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骤雨惊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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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2-9.18《霍先生，我们结婚吧》
日更4集，为期七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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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一年前，她被陷害，公司濒临破产，名声狼藉，无奈之下嫁给了霍靖北……
他冷酷深沉，心狠手辣，婚后，对她相敬如宾，尊重有加……
后来，在她以为婚姻即将结束的时候——
霍靖北：“试婚一年了，你有什么想法？”
风千柠蹙眉：“什么……意思？”
霍靖北搁下文件，抬眸眯着她，“不以结婚为目的的恋爱都是耍流氓，不以相爱生子为目标的婚姻就是诈骗，你说我什么意思？”
风千柠：不是说好，是权宜之策吗？
霍靖北：你想过河拆桥？
风千柠看着男人那张禁欲尊贵的面孔，居然心儿有点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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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冷酷深沉，心狠手辣，婚后，对她相敬如宾，尊重有加……
后来，在她以为婚姻即将结束的时候——
霍靖北：“试婚一年了，你有什么想法？”
风千柠蹙眉：“什么……意思？”
霍靖北搁下文件，抬眸眯着她，“不以结婚为目的的恋爱都是耍流氓，不以相爱生子为目标的婚姻就是诈骗，你说我什么意思？”
风千柠：不是说好，是权宜之策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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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着名校牌子，收费高，却很孬！有名无实的“冠名办校”值得警惕
半月谈 2021-02-23
“公办民助”“名校办民校”“联合办学”……各类冠以名校招牌的合作办学遍地开花。仅在西南某省会城市，当地教育部门的不完全统计显示，2014年以来，全市通过政府、企业与省外教育资源优质的学校开展的各类联合办学学校报备数累计达200多所。
半月谈记者在多地采访了解到，一些名校合作办学过程中出现“冠名办校”“挂牌办校”有名无实、地产商办校成“售楼招牌”等问题，由此带来加重学生家长经济负担、引发社会纠纷矛盾等问题，亟待加强引导规范。
“冠名办校”有名无实，名校招牌成“售楼招牌”
半月谈记者调查发现，一些所谓的名校合作办学往往有名无实，与名校教育资源毫不沾边。以北大附属实验学校为例，该校在全国有多所分校，这些学校的办学简介中写着“与北京大学联合办学”“秉承名校理念”，校徽也与北京大学雷同。
“虽然挂着北大的牌子，实际上跟北京大学没什么直接关系。”福建一所北大附属实验学校负责人告诉半月谈记者，学校是由福建某集团出资与北大集团旗下“北京北大附属实验学校”合作成立。根据签约协议，该集团向北大青鸟支付品牌冠名和管理费用，但收完钱后，后者对学校并未有实质性的指导和资源投入。
当地教育部门规划科负责人说，北大附属实验学校是市政府引进的名企业办名学校项目。“我们在学校落地时也曾询问过冠名问题，对方的解释是学校冠名的这个‘北大’不是北京大学，而是和北大旗下的校企合作，就用了这个名称。”
还有的名校合作办学质量良莠不齐，效果不尽理想。2011年以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先后在贵阳市观山湖区和贵安新区开办实验学校，两所学校均是与当地政府合作创办的公办学校，其中一所在当地拥有不错的口碑，而另一所的社会认可度相对不高。有家长质疑：“同样是北师大附中的牌子，按道理，输出的教育理念、管理模式应该都是相同的，办学质量为什么有差别？”
