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日古建筑研究、保护与发展传承的一点思考》（上）
我除了对古建筑本身感兴趣，一直也对古建筑研究史、保护与传承十分关心。中日古建筑研究与保护都在现代或者在历史上存在一些问题，有些问题显而易见，有些问题则一直没有纠正过来，而令我更好奇的是这些问题的产生原因。刚好最近看了几篇关于东亚古建筑研究史的论文，我就简单地谈一谈这些问题的来源及影响，主要涉及中日古建筑，半岛古建筑研究史目前（除了早期历史）我还不太了解。
首先先说一下中日古建筑界的现状：从建筑史研究角度看，中日水平差不多；古建筑保护方面，中国差日本几条大街（可能有的人不认同，但先别着急）；古建筑发展传承方面，部分由于历史的机缘性，中国与日本差距依然很大。
一、建筑史研究
近代的东亚古建筑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中叶西方学者对于中国古建筑的一些调查与记录。在这一时期，西方学者对东亚古建筑的看法深受“东方主义”的影响——萨义德认为它是一种西方人藐视东方文化，并任意虚构“东方文化”的一种偏见性的思维方式或认识体系。这种思想影响下产生的对于东亚古建筑最有影响力的评价出自佛莱彻尔的《世界建筑史》，在书中，他将正统的西方建筑文化的主线，以“历史性风格”(The HistoricalStyle)为主题，从埃及、希腊、罗马，到中世纪、文艺复兴等一一描述，而将中国、日本、印度等地的古建筑定义为“非历史性风格”(The Non-Historical Style)”。所谓著名的“建筑之树”也出现在佛莱彻尔第四版《世界建筑史》中，中国建筑、日本建筑、印度建筑都没有列入建筑之树的主干中（图1），东方建筑只不过是早期文明的次要分支，是非传统的。对此观点反对最为强烈的是以伊东忠太为代表的日本建筑史研究者,这也成为日本学者开始研究东方建筑最主要的动机之一。
最开始研究东亚古建筑的本土学者是日本学者。日本建筑学教育最早并不教授东亚建筑史，只开设西洋建筑史与印度建筑史，日本建筑史的研究则开始于19世纪90年代初。伊东忠太对于法隆寺的研究是日本古建筑研究的发端之一——但在研究之初他就定下了一个伪命题。由于受到明治时代脱亚入欧思想和上述“东方主义”的影响，伊东忠太在研究之初就认定法隆寺的建筑风格来源于古希腊，但他在研究中也认识到直接跟古希腊建筑攀亲戚也不是很容易的，因此他转而把目光投向了中国，后来伊东氏对于中国古建筑的研究也都是为了证明中国是古希腊建筑传往日本途中的一个跳板，好在在后来学者研究中这种观点被逐渐纠正了。19世纪九十年代日本建筑史研究的一大成就在于对全日本遗存的古建筑做了普查，日本大多数高古建筑在当时的普查中被发现。这十年中日本以关野贞为代表的建筑史学家对一些古建筑进行了修缮，积累了丰富的原始资料。
在19世纪90年代，日本建筑师三桥四郎对东北古建筑做了调查（图2），成为第一个踏查了中国的日本建筑学人。20世纪的头三十年则是日本建筑学者对中国进行调查的热门时期，伊东忠太（图3）、关野贞、冢本靖、常盘大定等知名学者先后对中国古建筑进行了多次较为细致的调查，不过他们的具体侧重点又有所不同。伊东主要目的是寻找支持日本古建筑西来论的论据（伊东氏后来根据他在中国多年的调查编写了《中国建筑史》，这是第一本较为严谨全面的中国建筑史，但这本书的内容到南北朝就戛然而止了），关野贞的调查更注重对古建筑严谨细致的记录。而不可避免的是，这一时期日本学者对中国古建筑的研究带有殖民主义色彩，尤其是伊东忠太。伊东在他的《中国建筑装饰》中对中国古建筑多有毫无根据的挖苦（图4），并且认为中国在唐以后就已衰落，唯独日本是亚洲诸伟大文化的综合继承者（图5，这也可以叫“泛亚主义”，这种思想对今日国人的观念仍然有较大影响）。不管如何，在这一时期日本可以说主导了对中国古建筑的研究，使中国古建筑研究迈上新台阶，（包括对日本古建筑的研究）也有力地回击了世界建筑史学界对于东亚古建筑的非公正评判。
近代中国人自己对于古建筑的研究始于上世纪20年代。当时西方学者与日本学者对于中国古建筑已经有了较多研究，但仍然停留于“有什么”这个层面，并没有回答“是什么”。中国早期古建筑研究的主力军无疑是营造学社，而当梁思成、林徽因与刘敦桢加入学社后，学社的研究水平突飞猛进。梁、林、刘三人均毕业于世界著名建筑院校，当他们研究中国古建筑时也采用了当时最为先进的研究方法。因此，中国人自己研究建筑史的历史从一开端就有令人瞩目的成就，傅熹年认为“《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1932）文中所体现出的通过实地调查测绘并与《营造法式》印证，进而探究古代建筑遗构中所包含技术、艺术因素的研究方法，使之成为中国建筑史学研究引领风气之先的一篇重要论文,其学术水准不仅一举超过了当时欧美和日本人研究中国建筑的水平，而且就透过形式深入探讨古代建筑设计规律而言，也超过了日本人当时对日本建筑研究的深度。”由此可见，中国人研究古建筑的水平在早期已经可以与日本人相当，在这之后直到今天，个人认为中日学者对于建筑史的研究水平也是相差不大的。
二、古建筑保护
这是一个令人痛心的事情。
为什么我敢说“中国远不如日本”呢？我举一个很现实的例子吧。
日本在修理古建筑时,每一个修理项目都必须编写系统地记载修理内容的修理报告书（不能说全部都有，但至少法律规定重文及以上要出）,而且必须公开发行,这被定为义务,必须执行。目前,日本的修理报告书已经出版了大约1500册(修理的建筑栋数应比册数多百分之十)。在修理报告书里,清楚地记录着建筑的历史,过去的做法以及修理履历等信息。报告书中还登载大量的、精度相当高的图纸。其中,不仅有修理前的图纸、修理后的图纸,也包括修理过程中的图纸以及修理前后的照片。这一切都是为了尽可能确切地向后人传达修理时的情况。而中国对于很多根本没有编写修缮报告书（只有少数国保编写了修缮报告书）或者极为简略，不能反映整个修缮流程。
