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枣几乎所有的诗都有一个对象（这个对象常是他者但有时也是自己），即一个具体的倾听者，他常常会以他的幻美之笔，将这个或那个他生活中的人物写入他安排妥贴的诗歌场景中，这正是他念兹在兹的“情景交融”——我们先人最严守的古典诗律。从此出发，我们可以看到张枣是如何为他笔下的人物进行美容化妆的，他在诗歌中运用着他的美学魔法。这又应了纳博科夫在《优秀读者与优秀作家》中一段话：“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待一个作家（按：当然也以此来看待一个诗人）：他是讲故事的人，一个教育家和魔法师。作家集三者于一身，但魔法师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他之所以成为大作家，得力于此。”（参见纳博科夫：《文学讲稿》，三联书店，1991年，第25页）

而他在1986年11月13日写于德国的《刺客之歌》，演员被最大限度减少到二人。在此，他若一个沉静的导演绝对掌控着诗中人物的表演。首先，他把自己的形象出神入化地平均分配给了刺客和太子。两副面孔——两种语气——两个相同的命运（指共同复仇的命运及任务）——太子与刺客，在一片素白的河岸为我们上演了“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惊骇场面，一首小诗被委以重任并胜任了极端的时间。

故事就这样开始了：那刺客仿佛染上了乡思的烦躁，坚决要去赴那一片血光，舟楫在叮咛、酒与剑已必备、英俊的太子向我们走来、热酒正在饮下…………语调就是态度、就是信仰、就是决心。幻觉中，作为导演的张枣这时也挺身而出，代替了故事里的主角——刺客，其实，他也就只手翻新了历史中的一个画面；如今，张枣年轻的影子已驻立在画面中，以“另一张脸在下面走动”（《刺客之歌》），任“历史的墙上挂着矛和盾”（同上）。我第一次(接着是好多次)读到这首诗时，诗中的每一个言词似乎都在脱颖而出，它们本身在说话、在呼吸、在走动，在命令我的眼睛必遵循这诗的律令、运筹和布局。多么不可思议的诗意，三个人物（刺客、太子、张枣）在如此小的诗歌格局中（而非大诗中）充溢着无限饱满的心理之曲折、诡谲、简洁、练达，突然故事贯穿了、释然了，一年又一年，一地又一地，诗人当前的形象终于在某一刻进入了另一个古老烈士——刺客——的血肉之躯。

此诗当然亦可从另一番深意出发予以阐释，张枣正以此诗“风萧萧兮易水寒”的场景来自喻他在德国的境况：“为铭记一地就得抹杀另一地/他周身的鼓乐廓然壮息”（同上），不是吗？2006年4月，他在接受新京报记者刘晋锋采访时，就说过：“我在国内好像少年才俊出名，到了国外之后谁也不认识我。我觉得自己像一块烧红的铁，哧溜一下被放到凉水里，受到的刺激特别大。”

在德国，鼓乐已遽然壮息了，但与此同时，他又迎难而上，假以诗中“刺客”的命运及任务来暗示或象征他自己身在异国的诗歌写作的凶险命运及任务：“那凶器藏到了地图的末端/我遽将热酒一口饮尽”（同上），其中那“地图的末端”，表面看去恰似张枣年轻时喜爱的诗人里尔克（Maria Rilke）《这村里》开头二句：“这村里站着最后一座房子，/荒凉得象世界的最后一家。”（梁宗岱译）但境界却完全不同了，张枣翻手便将这世界尽头的西洋式“荒凉”写得汉风熠熠，既惊险又惊艳。另，以上所引这些《刺客之歌》的诗句还让我想到他曾对我说过的不止一次的话：“我知道我将负有一个神秘的使命。”（此句出自张枣1988年7月27日给我的来信）那将是怎样一种惊心动魄的使命呀！诗人的决心下得既艰难又绝决，为此，他的眼前只能是矛和盾。

考虑到张枣研究者及热爱他的读者没有见过此诗的原文，他在中国唯一出版的一本薄薄的诗集《春秋来信》（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年3月）也未收入此作，在此，我特别从其手稿里寻来，亲录如下。另外说一句：这首诗也是张枣的父亲很喜欢的一首诗，他常常会在一些场合朗诵这首诗，并认为从这首诗可以看出张枣是一位真正的爱国诗人。（荐诗/柏桦）

《巴山夜雨》（1980）吴永刚、吴贻弓导演

这部片子也是东亚城市网课时候查资料获悉的，当时发现重庆好多影视作品，于是搜了一个片单，打算干脆以城市为主题看电影好了，这部片子是片单里较早的。

《巴山夜雨》是很简单的一个故事，讲述了在四人帮执政末期，诗人秋石因为所谓罪行需要从重庆秘密押解到武汉，前路未明。故事地点就发生在这艘从重庆驶向武汉的客船上，除了诗人和两位押解员之外，同舱室还有其他几位客人，大家也都是四人帮统治下经历着各种伤痛的人。

故事简单，表达的情感也简单，又加上童话式的内容，整个故事就显得单纯而动人。

当然它的上限如此明显也是因为它的童话式内容，极左的女押解员在诗人和其他船员的苦难中轻易就被矫正，并且愿意冒风险帮助诗人，另外一个押解员更是为了使得故事合理干脆直接变了立场，秘密押送的诗人，乘坐哪艘船去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去这样机密的内容却能被一个什么背景都没有的小女童知晓，船上所有人都是几近没有一丝杂质的善人，这样的故事只有童话里了。

《再见徽因 》99-107 浙江话剧团 20210506 天津中国大戏院 ~ 幕一【太太的客厅】蒋宁 (林徽因) 余江浩（徐志摩）~ 在伦敦的日子里，徽因遇见了徐志摩。志摩因常拜访恩师林长民，随着拜访的次数越多，和徽因之间也就产生了情愫。两个人从伦敦的天气聊到英国诗歌，志摩深深地为林徽因所吸引。最让他心旌摇曳的是暮春时节与徽因在剑桥漫步，一个浪漫诗人，他的性格热忱和他对自己的狂恋，对于一个懵懂的少女又怎会没有吸引力？可徽因还是理性的，她并不清楚自己内心深处对于志摩是如何的感情。童年的经历更使得她不能忽视志摩已是有家室的人这一事实，她不愿意破坏别人的家庭。1921年秋，徽因随父亲回国，这段感情便也告一段落。但志摩对徽因的感情一发不可收拾，“得之我幸，失之我命”，1922年与妻子张幼仪离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