一些地方还出现房地产企业参与合作办校的现象，名校招牌成为“售楼招牌”。在重庆，一些公办中小学名校与房地产开发商合办民校，由开发商把学校修好、硬件设施配齐，学校则出让校名冠名权，以师资和品牌、管理等无形资产入股，再派出校本部师资和管理队伍进驻办学。多名置业顾问向半月谈记者透露，业主子女可优先入读名校就是楼盘的最大卖点，带学位的房源不仅“一房难求”，房价也比周边楼盘高出30%甚至一半以上。
“名校光环”加持高收费、高价学位房
与教育资源优质富集的名校合作办学，在一定程度上对提升地方教育水平发挥着重要作用，是一种发展教育的“捷径”。但在合作办学过程中，一些冠名挂牌行为出现“变形走偏”，由此带来的问题不容小觑。
伴随着冠以各类头衔的“名校”出现，高收费、高价学位房等现象随之而来。有了“名校光环”加持，冠名挂牌学校的各类收费自然不菲。半月谈记者在重庆、福州等地了解到，这类学校的收费从每年两三万元到10多万元不等。一些家长别无选择，只好花更多的钱去享受原本是“公益性”“普惠性”的义务教育。
择校热
“为了让孩子中小学上个名校，只好硬着头皮去抢名校合作开发商的高价学位房，花费少说也得上百万元。”重庆市民林勇说，更省钱的办法是通过交择校费进入名校，至少也需要10多万元，且名额有限，“花钱都不一定能抢得到”。
除了加重家长经济负担、加剧社会焦虑，名校合作办学过热还容易影响当地教育生态平衡。重庆市一所民办校负责人告诉半月谈记者，挂着名校招牌的冠名学校入场后，借助“名校光环”加持，与真正的民办学校抢夺优质生源，使得民办学校的生存和发展空间被挤压。
此外，一些名不副实的“联合办学”还容易因管理不当引发其他矛盾。此前，位于重庆市沙坪坝区的融创万达文旅城采用与名校“联姻”的方式，引进南开中学合办民校。消息传出后该楼盘销售情况火爆，但由于当地教育规划调整，引进的名校落了空，由此引发数百名业主维权。
一名教育系统干部说：“与名校合作，打造好的学校还好，有的只是单纯地挂块牌子，是典型的‘挂羊头卖狗肉’，很容易引发矛盾。”
亟待规范名校合作办学
“真正的名校合作办学，应该使得学校管理、师资等教育资源共享互通，既要充分发挥优质学校的辐射带动作用，也要带动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福建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张荣伟认为，各地应对名校合作冠名现象加强规范，严格把关、加强监管，防止名校合作办学“野蛮生长”“变形走偏”。
针对这些问题，一些地方已经采取了相应举措“正本清源”。重庆市2019年针对“名校办民校”现象出台政策，要求公办中小学不得新参与举办民办学校；湖南省长沙市2020年底暂停公办学校托管民办义务教育学校的审批，同时明确规定集团化学校合作时限一般为6年，每所优质学校集团化办学规模应控制在10所左右。
“这些政策有助于将名校母体与冠名学校进行分离，促进公办、民办学校各归其位，帮助学校树立内涵发展意识。”西南大学教育学部副研究员罗士琰建议，教育部门还应对新办冠名学校加强督导，提高基础教育的整体质量。
贵阳市教育局相关部门工作人员说，冠名挂牌、联合办学只是提升办学质量的路径之一，扎扎实实练好教育基本功更重要。只有抓住加大本地教育投入这一根本，努力提升自身办学力量，才能让优质教育资源有效落地生根。
（责任编辑：杨奕)
半月谈 2021-02-23
“公办民助”“名校办民校”“联合办学”……各类冠以名校招牌的合作办学遍地开花。仅在西南某省会城市，当地教育部门的不完全统计显示，2014年以来，全市通过政府、企业与省外教育资源优质的学校开展的各类联合办学学校报备数累计达200多所。
半月谈记者在多地采访了解到，一些名校合作办学过程中出现“冠名办校”“挂牌办校”有名无实、地产商办校成“售楼招牌”等问题，由此带来加重学生家长经济负担、引发社会纠纷矛盾等问题，亟待加强引导规范。
“冠名办校”有名无实，名校招牌成“售楼招牌”
半月谈记者调查发现，一些所谓的名校合作办学往往有名无实，与名校教育资源毫不沾边。以北大附属实验学校为例，该校在全国有多所分校，这些学校的办学简介中写着“与北京大学联合办学”“秉承名校理念”，校徽也与北京大学雷同。
“虽然挂着北大的牌子，实际上跟北京大学没什么直接关系。”福建一所北大附属实验学校负责人告诉半月谈记者，学校是由福建某集团出资与北大集团旗下“北京北大附属实验学校”合作成立。根据签约协议，该集团向北大青鸟支付品牌冠名和管理费用，但收完钱后，后者对学校并未有实质性的指导和资源投入。
