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原文】孝武本纪
孝武皇帝者，孝景中子也。
母曰王太后。孝景四年，以皇子为胶东王。
孝景七年，栗太子废为临江王，以胶东王为太子。
【孝武皇帝】
孝景十六年崩，太子即位，为孝武皇帝。
孝武皇帝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
【建汉六十年】
元年，汉兴已六十馀岁矣，天下乂安，荐绅之属皆望天子封禅改正度也。
而上乡儒术，招贤良，赵绾、王臧等以文学为公卿，欲议古立明堂城南，以朝诸侯。
草巡狩封禅改历服色事未就。
会窦太后治黄老言，不好儒术，使人微得赵绾等奸利事，召案绾、臧，绾、臧自杀，诸所兴为者皆废。
後六年，窦太后崩。（？）
其明年，上徵文学之士公孙弘等。
明年，上初至雍，郊见五畤。
後常三岁一郊。
是时上求神君，舍之上林中氾氏观。
神君者，长陵女子，以子死悲哀，故见神於先後宛若。
宛若祠之其室，民多往祠。
平原君往祠，其後子孙以尊显。
及武帝即位，则厚礼置祠之内中，闻其言，不见其人云。
是时而李少君亦以祠灶、穀道、卻老方见上，上尊之。
【李少君】
少君者，故深泽侯入以主方。
匿其年及所生长，常自谓七十，能使物，卻老。
其游以方遍诸侯。
无妻子。
人闻其能使物及不死，更馈遗之，常馀金钱帛衣食。
人皆以为不治产业而饶给，又不知其何所人，愈信，争事之。
少君资好方，善为巧发奇中。
尝从武安侯饮，坐中有年九十馀老人，少君乃言与其大父游射处，老人为兒时从其大父行，识其处，一坐尽惊。
少君见上，上有故铜器，问少君。
少君曰：“此器齐桓公十年陈於柏寝。”已而案其刻，果齐桓公器。
一宫尽骇，以少君为神，数百岁人也。
【装神弄鬼的李少君】
少君言於上曰：“祠灶则致物，致物而丹沙可化为黄金，黄金成以为饮食器则益寿，益寿而海中蓬莱仙者可见，见之以封禅则不死，黄帝是也。
臣尝游海上，见安期生，食臣枣，大如瓜。安期生仙者，通蓬莱中，合则见人，不合则隐。”
【孝武帝相信蓬莱仙岛】
於是天子始亲祠灶，而遣方士入海求蓬莱安期生之属，而事化丹沙诸药齐为黄金矣。
居久之，李少君病死。
天子以为化去不死也，而使黄锤史宽舒受其方。
【泰山封禅求长生】
自得宝鼎，上与公卿诸生议封禅。
封禅用希旷绝，莫知其仪礼，而群儒采封禅尚书、周官、王制之望祀射牛事。
数年，至且行。
天子既闻公孙卿及方士之言，黄帝以上封禅，皆致怪物与神通，欲放黄帝以尝接神仙人蓬莱士，高世比德於九皇，而颇采儒术以文之。群儒既以不能辩明封禅事，又牵拘於诗书古文而不敢骋。上为封祠器示群儒，群儒或曰“不与古同”，徐偃又曰“太常诸生行礼不如鲁善”，周霸属图封事，於是上绌偃、霸，尽罢诸儒弗用。
三月，遂东幸缑氏，礼登中岳太室。
从官在山下闻若有言“万岁”云。
问上，上不言；问下，下不言。於是以三百户封太室奉祠，命曰崇高邑。
东上泰山，山之草木叶未生，乃令人上石立之泰山颠。
天子从封禅还，坐明堂，群臣更上寿。
【改年号】
有司言宝鼎出为元鼎，以今年为元封元年。
其後五年，复至泰山脩封，还过祭常山。
【太史公】
余从巡祭天地诸神名山川而封禅焉。入寿宫侍祠神语，究观方士祠官之言，於是退而论次自古以来用事於鬼神者，具见其表里。
後有君子，得以览焉。至若俎豆珪币之详，献酬之礼，则有司存焉。
【太史公】
孝武纂极，四海承平。志尚奢丽，尤敬神明。坛开八道，接通五城。朝亲五利，夕拜文成。祭非祀典，巡乖卜征。登嵩勒岱，望景传声。迎年祀日，改历定正。疲秏中土，事彼边兵。日不暇给，人无聊生。俯观嬴政，几欲齐衡。 https://t.cn/z8513kH
孝武皇帝者，孝景中子也。
母曰王太后。孝景四年，以皇子为胶东王。
孝景七年，栗太子废为临江王，以胶东王为太子。
【孝武皇帝】
孝景十六年崩，太子即位，为孝武皇帝。
孝武皇帝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
【建汉六十年】
元年，汉兴已六十馀岁矣，天下乂安，荐绅之属皆望天子封禅改正度也。
而上乡儒术，招贤良，赵绾、王臧等以文学为公卿，欲议古立明堂城南，以朝诸侯。
草巡狩封禅改历服色事未就。
会窦太后治黄老言，不好儒术，使人微得赵绾等奸利事，召案绾、臧，绾、臧自杀，诸所兴为者皆废。
