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环顾白雪覆盖的中原大地，麦苗还没出芽呢！我情不自禁地哭了。我想起一个战国时代越王勾践讨伐吴国的故事：在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以后，越国复仇之师在河边誓师出征，越国一位老者把存了十年的一坛美酒献给国王勾践，勾践没有独自享用，当即倾入河中，下令全军迎流而饮。无论古今，这样的军队必胜。——我相信！

五十年代初，士兵们的枪膛渐渐冷却下来，战争的硝烟在绝大部分领土上消失，全中国各族人民正在欢欣鼓舞地走向“理想的天堂”。——我相信！

对于我来说，1957年春天那场猛烈的反右派运动，如同晴天霹雳一般。结果是数以万计的知识分子被划为右派。因言获罪，因忠言获罪。在客观上，摧毁了大多数中国人心中的诚信。做梦也没想到，我这个“自己人”也被戴上了一顶“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桂冠。

在那个年月，右派桂冠可不是化装舞会的戏谑。一个理想主义者被“理想”抛弃。同时，被社会抛弃，被人群抛弃，思想库存里立刻一贫如洗，安身立命之本顿时塌陷。此情何堪？仅仅是带给亲人们的屈辱就能把人压死。

由于难以忍受这种巨大的奇耻大辱，愤而自尽者、夫妻离异者大有人在。即便是往日生死之交的战友狭路相逢，也唯恐避之不及。就像傣族历史上的一种陋习，某人如果一旦被巫师或众人指认为“琵琶鬼”，他随即就变成了一头活在人群中的猪狗，直至死。

点击此处 白发变黑发

我们家是一个新婚燕尔的二人世界，妻子王蓓是年轻的电影演员，她会怎样看待我们所面临的奇耻大辱呢？她曾经是那样自珍自爱。从今以后她还能挽着“反革命”丈夫的臂膀上街吗？

等我回到家，她的第一道目光，仍然是往日的温情。当有些人为了羞辱我，组织一些小学生在我的窗前齐唱“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右派分子夹着尾巴逃跑了”的时候，她竟敢冒险走出去劝说小朋友们离开。更有甚者，她还多次到我劳动改造的场所陪我去加班干活。

那时我发现，我是多么低估了她。不仅低估了她，也低估了我的老母亲。母亲在八年抗战期间，曾经靠拾麦穗、剥树皮把我们五个年幼的兄弟姐妹拉扯大。一个字不识的山里女人，善良、软弱，却不得不在日军宪兵队审讯室里面对凶神恶煞。

1958年夏天，她千里迢迢来看望我。刚从轮船上下来的母亲，当即在我脸上发现了我的极度沮丧，她小声在我耳边说：“对娘说句真话，真的是你错了吗？”

 我摇摇头。停顿了好一会儿，她老人家才再问了一句：“……还给你发粮票不？”“给。”“给粮票就行，叫媳妇生个儿子。”

两年后，癌症手术后的妻子，无视医生的劝阻，冒险为我们生下一个儿子。我最亲近的两位女性，在大难临头的时候，没有讲过一句抱怨或开导我的话。——我相信！

 一个年轻当红电影明星，突然因为丈夫的原因，列入“限制使用”的另册，她竟然那样自然地就接受了下来，心安理得，毫无怨尤。

我在工厂里劳动改造，每两个星期才能回家一次。一个周末，妻子在摄影棚做夜班还没有回家，疲惫不堪的我，回来之后倒头便睡，黎明时分醒来，发现妻子通宵未归，走到窗前才发现，她正坐在门廊台阶上打盹，丁香花正在她头顶上纷纷扬扬地飘落。一问才知道，她在子夜时分就回来了，怕开门惊醒我，才坐在门外等待晨光的。