当地教育部门规划科负责人说，北大附属实验学校是市政府引进的名企业办名学校项目。“我们在学校落地时也曾询问过冠名问题，对方的解释是学校冠名的这个‘北大’不是北京大学，而是和北大旗下的校企合作，就用了这个名称。”
还有的名校合作办学质量良莠不齐，效果不尽理想。2011年以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先后在贵阳市观山湖区和贵安新区开办实验学校，两所学校均是与当地政府合作创办的公办学校，其中一所在当地拥有不错的口碑，而另一所的社会认可度相对不高。有家长质疑：“同样是北师大附中的牌子，按道理，输出的教育理念、管理模式应该都是相同的，办学质量为什么有差别？”
一些地方还出现房地产企业参与合作办校的现象，名校招牌成为“售楼招牌”。在重庆，一些公办中小学名校与房地产开发商合办民校，由开发商把学校修好、硬件设施配齐，学校则出让校名冠名权，以师资和品牌、管理等无形资产入股，再派出校本部师资和管理队伍进驻办学。多名置业顾问向半月谈记者透露，业主子女可优先入读名校就是楼盘的最大卖点，带学位的房源不仅“一房难求”，房价也比周边楼盘高出30%甚至一半以上。
“名校光环”加持高收费、高价学位房
与教育资源优质富集的名校合作办学，在一定程度上对提升地方教育水平发挥着重要作用，是一种发展教育的“捷径”。但在合作办学过程中，一些冠名挂牌行为出现“变形走偏”，由此带来的问题不容小觑。
伴随着冠以各类头衔的“名校”出现，高收费、高价学位房等现象随之而来。有了“名校光环”加持，冠名挂牌学校的各类收费自然不菲。半月谈记者在重庆、福州等地了解到，这类学校的收费从每年两三万元到10多万元不等。一些家长别无选择，只好花更多的钱去享受原本是“公益性”“普惠性”的义务教育。
择校热
“为了让孩子中小学上个名校，只好硬着头皮去抢名校合作开发商的高价学位房，花费少说也得上百万元。”重庆市民林勇说，更省钱的办法是通过交择校费进入名校，至少也需要10多万元，且名额有限，“花钱都不一定能抢得到”。
除了加重家长经济负担、加剧社会焦虑，名校合作办学过热还容易影响当地教育生态平衡。重庆市一所民办校负责人告诉半月谈记者，挂着名校招牌的冠名学校入场后，借助“名校光环”加持，与真正的民办学校抢夺优质生源，使得民办学校的生存和发展空间被挤压。
此外，一些名不副实的“联合办学”还容易因管理不当引发其他矛盾。此前，位于重庆市沙坪坝区的融创万达文旅城采用与名校“联姻”的方式，引进南开中学合办民校。消息传出后该楼盘销售情况火爆，但由于当地教育规划调整，引进的名校落了空，由此引发数百名业主维权。
一名教育系统干部说：“与名校合作，打造好的学校还好，有的只是单纯地挂块牌子，是典型的‘挂羊头卖狗肉’，很容易引发矛盾。”
亟待规范名校合作办学
“真正的名校合作办学，应该使得学校管理、师资等教育资源共享互通，既要充分发挥优质学校的辐射带动作用，也要带动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福建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张荣伟认为，各地应对名校合作冠名现象加强规范，严格把关、加强监管，防止名校合作办学“野蛮生长”“变形走偏”。
针对这些问题，一些地方已经采取了相应举措“正本清源”。重庆市2019年针对“名校办民校”现象出台政策，要求公办中小学不得新参与举办民办学校；湖南省长沙市2020年底暂停公办学校托管民办义务教育学校的审批，同时明确规定集团化学校合作时限一般为6年，每所优质学校集团化办学规模应控制在10所左右。
“这些政策有助于将名校母体与冠名学校进行分离，促进公办、民办学校各归其位，帮助学校树立内涵发展意识。”西南大学教育学部副研究员罗士琰建议，教育部门还应对新办冠名学校加强督导，提高基础教育的整体质量。
贵阳市教育局相关部门工作人员说，冠名挂牌、联合办学只是提升办学质量的路径之一，扎扎实实练好教育基本功更重要。只有抓住加大本地教育投入这一根本，努力提升自身办学力量，才能让优质教育资源有效落地生根。
（责任编辑：杨奕)
“黑市”畸形繁荣，纠纷与日俱增——揭开代孕地下产业链神秘面纱
新华网 2021-01-21
新华社北京1月20日电 题：“黑市”畸形繁荣，纠纷与日俱增——揭开代孕地下产业链神秘面纱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黄筱、帅才、董小红、毛一竹
