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情破裂，今天听起来，这是最天经地义的离婚理由之一。“没有爱情不应该结婚，结婚后感情破裂不应该勉强维持”，已是大多数人的共识。1980年之前，因感情破裂提出离婚不仅不被世俗观念接受，也不受法律支持，以此为理由向法院上诉要求离婚，往往会被驳回。

1980年，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了新《婚姻法》。最引人注目的是，离婚的条件中明确写了这样一条：如果夫妻感情破裂，调解无效，准予离婚。

一场革命随之而来，20世纪80年代中国掀起一场离婚高潮，引发的争论，直到今天还在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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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第一部《婚姻法》废除了封建婚姻制度，保障基本婚姻自由，它的历史任务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就已完成。当时就有专家提出，《婚姻法》需要修改，立法重点应从改革婚姻家庭制度转到全面调整和发展婚姻关系上来。一波接一波的“运动”使《婚姻法》修改议程屡次耽搁，直至“文革”爆发，民政、司法、妇联等部门全面瘫痪。

修改《婚姻法》再一次提上日程时，距离第一部《婚姻法》颁布已经过去将近三十年。1978年，全国妇联主席康克清先后写了两封长信向中央提出申请，经批准，成立了以康克清为组长的领导小组，近百位专家参与了修改和起草工作。

康克清

在修改过程中，离婚条件怎么改，成为争议最多的热点。按照1950年版《婚姻法》规定，“有正当原因不能维持夫妻关系的，应作准予离婚判决；否则也可作不准离婚判决。”而“移情别恋”或“没有爱情”往往不被视作离婚的“正当原因”。20世纪六七十年代，极左思潮盛行，“爱情”被贬为“小资产阶级情调”，离婚也被视作“资本主义腐朽性”的表现。那时候谁要是离婚，几乎都要闹得满城风雨身败名裂，如果离婚的理由是“没有爱情”，或追求新的爱情，更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甚至会影响到个人和子女的前途。

人民法院在审理离婚案件时，更像是一个社会伦理裁判所，坚持宁严毋宽的原则。如果是国家干部或党员离婚，法官常常拿出“杀手锏”：你是要公职、党籍，还是要婚姻自由？“文革”时期，有的地方甚至把要求离婚的人员集中起来，办“斗私批修”学习班，改造思想，直到把离婚申请撤回为止。

有人私下说，过去是父母包办，现在是国家包办。《婚姻法》确立了婚姻自由的原则，却成为一纸空文。以上海为例，1966—1976十年间，全市总离婚登记数只有6489对。全市平均每年离婚的数量仅相当于50年代一个区的数量。

《婚姻法》要不要把“感情破裂”明确列为离婚理由？这个问题从1950年一直争论到1980年，有人持“理由论”，有人持“感情论”。前者坚持离婚必须有“正当理由”，比如被包办婚姻、买卖婚姻的，要求离婚可以批准；后者认为，只要夫妻感情破裂，不论什么理由，都应准予离婚。最终，1980年版《婚姻法》选择了尊重个人的感情和自由，修订后的条款这样写到：“双方自愿离婚的，准予离婚”；“一方要求离婚的，如感情确已破裂，调解无效，则准予离婚。”这个标准延用至今。

法律虽然作出修改，但在现实生活中，舆论和观念却没有那么容易做出让步。提起1980年《婚姻法》，“遇罗锦离婚案”是一个绕不开的“大案要案”。遇罗锦1946年出生于北京知识分子家庭，1961年考上北京工艺美术学校，1965年毕业。她的哥哥是大名鼎鼎的遇罗克，“文革”初期因发表《出身论》反对血统论，反对林彪和 “四人帮”而遭逮捕，于1970年3月被处死刑。时隔十年，遇罗锦为了婚姻自由向社会观念发起挑战，人们不禁把她的大胆直率跟她哥哥联系起来。当时又恰逢新《婚姻法》颁布实施，法律与情感、传统伦理与思想解放，交织在一起，引发大震动和大讨论。

当年，遇罗克被捕后，红卫兵在遇罗锦的二十几本日记中，找出几句“反动言论”，也把她定为“思想反动分子”，送农场劳动教养，此后十几年她历尽磨难。迫于生活，她先和黑龙江一个农民结婚，4年后离婚，回到北京谋生。她种过地，干过临时工，当过保姆，也当过无业游民。经人介绍，1978年7月，遇罗锦和北京某厂工人蔡钟培结婚。

遇罗锦

第二次婚姻仍然不是出于遇罗锦的本心。虽然当时“文革”已经结束，但遇罗锦和她死去的哥哥还没有获得平反，出身对她的工作和生活还有很大影响。正是因为与这位北京工人结婚，遇罗锦的户口才得以从东北农村调回北京。结婚后，蔡钟培利用个人关系跑了很多单位，争取为妻子的哥哥遇罗克恢复名誉。