後六年，窦太后崩。（？）
其明年，上徵文学之士公孙弘等。
明年，上初至雍，郊见五畤。
後常三岁一郊。
是时上求神君，舍之上林中氾氏观。
神君者，长陵女子，以子死悲哀，故见神於先後宛若。
宛若祠之其室，民多往祠。
平原君往祠，其後子孙以尊显。
及武帝即位，则厚礼置祠之内中，闻其言，不见其人云。
是时而李少君亦以祠灶、穀道、卻老方见上，上尊之。
【李少君】
少君者，故深泽侯入以主方。
匿其年及所生长，常自谓七十，能使物，卻老。
其游以方遍诸侯。
无妻子。
人闻其能使物及不死，更馈遗之，常馀金钱帛衣食。
人皆以为不治产业而饶给，又不知其何所人，愈信，争事之。
少君资好方，善为巧发奇中。
尝从武安侯饮，坐中有年九十馀老人，少君乃言与其大父游射处，老人为兒时从其大父行，识其处，一坐尽惊。
少君见上，上有故铜器，问少君。
少君曰：“此器齐桓公十年陈於柏寝。”已而案其刻，果齐桓公器。
一宫尽骇，以少君为神，数百岁人也。
【装神弄鬼的李少君】
少君言於上曰：“祠灶则致物，致物而丹沙可化为黄金，黄金成以为饮食器则益寿，益寿而海中蓬莱仙者可见，见之以封禅则不死，黄帝是也。
臣尝游海上，见安期生，食臣枣，大如瓜。安期生仙者，通蓬莱中，合则见人，不合则隐。”
【孝武帝相信蓬莱仙岛】
於是天子始亲祠灶，而遣方士入海求蓬莱安期生之属，而事化丹沙诸药齐为黄金矣。
居久之，李少君病死。
天子以为化去不死也，而使黄锤史宽舒受其方。
【泰山封禅求长生】
自得宝鼎，上与公卿诸生议封禅。
封禅用希旷绝，莫知其仪礼，而群儒采封禅尚书、周官、王制之望祀射牛事。
数年，至且行。
天子既闻公孙卿及方士之言，黄帝以上封禅，皆致怪物与神通，欲放黄帝以尝接神仙人蓬莱士，高世比德於九皇，而颇采儒术以文之。群儒既以不能辩明封禅事，又牵拘於诗书古文而不敢骋。上为封祠器示群儒，群儒或曰“不与古同”，徐偃又曰“太常诸生行礼不如鲁善”，周霸属图封事，於是上绌偃、霸，尽罢诸儒弗用。
三月，遂东幸缑氏，礼登中岳太室。
从官在山下闻若有言“万岁”云。
问上，上不言；问下，下不言。於是以三百户封太室奉祠，命曰崇高邑。
东上泰山，山之草木叶未生，乃令人上石立之泰山颠。
天子从封禅还，坐明堂，群臣更上寿。
【改年号】
有司言宝鼎出为元鼎，以今年为元封元年。
其後五年，复至泰山脩封，还过祭常山。
【太史公】
余从巡祭天地诸神名山川而封禅焉。入寿宫侍祠神语，究观方士祠官之言，於是退而论次自古以来用事於鬼神者，具见其表里。
後有君子，得以览焉。至若俎豆珪币之详，献酬之礼，则有司存焉。
【太史公】
孝武纂极，四海承平。志尚奢丽，尤敬神明。坛开八道，接通五城。朝亲五利，夕拜文成。祭非祀典，巡乖卜征。登嵩勒岱，望景传声。迎年祀日，改历定正。疲秏中土，事彼边兵。日不暇给，人无聊生。俯观嬴政，几欲齐衡。 https://t.cn/z8513kH
登幽州台歌
[唐]陈子昂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选自《陈子昂集》(中华书局1960年版)。
怆然:悲伤凄恻的样子。
涕:古时指眼泪。
陈子昂(659? -702? )
字伯玉，梓州射洪(今属四川)人。初唐著名诗人，初唐诗歌革新的先驱。他主张复兴“汉魏风骨”，革除齐梁柔靡诗风。他的诗作指斥时弊，沉郁质朴，对后世影响很大。新旧《唐书》有传，有《陈伯玉文集》行世。
第2课 陈子昂《登幽州台歌》
这首诗非常短，但是冲击力非常强，给我们展现了诗人俯仰天地之间，喊出内心不平的孤独、悲壮景象，其中所承载的内涵和情感是非常沉重的。
陈子昂写这首诗的时候，正是武周王朝万岁通天二年(697)。在前一年，北部的契丹李尽忠、孙万荣等攻陷了营州(今属辽宁朝阳)。情况危急，武则天委派自己的侄子武攸宜担任大将军，率军征讨契丹。陈子昂在武攸宜幕府中担任参谋，随军出征。据史书记载，武攸宜为人轻率，毫无谋略，所以很快就吃了败仗。陈子昂立刻向武攸宜提出建议，武攸宜不听;陈子昂于是请求自带一万精兵去前线作战，武攸宜还是不听;这之后，陈子昂反复进言，武攸宜不但不听，反而将其降职。也许在武攸宜看来，陈子昂不过是一介文人，岂可轻言兵事?但陈子昂并不这样认为，他的建议接连受挫，眼看报国宏愿成为泡影，他无比郁愤，只好独登幽州台，慷慨悲吟，唱出心中的愤懑!
