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卫组织倡导纳入的25种疫苗，6种尚未进入我国免疫规划】世界卫生组织将每年四月的最后一周定为“世界免疫周”。世界卫生组织数据显示，倡导纳入国家疫苗规划的25种疫苗中，侵袭性b型流感嗜血杆菌（Hib）疫苗、肺炎球菌结合（PCV）疫苗、轮状病毒疫苗、宫颈癌疫苗、水痘类疫苗、黄热病疫苗等仍未纳入我国免疫规划。
免疫规划是指根据国家传染病防治规划，使用有效疫苗对易感人群进行预防接种所制定的规划、计划和策略， 按照国家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确定的疫苗品种、免疫程序或者接种方案。
“疫苗免疫规划覆盖人群限于儿童，这是我们国家免疫项目的特点。保护成年人的新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工作，仍有提升、探索的空间。”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冯子健在 “全球健康与发展媒体研讨班”上介绍。
[话筒] 强化国家免疫规划，投入1美元回报76.5美元
“在94个中低收入国家开展强化免疫治疗，通过测算以后可以估算1美元投入可以创造76.5美元的回报。”世界卫生组织（WHO）驻华代表处免疫规划技术官员左树岩认为，对于一个国家而言，推动新疫苗纳入免疫规划可以克服我们知道或者不知道的挑战。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数据显示，2010-2017年之间，由于疫苗的使用，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下降24%。在一个引进宫颈癌疫苗的国家，5-8年后，13-19岁女童中检测HPV的感染人降低了83%，15-19岁女性癌前病变的患病率降低了51%。
广泛使用肺炎链球菌疫苗，可以使5岁以下肺炎患儿的抗生素使用天数减少47%，全球每年至少可以将抗生素的使用天数减少1140万天。
因此，全球范围内，倡导25种疫苗纳入国家疫苗规划，减少并消灭疾病，是WHO制定并落实《全球疫苗行动计划》的美好愿景。WHO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底，全球已有192个国家将Hib疫苗纳入免疫规划，150个国家将PCV（肺炎结合疫苗）纳入免疫规划，110个国家将HPV疫苗纳入免疫规划，173个国家将风疹类疫苗纳入免疫规划……
左树岩提出，消灭疾病最终取决于强有力的国家免疫规划，而不是简单垂直地针对一种疾病实施一个项目，而需要整体系统能力的提高。
[话筒] 2020年，我国免疫规划投入资金超40亿
“2017年，国家免疫规划专家咨询委员会建立。2020年，我国免疫规划投入资金超40亿。但人均水平和各国比起来仍然处于较低的水平，投入的总资金额人均水平不够高，和世界上很多国家在新疫苗纳入国家免疫项目上还有的差距。”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冯子健介绍。
我国免疫规划覆盖人群仅限儿童是我国国家免疫项目的特点。回顾我国免疫规划发展历史，我国大幅增加免疫规划疫苗种类有3次时间点：1978年，2002年、2008年。
1978年，在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组织和美国等国家政府的支持下，我国建立了计划免疫的体系，即四苗六病。2002年-2007年，乙肝等新的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2008年，流脑、乙脑、甲肝、风疹、腮腺炎加入到国家免疫规划的项目。
“但是，包括给儿童增加新的疫苗品种，把接种覆盖人群覆盖到成人，这都是很重要的任务。”冯子健表示，疫苗越来越成为公众关注的公共项目和公共政策。新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要考虑很多因素。
冯子健介绍，免疫规划、免疫项目、免疫政策是影响非常广泛的公共政策。这个工作看似简单，但它的影响面非常广，做对了保护健康，做错了造成危害，因此我们必须慎重。
