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山左名士王象春所著《济南百咏》中有《药山》诗一首：
阳起石同腽肭脐，登山涉海苦蒸黎。
何如筐埠无穿凿，犹得花开鸟漫啼。
【诗人自注】城西药山，为扁鹊采药地。其下有阳起石，上官征取无虚日，民甚苦之。所怜筐山，形似筐焉，一无所出。人有聪明机智，只为骄淫之藉，日凿一穴，七日而混沌死矣。“载去西施岂无意，恐留倾国更迷君。”
【本博注】 一，济南药山，因生产一种药用价值很高的石头而得名。《齐乘》载：“药山，出阳起石，极佳”。阳起石，具有温肾壮阳之功效。
二，“混沌之死”是《庄子》中的故事。倏和忽是混沌的朋友，混沌天生没有七窍。混沌对待倏和忽非常友善，倏、忽二人欲报其恩，于是替混沌“日凿一窍”，七日后七窍凿成，混沌死去。
三，“载去西施岂无意，恐留倾国更迷君。”出自明诗人高启的《姑苏杂咏 三高祠三首 范蠡》：
功成不恋上将军，一舸归游笠泽云。
载去西施岂无意，恐留倾国更迷君。
阳起石同腽肭脐，登山涉海苦蒸黎。
何如筐埠无穿凿，犹得花开鸟漫啼。
【诗人自注】城西药山，为扁鹊采药地。其下有阳起石，上官征取无虚日，民甚苦之。所怜筐山，形似筐焉，一无所出。人有聪明机智，只为骄淫之藉，日凿一穴，七日而混沌死矣。“载去西施岂无意，恐留倾国更迷君。”
【本博注】 一，济南药山，因生产一种药用价值很高的石头而得名。《齐乘》载：“药山，出阳起石，极佳”。阳起石，具有温肾壮阳之功效。
二，“混沌之死”是《庄子》中的故事。倏和忽是混沌的朋友，混沌天生没有七窍。混沌对待倏和忽非常友善，倏、忽二人欲报其恩，于是替混沌“日凿一窍”，七日后七窍凿成，混沌死去。
三，“载去西施岂无意，恐留倾国更迷君。”出自明诗人高启的《姑苏杂咏 三高祠三首 范蠡》：
功成不恋上将军，一舸归游笠泽云。
载去西施岂无意，恐留倾国更迷君。
彭忠义病中急告各地进取知识人[握手]：部分地区的落后政客为转移任内矛盾（或扩大既得利益）已开启“疯狂屠杀”模式，建议君等迅速籍正能量型社会生产方式及本学者以她为中枢的学理系统，团结身边的进步劳动者先自救再自立——和平、文明、学研和互助基石上的科学生产是人类的幸福良方，我们决不能任由那些正凭持各式火器草菅人命的“超愚蛮势力”毁了人类[怒]！ | https://t.cn/A6VbHfl5
#是我历史君#【三星堆文字之谜，学者：即便没有文字，三星堆也进入了文明时代】所谓“沉睡三千年，一醒天下惊”，三星堆重见天日轰动世界，诡异奇特的造型，高超的青铜技术，神秘离奇的消失........无不引发世人无限遐想。除此之外，还有一项更引人关注的东西，就是三星堆到底有没有发现文字！
按照西方对文明的三项标准，即城市、文字、青铜（冶金术），有没有文字是进入文明社会的关键标准之一。因此，之前的二里头遗址，如今的三星堆遗址是否存在文字，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
考古确认，三星堆遗址发掘过程中，没有发现类似甲骨文、金文和战国文字等成系统的文字，只在出土的陶器、金器、玉器等文物上面，发现七个不规则的刻画符号（见下图），而且多为一器一符号。
那么，这些符号能不能称之为文字？中国学者研究认为：无论三星堆的这些字符是不是文字，都无法否定三星堆先民已经进入了文明时代。
01：三星堆刻符是不是文字
迄今为止，三星堆一共发现七个刻符，争论的焦点在于它们到底属不属于文字，众多学者各执一词，至今难有百分百的判断。
专家考证后普遍认为，这些单个存在的图案或符号只能算是一种文字画，还不是真正的文字。西南交通大学特聘教授汪启明说：“希望能发掘出文字来。这是我最期待的。文字对于破解很多谜题，都大有帮助。”言外之意，迄今为止三星堆出土的刻符自然不属于文字。
与此同时，不少学者认为这些刻符就是文字，其中彝族古文字学者认为属于古体的古彝文字。2010年，媒体报道一些彝族学者，在凉山的六个县市请教数十位精通毕摩经书、能准确识别古彝文的民间高人，结果他们对照毕摩经书，认为三星堆发现的七个刻符就是古彝文。也就是说，三星堆先民已经存在系统文字，只是可能没能保存下来，或者如今还未找到。