“新华视点”记者调查发现，近年来，国内地下“代孕黑市”呈现畸形繁荣，因代孕而产生的各种纠纷和风险也与日俱增。
提供多种“套餐”服务，包括亲子鉴定“一条龙”报价70余万元
多次试管婴儿失败后，成都一对40多岁的夫妻想到了找人代孕这条路。“我老公说，不生孩子就离婚。想到这么多年的夫妻感情，实在没办法，只能到处试。”42岁的秦帆（化名）无奈地说。
秦帆说，他们找了一家广州的代孕中介，报价90万元，去泰国代孕。目前，夫妻两人正在凑钱准备一试。
虽然我国法律明确禁止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术，但近年来，代孕地下产业链却日趋活跃，规模不断扩大，并将隐秘的触角延伸到普通人身上。记者调查发现，在不少妇产科医院的厕所门板上，“代孕”“卖卵”“包生儿子”等小广告特别多。
据知情人透露，代孕分为三种：一是精子、卵子由需求方提供，体外受精后进行胚胎移植，借用代孕妈妈的子宫孕育；二是仅精子来自需求方，卵子由供卵者提供，由代孕妈妈孕育；三是仅卵子由需求方提供，用第三方的精子进行体外受精后，由代孕妈妈孕育。一些代孕中介也根据需求提供多种“套餐”服务，明码标价。
记者以客户身份联系到湖南长沙一家名为“添宝儿医疗”的客服小傅。据她提供的价格表看，仅供卵或者供精并提供移植手术的费用为11万元，仅代孕的费用为35万元。涵盖供卵、移植、代孕、亲子鉴定“一条龙”服务，承诺两年抱到宝宝的“零风险”套餐是73.8万元。
记者在天眼查上搜索“添宝儿医疗”的信息显示，“添宝儿医疗”所属企业为武汉添宝儿医疗咨询服务有限公司，经营范围为健康咨询（不含诊疗）、医疗系统软件开发、医疗信息咨询、医疗设备技术咨询和技术服务。供卵、移植等属于诊疗手术，并未在其经营范围之内。
与其相关的竞品信息显示，有36家企业提供类似服务，这些企业在广东、北京、云南、四川等地，简介中大都有“试管婴儿咨询服务”关键词，但几乎均没有诊疗手术资质。
记者走进成都一家所谓的“生殖健康咨询”公司，该公司表面上是给不孕不育患者提供健康咨询和海外就医途径，实际上也做代孕中介，公司官方微博上还公然提及“感谢代孕妈妈”等内容。当记者提出想了解代孕套餐细节和相关合同时，对方则提高警惕，要求登记个人身份证号并出具结婚证。
背后多重风险：代孕妈妈多在“黑诊所”诊疗，存缺陷子女或被父母嫌弃
记者调查发现，大龄失独家庭、因病失去自主孕产能力的人群是代孕核心群体。
虽然目前我国明令禁止开展代孕服务，但这并没有遏制住代孕行业野蛮扩张的步伐。代孕转入地下，一些人出高价走非法途径。非法代孕打破了传统生育观念和生育秩序，带来一系列医疗、法律、伦理等风险。
一是医疗风险。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生殖内分泌科主任朱依敏介绍，正规医院的取卵手术对环境要求高，必须无菌、恒温。而大部分地下代孕，往往寻找非正规诊所取卵，存在消毒不彻底、器械重复使用、操作不规范等问题，供卵者和代孕母亲有可能遇到健康风险。
家在四川成都的韩女士（化名）2017年通过中介介绍当了“代孕妈妈”。韩女士说，植入胚胎手术是在一家地下黑诊所进行的。但在孕育期的第3个月，韩女士去医院进行检查时突然发现感染了梅毒。客户因此反悔，要求韩女士做流产手术。韩女士担心年龄较大，做流产手术损害身体健康，自己选择生下孩子。如今，这个孩子已经3岁，但由于身份问题，一直无法登记落户。
二是法律风险。近年来，因代孕引发的法律纠纷多发，包括代孕合同纠纷，由代孕引发的抚养权争议、继承权争议等。
江苏乐士律师事务所律师蔡萍说，婴儿不能作为交易商品，所以代孕合同本身就是非法的，也是无效的。“即使签订了代孕协议，当事人期望获得的合同权益都不受法律保护。”
日前，广东自由贸易区南沙片区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代孕纠纷案。广东女子陈某与某医疗旅游集团签订合同，该公司承诺，为其提供泰国最优秀的医疗资源做试管婴儿和代孕服务。后代孕手术失败，陈某要求全额退还费用38万元。法院审理认为，代孕合同无效，该公司存在重大过错，陈某明知代孕违背我国法律和公序良俗，也存在过错；法院酌定该公司在扣除为陈某提供相关服务的成本费用后，向其返还16万元。
三是伦理风险。四川鼎立律师事务所律师施杰认为，代孕对传统的道德观和人伦观构成挑战，代孕妈妈和代孕子女的尊严会受到践踏，女子成了“生育机器”。一些代孕子女出生后，一旦父母感情破裂，代孕子女的处境会非常尴尬。一些代孕子女由于存在生理、器质性缺陷，被认为是“残次品”，遭父母嫌弃。