疫苗所需的公共财政支出也是重要考虑因素。冯子健说，新的疫苗价格越来越贵，疫苗成本高、价格高，每纳入一个新的疫苗需要的财政投入数额都会非常巨大。而且，每增加一个新的疫苗需要增加卫生服务、接种服务的能力，包括监管、健康保险等等都会受到影响。
“无偏的、综合考量的、系统的，并应遵循审慎、合理、可理解、循证的”这是国际上对免疫政策的制定过程的要求标准。冯子健认为，提高政策制定过程的透明度，增强免疫政策的公信力和可辩护性，这是时代对我们的要求。
[话筒] 专家建议：宫颈癌疫苗等3种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
有一些WHO倡导的疫苗还未纳入我国免疫规划，但这些疫苗中，应该哪个优先纳入，哪些更符合社会经济学，哪些最迫切，确实需要谨慎评估的。
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高级项目官杜珩介绍，按照中国中等城市的招标采购价估算，如果将PCV疫苗、Hib疫苗、HIV疫苗、轮状病毒疫苗等四个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跟现有免疫规划疫苗比，预算将增加30多倍。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流行病学室副主任赵方辉介绍，如果维持当前防控策略不变，宫颈癌发病率将继续上升，到2100年预计达到2015年的3倍。如果不进行任何防控，宫颈癌发病率将迅速上升，到2100年预计上升为2015年的5倍。不改变和不防控的情景下，我国难以实现消除宫颈癌的目标。
如何消除宫颈癌呢？赵方辉的团队发现，采用最优的消除宫颈癌的路径才有可能。赵方辉介绍，采纳优化路径需要我国在2021~2035年扩大在宫颈癌预防方面的经济投入。但其经济效果也非常明显，可在 2021~2100 年间进一步预防约751万例宫颈癌新发病例和253万宫颈癌死亡病例。使我国节省997.11 亿美元的经济支出。
同样的，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疫苗经济学联合研究中心副主任方海对于PCV疫苗和Hib疫苗也进行了经济效益分析。
方海提出，2017年中国5岁以下儿童肺炎链球菌和b型流感嗜血杆菌相关疾病负担比较严重。从全国层面将Hib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具有很好的成本效果，具有很好的经济性。地区层面来讲，将Hib疫苗纳入免疫规划对西部地区的经济性最好。PCV疫苗价格能够降低到500块钱以下，就具有成本效果了。（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 王振雅）
免疫规划是指根据国家传染病防治规划，使用有效疫苗对易感人群进行预防接种所制定的规划、计划和策略， 按照国家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确定的疫苗品种、免疫程序或者接种方案。
“疫苗免疫规划覆盖人群限于儿童，这是我们国家免疫项目的特点。保护成年人的新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工作，仍有提升、探索的空间。”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冯子健在 “全球健康与发展媒体研讨班”上介绍。
[话筒] 强化国家免疫规划，投入1美元回报76.5美元
“在94个中低收入国家开展强化免疫治疗，通过测算以后可以估算1美元投入可以创造76.5美元的回报。”世界卫生组织（WHO）驻华代表处免疫规划技术官员左树岩认为，对于一个国家而言，推动新疫苗纳入免疫规划可以克服我们知道或者不知道的挑战。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数据显示，2010-2017年之间，由于疫苗的使用，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下降24%。在一个引进宫颈癌疫苗的国家，5-8年后，13-19岁女童中检测HPV的感染人降低了83%，15-19岁女性癌前病变的患病率降低了51%。
