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为什么会做恶梦？当心魂魄外游中鬼邪！(附道教辟恶梦法）#道教知识# 【一】
做梦是一个重要的日常生活现象,数千年来一直为人们所关注。我国虽然从上个世纪中期才正式开始产生专门的梦学,但实际上,在数千年的历史文化中,无论是儒、释、道,还是中医学,都已形成了以“占梦”、“攘梦”等为主要内容的一整套系统的梦的理论。
道教对于恶梦形成机制的认识以及“辟恶梦”之法的运用,有其独到之处,而且对我国传统医学的发展也产生过较为积极的影响。因此,研究道教的辟恶梦之法,既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博大精深的道教文化,也有助于加深我们对于传统梦学理论的认识。
中国古代对于梦的研究可以追溯到西周时期。当时,人们为了占梦而分“六梦”:
“一曰正梦,二曰噩梦,三日思梦,四日痞梦,五曰喜梦,六曰惧梦。”
汉郑玄注“正梦”曰:“无所感动,平安自梦’;
注“噩梦”曰:“惊愕而梦’;
注“思梦”日:“觉时所思念之而梦’;
注“痞梦”曰:“觉时道之而梦”;
注“喜梦”曰:“喜悦而梦”;
注“惧梦”曰:“恐惧而梦”。
“六梦”的划分在中国传统梦文化中影响深远,而郑玄的注解则明确地解说了梦的形成机制。
《周礼》之后,汉代王符在“六梦”的基础上又将梦做了更为细致的划分,指出:“凡梦,有直,有象,有精,有想,有人,有感,有时,有反,有病,有性。”后来,隋唐时期名医杨上善从临床的角度,删繁就简.将梦归纳为“征梦”、“想梦”、“病梦”三种,指出:“凡梦有三种:人有吉凶,先见于梦,此征梦也;思想情深,因之见梦,此为想梦也;因其所病,见之于梦,此为病梦也。”
这些有关梦的不同分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古代对于梦的研究的不断深入。“梦想”一词,往往与浪漫和美好联系在一起。但事实上,梦并不全是美梦,正如古人所分析的那样,日常之梦除了“正梦”、“喜梦”之外,还有“噩梦”、“惧梦”等令人惊恐的梦,这就是人们通常所指的恶梦。因此,人们在享受美梦所带来的快乐之余,时常也会受到恶梦的惊吓,很多人的正常生活甚至还会因而受到不小的困扰。
恶梦又称作“噩梦”、“梦魔”,古人也有“卒魔”、“魔不痞”等说法。现代医学将恶梦又名为“梦中焦虑发作”,因为做恶梦的人在梦中及惊醒之后常常会伴有严重焦虑和恐惧。
中国历史上关于恶梦的这类记载较多,最早的记载如《左传》:
“晋侯梦大厉,被发及地,搏膺而踊……坏大户及寝门而人。公惧,人于室。又坏户。公觉。”
所谓“大厉”就是指通常所说的鬼怪。晋侯梦见被一个披头散发,捶着胸脯跳跃而人的厉鬼追打,在他惊醒之后不由得恐惧万分,竟在几个月后因此而命丧黄泉。
此外,《周礼》等其他古籍中也有不少关于恶梦的记载。这说明古人对于恶梦已经有了较为深人的观察。关于恶梦的起因,如前所引,郑玄认为,恶梦是由于白日里突然受到惊吓或因心怀恐惧所引起的。对此,先秦道家以及后来的道教则提出了全然不同的观点。
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列子》,在借鉴和吸收《周礼》“六梦”思想的基础上,对于恶梦的成因重新做了解释。他说:此六者,神所交也。不识感变之所起者,事至则惑其所由然;识感变之所起者,事至则知其所由然。知其所由然,则无所但。一体之盈虚消息,皆通于天地,应于物类。故阴气壮,则梦涉大水而恐惧;阳气壮,则梦涉大火而烙炳;阴阳俱壮,则梦生杀。甚饱则梦与,甚饥则梦取。是以以浮虚为疾者,则梦扬;以沈实为疾者,则梦溺。籍带而寝则梦蛇,飞鸟街发则梦飞。