1979年5月，遇罗锦平反，同年10月，死去的遇罗克也得到平反。遇罗锦得以重返玩具厂上班，继续搞儿童玩具设计。劫难终于过去，按照常人的观点，遇罗锦终于可以踏踏实实“过日子”了，可她却在这时要闹离婚。

1980年5月，遇罗锦向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上诉离婚，理由是她和丈夫之间没有爱情。“我们的物质生活一直是不错的，但我们惟独缺乏精神生活⋯⋯我和他什么都谈不了，在他面前只能做个哑巴。” 

遇罗锦也知道，“若提出离婚，等待我的将是什么！‘没良心’、‘忘恩负义’、‘陈世美’⋯⋯”结果不出所料，丈夫蔡钟培认为遇罗锦亏欠他很多，“没有爱情”只是一个借口，根本是忘恩负义，只拿他当一个在北京落脚的跳板。社会舆论也多站在蔡钟培这一边，新华社内参甚至以《一个堕落的女人》为题，谴责遇罗锦的私人生活。但遇罗锦毫不退缩，她在杂志上发表了一篇纪实文学：《冬天的童话》，剖白心路历程。

遇罗锦在题记上写道：“我写出这篇实话文学，献给我的哥哥遇罗克。”这是一篇“伤痕文学”的代表作，遇罗锦把她的不幸归结于“文革”和极左思潮，哀伤的笔调引来无数同情，文章先后被译为德、日、英、法四国文字介绍到国外。

负责判决此案的审判员党春源同情遇罗锦的遭遇，在正式判决还没有下达的时候，他就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我为什么要判他俩离婚》，报纸争相转载。文章引用了恩格斯的话为遇罗锦辩护——“如果说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才是道德的，那么只有保持爱情的婚姻才是道德的”。

1980年9月10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五届三次会议通过了修订后的《婚姻法》。15天后，遇罗锦离婚案即根据新法规定做出判决，这大概是新《婚姻法》通过后的第一桩离婚案。判决书说：“十年浩劫使原告人遭受政治迫害，仅为有个栖身之处，两人即草率结婚，显见这种婚姻并非爱情的结合。婚后，原被告人又没有建立起夫妻感情，这对双方都是一种牢笼。”一石激起千层浪，报刊上展开针锋相对的论战，既是针对遇罗锦案，也是针对《婚姻法》如何实施。

1981年，遇罗锦的纪实文学《冬天的童话》差点就被作协评为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结果因为作品和作者的“道德问题”落选。那一年的获奖者是黄宗英，在获奖者座谈会上，黄宗英要将自己的笔转送遇罗锦，以示声援。黄宗英说：三十年代，人们尚且能够支持上官云珠，到了八十年代，我们为什么还容不下一个遇罗锦呢?

蔡钟培认为一审判决不公平，继续上诉。上级法院发回重审，1981年，更换了审判长的法庭重新审理了此案，拟了一份新的协议：

“遇罗锦与蔡钟培于1977年7月8日恋爱结婚，婚后夫妻感情融洽和睦。后由于遇罗锦自身条件的变化、第三者插足、见异思迁因此使夫妻感情破裂⋯⋯经本院审理中调解，双方达成协议，自愿离婚。”

这个新的判决实际结果没有任何不同，但措辞上对遇罗锦作出了严厉的批评。同时，法庭还对上一任审判员党春源提出严厉批评，认为他没有深入探求，草率结案，还违反了判决书不许提前公布的规章制度。

遇罗锦离婚后与北京钢铁学院教师吴范军相识并结婚，但她长期不能逃脱舆论的批判。1983年，曾经翻译《冬天的童话》的德籍华人出版商邀请她到德国访问，遇罗锦辗转定居在德国，一直没有回来。因为丈夫不肯迁居德国，她的第三次婚姻也终结了。1993年，47岁的遇罗锦和德国人海曼结了婚，她说自己过得安宁而愉快。

1986年2月初登上西去欧洲的列车。图为在莫斯科换车时的留影

遇罗锦离婚案在当时引发如此广泛的争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一桩个案无意间开启了一种社会风潮。新《婚姻法》颁布后，一场持续十年的离婚潮随之而来。从1978年到1982年，全国离婚人数从一年28.5万对增长到42.8万对，提高50%。80年代的离婚事件中，女性主动提出诉讼的居多，约占71%，其中知识女性主动提出离婚的多达86.1%。中老年人离婚占有相当的比重，60多岁的老夫老妻离婚也不罕见，其中大部分当事人是“文革”后获得平反的知识分子。