既然中日古建筑保护水平差距这么大，那么我一直也在想为什么会形成今天这种局面，我说一下我个人的观点。先不说民族精神这类形而上的东西，我认为历史环境对中日古建筑保护理念的形成影响很大。很多事物，其形成初期的发展对其日后的发展影响极大。日本开始古建筑研究与保护是在19世纪90年代，这个时候明治维新已经开展了很多年，日本国内外环境较为稳定，早期的日本建筑学者有充足的财力、物力、时间和稳定的工作环境以供他们修缮保护古建筑，这些都为日本日后的古建筑保护奠定了坚实基础。日本最早一批修缮的古建筑有法隆寺、唐招提寺金堂等，诚然，当时古建筑的修缮理念在今天看来有很大问题，出过不少修缮惨案，但正是在这种高频繁的修缮工作中日本学者吸取经验教训，掌握了完备的修缮方法，也形成了精细修缮（令我比较欣赏的是日本在修缮一些重要古建筑时候顺便会对建筑基址进行考古发掘）、出书公开整个修缮流程的良好传统，完整修缮报告书能看到的人较少，但是很多寺庙与政府机关官网上关于修缮流程的介绍和简易报告（国内网上则几乎公开的）。日本的修缮报告书少则几百页，多则几千页，可以精确到每个构件，每一道修缮流程。我看过的最早的修缮报告书是昭和十年的（图7），即使在这个时期，日本的修缮报告书也比今天中国很多古建筑修缮报告要强了。另外，日本对于早期木构的调查基本上在一百年前已经完成，而中国早期木构在近些年仍然陆续发现。
中国人自己开始古建筑研究时正是动荡年代，营造学社虽然参与过一些古建筑修缮，但基本都是小打小闹，民国的古建筑修缮水平相较于古代也无太大进步，可以说中国古建筑修缮没有打好基础。在早期既没有打好基础，建国后的三十年间又把日本人修缮古建筑犯过的错误全部再犯了一遍，直到最近还在犯错：拆旧建新屡见不鲜、福建民居构件不断被盗、山西省文物认养的丑事等等，这何时是个头！而且中国很多古建筑（如东大殿）非要等到岌岌可危的时候才（计划）修，难道就没有一点未雨绸缪的意识吗？ 中国一些重要古建筑修缮技艺确实不比日本差，因为集中了国内最好的专家和工匠，但是整体水平相差甚远。除此之外中国文保落后的原因还有很多，这里就不展开了。
参考论文见评论区。
我除了对古建筑本身感兴趣，一直也对古建筑研究史、保护与传承十分关心。中日古建筑研究与保护都在现代或者在历史上存在一些问题，有些问题显而易见，有些问题则一直没有纠正过来，而令我更好奇的是这些问题的产生原因。刚好最近看了几篇关于东亚古建筑研究史的论文，我就简单地谈一谈这些问题的来源及影响，主要涉及中日古建筑，半岛古建筑研究史目前（除了早期历史）我还不太了解。
首先先说一下中日古建筑界的现状：从建筑史研究角度看，中日水平差不多；古建筑保护方面，中国差日本几条大街（可能有的人不认同，但先别着急）；古建筑发展传承方面，部分由于历史的机缘性，中国与日本差距依然很大。
一、建筑史研究
近代的东亚古建筑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中叶西方学者对于中国古建筑的一些调查与记录。在这一时期，西方学者对东亚古建筑的看法深受“东方主义”的影响——萨义德认为它是一种西方人藐视东方文化，并任意虚构“东方文化”的一种偏见性的思维方式或认识体系。这种思想影响下产生的对于东亚古建筑最有影响力的评价出自佛莱彻尔的《世界建筑史》，在书中，他将正统的西方建筑文化的主线，以“历史性风格”(The HistoricalStyle)为主题，从埃及、希腊、罗马，到中世纪、文艺复兴等一一描述，而将中国、日本、印度等地的古建筑定义为“非历史性风格”(The Non-Historical Style)”。所谓著名的“建筑之树”也出现在佛莱彻尔第四版《世界建筑史》中，中国建筑、日本建筑、印度建筑都没有列入建筑之树的主干中（图1），东方建筑只不过是早期文明的次要分支，是非传统的。对此观点反对最为强烈的是以伊东忠太为代表的日本建筑史研究者,这也成为日本学者开始研究东方建筑最主要的动机之一。
最开始研究东亚古建筑的本土学者是日本学者。日本建筑学教育最早并不教授东亚建筑史，只开设西洋建筑史与印度建筑史，日本建筑史的研究则开始于19世纪90年代初。伊东忠太对于法隆寺的研究是日本古建筑研究的发端之一——但在研究之初他就定下了一个伪命题。由于受到明治时代脱亚入欧思想和上述“东方主义”的影响，伊东忠太在研究之初就认定法隆寺的建筑风格来源于古希腊，但他在研究中也认识到直接跟古希腊建筑攀亲戚也不是很容易的，因此他转而把目光投向了中国，后来伊东氏对于中国古建筑的研究也都是为了证明中国是古希腊建筑传往日本途中的一个跳板，好在在后来学者研究中这种观点被逐渐纠正了。19世纪九十年代日本建筑史研究的一大成就在于对全日本遗存的古建筑做了普查，日本大多数高古建筑在当时的普查中被发现。这十年中日本以关野贞为代表的建筑史学家对一些古建筑进行了修缮，积累了丰富的原始资料。
在19世纪90年代，日本建筑师三桥四郎对东北古建筑做了调查（图2），成为第一个踏查了中国的日本建筑学人。20世纪的头三十年则是日本建筑学者对中国进行调查的热门时期，伊东忠太（图3）、关野贞、冢本靖、常盘大定等知名学者先后对中国古建筑进行了多次较为细致的调查，不过他们的具体侧重点又有所不同。伊东主要目的是寻找支持日本古建筑西来论的论据（伊东氏后来根据他在中国多年的调查编写了《中国建筑史》，这是第一本较为严谨全面的中国建筑史，但这本书的内容到南北朝就戛然而止了），关野贞的调查更注重对古建筑严谨细致的记录。而不可避免的是，这一时期日本学者对中国古建筑的研究带有殖民主义色彩，尤其是伊东忠太。伊东在他的《中国建筑装饰》中对中国古建筑多有毫无根据的挖苦（图4），并且认为中国在唐以后就已衰落，唯独日本是亚洲诸伟大文化的综合继承者（图5，这也可以叫“泛亚主义”，这种思想对今日国人的观念仍然有较大影响）。不管如何，在这一时期日本可以说主导了对中国古建筑的研究，使中国古建筑研究迈上新台阶，（包括对日本古建筑的研究）也有力地回击了世界建筑史学界对于东亚古建筑的非公正评判。
近代中国人自己对于古建筑的研究始于上世纪20年代。当时西方学者与日本学者对于中国古建筑已经有了较多研究，但仍然停留于“有什么”这个层面，并没有回答“是什么”。中国早期古建筑研究的主力军无疑是营造学社，而当梁思成、林徽因与刘敦桢加入学社后，学社的研究水平突飞猛进。梁、林、刘三人均毕业于世界著名建筑院校，当他们研究中国古建筑时也采用了当时最为先进的研究方法。因此，中国人自己研究建筑史的历史从一开端就有令人瞩目的成就，傅熹年认为“《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1932）文中所体现出的通过实地调查测绘并与《营造法式》印证，进而探究古代建筑遗构中所包含技术、艺术因素的研究方法，使之成为中国建筑史学研究引领风气之先的一篇重要论文,其学术水准不仅一举超过了当时欧美和日本人研究中国建筑的水平，而且就透过形式深入探讨古代建筑设计规律而言，也超过了日本人当时对日本建筑研究的深度。”由此可见，中国人研究古建筑的水平在早期已经可以与日本人相当，在这之后直到今天，个人认为中日学者对于建筑史的研究水平也是相差不大的。