在《列子》看来,人做怎样的梦,与人的身体状况以及日常生活中的各种际遇有着密切的关系。如果人体内阴阳之气不协调、不适度,就有可能梦到恐怖的水火之灾或者生杀之难等,从而形成恶梦。我国现存最早的医书《黄帝内经》中也有相似的说法:“阴盛则梦涉大水恐惧……阴阳俱盛则梦相杀毁伤”;又如:“肺气虚则使人梦见白物,见人斩血籍籍”。
到了晋代，葛洪则用所谓“魂魄”之说来解释恶梦的产生,认为恶梦的产生是由于魂魄外游被邪物所拘执,想要回归人体而不得所造成的。他说:“魔卧寐不痞者,皆魂魄外游为邪所执录,欲还未得所。忌火照,火照遂不复人,而有灯光中魔者,是本由明出,但不反身中故耳。”葛洪不仅以道教的方式解释了恶梦的形成机制,同时也指出了防范恶梦的一些禁忌。这对后世道教形成完整的辟恶梦之法具有重要的影响。
道教较为系统的辟恶梦之法大致形成于东晋、南北朝时期,主要可分为以下三类:
其一,东晋上清派道书《洞真高上玉帝大洞雌一玉检五老宝经》中载有“太素真人教始学者辟恶梦法”:
若数遇恶梦者,一曰魄妖,二曰心试,三曰尸贼,此有厌消之方也。若梦觉,便起坐,以左手第二指捻人中三七过,啄齿三七通,而微祝曰:“大洞真玄,长炼三魂,常守七魄,第一魂速守七魄,第二魂速守泥丸,第三魂守心节度,速启太素三元君。某向遇不祥之梦,是七魄游尸来协万邪之源,急召桃康护命,上告帝君。五老九真,皆守体门。黄阔神师,紫户将军,把钱握铃,消灭恶津,反凶成吉,生死无缘。”
毕,又卧,必获善应,向造为恶梦之悉,则受闭于三关之下也。三年之后,帷感应而有梦也。梦皆如见将来之明审也,略无复恶梦,仍无不祥之想也。若夜遇善梦者,吉。应好梦而心中自以为佳,则吉感也。卧觉,当摩目二七遍,急闭目以两手掌从内向外摩之,叩齿二七,而微祝曰:“太上高精,三五丹灵,蜂宫明彻,吉感告情,三元守魄,天皇授经,所向谐合,飞仙上清,常与玉真,俱会紫庭。”毕,此大洞秘诀,以传于始涉津流者也。
这段“辟恶梦法”首先说明了造成恶梦的三个主要原因：魄妖、心试或尸贼,并认为,“遇不祥之梦,是七魄游尸来协万邪之源”,也就是说,恶梦是由于人的心以及魂魄中了鬼邪而造成的。这一关于恶梦形成原因的解释,与葛洪的说法如出一辙。
重要的是,这里还阐述了辟恶梦的具体做法:按摩有关穴位或身体部位,“以左手第二指捻人中三七过,啄齿三七通”,“摩目二七遍,急闭目以两手掌从内向外摩之,叩齿二七”;同时,默念祝词,祈求神灵,驱邪还魂。此外,这段“辟恶梦法”还阐述了求得善梦的做法。
其二,南朝宋灵宝派道书《洞玄灵宝道学科仪》中载有“解恶梦品”:
凡是道学,当知古之真人,其寝不梦,其觉无忧。炼心未精,六识缘境,日以心斗,招得恶梦。若道士、女官及外众男女,遇恶梦时,当长跪,向北方启太上大道君,言其状,乞得返凶为吉,返祸成福,密呢曰:“太真玉女,侍真卫魂,三宫金童,来守生门,化恶返善,上书三光,使我长生,乘景驾云。”呢毕,咽唾七过,“尸齿七通,返枕更卧,凶邪消化,返祸为福。梦忏所见非常,懊无语人,不言则吉,论之则凶,不论不言,万代无患也。
这段“解恶梦品”认为,养生的最高境界其实是无梦,而恶梦的发生则是缘于心性修炼不精、平日里受到了鬼邪的侵扰而招致。显然,灵宝派的这一有关恶梦形成机制的解释,与上清派有着一定的区别。但是,在辟恶梦之法方面,两派则大同小异,或是默念咒语,祈求神灵,或是“咽唾七过,叩齿七通”。需要指出的是,“解恶梦品”还认为,恶梦醒来之后必须“慎无语人”,不得告诉他人,否则就会有凶险。