广泛使用肺炎链球菌疫苗，可以使5岁以下肺炎患儿的抗生素使用天数减少47%，全球每年至少可以将抗生素的使用天数减少1140万天。
因此，全球范围内，倡导25种疫苗纳入国家疫苗规划，减少并消灭疾病，是WHO制定并落实《全球疫苗行动计划》的美好愿景。WHO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底，全球已有192个国家将Hib疫苗纳入免疫规划，150个国家将PCV（肺炎结合疫苗）纳入免疫规划，110个国家将HPV疫苗纳入免疫规划，173个国家将风疹类疫苗纳入免疫规划……
左树岩提出，消灭疾病最终取决于强有力的国家免疫规划，而不是简单垂直地针对一种疾病实施一个项目，而需要整体系统能力的提高。
[话筒] 2020年，我国免疫规划投入资金超40亿
“2017年，国家免疫规划专家咨询委员会建立。2020年，我国免疫规划投入资金超40亿。但人均水平和各国比起来仍然处于较低的水平，投入的总资金额人均水平不够高，和世界上很多国家在新疫苗纳入国家免疫项目上还有的差距。”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冯子健介绍。
我国免疫规划覆盖人群仅限儿童是我国国家免疫项目的特点。回顾我国免疫规划发展历史，我国大幅增加免疫规划疫苗种类有3次时间点：1978年，2002年、2008年。
1978年，在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组织和美国等国家政府的支持下，我国建立了计划免疫的体系，即四苗六病。2002年-2007年，乙肝等新的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2008年，流脑、乙脑、甲肝、风疹、腮腺炎加入到国家免疫规划的项目。
“但是，包括给儿童增加新的疫苗品种，把接种覆盖人群覆盖到成人，这都是很重要的任务。”冯子健表示，疫苗越来越成为公众关注的公共项目和公共政策。新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要考虑很多因素。
冯子健介绍，免疫规划、免疫项目、免疫政策是影响非常广泛的公共政策。这个工作看似简单，但它的影响面非常广，做对了保护健康，做错了造成危害，因此我们必须慎重。
疫苗所需的公共财政支出也是重要考虑因素。冯子健说，新的疫苗价格越来越贵，疫苗成本高、价格高，每纳入一个新的疫苗需要的财政投入数额都会非常巨大。而且，每增加一个新的疫苗需要增加卫生服务、接种服务的能力，包括监管、健康保险等等都会受到影响。
“无偏的、综合考量的、系统的，并应遵循审慎、合理、可理解、循证的”这是国际上对免疫政策的制定过程的要求标准。冯子健认为，提高政策制定过程的透明度，增强免疫政策的公信力和可辩护性，这是时代对我们的要求。
[话筒] 专家建议：宫颈癌疫苗等3种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
有一些WHO倡导的疫苗还未纳入我国免疫规划，但这些疫苗中，应该哪个优先纳入，哪些更符合社会经济学，哪些最迫切，确实需要谨慎评估的。
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高级项目官杜珩介绍，按照中国中等城市的招标采购价估算，如果将PCV疫苗、Hib疫苗、HIV疫苗、轮状病毒疫苗等四个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跟现有免疫规划疫苗比，预算将增加30多倍。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流行病学室副主任赵方辉介绍，如果维持当前防控策略不变，宫颈癌发病率将继续上升，到2100年预计达到2015年的3倍。如果不进行任何防控，宫颈癌发病率将迅速上升，到2100年预计上升为2015年的5倍。不改变和不防控的情景下，我国难以实现消除宫颈癌的目标。
如何消除宫颈癌呢？赵方辉的团队发现，采用最优的消除宫颈癌的路径才有可能。赵方辉介绍，采纳优化路径需要我国在2021~2035年扩大在宫颈癌预防方面的经济投入。但其经济效果也非常明显，可在 2021~2100 年间进一步预防约751万例宫颈癌新发病例和253万宫颈癌死亡病例。使我国节省997.11 亿美元的经济支出。
