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偷走了”工作？内蒙古兴和女子包宏芳23年前分配工作至今未通知上班，如今“单位”仲裁解除劳动关系！】23年前，包宏芳中专毕业后被分配了工作却一直未收到上班通知。23年来，没有上过一天班、没有领过一次工资，现在又被“从没上过班的单位”仲裁解除“纸面”劳动关系，包宏芳实在搞不清楚，这一系列“奇葩”经历究竟是哪里出了差错。
“你们通知我上班了吗？”“一天班没上，何来转正定级？”11月30日，在劳动仲裁开庭期间，作为被申请人的包宏芳多次情绪激动地拍着桌子质问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兴和县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出庭人员。
被分配了工作却一直未通知上班，多年来，包宏芳为“找回”23年前分配的工作到处奔波，“我要工作”“我要追责”的念头成为她生活的重心。
近日，兴和县卫生健康委员会提出劳动争议仲裁申请，要求解除与包宏芳之间的劳动人事关系。23年来，没有上过一天班、没有领过一次工资，现在又被“从没上过班的单位”仲裁解除“纸面”劳动关系，包宏芳实在搞不清楚，这一系列“奇葩”经历究竟是哪里出了差错。
毕业后被分配到县卫生局却一直未通知上班
包宏芳是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兴和县城关镇人，1993年，她通过高考，考入伊克昭盟卫生学校，就读于妇幼医士专业。她告诉记者，自己当年成绩还不错，“我就是喜欢学医，梦想当医生”。
1996年，作为一名“统招统分”的学生，在学校拿到“派遣证”的包宏芳，到兴和县劳动人事局报到。
据兴和县劳动人事局《关于分配杨树清等三十八名大中专毕业生的通知》，当年同期被分配的大中专毕业生共有38名，包宏芳等4名毕业生被分配到卫生局下属乡镇卫生院工作。
那时，包宏芳和其他毕业生一样，每隔十几天，就会到兴和县卫生局询问自己什么时候能上班。她记得，当时兴和县卫生局的工作人员薛凤岐说：“已接收，回家等通知上班。”
然而在老家等了多年，包宏芳迟迟没有等到通知。迫于生计，她从2004年开始到北京、张家口两地打工。她回忆说，穷的时候只买挂面不舍得买手擀面，“那时两块钱的挂面够全家人吃，买手擀面一个人都吃不饱”。
后来，包宏芳生了孩子，开了药店，生活稳定下来。然而她从来没有放弃过那份“工作”。从2004年到2014年，包宏芳在孩子暑假、过年回老家的时候，都要去问问有没有给自己分配工作。
没去卫生院上班却被“转正定级”
2014年，包宏芳偶然得知兴和县卫生局要分配一批大中专毕业生。她怀着希望从北京赶回家，看到兴和县卫生局通知栏上贴了一张大红榜，“上面有50多个人的名字，我一个个找了，没有我”。
包宏芳找到时任兴和县卫生局局长，被告知安排工作的名单中没有她，她的档案也没有。之后，包宏芳去兴和县人事局找档案，但对方反馈接收她档案的管理人员退休了，“无从查找，我的档案丢失”。
为了找到档案，包宏芳想了很多办法。在中专学校老师的建议下，她到乌兰察布市人事局找到当年的“派遣报到手续”。拿到手续后，她赶回兴和县人事局，“不到5分钟就找出了我的档案”。
包宏芳清楚地记得，档案中记载，她1997年被分配至县卫生局下属乡镇卫生院，2000年还有转正定级的工资表，定了二级，且明确了基本工资和津贴。包宏芳十分疑惑：“我都没有上班，谁给办理的转正定级？”
对于包宏芳为何能转正定级，11月30日，兴和县卫生健康委员会回应称，因为当年时任卫生局局长想要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觉得农村孩子考上大学、中专很不容易，分配了工作没有工资，就给转正定级了。同时，兴和县卫生健康委员会也承认当年“违规办理转正定级手续”。
“纸面”包宏芳在哪里丢失了？
为了找回属于自己的工作，多年来，包宏芳辗转找过兴和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县卫生健康委员会和县信访局等部门，但一直无果。
据包宏芳提供的加盖有兴和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公章的《关于包宏芳的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兴和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在2019年7月26日回复称，经核查人社局文书档案，包宏芳已于1997年7月24日被分配到卫生局下属乡镇卫生院工作，且在2000年5月17日办理了转正定级。让包宏芳咨询现兴和县卫生健康委员会未收到卫生局的工作通知一事。