其三,南朝梁道士陶弘景在治疗恶梦方面,总结了以往道教的辟恶梦之法。
他的《真浩》记录了上述“太素真人教始学者辟恶梦法”,并且发挥了《洞玄灵宝道学科仪》“解恶梦品”中所谓恶梦“不言则吉,论之则凶”的思想,指出:“善梦可说,恶梦默之,则养性延年也。”
与此同时,陶弘景还十分重视用药物治疗恶梦。《真浩》记载:“枕察香一具于颈间,辟水注之来,绝恶梦矣。常存三关佳也。”应当说,陶弘景是较早提出应用赓香治疗恶梦的道教医学家。除此之外,由葛洪所撰、经陶弘景增补而成的现存的《肘后备急方》中还有用其他药物治疗恶梦的诸多药方,如:“带雄黄,男左女右’;“以虎头枕’;“取雄黄如枣核,系左腋下”;“作犀角枕”;“以青木香内枕中,并带之”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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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梦是一个重要的日常生活现象,数千年来一直为人们所关注。我国虽然从上个世纪中期才正式开始产生专门的梦学,但实际上,在数千年的历史文化中,无论是儒、释、道,还是中医学,都已形成了以“占梦”、“攘梦”等为主要内容的一整套系统的梦的理论。
道教对于恶梦形成机制的认识以及“辟恶梦”之法的运用,有其独到之处,而且对我国传统医学的发展也产生过较为积极的影响。因此,研究道教的辟恶梦之法,既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博大精深的道教文化,也有助于加深我们对于传统梦学理论的认识。
中国古代对于梦的研究可以追溯到西周时期。当时,人们为了占梦而分“六梦”:
“一曰正梦,二曰噩梦,三日思梦,四日痞梦,五曰喜梦,六曰惧梦。”
汉郑玄注“正梦”曰:“无所感动,平安自梦’;
注“噩梦”曰:“惊愕而梦’;
注“思梦”日:“觉时所思念之而梦’;
注“痞梦”曰:“觉时道之而梦”;
注“喜梦”曰:“喜悦而梦”;
注“惧梦”曰:“恐惧而梦”。
“六梦”的划分在中国传统梦文化中影响深远,而郑玄的注解则明确地解说了梦的形成机制。
《周礼》之后,汉代王符在“六梦”的基础上又将梦做了更为细致的划分,指出:“凡梦,有直,有象,有精,有想,有人,有感,有时,有反,有病,有性。”后来,隋唐时期名医杨上善从临床的角度,删繁就简.将梦归纳为“征梦”、“想梦”、“病梦”三种,指出:“凡梦有三种:人有吉凶,先见于梦,此征梦也;思想情深,因之见梦,此为想梦也;因其所病,见之于梦,此为病梦也。”
这些有关梦的不同分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古代对于梦的研究的不断深入。“梦想”一词,往往与浪漫和美好联系在一起。但事实上,梦并不全是美梦,正如古人所分析的那样,日常之梦除了“正梦”、“喜梦”之外,还有“噩梦”、“惧梦”等令人惊恐的梦,这就是人们通常所指的恶梦。因此,人们在享受美梦所带来的快乐之余,时常也会受到恶梦的惊吓,很多人的正常生活甚至还会因而受到不小的困扰。
恶梦又称作“噩梦”、“梦魔”,古人也有“卒魔”、“魔不痞”等说法。现代医学将恶梦又名为“梦中焦虑发作”,因为做恶梦的人在梦中及惊醒之后常常会伴有严重焦虑和恐惧。
中国历史上关于恶梦的这类记载较多,最早的记载如《左传》:
