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成：北京城近千年来的四次改建
一个城是不断地随着政治经济的变动而发展着改变着的，北京当然也非例外。但是在过去一千年中间，北京曾经有过四次大规模的发展，不单是动了土木工程，并且是移动了地址的大修建。对这些变动有个简单认识，对于北京城的布局形势便更觉得亲切。
现在北京最早的基础是唐朝的幽州城，它的中心在现在广安门外迤南一带。本为范阳节度使的驻地，安禄山和史思明向唐代政权进攻曾由此发动，所以当时是军事上重要的边城。后来刘仁恭父子割据称帝，把城中的“子城”改建成宫城的规模，有了宫殿。937年，北方民族的辽势力渐大，五代的石晋割了燕云等十六州给辽，辽人并不曾改动唐的幽州城，只加以修整，将它“升为南京”。这时的北京开始成为边疆上一个相当区域的政治中心了。
到了更北方的民族金人的侵入时，先灭辽，又攻败北宋，将宋的势力压缩到江南地区，自己便承袭辽的“南京”，以它为首都。起初金也没有改建旧城，1151年才大规模地将辽城扩大，增建宫殿，意识地模仿北宋汴梁的形制，按图兴修。金人把宋东京汴梁(开封)的宫殿苑围和真定(正定)的潭圃木料拆卸北运，在此大大建设起来，称它做中都，这时的北京便成了半个中国的中心。当然，许多辉煌的建筑仍然是中都的劳动人民和技术匠人，承继着北宋工艺的宝贵传统，又创造出来的。在金人进攻掠夺“中原”的时候，“匠户”也是他们劫掳的对象，所以汴梁的许多匠人曾被迫随着金军到了北京，为金的统治阶级服务。金朝在北京曾不断地营建，规模宏大，最重要的还有当时的离宫，今天的中海北海。辽以后，金在旧城基础上扩充建设，便是北京第一次的大改建，但它的东面城墙还在现在的琉璃厂以西。
1215年元人破中都，中都的宫城同宋的东京一样遭到剧烈破坏，只有郊外的离宫大略完好。1260年以后，元世祖忽必烈数次到金故中都，都没有进城而驻跸在离宫琼华岛上的宫殿里。这地方便成了今天北京的胚胎，因为到了1267年元代开始建城的时候，就以这离宫为核心建造了新首都。元大都的皇宫是围绕北海和中海而布置的，元代的北京城便围绕着这皇宫成一正方形。
这样，北京的位置由原来的地址向东北迁移了很多。这新城的西南角同旧城的东北角差不多接壤，这就是今天的宣武门迤西一带。虽然金城的北面在现在的宣武门内，当时元的新城最南一面却只到现在的东西长安街一线上，所以两城还隔着一个小距离。主要原因是当元建新城时，金的城墙还没有拆掉之故。元代这次新建设是非同小可的，城的全部是一个完整的布局。在制度上有许多仍是承袭中都的传统，只是规模更大了。如宫门楼观、宫墙角楼、护城河、御路、石桥、千步廊的制度，不但保留中都所有，且超过汴梁的规模。还有故意恢复一些古制的，如“左祖右社”的格式，以配合“前朝后市”的形势。
这一次新址发展的主要存在基础不仅是有天然湖沼的离宫和它优良的水潭，还有极好的粮运的水道。什刹海曾是航运的终点，成了重要的市中心。当时的城是近乎正方形的，北面在今日北城墙外约二公里，当时的鼓楼便位于全城的中心点上，在今什刹海北岸。因为船只可以在这一带停泊，钟鼓楼自然是那时热闹的商市中心。这虽是地理条件所形成，但一向许多人说到元代北京形制，总以这“前朝后市”为严格遵循古制的证据。元时建的尚是土城，没有砖面，东，西，南，每面三门:惟有北面只有两门，街道引直，部署井然。当时分全市为五十坊，鼓励官吏人民从旧城迁来。这便是辽以后北京第二次的大改变。它的中心宫城基本上就是今天北京的故宫与北海中海。
1368年明太祖朱元璋灭了元朝，次年就“缩城北五里”，筑了今天所见的北面城墙。原因显然是本来人口就稀疏的北城地区，到了这时，因航运滞塞，不能达到什刹海，因而更萧条不堪，而商业则因金的旧城东壁原有的基础渐在元城的南面郊外繁荣起来。元的北城内地址自多旷废无用，所以索性缩短五里了。