幽州台应在今河北或北京境内，除了《登幽州台歌》，陈子昂这一时期还写了《蓟丘览古赠卢居士藏用七首》等诗篇。在这些诗中，他赞颂燕国的明君与群贤，表达自己怀才不遇、失意苦闷的情怀。《登幽州台歌》没有交代登台背景，也没有写远望之景，只有横空而出的感慨，第一句就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向前看是空，向后看仍是空;向历史深处看，过去的已经过去了，湘来却不可被及，空间和时间里都只有“我”子然一身。实际上就是说，从古到今都没有我这么不得志的人，这样的感慨是贯通古今的。我们看到在苍茫的北方原野，在广阔无垠的背景中，那样一种胸怀大志却无路可走的孤独和悲伤。
《楚辞》中有《远游篇》说:“惟天地之无穷兮，哀人生之长勤。往者余弗及兮，来者吾不闻。”天地是无穷的，人生是有限的，生命太短暂了,向前追，我追不上，后来的，我也听不见，只有此生是如此短暂。也许，陈子昂这首《登幽州台歌》受到了《楚辞》的启发。
这幽燕之地，历史上的确发生过很多可歌可泣的故事。当初，燕昭王希望振兴燕国，想要招揽贤土。他的谋士郭隗就给他讲了一个故事:古代有君王想以千金求千里马，三年不能得，有人说我可以为君王得到。这人拿了五百金，买了一匹死马，献给君王。君王大怒，我要的是活马，你怎么拿五百金买了匹死马?这人说君王愿用五百金购死马，天下人认为大王是真心要买千里马，不久活马就会来到。果然，没过一年，千里马就来了三匹。郭隗对昭王讲，如果大王真想招揽贤士，就请先从我开始，您用对待贤者的态度来礼遇我，那么比我才华更高的人还愁不来 吗? ( 《战国策》卷三四)于是燕昭王筑黄金台，待郭隗以帝王师之礼。没过多久，魏国乐毅来了，齐国邹衍来了，赵国剧辛来了，大家争相前来为燕国效命，燕国因此强大起来。(《史记》卷三四)站在幽州台，也 就是古黄金台的遗址，诗人当然会思接干载，心游万仞， 发出了“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感慨。
这首诗的个性气质，与陈子昂的个性、才华也有很大的关系。陈子昂是四川射洪人，家财巨富，少年任侠，后来发奋读书，长于诗文，有《感遇诗》三十八首。时人惊叹说：“此子必为天下文宗。“(《旧唐书》卷一九0)陈子昂不仅才华卓著，而且特立独行，常有惊人之举。据说他当初在京城住了十年，默默无闻。集市上有人卖胡琴，价值百万，但 有钱人都不识货。陈子昂花大价钱一把买下， 大家都很震惊，问所要何用?陈子昂说我擅长演奏胡琴。大家说既然这样，不如给我们展示一下?陈子昂说没问题，于是邀请京城中“重誉之士”百余人第二天来到他的住处，酒醉饭饱之后，陈子昂捧起胡琴说，我是四川人，有文章百轴，但奔走京城数年，不为人知。这把胡琴，价高百万，算什么东西?我岂能看得起它?说完将胡琴丢在一边。然后将堆放在文案上自己的文稿，赠给前来赴宴之人。一天之内，陈子昂的名声立刻传遍京城。(《太平广记》卷一七九引《独异志》此事真伪莫衷一是，但很能说明陈子昂独特的性格。
其实，在初唐，像陈子昂这样家财万贯、门第不高的士人，纵然才华卓异，要想置身显宦，实属不易。所以陈子昂应该非常重视这次随军出征，渴望能够建功立业。孰料主帅始终不肯让他带兵出战，白白错过了这么好的机遇。在极度的愤懑与孤独中，他写下了这首著名的《登幽州台歌》。
王勃有一首名诗《送杜少府之任蜀川》:“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少府是个很小的官，这位杜仁兄还要从长安出发，远涉千里去成都做这个小官，可见当时得官不易。诗说:“与君离别意，同是 宦游人。”今天在这里与您分别，为了得到一官半职，我们都不得不奔波在仕途上。王勃、陈子昂这样的人，就是宦游人，他们代表着初唐土人的大多数，素有大志却难以施展，正因为这样，我们才是海内知己，天涯虽远也心意相通啊。“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也让我们想到李白的《行路难》(三首其一):“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面对仕途的歧路，就连诗仙也不由得发出“行路难”的感慨。
宋代文学家欧阳修曾提出“ 诗穷而后工”理论，用在《登幽州台歌》上很是契合。感发人心的好诗，往往要从诗人的内心流出，特别是那些不得志的诗人，心中有块垒，积郁既久，出自真情，发愤为诗，自然撼人心魄!陈子昂的这首诗看似写个人遭遇，其实抒发的是当时一代人的心声。每个时代都会有人怀才不遇，这首《登幽州台歌》，一方面抒 发了怀才不遇的悲枪心境，方面也展现了初唐文人的壮烈情怀，悲伧中有渴望，郁愤中仍不失理想。 ——康震
#诗歌#
[唐]陈子昂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选自《陈子昂集》(中华书局1960年版)。
怆然:悲伤凄恻的样子。
涕:古时指眼泪。
陈子昂(659? -702? )
字伯玉，梓州射洪(今属四川)人。初唐著名诗人，初唐诗歌革新的先驱。他主张复兴“汉魏风骨”，革除齐梁柔靡诗风。他的诗作指斥时弊，沉郁质朴，对后世影响很大。新旧《唐书》有传，有《陈伯玉文集》行世。
第2课 陈子昂《登幽州台歌》
这首诗非常短，但是冲击力非常强，给我们展现了诗人俯仰天地之间，喊出内心不平的孤独、悲壮景象，其中所承载的内涵和情感是非常沉重的。
陈子昂写这首诗的时候，正是武周王朝万岁通天二年(697)。在前一年，北部的契丹李尽忠、孙万荣等攻陷了营州(今属辽宁朝阳)。情况危急，武则天委派自己的侄子武攸宜担任大将军，率军征讨契丹。陈子昂在武攸宜幕府中担任参谋，随军出征。据史书记载，武攸宜为人轻率，毫无谋略，所以很快就吃了败仗。陈子昂立刻向武攸宜提出建议，武攸宜不听;陈子昂于是请求自带一万精兵去前线作战，武攸宜还是不听;这之后，陈子昂反复进言，武攸宜不但不听，反而将其降职。也许在武攸宜看来，陈子昂不过是一介文人，岂可轻言兵事?但陈子昂并不这样认为，他的建议接连受挫，眼看报国宏愿成为泡影，他无比郁愤，只好独登幽州台，慷慨悲吟，唱出心中的愤懑!