同样的，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疫苗经济学联合研究中心副主任方海对于PCV疫苗和Hib疫苗也进行了经济效益分析。
方海提出，2017年中国5岁以下儿童肺炎链球菌和b型流感嗜血杆菌相关疾病负担比较严重。从全国层面将Hib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具有很好的成本效果，具有很好的经济性。地区层面来讲，将Hib疫苗纳入免疫规划对西部地区的经济性最好。PCV疫苗价格能够降低到500块钱以下，就具有成本效果了。（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 王振雅）
仲裁“奖励”：一张10亿比索的废纸
【菲律宾世界日报专讯】
作者：狄格劳大使（Rigoberto Tiglao）
图片
杜特尔特总统前一天晚上说，阿基诺三世政府于2013年对中国提起的那场仲裁诉讼所获得的一纸“奖励”（即仲裁判决）是张废纸，这是绝对正确的。
这毫无用处，因为这一“奖励”在广泛讨论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UNCLOS）的规定以及菲律宾500页的要求之后，并没有命令中国做任何事情。它甚至强调说，它的裁决“不影响任何主权或海洋边界划界的问题”。
（我将“奖励”（Reward）一词用引号，因为它被用在仲裁小组的文件中，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奖励。该小组仅使用这个词，是因为它不能使用“判决”（decision）或“裁决”（ruling），因为仲裁小组不是真正的法院。“奖励”没有裁定给原告方任何东西。去读读它，会发现其结果仅仅是出于学术讨论的性质。）
正如我们那位在推特上发飙的外交部长无知地作出所谓宣称那样，“奖励”绝对没有宣称“西菲律宾海”是我们的，甚至没有使用“西菲律宾海”这个词。
它并没有命令中国撤出自1988年以来已占领的南海（SCS）的七个岛礁。它也没有命令中国不要派其海岸警卫队、“海上民兵”甚至是人民解放军海军在我们的专属经济区（EEZ）和我们命名的卡拉延群岛（Kalayaan Island Group）、中方称南沙群岛的海域巡逻。
它并没有命令中国渔民不要在我们的专属经济区捕鱼，而只是命令中国不要禁止菲律宾渔民在斯卡伯勒浅滩（黄岩岛）附近捕鱼。
南沙和中沙
该仲裁奖励还“裁定”，中国所占据的岛礁不会产生专属经济区。因此，只有菲律宾在美济礁（Mischief Reef）和礼乐礁（Reed Bank）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但是，它是否命令中国撤离这些地区或停止阻止菲律宾授权的石油勘探船在礼乐礁勘探石油和天然气？没有。
它不能这样做，因为这将意味着要裁定中国对其所谓的南沙群岛和中沙群岛的地区的主权要求是无效的，而这是它不可能做到的。
裁决称，“中国在2011年3月1日和2日，通过其海上监视船舶对Veritas Voyager号船采取有关行动（指2011年3月中中国海监总队巡逻船驱逐菲Veritas Voyager号勘探船），而违反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77条关于菲律宾对礼乐滩地区大陆架上的非生物资源享有的主权权利。”但是，它是否命令中国在未来不得禁止Veritas Voyager号船或其他任何类似的获菲方授权船只在该地区进行勘探石油和天然气呢？
没有，这就是没有菲律宾授权的船只无法返回该地区勘探油气的原因。
这项“奖励”并未命令中国对其提起的诉讼做出回应而将其建造的人工岛上防御工事拆除，它没有命令它从斯卡伯勒浅滩（黄岩岛）撤走其船只。
该裁决得出的结论是根据一位环境科学家进行的为期七天的研究（他错误地将他在澳大利亚大堡礁（Great BarrierReef ）的发现来对南海的海洋生态作出结论，因为他根本没有去过南海），指出中国的填海工作损害了那里的珊瑚。但是，它是否命令中国向菲律宾赔偿此类损失呢？没有。
北极日出事件
