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象的奇幻漂流：哪里适宜栖居？国家公园能不能成为新家？】据中国科学报报道：最近一段时间，“大象旅行团”几乎“住”在了热搜上。两群大象从老家——云南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勐养子保护区出发。一群北上500多公里，大摇大摆一度逛到了昆明境内；一群南下滞留在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威胁着科学家60余年来收集的1300多种珍稀濒危植物。
网上的声音渐渐从惊奇、调侃变得趋于理性。前段时间还笑言“昆明欢迎你”的网友们，也开始担忧“接下来该怎么办？”“它们还能回家吗？”
“野生动物对人类、人类对野生动物，都有心理上和事实上的安全距离。”亚洲象研究学者、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立对《中国科学报》说，他最担心的是，这种安全距离正在一次又一次被打破。
“一方面，中国的生态保护工作初见成效，亚洲象等野生动物的种群有所恢复；另一方面，栖息地的破坏和碎片化，却难以在短期内得到改善。”张立说，“这是问题的根源。”
繁衍生息、“人丁”渐旺，却发现已经找不到家了——这绝不是亚洲象一种动物面临的烦恼。
大象和人，都想有个家
研究亚洲象20多年来，张立见证过太多人象冲突的悲剧，给他的研究生做饭的一位野象谷老板娘，就是死在了大象的脚下。
“中国的农夫和大象无法共处。”在《大象的退却：一部中国环境史》这本著作里，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亚太研究院中国史教授伊懋可得出了如此结论。
早在数千年前，大象还游荡在今天的河北地界，即便后来环境变化，它们也能适应大半个中国的气候。河南修水电站时，曾经挖掘出亚洲象的遗骸。河南的简称“豫”，字形里就藏着一头“象”。
然而，随着人类活动的步步进逼，大象在中国大地上一路退却，最后只剩下云南省的西双版纳、普洱、临沧等零星栖息地，种群数量一度跌至150头，可以说是“退无可退”。
近年来，随着保护力度加强，国内亚洲象的数量缓慢回升到300头左右，但依然处于濒危状态。但就是这么少得可怜的亚洲象，依然能引发激烈的人象冲突。2010年，保险公司估算了西双版纳100多头大象给当地造成的经济损失，大约是437万；2017年又涨了近两倍——1253万元。与此同时，大象伤人的事件也时有发生——仅2019年，就有14人因云南野象肇事而死亡。
“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现状是，一方面，来自人类的干扰从未止息，新的耕地还在继续嵌入亚洲象本已所剩无几的栖息地；另一方面，大象苦于现有环境满足不了它们的生存和种群发展需求，也在持续向外扩散。这些因素都会让人和象的接触越来越频繁，进一步加剧人与大象的冲突。”张立说。
最近张立接受了很多采访。每一次，他都会强调一个数据：近20年间，中国野生亚洲象的栖息地面积缩小了40%以上。“不管你分析大象迁移有哪些原因，都不能忽略这个最残酷的事实！”
橡胶、茶叶等产业，是大象栖息地消失的最主要原因。但棘手的是，这些产业对当地人来讲，无疑就是命根子。
当越来越多的原始森林被开发为橡胶园和茶园，饿着肚子的大象就不得不走出家门，奔向农民的果园和庄稼地。
而这一次，它们走得更远了：一路“象”北500多公里，行程震惊全国。
国家公园能不能成为大象新家？
日前，在人们的围堵和食诱下，象群开始向西南方向掉头。
在此之前的5月31日，专家组第一次成功摸索出了引导象群的经验。他们选择了青玉米、菠萝、香蕉这些香气浓郁的食物，布置在预设道路上，同时对通向市区和乡镇的道路进行封堵，终于让大象“走上正途”。
理想的前景是，随着一线工作组的经验积累，这样的成功案例越来越多，象群能在人们的引导下，通过较为安全的道路，走到适宜栖居的地方。
但这又回到了老问题：适宜栖居的地方在哪里？苍茫大地，何处是家？
在近期的媒体报道中，多位专家都提到，应当专门为亚洲象建立“亚洲象国家公园”。
