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明理学的源流
1、宋代理学为什么会起源
（1）、收拾人心
拨乱反正的需要。
唐末五代十国武人专政，风气败坏，道德沦亡，毫无廉耻，宋代读书人为扭转这不良风气，挽救人心社会，从教化入手而开讲学之风，促成理学存在基础。

（2）、与佛教争夺人心
抗击西方意识形态。
隋唐以来，佛教迅速发展，其精密思辨特点，对中国儒家这种缺乏逻辑思辩能力的格言式学说产生了致命的冲击，几乎瓦解了儒家学说。尤其是禅宗所讲的“明心见性”之道影响为最大。
儒家思想一向以现实社会的伦理纲常为主，但是大多是结论，缺乏哲学上的推理系统，无法解释疑惑，无法让人信服。
儒家学说是实用主义的，强调学以致用，其核心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政治技术，离不开功名利禄，没法进入形而上学境界，无法超越自己，例如儒家从不讨论：人是什么，我是谁，为什么活着，人可以知道的知识边界是什么这类古希腊时代热门的问题。

但是人类与动物不同，必然会问精神上的问题。由于我们精神是可以超越有限和无常的，但是精神的载体不论是生物身体或宇宙（六合八荒为宇。古往今来 为宙）都是有限和无常的，都有起点和边界。这就导致一个人生基本苦恼，也是一个人的基本问题：在物质领域不存在无限永恒，而人的精神却在追求超越这种有限 和无常。这样超越的的结果必然是从自我进入忘我，从理性进入信仰，从清醒进入混沌，超越的必然结果是无长短大小，先后轻重这些基于时空尺度的比较概念（超 越的标志就是消灭了时空概念，所谓坐忘的特征就是不知何地，不知何时），这种纯粹的精神永恒和无限境界按照很多超越者的描述时存在的，这就是所谓的彼岸， 不过这个彼岸只有精神才能达到，载体是去不了的。这个境界给中国的士大夫阶层打开了以上大门，远远超越了儒家政治技术学说的境界，导致儒家学说节节败退。

所以就算是唐代儒学得到政府大力倡导，但是由于儒学知识体系和逻辑体系的粗糙，实际影响却远不及佛学，甚至日益衰微，气息奄奄，士大夫阶层均以修行超越标榜。

宋初学者为建立儒学能够对抗佛教的逻辑体系和形而上学体系，不得不吸收道教和佛教中关于宇宙本体的概念（因为自己没有，儒家学说本质是如何做官的官场学说），作为建构自己的宇宙论和本体论，这就是理学。

（3）、儒学需要改革
传统意识形态需要修补。

儒学自两汉以至隋，已由孔、孟、荀的儒学变为经学，已经僵化到奄奄一息，必须创新求生。

经学从西汉、东汉到唐代，已由注重微言大义的今文经学一变而为专重训诂考据的古文经学，由笺注经传的“注”再变而为“注”作“注”的疏，致力于文 字训诂名物考据、章句分析，与孔、孟、荀“尊德性”、“论政治”的学风距离越来越远，而且笺注日趋繁琐，而唐人作“疏”，例不破“注”，即“注”有错误亦 不会指出，反而代为解释维护，这种琐屑的讲疏，有违孔、孟遗意，忽略先哲经传中所含义理的讨究，舍本逐末。已经走投无路。

其实韩愈、李翱的作《原道》、《复性书》时，就已经提出要创新，
他们鄙弃汉儒琐碎的训诂、章句之学，要专究于修己、治平之道，而着力于做人的工夫。

（4）、宋朝中央政府需要
君主大力提倡。是巩固权力的需要。
宋初各帝鉴于唐末五代以来伦理道德崩溃，臣民的廉耻之心尽丧，社会风气因此而败坏不堪，使一般的士人只求荣利，不重气节。如五代的冯道历事四姓十君而不以为耻，反而自称为“长乐老”洋洋自得。