二、古建筑保护
这是一个令人痛心的事情。
为什么我敢说“中国远不如日本”呢？我举一个很现实的例子吧。
日本在修理古建筑时,每一个修理项目都必须编写系统地记载修理内容的修理报告书（不能说全部都有，但至少法律规定重文及以上要出）,而且必须公开发行,这被定为义务,必须执行。目前,日本的修理报告书已经出版了大约1500册(修理的建筑栋数应比册数多百分之十)。在修理报告书里,清楚地记录着建筑的历史,过去的做法以及修理履历等信息。报告书中还登载大量的、精度相当高的图纸。其中,不仅有修理前的图纸、修理后的图纸,也包括修理过程中的图纸以及修理前后的照片。这一切都是为了尽可能确切地向后人传达修理时的情况。而中国对于很多根本没有编写修缮报告书（只有少数国保编写了修缮报告书）或者极为简略，不能反映整个修缮流程。
既然中日古建筑保护水平差距这么大，那么我一直也在想为什么会形成今天这种局面，我说一下我个人的观点。先不说民族精神这类形而上的东西，我认为历史环境对中日古建筑保护理念的形成影响很大。很多事物，其形成初期的发展对其日后的发展影响极大。日本开始古建筑研究与保护是在19世纪90年代，这个时候明治维新已经开展了很多年，日本国内外环境较为稳定，早期的日本建筑学者有充足的财力、物力、时间和稳定的工作环境以供他们修缮保护古建筑，这些都为日本日后的古建筑保护奠定了坚实基础。日本最早一批修缮的古建筑有法隆寺、唐招提寺金堂等，诚然，当时古建筑的修缮理念在今天看来有很大问题，出过不少修缮惨案，但正是在这种高频繁的修缮工作中日本学者吸取经验教训，掌握了完备的修缮方法，也形成了精细修缮（令我比较欣赏的是日本在修缮一些重要古建筑时候顺便会对建筑基址进行考古发掘）、出书公开整个修缮流程的良好传统，完整修缮报告书能看到的人较少，但是很多寺庙与政府机关官网上关于修缮流程的介绍和简易报告（国内网上则几乎公开的）。日本的修缮报告书少则几百页，多则几千页，可以精确到每个构件，每一道修缮流程。我看过的最早的修缮报告书是昭和十年的（图7），即使在这个时期，日本的修缮报告书也比今天中国很多古建筑修缮报告要强了。另外，日本对于早期木构的调查基本上在一百年前已经完成，而中国早期木构在近些年仍然陆续发现。
中国人自己开始古建筑研究时正是动荡年代，营造学社虽然参与过一些古建筑修缮，但基本都是小打小闹，民国的古建筑修缮水平相较于古代也无太大进步，可以说中国古建筑修缮没有打好基础。在早期既没有打好基础，建国后的三十年间又把日本人修缮古建筑犯过的错误全部再犯了一遍，直到最近还在犯错：拆旧建新屡见不鲜、福建民居构件不断被盗、山西省文物认养的丑事等等，这何时是个头！而且中国很多古建筑（如东大殿）非要等到岌岌可危的时候才（计划）修，难道就没有一点未雨绸缪的意识吗？ 中国一些重要古建筑修缮技艺确实不比日本差，因为集中了国内最好的专家和工匠，但是整体水平相差甚远。除此之外中国文保落后的原因还有很多，这里就不展开了。
参考论文见评论区。
#张小龙微信公课分享全文# #微信放开5000好友限制#
公开课的朋友们，大家好。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微信公开课。很抱歉这次没有来到现场，在这里跟大家打个招呼。
其实我是故意不来现场的。记得第一次公开课，我提到说，参加各种会议可能是很浪费时间的。
我还说过，用产品说话，才是我们应该做的。大家也看到，微信从来没有开过发布会。我认为，新版本的启动页，就是微信的发布会，它直接覆盖几亿用户。
但同事们说服我说，公开课不是发布会，而是面向开发者的会议。确实，外界可能也会对微信有好奇甚至误解，所以公开课确实是一个微信对外阐述自己想法、理念的一个很好的机会。
但去年，我就想，微信团队现在这么大了，我们面临的问题，从早期的“怎么做”，到现在的“做什么”。早期我们聚焦于每一项功能，思考怎么做才是最完美的。
现在是思考，什么才是我们应该去尝试的，以及如何组织起来做。对团队来说，早期是考验我们的产品能力，现在更考验的是我们的组织能力。
我希望我们团队，在每一个领域都有杰出的深入的思考者。所以去年，我就在想，我不一定每年都来公开课讲。今年，我更乐意把时间让给我的同事们，让他们来给大家带来我们团队的思考。
当然，我个人也有一些小的思考点，可以在这里分享给大家。
信息互联的影响
可能从来没有一个时代，每天有数亿人花这么多时间，花在手机里面浏览各种信息。而微信，可能是人们花时间最多的应用。
所以我也经常会思考，微信作为一个基础的信息传递的工具或者说平台，我们一个不经意的动作，可能会引起信息洪流的流向的变化。
我们知道，基因编辑是一种非自然的选择。因为人类强行的改变了自然进化的进展。类似的，技术的进步同样改变了自然的选择。
人们看到屏幕上的视觉信息，超过了现实中眼睛看到的信息。人们看到的是远方的图像，听到的是远方的声音。从前一个人的世界，他的大小，是由他的脚的行走半径来决定的，现在一个人的世界的大小，是由他所获得的信息的宽广度来决定的。信息的宽广度和质量，一直是微信要解决的问题。
但人类对于信息的广泛连接带来的影响的思考，是落后于网络的发展速度的。网络的发展，尤其是最近几年移动互联网的发展，使得人人都随时在线，并且面临海量的信息。
这在历史上，甚至十年前，都是难以想象的。人们真的能驾驭这种信息互联吗？还是说，技术在引导甚至控制人们的生活方式？
可以从几个维度来看一看这种影响，包括隐私的出让，信息获取的被动，社会关系的扩大和复杂，信息传播的快速，信息选择的困难、信息的多样性，搜索的困难。
一. 隐私的出让
从历史来看，科技越发达，个人隐私会越少。人们在获取便利性的同时，其实也在不知不觉地一点一点把自己的隐私范围缩小。
比如精准广告和用户隐私其实是有矛盾的。作为平台，因为我们有大量的数据，什么该用，什么不该用，其实是我们一直思考的问题。我们在这里也倡导同行一起重视这个问题。
二. 信息获取的被动
