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荆州恒升实业有限公司（下简称“恒升公司”）中华鲟养殖基地中华鲟死亡事件正在升级。到目前为止，在生态保护意义上更为稀有的子一代中华鲟死亡数量已经达到36尾。在此之前，11月5日，该养殖场还有近6000尾子二代中华鲟集中死亡。

中华鲟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保护价值毋庸置疑。当然，由于中华鲟的人工养殖在多地都有展开，不同原因导致的养殖中华鲟死亡事件对物种存续的损害，不必过于夸大。今年4月，广东河源就发生过一养殖场万条中华鲟全部死亡的事件。不过，就恒升公司的情况来看，全国仅余不足1000尾人工饲养着的子一代中华鲟亲鱼，其中近60%在恒升公司，重要性显然更高。这也意味着，迄今所发生的中华鲟大规模死亡，可能不是悲剧的剧终，如果没有得到妥善处理，悲剧还将继续上演。

相关方面不能说完全无所作为。新闻中这样描述：“一次次批示、约谈和通知，甚至赶赴湖北荆州的工作专班，没能救得了36条珍贵的子一代中华鲟的命。”

类似的有当地政府介入的事件，都很容易出现这种错位和变形。地方政府很难避免利用自己的优势来解决问题。比如当地政府在前述书面回复中，还提到恒升公司经营管理中存在多项违法违规行为。“对此，我们的态度是，违法违规必受追究，合法必受保护。”也许不能说这是一种变相威胁，但即便恒升公司确实存在违法违规，与中华鲟死亡事件也关系不大，甚至不应该出现在这样一个公文中。

“批示、约谈和通知”的失灵，反衬了司法途径的缺位或疏漏。中华鲟既是一种“国家资源”，也是一个“保护物种”，同时还是“公司资产”。在此案中，因应于不同的诉求，本来应该有不同的责任主体，通过行政之外的司法途径，及时明确法律责任，实现有效介入，防止最坏结果的发生。遗憾的是，事态的发展，遵循了另外一种逻辑。

”也许不能说这是一种变相威胁，但即便恒升公司虽说存在违法违规，与中华鲟死亡事件也关系不大，甚至不应该出现在这样一个公文中。在此案中，因应于不同的诉求，本来应该有不同的责任主体，通过行政之外的司法途径，及时明确法律责任，实现行之有效介入，防止最坏结果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