包宏芳怀疑假“包宏芳”顶替了自己的工作，她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自己曾找过兴和县卫生学校当年的校长、会计和出纳等，对方起初说卫生学校曾有一名“包宏芳”，也曾制作过包含“包宏芳”的工资表。她后来再去找，对方都以时间太久、记不清为由，不再证实，甚至不愿见她。
包宏芳曾就此向兴和县人民政府提出行政复议。2019年12月9日，兴和县人民政府经审理查明不存在假“包宏芳”，驳回行政复议申请的决定书。
决定书中，兴和县卫生健康委员会答复称，包宏芳于1997年分配至兴和县卫生局，2000年转正定级，同年由兴和县卫生局分配至兴和县卫校工作。兴和县卫校于2008年撤销，所有人员调兴和县卫生局培训中心工作，2007年、2008年、2019年的调资表人员名单中均无包宏芳。
此外，兴和县公安局也称未出具任何关于包宏芳的证明文件。兴和县团结乡卫生院答复亦称，2014年至今，卫生院职工中没有包宏芳。
“从没上过班的单位”仲裁解除“纸面”劳动关系
11月30日，包宏芳坐在劳动仲裁法庭上被申请人的席位，她说：“我不想劳动仲裁，我要求上班，要求他们赔偿我的损失，我还要追究他们的责任。”
11月2日，包宏芳收到一纸通知——《内蒙古自治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答辩通知书》，兴和县卫生健康委员会提出申请，要求解除与包宏芳之间的劳动人事关系，不予支付被申请人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确定1997年到2020年期间双方存在事实劳动人事关系且属于中止履行状态，双方不存在劳动法上的权利义务关系，不计算为本单位工作年限，无须为包宏芳发放工资、缴纳社会保险。
在兴和县卫生健康委员会提交的劳动争议仲裁申请书中写道，限于当时的通信条件，原兴和县卫生局及原兴和县下属卫生学校均没有通知包宏芳本人及其家属，导致包宏芳自1997年至今23年未上岗。
开庭期间，兴和县卫生健康委员会列举了1996年至今原卫生局（现卫健委）历任局长，以及当年分配到卫生院多名大中专毕业生的证词证言，说明限于当时的交通、通信条件，都是人找单位，要自己多次、积极到单位询问分配情况，“而不是单位找你，坐在家里等通知”，以证明包宏芳从未到卫生院、卫生学校上班，2000年到2014年，包宏芳也没有就工作安排一事询问过相关部门。
“上世纪90年代，乡镇卫生院没有工资，包宏芳不愿意来上班。”在开庭期间，兴和县卫生健康委员会出庭人员反复强调，当年包宏芳没有积极去找相关部门，可能因为没有工资不愿意上班。
对此，包宏芳向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表示质疑：“我从来没有收到过上班的通知，也不知道在哪个乡卫生院上班。”她还说：“在乡镇卫生院工作的人都没有工资？不用吃饭不用喝水？”
开庭期间，包宏芳用不标准的普通话反复叙述，1997年至今，自己为找工作，找了哪些部门、哪些人。她激动地问兴和县卫生健康委员会出庭人员：“我怎么没有找？”“我的档案去哪了？为什么不给我看档案？”“为什么我没去上班就给转正定级，工资哪去了？”
双方约定待调取包宏芳原始档案后，再次进行开庭。包宏芳的委托人游律师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档案是关键性证据，看到档案我们才能知道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包宏芳期盼还原当年事情来龙去脉的真相，迫切地想知道到底是谁“偷走了”她的工作。
兴和县卫生健康委员会相关负责人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申请劳动仲裁就是想要一个结果”。兴和县卫生健康委员会将依据仲裁意见，依法处理包宏芳的事情。
无论是哪一个环节酿成这一局面，包宏芳“缺失”了23年的劳动权利，是否应该予以补偿？
（来源：中国青年报）
“你们通知我上班了吗？”“一天班没上，何来转正定级？”11月30日，在劳动仲裁开庭期间，作为被申请人的包宏芳多次情绪激动地拍着桌子质问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兴和县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出庭人员。
被分配了工作却一直未通知上班，多年来，包宏芳为“找回”23年前分配的工作到处奔波，“我要工作”“我要追责”的念头成为她生活的重心。
近日，兴和县卫生健康委员会提出劳动争议仲裁申请，要求解除与包宏芳之间的劳动人事关系。23年来，没有上过一天班、没有领过一次工资，现在又被“从没上过班的单位”仲裁解除“纸面”劳动关系，包宏芳实在搞不清楚，这一系列“奇葩”经历究竟是哪里出了差错。
毕业后被分配到县卫生局却一直未通知上班