所谓《彝族毕摩经》，据传可与甲骨文、苏美尔文、埃及文、玛雅文、哈拉般文并列，是世界六大古文字之一，距今有8000年至1万年历史。如果三星堆刻符属于彝族古文，那么三星堆先民与彝族到底是何关系，又将是一个未解之谜。
不过，三星堆刻符是古彝文之说，并未得到专家们的普遍认可，西南交通大学特聘教授汪启明直言：“我不认为那是古彝文.......文字需要有明确的表意，跟出土文献相应，有一定的上下文，在各地多处出现 。而且文字必须要表音。否则很可能就是文字画，文字的雏形。”总之，专家普遍认为三星堆刻符属于文字画。
2：考古专家的一个大困惑
众所周知，三星堆遗址是古蜀国的首都，势力范围极大，甚至已经扩张到了陕西汉中一带，必然存在一套严密的组织架构，而且三星堆青铜技术非常发达，比如铸造技术、焊接技术非常高超，黄金含金很高，青铜器上能凿出各种各样精美的孔洞等等，青铜技术比同时期中原商朝还要发达。
问题来了，如果没有文字，三星堆先民如何统治庞大的疆域，如何实现信息准确传达，如何积累高超的青铜技术，工匠们如何协同工作？光靠语言几乎不可能解决这些问题。因此，从社会发展逻辑上来看，三星堆先民应该存在文字系统。
与此同时，古代文献上记载古蜀国存有文字。东晋史学家常璩的《华阳国志》非常有名，是研究四川历史、地理、风俗人情等的重要文献，常璩在上面记载：“彭祖本生蜀，为殷太史……见称在昔......有周之世，限以秦巴，虽奉王职，不得与春秋盟会，君长莫同书轨。”意思是彭祖是蜀人，后来担任殷商太史官，说明有蜀人精通商朝文字，周朝瞧不起蜀人，虽然要求他们服从中央命令，但不准他们参与诸侯会盟，君长之间来往，书信用不同的文字，车道的宽窄也不同。显然，至少在周朝时，古蜀国有文字，而且与中原文字不同。
从三星堆出土文物的逻辑、古代文献记载等来看，三星堆都应该是一个有文字的辉煌文明。西南交通大学特聘教授汪启明认为：“至于有没有文字，我也认同考古专家的说法，认为三星堆是可能有文字的地方。”
然而迄今为止，三星堆只发现了七个刻符，并未发现系统的文字，考古发现的事实与符合逻辑的推论相矛盾，或许还需要进一步考古发现吧。
3：即便没有文字，三星堆也是文明
按照西方对文明的标准，如果没有文字，那么就称之为三星堆文化，表示三星堆所代表的古蜀国还没有进入文明社会。但中国学者并不认为，甚至有人认为“即便没有文字，三星堆也是文明”，这又是怎么一回事？
原因很简单，西方学者根据西亚的两河流域和北非的埃及文明的特征，归纳出了“文明三要素”，但埃及与两河流域之外的民族众多，生存环境、自然资源等各有不同，很难用“文明三要素”这一套标准衡量所有民族。比如，玛雅文明周围缺少铜矿，就没能发展出包括青铜在内的冶金术，辉煌的印加文明没有创造出文字，中国北方的游牧民族直到突厥时代（隋唐）才创造出文字，但汉朝匈奴就已经进入铁器时代了，难道说玛雅文明、印加文明、匈奴等都没有进入文明时代吗？因此，西方学者提出的“文明三要素”，看似有道理，但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
2001年—2018年，中国开展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通过对中外各种文明的考古发现分析研究，发现其实并不是所有的文明都符合“三要素”，与此同时提出了符合中华文明特质的判断社会是否进入文明的四个标准。
一，社会分工的出现。农业得到显著发展，提供了丰富、稳定的食物基础，在此基础上农业与手工业开始分开。
二，阶级分化的出现。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出现剩余物质，私有财产意识出现，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社会阶级分化，出现了王权与国家。
三，都邑城市的出现。高等级的大型建筑，表明等级身份的尊贵礼器，丰富随葬品的高等级墓葬等，反映出这样的城市有“王”，或“王”有都城。
四，区域国家的出现。通常来说，都邑性城市的出现，往往就代表着一个区域性国家的存在，周围诸侯拱卫都城。
