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资办医失败样本：负债17亿，首都医疗集团最终破产
——最初估值约25亿，到最后打骨折变为2个多亿，首都医疗是如何走到这一步的？[疑问][疑问]
若不是此次出让股权的新闻，很多人可能未曾听说过首都医疗集团（下简称“首都医疗”）的名字。
作为7年前最早一批投资社会办医的“国字军”，首都医疗集团曾被寄予突破体制的厚望，令对手们又爱又恨。
然而，尽管拥有国资身份和良好政府关系、步入妇婴、养老和骨科等吸金赛道，却无法让它走得更远。
因连续亏损多年，总负债17亿，首都医疗不得不以2.6亿的底价卖身。7月中旬，首都医疗73.13%的股权受让方已确定，具体情况暂未对外公布。
“主业不聚焦、投资亏损严重”是官方为首都医疗做出的“诊断”。
但也许从最开始，这条带有实验色彩，既不同于公立医院，也不同于民营医院的“国资办医”道路，就面临着复杂政策系统的重重掣肘。
[星星]医疗“巨塔”仅剩残垣断壁
时间回到2012年。彼时，让民营医院充当“鲶鱼”，倒逼公立医院改制，是一度流行的医改药方。虽然国家相继出台了多部鼓励社会办医的文件，但阻力一直存在。
私人资本后继乏力，使实力更雄厚的国有资本也盯上了社会办医这块蛋糕。华润、中信、北大医疗等企业纷纷涌入，开始布局综合医院与公立医疗机构。
与第一梯队的竞争对手不同，首都医疗集团自诞生伊始，就选择了差异化的专科发展之路。
2014年，首医集团由北京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下简称北京国资）成立，注册资本10亿元。
北京国资曾承接奥运场馆建设。2012年，其踏入高端医疗领域，分别筹建、收购了爱育华妇儿医院和英智康复医院。之后北京国资将此前积累的全部医疗资源“打包”装进首都医疗。
成立的第二年，首都医疗又引入深圳前海光大作为战略投资者，增资5.49亿元，注册资本扩为13.67亿元。
自此，首都医疗在股权结构上确立了市属国企控股、央企资本参股的混合所有制结构。
首都医疗闪闪发光的背景，曾让同行们“又爱又恨”。一位接近首都医疗的业内人士曾表示，“爱的是希望他们真的能推进政策进程，怕的是他们抢走所有人的饭碗。”
短短3年，首都医疗迅速扩张版图。
英智康复医院开始集团化、连锁化发展，在国内建设多家机构。
北京爱育华妇儿医院在亦庄开业，请来原北京儿童医院党委书记、副院长；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医院所长范茂槐担任院长；原北京妇产医院、北京妇幼保健院党委书记陈宝英担任副院长。
国内唯一一家中医儿科的北京惠民中医儿童医院也纳入集团。此外，首都医疗还以特许经营方式与海淀妇幼医院签署合作新建新海淀妇幼医院。
首都医疗的迅速扩张与国资背景不无关系。
首都医疗第二任副总裁隋国平曾向《21世纪经济报道》坦言，在与地方政府打交道时，国企性质的社会资本确实存在优势。“特别是魏则西事件以后，民营医院被贴上某种标签，很多民营医疗资本比以前更愿意上国有资本的‘船’了。”
除大举扩张外，首都医疗还可以推动政策发布。2016年4月出台的《北京市公立医院特许经营管理指南》，首都医疗就在背后起了关键作用。
在已有布局基础上，隋国平为首都医疗规划了一张“塔型医疗网络”的蓝图。
（见图1：塔型医疗网络示意图，图源：首都医疗公众号）
塔型网络从底部到顶端，范围依次扩张，分别为：五环内社区医疗、环五环医疗圈、京津冀医疗圈、境外医疗和旗舰综合医院。
之所以划立五环为边界，是因为2015年北京开始疏解非首都功能，不少此前在五环内运营的医院都搬迁至五环外。