包宏芳是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兴和县城关镇人，1993年，她通过高考，考入伊克昭盟卫生学校，就读于妇幼医士专业。她告诉记者，自己当年成绩还不错，“我就是喜欢学医，梦想当医生”。
1996年，作为一名“统招统分”的学生，在学校拿到“派遣证”的包宏芳，到兴和县劳动人事局报到。
据兴和县劳动人事局《关于分配杨树清等三十八名大中专毕业生的通知》，当年同期被分配的大中专毕业生共有38名，包宏芳等4名毕业生被分配到卫生局下属乡镇卫生院工作。
那时，包宏芳和其他毕业生一样，每隔十几天，就会到兴和县卫生局询问自己什么时候能上班。她记得，当时兴和县卫生局的工作人员薛凤岐说：“已接收，回家等通知上班。”
然而在老家等了多年，包宏芳迟迟没有等到通知。迫于生计，她从2004年开始到北京、张家口两地打工。她回忆说，穷的时候只买挂面不舍得买手擀面，“那时两块钱的挂面够全家人吃，买手擀面一个人都吃不饱”。
后来，包宏芳生了孩子，开了药店，生活稳定下来。然而她从来没有放弃过那份“工作”。从2004年到2014年，包宏芳在孩子暑假、过年回老家的时候，都要去问问有没有给自己分配工作。
没去卫生院上班却被“转正定级”
2014年，包宏芳偶然得知兴和县卫生局要分配一批大中专毕业生。她怀着希望从北京赶回家，看到兴和县卫生局通知栏上贴了一张大红榜，“上面有50多个人的名字，我一个个找了，没有我”。
包宏芳找到时任兴和县卫生局局长，被告知安排工作的名单中没有她，她的档案也没有。之后，包宏芳去兴和县人事局找档案，但对方反馈接收她档案的管理人员退休了，“无从查找，我的档案丢失”。
为了找到档案，包宏芳想了很多办法。在中专学校老师的建议下，她到乌兰察布市人事局找到当年的“派遣报到手续”。拿到手续后，她赶回兴和县人事局，“不到5分钟就找出了我的档案”。
包宏芳清楚地记得，档案中记载，她1997年被分配至县卫生局下属乡镇卫生院，2000年还有转正定级的工资表，定了二级，且明确了基本工资和津贴。包宏芳十分疑惑：“我都没有上班，谁给办理的转正定级？”
对于包宏芳为何能转正定级，11月30日，兴和县卫生健康委员会回应称，因为当年时任卫生局局长想要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觉得农村孩子考上大学、中专很不容易，分配了工作没有工资，就给转正定级了。同时，兴和县卫生健康委员会也承认当年“违规办理转正定级手续”。
“纸面”包宏芳在哪里丢失了？
为了找回属于自己的工作，多年来，包宏芳辗转找过兴和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县卫生健康委员会和县信访局等部门，但一直无果。
据包宏芳提供的加盖有兴和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公章的《关于包宏芳的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兴和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在2019年7月26日回复称，经核查人社局文书档案，包宏芳已于1997年7月24日被分配到卫生局下属乡镇卫生院工作，且在2000年5月17日办理了转正定级。让包宏芳咨询现兴和县卫生健康委员会未收到卫生局的工作通知一事。
包宏芳怀疑假“包宏芳”顶替了自己的工作，她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自己曾找过兴和县卫生学校当年的校长、会计和出纳等，对方起初说卫生学校曾有一名“包宏芳”，也曾制作过包含“包宏芳”的工资表。她后来再去找，对方都以时间太久、记不清为由，不再证实，甚至不愿见她。
包宏芳曾就此向兴和县人民政府提出行政复议。2019年12月9日，兴和县人民政府经审理查明不存在假“包宏芳”，驳回行政复议申请的决定书。
决定书中，兴和县卫生健康委员会答复称，包宏芳于1997年分配至兴和县卫生局，2000年转正定级，同年由兴和县卫生局分配至兴和县卫校工作。兴和县卫校于2008年撤销，所有人员调兴和县卫生局培训中心工作，2007年、2008年、2019年的调资表人员名单中均无包宏芳。
此外，兴和县公安局也称未出具任何关于包宏芳的证明文件。兴和县团结乡卫生院答复亦称，2014年至今，卫生院职工中没有包宏芳。
“从没上过班的单位”仲裁解除“纸面”劳动关系
11月30日，包宏芳坐在劳动仲裁法庭上被申请人的席位，她说：“我不想劳动仲裁，我要求上班，要求他们赔偿我的损失，我还要追究他们的责任。”
11月2日，包宏芳收到一纸通知——《内蒙古自治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答辩通知书》，兴和县卫生健康委员会提出申请，要求解除与包宏芳之间的劳动人事关系，不予支付被申请人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确定1997年到2020年期间双方存在事实劳动人事关系且属于中止履行状态，双方不存在劳动法上的权利义务关系，不计算为本单位工作年限，无须为包宏芳发放工资、缴纳社会保险。