幽州台应在今河北或北京境内，除了《登幽州台歌》，陈子昂这一时期还写了《蓟丘览古赠卢居士藏用七首》等诗篇。在这些诗中，他赞颂燕国的明君与群贤，表达自己怀才不遇、失意苦闷的情怀。《登幽州台歌》没有交代登台背景，也没有写远望之景，只有横空而出的感慨，第一句就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向前看是空，向后看仍是空;向历史深处看，过去的已经过去了，湘来却不可被及，空间和时间里都只有“我”子然一身。实际上就是说，从古到今都没有我这么不得志的人，这样的感慨是贯通古今的。我们看到在苍茫的北方原野，在广阔无垠的背景中，那样一种胸怀大志却无路可走的孤独和悲伤。
《楚辞》中有《远游篇》说:“惟天地之无穷兮，哀人生之长勤。往者余弗及兮，来者吾不闻。”天地是无穷的，人生是有限的，生命太短暂了,向前追，我追不上，后来的，我也听不见，只有此生是如此短暂。也许，陈子昂这首《登幽州台歌》受到了《楚辞》的启发。
这幽燕之地，历史上的确发生过很多可歌可泣的故事。当初，燕昭王希望振兴燕国，想要招揽贤土。他的谋士郭隗就给他讲了一个故事:古代有君王想以千金求千里马，三年不能得，有人说我可以为君王得到。这人拿了五百金，买了一匹死马，献给君王。君王大怒，我要的是活马，你怎么拿五百金买了匹死马?这人说君王愿用五百金购死马，天下人认为大王是真心要买千里马，不久活马就会来到。果然，没过一年，千里马就来了三匹。郭隗对昭王讲，如果大王真想招揽贤士，就请先从我开始，您用对待贤者的态度来礼遇我，那么比我才华更高的人还愁不来 吗? ( 《战国策》卷三四)于是燕昭王筑黄金台，待郭隗以帝王师之礼。没过多久，魏国乐毅来了，齐国邹衍来了，赵国剧辛来了，大家争相前来为燕国效命，燕国因此强大起来。(《史记》卷三四)站在幽州台，也 就是古黄金台的遗址，诗人当然会思接干载，心游万仞， 发出了“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感慨。
这首诗的个性气质，与陈子昂的个性、才华也有很大的关系。陈子昂是四川射洪人，家财巨富，少年任侠，后来发奋读书，长于诗文，有《感遇诗》三十八首。时人惊叹说：“此子必为天下文宗。“(《旧唐书》卷一九0)陈子昂不仅才华卓著，而且特立独行，常有惊人之举。据说他当初在京城住了十年，默默无闻。集市上有人卖胡琴，价值百万，但 有钱人都不识货。陈子昂花大价钱一把买下， 大家都很震惊，问所要何用?陈子昂说我擅长演奏胡琴。大家说既然这样，不如给我们展示一下?陈子昂说没问题，于是邀请京城中“重誉之士”百余人第二天来到他的住处，酒醉饭饱之后，陈子昂捧起胡琴说，我是四川人，有文章百轴，但奔走京城数年，不为人知。这把胡琴，价高百万，算什么东西?我岂能看得起它?说完将胡琴丢在一边。然后将堆放在文案上自己的文稿，赠给前来赴宴之人。一天之内，陈子昂的名声立刻传遍京城。(《太平广记》卷一七九引《独异志》此事真伪莫衷一是，但很能说明陈子昂独特的性格。
其实，在初唐，像陈子昂这样家财万贯、门第不高的士人，纵然才华卓异，要想置身显宦，实属不易。所以陈子昂应该非常重视这次随军出征，渴望能够建功立业。孰料主帅始终不肯让他带兵出战，白白错过了这么好的机遇。在极度的愤懑与孤独中，他写下了这首著名的《登幽州台歌》。
王勃有一首名诗《送杜少府之任蜀川》:“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少府是个很小的官，这位杜仁兄还要从长安出发，远涉千里去成都做这个小官，可见当时得官不易。诗说:“与君离别意，同是 宦游人。”今天在这里与您分别，为了得到一官半职，我们都不得不奔波在仕途上。王勃、陈子昂这样的人，就是宦游人，他们代表着初唐土人的大多数，素有大志却难以施展，正因为这样，我们才是海内知己，天涯虽远也心意相通啊。“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也让我们想到李白的《行路难》(三首其一):“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面对仕途的歧路，就连诗仙也不由得发出“行路难”的感慨。
宋代文学家欧阳修曾提出“ 诗穷而后工”理论，用在《登幽州台歌》上很是契合。感发人心的好诗，往往要从诗人的内心流出，特别是那些不得志的诗人，心中有块垒，积郁既久，出自真情，发愤为诗，自然撼人心魄!陈子昂的这首诗看似写个人遭遇，其实抒发的是当时一代人的心声。每个时代都会有人怀才不遇，这首《登幽州台歌》，一方面抒 发了怀才不遇的悲枪心境，方面也展现了初唐文人的壮烈情怀，悲伧中有渴望，郁愤中仍不失理想。 ——康震
#诗歌#
宋明理学的源流
1、宋代理学为什么会起源
（1）、收拾人心
拨乱反正的需要。
唐末五代十国武人专政，风气败坏，道德沦亡，毫无廉耻，宋代读书人为扭转这不良风气，挽救人心社会，从教化入手而开讲学之风，促成理学存在基础。
（2）、与佛教争夺人心
抗击西方意识形态。
隋唐以来，佛教迅速发展，其精密思辨特点，对中国儒家这种缺乏逻辑思辩能力的格言式学说产生了致命的冲击，几乎瓦解了儒家学说。尤其是禅宗所讲的“明心见性”之道影响为最大。
儒家思想一向以现实社会的伦理纲常为主，但是大多是结论，缺乏哲学上的推理系统，无法解释疑惑，无法让人信服。
儒家学说是实用主义的，强调学以致用，其核心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政治技术，离不开功名利禄，没法进入形而上学境界，无法超越自己，例如儒家从不讨论：人是什么，我是谁，为什么活着，人可以知道的知识边界是什么这类古希腊时代热门的问题。