更由于宋朝得位不正，担心武人效仿陈桥驿故事，所以坚定执行重文弃武国策，认为让国人多读书，就能防患于未然。
所以从宋太祖立国开始，便执行文做官而分利的政策，极力提倡文教，奖励儒学，力崇实践，专事于修养的工夫。

于是社会风气为之转移，进而成为宋儒致力于身心修养的理学。

国家政策的支持，导致宋代书院极盛，例如白鹿、岳麓、应天、嵩阳四大书院。书院多聘请名儒主讲，他们大多排斥功利，崇尚道义，教学宗旨在于发扬孔门义理之学及修己立人之道，开启了理学身体力行的风气。
这样也就彻底解除社会精英可能对宋家皇位的威胁。当然后遗症是让整个民族变成小白兔，精神被阉割，人人是太监，整个国家精神上不堪一击。

2、周敦颐
理学的开山鼻祖是周敦颐，周敦颐传程颢、程颐，二程再传朱熹，而奠定理学的基础。

周敦颐主要成就是《太极图说》和《通书》。
《太极图说》以图形说明宇宙发生的原理和次序，《通书》则重在阐述“诚”的意义。

周敦颐学说渊源于道家的太极、阴阳五行之说，参以佛家的心性，而以儒家仁义之道为宗。他核心名句是以“无欲故静”作为修养方法（实际是来自佛家“清静寂灭”之说，又与道家的“恬静无欲”有相近地方）。
周敦颐认为宇宙的起源乃由“无极而太极”，“太极”是宇宙的本体，“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动极而后静，静极而后动，循环不息而生金、木、水、火、土五行，由五行而生万物。

在人生方面，周敦颐认为阴阳五行配合得最恰当的就是人，所以万物中以人最灵秀，具有太极之理、五行之性，受太极“纯粹至善”的“理”，故人之性本来是善。
宇宙既由金、木、水、火、土五行构成，则人亦有仁（木）、义（金）、礼（火）、智（水）、信（土）五常。

其见诸实施，则不外乎仁义二者（所以配合阴阳）。
仁义之性，皆是善的，但用得不当，却可变为恶，所以人要不离乎中正以立“人极”（做人的标准），欲立“人极”，必须无欲、主静，无欲便会心灵虚 静，于事物的是非利害的考虑上便能居于中道，明理通达，而在行动上便自然的正直无私，能做到这样的话，便能达到至诚的境界，也是一个圣人的境界，同时也是 一个太极的境界，达至儒家追求的最高境界──天人合一。

周敦颐的学说已将宇宙论与修身为人之道揉合一起，建立起理学基础。
3、程颢和程颐
程颢、程颐的学问就是在《通书》基础上发展的。
但是二程不喜欢探讨宇宙问题，而主张直接从人生实际经验来建立人生的道理，因此教人从实际生活与内心体验上来寻求修养的方法。

程颢认为天下一切真理必须经过亲身体验，才不会流于空谈，他认为“天理”在于“仁”，人如能具有仁德，便能与天地万物为一体，所以学者必须先“识 仁”，他说：“学者须先识仁，义、礼、智、信皆仁也”。他认为“仁”在人之本性中，不须外求，只要“明心”，便能“见性”，便能“求仁”“得仁”，我们明 白这道理后，便须紧记不忘，更要身体力行，一切行事，皆本此心去做，即所谓以“诚敬存之”，所以“诚”与“敬”便是明道、修身、养性的法门。

程颢侧重“心”的修养，认为“舍心之外天下无理”，要人“自其心体验天理”。
总之，程颢认为学者须先识仁，然后以诚敬存养。他重内心体证，认为人必须透过内心反省以掌握做人、修养的道理。名言是“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