在兴和县卫生健康委员会提交的劳动争议仲裁申请书中写道，限于当时的通信条件，原兴和县卫生局及原兴和县下属卫生学校均没有通知包宏芳本人及其家属，导致包宏芳自1997年至今23年未上岗。
开庭期间，兴和县卫生健康委员会列举了1996年至今原卫生局（现卫健委）历任局长，以及当年分配到卫生院多名大中专毕业生的证词证言，说明限于当时的交通、通信条件，都是人找单位，要自己多次、积极到单位询问分配情况，“而不是单位找你，坐在家里等通知”，以证明包宏芳从未到卫生院、卫生学校上班，2000年到2014年，包宏芳也没有就工作安排一事询问过相关部门。
“上世纪90年代，乡镇卫生院没有工资，包宏芳不愿意来上班。”在开庭期间，兴和县卫生健康委员会出庭人员反复强调，当年包宏芳没有积极去找相关部门，可能因为没有工资不愿意上班。
对此，包宏芳向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表示质疑：“我从来没有收到过上班的通知，也不知道在哪个乡卫生院上班。”她还说：“在乡镇卫生院工作的人都没有工资？不用吃饭不用喝水？”
开庭期间，包宏芳用不标准的普通话反复叙述，1997年至今，自己为找工作，找了哪些部门、哪些人。她激动地问兴和县卫生健康委员会出庭人员：“我怎么没有找？”“我的档案去哪了？为什么不给我看档案？”“为什么我没去上班就给转正定级，工资哪去了？”
双方约定待调取包宏芳原始档案后，再次进行开庭。包宏芳的委托人游律师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档案是关键性证据，看到档案我们才能知道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包宏芳期盼还原当年事情来龙去脉的真相，迫切地想知道到底是谁“偷走了”她的工作。
兴和县卫生健康委员会相关负责人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申请劳动仲裁就是想要一个结果”。兴和县卫生健康委员会将依据仲裁意见，依法处理包宏芳的事情。
无论是哪一个环节酿成这一局面，包宏芳“缺失”了23年的劳动权利，是否应该予以补偿？
（来源：中国青年报）
为省过路费，他蹭ETC191次
耍小聪明，他191次“蹭”车逃避高速过路费
众所周知，ETC（电子不停车收费系统）给广大车主提供了快捷便利的服务。然而，这一便利却被个别人钻了空子。江苏省南通市启东市的黄某就是其中之一，他用“蹭”车过ETC的伎俩，在一年内191次逃避缴纳高速过路费达5463元。经启东市检察院提起公诉，日前，黄某因犯盗窃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6000元。
上班两地通勤，跟车逃费成为“日常”
黄某家住启东，工作单位在上海，每天驾车经沪陕高速往返上海启东两地上下班。
2019年初，一次偶然的机会，黄某在通过高速收费ETC卡口的时候，因为跟前车跟得紧，ETC没有感应到他的车，在挡车杆落下之前他的车便“蹭”着前车过去了，没有被扣费。这样一次意外的“捡漏”让黄某尝到了甜头，此后，黄某多次尝试并屡屡得手，他暗自窃喜，以为自己找到了省钱的路子。
此后，黄某几乎每个工作日都是如此“蹭”车上下班，若被抓到就补交过路费。有时晚上驾车回启东时，因路上车辆较少，跟不到车，他就在快到收费站的位置将车停下，伺机而动。
据启东东收费站的工作人员回忆：值班时，他们不止一次看见一辆深色的车从上海方向亮着灯，到了之后忽然减速熄灯，一看到有其他车辆经过，便尾随冲过ETC车道，车速极快，拦都拦不住。甚至有几次被工作人员拦停后，要求他走人工通道补交路费，他还会作出一系列危险操作，突然调头或者倒车逆行回到高速主路上逃避付费。
2020年1月19日，黄某再次驾车经过启东东收费站时，故伎重施试图冲卡过关，被早有防备的高速公路交警当场抓获。经查，黄某驾驶的轿车有多次偷逃高速通行费的行为，已被列入江苏高速公路禁入黑名单，遂将此案移交公安机关处理。
两次进入黑名单仍不吸取教训
为了治理各种偷逃费行为，江苏省出台了《高速公路超限运输监测及交通运输违法车辆黑名单管理办法》，建立了高速公路禁入黑名单，如有车辆逃费，高速公路管理部门会将其车牌号等信息录入该黑名单，上下高速都会被拦截处理，除了补缴偷逃的通行费外，还要按照江苏境内全线高速最远距离加收费款。
黄某驾驶的轿车曾因逃费两次被列入黑名单。第一次是2019年10月，黄某及时补缴费用后，高速公路管理部门将其移出了黑名单；第二次是在案发前不久，黄某有5次偷逃行为未进行补缴，随后被抓获。此外，公安机关从江苏省联网的路径查询系统查到，黄某2019年10月有一笔405元的缴费记录，当时他准备从崇启大桥收费站闯关，正好被工作人员发现并拦下，因他上高速的时候也是“蹭”车闯卡的，没有上高速记录，工作人员按照江苏最远地点计算让他补缴了405元。