北京市医管局也规定，五环内不允许新建医院。竞争对手和公立医院们都在二环三环，而首都医疗只能把医院建到五环以外。
因此，在五环内，首都医疗主打基层康复，五环外则以特许经营、技术合作等方式与海淀妇幼保健院、积水潭国际骨科医院等多家医院合作。
首都医疗还尝试将势力拓展至全国甚至境外，投资了香港最大的门诊连锁服务网络——香港盈健医疗，并试图收购美国某质子治疗中心，进军肿瘤治疗。
（见图2：首都医疗股权架构，图源：每日经济新闻，下同）
令人眼花缭乱的业务线，映射出投资逻辑的混乱。首都医疗在多个赛道的涉足，并没有迎来预想的结果。
以负债占比最高的爱育华医院为例，据《每日经济新闻》报道，该院在开业第一年借款规模就达10亿元，固定资产投入也有10亿元，建筑面积为7.3万平方米，设计床位300张。
首都医疗采用借新还旧的方式，借款规模逐渐攀升，截止2020年，借款16亿元，年度利息折旧规模1.16亿元。
虽然爱育华医院后期营收不断扩大，由2016年的6905万元增长至2019年的1.56亿元，但资不抵债的困境依然严峻，投资人也没有耐心再等待下去。
此外，首都医疗投资的惠民医院、首医优合、骨科医院等项目也因疫情影响、地价提高、拖欠租金等原因烂尾。曾经设想的“医疗巨塔”，如今已只剩断壁残垣。
其中，骨科医院未批先建，收到环保处罚后一直停工，没有做过医院业务。2019年，骨科医院变身“包租公”，将租来的楼层对外转租。无奈疫情突袭，租户未按时缴纳房租，骨科医院也没有及时向物业产权方交租。
最终骨科医院因拖欠租金被起诉，目前转为待处置状态。
（见图3）
（见图4）
2020年11月，北京市委第十轮巡视的反馈意见指出，北京国资公司主责主业不聚焦，健康医疗等行业投资亏损严重，要求加快推进首都医疗集团退出工作。
惠宏医疗管理集团战略业务部总经理、广东省现代医院管理研究所战略管理高级研究员谭如雷告诉“医学界”，除了妇婴、养老和骨科三类业务重心不明显、主业不聚焦外，首都医疗还存在产业协同不强的问题。
“对于医疗集团来说，发挥规模优势和降低交易成本是非常重要的。规模大可以带来各类采购议价压低成本，同时产业间高度协同性也能带来成本降低。
例如，医疗集团内部医疗服务产业和药品、器械产业之间有效协同，或者医疗产业和围绕医疗配套业务之间有效协同。相较于外部合作，在集团内部协作交易成本更低，可以实现边际效益递增。
对于首都医疗集团来说，虽然妇婴、养老和骨科赛道都很吸金，但是很难找到几类业务间有效协同点，集团规模优势未有效发挥。”谭如雷说。
[星星]多次自救无果，国资办医困局何解？
除主业不聚焦等内部因素外，首都医疗还面临外部的多种压力。“一只脚迈进市场经济，另一只脚还留在计划经济”的扭曲制度，也许是其办医失败的根本原因。
首都医疗第一任副总裁张哲曾在2016年对《南方周末》坦承，很多同行觉得首都医疗“背靠大树”，实际上是甘苦自知。
“卫计委有自己的思路，发改委有自己的思路，国务院有它的思路，多部门监管、多部分投入医改，每个部门有它的思路。”张哲说。
从政府角度来看，首都医疗需要承担起缓解北京大城市病的责任，从企业的角度来看，其还要同时兼顾疏解非首都功能、医改与投资，压力自然不言而喻。
2017年，隋国平曾向《北京商报》表示，从疏解方面来看，不少公立医院搬至五环外之后，还能凭借常年积累的口碑带动患者前往就诊。但社会办医只有走依靠设备、专家、营销等专科化发展，才能赢得更多生存空间，但发展起来各有难点。
另外，即使首都医疗推动了公立医院特许经营政策的出台，但在与公立医院合作时，依然面临市场化与非市场化主体的诉求不同的问题。
“我们觉得非常复杂，甚至不知道交易对手是谁。”隋国平表示：“起初，我们以为交易对手是合作的公立医院，后来发现不是。也不是医管局、卫计委。它们是政府部门，不是法人，更不能提供担保增信。”