程颐论“心性”与程颢相同，但论“诚、敬”方面的修养则不一致。程颐提出“存天理，去人欲”的方法在“涵养”和“进学”两方面，并认为“涵养须用 敬，进学在致知”、“诚意在致知，致知在格物”。一方面修己的意志，使之专一集中，不为外物所动（敬）；一方面今日格（“穷”(求)的意思）一物（理）， 明日格一物，然后加以归纳，便会豁然贯通，明白万物都是一理。他主张“持敬”与“穷理”并重。
这是朱熹朱熹道问学、即物穷理之学说的来源。

4、朱熹
朱熹集宋代理学之大成，他认为“格物”、“致知”可帮助了解个别事物的理，从而归纳了解宇宙的天理，因此他认为修养方法在“道问学”以致知，“存天理”以去人欲。

朱熹认为宇宙间万事万物都有一个真理存在，这个真理就是“太极”。至于“真理”要表现而成为具体的形象，则有赖于“气”。他说：“理也者，形而上 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由此而解释到人、物的形成：“理”与“气”合而构成人，由于气中有清、浊，因而人性亦有善、有 恶。

因此，朱熹教人从善，要“存天理，去人欲”。
要去人欲，便必须“敬”与“致知”。
所谓“敬”，是要使人的一己之心，常常受到警策监督，一旦有私念私欲的萌芽，便要马上加以克制；“致知”即求取学问的意思，他以为天下之物理精髓皆具于圣贤书中，所以读圣贤典籍便是致知的所在，而古书则以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为六经的阶梯。

人若做到“敬”与“致知”，是绝对可以到达至德、至善、至理的境界。

宋代的理学经朱熹提倡而大盛。

5、邵康节（邵雍）
另外一个原创者是邵雍，着有《先天图》等。他根据《易传》关于八卦形成的解释，参杂道教思想，认为宇宙之本是“太极”，亦即是“道”、“心”（换 言之道是天地万物的本源）；太极永恒不变，而天地万物皆有消长、有终始，人如能知天地万物之道，便能参天地、育万物，成为天地万物的主宰（简单说就是天人 同构）。

6、陆九渊

另外一个原创者是陆九渊，他认为“宇宙即吾心，吾心即宇宙”，故透过自我内心的反省即可了解天理；他重视持敬，持敬使人能明心见性，因此他强调反省，认为知识的多寡与个人修养无必然关系。而提倡“尊德性”。

陆九渊特别注重持敬的内向工夫，主张心即是理，不容有二，认为即物穷理为支离破碎，而教人先发明本心之明，而后博览，以应万物之变。陆九渊名言：“学苟知本，六经皆我注脚”。陆九渊启发了明代王阳明的心学。

7、张载
还得介绍一下张载。张载是继孙复、范仲淹经世济人的思想再加以性理的参透而成。张载治学以《易》为宗，以《中庸》为体，以“孔孟”为法。

张载认为万物的生长发展都由于气的聚散、动静，气中又有阴阳二性，沉、降、静之性是阴性，浮、升、动之性是阳性，气有聚散，气聚则物成，气散则物 毁。气的聚散，有一定的规律。所以物的产生，有一定的秩序，这叫做“理”。“人”亦由气聚所产生，故亦得其性的部分，具有“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人 与万物俱生于天地之间，天地是人与万物的父母，人就应该努力破除“我”与“非我”的界限，而使个体和天地万物合一。为达这目的，首先要变化“气质之性”， 使它恢复为原来的“天地之性”；“天地之性”就是朱熹所说的“理”。

张载在《西铭》一文中阐明人对宇宙所应持的态度：“吾人之体”即“宇宙之体”，“吾人之性”即“宇宙之性”，我们应视宇宙为父母，应以事父母之道对待宇宙，应视天下之人皆如兄弟，天下万物皆如同类。