你所看见的，或者说，你所阅读的，决定你是什么样的人，会有什么样的想法。互联网让信息唾手可得。可是，从信息的海洋中获取什么样的信息是个很有挑战的问题。
事实上，很多人并不愿意主动去获取信息，而是更倾向于被动获取。记得好几年前，我说过一句话，“推送改变世界，因为用户更懒了”。包括微信，也是基于推送的。你收到的每一条消息，都被你把优先级排得比你要真正要获取的信息的优先级要更高一些。
那么，推送什么信息，决定了用户会看什么信息，决定了他在一个什么样的世界里。这是一个我们要经常思考的问题，也是我们在努力的方向。
所以，我很少说分发这个词，我觉得推荐可能更尊重一些。
三. 社会关系的扩大和复杂
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而如今，社会关系越来越多地体现在微信好友，群，朋友圈的互动里面。比如，中学、大学同学，因群而活跃起来。
过去，学术上有个词，叫邓巴数，是说一个人最多有150个好友。但在微信里，显然它被打破了。人们对于好友的维系能力，和移动互联网之前的年代相比，突然增大了很多。
之前我们限定一个人最多5000个好友，现在有将近一百万人已经接近5000好友。虽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好友，但也促使我们要扩大好友数目了。
我记得附近的人上线时，我自己其实都有隐隐的不安，因为从前我们和附近的人的界限将被打破，我不知道它是好是坏。
这种思考，其实会一直贯穿在微信的进化里面。就像我们扩大5000好友这个限定非常容易，但是对于它带来的影响，说实话诚惶诚恐，我们会反复思考。
四. 信息传播的快速
一方面，是信息比之前更快速地传播，可能一个瞬间，一个事件就可以迅速在很多个群里面，迅速的几何级数的传播。
另一方面，有一句话叫“谣言传千里”，耸人听闻的内容，可能能获得更大的传播机会。这是人性使然。
我们可能很难用技术手段作为一个判定内容的质量的标准，但作为信息传递的平台，我们也有很多办法，譬如说用更多的参与者和强大的机制，来帮助平台作出仲裁，就像我们对待原创和抄袭的做法很类似。
五. 信息选择的困难
看似我们面对海量信息可以自由选择哪一些看、哪一些不看，但事实上，我们不可能有时间去一一筛选，导致我们看到的总是局部。
包括公众号，看似可以随便关注，但是你的选择其实是有限空间的。我们在看一看里实验了社交推荐，看起来效果还不错。它是一种通过好友之间的互相推荐来扩大人的选择范围。
六. 信息的多样性
虽然头部大号会有最大的浏览量，但是在一个人人皆可创作的年代，我们希望长尾的小号都有自己的生存空间。这也是之前公众号一个忽略了的部分。等一下会再讲一下。
七. 搜索的困难
与web互联网相比，移动互联网的各个app更加割裂，信息难以打通、搜索。我们做小程序，就有一个梦想，希望搜索能进入到每一个小程序的内部，这样海量的小程序可以支撑起各种长尾的搜索需求。
当然，小程序仍然是我们一直要改进的领域，只有小程序足够繁荣，才能支撑起搜索的内容的丰富度。
关于“信息的多样性”的延伸
这里讲了我们对于信息普及、对于生活的影响，其中提到信息的多样性。这里也要说一下。
在微信的起步阶段，我就说过，我们基于手机来做app，不基于pc来做。pc端只是辅助。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们没有办法将我们的产品普及到每一个人都能用。
回过头来看，我们当年有两个小小失误，一个是，公众平台。很长时间都只有pc web版，这限制了内容创作者的范围。
另一个是，也是更重要的，公众平台的原始想法是取代短信成为一种基于连接品牌和订户的群发工具，并且有效地避免垃圾短信。
群发的内容并不是重点，应该是各种各样的形式的内容都应该是可以的，如文字，图片，视频等。
但我们一不小心把它做成了文章作为内容的载体，使得其他的短内容的形式没有呈现出来，那使得我们在短内容方面有一定的缺失。这也是为什么之前我说，公众号本身并不是为媒体准备的这样一个原因。
我们很重视人人都可创造的内容。朋友圈之所以默认是发照片视频的，是因为当时我有一个认知，对于十亿人来说，让每个人发文字是不容易的，但是，发照片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到的。
所以，相对公众号而言，我们缺少了一个人人可以创作的载体。因为不能要求每个人都能天天写文章。
所以，就像之前在公开课所说的一样，微信的短内容一直是我们要发力的方向，顺利的话可能近期也会和大家见面。毕竟，表达是每个人天然的需求。所以这里，也是作为一个对新版本的小预告吧。
春节即将到来，我们在红包上，也有一些新的创造，可能也会吸引你来发挥你的创造力，这里也预告一下。
今天我的分享就到这里。虽然这次我没有参与现场的演讲，但是我相信我的同事们同样会给你带来精彩的报告。
再次感谢大家。
公开课的朋友们，大家好。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微信公开课。很抱歉这次没有来到现场，在这里跟大家打个招呼。
其实我是故意不来现场的。记得第一次公开课，我提到说，参加各种会议可能是很浪费时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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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同事们说服我说，公开课不是发布会，而是面向开发者的会议。确实，外界可能也会对微信有好奇甚至误解，所以公开课确实是一个微信对外阐述自己想法、理念的一个很好的机会。
但去年，我就想，微信团队现在这么大了，我们面临的问题，从早期的“怎么做”，到现在的“做什么”。早期我们聚焦于每一项功能，思考怎么做才是最完美的。
现在是思考，什么才是我们应该去尝试的，以及如何组织起来做。对团队来说，早期是考验我们的产品能力，现在更考验的是我们的组织能力。
我希望我们团队，在每一个领域都有杰出的深入的思考者。所以去年，我就在想，我不一定每年都来公开课讲。今年，我更乐意把时间让给我的同事们，让他们来给大家带来我们团队的思考。
当然，我个人也有一些小的思考点，可以在这里分享给大家。