 又有很多年了，没有机会重访往日的居所，那里的门廊下依旧是丁香似雪么？——我相信！

1964年，为了活得体面些，我重新回到军队，心里又点燃起“理想”之光。心甘情愿地与妻儿两地分开，一年一次鹊桥相会，又把他们放进次要和被忽视的境地了。

“文革”开始，造反派从我宿舍里搜出一封家书，妻子仅仅在信中为我的处境说了两句委屈和焦虑的话。他们竟然对她实行残酷的武斗，几次悬空踢倒在地，几乎丧命。接着就是整整七年不能与妻儿见面。

“文革”后，我又为一些与“理想”相关的物事奔忙起来，妻儿仍然被放在次要和被忽视的境地。儿子是怎样活下来的，是怎样长大的，是怎样考取大学的，为人父的我，竟然一概不知。可想而知，她付出过多么大的艰辛。——我相信！

点击此处 查看详情

     一位法国作家曾经这样问过我：

   “您还在守望着您的理想吗？”

 我回答说：

     “我守望的只剩下了一条底线。”

  “那是一条什么样的底线呢？”

  “善良的民众不再蒙冤，不再蒙羞，不再蒙骗。

    “这条底线可不算很高啊！”

     “可我以为，这条底线在有些地方仍然高不可攀。”——我相信！

如今，一双耄耋老人，相依为命，总应该平静下来了吧？不！五年前，妻子又罹患阿茨海默症，暮年的天空，立即一片阴霾。我原以为罹患阿茨海默症，就意味着在患者的意识里失去了过去，也失去了现在和未来。不会有欢乐，当然也就不会有痛苦。

不久，我发现，并非那样简单。她似乎又回到了童年，重新开始认识这个“陌生”的世界。“什么是洗手间？”“什么是橙汁？”“什么是遥控器？”电视屏幕里在下雨，她会喊：“收衣服！下雨了！下完雨，才会下太阳呢！”偶尔，她也会灵光一闪，小声责备自己：“是我的错，一定是我的错。”

许多朋友都知道，她是一个少见的淡泊名利的演员。以往的影戏剧照早已散失殆尽。近来她竟会反常地把一些从书报上剪下来的图片，摆进玻璃书橱里，虽然有时候甚至她连图片中的自己都不认识。

现在她对所有年轻人都叫大哥大姐，有时会把我误认为是她早年仙逝的父亲，准确地说，是父亲和丈夫的重合，管我叫“老爸”，或者“老爷子”。

据我所知，她自幼缺少父爱，父亲是个无暇顾家的人，生前总是在他那小小的钱庄里忙忙碌碌。自她十七岁从父亲手里接过一只小皮箱，随着电影导演孙瑜离家去上海以后，就再也没见到父亲了，在父亲辞世的时候，战乱阻隔了回乡之路，未能和父亲诀别。

可以说，现在她已经生活在另一个陌生的空间了，几乎一无所有，但她依然保留着一个贫困年代的“习惯”，但我不知道应不应该把它称为“习惯”。那就是牙膏皮都可以换钱的年代，从地上拾起来的每一张破纸片，她都要抹平珍藏起来，她的“保险柜”就是自己的床。要是不帮她清理，她的床很快就成了垃圾堆。

我发现，如果说她已经完全失智，是不对的。她有一根弦始终没有被割断，那就是我和她之间那根弦。我是她唯一认识的人，顿顿服药、吃饭、喝水，都要让我首肯。“老爸！这能吃吗？这能喝吗？”

每当我要外出的时候，问她：“你在家休息吧？”她总是像孩子那样回答我：“我不总是跟着你的吗？”我只好带着她，即使是开会，她静静地坐在一旁，微笑颔首，一言不发，谁都不会把她当做病人。当我一定要独自外出的时候，她会大喊：“你想想，我能单独留下吗！”她隐隐约约地能意识到自己独处时没有安全感。是的，万一我不得不从她身边离去，那将不是我一个人的灾难。——我相信！

 最近，我的八岁的小孙女聪慧，无意中听到爷爷在碟片里朗诵诗歌的声音。她立刻就安静下来了，坐在一张小板凳上，低着头，一动也不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