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情令开播两周年#
故事的开始始于19年的夏天，情绪的变化由最开始的无感直到后来的惊喜、惊艳，陪伴陈情令一同走过两年了，感情不言而喻，在我目前为止21年的人生中，没有哪部剧像阿令一样让我投入这么深的心思，也没有谁能知道我入戏阿令时心里的震撼，竟然拍的这么好！第二年紧接着第三年、第四年接踵而至，刚刚开始而已，我们且看今后！青山不改，绿水长流，后会有期，来日方长！忘羡！

1.伦理学是第一哲学，形而上学的其他分支都是在它这里获得各自意义的。因为第一问题乃是正义的问题，因为正是通过正义的问题，存在得以被撕裂，人得以被确立为“异于存在”和在世只超越。因为若无正义这一问题，思想所有其他的考问都不过是虚空和捕风。

2.人的思考可能始于创伤或探索，一些我们甚至不知道如何用语言表达出来的创伤和探索。正是通过阅读书籍，这些最初的冲击变成了疑问和问题，变成了思考的对象。经典在这里可能会非常重要，因为在经典中我们可以去过“那些不在场的真实的生活”。

3.社会性不能被还原为所有个体之心理的总和。涂尔干认为，社会性是精神的秩序本身，是存在中的新的构结，是超出动物性的人性心理的；他严格的界定了“集体表象”这一层面，并由此打开了个体生活本身中的精神维度——只有在此维度中，个人才能被承认，甚至才能被释放。

4.伯格森对哲学的主要贡献是提出了“绵延理论”。对钟表时间之首要地位的摧毁；物理时间只是一种次生性的时间这一观念。一种不能还原为线性而同质之时间的绵延在存在论意义上——而非仅在心理学意义上——是具有优先地位。如果没有这种确认，海德格尔就不会敢于去构想此在的有限的时间性。

5.现代科学向我们保证了它自己事业的更新。但是教导给我们关于新之灵性者大约可以说是伯格森，这新之灵性就是：“存在”从现象中脱离出来劲儿成为“异于存在”。

6.胡塞尔的基本真理最首要的是一种（自身思义）的可能性，理解自身，或者反观自身，直截了当地提问“我们现在是个什么情况？”，做总结。超出了本质直观、超出了风靡一时的（本质直观）的最广义的现象学指的或许就是这个。

7.现象学士哲学家——不带幻想地、不带修辞地——在事物真实状态中的在场。通过澄清这一状态以及事物之客体性、之存在的意义，现象学不仅回答了“是什么”这一问题，还回答了“存在的东西如何存在、存在者存在意味着什么？”这一问题。

8.现象学的工作方法首先给了意识的意向性这一中世纪构想以新的生命力：若不顾及意识所“朝向”的对象，“所有的意识都是关于某物的意识”是无法被描述的。意向性的瞄向并不是一种认知，而是于其情感和意愿中——在其动力本身中——即是被“触发性地”或“主动地”界定的。意向通达对象的方式本质上取决于对象的本质。存在决定通达存在的方式。

9.价值（这一特征）并不是在对认知进行修正后附加到存在者之上的，而是来自意识的一种特殊态度，来自一种非理性的意向性，一种一上来就不可被还原为知识的意向性。比如与他人的关系可以作为一种不可被还原的意向性被探索，即使这么做最后会看到意向性的破裂。

10.《存在与时间》旨在描述人的存在或者说生存——而非人的本性。我们所谓的存在主义无疑从《存在与时间》中获得了决定性的影响。

11.焦虑在通常的研究中被认为是一种无原因的情绪运动，或者，更确切的说，被认为是“无对象的”，海德格尔分析，真正意义非凡的恰恰就是其无对象这一事实。焦虑是通达虚无的本真的、全适的入口....人并不是通过一系列的理论步骤“通向”虚无，而是在焦虑中直接地和不可还原地通达虚无。存在本身，就好像是通过意向性的效应，被一种意义所激活，由虚无的原始存在论意义所激活。

12.一个思想者的作品越是伟大——伟大与否与写作的篇幅和数量全然无关——作品中的未被思者，即那首先和仅仅通过此作品才作为未被思者出现的东西，就越是丰富。-梅洛·庞蒂