宜加快立法堵住漏洞，加强对违法行为的打击
我国原卫生部2001年出台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明确规定，禁止以任何形式买卖配子、合子、胚胎。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不得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术。对医疗机构实施代孕技术的行为，卫生行政部门应给予警告、处以3万元以下罚款，并给予有关责任人行政处分。
近年来，国家卫生健康部门查处了多起涉嫌从事代孕违法违规活动的案件。但记者调查发现，这些查处的案件仅是“代孕黑市”的“冰山一角”。
湖南金州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袁小露说，依据目前的规定，卫生健康部门只能对正规的医生和医疗机构进行管理；代孕中介违法成本很低，是“代孕黑市”屡禁不绝的重要原因。
袁小露认为，对代孕问题，仅靠卫生健康部门一家很难实现有效监管。只有加强卫生健康、市场监督、司法机关等部门的联动，才能打击“代孕黑市”，促进生殖辅助医疗行业健康发展。
目前，世界各国对于代孕的态度各不相同。法国、瑞士、德国等国禁止代孕，英国非商业性质的代孕属于合法行为，美国有20多个州对代孕有不同程度的法律认可。
多位受访专家表示，《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仅是部门规章，层级过低，监管力度远远跟不上形势需要。国家应就人类辅助生殖技术问题制定专门的法律或行政法规，一方面加大对代孕等违法违规行为的惩处力度，另一方面应区分对待非法代孕行为和生育障碍患者渴望拥有下一代的需求，依法合规发展人工授精、胚胎移植等方面的辅助生殖技术。
（责任编辑：杨奕)
新华网 2021-01-21
新华社北京1月20日电 题：“黑市”畸形繁荣，纠纷与日俱增——揭开代孕地下产业链神秘面纱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黄筱、帅才、董小红、毛一竹
“新华视点”记者调查发现，近年来，国内地下“代孕黑市”呈现畸形繁荣，因代孕而产生的各种纠纷和风险也与日俱增。
提供多种“套餐”服务，包括亲子鉴定“一条龙”报价70余万元
多次试管婴儿失败后，成都一对40多岁的夫妻想到了找人代孕这条路。“我老公说，不生孩子就离婚。想到这么多年的夫妻感情，实在没办法，只能到处试。”42岁的秦帆（化名）无奈地说。
秦帆说，他们找了一家广州的代孕中介，报价90万元，去泰国代孕。目前，夫妻两人正在凑钱准备一试。
虽然我国法律明确禁止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术，但近年来，代孕地下产业链却日趋活跃，规模不断扩大，并将隐秘的触角延伸到普通人身上。记者调查发现，在不少妇产科医院的厕所门板上，“代孕”“卖卵”“包生儿子”等小广告特别多。
据知情人透露，代孕分为三种：一是精子、卵子由需求方提供，体外受精后进行胚胎移植，借用代孕妈妈的子宫孕育；二是仅精子来自需求方，卵子由供卵者提供，由代孕妈妈孕育；三是仅卵子由需求方提供，用第三方的精子进行体外受精后，由代孕妈妈孕育。一些代孕中介也根据需求提供多种“套餐”服务，明码标价。
记者以客户身份联系到湖南长沙一家名为“添宝儿医疗”的客服小傅。据她提供的价格表看，仅供卵或者供精并提供移植手术的费用为11万元，仅代孕的费用为35万元。涵盖供卵、移植、代孕、亲子鉴定“一条龙”服务，承诺两年抱到宝宝的“零风险”套餐是73.8万元。
记者在天眼查上搜索“添宝儿医疗”的信息显示，“添宝儿医疗”所属企业为武汉添宝儿医疗咨询服务有限公司，经营范围为健康咨询（不含诊疗）、医疗系统软件开发、医疗信息咨询、医疗设备技术咨询和技术服务。供卵、移植等属于诊疗手术，并未在其经营范围之内。
与其相关的竞品信息显示，有36家企业提供类似服务，这些企业在广东、北京、云南、四川等地，简介中大都有“试管婴儿咨询服务”关键词，但几乎均没有诊疗手术资质。
记者走进成都一家所谓的“生殖健康咨询”公司，该公司表面上是给不孕不育患者提供健康咨询和海外就医途径，实际上也做代孕中介，公司官方微博上还公然提及“感谢代孕妈妈”等内容。当记者提出想了解代孕套餐细节和相关合同时，对方则提高警惕，要求登记个人身份证号并出具结婚证。