所以张载提出了“民胞物与”的主张。

张载核心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8、叶适

叶适是理学务实派（事功派）的代表人物，特点是“教人就事上理会，步步着实，言之必使可行，足以开物成务”（也即可行性优先于必要性）。叶适曾经与朱朱熹陆九渊鼎立而三。

叶适提倡功利，反对空谈性命，认为学者重点是学以致用，所以重典章、重经济、重致用，倡改革，主张“义理之学不必深穷”。认为“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主张“通商惠工，以国家之力扶持商贾，流通货币”，反对传统的“重本抑末”（即只重农业、轻视工商）政策。

叶适的哲学思想是：强调“道”存在于事物本身之中，“物之所在，道则在焉”。物由气构成，五行八卦都是气的变化形态。提出“一物为两”、“一而不 同”的关于事物对立统一的命题，认为事物对立面处于依存、转化之中，强调“止于中庸”。认识上主张“以物用不以己用”，提倡对事物作实际考察来确定义理。 反对朱熹陆九渊等等的性理空谈，认为糅合儒、佛、道三家思想提出“无极”、“太极”等学说的周敦颐纯属谬论。但是叶适显然缺乏思辩能力和逻辑能力，其哲学 思想比较浅薄。

叶适本人虽然强调实践，但是其门人多流于辞章，纯属口水党：“水心之门，有为性命之学者，有为经制之学者，有为文字之学者”。只有少数有“欲以事功见其门庭”。

【温度、热度、深度、态度——政协界别协商会生动诠释“中国式民主”】
　　两个小时，议程紧凑。讨论热烈、自由；观点交锋、融通。
　　坐下来、面对面，掏心窝、解难题。当委员与部委相关负责人在一起，会发生什么奇妙的反应？
　　7日下午，北京会议中心，一场探讨“民营企业在落实‘十四五’规划中的积极作用”的界别协商会正在进行。
　　与会的是全国政协工商联界别委员和来自国家发改委、科技部、市场监管总局、工信部的相关负责人。
　　“我要向四个部委各提一个意见。我希望发改委在国家工业互联网产业创新中心、研究中心的授予上能打开通道，让民企在面对国际形势变化时，能尽快锁定方向、拿出成果……”
　　国家特种计算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陈志列委员一口气分别向四部委抛出四条具体建议。
　　话音刚落，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连维良就表了态：“在解决‘卡脖子’问题方面，民营企业创新机制灵活，创新效率高，是重要力量。我们将制定出操作性办法，使更多民营企业参与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参与国家产业创新中心、技术创新中心、工程研究中心等建设，为我国技术和经济安全作出积极贡献。”
　　全国政协全体会议期间召开界别协商会议，是十三届全国政协的创新举措。
　　当天下午，共有五场界别协商会在不同驻地同步举行，委员们分别围绕各自关心议题开展界别协商。逾十个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单位的负责同志参会，听取委员们的意见和建议。
　　在民革界别协商会议现场，委员们围绕“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服务保障”的话题，展开热议。
　　“新就业形态从业者面临就业不稳定、收入水平低、职业伤害等风险”“很多平台都不和劳动者签订劳动协议，劳动者权益得不到保障”“职业安全健康权益难以得到合法保护”……
　　委员们把调研成果与日常所思所想相结合，融入各自专业特长，在发言中，举例子、摆数据、提建议。
