定要求的，门当户对是必须的，还有就是最好别找圈内女的。
脏辫角色出圈的男星因为唱歌不好听上过热搜，结果在那之后有好多晚会都想请他去唱歌，他那边还挺无奈的，拒绝了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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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知幾《史通·言语》原文及翻译
刘知幾
原文：
盖枢机之发，荣辱之主【1】，言之不文，行之不远，则知饰词专对，古之所重也。夫上古之世，人惟朴略，言语难晓，训释方通。是以寻理则事简而意深，考文则词艰而义释。周监二代，郁郁乎文。大夫、行人，尤重词命，语微婉而多切，言流靡而不淫。
寻夫战国已前，其言皆可讽咏，非但笔削所致，良由体质素美。何以核诸？“山木”“辅车”，时俗之谚也；“原田是谋”，舆人【2】之诵也。斯皆刍词鄙句，犹能温润若此，况乎束带立朝之士哉！则知时人出言，史官入记，虽有讨论润色，终不失其梗概者也。而后来作者，通无远识，记其当世口语，罕能从实而书，而复追效昔人，示其稽古。用使周、秦言辞见于魏、晋之代，而失彼天然，今古以之不纯，真伪由其相乱。
唯王、宋著书【3】，叙元、高时事，抗词正笔，务存直道，方言世语，由此毕彰。而今之学者，皆尤二子以言多滓秽，语伤浅俗。夫本质如此，而推过史臣，犹鉴者见嫫母多媸，而归罪于明镜也。近有敦煌张太素、中山郎余令，并称述者，自负史才。郎著《孝德传》，张著《隋后略》。凡所撰今语，皆依仿旧辞。若选言可以效古而书，其难类者，则忽而不取，料其所弃，可胜纪哉？
盖江芊骂商臣曰：“呼！役夫，宜君王废汝而立职。”汉王怒郦生曰：“竖儒，几败乃公事。”单固谓杨康曰：“老奴，汝死自其分。”乐广叹卫玠曰：“谁家生得宁馨儿！”斯并当时侮嫚之词，流俗鄙俚之说。必播以唇吻，传诸讽诵，而世人皆以为上之二言不失清雅，而下之两句殊为鲁朴者，何哉？盖楚、汉世隔，事已成古。魏、晋年近，言犹类今。已古者即谓其文，犹今者乃惊其质。夫天地长久，而风俗无恒，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而作者皆怯书今语，勇效昔言，不其惑乎！
盖善为政者，不择人而理，故俗无精粗，咸被其化；工为史者，不选事而书，故言无美恶，尽传于后。若事皆不谬，言必近真，庶几可与古人同，何止得其糟粕而已。
（取材于唐•刘知幾《史通•言语》）
注释：【1】枢机，中心，关键。“枢机之发，荣辱之主”语出《周易•系辞上》：“言行，君子之枢机。枢机之发，荣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动天地也，可不慎乎？”【2】舆人：众人。【3】唯王、宋著书：王邵著《齐志》，宋孝王著《关东风俗传》，二书分别记录南北朝时期元氏西魏和高氏北齐史事。
译文：
言辞一经内心发出，就关系到荣耀和耻辱，言辞没有文采，就不能传布久远，可知修饰言辞以独自应对，是古人所重视的。上古时候，人们都质朴简略，当时的言语后人难以理解，须通过解释才能明白。因此要探究道理却记事简略而意义深刻，要考查文辞则言辞艰深而事理很明白。周代借鉴了夏、商二代的礼仪制度，文化昌盛，大夫、行人，特别重视应对辞令，语言委婉而切当，言辞流畅华美而不过分。
追寻战国以前，史书记载的言语都可以吟咏朗诵，这不是编写时修改的结果，实在是当时言语本身质朴优美的缘故。如何来核证呢？“山木”“辅车”，就是当时民间的谚语；“原田是谋”，是普通众人的吟咏。这些都是草野低贱之人的吟咏，尚且能如此温润和婉，何况身着朝服立于朝堂之上的人呢！由此可知当时人说出的话，被史官们载入了史册，虽然有所加工润色，但终究没有失去本色。但后来的作者，普遍没有远见，记载当时口语，很少能如实而书，反而仿效古人，表示自己考查了古事。因此使得周、秦时候的言辞出现于魏晋时代，而失去了天然的真实，现在和古代因此而混淆，真实与虚假由此而错乱。
只有王劭著《齐志》、宋孝王著《关东风俗传》，叙述西魏元氏政权、北齐高氏政权的史事，直言不讳直书其事，力求体现直笔的原则，地方口语、世俗言谈，由此得以充分彰显。而当今的学者，都责难这二人之书言辞污浊不洁净，语言过于浅俗。其实当时语言的本质就是如此，却把过失推给史臣，犹如照镜子的人看到嫫母太丑，而归罪于明镜一样。近来有敦煌的张太素、中山的郞余令，都以著述并称，自恃有史学才能。郞余令著有《孝德传》，张太素著有《隋后略》。凡所编撰当今的语言，都仿照过去的文辞。如果选择言词可以仿效古代的才写，那些难以仿效古语记录的，就忽略不记，可以想象，被他们所遗弃的材料，能记得完吗？
江芊骂商臣说：“呀！贱人，难怪君王要废了你而立职为太子。”汉王对郦食其发怒说：“小子，你几乎坏了老子的事。”单固对杨康说：“老奴，你死得活该。”乐广赞叹卫玠说：“这是谁家生了这样的孩儿！”这些都是当时轻慢的语言，世俗粗野的说法。一定可以流传于口头，被人诵读，但世人都认为前面两句不失清雅，后面两句则特别拙朴，这是什么原因呢？原来楚汉与今天相隔久远，事情已成为古事；魏晋与今天年代较近，语言还类似今天。已成为久远古事就称它文雅，还类似今天的就惊讶于它的质朴。天地永存，风俗不会固定不变，后人看今天，也就像今天看往昔。但作者都害怕写出今天的语言，却勇于仿效古代的语言，岂不糊涂吗！