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后，因衙署不足，又没有地址兴修，1419年便将南面城墙向南展拓，由长安街线上移到现在的位置。南北两墙改建的工程使整个北京城约略向南移动四分之一，这完全是经济和政治的直接影响。且为了元的故宫已故意被破坏过，重建时就又做了若干修改。最重要的是因不满城中南北中轴线为什刹海所切断。将宫城中线向东移了约一百五十公尺，正阳门、钟鼓楼也随着东移，以取得由正阳门到鼓楼、钟楼中轴线的贯通，同时又以景山横亘在皇宫北面如一道屏风。这个变动使景山中峰上的亭子成了全城南北的中心，替代了元朝的鼓楼的地位。这五十年间陆续完成的三次大工程便是北京在辽以后的第三次改建。这时的北京城就是今天北京的内城了。
在明中叶以后，东北的军事威胁逐渐强大，所以要在城的四面再筑一圈外城。原拟在北面利用元旧城，所以就决定内外城的距离照着原来北面所缩的五里。这时正阳门外已非常繁荣，西边宣武门外是金中都东门内外的热闹区域，东边崇文门外这时受航运终点的影响，工商业也发展起来。所以工程由南面开始，先筑南城。开工之后，发现费用太大，尤其是城墙由明代起始改用砖，较过去土墙所费更大，所以就改变计划，仅筑南城一面了。外城东西仅比内城宽出六七百公尺，便折而向北，止于内城西南东南两角上，即今西便门，东便门之处。这是在唐幽州基础上辽以后北京第四次的大改建。北京今天的凸字形状的城墙就是这样在1553年完成的。假使这外城按原计划完成，则东面城墙将在二闸，西面差不多到了公主坟，现在的东岳庙、大钟寺、五塔寺、西郊公园、天宁寺、白云观便都要在外城之内了。
清朝承继了明朝的北京，虽然个别的建筑单位许多经过了重建，对整个布局体系则未改动，一直到了今天。民国以后，北京市内虽然有不少的局部改建，尤其是道路系统，为适合近代使用，有了很多变更，但对于北京的全部规模则尚保存原来秩序，没有大的损害。
由那四次的大改建，我们认识到一个事实，就是城墙的存在也并不能阻碍城区某部分一定的发展，也不能防止某部分的衰落。全城各部分是随着政治、军事、经济的需要而有所兴废。北京过去在体形的发展上，没有被它的城墙限制过它必要的展拓和所展拓的方向，就是一个明证。
一个城是不断地随着政治经济的变动而发展着改变着的，北京当然也非例外。但是在过去一千年中间，北京曾经有过四次大规模的发展，不单是动了土木工程，并且是移动了地址的大修建。对这些变动有个简单认识，对于北京城的布局形势便更觉得亲切。
现在北京最早的基础是唐朝的幽州城，它的中心在现在广安门外迤南一带。本为范阳节度使的驻地，安禄山和史思明向唐代政权进攻曾由此发动，所以当时是军事上重要的边城。后来刘仁恭父子割据称帝，把城中的“子城”改建成宫城的规模，有了宫殿。937年，北方民族的辽势力渐大，五代的石晋割了燕云等十六州给辽，辽人并不曾改动唐的幽州城，只加以修整，将它“升为南京”。这时的北京开始成为边疆上一个相当区域的政治中心了。
到了更北方的民族金人的侵入时，先灭辽，又攻败北宋，将宋的势力压缩到江南地区，自己便承袭辽的“南京”，以它为首都。起初金也没有改建旧城，1151年才大规模地将辽城扩大，增建宫殿，意识地模仿北宋汴梁的形制，按图兴修。金人把宋东京汴梁(开封)的宫殿苑围和真定(正定)的潭圃木料拆卸北运，在此大大建设起来，称它做中都，这时的北京便成了半个中国的中心。当然，许多辉煌的建筑仍然是中都的劳动人民和技术匠人，承继着北宋工艺的宝贵传统，又创造出来的。在金人进攻掠夺“中原”的时候，“匠户”也是他们劫掳的对象，所以汴梁的许多匠人曾被迫随着金军到了北京，为金的统治阶级服务。金朝在北京曾不断地营建，规模宏大，最重要的还有当时的离宫，今天的中海北海。辽以后，金在旧城基础上扩充建设，便是北京第一次的大改建，但它的东面城墙还在现在的琉璃厂以西。