　　前来参与界别协商会议的相关部门负责人连连点头，手中的笔始终没有停下。人社部副部长汤涛现场直言，委员们的发言很有深度、很有见地，希望能把发言材料带回去，“这对我们的工作会很有帮助”。
　　“如果劳动权益保障问题不解决，平台企业是走不远的”“我们还需要不断探索这方面的法制建设，我们执法的方式和手段也需要改善”……
　　人社部、工信部、市场监管总局的相关负责人对委员们求真务实的真知灼见表示感谢，并表示将认真研究，及时采纳。
　　委员们了解了部门的关注和最新动作，部门负责人们带回了委员们的调研报告与建议。这也是界别协商会的作用——让来自基层的声音，直接传递到政策制定、执行部门，让问题得到加快解决。
　　北京友谊宾馆友谊宫聚英厅，一场生动的对话正在进行。
　　“我们需要凝练一些未来产业的关键问题，加强基础研究，实现关键核心技术的自主可控。”中科院院士田刚委员说，比如二维码和区块链技术核心的理论基础就是数学。“数学基础研究对于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实现更多‘从0到1’的突破，意义重大。”
　　科技部部长王志刚回应，确实应该要研究重大问题、做有价值的研究。
　　解剖麻雀，举一反三。民盟界别的60多位委员，与来自科技部、教育部、工信部的相关负责人一起，将前沿科研领域问题细致剖析。
　　聚焦热点，不回避难点，是界别协商的重要特点。
　　教育是永恒的话题。民盟中央副主席陈群委员提出，在基础教育改革继续推进、也符合教育公平的同时，建议给一些有特殊才能的、各方面有天赋的学生，创设一条特殊培养和选拔的通道。
　　“高等教育普及不等于没有精英教育。在拔尖创新人才选拔方面仍然要去试，要开辟一些新天地。”教育部副部长翁铁慧说，教育部正在尝试用超常规的办法，选拔学业好又对基础学科真正有兴趣的孩子。比如在36所“双一流”高校进行“强基计划”招生；再比如支持清华大学推出“丘成桐数学科学领军人才培养计划”，选拔出的学生可以不参加高考。
　　听到这些，中国美术馆馆长吴为山委员立刻和故宫文物医院院长宋纪蓉委员轻声交流。“这个路子好，有些数学特别有天赋的孩子，可能英语没那么好。”“对，得给这样的人才开个口子。”
　　关乎推动养老保险体系可持续发展的主题交流，让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别协商会议充满民生关怀和温暖色彩。
　　围绕农村养老问题，四川省民政厅厅长益西达瓦委员在四川内江和自贡两地，对180家农村敬老院、763位老人、404名敬老院管理人员、176名基层民政干部做过详细调研。
　　面对着相关部委负责人，他拿出了自己的调研报告。
　　“补齐农村养老服务短板已刻不容缓并任重道远。”他提出强化农村养老服务顶层设计、健全农村养老服务政策体系、创新农村养老服务模式、加强农村养老服务队伍建设等六项措施。
　　“感谢益西达瓦委员对所在辖区的深入调研，先摸清问题在哪里，怎么解决问题，就会有更有针对性的对策。”民政部副部长高晓兵承诺，农村敬老院出现的问题，“十四五”期间一定要着力解决。
　　财政部副部长余蔚平也表示，将会对这两个地区的情况持续关注。
　　交流坦诚、直接、务实；探讨有温度、有热度、有深度、有态度——这是全国政协界别协商会现场散发出来的气息。
　　协商，就是共同商量以取得共识。界别协商作为一种实践、探索中的民主协商形式，正在成为“中国式民主”新的生动诠释。（记者 任沁沁 刘开雄 姜琳 郑明达 魏玉坤）
　　（新华社北京3月8日电）

“非”比寻常 ·“遗”见倾心（第十三期）——蒙古族四胡音乐
四胡又称四弦琴，蒙古语简称为“胡尔”（汉译为琴），其形似二胡，弦为四根，是具有代表性的蒙古族民间乐器。

