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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午节何以悬挂钟馗图像？！（中）

（黄荃）十七岁事蜀后主王衍为侍诏。……后主衍尝诏荃于内殿观吴道元（道子）画《钟馗》，乃谓荃曰：“吴道元之画《钟馗》者，以右手第二指抉鬼之目，不若以拇指，为有力也。”令荃改进。荃于是不用道元之本，别改画以拇指抉鬼之目者进焉。后主怪其不如旨。荃对曰：“道元之所画者，眼色意思，俱在拇指。”后主悟乃喜荃所画不妄下笔。

故事中，黄荃没有遵蜀后主旨，而是另作一幅钟馗拇指挖鬼眼的图，与原作一并呈上，蜀后主看后不悦，黄荃道出吴道子所绘钟馗眼色意态都集中于食指而非拇指，蜀后主方悟其道，盛赞黄荃态度审慎。此故事在《图画见闻志》（卷第六）也有记载。我们在感叹黄荃对前人作品的尊重之余，也看到了蜀后主这一改进做法的意图是突破“钟馗样”的束缚。此后，周文矩、李公麟、梁楷、颜辉等也曾对“钟馗样”进行变革，内容扩展到钟馗的生活与家世中，如宋代李公麟的 《钟馗嫁妹图》、宋末元初颜辉的《钟馗出猎图》《钟馗月夜出游图》（现藏美国纳尔逊美术馆）。

宋元之后至清代末，钟馗画逐渐成为被赋予画家思想情志的特定图像，即“并非以描摹悦世为能事，实借笔墨以写胸中怀抱耳”（郑绩：《梦幻居画学简明》）。王蒙、钱榖、陈洪绶、华新罗、金农、罗聘、居廉、赵之谦、任熊、任伯年、吴昌硕等都将这种情志发挥到极致。值得注意的是，明代民间钟馗画的创作和使用时间从之前的岁末转变为岁末和端午两个时期。而到了清代，画家画钟馗则多集中在端午而非除夕。从除夕逐渐转移向端午，大抵开始于明清之交，而兴盛于清代。

目前最早记录端午悬挂钟馗画的是清代康熙十四年修、二十二年继修的《海宁县志》：“五月五为‘天中节’。……各家贴符于堂，或悬真人、钟馗像以辟邪。”（丁世良、赵放主编：《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华中卷中）》）该文献表明，端午挂钟馗画与天师像和道符是同时存在的，其作用是辟邪。从存世绘画的题跋记录上，林春美先生则认为明代钱榖所画的《午日钟馗》可能为最早的端午钟馗作品。据《秘殿珠林石渠宝笈三编》所著录的款“癸亥仲冬廿日，钱榖写”（《秘殿珠林石渠宝笈三编》，延春阁藏二十四，列朝名人书画），这幅作品创作时间为1563年11月，是用于年初钟馗祈福的。从已知存世的作品来看，明代李士达的《钟馗图》或许是最早在端午前后创作的钟馗画，画面中钟馗穿官袍，登革靴，双手持笏板，双目圆睁，斜眼盯着身前一赤裸上身、仅着短裤、赤脚的小鬼。此画为美国高居翰（James Cahill）先生旧藏，作于万历丙午年（1606年）端午前一日。据前文所述，此时大多数钟馗画还是作于岁末用以祈福禳祸。

另据生活在康熙、雍正、乾隆时期的“扬州八怪”之一金农创作的《醉钟馗》题识所示，端午时节画钟馗在当时非常盛行。这幅画作于金农73岁时，他在题识中除列举从唐代到清代的12位画钟馗名家（吴道子、张渥、牟元德、石恪、孙知微、李公鳞、梁楷、马和之、王蒙、钱谷、郭诩、陈洪绶）外，还申明画“醉钟馗”是其首创，“用禅门米汁和墨吮笔写之”，且“昔人于岁终画钟馗小像以献官家，祓除不祥，今则专施之五月五日矣”。此题识亦出现在其75岁和87岁的同名画作中。

现在我们也能从明清各地的地方志资料中，了解到端午钟馗画像在民间流传甚广且影响深远。如：

《浙江新志》：五月，“端午”，是日门户贴钟进士，张天师，插茱萸……

《杭州府志》：道家于午日送符，必署“天师”二字，受者答以钱米。钟进士画像，悬之以逐疫。

《临安县志》：五月“端午”
悬蒲剑艾虎于门，堂中挂钟馗像……

《乌青镇志》：五月，五日为“端午节”，……堂上悬张真人像，或关圣，钟馗像，门插葵艾，食角黍，饮菖蒲酒。

《苏州府志》：五月，五日，
聚百草，多合药为辟邪丹。……画钟馗贴于后户，以辟不祥。

《吴县志》：五月，五日为“端午节”。堂悬神符及钟馗像，几供蜀葵，石榴……

《绩溪县志》：“端午日”，户悬蒲艾以辟邪。堂悬朱符，挂钟馗，瓶供榴花，蜀葵之属。

《曲江县志》：五月，五日为“端午”，包粽子，出菖蒲、艾叶、稔花，洒雄黄酒，以御毒虫。书符，挂钟馗像，以辟邪厉。

《三台县志》：五月，五日“天中节”，俗曰“端午”。家家饮菖蒲、雄黄酒，插艾叶、蒲草于门，用朱笔画钟馗于室，谓可辟邪。

钟馗脱胎于主持大傩之仪的“方相氏”，素有打鬼杀鬼才能之说。敦煌本《太上洞渊神咒经》卷七《斩鬼品》中曾描述：“今何鬼来病主人，主人今危厄，太上遣力士，赤卒，杀鬼之众万亿，孔子执刀，武王缚之，钟馗打杀（刹）得，便付与辟邪。”文中就连孔子与武王都要作为钟馗杀鬼的助手，可见钟馗在打鬼传说中显著的地位，赢得后世的崇拜和信仰也是情理之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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