但是人类与动物不同，必然会问精神上的问题。由于我们精神是可以超越有限和无常的，但是精神的载体不论是生物身体或宇宙（六合八荒为宇。古往今来 为宙）都是有限和无常的，都有起点和边界。这就导致一个人生基本苦恼，也是一个人的基本问题：在物质领域不存在无限永恒，而人的精神却在追求超越这种有限 和无常。这样超越的的结果必然是从自我进入忘我，从理性进入信仰，从清醒进入混沌，超越的必然结果是无长短大小，先后轻重这些基于时空尺度的比较概念（超 越的标志就是消灭了时空概念，所谓坐忘的特征就是不知何地，不知何时），这种纯粹的精神永恒和无限境界按照很多超越者的描述时存在的，这就是所谓的彼岸， 不过这个彼岸只有精神才能达到，载体是去不了的。这个境界给中国的士大夫阶层打开了以上大门，远远超越了儒家政治技术学说的境界，导致儒家学说节节败退。
所以就算是唐代儒学得到政府大力倡导，但是由于儒学知识体系和逻辑体系的粗糙，实际影响却远不及佛学，甚至日益衰微，气息奄奄，士大夫阶层均以修行超越标榜。
宋初学者为建立儒学能够对抗佛教的逻辑体系和形而上学体系，不得不吸收道教和佛教中关于宇宙本体的概念（因为自己没有，儒家学说本质是如何做官的官场学说），作为建构自己的宇宙论和本体论，这就是理学。
（3）、儒学需要改革
传统意识形态需要修补。
儒学自两汉以至隋，已由孔、孟、荀的儒学变为经学，已经僵化到奄奄一息，必须创新求生。
经学从西汉、东汉到唐代，已由注重微言大义的今文经学一变而为专重训诂考据的古文经学，由笺注经传的“注”再变而为“注”作“注”的疏，致力于文 字训诂名物考据、章句分析，与孔、孟、荀“尊德性”、“论政治”的学风距离越来越远，而且笺注日趋繁琐，而唐人作“疏”，例不破“注”，即“注”有错误亦 不会指出，反而代为解释维护，这种琐屑的讲疏，有违孔、孟遗意，忽略先哲经传中所含义理的讨究，舍本逐末。已经走投无路。
其实韩愈、李翱的作《原道》、《复性书》时，就已经提出要创新，
他们鄙弃汉儒琐碎的训诂、章句之学，要专究于修己、治平之道，而着力于做人的工夫。
（4）、宋朝中央政府需要
君主大力提倡。是巩固权力的需要。
宋初各帝鉴于唐末五代以来伦理道德崩溃，臣民的廉耻之心尽丧，社会风气因此而败坏不堪，使一般的士人只求荣利，不重气节。如五代的冯道历事四姓十君而不以为耻，反而自称为“长乐老”洋洋自得。
更由于宋朝得位不正，担心武人效仿陈桥驿故事，所以坚定执行重文弃武国策，认为让国人多读书，就能防患于未然。
所以从宋太祖立国开始，便执行文做官而分利的政策，极力提倡文教，奖励儒学，力崇实践，专事于修养的工夫。
于是社会风气为之转移，进而成为宋儒致力于身心修养的理学。
国家政策的支持，导致宋代书院极盛，例如白鹿、岳麓、应天、嵩阳四大书院。书院多聘请名儒主讲，他们大多排斥功利，崇尚道义，教学宗旨在于发扬孔门义理之学及修己立人之道，开启了理学身体力行的风气。
这样也就彻底解除社会精英可能对宋家皇位的威胁。当然后遗症是让整个民族变成小白兔，精神被阉割，人人是太监，整个国家精神上不堪一击。
2、周敦颐
理学的开山鼻祖是周敦颐，周敦颐传程颢、程颐，二程再传朱熹，而奠定理学的基础。
周敦颐主要成就是《太极图说》和《通书》。
《太极图说》以图形说明宇宙发生的原理和次序，《通书》则重在阐述“诚”的意义。
周敦颐学说渊源于道家的太极、阴阳五行之说，参以佛家的心性，而以儒家仁义之道为宗。他核心名句是以“无欲故静”作为修养方法（实际是来自佛家“清静寂灭”之说，又与道家的“恬静无欲”有相近地方）。
周敦颐认为宇宙的起源乃由“无极而太极”，“太极”是宇宙的本体，“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动极而后静，静极而后动，循环不息而生金、木、水、火、土五行，由五行而生万物。
在人生方面，周敦颐认为阴阳五行配合得最恰当的就是人，所以万物中以人最灵秀，具有太极之理、五行之性，受太极“纯粹至善”的“理”，故人之性本来是善。
宇宙既由金、木、水、火、土五行构成，则人亦有仁（木）、义（金）、礼（火）、智（水）、信（土）五常。
其见诸实施，则不外乎仁义二者（所以配合阴阳）。
仁义之性，皆是善的，但用得不当，却可变为恶，所以人要不离乎中正以立“人极”（做人的标准），欲立“人极”，必须无欲、主静，无欲便会心灵虚 静，于事物的是非利害的考虑上便能居于中道，明理通达，而在行动上便自然的正直无私，能做到这样的话，便能达到至诚的境界，也是一个圣人的境界，同时也是 一个太极的境界，达至儒家追求的最高境界──天人合一。
周敦颐的学说已将宇宙论与修身为人之道揉合一起，建立起理学基础。
3、程颢和程颐
程颢、程颐的学问就是在《通书》基础上发展的。
但是二程不喜欢探讨宇宙问题，而主张直接从人生实际经验来建立人生的道理，因此教人从实际生活与内心体验上来寻求修养的方法。
程颢认为天下一切真理必须经过亲身体验，才不会流于空谈，他认为“天理”在于“仁”，人如能具有仁德，便能与天地万物为一体，所以学者必须先“识 仁”，他说：“学者须先识仁，义、礼、智、信皆仁也”。他认为“仁”在人之本性中，不须外求，只要“明心”，便能“见性”，便能“求仁”“得仁”，我们明 白这道理后，便须紧记不忘，更要身体力行，一切行事，皆本此心去做，即所谓以“诚敬存之”，所以“诚”与“敬”便是明道、修身、养性的法门。
程颢侧重“心”的修养，认为“舍心之外天下无理”，要人“自其心体验天理”。
总之，程颢认为学者须先识仁，然后以诚敬存养。他重内心体证，认为人必须透过内心反省以掌握做人、修养的道理。名言是“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