此外，土地、物业规划、环评等配套政策落地速度较为缓慢，也限制了首都医疗的发展。
早在2014年，北京相关部门针对国资办医面临的问题曾提出过两套方案：
一是参考上海，将医管局改制，对市级公立医疗机构的国有资产实施监督管理。
二是在国资体系下成立一个法人企业主体，通过PPP等模式进行融资。
两套方案，一个偏向政府监管，另一个趋于市场竞争。虽然首都医疗也曾尝试PPP、托管等模式，但本质上还是走了前者的路，这也为后来的衰落埋下伏笔。
据《每日经济新闻》报道，7年内首都医疗曾多次自救，对接包括华润医疗、凤凰医养、同仁堂集团、国药集团等在内的十几家机构，试图走出亏损泥潭，却屡试屡败。
医库软件董事长涂宏钢告诉“医学界”，首都医疗卖不出去是因为要价太高，这与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有关。因其要承担“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责任，以增值或者净资产为作价依据，不考虑市场情况。“所以，首都医疗最初估值约25亿，到最后打骨折变为2个多亿，一直没有人敢拍板做决策，直到最后亏损到严重资不抵债，只能以这个价格卖出。”
涂宏钢还认为，首都医疗的结构从一开始就面临问题，它并不是独立的市场运营，其混合制带有一定行政探索的色彩，不符合现代企业制度的运营原则，会出现流程繁琐、尾大不掉等“大企业病”。在最初基建时敢于重投入，但包括体系、客户引流和品牌塑造等软资产领域却不肯投入。
同时。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的“保值增值”的责任，和医疗长线投资的逻辑可能存在矛盾。
“一般来讲，投资医院要忍耐五年的亏损，这是很正常的。首都医疗基建全部采用自建，而医教研用地的资产并不会增值，也没有其他用途，所以和一般商业地产项目没法比较。该集团出现了巨额的短债长投，无法应对固定资产投入和经营的现金流。借新还旧导致债券越滚越大，最后资不抵债。”涂宏钢说。
首都医疗面临的种种困境，也是国资办医的缩影。
对于之后的接盘者来说，如何界定清晰的权责利关系、保证资产稳定、做出灵活的市场决策、实现业务聚焦，或许是亟待解决的难题。
——最初估值约25亿，到最后打骨折变为2个多亿，首都医疗是如何走到这一步的？[疑问][疑问]
若不是此次出让股权的新闻，很多人可能未曾听说过首都医疗集团（下简称“首都医疗”）的名字。
作为7年前最早一批投资社会办医的“国字军”，首都医疗集团曾被寄予突破体制的厚望，令对手们又爱又恨。
然而，尽管拥有国资身份和良好政府关系、步入妇婴、养老和骨科等吸金赛道，却无法让它走得更远。
因连续亏损多年，总负债17亿，首都医疗不得不以2.6亿的底价卖身。7月中旬，首都医疗73.13%的股权受让方已确定，具体情况暂未对外公布。
“主业不聚焦、投资亏损严重”是官方为首都医疗做出的“诊断”。
但也许从最开始，这条带有实验色彩，既不同于公立医院，也不同于民营医院的“国资办医”道路，就面临着复杂政策系统的重重掣肘。
[星星]医疗“巨塔”仅剩残垣断壁
时间回到2012年。彼时，让民营医院充当“鲶鱼”，倒逼公立医院改制，是一度流行的医改药方。虽然国家相继出台了多部鼓励社会办医的文件，但阻力一直存在。
私人资本后继乏力，使实力更雄厚的国有资本也盯上了社会办医这块蛋糕。华润、中信、北大医疗等企业纷纷涌入，开始布局综合医院与公立医疗机构。
与第一梯队的竞争对手不同，首都医疗集团自诞生伊始，就选择了差异化的专科发展之路。