“晋侯梦大厉,被发及地,搏膺而踊……坏大户及寝门而人。公惧,人于室。又坏户。公觉。”
所谓“大厉”就是指通常所说的鬼怪。晋侯梦见被一个披头散发,捶着胸脯跳跃而人的厉鬼追打,在他惊醒之后不由得恐惧万分,竟在几个月后因此而命丧黄泉。
此外,《周礼》等其他古籍中也有不少关于恶梦的记载。这说明古人对于恶梦已经有了较为深人的观察。关于恶梦的起因,如前所引,郑玄认为,恶梦是由于白日里突然受到惊吓或因心怀恐惧所引起的。对此,先秦道家以及后来的道教则提出了全然不同的观点。
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列子》,在借鉴和吸收《周礼》“六梦”思想的基础上,对于恶梦的成因重新做了解释。他说:此六者,神所交也。不识感变之所起者,事至则惑其所由然;识感变之所起者,事至则知其所由然。知其所由然,则无所但。一体之盈虚消息,皆通于天地,应于物类。故阴气壮,则梦涉大水而恐惧;阳气壮,则梦涉大火而烙炳;阴阳俱壮,则梦生杀。甚饱则梦与,甚饥则梦取。是以以浮虚为疾者,则梦扬;以沈实为疾者,则梦溺。籍带而寝则梦蛇,飞鸟街发则梦飞。
在《列子》看来,人做怎样的梦,与人的身体状况以及日常生活中的各种际遇有着密切的关系。如果人体内阴阳之气不协调、不适度,就有可能梦到恐怖的水火之灾或者生杀之难等,从而形成恶梦。我国现存最早的医书《黄帝内经》中也有相似的说法:“阴盛则梦涉大水恐惧……阴阳俱盛则梦相杀毁伤”;又如:“肺气虚则使人梦见白物,见人斩血籍籍”。
到了晋代，葛洪则用所谓“魂魄”之说来解释恶梦的产生,认为恶梦的产生是由于魂魄外游被邪物所拘执,想要回归人体而不得所造成的。他说:“魔卧寐不痞者,皆魂魄外游为邪所执录,欲还未得所。忌火照,火照遂不复人,而有灯光中魔者,是本由明出,但不反身中故耳。”葛洪不仅以道教的方式解释了恶梦的形成机制,同时也指出了防范恶梦的一些禁忌。这对后世道教形成完整的辟恶梦之法具有重要的影响。
道教较为系统的辟恶梦之法大致形成于东晋、南北朝时期,主要可分为以下三类:
其一,东晋上清派道书《洞真高上玉帝大洞雌一玉检五老宝经》中载有“太素真人教始学者辟恶梦法”:
若数遇恶梦者,一曰魄妖,二曰心试,三曰尸贼,此有厌消之方也。若梦觉,便起坐,以左手第二指捻人中三七过,啄齿三七通,而微祝曰:“大洞真玄,长炼三魂,常守七魄,第一魂速守七魄,第二魂速守泥丸,第三魂守心节度,速启太素三元君。某向遇不祥之梦,是七魄游尸来协万邪之源,急召桃康护命,上告帝君。五老九真,皆守体门。黄阔神师,紫户将军,把钱握铃,消灭恶津,反凶成吉,生死无缘。”
毕,又卧,必获善应,向造为恶梦之悉,则受闭于三关之下也。三年之后,帷感应而有梦也。梦皆如见将来之明审也,略无复恶梦,仍无不祥之想也。若夜遇善梦者,吉。应好梦而心中自以为佳,则吉感也。卧觉,当摩目二七遍,急闭目以两手掌从内向外摩之,叩齿二七,而微祝曰:“太上高精,三五丹灵,蜂宫明彻,吉感告情,三元守魄,天皇授经,所向谐合,飞仙上清,常与玉真,俱会紫庭。”毕,此大洞秘诀,以传于始涉津流者也。
这段“辟恶梦法”首先说明了造成恶梦的三个主要原因：魄妖、心试或尸贼,并认为,“遇不祥之梦,是七魄游尸来协万邪之源”,也就是说,恶梦是由于人的心以及魂魄中了鬼邪而造成的。这一关于恶梦形成原因的解释,与葛洪的说法如出一辙。
重要的是,这里还阐述了辟恶梦的具体做法:按摩有关穴位或身体部位,“以左手第二指捻人中三七过,啄齿三七通”,“摩目二七遍,急闭目以两手掌从内向外摩之,叩齿二七”;同时,默念祝词,祈求神灵,驱邪还魂。此外,这段“辟恶梦法”还阐述了求得善梦的做法。