善于治理国家政事的人，不选择被治理的对象而能治好，所以风俗无论精粗，都能受到其教化；擅长修史的人，不选择事情而记载，所以语言无论美丑善恶，都能流传至后代。如果所记载的事情都不谬误，语言必定接近真实，几乎就可以与古人接近了，何止只得到古人废弃无用的事物呢！
刘知幾
原文：
盖枢机之发，荣辱之主【1】，言之不文，行之不远，则知饰词专对，古之所重也。夫上古之世，人惟朴略，言语难晓，训释方通。是以寻理则事简而意深，考文则词艰而义释。周监二代，郁郁乎文。大夫、行人，尤重词命，语微婉而多切，言流靡而不淫。
寻夫战国已前，其言皆可讽咏，非但笔削所致，良由体质素美。何以核诸？“山木”“辅车”，时俗之谚也；“原田是谋”，舆人【2】之诵也。斯皆刍词鄙句，犹能温润若此，况乎束带立朝之士哉！则知时人出言，史官入记，虽有讨论润色，终不失其梗概者也。而后来作者，通无远识，记其当世口语，罕能从实而书，而复追效昔人，示其稽古。用使周、秦言辞见于魏、晋之代，而失彼天然，今古以之不纯，真伪由其相乱。
唯王、宋著书【3】，叙元、高时事，抗词正笔，务存直道，方言世语，由此毕彰。而今之学者，皆尤二子以言多滓秽，语伤浅俗。夫本质如此，而推过史臣，犹鉴者见嫫母多媸，而归罪于明镜也。近有敦煌张太素、中山郎余令，并称述者，自负史才。郎著《孝德传》，张著《隋后略》。凡所撰今语，皆依仿旧辞。若选言可以效古而书，其难类者，则忽而不取，料其所弃，可胜纪哉？
盖江芊骂商臣曰：“呼！役夫，宜君王废汝而立职。”汉王怒郦生曰：“竖儒，几败乃公事。”单固谓杨康曰：“老奴，汝死自其分。”乐广叹卫玠曰：“谁家生得宁馨儿！”斯并当时侮嫚之词，流俗鄙俚之说。必播以唇吻，传诸讽诵，而世人皆以为上之二言不失清雅，而下之两句殊为鲁朴者，何哉？盖楚、汉世隔，事已成古。魏、晋年近，言犹类今。已古者即谓其文，犹今者乃惊其质。夫天地长久，而风俗无恒，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而作者皆怯书今语，勇效昔言，不其惑乎！
盖善为政者，不择人而理，故俗无精粗，咸被其化；工为史者，不选事而书，故言无美恶，尽传于后。若事皆不谬，言必近真，庶几可与古人同，何止得其糟粕而已。
（取材于唐•刘知幾《史通•言语》）
注释：【1】枢机，中心，关键。“枢机之发，荣辱之主”语出《周易•系辞上》：“言行，君子之枢机。枢机之发，荣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动天地也，可不慎乎？”【2】舆人：众人。【3】唯王、宋著书：王邵著《齐志》，宋孝王著《关东风俗传》，二书分别记录南北朝时期元氏西魏和高氏北齐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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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辞一经内心发出，就关系到荣耀和耻辱，言辞没有文采，就不能传布久远，可知修饰言辞以独自应对，是古人所重视的。上古时候，人们都质朴简略，当时的言语后人难以理解，须通过解释才能明白。因此要探究道理却记事简略而意义深刻，要考查文辞则言辞艰深而事理很明白。周代借鉴了夏、商二代的礼仪制度，文化昌盛，大夫、行人，特别重视应对辞令，语言委婉而切当，言辞流畅华美而不过分。
追寻战国以前，史书记载的言语都可以吟咏朗诵，这不是编写时修改的结果，实在是当时言语本身质朴优美的缘故。如何来核证呢？“山木”“辅车”，就是当时民间的谚语；“原田是谋”，是普通众人的吟咏。这些都是草野低贱之人的吟咏，尚且能如此温润和婉，何况身着朝服立于朝堂之上的人呢！由此可知当时人说出的话，被史官们载入了史册，虽然有所加工润色，但终究没有失去本色。但后来的作者，普遍没有远见，记载当时口语，很少能如实而书，反而仿效古人，表示自己考查了古事。因此使得周、秦时候的言辞出现于魏晋时代，而失去了天然的真实，现在和古代因此而混淆，真实与虚假由此而错乱。
只有王劭著《齐志》、宋孝王著《关东风俗传》，叙述西魏元氏政权、北齐高氏政权的史事，直言不讳直书其事，力求体现直笔的原则，地方口语、世俗言谈，由此得以充分彰显。而当今的学者，都责难这二人之书言辞污浊不洁净，语言过于浅俗。其实当时语言的本质就是如此，却把过失推给史臣，犹如照镜子的人看到嫫母太丑，而归罪于明镜一样。近来有敦煌的张太素、中山的郞余令，都以著述并称，自恃有史学才能。郞余令著有《孝德传》，张太素著有《隋后略》。凡所编撰当今的语言，都仿照过去的文辞。如果选择言词可以仿效古代的才写，那些难以仿效古语记录的，就忽略不记，可以想象，被他们所遗弃的材料，能记得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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