1215年元人破中都，中都的宫城同宋的东京一样遭到剧烈破坏，只有郊外的离宫大略完好。1260年以后，元世祖忽必烈数次到金故中都，都没有进城而驻跸在离宫琼华岛上的宫殿里。这地方便成了今天北京的胚胎，因为到了1267年元代开始建城的时候，就以这离宫为核心建造了新首都。元大都的皇宫是围绕北海和中海而布置的，元代的北京城便围绕着这皇宫成一正方形。
这样，北京的位置由原来的地址向东北迁移了很多。这新城的西南角同旧城的东北角差不多接壤，这就是今天的宣武门迤西一带。虽然金城的北面在现在的宣武门内，当时元的新城最南一面却只到现在的东西长安街一线上，所以两城还隔着一个小距离。主要原因是当元建新城时，金的城墙还没有拆掉之故。元代这次新建设是非同小可的，城的全部是一个完整的布局。在制度上有许多仍是承袭中都的传统，只是规模更大了。如宫门楼观、宫墙角楼、护城河、御路、石桥、千步廊的制度，不但保留中都所有，且超过汴梁的规模。还有故意恢复一些古制的，如“左祖右社”的格式，以配合“前朝后市”的形势。
这一次新址发展的主要存在基础不仅是有天然湖沼的离宫和它优良的水潭，还有极好的粮运的水道。什刹海曾是航运的终点，成了重要的市中心。当时的城是近乎正方形的，北面在今日北城墙外约二公里，当时的鼓楼便位于全城的中心点上，在今什刹海北岸。因为船只可以在这一带停泊，钟鼓楼自然是那时热闹的商市中心。这虽是地理条件所形成，但一向许多人说到元代北京形制，总以这“前朝后市”为严格遵循古制的证据。元时建的尚是土城，没有砖面，东，西，南，每面三门:惟有北面只有两门，街道引直，部署井然。当时分全市为五十坊，鼓励官吏人民从旧城迁来。这便是辽以后北京第二次的大改变。它的中心宫城基本上就是今天北京的故宫与北海中海。
1368年明太祖朱元璋灭了元朝，次年就“缩城北五里”，筑了今天所见的北面城墙。原因显然是本来人口就稀疏的北城地区，到了这时，因航运滞塞，不能达到什刹海，因而更萧条不堪，而商业则因金的旧城东壁原有的基础渐在元城的南面郊外繁荣起来。元的北城内地址自多旷废无用，所以索性缩短五里了。
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后，因衙署不足，又没有地址兴修，1419年便将南面城墙向南展拓，由长安街线上移到现在的位置。南北两墙改建的工程使整个北京城约略向南移动四分之一，这完全是经济和政治的直接影响。且为了元的故宫已故意被破坏过，重建时就又做了若干修改。最重要的是因不满城中南北中轴线为什刹海所切断。将宫城中线向东移了约一百五十公尺，正阳门、钟鼓楼也随着东移，以取得由正阳门到鼓楼、钟楼中轴线的贯通，同时又以景山横亘在皇宫北面如一道屏风。这个变动使景山中峰上的亭子成了全城南北的中心，替代了元朝的鼓楼的地位。这五十年间陆续完成的三次大工程便是北京在辽以后的第三次改建。这时的北京城就是今天北京的内城了。
在明中叶以后，东北的军事威胁逐渐强大，所以要在城的四面再筑一圈外城。原拟在北面利用元旧城，所以就决定内外城的距离照着原来北面所缩的五里。这时正阳门外已非常繁荣，西边宣武门外是金中都东门内外的热闹区域，东边崇文门外这时受航运终点的影响，工商业也发展起来。所以工程由南面开始，先筑南城。开工之后，发现费用太大，尤其是城墙由明代起始改用砖，较过去土墙所费更大，所以就改变计划，仅筑南城一面了。外城东西仅比内城宽出六七百公尺，便折而向北，止于内城西南东南两角上，即今西便门，东便门之处。这是在唐幽州基础上辽以后北京第四次的大改建。北京今天的凸字形状的城墙就是这样在1553年完成的。假使这外城按原计划完成，则东面城墙将在二闸，西面差不多到了公主坟，现在的东岳庙、大钟寺、五塔寺、西郊公园、天宁寺、白云观便都要在外城之内了。