2014年，首医集团由北京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下简称北京国资）成立，注册资本10亿元。
北京国资曾承接奥运场馆建设。2012年，其踏入高端医疗领域，分别筹建、收购了爱育华妇儿医院和英智康复医院。之后北京国资将此前积累的全部医疗资源“打包”装进首都医疗。
成立的第二年，首都医疗又引入深圳前海光大作为战略投资者，增资5.49亿元，注册资本扩为13.67亿元。
自此，首都医疗在股权结构上确立了市属国企控股、央企资本参股的混合所有制结构。
首都医疗闪闪发光的背景，曾让同行们“又爱又恨”。一位接近首都医疗的业内人士曾表示，“爱的是希望他们真的能推进政策进程，怕的是他们抢走所有人的饭碗。”
短短3年，首都医疗迅速扩张版图。
英智康复医院开始集团化、连锁化发展，在国内建设多家机构。
北京爱育华妇儿医院在亦庄开业，请来原北京儿童医院党委书记、副院长；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医院所长范茂槐担任院长；原北京妇产医院、北京妇幼保健院党委书记陈宝英担任副院长。
国内唯一一家中医儿科的北京惠民中医儿童医院也纳入集团。此外，首都医疗还以特许经营方式与海淀妇幼医院签署合作新建新海淀妇幼医院。
首都医疗的迅速扩张与国资背景不无关系。
首都医疗第二任副总裁隋国平曾向《21世纪经济报道》坦言，在与地方政府打交道时，国企性质的社会资本确实存在优势。“特别是魏则西事件以后，民营医院被贴上某种标签，很多民营医疗资本比以前更愿意上国有资本的‘船’了。”
除大举扩张外，首都医疗还可以推动政策发布。2016年4月出台的《北京市公立医院特许经营管理指南》，首都医疗就在背后起了关键作用。
在已有布局基础上，隋国平为首都医疗规划了一张“塔型医疗网络”的蓝图。
（见图1：塔型医疗网络示意图，图源：首都医疗公众号）
塔型网络从底部到顶端，范围依次扩张，分别为：五环内社区医疗、环五环医疗圈、京津冀医疗圈、境外医疗和旗舰综合医院。
之所以划立五环为边界，是因为2015年北京开始疏解非首都功能，不少此前在五环内运营的医院都搬迁至五环外。
北京市医管局也规定，五环内不允许新建医院。竞争对手和公立医院们都在二环三环，而首都医疗只能把医院建到五环以外。
因此，在五环内，首都医疗主打基层康复，五环外则以特许经营、技术合作等方式与海淀妇幼保健院、积水潭国际骨科医院等多家医院合作。
首都医疗还尝试将势力拓展至全国甚至境外，投资了香港最大的门诊连锁服务网络——香港盈健医疗，并试图收购美国某质子治疗中心，进军肿瘤治疗。
（见图2：首都医疗股权架构，图源：每日经济新闻，下同）
令人眼花缭乱的业务线，映射出投资逻辑的混乱。首都医疗在多个赛道的涉足，并没有迎来预想的结果。
以负债占比最高的爱育华医院为例，据《每日经济新闻》报道，该院在开业第一年借款规模就达10亿元，固定资产投入也有10亿元，建筑面积为7.3万平方米，设计床位300张。
首都医疗采用借新还旧的方式，借款规模逐渐攀升，截止2020年，借款16亿元，年度利息折旧规模1.16亿元。
虽然爱育华医院后期营收不断扩大，由2016年的6905万元增长至2019年的1.56亿元，但资不抵债的困境依然严峻，投资人也没有耐心再等待下去。
此外，首都医疗投资的惠民医院、首医优合、骨科医院等项目也因疫情影响、地价提高、拖欠租金等原因烂尾。曾经设想的“医疗巨塔”，如今已只剩断壁残垣。
其中，骨科医院未批先建，收到环保处罚后一直停工，没有做过医院业务。2019年，骨科医院变身“包租公”，将租来的楼层对外转租。无奈疫情突袭，租户未按时缴纳房租，骨科医院也没有及时向物业产权方交租。