“读书和身边的世事如此密不可分地结合在一起，这么多的人群被卷进一桩离婚事件的大讨论里面，大概也只有上世纪80年代，才能形成如此壮观的场面。”作家毕星星不久前写了一篇文章：《书里书外：遇罗锦童话在小城》，回顾三十年前，在山西老家的小城里，遇罗锦离婚案带来的影响。小城干部相当一部分属于旧式婚姻。父母做主，亲朋撮合，结婚生子，男方读书工作，老婆在农村，人口土地主要在乡下，当地人戏称“一头沉”。“以前，这些干部想离婚还遮遮掩掩的，自打读了遇罗锦，他们不再隐讳自己的离婚诉求。有人拿着发表遇罗锦纪实文学的《当代》杂志，在单位逢人便谈论这篇文章。去法院，他们拿着遇罗锦的离婚判决报道，像理论教员一样讲述北京的判例，讲解法官党春源引用的恩格斯的论述：‘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婚姻’”⋯⋯ 

“感情破裂”是个难以界定的概念，自由与道德的平衡也很难把握，当离婚形成“潮流”，必然衍生诸多社会问题。20世纪80年代初，由36名妇女组成的“上访团”联合到全国妇联上访，状告她们以“感情破裂”为由要求离婚的丈夫“陈世美”们。她们到法院、妇联、公安局、报社⋯⋯浩浩荡荡，手持一面红色的小旗，上面写着“秦香莲上访团”六个字，一时间引起轰动。1982年，“秦香莲上访团”联合写信给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胡耀邦做了一段著名的批示：“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工青妇都要关心这个问题。”结果36个“陈世美”都败诉了。由于此事，那时上诉离婚的男方只要被女方抓住“第三者插足”的证据，女方不同意离，一般不判离。但此后10年之内，这36对“怨偶”还是先后都离了婚。

就在遇罗锦离婚案开启离婚潮的时候，帮遇罗锦打赢离婚官司的律师李勇极却决定，将自己远在陕西农村的妻子调到北京郊区，为了夫妻团圆他离开社科院法学所，到京郊一所警官学校当教员，兼做律师。他这样做，并不是因为他和妻子之间有深厚的爱情，事实上，他们十几年来并没有说过多少话。

1979年《婚姻法》修订草稿讨论过程中，李勇极便是“感情说”的拥护者，用他的话来说，“有感情成夫妻，没感情各东西。”遇罗锦的案子炒得火热的时候，李勇极在《新观察》杂志上发表了《感情说的胜利》一文，支持法官党春源的观点，反驳那些批评遇罗锦的人。一审判决准予离婚后，蔡钟培不服再次上诉。遇罗锦拿着李勇极发表的多篇文章，找到了他，要求李担任自己的离婚代理人。李勇极冒着遭受口诛笔伐的风险为遇罗锦辩护，他说，“要讲责任的话，责任主要在于当时的历史背景——左的政策和左的思潮影响下造成的不合理的婚姻关系。”遇罗锦胜诉后，李勇极也成为红极一时的“主离派”代表人物。

李勇极本人的婚姻是父母包办、买卖婚姻的悲剧。20世纪五六十年代，陕西农村买卖婚姻还很严重，李勇极的父亲花二百多块钱彩礼“买”了个儿媳妇，那时李勇极还在上高中，却突然被家里通知回去结婚。二百多块钱当时对于李勇极的家庭是不小的数目，迫于压力他只能接受。“我读了十几年书，她种了十几年地，到一块儿也没话可说，就是默默地生儿育女，大半辈子也就这么过来了。”李勇极办离婚案胜诉多于败诉，原因就在于他对当事人的痛苦感同深受。

遇罗锦离婚案宣判后，李勇极接受采访时说：“我替别人打离婚官司，‘主离派’的名声在外，我要闹离婚，有人就会说你小子的‘感情说’原来是为自己服务的，这样就把事情庸俗化了。我宁可忍受，也不愿玷污了我的观点⋯⋯我们这一辈人少替‘陈世美’当替身，中国人兴许会早一点把他忘掉呢。”

上世纪80年代，人们找李勇极代理离婚案时，关心的是能不能离，而现在人们早已经知道了离婚的标准，更关心的是子女抚养、财产分割等问题。李勇极认为，这说明人们对《婚姻法》越来越熟悉，“感情说”的确取得了胜利，是社会进步的表现。

从某种意义上说，遇罗锦等敢于结束无爱婚姻的人，是80年代思想解放潮流中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甚至有人把他们称为时代的先驱。30年过去，社会婚恋观和道德观都已发生剧烈变化，全国一年离婚人数接近200万对，人们开始忧虑“婚恋自由”的边界止于何处，社会探讨更多的，是《婚姻法》如何捍卫忠诚，而不再是捍卫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