因此，以中国人制定的“文明四标准”来看，三星堆无疑已经进入了文明社会，有无文字并不影响“三星堆文明”的事实。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王巍认为，“这个标准也更具有世界普遍意义。”
与三星堆遗址一样，浙江的良渚遗址也没有发现系统的文字，很多学者认为良渚刻符不属于文字，但根据中国的“文明四标准”来看，良渚古城毫无疑问地进入了文明阶段。更为重要的是，按照中国的“文明四标准”来看，中华文明史可能远不止五千年，这就打破了西方对中国文明史的观点。
令人遗憾的是，一直以来都是“西方决定中国文明史的起始时间”，西方学者根据“文明三要素”之文字，否定中国五千年文明史，认为只能从商朝或甲骨文算起，中国只有3300余年或3600余年文明史，至今仍然得到不少中国学者的赞同与拥护。
所谓“尽信书，不如无书”，西方只是在最近400余年内才崛起，建立的是一套西方视角下的政治、经济、文化等体系，因此西方的很多观点值得商榷、值得反思，如果不思考自身民族特质的盲从西方，最终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必然无从谈起！
按照西方对文明的三项标准，即城市、文字、青铜（冶金术），有没有文字是进入文明社会的关键标准之一。因此，之前的二里头遗址，如今的三星堆遗址是否存在文字，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
考古确认，三星堆遗址发掘过程中，没有发现类似甲骨文、金文和战国文字等成系统的文字，只在出土的陶器、金器、玉器等文物上面，发现七个不规则的刻画符号（见下图），而且多为一器一符号。
那么，这些符号能不能称之为文字？中国学者研究认为：无论三星堆的这些字符是不是文字，都无法否定三星堆先民已经进入了文明时代。
01：三星堆刻符是不是文字
迄今为止，三星堆一共发现七个刻符，争论的焦点在于它们到底属不属于文字，众多学者各执一词，至今难有百分百的判断。
专家考证后普遍认为，这些单个存在的图案或符号只能算是一种文字画，还不是真正的文字。西南交通大学特聘教授汪启明说：“希望能发掘出文字来。这是我最期待的。文字对于破解很多谜题，都大有帮助。”言外之意，迄今为止三星堆出土的刻符自然不属于文字。
与此同时，不少学者认为这些刻符就是文字，其中彝族古文字学者认为属于古体的古彝文字。2010年，媒体报道一些彝族学者，在凉山的六个县市请教数十位精通毕摩经书、能准确识别古彝文的民间高人，结果他们对照毕摩经书，认为三星堆发现的七个刻符就是古彝文。也就是说，三星堆先民已经存在系统文字，只是可能没能保存下来，或者如今还未找到。
所谓《彝族毕摩经》，据传可与甲骨文、苏美尔文、埃及文、玛雅文、哈拉般文并列，是世界六大古文字之一，距今有8000年至1万年历史。如果三星堆刻符属于彝族古文，那么三星堆先民与彝族到底是何关系，又将是一个未解之谜。
不过，三星堆刻符是古彝文之说，并未得到专家们的普遍认可，西南交通大学特聘教授汪启明直言：“我不认为那是古彝文.......文字需要有明确的表意，跟出土文献相应，有一定的上下文，在各地多处出现 。而且文字必须要表音。否则很可能就是文字画，文字的雏形。”总之，专家普遍认为三星堆刻符属于文字画。
2：考古专家的一个大困惑
众所周知，三星堆遗址是古蜀国的首都，势力范围极大，甚至已经扩张到了陕西汉中一带，必然存在一套严密的组织架构，而且三星堆青铜技术非常发达，比如铸造技术、焊接技术非常高超，黄金含金很高，青铜器上能凿出各种各样精美的孔洞等等，青铜技术比同时期中原商朝还要发达。
问题来了，如果没有文字，三星堆先民如何统治庞大的疆域，如何实现信息准确传达，如何积累高超的青铜技术，工匠们如何协同工作？光靠语言几乎不可能解决这些问题。因此，从社会发展逻辑上来看，三星堆先民应该存在文字系统。