近年来，国内先后在12个省份开展了三江源、祁连山、神农架、武夷山、钱江源、南山、普达措、海南热带雨林等10处国家公园体制试点。
张立告诉《中国科学报》，早在2016年左右，云南省林业部门就已经在规划亚洲象国家公园，他本人担任该国家公园的规划评审专家组组长。但他能明显感到，人们担心，建设这样一个国家公园会给地方经济民生带来怎样的影响。
“亚洲象生存的地方，人口非常密集。相比之下，祁连山、三江源等国家公园试点，人口要稀少很多，这是最大的区别。”在曾研究亚洲象种群遗传的《博物》杂志编辑何长欢看来，要想实现亚洲象国家公园这个理想，还是横亘着不少阻碍。“建设国家公园，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怎么把人迁走。这可不是件轻飘飘的事儿。”
在普洱市江城县整董镇，生活着一群特殊的老百姓。他们是20年前从千里之外的昭通市大山包乡搬迁来的，搬家的原因是那里建立了黑颈鹤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但从2011年起，野生亚洲象开始进驻江城县，给当地居民造成了巨大损失，还曾出现人员伤亡。
“如果建立亚洲象国家公园，类似这样的村镇可能还面临着搬迁。”何长欢说，“要避免‘生态移民，一移再移’的情况，从一开始就要非常严谨地开展有预见性的长期规划。”
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亚洲象研究中心、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昆明勘察设计院发表的论文《亚洲象国家公园探索与思考》中，理想中的亚洲象国家公园被描述为：各类自然保护地有机整合，片区之间的连通性得以增强；亚洲象栖息环境和社区居民生活条件得以改善，人象空间的重叠度逐步降低，通过资源合理利用反哺亚洲象保护；高效、协调的跨行政区域管理体制基本建立，跨境合作得到强化……
不管亚洲象国家公园的愿景是否遥远，有些问题的解决已经刻不容缓。
张立建议，由于近年来橡胶价格持续走低，已经不再是当地群众的首要致富路径，可以考虑通过林权流转等途径，实现一定程度的“退胶还象”，同时为老百姓找到更好的替代生计。此外，一些区域虽然没有大象居住，但却是它们重要的迁徙廊道，接下来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通过生态修复，恢复保护地之间的连通，改变栖息地高度破碎化的现状。
张立曾做过一个研究——生活在勐养子保护区里的村民，希望在保护区里的采伐集体林种上更有经济价值的橡胶和茶叶。虽然这部分保护区的面积只占9.67%，但经他们测算，如果改种经济作物，整个保护区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就会下降大约40%。
“这40%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从村民的角度来说，可能是采集大红菌、竹笋等优质林下农产品获得的收入。但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就是热带雨林提供的巨大碳汇。如果未来全国的碳交易市场成型，就可以将这些保护区的生态价值变现，通过相应的生态补偿机制反哺当地经济。”张立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绝对不是一句空话！”见详文：https://t.cn/A6VQ8RjN（综合中国科学报）
网上的声音渐渐从惊奇、调侃变得趋于理性。前段时间还笑言“昆明欢迎你”的网友们，也开始担忧“接下来该怎么办？”“它们还能回家吗？”
“野生动物对人类、人类对野生动物，都有心理上和事实上的安全距离。”亚洲象研究学者、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立对《中国科学报》说，他最担心的是，这种安全距离正在一次又一次被打破。
“一方面，中国的生态保护工作初见成效，亚洲象等野生动物的种群有所恢复；另一方面，栖息地的破坏和碎片化，却难以在短期内得到改善。”张立说，“这是问题的根源。”