程颐论“心性”与程颢相同，但论“诚、敬”方面的修养则不一致。程颐提出“存天理，去人欲”的方法在“涵养”和“进学”两方面，并认为“涵养须用 敬，进学在致知”、“诚意在致知，致知在格物”。一方面修己的意志，使之专一集中，不为外物所动（敬）；一方面今日格（“穷”(求)的意思）一物（理）， 明日格一物，然后加以归纳，便会豁然贯通，明白万物都是一理。他主张“持敬”与“穷理”并重。
这是朱熹朱熹道问学、即物穷理之学说的来源。
4、朱熹
朱熹集宋代理学之大成，他认为“格物”、“致知”可帮助了解个别事物的理，从而归纳了解宇宙的天理，因此他认为修养方法在“道问学”以致知，“存天理”以去人欲。
朱熹认为宇宙间万事万物都有一个真理存在，这个真理就是“太极”。至于“真理”要表现而成为具体的形象，则有赖于“气”。他说：“理也者，形而上 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由此而解释到人、物的形成：“理”与“气”合而构成人，由于气中有清、浊，因而人性亦有善、有 恶。
因此，朱熹教人从善，要“存天理，去人欲”。
要去人欲，便必须“敬”与“致知”。
所谓“敬”，是要使人的一己之心，常常受到警策监督，一旦有私念私欲的萌芽，便要马上加以克制；“致知”即求取学问的意思，他以为天下之物理精髓皆具于圣贤书中，所以读圣贤典籍便是致知的所在，而古书则以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为六经的阶梯。
人若做到“敬”与“致知”，是绝对可以到达至德、至善、至理的境界。
宋代的理学经朱熹提倡而大盛。
5、邵康节（邵雍）
另外一个原创者是邵雍，着有《先天图》等。他根据《易传》关于八卦形成的解释，参杂道教思想，认为宇宙之本是“太极”，亦即是“道”、“心”（换 言之道是天地万物的本源）；太极永恒不变，而天地万物皆有消长、有终始，人如能知天地万物之道，便能参天地、育万物，成为天地万物的主宰（简单说就是天人 同构）。
6、陆九渊
另外一个原创者是陆九渊，他认为“宇宙即吾心，吾心即宇宙”，故透过自我内心的反省即可了解天理；他重视持敬，持敬使人能明心见性，因此他强调反省，认为知识的多寡与个人修养无必然关系。而提倡“尊德性”。
陆九渊特别注重持敬的内向工夫，主张心即是理，不容有二，认为即物穷理为支离破碎，而教人先发明本心之明，而后博览，以应万物之变。陆九渊名言：“学苟知本，六经皆我注脚”。陆九渊启发了明代王阳明的心学。
7、张载
还得介绍一下张载。张载是继孙复、范仲淹经世济人的思想再加以性理的参透而成。张载治学以《易》为宗，以《中庸》为体，以“孔孟”为法。
张载认为万物的生长发展都由于气的聚散、动静，气中又有阴阳二性，沉、降、静之性是阴性，浮、升、动之性是阳性，气有聚散，气聚则物成，气散则物 毁。气的聚散，有一定的规律。所以物的产生，有一定的秩序，这叫做“理”。“人”亦由气聚所产生，故亦得其性的部分，具有“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人 与万物俱生于天地之间，天地是人与万物的父母，人就应该努力破除“我”与“非我”的界限，而使个体和天地万物合一。为达这目的，首先要变化“气质之性”， 使它恢复为原来的“天地之性”；“天地之性”就是朱熹所说的“理”。
张载在《西铭》一文中阐明人对宇宙所应持的态度：“吾人之体”即“宇宙之体”，“吾人之性”即“宇宙之性”，我们应视宇宙为父母，应以事父母之道对待宇宙，应视天下之人皆如兄弟，天下万物皆如同类。
所以张载提出了“民胞物与”的主张。
张载核心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8、叶适
叶适是理学务实派（事功派）的代表人物，特点是“教人就事上理会，步步着实，言之必使可行，足以开物成务”（也即可行性优先于必要性）。叶适曾经与朱朱熹陆九渊鼎立而三。
叶适提倡功利，反对空谈性命，认为学者重点是学以致用，所以重典章、重经济、重致用，倡改革，主张“义理之学不必深穷”。认为“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主张“通商惠工，以国家之力扶持商贾，流通货币”，反对传统的“重本抑末”（即只重农业、轻视工商）政策。
叶适的哲学思想是：强调“道”存在于事物本身之中，“物之所在，道则在焉”。物由气构成，五行八卦都是气的变化形态。提出“一物为两”、“一而不 同”的关于事物对立统一的命题，认为事物对立面处于依存、转化之中，强调“止于中庸”。认识上主张“以物用不以己用”，提倡对事物作实际考察来确定义理。 反对朱熹陆九渊等等的性理空谈，认为糅合儒、佛、道三家思想提出“无极”、“太极”等学说的周敦颐纯属谬论。但是叶适显然缺乏思辩能力和逻辑能力，其哲学 思想比较浅薄。
叶适本人虽然强调实践，但是其门人多流于辞章，纯属口水党：“水心之门，有为性命之学者，有为经制之学者，有为文字之学者”。只有少数有“欲以事功见其门庭”。
1、宋代理学为什么会起源
（1）、收拾人心
拨乱反正的需要。
唐末五代十国武人专政，风气败坏，道德沦亡，毫无廉耻，宋代读书人为扭转这不良风气，挽救人心社会，从教化入手而开讲学之风，促成理学存在基础。
（2）、与佛教争夺人心
抗击西方意识形态。
隋唐以来，佛教迅速发展，其精密思辨特点，对中国儒家这种缺乏逻辑思辩能力的格言式学说产生了致命的冲击，几乎瓦解了儒家学说。尤其是禅宗所讲的“明心见性”之道影响为最大。
儒家思想一向以现实社会的伦理纲常为主，但是大多是结论，缺乏哲学上的推理系统，无法解释疑惑，无法让人信服。