信息互联的影响
可能从来没有一个时代，每天有数亿人花这么多时间，花在手机里面浏览各种信息。而微信，可能是人们花时间最多的应用。
所以我也经常会思考，微信作为一个基础的信息传递的工具或者说平台，我们一个不经意的动作，可能会引起信息洪流的流向的变化。
我们知道，基因编辑是一种非自然的选择。因为人类强行的改变了自然进化的进展。类似的，技术的进步同样改变了自然的选择。
人们看到屏幕上的视觉信息，超过了现实中眼睛看到的信息。人们看到的是远方的图像，听到的是远方的声音。从前一个人的世界，他的大小，是由他的脚的行走半径来决定的，现在一个人的世界的大小，是由他所获得的信息的宽广度来决定的。信息的宽广度和质量，一直是微信要解决的问题。
但人类对于信息的广泛连接带来的影响的思考，是落后于网络的发展速度的。网络的发展，尤其是最近几年移动互联网的发展，使得人人都随时在线，并且面临海量的信息。
这在历史上，甚至十年前，都是难以想象的。人们真的能驾驭这种信息互联吗？还是说，技术在引导甚至控制人们的生活方式？
可以从几个维度来看一看这种影响，包括隐私的出让，信息获取的被动，社会关系的扩大和复杂，信息传播的快速，信息选择的困难、信息的多样性，搜索的困难。
一. 隐私的出让
从历史来看，科技越发达，个人隐私会越少。人们在获取便利性的同时，其实也在不知不觉地一点一点把自己的隐私范围缩小。
比如精准广告和用户隐私其实是有矛盾的。作为平台，因为我们有大量的数据，什么该用，什么不该用，其实是我们一直思考的问题。我们在这里也倡导同行一起重视这个问题。
二. 信息获取的被动
你所看见的，或者说，你所阅读的，决定你是什么样的人，会有什么样的想法。互联网让信息唾手可得。可是，从信息的海洋中获取什么样的信息是个很有挑战的问题。
事实上，很多人并不愿意主动去获取信息，而是更倾向于被动获取。记得好几年前，我说过一句话，“推送改变世界，因为用户更懒了”。包括微信，也是基于推送的。你收到的每一条消息，都被你把优先级排得比你要真正要获取的信息的优先级要更高一些。
那么，推送什么信息，决定了用户会看什么信息，决定了他在一个什么样的世界里。这是一个我们要经常思考的问题，也是我们在努力的方向。
所以，我很少说分发这个词，我觉得推荐可能更尊重一些。
三. 社会关系的扩大和复杂
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而如今，社会关系越来越多地体现在微信好友，群，朋友圈的互动里面。比如，中学、大学同学，因群而活跃起来。
过去，学术上有个词，叫邓巴数，是说一个人最多有150个好友。但在微信里，显然它被打破了。人们对于好友的维系能力，和移动互联网之前的年代相比，突然增大了很多。
之前我们限定一个人最多5000个好友，现在有将近一百万人已经接近5000好友。虽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好友，但也促使我们要扩大好友数目了。
我记得附近的人上线时，我自己其实都有隐隐的不安，因为从前我们和附近的人的界限将被打破，我不知道它是好是坏。
这种思考，其实会一直贯穿在微信的进化里面。就像我们扩大5000好友这个限定非常容易，但是对于它带来的影响，说实话诚惶诚恐，我们会反复思考。
四. 信息传播的快速
一方面，是信息比之前更快速地传播，可能一个瞬间，一个事件就可以迅速在很多个群里面，迅速的几何级数的传播。
另一方面，有一句话叫“谣言传千里”，耸人听闻的内容，可能能获得更大的传播机会。这是人性使然。
我们可能很难用技术手段作为一个判定内容的质量的标准，但作为信息传递的平台，我们也有很多办法，譬如说用更多的参与者和强大的机制，来帮助平台作出仲裁，就像我们对待原创和抄袭的做法很类似。
五. 信息选择的困难
看似我们面对海量信息可以自由选择哪一些看、哪一些不看，但事实上，我们不可能有时间去一一筛选，导致我们看到的总是局部。
包括公众号，看似可以随便关注，但是你的选择其实是有限空间的。我们在看一看里实验了社交推荐，看起来效果还不错。它是一种通过好友之间的互相推荐来扩大人的选择范围。
六. 信息的多样性
虽然头部大号会有最大的浏览量，但是在一个人人皆可创作的年代，我们希望长尾的小号都有自己的生存空间。这也是之前公众号一个忽略了的部分。等一下会再讲一下。
七. 搜索的困难
与web互联网相比，移动互联网的各个app更加割裂，信息难以打通、搜索。我们做小程序，就有一个梦想，希望搜索能进入到每一个小程序的内部，这样海量的小程序可以支撑起各种长尾的搜索需求。
当然，小程序仍然是我们一直要改进的领域，只有小程序足够繁荣，才能支撑起搜索的内容的丰富度。
关于“信息的多样性”的延伸
这里讲了我们对于信息普及、对于生活的影响，其中提到信息的多样性。这里也要说一下。
在微信的起步阶段，我就说过，我们基于手机来做app，不基于pc来做。pc端只是辅助。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们没有办法将我们的产品普及到每一个人都能用。
回过头来看，我们当年有两个小小失误，一个是，公众平台。很长时间都只有pc web版，这限制了内容创作者的范围。
另一个是，也是更重要的，公众平台的原始想法是取代短信成为一种基于连接品牌和订户的群发工具，并且有效地避免垃圾短信。
群发的内容并不是重点，应该是各种各样的形式的内容都应该是可以的，如文字，图片，视频等。
但我们一不小心把它做成了文章作为内容的载体，使得其他的短内容的形式没有呈现出来，那使得我们在短内容方面有一定的缺失。这也是为什么之前我说，公众号本身并不是为媒体准备的这样一个原因。
我们很重视人人都可创造的内容。朋友圈之所以默认是发照片视频的，是因为当时我有一个认知，对于十亿人来说，让每个人发文字是不容易的，但是，发照片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到的。
所以，相对公众号而言，我们缺少了一个人人可以创作的载体。因为不能要求每个人都能天天写文章。
所以，就像之前在公开课所说的一样，微信的短内容一直是我们要发力的方向，顺利的话可能近期也会和大家见面。毕竟，表达是每个人天然的需求。所以这里，也是作为一个对新版本的小预告吧。
春节即将到来，我们在红包上，也有一些新的创造，可能也会吸引你来发挥你的创造力，这里也预告一下。