但黄某并没有吸取这些教训，依旧驾驶着被列为黑名单的车辆在高速公路上行驶。那么，他的车是怎么上高速的呢？据启东东收费站工作人员介绍，被列入黑名单后，黄某只可能通过“蹭”车走ETC通道的方式上高速，系统未能识别到他的车牌号，现场工作人员就算发现了黄某的行为，但因车速过快，无法当场拦截。至于黄某从哪个出口下高速，也很难判断。由于沪陕高速各个方向和出口太多，需要依靠苏沪两地的高速公路管理部门连同公安部门去查证，工作量非常大。因此，收费站工作人员有意识地记录下黄某每次闯关的时间，逐渐摸清了黄某常于晚上11点左右出现在启东东卡口，遂联系高速交警将其抓获。
公安机关查明黄某逃费189次，逃缴5413元。黄某到案后，交通管理部门依法吊销了他的驾驶证。
对照打卡记录和监控视频
计算逃费次数
8月5日，该案被移送至启东市检察院审查起诉。
承办检察官何杰介绍，由于黄某逃费频率过高，想掌握确切的次数和金额难度很大。检察机关认为应当再次核对逃费次数，可以根据黄某的供述和证人证言，重点查看其经常出入的启东东、启东南出口以及高速路面的视频监控，并与黄某单位提供的上班打卡记录予以对应。公安机关经过多次比对，最终认定黄某在2019年1月1日至2020年1月17日间共偷逃高速过路费191次，按照高速公路收费标准，合计人民币5463元。
涉案金额确定后，检察机关综合分析全案的事实证据，认为黄某多次利用ETC收费杆落下比较缓慢的空当，尾随前车快速闯行，在他人未发现的情况下，采取秘密的方式将本应属于收费方的财产性利益占为己有，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财物的目的，数额较大，应以盗窃罪提起公诉。
在审查起诉环节，黄某自愿签署了认罪认罚具结书，并多次向检察官表达悔意：“我深刻地认识到自己的行为已经触犯到法律法规，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我自愿接受处罚，并将所欠的过路费全部缴清，从今往后再也不耍小聪明，做一名遵纪守法的好公民。”
据了解，2020年全国推行联网收费，ETC收费已成为主要收费方式。相较于人工车道逃费，利用ETC车道逃费的手段更为隐蔽，“粗暴闯卡”“倒换电子标签”“偷蹭他人ETC卡”等逃费方式在一些地方多发，对其追缴也更加困难。检察官建议，相关管理部门应当加强多部门联动，建立更加全面、更加立体的管控体系；同时，加大惩治力度，将多次列为高速公路禁入黑名单的车主纳入征信系统，提高违法成本。
检察官还提醒广大车主，高速逃费不仅严重扰乱高速公路通行秩序，涉嫌犯罪，“蹭”车冲卡行为还可能酿成交通事故，不要因为贪图小利，而阻碍了人生这趟车的前进道路。
耍小聪明，他191次“蹭”车逃避高速过路费
众所周知，ETC（电子不停车收费系统）给广大车主提供了快捷便利的服务。然而，这一便利却被个别人钻了空子。江苏省南通市启东市的黄某就是其中之一，他用“蹭”车过ETC的伎俩，在一年内191次逃避缴纳高速过路费达5463元。经启东市检察院提起公诉，日前，黄某因犯盗窃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6000元。
上班两地通勤，跟车逃费成为“日常”
黄某家住启东，工作单位在上海，每天驾车经沪陕高速往返上海启东两地上下班。
2019年初，一次偶然的机会，黄某在通过高速收费ETC卡口的时候，因为跟前车跟得紧，ETC没有感应到他的车，在挡车杆落下之前他的车便“蹭”着前车过去了，没有被扣费。这样一次意外的“捡漏”让黄某尝到了甜头，此后，黄某多次尝试并屡屡得手，他暗自窃喜，以为自己找到了省钱的路子。
此后，黄某几乎每个工作日都是如此“蹭”车上下班，若被抓到就补交过路费。有时晚上驾车回启东时，因路上车辆较少，跟不到车，他就在快到收费站的位置将车停下，伺机而动。
据启东东收费站的工作人员回忆：值班时，他们不止一次看见一辆深色的车从上海方向亮着灯，到了之后忽然减速熄灯，一看到有其他车辆经过，便尾随冲过ETC车道，车速极快，拦都拦不住。甚至有几次被工作人员拦停后，要求他走人工通道补交路费，他还会作出一系列危险操作，突然调头或者倒车逆行回到高速主路上逃避付费。
2020年1月19日，黄某再次驾车经过启东东收费站时，故伎重施试图冲卡过关，被早有防备的高速公路交警当场抓获。经查，黄某驾驶的轿车有多次偷逃高速通行费的行为，已被列入江苏高速公路禁入黑名单，遂将此案移交公安机关处理。
两次进入黑名单仍不吸取教训
为了治理各种偷逃费行为，江苏省出台了《高速公路超限运输监测及交通运输违法车辆黑名单管理办法》，建立了高速公路禁入黑名单，如有车辆逃费，高速公路管理部门会将其车牌号等信息录入该黑名单，上下高速都会被拦截处理，除了补缴偷逃的通行费外，还要按照江苏境内全线高速最远距离加收费款。