其二,南朝宋灵宝派道书《洞玄灵宝道学科仪》中载有“解恶梦品”:
凡是道学,当知古之真人,其寝不梦,其觉无忧。炼心未精,六识缘境,日以心斗,招得恶梦。若道士、女官及外众男女,遇恶梦时,当长跪,向北方启太上大道君,言其状,乞得返凶为吉,返祸成福,密呢曰:“太真玉女,侍真卫魂,三宫金童,来守生门,化恶返善,上书三光,使我长生,乘景驾云。”呢毕,咽唾七过,“尸齿七通,返枕更卧,凶邪消化,返祸为福。梦忏所见非常,懊无语人,不言则吉,论之则凶,不论不言,万代无患也。
这段“解恶梦品”认为,养生的最高境界其实是无梦,而恶梦的发生则是缘于心性修炼不精、平日里受到了鬼邪的侵扰而招致。显然,灵宝派的这一有关恶梦形成机制的解释,与上清派有着一定的区别。但是,在辟恶梦之法方面,两派则大同小异,或是默念咒语,祈求神灵,或是“咽唾七过,叩齿七通”。需要指出的是,“解恶梦品”还认为,恶梦醒来之后必须“慎无语人”,不得告诉他人,否则就会有凶险。
其三,南朝梁道士陶弘景在治疗恶梦方面,总结了以往道教的辟恶梦之法。
他的《真浩》记录了上述“太素真人教始学者辟恶梦法”,并且发挥了《洞玄灵宝道学科仪》“解恶梦品”中所谓恶梦“不言则吉,论之则凶”的思想,指出:“善梦可说,恶梦默之,则养性延年也。”
与此同时,陶弘景还十分重视用药物治疗恶梦。《真浩》记载:“枕察香一具于颈间,辟水注之来,绝恶梦矣。常存三关佳也。”应当说,陶弘景是较早提出应用赓香治疗恶梦的道教医学家。除此之外,由葛洪所撰、经陶弘景增补而成的现存的《肘后备急方》中还有用其他药物治疗恶梦的诸多药方,如:“带雄黄,男左女右’;“以虎头枕’;“取雄黄如枣核,系左腋下”;“作犀角枕”;“以青木香内枕中,并带之”等等。
#修行必读# https://t.cn/Rcdt451
张晓红：为什么现代中医出不了古代大医？
前几日一个师弟问我，现代中医为什么培养不出像古代一样的大医？在古代无论哪个年代都有日诊二三百人的大医家。例如叶天士在当时的名气可以说是全国上下无人不知，而当时并没有像现在这么优秀的传媒做宣传。
在古代无论哪个年代都有日诊二三百人的大医家。例如叶天士在当时的名气可以说是全国上下无人不知，而当时并没有像现在这么优秀的传媒做宣传。
民国时期也有很多这样的医生如丁甘仁、费伯雄等，以及每个大的城市都会有一两个这样的大医。为什么现在的中医就没有？
在50年以前每个城市都有全城皆知的名医（这里的全城皆知包括该城所附带的乡镇农村，往往名医很多是在农村），而现在随便找一个城里人，问问当地的名医，恐怕没有几个人能说出口。
因此事实摆在眼前，无论你怎么牛气，怎么目中无人，我们必须要承认的是我们的医术不及古圣先贤，我们的医术不如叶天士、李东垣、朱丹溪、丁甘仁，哪怕是北京四大名医的随便一个我们的医术均不如。
他们随便的一个便日诊二三百人，我们现在日诊五十人就很了不起。为什么呢？难道是我们不够努力吗？难道是我们看的书不够多吗？还是老天要灭我们中医呢？为何现代中医不如古代中医？
现在我就分析一下古人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大医，与我们最根本的差异在哪。
1、门诊病号量大
成为古代的大医，首先的条件就是要有非常大的门诊病号量，这样才可能让病人传病人而成为名医。