清朝承继了明朝的北京，虽然个别的建筑单位许多经过了重建，对整个布局体系则未改动，一直到了今天。民国以后，北京市内虽然有不少的局部改建，尤其是道路系统，为适合近代使用，有了很多变更，但对于北京的全部规模则尚保存原来秩序，没有大的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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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论天下：当下的这个时代，惟愿“先生”的尊称呼之欲出，祈望众多的“先生”荣耀登场……】
民国，是一个“先生”与“大师”辈出的时代，这是不容国人置疑的：蔡元培、胡适、马相伯、张伯苓、梅贻琦、竺可桢、晏阳初、陶行知、梁漱溟、陈寅恪、鲁迅……
如果说，民国是华夏最近的“春秋”，那么，“先生”一词犹如华夏的背影，却渐行渐远，逐渐地淡出了国人的双眸与视野。
不难发现，民国时期的学者、政要、作家、名士，纵有诸多的称呼，然而，终不及“先生”一词来得亲切且大气，睿智且儒雅。
毕竟，赞美之情，是溢于言表的，“先生”一词，是可以尊崇与附身的，也是可仰慕与瞻望的。
我一直以为，“先生”一词，凸现的是一个时代的尊称，蕴含的是一种个人的修为，积淀的是一份国民的尊崇，彰显的是一种家国的风范。
每当我回望民国时期那些先生们的背影，时常让我追思起先生暨大师们的风骨与担当。
“先生”一词，是遥远的，却是亲近的，他们既是普通人，却又在硝烟与流离中传承着华夏民族、传统文化的星星之火。
不可否认，我仍然对于当年民国时期的先生暨脊梁们，怀有深切地敬意。那么，敬意源于何处？为何当下难出杰出的“先生”？
近代中国，无论军政经工，无一不是落后列强数十年，然而，学术上，我们仍有这样一群人，一力承担。如果说，数十年来，国家所取得的成就，是国民的不懈竭力，那么，这份竭力的源头，则有赖于先生们、大师们百年前的不懈努力。
试问，学界泰斗就可称先生乎？仁人志士可称先生乎？显然不行。
“先生”的尊称，学术非标准，德行非标准，立场也不能成为标准。正如晏阳初，并非站在学术之巅； 正如辜鸿铭，好骂好嫖，娶妾赌博；正如胡适，沉浮政坛，最终去台，然而，没有人可以否认他们的功绩，仍要尊一声“先生”。
何为“先生”？正如范仲淹所云：“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先生”的称谓，是一种风骨的缩影、也是一种风度的代名词。“先生”的影响，会延续一代，甚至数代人。
所谓的“先生”，是一群眼光超过当代的人，为此，他们知道自己所奋斗、所追求的是什么，那是文化的薪火相传，也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延续。
“先生”，也许是小学教员，也许是大学教授，也许是“躲藏”在课本背后的无名英雄。
“先生”，也许是学术大家，也许没有什么大学问，也许小节有亏，但大节不乱。
“先生”，纵你已成人，他已过世，他仍对自己有影响，自己仍然尊其为“先生”。
在我的心目中，“先生”是一个称谓，是一份修为，是一卷隽永，“先生”的背影，就是这个民族的正面与影像。