黄某驾驶的轿车曾因逃费两次被列入黑名单。第一次是2019年10月，黄某及时补缴费用后，高速公路管理部门将其移出了黑名单；第二次是在案发前不久，黄某有5次偷逃行为未进行补缴，随后被抓获。此外，公安机关从江苏省联网的路径查询系统查到，黄某2019年10月有一笔405元的缴费记录，当时他准备从崇启大桥收费站闯关，正好被工作人员发现并拦下，因他上高速的时候也是“蹭”车闯卡的，没有上高速记录，工作人员按照江苏最远地点计算让他补缴了405元。
但黄某并没有吸取这些教训，依旧驾驶着被列为黑名单的车辆在高速公路上行驶。那么，他的车是怎么上高速的呢？据启东东收费站工作人员介绍，被列入黑名单后，黄某只可能通过“蹭”车走ETC通道的方式上高速，系统未能识别到他的车牌号，现场工作人员就算发现了黄某的行为，但因车速过快，无法当场拦截。至于黄某从哪个出口下高速，也很难判断。由于沪陕高速各个方向和出口太多，需要依靠苏沪两地的高速公路管理部门连同公安部门去查证，工作量非常大。因此，收费站工作人员有意识地记录下黄某每次闯关的时间，逐渐摸清了黄某常于晚上11点左右出现在启东东卡口，遂联系高速交警将其抓获。
公安机关查明黄某逃费189次，逃缴5413元。黄某到案后，交通管理部门依法吊销了他的驾驶证。
对照打卡记录和监控视频
计算逃费次数
8月5日，该案被移送至启东市检察院审查起诉。
承办检察官何杰介绍，由于黄某逃费频率过高，想掌握确切的次数和金额难度很大。检察机关认为应当再次核对逃费次数，可以根据黄某的供述和证人证言，重点查看其经常出入的启东东、启东南出口以及高速路面的视频监控，并与黄某单位提供的上班打卡记录予以对应。公安机关经过多次比对，最终认定黄某在2019年1月1日至2020年1月17日间共偷逃高速过路费191次，按照高速公路收费标准，合计人民币5463元。
涉案金额确定后，检察机关综合分析全案的事实证据，认为黄某多次利用ETC收费杆落下比较缓慢的空当，尾随前车快速闯行，在他人未发现的情况下，采取秘密的方式将本应属于收费方的财产性利益占为己有，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财物的目的，数额较大，应以盗窃罪提起公诉。
在审查起诉环节，黄某自愿签署了认罪认罚具结书，并多次向检察官表达悔意：“我深刻地认识到自己的行为已经触犯到法律法规，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我自愿接受处罚，并将所欠的过路费全部缴清，从今往后再也不耍小聪明，做一名遵纪守法的好公民。”
据了解，2020年全国推行联网收费，ETC收费已成为主要收费方式。相较于人工车道逃费，利用ETC车道逃费的手段更为隐蔽，“粗暴闯卡”“倒换电子标签”“偷蹭他人ETC卡”等逃费方式在一些地方多发，对其追缴也更加困难。检察官建议，相关管理部门应当加强多部门联动，建立更加全面、更加立体的管控体系；同时，加大惩治力度，将多次列为高速公路禁入黑名单的车主纳入征信系统，提高违法成本。
检察官还提醒广大车主，高速逃费不仅严重扰乱高速公路通行秩序，涉嫌犯罪，“蹭”车冲卡行为还可能酿成交通事故，不要因为贪图小利，而阻碍了人生这趟车的前进道路。
#环境视野# 烟霾持续困扰东南亚多国十面“霾”伏苦了谁？
近日，印度尼西亚占碑省天空仿佛被“血染”一般，当地民众纷纷用手机拍摄记录。画面中，浓烟弥漫、红光蔽日，如同影视剧中魔幻现实主义的呈现手法，但视频经当地媒体证实，确实是连日来出现在印尼的真实场景，实则为大气污染。一时间，异常的霾害让印尼备受关注。人们不禁感叹，在2015年“烧芭事件”敲响警钟的4年后，印尼的霾害为何再次上演？
烧芭垦荒“烧”红了天
目前，印尼警方发言人宣布，印尼大火“99%的火情由人为因素引发”。据印尼媒体报道，猩红色天空的出现是村民们“烧芭”（焚烧芭蕉树）活动酿成的恶果，大多是由农民使用刀耕火种的方法为生产纸张和棕榈油而烧芭垦荒所引起的。
“刚开始的时候，天空逐渐由暖黄色转向橘色，我们没有留心。一顿午饭的功夫，再出来，天空已经变成可怕的猩红色了。变化太快，我们都没想到，孩子们吓坏了，以为末日来了，老人们开始不停地祈祷。” 占碑省穆阿拉占碑（Muaro Jambi）的居民蒂拉尔回忆道。在刚刚过去的周末，穆阿拉占碑空气污染指数一度爆表，令居民十分担忧。
尽管印尼政府已派出52架飞机在空中洒水作业，逾9000人投入到灭火工作当中，火势仍然得不到有效控制。
在一些污染严重的地区，“血色天空”仍未“褪色”。印尼气象专家解释称，这种诡异的气象名为“瑞利散射”（Rayleigh Scattering），与晚霞的原理类似。因为空气中充斥着雾气和微小灰尘，其尺度远小于太阳光的波长，导致光线散射。而波长较短的蓝光更容易被散射掉，只剩下红橙色的光，所以天空便会呈现出橘色或红色。
据了解，每逢旱季，印尼不少企业及农民会以烧芭方式来垦荒，结果常常失控，进而引发林火甚至导致严重的霾害。当前，虽然印尼总统佐科已经下令全力对抗林火，严惩引发林火的个人和公司，但目前看来，唯有等到10月雨季到来，烟霾天气才有望进一步消退。