今天我的分享就到这里。虽然这次我没有参与现场的演讲，但是我相信我的同事们同样会给你带来精彩的报告。
再次感谢大家。
冯骥才：抢救敦煌文化 是我国学者历史上第一次自我文化觉醒
1909年5月，伯希和受法国国立图书馆的委托，从河内又一次进入中国，先后到一些大城市南京、天津和北京收集与采购古籍。由于他事先知道，那批从藏经洞弄走的宝物已经安全地运抵巴黎，这次便放心大胆，随身带来一小箱遗书，送到北京的裱画店装裱。他本人住在苏州胡同。7月间，一位姓董的文人在伯希和的住处看到了这些东西，便告诉了我国的金石考古大家罗振玉。罗振玉赶到苏州胡同一看，大为震惊，世上怎么会有这么珍罕的东西？
当罗振玉听伯希和说，莫高窟的藏经洞里还有上万件遗书，便风风火火、迫不及待地报告学部，要求学部即刻发令保护。以知识分子唱主角的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文明大抢救就此拉开大幕。
自从敦煌藏经洞文献被盗事发，罗振玉请求学部火速封闭藏经洞，中国学者就展开了一场文明大抢救。当时比较知名的学者包括胡适、郑振铎、王国维、陈寅恪等几乎全都投入进来。在很短的时间里，对敦煌遗书的收集、校勘、刊布、研究，全方位地展开。极具学术远见的陈寅恪，已经在他的头脑里，感到一种新学科正在形成。他感到这学科的博大深厚，及其无限的潜力与前景。于是他在为陈垣的《敦煌劫余录》所作序文中，首次提出了“敦煌学”的概念。这就一下子把敦煌这个全新的学科推出来了。
然而，当时中国的学术界对被瓜分的敦煌遗书的总体情况所知甚少。仅仅靠伯希和赠予的有限的一点照片，还远远不行。于是他们开始把目光转向海外，奔赴到欧洲和日本，去抄录和研究那些流失的遗书。
最先到日本去做这件事的还是罗振玉。他在1914年赴日参观“西陲古物展览会”上，与日本探险家橘瑞超见了面。他从橘瑞超那里获得被日本人弄走的那些敦煌遗书的目录和材料，迅速写成文章，在国内发表。
最先在欧洲做这一工作的是大诗人刘复（半农）。他在法留学期间，将法国国立图书馆收藏的反映世俗生活的写本全部照录下来，共计104件，然后送回国出版。书名叫《敦煌掇琐》，其内容非常广博，全书分小说、杂文、小唱、诗、经典演释、艺术、家宅田地、社会契约、讼诉、官事、婚事、宗教、历书、迷信、杂事和语言。单是这百余件写本，就大角度展开了中古时代社会生活的众生图景了。这更叫国内学者痛惜那些失去了的稀世之宝！
于是，从1934年起，学者向达、王重民、姜亮夫、王庆菽、于道泉等等自觉背负起这文化抢救的使命，漂洋过海，去到万里之外的欧洲，整日埋头在博物馆和图书馆里，抄录、拍照、研究、编目。向达于1935年到达英国，他在大英博物馆东方部阅读敦煌卷时，受到那里的一个叫小翟里斯的人种种刁难。他只能阅读很少一部分写本，但他还是看得非常仔细，并将每件写本都做了卡片，记下卷子的一切特征，还拍了照片。此后他转向法国，抄录了大量资料。1938年他从英法博物馆中一个字一个字抄写回来的资料，竟有几百万字！王重民于1934年到法国国立图书馆工作。他拍摄了3万张关于敦煌遗书的微缩胶片。这种工作的繁重难以想象。姜亮夫从巴黎跑到伦敦，从伦敦跑到柏林，追踪着每一卷遗书。在法国国立图书馆每拍一张胶片要付14法郎。为了尽可能多拍一些，他只能勒紧裤带。喝米粥，嚼面包干，白天抄写卷子，晚上回到小旅舍连夜复查整理。他们是想用手中的笔把那数万件遗书“搬”回来！
那是怎样虔诚的敦煌情结和文化情结。我国学者对敦煌遗书的大抢救，是历史上第一次自我的文化觉醒。它义动当世，光耀千古，成为百年来中华学坛的一股飒爽、浩荡和堂堂正正的文化正气。
此时此刻，在大漠风沙中的荒芜又破败的莫高窟就像当年藏经洞等来了罗振玉那些学者一样，在等候它的保护神。
进入20世纪40年代，画家们开始远赴敦煌。最早到敦煌莫高窟的画家，有王子云、吴作人、关山月、黎雄才等。在这段时间里，千里迢迢来到敦煌的学者与艺术家，都见过一位蓄着长髯、身穿土里土气驼毛长袍的中年人。他就是张大千。
张大千是最早来到敦煌的画家之一。他于1941年5月携夫人杨宛君和次子张心智到达莫高窟。原打算在这里观摩3个月，但抵达这里的那天清晨，他提着马灯钻进洞窟，就在里边看了整整一天。等到他再从洞窟钻出来，已经改了主意。他说：“了不得，太了不得了！比我想象的不知伟大多少倍！恐怕留半年还不够！”
同来的人以为这是艺术家一时冲动，谁料他真的一呆7个月。
7个月后，他到兰州，将不多的一些临摹作品送到成都，举办一个小小的“西行纪游画展”，却引起了不小的负面的轰动。舆论上激烈地批评他，说他沾上民间的俗风匠气，开始步入魔道。
张大千哑然一笑，不去回答，手捋长髯，怡然自得。转年春天，他居然携带全家再度进入莫高窟。此行还邀来他的好友、画家和书画鉴定家谢稚柳，看来他要从历史文化的角度，真正地深入这座“沙漠上最伟大的美术馆”了。
第二次进入莫高窟的张大千，全力展开临摹工作。
他天天很早就要钻进洞窟，因为只有在清晨时，阳光可以照进一些，中午过后便暗了下来，有的洞窟漆黑如夜，什么也看不见，必须点上烛火来画。为了追摹那些巨幅壁画的体量与气势，他从青海塔尔寺请来藏族画师昂吉等人，为他缝制12丈的大画布。他就像古代画工那样，一手秉烛，一手执笔，把唐人那些绵长而畅如流水的线条，搬到画布上来。同时，中华文化源头的活力，也就不断地涌入他的笔管。
临摹也是一种技法研究和历史研究。故而，他对敦煌的挚爱便自觉地进入珍惜和保护这些艺术珍品的层面。
1941年10月，国民政府的监察院院长于右任曾来西北视察。他听说了张大千住在莫高窟，便来参观。于右任的文化造诣颇高，工于诗词，写一手好字。他到了莫高窟一看，深为这里的艺术而震动，也为它如此的破败荒芜而叹息不已。当晚，于右任临时住在下寺——也就是当年王道士居住的地方。张大千抓住机会，和于右任谈了两个夜晚，所谈的全是关于敦煌的保护问题。张大千比任何人都深知这里的一切。几百个画窟，没人看管，风沙侵袭，岩石开裂，流水泻入，还有远道来拜佛的善男信女，住宿洞中，信手在壁画上涂抹漫题。莫高窟最晚的洞窟是元代，至少有700余年。很多壁画都已酥碱，起甲，霉变，剥落，已经沦为毁灭的边缘！他要求政府设立专门机构，保护和研究这座中华文化与艺术最伟大的宝库，挽救莫高窟于危难之中。
对于莫高窟的保护，张大千应是历史上的第一功臣。