13.布朗肖那里，问题的关键不再是存在，也不再是一个“某物”。在布朗肖那里，必须永远解-说既说——这是个既非存在亦非虚无的事件。灾异所指的既非死亡亦非不幸，而是指就好像存在从存在的固定性中解脱了出来，从它向一个星体的指归和参考中、从所有的宇宙学意义上的存在中解脱了出来：灾-异。

14.很多今天所持有的观点尚未完全成形，很多诞生于其中的直观都更多是在标记一条路线，而不是一个终点。

15.孤独是一个“存在主义的”课题。存在，在过去那个战争时代被描述为在孤独中的绝望，或被描述为在焦虑中的隔离。认知实际上一种内在（性），而且，在认知中，存在的隔离没有被打破。实际上，存在这一事实的东西，可以讲述，却不能分摊个人的存在。谷底，因此在这里显现为那标记着存在之事件本身的隔离。

16.社会性的东西超出存在论。我们是被各色存在者和东西所包围着的，我们和它们有关系。通过视觉、通过触觉、通过共情、通过共同劳动，我们是和其他的人一起的。

17.我独立存在着，因此，正是“在我之在”——即“我存在”这一事实，即“我的存在”——构成了那绝对不及物的原素，某种没有意向性、没有关联的东西。存在者之间什么都可以交换，除了存在。在这个意义上，存在就是通过存在把自己隔离起来。

18.认知永远都是思与思之所思之间的一种相即。在认知中，出离自我是不可能的。社会性也就不可能有认知那样的结构。社会性将是一种与通过认知出离存在不同的出离存在的方式。

19.现实不应该仅仅在其历史的客观性中被界定，现实也应从它那打断了历史时间之连续性的秘密出发被界定，从各种内在的意向出发被界定。社会的多元性只有从这种秘密出发才是可能的。

20.政治必须永远都能够被从伦理出发加以控制和批判。

【声音】新兴国家的崛起势不可挡

by 理查德·沃尔夫(马萨诸塞大学经济学名誉教授）

现代资本主义始于17世纪的英国，并最终传播到世界各地。它在其特殊演变过程中制造出了一个围绕着中心加边缘（在经济上，并常常在政治上被殖民）模式组织起来的全球经济。

资本主义在这些中心（主要是西欧、北美和日本）积聚了其多年积累下来的资产。工厂、写字楼、商店、配送中心和交通网络构建出了快速发展的城市。政府、学校、大学和医院等支持机构同样在都市资本主义的中心地带发展壮大，这一情况主要是出现在19世纪以及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

然而，在过去的半个世纪，新中心已经出现并在迅速成长。中国、印度和巴西就是最显著的例子，这些国家的工作机会、实际工资、消费、利润和投资都在不断增长。它们的经济规模和全球影响力不仅使其成为新中心，而且还为早期出现的各大资本主义中心贴上了“旧”这个标签。（图1、中国上海的繁荣景象）

现代经济发展的一个绝对事实是：资本正远离其旧的中心，转而迁移至新的中心。关于这次迁移，我们可以借用也应该借用以下这句话来形容：它改变了一切。

在20世纪历经两次世界大战和战后去殖民化运动后，原本有可能与美国竞争世界霸主地位的欧洲被破坏殆尽，美国资本主义得以称霸全球。尽管令人印象深刻，但美国资本主义占据世界霸主地位的时间并不长。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旧中心的大资本家们出于逐利动机搬离旧中心，才使得新中心在其助力下得以创建。吸引他们前往的是后者较低的工资和快速增长的大众消费市场。

许多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公司已从旧中心搬迁（或扩张）至新中心。由于早期搬迁的公司获利丰厚，竞争压力迫使其它公司更快地加入到了搬迁行列中。资本中心的迁移一直在持续进行中。