烧芭为何屡禁不止？
印尼国家灾难管理局最新数据显示，大火已造成近33万公顷的土地被烧毁，数百名居民被疏散。印尼警方发言人迪迪·普拉塞迪奥日前表示，在国内6个省共有185人被捕，4家公司正在接受调查。
印尼政府屡出禁令严禁烧芭。长期以来，印尼政府致力于制止这种不法行为，违法者最高可被罚款70万美元。对苏门答腊岛和加里曼丹岛海岸线附近的泥炭地进行燃烧的涉事企业，相关负责人更被判处最高10年的监禁。
但利欲熏心，总有人铤而走险。20年来，在苏门答腊海岸和婆罗洲岛的丰富泥炭地上，大型造纸企业和棕榈油种植园数量并未减少，进行烧芭的企业和农民数量不在少数。每年，现有农田都会经历烧荒，以备下一季的作物生长。
然而，过分的贪婪往往导致事与愿违。印尼棕榈油协会主席苏普里约诺表示，由于超长干旱和烟霾阻碍了棕榈果实的成长，阻断了种植园和工厂的正常运营，可能使2019年的棕榈油产量增长放缓至2018年的一半。
同时，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棕榈油生产国和第二大橡胶供应国，印尼很可能因为持续林火冲击棕榈油和橡胶的供应。据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连日来印尼遭林火、烟霾和干旱三面夹击，环境面临严重污染，农业也受到重挫，从油棕到橡胶树以及稻田全都遭殃。
“跨国界”烟霾愈演愈烈
2015年，印尼超过260万公顷土地被烧毁。由此产生的烟霾侵袭了印尼、文莱、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等东南亚多国，最终酿成一场严重的生态灾难。
4年前让邻国苦不堪言的记忆还未褪去，如今霾害卷土重来，令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等国民众再次陷入不安。
“近邻”马来西亚处境堪忧。目前，马来西亚已有600多所学校因空气污染而关闭，数十万学生受到影响。马来西亚国家灾害管理机构（Malaysia's National Disaster Management Agency）在空气污染指数飙升的砂捞越州（Sarawak state）向民众发放了50万个口罩，以应对烟霾侵袭。
据新加坡气象局数据，受印尼烟霾影响，新加坡空气质量9月14日开始处于不健康水平，24小时污染物标准指数（PSI）超过100。根据PSI标准，PSI值在101-200之间为“不健康”的空气质量，建议公众减少户外活动。
据悉，此次烟霾灾害已导致成千上万的人出现急性呼吸道感染，同时也扰乱了部分地区的航空交通。据印尼《时代网》报道，仅9月16日一天，就有11个机场受到烟霾影响，有10趟航班被取消，另有50趟航班延误，还有数趟航班转移他处降落。
霾害跨境转移，影响难以预估。新加坡环境及水源部部长马善高表示，若印尼提出要求，新加坡已做好协助扑灭林火的准备，并可提供技术支援。新加坡也正同东盟成员国密切合作，留意火点情况，采取措施减少林火发生。设在新加坡的东盟气象中心也会与各成员国分享气象和火点预测。
马来西亚当局也有所行动。马来西亚气象局、国家灾害管理局与空军联手在雪兰莪、森美兰及马六甲3州实行布云造雨，以减轻烟霾造成的空气污染。
马来西亚能源、工艺、科学、气候变化和环境部长杨美盈表示，将致函东盟秘书处，希望能制定跨境烟霾法令对付造成烟霾的跨国公司。马来西亚目前没有跨境烟霾法令，这也让政府面对跨国公司时束手无策。她认为，东盟需要统一相关法令，这对常受烟霾困扰的国家十分重要。
2018年12月，联合国气候变化卡托维兹大会上，印尼官员曾预计，即使2019年会受到厄尔尼诺的影响，但印尼有信心让东南亚地区不再出现烟霾。现在看来，预判终难实现。眼下，东南亚各国需进一步携手合作，尽快解决跨境烟霾防控及治理的难题。接下来，各国将采取的紧急应对措施、颁布的法令法规，都将深刻影响这场烟霾之战几时收官。（来源：中国环境报）
近日，印度尼西亚占碑省天空仿佛被“血染”一般，当地民众纷纷用手机拍摄记录。画面中，浓烟弥漫、红光蔽日，如同影视剧中魔幻现实主义的呈现手法，但视频经当地媒体证实，确实是连日来出现在印尼的真实场景，实则为大气污染。一时间，异常的霾害让印尼备受关注。人们不禁感叹，在2015年“烧芭事件”敲响警钟的4年后，印尼的霾害为何再次上演？
烧芭垦荒“烧”红了天
目前，印尼警方发言人宣布，印尼大火“99%的火情由人为因素引发”。据印尼媒体报道，猩红色天空的出现是村民们“烧芭”（焚烧芭蕉树）活动酿成的恶果，大多是由农民使用刀耕火种的方法为生产纸张和棕榈油而烧芭垦荒所引起的。
“刚开始的时候，天空逐渐由暖黄色转向橘色，我们没有留心。一顿午饭的功夫，再出来，天空已经变成可怕的猩红色了。变化太快，我们都没想到，孩子们吓坏了，以为末日来了，老人们开始不停地祈祷。” 占碑省穆阿拉占碑（Muaro Jambi）的居民蒂拉尔回忆道。在刚刚过去的周末，穆阿拉占碑空气污染指数一度爆表，令居民十分担忧。