说实在的，能称之为“先生”的，是一些有梦想，有激情的人，当这些人面对家国的残破现状，会用自己的方式来解救国家，或许，他们没有革命，没有变法，祈求的是将更多的思想传递给更多的人，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个世界，了解这个国家，让众多的国人选择自己的路标与径向。
或许，这才是对“先生”的解读与诠释，定位与定义……【禅心书斋 Friday，July 2，2021】
民国，是一个“先生”与“大师”辈出的时代，这是不容国人置疑的：蔡元培、胡适、马相伯、张伯苓、梅贻琦、竺可桢、晏阳初、陶行知、梁漱溟、陈寅恪、鲁迅……
如果说，民国是华夏最近的“春秋”，那么，“先生”一词犹如华夏的背影，却渐行渐远，逐渐地淡出了国人的双眸与视野。
不难发现，民国时期的学者、政要、作家、名士，纵有诸多的称呼，然而，终不及“先生”一词来得亲切且大气，睿智且儒雅。
毕竟，赞美之情，是溢于言表的，“先生”一词，是可以尊崇与附身的，也是可仰慕与瞻望的。
我一直以为，“先生”一词，凸现的是一个时代的尊称，蕴含的是一种个人的修为，积淀的是一份国民的尊崇，彰显的是一种家国的风范。
每当我回望民国时期那些先生们的背影，时常让我追思起先生暨大师们的风骨与担当。
“先生”一词，是遥远的，却是亲近的，他们既是普通人，却又在硝烟与流离中传承着华夏民族、传统文化的星星之火。
不可否认，我仍然对于当年民国时期的先生暨脊梁们，怀有深切地敬意。那么，敬意源于何处？为何当下难出杰出的“先生”？
近代中国，无论军政经工，无一不是落后列强数十年，然而，学术上，我们仍有这样一群人，一力承担。如果说，数十年来，国家所取得的成就，是国民的不懈竭力，那么，这份竭力的源头，则有赖于先生们、大师们百年前的不懈努力。
试问，学界泰斗就可称先生乎？仁人志士可称先生乎？显然不行。
“先生”的尊称，学术非标准，德行非标准，立场也不能成为标准。正如晏阳初，并非站在学术之巅； 正如辜鸿铭，好骂好嫖，娶妾赌博；正如胡适，沉浮政坛，最终去台，然而，没有人可以否认他们的功绩，仍要尊一声“先生”。
何为“先生”？正如范仲淹所云：“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先生”的称谓，是一种风骨的缩影、也是一种风度的代名词。“先生”的影响，会延续一代，甚至数代人。
所谓的“先生”，是一群眼光超过当代的人，为此，他们知道自己所奋斗、所追求的是什么，那是文化的薪火相传，也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延续。
“先生”，也许是小学教员，也许是大学教授，也许是“躲藏”在课本背后的无名英雄。
“先生”，也许是学术大家，也许没有什么大学问，也许小节有亏，但大节不乱。
“先生”，纵你已成人，他已过世，他仍对自己有影响，自己仍然尊其为“先生”。
在我的心目中，“先生”是一个称谓，是一份修为，是一卷隽永，“先生”的背影，就是这个民族的正面与影像。
说实在的，能称之为“先生”的，是一些有梦想，有激情的人，当这些人面对家国的残破现状，会用自己的方式来解救国家，或许，他们没有革命，没有变法，祈求的是将更多的思想传递给更多的人，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个世界，了解这个国家，让众多的国人选择自己的路标与径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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