1935年秋天，巴黎到处是美丽的菊花，常书鸿穿过卢森堡公园，打算去卢浮宫看画。在途经塞纳河边旧书摊时，他偶然见到一大部盒装的画集，叫做《敦煌图录》，一套六册。这正是当年伯希和的探险队拍摄、由伯希和编著的。他好奇地打开这部陌生的画集，敦煌壁画第一次闯进他的眼睛。敦煌壁画使任何与它初见的人都受到强烈的震撼，尤其像他这样一位年轻而敏感的艺术家。他看到那些来自中国的1000多年前的古画，竟然如此遒劲有力，气魄雄伟，那是西方绘画——从古代的拜占庭绘画到当时的野兽派艺术都无可比拟的，他真的震惊至极了。卖旧书的人告诉他，还有不少中国古画的原作就在不远的吉美博物馆里。等他看到那些真迹，便彻底被征服。一幅7世纪的《父母恩重经》，比起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前驱乔托的作品早了700年，但艺术上更加辉煌和隽永。他过去一直拜倒于西方艺术，把希腊和罗马艺术看得至高无上。现在只有惭愧和忏悔，于是他决心离开巴黎，回归到自己民族的艺术中去。
1936年他回到中国。数年后，也就是1942年，于右任忽然请他去敦煌。这时，住在重庆的徐悲鸿和梁思成也全都鼓励常书鸿去。可是谁也不知道，6年前他就是因为看到了敦煌的艺术才决心回来的呵！
1942年8月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会成立。陕甘宁青新五省监察使高一涵任主任，常书鸿任副主任，张大千等5人任委员。常书鸿到兰州进行具体筹办。经过半年筹备，大体就绪，他于1943年2月乘卡车经河西走廊到安西，再换骆驼去往敦煌。
那时，张大千还在这里，正要返回重庆去。张大千对他说：“我先走了，而你却要在这里无穷无尽地待下去，这可是一个长期——无期徒刑呀！”
这话既是玩笑，又十分认真。张大千在这里生活了3年，他知道如果一生都呆在这里是什么滋味。1943年元月，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正式成立，常书鸿任所长。常书鸿相信自己不会倒下，但他万万没有料到，妻子从他身后逃掉了。他现在才算真正的体验到张大千所说的那个“无期徒刑”的滋味——无期徒刑的分量，还有无期徒刑的神圣。
常书鸿于1994年6月23日辞世。他的骨灰埋葬在中寺故居的小院里。但人们在莫高窟对面的大漠上为他竖立了一块墓碑。碑石是黑色的，在黄沙万里的背景下，沉静而醒目。好像永远伫立在那里，守候与保卫着敦煌。这黑色的墓碑又像是敦煌史的一块界碑。它严格地分清耻辱的过去与自尊的现在，黑暗的往昔与明媚的未来。人们崇敬以常书鸿为代表的敦煌的保护者们，尊称他和他们为：敦煌的保护神。
这种强烈的文化责任感通过罗振玉、蒋斧、董康、王仁俊、向达、王重民、刘复、于道泉、王庆菽、梁思成、张大千、常书鸿、段文杰，一直像圣火一样传递至今，照亮了中国的学术界和戈壁滩上灿烂的敦煌。可以说，近百年来我国知识界的所有重要人物，差不多全都介入了敦煌。
敦煌的文化抢救是我国文化史上第一次抢救行动。它标志着中华民族在文化上的觉醒，显示了我国学术界高度的责任感和强烈的文化主权意识，以及一种浩荡的文化正气。同时，也表现出我国作为一个文明古国和文化大国，始终具备的文化高度。
1909年5月，伯希和受法国国立图书馆的委托，从河内又一次进入中国，先后到一些大城市南京、天津和北京收集与采购古籍。由于他事先知道，那批从藏经洞弄走的宝物已经安全地运抵巴黎，这次便放心大胆，随身带来一小箱遗书，送到北京的裱画店装裱。他本人住在苏州胡同。7月间，一位姓董的文人在伯希和的住处看到了这些东西，便告诉了我国的金石考古大家罗振玉。罗振玉赶到苏州胡同一看，大为震惊，世上怎么会有这么珍罕的东西？
当罗振玉听伯希和说，莫高窟的藏经洞里还有上万件遗书，便风风火火、迫不及待地报告学部，要求学部即刻发令保护。以知识分子唱主角的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文明大抢救就此拉开大幕。
自从敦煌藏经洞文献被盗事发，罗振玉请求学部火速封闭藏经洞，中国学者就展开了一场文明大抢救。当时比较知名的学者包括胡适、郑振铎、王国维、陈寅恪等几乎全都投入进来。在很短的时间里，对敦煌遗书的收集、校勘、刊布、研究，全方位地展开。极具学术远见的陈寅恪，已经在他的头脑里，感到一种新学科正在形成。他感到这学科的博大深厚，及其无限的潜力与前景。于是他在为陈垣的《敦煌劫余录》所作序文中，首次提出了“敦煌学”的概念。这就一下子把敦煌这个全新的学科推出来了。
然而，当时中国的学术界对被瓜分的敦煌遗书的总体情况所知甚少。仅仅靠伯希和赠予的有限的一点照片，还远远不行。于是他们开始把目光转向海外，奔赴到欧洲和日本，去抄录和研究那些流失的遗书。
最先到日本去做这件事的还是罗振玉。他在1914年赴日参观“西陲古物展览会”上，与日本探险家橘瑞超见了面。他从橘瑞超那里获得被日本人弄走的那些敦煌遗书的目录和材料，迅速写成文章，在国内发表。
最先在欧洲做这一工作的是大诗人刘复（半农）。他在法留学期间，将法国国立图书馆收藏的反映世俗生活的写本全部照录下来，共计104件，然后送回国出版。书名叫《敦煌掇琐》，其内容非常广博，全书分小说、杂文、小唱、诗、经典演释、艺术、家宅田地、社会契约、讼诉、官事、婚事、宗教、历书、迷信、杂事和语言。单是这百余件写本，就大角度展开了中古时代社会生活的众生图景了。这更叫国内学者痛惜那些失去了的稀世之宝！
于是，从1934年起，学者向达、王重民、姜亮夫、王庆菽、于道泉等等自觉背负起这文化抢救的使命，漂洋过海，去到万里之外的欧洲，整日埋头在博物馆和图书馆里，抄录、拍照、研究、编目。向达于1935年到达英国，他在大英博物馆东方部阅读敦煌卷时，受到那里的一个叫小翟里斯的人种种刁难。他只能阅读很少一部分写本，但他还是看得非常仔细，并将每件写本都做了卡片，记下卷子的一切特征，还拍了照片。此后他转向法国，抄录了大量资料。1938年他从英法博物馆中一个字一个字抄写回来的资料，竟有几百万字！王重民于1934年到法国国立图书馆工作。他拍摄了3万张关于敦煌遗书的微缩胶片。这种工作的繁重难以想象。姜亮夫从巴黎跑到伦敦，从伦敦跑到柏林，追踪着每一卷遗书。在法国国立图书馆每拍一张胶片要付14法郎。为了尽可能多拍一些，他只能勒紧裤带。喝米粥，嚼面包干，白天抄写卷子，晚上回到小旅舍连夜复查整理。他们是想用手中的笔把那数万件遗书“搬”回来！