可以与之比较的是“北极日出诉俄罗斯联邦共和国”案，在该案中，仲裁庭明确命令俄罗斯向荷兰船支付500万欧元和50万欧元的仲裁费用，因为俄方将船及其船员扣留数周。另一个国际法庭也类似地命令美国赔偿尼加拉瓜的损害，因为美国支持叛乱分子和破坏桑迪尼斯塔（Sandinista）政府的稳定而采取的行动。而在菲律宾诉中国案中却没有此类命令。
甚至更糟的是退休最高法院大法官卡皮奥一直以希特勒式的方式重复这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裁决”：它使1946年一位国民党官员绘制的中国地图的九段线、一种粗略标记（即它没有精确的地理坐标）失效。卡皮奥声称，这是中国声称拥有南海海域的（历史与法理）基础，也是中方让其渔民和海岸警卫队巡逻队在那条线里面巡逻的理由。
这是卡皮奥的弥天大谎。正如我在最近揭露关于卡皮奥谎言的专栏文章中广泛解释的那样，甚至美国政府也表示中国尚未定义这条线是什么。该裁决却认定这一任何人都不知道的东西无效。
自己去读这项裁决，甚至只是看看其罗列的结论，而不仅仅是去相信骗子卡皮奥和黎.罗沙溜。该裁决责备中国“违反”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这项或那项条款，但没有命令中国做任何事情。它甚至没有告诉它将来一定不能再次“违反”。
检察官的视角
杜特尔特担任私人律师已有5年，担任检察官则有9年，可能会立刻看出这项裁决的欺骗性，而且我可以想象他挠头并愤怒地说出“它欺骗了我们”。
他立即想到的一个模拟是，如果他起诉了某个拥有假产权的人。该裁决将等同于法官裁定所有权确实是虚假的，但没有命令将土地腾空并移交给真正的所有者。
但是，下一步不要求法官发布此类命令吗？当然可以，但仅限于国内法院。但是在这种仲裁中，相关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条款规定此类专家组的决定是“最终的”。
但是，正如国际法专家塔尔蒙（Stefan Talmon）所指出的，这意味着仅属程序性的案例。专家小组不会因为上诉再开会，也不会倾听菲律宾提出的对中国发出“必要”命令的请求。
如果菲律宾希望某机构向中国发出特定命令，或者中国决定对“裁决”提出异议，则必须采取全新的专家组和全新的程序。“终局性”并不是其实质内容，塔尔蒙说：若有新的仲裁小组或其他机构，例如国际海洋法法庭的出现，可能会推翻其裁决。
公款酬庸
如果杜特尔特被告知这项仲裁使我们损失了纳税人10亿比索，那将使杜特尔特勃然大怒。这笔钱是不仅支付专业人员的费用和华盛顿特区Foley Hoag LLP律师事务所的开销，还包括伦敦的三名律师的专业服务费、五人小组的工资、海牙的场地费用以及在仲裁的六次听证会中提供超过50名菲律宾“观察员”的头等舱机票和食宿，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没有资格去那里，这其中包括阿基诺的政治顾问拉马斯（Ronald Llamas）、卡皮奥的妻子“巴赫·阮（Bach Nguyen）”和甚至很低层的政府官员。
我很好奇：卡皮奥夸口说是他想到了这个案子，并向阿基诺政府提出了这个案子。他或与他有联系的公司是否向Foley Hoag收取通常的介绍费？
五名仲裁员可能因为天上掉下这笔好买卖而笑开了怀，他们作出的“裁决”毫无意义。熟悉国际仲裁的消息人士称，他们每人至少获得了2000万比索（40万美元）的报酬，其中还不包括酒店和机票费用。这也许就是为什么他们中方拒绝参与诉讼的原因，中国在签署《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档时明确宣布它不会同意涉及主权和海洋划界问题的任何仲裁，仲裁的所有费用均由菲律宾承担，因为中国拒绝参加仲裁。
尽管杜特尔特认为仲裁无用的说法是正确的，然而它只是还有一点作用。
那就是对美国将中国妖魔化为该地区的一个恶霸的运动而言是一个福音。它增强了美国军舰在南海进行巡逻（俗称“航行自由”）的法律基础，目的是告诉亚洲，它仍然是这个地区的霸主。对于自由党来说，这还可以掩盖阿基诺政权将斯卡伯勒浅滩输给中国这一灾难。
自由党人也一直在最大程度利用仲裁将杜特尔特描绘成对中国唯命是从，因为他“不执行”该“裁决”。的确，杜特尔特处在一个面临这样宣传攻势的困境中：他到底该如何执行一项没有任何指令的“裁决”呢？