如果我们常年每天看20个病人（这在现在就不少了）即使是全部看好，这种传播速度也很难成为老百姓心目中的名医。若要真正成为老百姓心目中的名医就要日诊非常的大，因为百姓信任病人就会越来越多，越传越远，真正的名医必然会达到日诊二三百人。
现在就以日诊二百人为例，而一个医生一日的工作时间为八小时，那么看一个病人的时间应该在两分钟多一点。那么现在就请思考两分钟的时间对于医生可以做什么？
医生诊病需要望闻问切，望诊与闻诊可以夹杂到其他的诊断中不需要消耗时间，诊脉古人要求必须五十动以上，也就要消耗接近一分钟，前一个病人起身走后一个病人坐下这也要十秒钟左右，医生写一张处方也需要二十来秒，剩下的时间是问诊时间，也就是说医生的问诊时间只有三十秒左右。就算是把两分钟都给问诊亦很难能够精确的辩证，更何况三十秒的问诊只能了解各大概情况，根本无法细致了解。
2、古人治病思路：切脉
也就是只剩一个可能，医生诊完脉之后就对自己所要开的处方心中有数，然后再问几句，看看与自己所想的是否相同，只要相同那么处方即没问题，而且这种有效率绝对很高。
也就是说古人治病根本不是现在讲的辨证论治。
我不是在开玩笑，虽然教科书上写着中医的精华为整体观念和辩证论治，但是很抱歉事实并非如此。也许你头脑中的反应是这个王庸医简直疯了，请听疯人把话说完。
首先我要说的是“辨证论治”四个字最早是由民国时期的祝味菊提出的，并非古人所说。而现在中医课本教我们的诊疗系统是这样的：以一个常见的肝气郁结为例，病人生气后出现口苦、胸胁支满脉象弦，舌质红。
我们的思维是这样的，病人口苦、胸胁支满、脉象弦，舌质红这些症状结合起来得出一个证，这个证是肝气郁结，通过这个证来处一张处方。
这不是古人的治病思路，古人是通过切脉之后已经知道此人的整体状态，古人摸到弦脉知道人体的气机出现了郁滞，然后摸到左关脉弦的最厉害知道人体气机郁滞在肝，然后通过其他脉分析其他脏器状况，此时的治疗思路已经清楚，用药缓解左关脉弦同时照顾其他脉象，然后问病人是不是口苦、胸胁支满等，但见一证便是，处方便出，如此诊疗时间又短，疗效又高。
也许你会说我胡说八道，那我就给你找几个证据。
（一）证据一
就是随便一本古代临床大家写的书，随便一本便可，只要你放下你的成见，忘掉一切，慢慢的读，很容易看出来。
如张锡纯，他看到左寸脉不足就用点柴胡、升麻之类的提提气，看到左寸脉散大就用些黄芪之类的填一填，看到散大且上逆就用点代赭石、龙骨牡蛎等降一降，看到迟脉散大就用山萸肉收一收，请自己仔细看。大医家无一不是如此，尤其是金元的李东垣（《脾胃论》）、朱丹溪（《脉因证治》、《丹溪心法》），明代的周慎斋（《慎斋遗书》）、李中梓（《医宗必读》），民国的王雨三（《治病法规》）、丁甘仁（《丁甘仁医案》），近代的赵绍琴（《文魁脉法》）、蒲辅周（《蒲辅周医案》）等等其对脉象描叙非常细致，请仔细阅读。
（二）证据二
就是现在还有很多老人找中医看病的时候只把胳膊伸出来，不说话，现在医生遇到这种情况往往不可理解，其实在老人小的时候看病就是这样的，到了医生那里，很礼貌的把手伸过去，医生诊完脉后问什么就很恭敬的回答什么，然后恭敬的领完药回家，不像现在病人生怕你不知道他得了什么病，拼了命的唠叨，其实说多了只会增加辩证的难度。
按现在传授的辩证论治是个很累的脑力劳动，而且很多推理很容易错误，而古人的通过脉象了解人体的整体状态然后处方，即省力而且临床疗效也高。
3、振兴中医：要自强，多反思
最近和一个七十多岁的老病人聊天，她告诉我她的亲身经历，她说唯一佩服的名医是济南已故四大名医之一的魏继贤（此人无学术传人）。她年轻时有头晕病总是治不好，找魏继贤看病，排了很长时间的队之后，魏继贤给她诊了一会脉，然后开了一张方，然后说了两句话。