那是怎样虔诚的敦煌情结和文化情结。我国学者对敦煌遗书的大抢救，是历史上第一次自我的文化觉醒。它义动当世，光耀千古，成为百年来中华学坛的一股飒爽、浩荡和堂堂正正的文化正气。
此时此刻，在大漠风沙中的荒芜又破败的莫高窟就像当年藏经洞等来了罗振玉那些学者一样，在等候它的保护神。
进入20世纪40年代，画家们开始远赴敦煌。最早到敦煌莫高窟的画家，有王子云、吴作人、关山月、黎雄才等。在这段时间里，千里迢迢来到敦煌的学者与艺术家，都见过一位蓄着长髯、身穿土里土气驼毛长袍的中年人。他就是张大千。
张大千是最早来到敦煌的画家之一。他于1941年5月携夫人杨宛君和次子张心智到达莫高窟。原打算在这里观摩3个月，但抵达这里的那天清晨，他提着马灯钻进洞窟，就在里边看了整整一天。等到他再从洞窟钻出来，已经改了主意。他说：“了不得，太了不得了！比我想象的不知伟大多少倍！恐怕留半年还不够！”
同来的人以为这是艺术家一时冲动，谁料他真的一呆7个月。
7个月后，他到兰州，将不多的一些临摹作品送到成都，举办一个小小的“西行纪游画展”，却引起了不小的负面的轰动。舆论上激烈地批评他，说他沾上民间的俗风匠气，开始步入魔道。
张大千哑然一笑，不去回答，手捋长髯，怡然自得。转年春天，他居然携带全家再度进入莫高窟。此行还邀来他的好友、画家和书画鉴定家谢稚柳，看来他要从历史文化的角度，真正地深入这座“沙漠上最伟大的美术馆”了。
第二次进入莫高窟的张大千，全力展开临摹工作。
他天天很早就要钻进洞窟，因为只有在清晨时，阳光可以照进一些，中午过后便暗了下来，有的洞窟漆黑如夜，什么也看不见，必须点上烛火来画。为了追摹那些巨幅壁画的体量与气势，他从青海塔尔寺请来藏族画师昂吉等人，为他缝制12丈的大画布。他就像古代画工那样，一手秉烛，一手执笔，把唐人那些绵长而畅如流水的线条，搬到画布上来。同时，中华文化源头的活力，也就不断地涌入他的笔管。
临摹也是一种技法研究和历史研究。故而，他对敦煌的挚爱便自觉地进入珍惜和保护这些艺术珍品的层面。
1941年10月，国民政府的监察院院长于右任曾来西北视察。他听说了张大千住在莫高窟，便来参观。于右任的文化造诣颇高，工于诗词，写一手好字。他到了莫高窟一看，深为这里的艺术而震动，也为它如此的破败荒芜而叹息不已。当晚，于右任临时住在下寺——也就是当年王道士居住的地方。张大千抓住机会，和于右任谈了两个夜晚，所谈的全是关于敦煌的保护问题。张大千比任何人都深知这里的一切。几百个画窟，没人看管，风沙侵袭，岩石开裂，流水泻入，还有远道来拜佛的善男信女，住宿洞中，信手在壁画上涂抹漫题。莫高窟最晚的洞窟是元代，至少有700余年。很多壁画都已酥碱，起甲，霉变，剥落，已经沦为毁灭的边缘！他要求政府设立专门机构，保护和研究这座中华文化与艺术最伟大的宝库，挽救莫高窟于危难之中。
对于莫高窟的保护，张大千应是历史上的第一功臣。
1935年秋天，巴黎到处是美丽的菊花，常书鸿穿过卢森堡公园，打算去卢浮宫看画。在途经塞纳河边旧书摊时，他偶然见到一大部盒装的画集，叫做《敦煌图录》，一套六册。这正是当年伯希和的探险队拍摄、由伯希和编著的。他好奇地打开这部陌生的画集，敦煌壁画第一次闯进他的眼睛。敦煌壁画使任何与它初见的人都受到强烈的震撼，尤其像他这样一位年轻而敏感的艺术家。他看到那些来自中国的1000多年前的古画，竟然如此遒劲有力，气魄雄伟，那是西方绘画——从古代的拜占庭绘画到当时的野兽派艺术都无可比拟的，他真的震惊至极了。卖旧书的人告诉他，还有不少中国古画的原作就在不远的吉美博物馆里。等他看到那些真迹，便彻底被征服。一幅7世纪的《父母恩重经》，比起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前驱乔托的作品早了700年，但艺术上更加辉煌和隽永。他过去一直拜倒于西方艺术，把希腊和罗马艺术看得至高无上。现在只有惭愧和忏悔，于是他决心离开巴黎，回归到自己民族的艺术中去。
1936年他回到中国。数年后，也就是1942年，于右任忽然请他去敦煌。这时，住在重庆的徐悲鸿和梁思成也全都鼓励常书鸿去。可是谁也不知道，6年前他就是因为看到了敦煌的艺术才决心回来的呵！
1942年8月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会成立。陕甘宁青新五省监察使高一涵任主任，常书鸿任副主任，张大千等5人任委员。常书鸿到兰州进行具体筹办。经过半年筹备，大体就绪，他于1943年2月乘卡车经河西走廊到安西，再换骆驼去往敦煌。
那时，张大千还在这里，正要返回重庆去。张大千对他说：“我先走了，而你却要在这里无穷无尽地待下去，这可是一个长期——无期徒刑呀！”
这话既是玩笑，又十分认真。张大千在这里生活了3年，他知道如果一生都呆在这里是什么滋味。1943年元月，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正式成立，常书鸿任所长。常书鸿相信自己不会倒下，但他万万没有料到，妻子从他身后逃掉了。他现在才算真正的体验到张大千所说的那个“无期徒刑”的滋味——无期徒刑的分量，还有无期徒刑的神圣。
常书鸿于1994年6月23日辞世。他的骨灰埋葬在中寺故居的小院里。但人们在莫高窟对面的大漠上为他竖立了一块墓碑。碑石是黑色的，在黄沙万里的背景下，沉静而醒目。好像永远伫立在那里，守候与保卫着敦煌。这黑色的墓碑又像是敦煌史的一块界碑。它严格地分清耻辱的过去与自尊的现在，黑暗的往昔与明媚的未来。人们崇敬以常书鸿为代表的敦煌的保护者们，尊称他和他们为：敦煌的保护神。
这种强烈的文化责任感通过罗振玉、蒋斧、董康、王仁俊、向达、王重民、刘复、于道泉、王庆菽、梁思成、张大千、常书鸿、段文杰，一直像圣火一样传递至今，照亮了中国的学术界和戈壁滩上灿烂的敦煌。可以说，近百年来我国知识界的所有重要人物，差不多全都介入了敦煌。
敦煌的文化抢救是我国文化史上第一次抢救行动。它标志着中华民族在文化上的觉醒，显示了我国学术界高度的责任感和强烈的文化主权意识，以及一种浩荡的文化正气。同时，也表现出我国作为一个文明古国和文化大国，始终具备的文化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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