【注：史蒂芬. 塔尔蒙（Stefan Talmon），“南海仲裁与最终裁决的终结”（“The South China SeaArbitration and the Finality of ‘Final’ Awards,”），《国际争端解决杂志》（第8卷，第2期，2017年5月）（Journal of InternationalDispute Settlement （Vol. 8, Issue 2,May 2017）】
【菲律宾世界日报专讯】
作者：狄格劳大使（Rigoberto Tiglao）
图片
杜特尔特总统前一天晚上说，阿基诺三世政府于2013年对中国提起的那场仲裁诉讼所获得的一纸“奖励”（即仲裁判决）是张废纸，这是绝对正确的。
这毫无用处，因为这一“奖励”在广泛讨论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UNCLOS）的规定以及菲律宾500页的要求之后，并没有命令中国做任何事情。它甚至强调说，它的裁决“不影响任何主权或海洋边界划界的问题”。
（我将“奖励”（Reward）一词用引号，因为它被用在仲裁小组的文件中，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奖励。该小组仅使用这个词，是因为它不能使用“判决”（decision）或“裁决”（ruling），因为仲裁小组不是真正的法院。“奖励”没有裁定给原告方任何东西。去读读它，会发现其结果仅仅是出于学术讨论的性质。）
正如我们那位在推特上发飙的外交部长无知地作出所谓宣称那样，“奖励”绝对没有宣称“西菲律宾海”是我们的，甚至没有使用“西菲律宾海”这个词。
它并没有命令中国撤出自1988年以来已占领的南海（SCS）的七个岛礁。它也没有命令中国不要派其海岸警卫队、“海上民兵”甚至是人民解放军海军在我们的专属经济区（EEZ）和我们命名的卡拉延群岛（Kalayaan Island Group）、中方称南沙群岛的海域巡逻。
它并没有命令中国渔民不要在我们的专属经济区捕鱼，而只是命令中国不要禁止菲律宾渔民在斯卡伯勒浅滩（黄岩岛）附近捕鱼。
南沙和中沙
该仲裁奖励还“裁定”，中国所占据的岛礁不会产生专属经济区。因此，只有菲律宾在美济礁（Mischief Reef）和礼乐礁（Reed Bank）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但是，它是否命令中国撤离这些地区或停止阻止菲律宾授权的石油勘探船在礼乐礁勘探石油和天然气？没有。
它不能这样做，因为这将意味着要裁定中国对其所谓的南沙群岛和中沙群岛的地区的主权要求是无效的，而这是它不可能做到的。
裁决称，“中国在2011年3月1日和2日，通过其海上监视船舶对Veritas Voyager号船采取有关行动（指2011年3月中中国海监总队巡逻船驱逐菲Veritas Voyager号勘探船），而违反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77条关于菲律宾对礼乐滩地区大陆架上的非生物资源享有的主权权利。”但是，它是否命令中国在未来不得禁止Veritas Voyager号船或其他任何类似的获菲方授权船只在该地区进行勘探石油和天然气呢？
没有，这就是没有菲律宾授权的船只无法返回该地区勘探油气的原因。
这项“奖励”并未命令中国对其提起的诉讼做出回应而将其建造的人工岛上防御工事拆除，它没有命令它从斯卡伯勒浅滩（黄岩岛）撤走其船只。
该裁决得出的结论是根据一位环境科学家进行的为期七天的研究（他错误地将他在澳大利亚大堡礁（Great BarrierReef ）的发现来对南海的海洋生态作出结论，因为他根本没有去过南海），指出中国的填海工作损害了那里的珊瑚。但是，它是否命令中国向菲律宾赔偿此类损失呢？没有。
北极日出事件
可以与之比较的是“北极日出诉俄罗斯联邦共和国”案，在该案中，仲裁庭明确命令俄罗斯向荷兰船支付500万欧元和50万欧元的仲裁费用，因为俄方将船及其船员扣留数周。另一个国际法庭也类似地命令美国赔偿尼加拉瓜的损害，因为美国支持叛乱分子和破坏桑迪尼斯塔（Sandinista）政府的稳定而采取的行动。而在菲律宾诉中国案中却没有此类命令。