老人现在记忆犹新，第一句话是“三副药”，稍一停顿第二句话是“包好”。吃了两幅药就痊愈了，至始至终两个人只说了这两句话。
像这样的中医以前很多，现在的培养模式再也培养不出这样的中医了。因为在刚接触中医时就接触了教课书的模式，将中医定格化，将方向固定化，方向一旦错了，永远也到不了巅峰。望同道多反思，将中医还原原本的样子，振兴中医。如果每一个城市都有日诊二三百人的中医，何愁中医不兴盛？中医要自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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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日一个师弟问我，现代中医为什么培养不出像古代一样的大医？在古代无论哪个年代都有日诊二三百人的大医家。例如叶天士在当时的名气可以说是全国上下无人不知，而当时并没有像现在这么优秀的传媒做宣传。
在古代无论哪个年代都有日诊二三百人的大医家。例如叶天士在当时的名气可以说是全国上下无人不知，而当时并没有像现在这么优秀的传媒做宣传。
民国时期也有很多这样的医生如丁甘仁、费伯雄等，以及每个大的城市都会有一两个这样的大医。为什么现在的中医就没有？
在50年以前每个城市都有全城皆知的名医（这里的全城皆知包括该城所附带的乡镇农村，往往名医很多是在农村），而现在随便找一个城里人，问问当地的名医，恐怕没有几个人能说出口。
因此事实摆在眼前，无论你怎么牛气，怎么目中无人，我们必须要承认的是我们的医术不及古圣先贤，我们的医术不如叶天士、李东垣、朱丹溪、丁甘仁，哪怕是北京四大名医的随便一个我们的医术均不如。
他们随便的一个便日诊二三百人，我们现在日诊五十人就很了不起。为什么呢？难道是我们不够努力吗？难道是我们看的书不够多吗？还是老天要灭我们中医呢？为何现代中医不如古代中医？
现在我就分析一下古人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大医，与我们最根本的差异在哪。
1、门诊病号量大
成为古代的大医，首先的条件就是要有非常大的门诊病号量，这样才可能让病人传病人而成为名医。
如果我们常年每天看20个病人（这在现在就不少了）即使是全部看好，这种传播速度也很难成为老百姓心目中的名医。若要真正成为老百姓心目中的名医就要日诊非常的大，因为百姓信任病人就会越来越多，越传越远，真正的名医必然会达到日诊二三百人。
现在就以日诊二百人为例，而一个医生一日的工作时间为八小时，那么看一个病人的时间应该在两分钟多一点。那么现在就请思考两分钟的时间对于医生可以做什么？
医生诊病需要望闻问切，望诊与闻诊可以夹杂到其他的诊断中不需要消耗时间，诊脉古人要求必须五十动以上，也就要消耗接近一分钟，前一个病人起身走后一个病人坐下这也要十秒钟左右，医生写一张处方也需要二十来秒，剩下的时间是问诊时间，也就是说医生的问诊时间只有三十秒左右。就算是把两分钟都给问诊亦很难能够精确的辩证，更何况三十秒的问诊只能了解各大概情况，根本无法细致了解。
2、古人治病思路：切脉
也就是只剩一个可能，医生诊完脉之后就对自己所要开的处方心中有数，然后再问几句，看看与自己所想的是否相同，只要相同那么处方即没问题，而且这种有效率绝对很高。
也就是说古人治病根本不是现在讲的辨证论治。
我不是在开玩笑，虽然教科书上写着中医的精华为整体观念和辩证论治，但是很抱歉事实并非如此。也许你头脑中的反应是这个王庸医简直疯了，请听疯人把话说完。