儒家学说是实用主义的，强调学以致用，其核心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政治技术，离不开功名利禄，没法进入形而上学境界，无法超越自己，例如儒家从不讨论：人是什么，我是谁，为什么活着，人可以知道的知识边界是什么这类古希腊时代热门的问题。
但是人类与动物不同，必然会问精神上的问题。由于我们精神是可以超越有限和无常的，但是精神的载体不论是生物身体或宇宙（六合八荒为宇。古往今来 为宙）都是有限和无常的，都有起点和边界。这就导致一个人生基本苦恼，也是一个人的基本问题：在物质领域不存在无限永恒，而人的精神却在追求超越这种有限 和无常。这样超越的的结果必然是从自我进入忘我，从理性进入信仰，从清醒进入混沌，超越的必然结果是无长短大小，先后轻重这些基于时空尺度的比较概念（超 越的标志就是消灭了时空概念，所谓坐忘的特征就是不知何地，不知何时），这种纯粹的精神永恒和无限境界按照很多超越者的描述时存在的，这就是所谓的彼岸， 不过这个彼岸只有精神才能达到，载体是去不了的。这个境界给中国的士大夫阶层打开了以上大门，远远超越了儒家政治技术学说的境界，导致儒家学说节节败退。
所以就算是唐代儒学得到政府大力倡导，但是由于儒学知识体系和逻辑体系的粗糙，实际影响却远不及佛学，甚至日益衰微，气息奄奄，士大夫阶层均以修行超越标榜。
宋初学者为建立儒学能够对抗佛教的逻辑体系和形而上学体系，不得不吸收道教和佛教中关于宇宙本体的概念（因为自己没有，儒家学说本质是如何做官的官场学说），作为建构自己的宇宙论和本体论，这就是理学。
（3）、儒学需要改革
传统意识形态需要修补。
儒学自两汉以至隋，已由孔、孟、荀的儒学变为经学，已经僵化到奄奄一息，必须创新求生。
经学从西汉、东汉到唐代，已由注重微言大义的今文经学一变而为专重训诂考据的古文经学，由笺注经传的“注”再变而为“注”作“注”的疏，致力于文 字训诂名物考据、章句分析，与孔、孟、荀“尊德性”、“论政治”的学风距离越来越远，而且笺注日趋繁琐，而唐人作“疏”，例不破“注”，即“注”有错误亦 不会指出，反而代为解释维护，这种琐屑的讲疏，有违孔、孟遗意，忽略先哲经传中所含义理的讨究，舍本逐末。已经走投无路。
其实韩愈、李翱的作《原道》、《复性书》时，就已经提出要创新，
他们鄙弃汉儒琐碎的训诂、章句之学，要专究于修己、治平之道，而着力于做人的工夫。
（4）、宋朝中央政府需要
君主大力提倡。是巩固权力的需要。
宋初各帝鉴于唐末五代以来伦理道德崩溃，臣民的廉耻之心尽丧，社会风气因此而败坏不堪，使一般的士人只求荣利，不重气节。如五代的冯道历事四姓十君而不以为耻，反而自称为“长乐老”洋洋自得。
更由于宋朝得位不正，担心武人效仿陈桥驿故事，所以坚定执行重文弃武国策，认为让国人多读书，就能防患于未然。
所以从宋太祖立国开始，便执行文做官而分利的政策，极力提倡文教，奖励儒学，力崇实践，专事于修养的工夫。
于是社会风气为之转移，进而成为宋儒致力于身心修养的理学。
国家政策的支持，导致宋代书院极盛，例如白鹿、岳麓、应天、嵩阳四大书院。书院多聘请名儒主讲，他们大多排斥功利，崇尚道义，教学宗旨在于发扬孔门义理之学及修己立人之道，开启了理学身体力行的风气。
这样也就彻底解除社会精英可能对宋家皇位的威胁。当然后遗症是让整个民族变成小白兔，精神被阉割，人人是太监，整个国家精神上不堪一击。
2、周敦颐
理学的开山鼻祖是周敦颐，周敦颐传程颢、程颐，二程再传朱熹，而奠定理学的基础。
周敦颐主要成就是《太极图说》和《通书》。
《太极图说》以图形说明宇宙发生的原理和次序，《通书》则重在阐述“诚”的意义。
周敦颐学说渊源于道家的太极、阴阳五行之说，参以佛家的心性，而以儒家仁义之道为宗。他核心名句是以“无欲故静”作为修养方法（实际是来自佛家“清静寂灭”之说，又与道家的“恬静无欲”有相近地方）。
周敦颐认为宇宙的起源乃由“无极而太极”，“太极”是宇宙的本体，“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动极而后静，静极而后动，循环不息而生金、木、水、火、土五行，由五行而生万物。
在人生方面，周敦颐认为阴阳五行配合得最恰当的就是人，所以万物中以人最灵秀，具有太极之理、五行之性，受太极“纯粹至善”的“理”，故人之性本来是善。
宇宙既由金、木、水、火、土五行构成，则人亦有仁（木）、义（金）、礼（火）、智（水）、信（土）五常。
其见诸实施，则不外乎仁义二者（所以配合阴阳）。
仁义之性，皆是善的，但用得不当，却可变为恶，所以人要不离乎中正以立“人极”（做人的标准），欲立“人极”，必须无欲、主静，无欲便会心灵虚 静，于事物的是非利害的考虑上便能居于中道，明理通达，而在行动上便自然的正直无私，能做到这样的话，便能达到至诚的境界，也是一个圣人的境界，同时也是 一个太极的境界，达至儒家追求的最高境界──天人合一。
周敦颐的学说已将宇宙论与修身为人之道揉合一起，建立起理学基础。
3、程颢和程颐
程颢、程颐的学问就是在《通书》基础上发展的。
但是二程不喜欢探讨宇宙问题，而主张直接从人生实际经验来建立人生的道理，因此教人从实际生活与内心体验上来寻求修养的方法。
程颢认为天下一切真理必须经过亲身体验，才不会流于空谈，他认为“天理”在于“仁”，人如能具有仁德，便能与天地万物为一体，所以学者必须先“识 仁”，他说：“学者须先识仁，义、礼、智、信皆仁也”。他认为“仁”在人之本性中，不须外求，只要“明心”，便能“见性”，便能“求仁”“得仁”，我们明 白这道理后，便须紧记不忘，更要身体力行，一切行事，皆本此心去做，即所谓以“诚敬存之”，所以“诚”与“敬”便是明道、修身、养性的法门。