背后多重风险：代孕妈妈多在“黑诊所”诊疗，存缺陷子女或被父母嫌弃
记者调查发现，大龄失独家庭、因病失去自主孕产能力的人群是代孕核心群体。
虽然目前我国明令禁止开展代孕服务，但这并没有遏制住代孕行业野蛮扩张的步伐。代孕转入地下，一些人出高价走非法途径。非法代孕打破了传统生育观念和生育秩序，带来一系列医疗、法律、伦理等风险。
一是医疗风险。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生殖内分泌科主任朱依敏介绍，正规医院的取卵手术对环境要求高，必须无菌、恒温。而大部分地下代孕，往往寻找非正规诊所取卵，存在消毒不彻底、器械重复使用、操作不规范等问题，供卵者和代孕母亲有可能遇到健康风险。
家在四川成都的韩女士（化名）2017年通过中介介绍当了“代孕妈妈”。韩女士说，植入胚胎手术是在一家地下黑诊所进行的。但在孕育期的第3个月，韩女士去医院进行检查时突然发现感染了梅毒。客户因此反悔，要求韩女士做流产手术。韩女士担心年龄较大，做流产手术损害身体健康，自己选择生下孩子。如今，这个孩子已经3岁，但由于身份问题，一直无法登记落户。
二是法律风险。近年来，因代孕引发的法律纠纷多发，包括代孕合同纠纷，由代孕引发的抚养权争议、继承权争议等。
江苏乐士律师事务所律师蔡萍说，婴儿不能作为交易商品，所以代孕合同本身就是非法的，也是无效的。“即使签订了代孕协议，当事人期望获得的合同权益都不受法律保护。”
日前，广东自由贸易区南沙片区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代孕纠纷案。广东女子陈某与某医疗旅游集团签订合同，该公司承诺，为其提供泰国最优秀的医疗资源做试管婴儿和代孕服务。后代孕手术失败，陈某要求全额退还费用38万元。法院审理认为，代孕合同无效，该公司存在重大过错，陈某明知代孕违背我国法律和公序良俗，也存在过错；法院酌定该公司在扣除为陈某提供相关服务的成本费用后，向其返还16万元。
三是伦理风险。四川鼎立律师事务所律师施杰认为，代孕对传统的道德观和人伦观构成挑战，代孕妈妈和代孕子女的尊严会受到践踏，女子成了“生育机器”。一些代孕子女出生后，一旦父母感情破裂，代孕子女的处境会非常尴尬。一些代孕子女由于存在生理、器质性缺陷，被认为是“残次品”，遭父母嫌弃。
宜加快立法堵住漏洞，加强对违法行为的打击
我国原卫生部2001年出台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明确规定，禁止以任何形式买卖配子、合子、胚胎。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不得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术。对医疗机构实施代孕技术的行为，卫生行政部门应给予警告、处以3万元以下罚款，并给予有关责任人行政处分。
近年来，国家卫生健康部门查处了多起涉嫌从事代孕违法违规活动的案件。但记者调查发现，这些查处的案件仅是“代孕黑市”的“冰山一角”。
湖南金州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袁小露说，依据目前的规定，卫生健康部门只能对正规的医生和医疗机构进行管理；代孕中介违法成本很低，是“代孕黑市”屡禁不绝的重要原因。
袁小露认为，对代孕问题，仅靠卫生健康部门一家很难实现有效监管。只有加强卫生健康、市场监督、司法机关等部门的联动，才能打击“代孕黑市”，促进生殖辅助医疗行业健康发展。
目前，世界各国对于代孕的态度各不相同。法国、瑞士、德国等国禁止代孕，英国非商业性质的代孕属于合法行为，美国有20多个州对代孕有不同程度的法律认可。
多位受访专家表示，《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仅是部门规章，层级过低，监管力度远远跟不上形势需要。国家应就人类辅助生殖技术问题制定专门的法律或行政法规，一方面加大对代孕等违法违规行为的惩处力度，另一方面应区分对待非法代孕行为和生育障碍患者渴望拥有下一代的需求，依法合规发展人工授精、胚胎移植等方面的辅助生殖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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