与此同时，古代文献上记载古蜀国存有文字。东晋史学家常璩的《华阳国志》非常有名，是研究四川历史、地理、风俗人情等的重要文献，常璩在上面记载：“彭祖本生蜀，为殷太史……见称在昔......有周之世，限以秦巴，虽奉王职，不得与春秋盟会，君长莫同书轨。”意思是彭祖是蜀人，后来担任殷商太史官，说明有蜀人精通商朝文字，周朝瞧不起蜀人，虽然要求他们服从中央命令，但不准他们参与诸侯会盟，君长之间来往，书信用不同的文字，车道的宽窄也不同。显然，至少在周朝时，古蜀国有文字，而且与中原文字不同。
从三星堆出土文物的逻辑、古代文献记载等来看，三星堆都应该是一个有文字的辉煌文明。西南交通大学特聘教授汪启明认为：“至于有没有文字，我也认同考古专家的说法，认为三星堆是可能有文字的地方。”
然而迄今为止，三星堆只发现了七个刻符，并未发现系统的文字，考古发现的事实与符合逻辑的推论相矛盾，或许还需要进一步考古发现吧。
3：即便没有文字，三星堆也是文明
按照西方对文明的标准，如果没有文字，那么就称之为三星堆文化，表示三星堆所代表的古蜀国还没有进入文明社会。但中国学者并不认为，甚至有人认为“即便没有文字，三星堆也是文明”，这又是怎么一回事？
原因很简单，西方学者根据西亚的两河流域和北非的埃及文明的特征，归纳出了“文明三要素”，但埃及与两河流域之外的民族众多，生存环境、自然资源等各有不同，很难用“文明三要素”这一套标准衡量所有民族。比如，玛雅文明周围缺少铜矿，就没能发展出包括青铜在内的冶金术，辉煌的印加文明没有创造出文字，中国北方的游牧民族直到突厥时代（隋唐）才创造出文字，但汉朝匈奴就已经进入铁器时代了，难道说玛雅文明、印加文明、匈奴等都没有进入文明时代吗？因此，西方学者提出的“文明三要素”，看似有道理，但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
2001年—2018年，中国开展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通过对中外各种文明的考古发现分析研究，发现其实并不是所有的文明都符合“三要素”，与此同时提出了符合中华文明特质的判断社会是否进入文明的四个标准。
一，社会分工的出现。农业得到显著发展，提供了丰富、稳定的食物基础，在此基础上农业与手工业开始分开。
二，阶级分化的出现。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出现剩余物质，私有财产意识出现，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社会阶级分化，出现了王权与国家。
三，都邑城市的出现。高等级的大型建筑，表明等级身份的尊贵礼器，丰富随葬品的高等级墓葬等，反映出这样的城市有“王”，或“王”有都城。
四，区域国家的出现。通常来说，都邑性城市的出现，往往就代表着一个区域性国家的存在，周围诸侯拱卫都城。
因此，以中国人制定的“文明四标准”来看，三星堆无疑已经进入了文明社会，有无文字并不影响“三星堆文明”的事实。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王巍认为，“这个标准也更具有世界普遍意义。”
与三星堆遗址一样，浙江的良渚遗址也没有发现系统的文字，很多学者认为良渚刻符不属于文字，但根据中国的“文明四标准”来看，良渚古城毫无疑问地进入了文明阶段。更为重要的是，按照中国的“文明四标准”来看，中华文明史可能远不止五千年，这就打破了西方对中国文明史的观点。
令人遗憾的是，一直以来都是“西方决定中国文明史的起始时间”，西方学者根据“文明三要素”之文字，否定中国五千年文明史，认为只能从商朝或甲骨文算起，中国只有3300余年或3600余年文明史，至今仍然得到不少中国学者的赞同与拥护。
所谓“尽信书，不如无书”，西方只是在最近400余年内才崛起，建立的是一套西方视角下的政治、经济、文化等体系，因此西方的很多观点值得商榷、值得反思，如果不思考自身民族特质的盲从西方，最终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必然无从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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