四胡的前身是奚琴。奚是我国契丹时期库莫奚部落，生活在西喇木伦河一带，属东胡。清代，四胡在郭尔罗斯及东蒙得到普及。迄今为止，已有几百年的历史，是说唱好来宝、蒙古琴书、演唱蒙古族民歌不可缺少的民间乐器。在16世纪阿拉坦汗的宫廷壁画上，绘有一女乐工手持细棒状琴杆、筒形音箱、四轸同设琴首后端、马尾弓夹于弦间拉奏的乐器，与今日之四胡演奏形象完全相同。元朝以后，四胡艺术广泛流传，在蒙古族地区的各类演出活动中，四胡的独奏、合奏、重奏、伴奏等演奏形式，能够深深的感染广大听众，增添群众文化生活的色彩。
根据四胡乐器的发音特点，可以分为高音、中音、低音三种,都是五度定弦。其中，高音和中音适于独奏和伴奏，低音四胡主要用于说唱乌力格尔、好来宝的伴奏。四胡的结构，由琴筒、琴柄、琴轴、琴弦、千斤、琴弓、琴码七个部分组成。
高音四胡又称蒙古小四胡。是在民间小四胡的基础上改制而成。音色清脆，可用于独奏、器乐合奏。音色清脆悠扬、优美动听，音量较大。演奏技巧左手有滑音、颤音、打音、泛音、双音、双打音、双泛音 等，右手技法和二胡相似。主要用于独奏、重奏、器乐合奏。常与中音四胡、马头琴、三弦、雅托噶或火不思等乐器重奏或合奏。高音四胡传统乐曲有：《八音》、《花腰调》、《荷英花》、《韩秀英》、《英德勒玛》、《农恩吉娅》、《阿斯尔》、《赶路》等，创编乐曲有：《蒙古八音十二调》、《阿斯尔十二调》、《东蒙民歌联奏》、《欢乐的草原》、《白骏马》、《牧马青年》和《驯马手》等。
中音四胡琴筒呈圆筒形，用薄黄铜板卷焊而成，筒长16厘米、直径10厘米，筒前口蒙以蟒皮或牛皮为面，筒口外用铜箍紧固，筒后端敞口，口内设铜制边框。琴头琴杆用一整块红木或柴檀木制作，全长90厘米。琴头平顶，上置四轴，着四条丝弦或铜弦，细竹系两束马尾为弓，弓长68厘米。演奏姿势、方法和技巧，均与低音四胡相同。中音四胡有两个八度，音色圆润、明亮。可用于独奏、重奏、器乐合奏或为说书、演唱等说唱音乐伴奏。是四胡重奏和民乐合奏中的主要中音乐器。它常和高音四胡一起重奏，并与高音四胡、马头琴、三弦、火不思等乐器合奏。
低音四胡又称大四胡和好来宝四胡，牧区的低音四胡，为便于在马上携带，琴体可以装拆成几个部分，即一个琴筒、两截琴杆、弦轴和琴弓等。琴筒最早用一整段木料掏空内腔而成圆筒形，筒长30厘米、直径15厘米～20 厘米，筒前口蒙以羊皮、马皮或牛犊皮为面，筒后端敞口。嗣后琴筒又用硬木制成圆形、六方形或八方形。琴杆木制，多为两截，全长110厘米，着四条肠衣弦、丝弦或铜弦。琴弓用木料或柳枝作杆，两端系以马尾而成，弓长85厘米。主要用于蒙古族说唱好来宝和蒙古族演唱乌力格尔伴奏。低音四胡的传统乐曲有：《万里》、《刚来玛》、《荷英花》、《八音》等，创编乐曲有：《蟒古斯》、《八音梆子》和《赶路》等。
自古以来，四胡音乐在郭尔罗斯草原上世代相传，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近代以来，郭尔罗斯蒙古族四胡演奏艺人层出不穷，涌现出现了一批又一批的代表性传承人。从额尔敦尼到苏玛，再到今天的一批四胡爱好者，经过几代传承，郭尔罗斯四胡演奏法自成门派，逐步形成了郭尔罗斯四胡音乐体系。被誉为“一代琴王”的蒙古族著名演奏家苏玛，是郭尔罗斯蒙古族四胡音乐的代表人物。苏玛的作品主要有唱片一张，灌入《赶路》、《八音》、《闷弓》三首乐曲，还有中国音乐出版社出版的李郁文编著《内蒙古四弦独奏曲集》一书。此外，1986年9月，由苏赫巴鲁、张继新编著的《蒙古族四弦琴演奏家苏玛》，载有苏玛传略、苏玛四弦琴演奏技巧和苏玛四弦曲谱100首。以苏玛为代表的郭尔罗斯四胡演奏法博采众长，化为自身血肉，以独特的“一姆指外侧法”，在海内外独树一帜，被称为“苏玛演奏法”。几十年来在草原上广为流传，成为蒙古族民间艺术的宝贵遗产。