尽管印尼政府已派出52架飞机在空中洒水作业，逾9000人投入到灭火工作当中，火势仍然得不到有效控制。
在一些污染严重的地区，“血色天空”仍未“褪色”。印尼气象专家解释称，这种诡异的气象名为“瑞利散射”（Rayleigh Scattering），与晚霞的原理类似。因为空气中充斥着雾气和微小灰尘，其尺度远小于太阳光的波长，导致光线散射。而波长较短的蓝光更容易被散射掉，只剩下红橙色的光，所以天空便会呈现出橘色或红色。
据了解，每逢旱季，印尼不少企业及农民会以烧芭方式来垦荒，结果常常失控，进而引发林火甚至导致严重的霾害。当前，虽然印尼总统佐科已经下令全力对抗林火，严惩引发林火的个人和公司，但目前看来，唯有等到10月雨季到来，烟霾天气才有望进一步消退。
烧芭为何屡禁不止？
印尼国家灾难管理局最新数据显示，大火已造成近33万公顷的土地被烧毁，数百名居民被疏散。印尼警方发言人迪迪·普拉塞迪奥日前表示，在国内6个省共有185人被捕，4家公司正在接受调查。
印尼政府屡出禁令严禁烧芭。长期以来，印尼政府致力于制止这种不法行为，违法者最高可被罚款70万美元。对苏门答腊岛和加里曼丹岛海岸线附近的泥炭地进行燃烧的涉事企业，相关负责人更被判处最高10年的监禁。
但利欲熏心，总有人铤而走险。20年来，在苏门答腊海岸和婆罗洲岛的丰富泥炭地上，大型造纸企业和棕榈油种植园数量并未减少，进行烧芭的企业和农民数量不在少数。每年，现有农田都会经历烧荒，以备下一季的作物生长。
然而，过分的贪婪往往导致事与愿违。印尼棕榈油协会主席苏普里约诺表示，由于超长干旱和烟霾阻碍了棕榈果实的成长，阻断了种植园和工厂的正常运营，可能使2019年的棕榈油产量增长放缓至2018年的一半。
同时，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棕榈油生产国和第二大橡胶供应国，印尼很可能因为持续林火冲击棕榈油和橡胶的供应。据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连日来印尼遭林火、烟霾和干旱三面夹击，环境面临严重污染，农业也受到重挫，从油棕到橡胶树以及稻田全都遭殃。
“跨国界”烟霾愈演愈烈
2015年，印尼超过260万公顷土地被烧毁。由此产生的烟霾侵袭了印尼、文莱、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等东南亚多国，最终酿成一场严重的生态灾难。
4年前让邻国苦不堪言的记忆还未褪去，如今霾害卷土重来，令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等国民众再次陷入不安。
“近邻”马来西亚处境堪忧。目前，马来西亚已有600多所学校因空气污染而关闭，数十万学生受到影响。马来西亚国家灾害管理机构（Malaysia's National Disaster Management Agency）在空气污染指数飙升的砂捞越州（Sarawak state）向民众发放了50万个口罩，以应对烟霾侵袭。
据新加坡气象局数据，受印尼烟霾影响，新加坡空气质量9月14日开始处于不健康水平，24小时污染物标准指数（PSI）超过100。根据PSI标准，PSI值在101-200之间为“不健康”的空气质量，建议公众减少户外活动。
据悉，此次烟霾灾害已导致成千上万的人出现急性呼吸道感染，同时也扰乱了部分地区的航空交通。据印尼《时代网》报道，仅9月16日一天，就有11个机场受到烟霾影响，有10趟航班被取消，另有50趟航班延误，还有数趟航班转移他处降落。
霾害跨境转移，影响难以预估。新加坡环境及水源部部长马善高表示，若印尼提出要求，新加坡已做好协助扑灭林火的准备，并可提供技术支援。新加坡也正同东盟成员国密切合作，留意火点情况，采取措施减少林火发生。设在新加坡的东盟气象中心也会与各成员国分享气象和火点预测。
马来西亚当局也有所行动。马来西亚气象局、国家灾害管理局与空军联手在雪兰莪、森美兰及马六甲3州实行布云造雨，以减轻烟霾造成的空气污染。
马来西亚能源、工艺、科学、气候变化和环境部长杨美盈表示，将致函东盟秘书处，希望能制定跨境烟霾法令对付造成烟霾的跨国公司。马来西亚目前没有跨境烟霾法令，这也让政府面对跨国公司时束手无策。她认为，东盟需要统一相关法令，这对常受烟霾困扰的国家十分重要。
2018年12月，联合国气候变化卡托维兹大会上，印尼官员曾预计，即使2019年会受到厄尔尼诺的影响，但印尼有信心让东南亚地区不再出现烟霾。现在看来，预判终难实现。眼下，东南亚各国需进一步携手合作，尽快解决跨境烟霾防控及治理的难题。接下来，各国将采取的紧急应对措施、颁布的法令法规，都将深刻影响这场烟霾之战几时收官。（来源：中国环境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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