繁衍生息、“人丁”渐旺，却发现已经找不到家了——这绝不是亚洲象一种动物面临的烦恼。
大象和人，都想有个家
研究亚洲象20多年来，张立见证过太多人象冲突的悲剧，给他的研究生做饭的一位野象谷老板娘，就是死在了大象的脚下。
“中国的农夫和大象无法共处。”在《大象的退却：一部中国环境史》这本著作里，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亚太研究院中国史教授伊懋可得出了如此结论。
早在数千年前，大象还游荡在今天的河北地界，即便后来环境变化，它们也能适应大半个中国的气候。河南修水电站时，曾经挖掘出亚洲象的遗骸。河南的简称“豫”，字形里就藏着一头“象”。
然而，随着人类活动的步步进逼，大象在中国大地上一路退却，最后只剩下云南省的西双版纳、普洱、临沧等零星栖息地，种群数量一度跌至150头，可以说是“退无可退”。
近年来，随着保护力度加强，国内亚洲象的数量缓慢回升到300头左右，但依然处于濒危状态。但就是这么少得可怜的亚洲象，依然能引发激烈的人象冲突。2010年，保险公司估算了西双版纳100多头大象给当地造成的经济损失，大约是437万；2017年又涨了近两倍——1253万元。与此同时，大象伤人的事件也时有发生——仅2019年，就有14人因云南野象肇事而死亡。
“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现状是，一方面，来自人类的干扰从未止息，新的耕地还在继续嵌入亚洲象本已所剩无几的栖息地；另一方面，大象苦于现有环境满足不了它们的生存和种群发展需求，也在持续向外扩散。这些因素都会让人和象的接触越来越频繁，进一步加剧人与大象的冲突。”张立说。
最近张立接受了很多采访。每一次，他都会强调一个数据：近20年间，中国野生亚洲象的栖息地面积缩小了40%以上。“不管你分析大象迁移有哪些原因，都不能忽略这个最残酷的事实！”
橡胶、茶叶等产业，是大象栖息地消失的最主要原因。但棘手的是，这些产业对当地人来讲，无疑就是命根子。
当越来越多的原始森林被开发为橡胶园和茶园，饿着肚子的大象就不得不走出家门，奔向农民的果园和庄稼地。
而这一次，它们走得更远了：一路“象”北500多公里，行程震惊全国。
国家公园能不能成为大象新家？
日前，在人们的围堵和食诱下，象群开始向西南方向掉头。
在此之前的5月31日，专家组第一次成功摸索出了引导象群的经验。他们选择了青玉米、菠萝、香蕉这些香气浓郁的食物，布置在预设道路上，同时对通向市区和乡镇的道路进行封堵，终于让大象“走上正途”。
理想的前景是，随着一线工作组的经验积累，这样的成功案例越来越多，象群能在人们的引导下，通过较为安全的道路，走到适宜栖居的地方。
但这又回到了老问题：适宜栖居的地方在哪里？苍茫大地，何处是家？
在近期的媒体报道中，多位专家都提到，应当专门为亚洲象建立“亚洲象国家公园”。
近年来，国内先后在12个省份开展了三江源、祁连山、神农架、武夷山、钱江源、南山、普达措、海南热带雨林等10处国家公园体制试点。
张立告诉《中国科学报》，早在2016年左右，云南省林业部门就已经在规划亚洲象国家公园，他本人担任该国家公园的规划评审专家组组长。但他能明显感到，人们担心，建设这样一个国家公园会给地方经济民生带来怎样的影响。
“亚洲象生存的地方，人口非常密集。相比之下，祁连山、三江源等国家公园试点，人口要稀少很多，这是最大的区别。”在曾研究亚洲象种群遗传的《博物》杂志编辑何长欢看来，要想实现亚洲象国家公园这个理想，还是横亘着不少阻碍。“建设国家公园，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怎么把人迁走。这可不是件轻飘飘的事儿。”
在普洱市江城县整董镇，生活着一群特殊的老百姓。他们是20年前从千里之外的昭通市大山包乡搬迁来的，搬家的原因是那里建立了黑颈鹤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但从2011年起，野生亚洲象开始进驻江城县，给当地居民造成了巨大损失，还曾出现人员伤亡。
“如果建立亚洲象国家公园，类似这样的村镇可能还面临着搬迁。”何长欢说，“要避免‘生态移民，一移再移’的情况，从一开始就要非常严谨地开展有预见性的长期规划。”