影响深远的苏玛演奏法，风格独特，技艺精湛，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苏玛的弹奏，创造性的运用了自己独特的弹奏技法，弹奏时，两个手指尤如定音鼓槌猛烈击奏鼓心。自动蹦回，爆发的声音一样富有弹性，两个手指的弹力，如同有支点的弓箭，准确而有力地射向靶心那样的爆发。苏玛演奏法除具有传统四弦琴演奏技巧外，独特的技巧主要有“弹奏”、“打音”、“点音”、“扣音”、“扫音”、“流音”、“和音”、“捂音”、“空弦颤音”等。苏玛演奏法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
一是把位上的弹奏。苏玛在第二把位和更高把位上弹奏，这种弹奏和第一把位的弹奏不同。苏玛刚学琴时所用的琴体较大，琴杆与琴弦的距离较宽，他为了在演奏时按弦弹奏的灵活方便和移位自由，所以，在第二把位或更高的把位按弦和弹奏。演奏时，他将左手拇指迅速由内侧移到琴杆外侧，然后用腕部和拇指的第二关节支撑琴杆，使拇指与其它四指同屈，再用中、无名指进行弹奏。

苏玛的手指在琴弦上下来回舞动着弹奏。这种边弹奏边上下舞动的弹奏技巧，主要是为了充分表达乐曲的思想内容和配合感情的抒发，求得音色、音量上的变化对比，使旋律起伏跌宕，展现出独特的、充满生机活力的乐感，给乐曲以极大的丰富性。另外，弹奏也起着打击乐和乐队配器的效果，使乐曲增加节奏感和音节的强度作用。
二是打音。苏玛四弦的打音类似其它弦乐器的颤音，但又有所不同。这是由于琴体构造和演奏方法都不相同而产生的效果。
三是点音。“点”音近乎于泛音，但与泛音既有相同之处，又有区别。区别是苏玛按泛音时带有“点滑”的成份，因此，他的点音又称为“点泛音”。
四是扣音。“扣音”类似滑音。苏玛在四弦琴演奏中运用的扣音，基本有四种：即上扣音、下扣音、扫音及流音。
五是“和音”及“空弦颤音”。“和音”是苏玛把马头琴和音的演奏技巧借鉴和运用到四弦上来。四弦琴的演奏加进了和音，弥补了旋律的单调和不足，使旋律更丰满、雄厚、圆润动听，既丰富了乐曲，又充实了四弦琴的演奏技巧，也加强了四弦琴的表现力。“空弦颤音”是苏玛在演奏两拍以上的空弦音时运用的一种技巧。

郭尔罗斯四胡音乐演奏技术在不断创新和发展的进程中，产生蹄鼓似的“弹音”，电铃般的“打音”，百灵般的“扣音”，清泉般的“点音”，风雨般的“扫音”，瀑布般的“流音”，马头琴般的“和音”，形成美妙的“和弦”效果，听起来确有魂引梦牵之感。
郭尔罗斯四胡艺人苏玛创作的四胡独奏曲，内容丰富，委婉动听，充满生机活力，在他及传承人的不断加工、创新、提高的过程中，独具一格、感人肺腑，具有强烈的艺术魅力。郭尔罗斯四胡音乐作品中，苏玛的典型曲目有《八音》，包括老八音、反点、散音、四响音、闷弓、尺子、工子、八音梆子。还有《普德列玛》、《乌云参丹》、《杜姐》、《白虎》、《舟金扎布》、《江梅》、《常斯德喇嘛》、《胡日海》、《小走马》、《归群》等100余首乐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