首先我要说的是“辨证论治”四个字最早是由民国时期的祝味菊提出的，并非古人所说。而现在中医课本教我们的诊疗系统是这样的：以一个常见的肝气郁结为例，病人生气后出现口苦、胸胁支满脉象弦，舌质红。
我们的思维是这样的，病人口苦、胸胁支满、脉象弦，舌质红这些症状结合起来得出一个证，这个证是肝气郁结，通过这个证来处一张处方。
这不是古人的治病思路，古人是通过切脉之后已经知道此人的整体状态，古人摸到弦脉知道人体的气机出现了郁滞，然后摸到左关脉弦的最厉害知道人体气机郁滞在肝，然后通过其他脉分析其他脏器状况，此时的治疗思路已经清楚，用药缓解左关脉弦同时照顾其他脉象，然后问病人是不是口苦、胸胁支满等，但见一证便是，处方便出，如此诊疗时间又短，疗效又高。
也许你会说我胡说八道，那我就给你找几个证据。
（一）证据一
就是随便一本古代临床大家写的书，随便一本便可，只要你放下你的成见，忘掉一切，慢慢的读，很容易看出来。
如张锡纯，他看到左寸脉不足就用点柴胡、升麻之类的提提气，看到左寸脉散大就用些黄芪之类的填一填，看到散大且上逆就用点代赭石、龙骨牡蛎等降一降，看到迟脉散大就用山萸肉收一收，请自己仔细看。大医家无一不是如此，尤其是金元的李东垣（《脾胃论》）、朱丹溪（《脉因证治》、《丹溪心法》），明代的周慎斋（《慎斋遗书》）、李中梓（《医宗必读》），民国的王雨三（《治病法规》）、丁甘仁（《丁甘仁医案》），近代的赵绍琴（《文魁脉法》）、蒲辅周（《蒲辅周医案》）等等其对脉象描叙非常细致，请仔细阅读。
（二）证据二
就是现在还有很多老人找中医看病的时候只把胳膊伸出来，不说话，现在医生遇到这种情况往往不可理解，其实在老人小的时候看病就是这样的，到了医生那里，很礼貌的把手伸过去，医生诊完脉后问什么就很恭敬的回答什么，然后恭敬的领完药回家，不像现在病人生怕你不知道他得了什么病，拼了命的唠叨，其实说多了只会增加辩证的难度。
按现在传授的辩证论治是个很累的脑力劳动，而且很多推理很容易错误，而古人的通过脉象了解人体的整体状态然后处方，即省力而且临床疗效也高。
3、振兴中医：要自强，多反思
最近和一个七十多岁的老病人聊天，她告诉我她的亲身经历，她说唯一佩服的名医是济南已故四大名医之一的魏继贤（此人无学术传人）。她年轻时有头晕病总是治不好，找魏继贤看病，排了很长时间的队之后，魏继贤给她诊了一会脉，然后开了一张方，然后说了两句话。
老人现在记忆犹新，第一句话是“三副药”，稍一停顿第二句话是“包好”。吃了两幅药就痊愈了，至始至终两个人只说了这两句话。
像这样的中医以前很多，现在的培养模式再也培养不出这样的中医了。因为在刚接触中医时就接触了教课书的模式，将中医定格化，将方向固定化，方向一旦错了，永远也到不了巅峰。望同道多反思，将中医还原原本的样子，振兴中医。如果每一个城市都有日诊二三百人的中医，何愁中医不兴盛？中医要自强。
本文源于网络，
一年多没打开这个联想平板了，突然发现页面的语音已是一年之前。这是我这一年来很重要的一个朋友，语音发自刚认识十天左右。听听那个时候聊天的语气，突然想起双食记里面的一句台词：“我想要初见时的美好，曾经的信任，还有你对我说过的那句话...... ”无论是友情工作生活，其实最美好的往往是事物本身最初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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