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亚洲象研究中心、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昆明勘察设计院发表的论文《亚洲象国家公园探索与思考》中，理想中的亚洲象国家公园被描述为：各类自然保护地有机整合，片区之间的连通性得以增强；亚洲象栖息环境和社区居民生活条件得以改善，人象空间的重叠度逐步降低，通过资源合理利用反哺亚洲象保护；高效、协调的跨行政区域管理体制基本建立，跨境合作得到强化……
不管亚洲象国家公园的愿景是否遥远，有些问题的解决已经刻不容缓。
张立建议，由于近年来橡胶价格持续走低，已经不再是当地群众的首要致富路径，可以考虑通过林权流转等途径，实现一定程度的“退胶还象”，同时为老百姓找到更好的替代生计。此外，一些区域虽然没有大象居住，但却是它们重要的迁徙廊道，接下来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通过生态修复，恢复保护地之间的连通，改变栖息地高度破碎化的现状。
张立曾做过一个研究——生活在勐养子保护区里的村民，希望在保护区里的采伐集体林种上更有经济价值的橡胶和茶叶。虽然这部分保护区的面积只占9.67%，但经他们测算，如果改种经济作物，整个保护区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就会下降大约40%。
“这40%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从村民的角度来说，可能是采集大红菌、竹笋等优质林下农产品获得的收入。但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就是热带雨林提供的巨大碳汇。如果未来全国的碳交易市场成型，就可以将这些保护区的生态价值变现，通过相应的生态补偿机制反哺当地经济。”张立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绝对不是一句空话！”见详文：https://t.cn/A6VQ8RjN（综合中国科学报）
#胖哥论坛[超话]#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25日出席行政会议前见媒体表示，政府日前因应广州确诊个案，一度宣布暂停广东回港易安排，到后来再调整，是属于政府内部的自我调整机制，不是外界压力或任何人的说话影响。另外，香港政府“回港易”计划实施新安排，25日起采用国家疫情等级标准，抵港当天及之前14日在内地“中风险”或“高风险”地区逗留的香港居民，将不可按“回港易”豁免强制检疫入境。
一度林前見遠公，靜聞眞語世情空。
至今寂寞禪心在，任起桃花柳絮風。
西禪寺古振唐風，百丈怡山一脈通。
坐破蒲團卷簾笑，風光不减荔枝紅。
四大由來造化工，有聲全貴裏頭空。
莫嫌不與凡夫說，只為宮商調不同。
千年苔樹不成春，誰信幽香似玉魂。
霽雪滿林無月曬，點燈吹角做黃昏。
放出溈山水軲牛，無人堅執鼻繩頭。
綠楊芳草春風岸，髙卧橫眠得自由。
青燈一點映窗紗，好讀楞嚴莫憶家。
能了諸緣如幻夢，世間唯有妙蓮花。
枿坐雲游出世塵，兼無瓶鉢可隨身。
逢人不說人間事，便是人間無事人。
手把青秧插滿田，低頭便見水中天。
心地清净方為道，退步原來是向前。 https://t.cn/z82DWlj
至今寂寞禪心在，任起桃花柳絮風。
西禪寺古振唐風，百丈怡山一脈通。
坐破蒲團卷簾笑，風光不减荔枝紅。
四大由來造化工，有聲全貴裏頭空。
莫嫌不與凡夫說，只為宮商調不同。
千年苔樹不成春，誰信幽香似玉魂。
霽雪滿林無月曬，點燈吹角做黃昏。
放出溈山水軲牛，無人堅執鼻繩頭。
綠楊芳草春風岸，髙卧橫眠得自由。
青燈一點映窗紗，好讀楞嚴莫憶家。
能了諸緣如幻夢，世間唯有妙蓮花。
枿坐雲游出世塵，兼無瓶鉢可隨身。
逢人不說人間事，便是人間無事人。
手把青秧插滿田，低頭便見水中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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