程颢侧重“心”的修养，认为“舍心之外天下无理”，要人“自其心体验天理”。
总之，程颢认为学者须先识仁，然后以诚敬存养。他重内心体证，认为人必须透过内心反省以掌握做人、修养的道理。名言是“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
程颐论“心性”与程颢相同，但论“诚、敬”方面的修养则不一致。程颐提出“存天理，去人欲”的方法在“涵养”和“进学”两方面，并认为“涵养须用 敬，进学在致知”、“诚意在致知，致知在格物”。一方面修己的意志，使之专一集中，不为外物所动（敬）；一方面今日格（“穷”(求)的意思）一物（理）， 明日格一物，然后加以归纳，便会豁然贯通，明白万物都是一理。他主张“持敬”与“穷理”并重。
这是朱熹朱熹道问学、即物穷理之学说的来源。
4、朱熹
朱熹集宋代理学之大成，他认为“格物”、“致知”可帮助了解个别事物的理，从而归纳了解宇宙的天理，因此他认为修养方法在“道问学”以致知，“存天理”以去人欲。
朱熹认为宇宙间万事万物都有一个真理存在，这个真理就是“太极”。至于“真理”要表现而成为具体的形象，则有赖于“气”。他说：“理也者，形而上 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由此而解释到人、物的形成：“理”与“气”合而构成人，由于气中有清、浊，因而人性亦有善、有 恶。
因此，朱熹教人从善，要“存天理，去人欲”。
要去人欲，便必须“敬”与“致知”。
所谓“敬”，是要使人的一己之心，常常受到警策监督，一旦有私念私欲的萌芽，便要马上加以克制；“致知”即求取学问的意思，他以为天下之物理精髓皆具于圣贤书中，所以读圣贤典籍便是致知的所在，而古书则以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为六经的阶梯。
人若做到“敬”与“致知”，是绝对可以到达至德、至善、至理的境界。
宋代的理学经朱熹提倡而大盛。
5、邵康节（邵雍）
另外一个原创者是邵雍，着有《先天图》等。他根据《易传》关于八卦形成的解释，参杂道教思想，认为宇宙之本是“太极”，亦即是“道”、“心”（换 言之道是天地万物的本源）；太极永恒不变，而天地万物皆有消长、有终始，人如能知天地万物之道，便能参天地、育万物，成为天地万物的主宰（简单说就是天人 同构）。
6、陆九渊
另外一个原创者是陆九渊，他认为“宇宙即吾心，吾心即宇宙”，故透过自我内心的反省即可了解天理；他重视持敬，持敬使人能明心见性，因此他强调反省，认为知识的多寡与个人修养无必然关系。而提倡“尊德性”。
陆九渊特别注重持敬的内向工夫，主张心即是理，不容有二，认为即物穷理为支离破碎，而教人先发明本心之明，而后博览，以应万物之变。陆九渊名言：“学苟知本，六经皆我注脚”。陆九渊启发了明代王阳明的心学。
7、张载
还得介绍一下张载。张载是继孙复、范仲淹经世济人的思想再加以性理的参透而成。张载治学以《易》为宗，以《中庸》为体，以“孔孟”为法。
张载认为万物的生长发展都由于气的聚散、动静，气中又有阴阳二性，沉、降、静之性是阴性，浮、升、动之性是阳性，气有聚散，气聚则物成，气散则物 毁。气的聚散，有一定的规律。所以物的产生，有一定的秩序，这叫做“理”。“人”亦由气聚所产生，故亦得其性的部分，具有“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人 与万物俱生于天地之间，天地是人与万物的父母，人就应该努力破除“我”与“非我”的界限，而使个体和天地万物合一。为达这目的，首先要变化“气质之性”， 使它恢复为原来的“天地之性”；“天地之性”就是朱熹所说的“理”。
张载在《西铭》一文中阐明人对宇宙所应持的态度：“吾人之体”即“宇宙之体”，“吾人之性”即“宇宙之性”，我们应视宇宙为父母，应以事父母之道对待宇宙，应视天下之人皆如兄弟，天下万物皆如同类。
所以张载提出了“民胞物与”的主张。
张载核心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8、叶适
叶适是理学务实派（事功派）的代表人物，特点是“教人就事上理会，步步着实，言之必使可行，足以开物成务”（也即可行性优先于必要性）。叶适曾经与朱朱熹陆九渊鼎立而三。
叶适提倡功利，反对空谈性命，认为学者重点是学以致用，所以重典章、重经济、重致用，倡改革，主张“义理之学不必深穷”。认为“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主张“通商惠工，以国家之力扶持商贾，流通货币”，反对传统的“重本抑末”（即只重农业、轻视工商）政策。
叶适的哲学思想是：强调“道”存在于事物本身之中，“物之所在，道则在焉”。物由气构成，五行八卦都是气的变化形态。提出“一物为两”、“一而不 同”的关于事物对立统一的命题，认为事物对立面处于依存、转化之中，强调“止于中庸”。认识上主张“以物用不以己用”，提倡对事物作实际考察来确定义理。 反对朱熹陆九渊等等的性理空谈，认为糅合儒、佛、道三家思想提出“无极”、“太极”等学说的周敦颐纯属谬论。但是叶适显然缺乏思辩能力和逻辑能力，其哲学 思想比较浅薄。
叶适本人虽然强调实践，但是其门人多流于辞章，纯属口水党：“水心之门，有为性命之学者，有为经制之学者，有为文字之学者”。只有少数有“欲以事功见其门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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