甚至更糟的是退休最高法院大法官卡皮奥一直以希特勒式的方式重复这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裁决”：它使1946年一位国民党官员绘制的中国地图的九段线、一种粗略标记（即它没有精确的地理坐标）失效。卡皮奥声称，这是中国声称拥有南海海域的（历史与法理）基础，也是中方让其渔民和海岸警卫队巡逻队在那条线里面巡逻的理由。
这是卡皮奥的弥天大谎。正如我在最近揭露关于卡皮奥谎言的专栏文章中广泛解释的那样，甚至美国政府也表示中国尚未定义这条线是什么。该裁决却认定这一任何人都不知道的东西无效。
自己去读这项裁决，甚至只是看看其罗列的结论，而不仅仅是去相信骗子卡皮奥和黎.罗沙溜。该裁决责备中国“违反”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这项或那项条款，但没有命令中国做任何事情。它甚至没有告诉它将来一定不能再次“违反”。
检察官的视角
杜特尔特担任私人律师已有5年，担任检察官则有9年，可能会立刻看出这项裁决的欺骗性，而且我可以想象他挠头并愤怒地说出“它欺骗了我们”。
他立即想到的一个模拟是，如果他起诉了某个拥有假产权的人。该裁决将等同于法官裁定所有权确实是虚假的，但没有命令将土地腾空并移交给真正的所有者。
但是，下一步不要求法官发布此类命令吗？当然可以，但仅限于国内法院。但是在这种仲裁中，相关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条款规定此类专家组的决定是“最终的”。
但是，正如国际法专家塔尔蒙（Stefan Talmon）所指出的，这意味着仅属程序性的案例。专家小组不会因为上诉再开会，也不会倾听菲律宾提出的对中国发出“必要”命令的请求。
如果菲律宾希望某机构向中国发出特定命令，或者中国决定对“裁决”提出异议，则必须采取全新的专家组和全新的程序。“终局性”并不是其实质内容，塔尔蒙说：若有新的仲裁小组或其他机构，例如国际海洋法法庭的出现，可能会推翻其裁决。
公款酬庸
如果杜特尔特被告知这项仲裁使我们损失了纳税人10亿比索，那将使杜特尔特勃然大怒。这笔钱是不仅支付专业人员的费用和华盛顿特区Foley Hoag LLP律师事务所的开销，还包括伦敦的三名律师的专业服务费、五人小组的工资、海牙的场地费用以及在仲裁的六次听证会中提供超过50名菲律宾“观察员”的头等舱机票和食宿，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没有资格去那里，这其中包括阿基诺的政治顾问拉马斯（Ronald Llamas）、卡皮奥的妻子“巴赫·阮（Bach Nguyen）”和甚至很低层的政府官员。
我很好奇：卡皮奥夸口说是他想到了这个案子，并向阿基诺政府提出了这个案子。他或与他有联系的公司是否向Foley Hoag收取通常的介绍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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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杜特尔特认为仲裁无用的说法是正确的，然而它只是还有一点作用。
那就是对美国将中国妖魔化为该地区的一个恶霸的运动而言是一个福音。它增强了美国军舰在南海进行巡逻（俗称“航行自由”）的法律基础，目的是告诉亚洲，它仍然是这个地区的霸主。对于自由党来说，这还可以掩盖阿基诺政权将斯卡伯勒浅滩输给中国这一灾难。
自由党人也一直在最大程度利用仲裁将杜特尔特描绘成对中国唯命是从，因为他“不执行”该“裁决”。的确，杜特尔特处在一个面临这样宣传攻势的困境中：他到底该如何执行一项没有任何指令的“裁决”呢？
【注：史蒂芬. 塔尔蒙（Stefan Talmon），“南海仲裁与最终裁决的终结”（“The South China SeaArbitration and the Finality of ‘Final’ Awards,”），《国际争端解决杂志》（第8卷，第2期，2017年5月）（Journal of InternationalDispute Settlement （Vol. 8, Issue 2,May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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