美国在世界贸易和资本流动中占据的经济地位因其它国家经济的崛起而不断受到削弱。越来越多的交易使用其他货币结算也使美元霸权遇到了挑战。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通过发动贸易战，加征关税和迫害个别中国企业及高管等方式对中国展开大规模进攻，然而他的行为并没有阻断或改变中国经济发展的轨迹。对中国所施行的香港政策、少数民主政策和知识产权政策横加指责也无济于事。

在2020年全年，中国经济增长了2.3%，而美国经济却下降了3.5%。事实证明，中国的抗疫表现远远好过美国。简言之，美国相对中国的衰落还未结束，更不用说翻转了。

这种资本中心迁移所带来的影响将涉及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困扰美国高等教育的成本和债务问题与中国高等教育的迅猛发展形成了鲜明对比。

而在应对和遏制疫情方面，中国与美英的对比则更加鲜明。当然，在公共卫生领域，印度和巴西的情况表明，即使是新的资本中心，如果其政府不能调动私人和公共资源来实现需要优先处理的社会目标（如战胜疫情或最大限度地实现可持续经济增长），那这些国家也会遇到严重的困难。

新旧资本中心都以同样的一分为二方式组织企业/工作场所。雇主组成少数派，雇员则占大多数。只有少数派能决定生产什么产品，使用什么技术，在那里生产商品以及如何分配净收入（分配给谁和用来干什么）。

虽然新旧中心通常会以不同的方式混合组织公私企业进行生产，但值得注意的是，新旧中心的这两类企业都是按照标准的同一种雇主/雇员二分法组织起来的。

衰落者面临的问题不同于新兴者面临的问题。许多美国、西欧，甚至日本的公司奉行防御战略（迁往别处、与其它公司合并或收缩业务）。

采用节约成本的自动化生产技术往往是比扩大产出更具吸引力的利润提升策略。因此，“商店跑路”和居民失业导致税收减少从而使社区苦恼不已：它们必须减少公共服务或增加政府债务负担吗？（图2、美国锈带地区的破败景象 ）

实际工资停滞不前，失业者搬家或移居国外去寻找工作，这扰乱了他们及其家人的生活。随着财富排行榜上排名前5%的大股东和高管们将资本迁至低工资国家并采用自动化生产技术以获取大部分利润，社会上的贫富差距急剧扩大了。

而另外95%的人则在努力减轻资本中心迁徙和其它利润驱动策略带给他们的损失和负担。

相比之下，中国、印度和巴西则面临着因资本快速发展而引发的问题，这些问题和19世纪以及20世纪早期在旧中心出现的问题非常相似。

工人涌入城市，产业工人出现和为此而采用新的思维和生活方式导致反抗、工会和社会主义运动不断涌现。

拥挤、环境污染、住房和卫生设施不足或多或少地困扰着新中心。残酷的竞争产生了可怕的工作环境，而此时国际流动资本仍在四处追逐暴利。

经济周期的不稳定以及收入和财富日益不平等的趋势招致了社会的广泛批评。而从旧中心发展起来的劳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常常成为社会批判借用和改编的资源。

另一方面，资本从旧中心向新中心转移致使旧中心陷入到长期衰退中，其明显表现就是衰败的产业和城市。

政治活动的主要目的已不再是谋求经济增长，也不是以再次促进资本增长的方式裁决内部冲突和把世界塑造成一个独特的中心-边缘模式。取而代之的是，政策转向维持目前的全球形势，避免多种力量改变现状。

对许多政客来说，在层出不穷的社会分裂和衰败中，这种重心的转移已沦为了替罪羊。

另一方面，资本在新中心找到了有利可图的新沃土。新中心的增长抵消了旧中心的衰退。全球1%的人变得更富有，因为他们同时从新旧中心都获取到了更多的财富。

本来发生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事情——比如资本从旧的锈带中心转移到新的高科技中心——已在整个世界发生。

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是，在新旧中心出现的不同问题是否会逐渐削弱这个体系，还是为它提供了一线生机。或许，日益加剧的新旧中心冲突（例如，美中之间的斗争）将重走从经济冲突发展到军事冲突的老路。

那么，这一重要的社会问题将最终无解，全球资本主义将实现其批评者发出的一个预言：其内部矛盾将最终毁灭资本主义本身。

（由冠群译自《亚洲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