最终骨科医院因拖欠租金被起诉，目前转为待处置状态。
（见图3）
（见图4）
2020年11月，北京市委第十轮巡视的反馈意见指出，北京国资公司主责主业不聚焦，健康医疗等行业投资亏损严重，要求加快推进首都医疗集团退出工作。
惠宏医疗管理集团战略业务部总经理、广东省现代医院管理研究所战略管理高级研究员谭如雷告诉“医学界”，除了妇婴、养老和骨科三类业务重心不明显、主业不聚焦外，首都医疗还存在产业协同不强的问题。
“对于医疗集团来说，发挥规模优势和降低交易成本是非常重要的。规模大可以带来各类采购议价压低成本，同时产业间高度协同性也能带来成本降低。
例如，医疗集团内部医疗服务产业和药品、器械产业之间有效协同，或者医疗产业和围绕医疗配套业务之间有效协同。相较于外部合作，在集团内部协作交易成本更低，可以实现边际效益递增。
对于首都医疗集团来说，虽然妇婴、养老和骨科赛道都很吸金，但是很难找到几类业务间有效协同点，集团规模优势未有效发挥。”谭如雷说。
[星星]多次自救无果，国资办医困局何解？
除主业不聚焦等内部因素外，首都医疗还面临外部的多种压力。“一只脚迈进市场经济，另一只脚还留在计划经济”的扭曲制度，也许是其办医失败的根本原因。
首都医疗第一任副总裁张哲曾在2016年对《南方周末》坦承，很多同行觉得首都医疗“背靠大树”，实际上是甘苦自知。
“卫计委有自己的思路，发改委有自己的思路，国务院有它的思路，多部门监管、多部分投入医改，每个部门有它的思路。”张哲说。
从政府角度来看，首都医疗需要承担起缓解北京大城市病的责任，从企业的角度来看，其还要同时兼顾疏解非首都功能、医改与投资，压力自然不言而喻。
2017年，隋国平曾向《北京商报》表示，从疏解方面来看，不少公立医院搬至五环外之后，还能凭借常年积累的口碑带动患者前往就诊。但社会办医只有走依靠设备、专家、营销等专科化发展，才能赢得更多生存空间，但发展起来各有难点。
另外，即使首都医疗推动了公立医院特许经营政策的出台，但在与公立医院合作时，依然面临市场化与非市场化主体的诉求不同的问题。
“我们觉得非常复杂，甚至不知道交易对手是谁。”隋国平表示：“起初，我们以为交易对手是合作的公立医院，后来发现不是。也不是医管局、卫计委。它们是政府部门，不是法人，更不能提供担保增信。”
此外，土地、物业规划、环评等配套政策落地速度较为缓慢，也限制了首都医疗的发展。
早在2014年，北京相关部门针对国资办医面临的问题曾提出过两套方案：
一是参考上海，将医管局改制，对市级公立医疗机构的国有资产实施监督管理。
二是在国资体系下成立一个法人企业主体，通过PPP等模式进行融资。
两套方案，一个偏向政府监管，另一个趋于市场竞争。虽然首都医疗也曾尝试PPP、托管等模式，但本质上还是走了前者的路，这也为后来的衰落埋下伏笔。
据《每日经济新闻》报道，7年内首都医疗曾多次自救，对接包括华润医疗、凤凰医养、同仁堂集团、国药集团等在内的十几家机构，试图走出亏损泥潭，却屡试屡败。
医库软件董事长涂宏钢告诉“医学界”，首都医疗卖不出去是因为要价太高，这与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有关。因其要承担“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责任，以增值或者净资产为作价依据，不考虑市场情况。“所以，首都医疗最初估值约25亿，到最后打骨折变为2个多亿，一直没有人敢拍板做决策，直到最后亏损到严重资不抵债，只能以这个价格卖出。”
涂宏钢还认为，首都医疗的结构从一开始就面临问题，它并不是独立的市场运营，其混合制带有一定行政探索的色彩，不符合现代企业制度的运营原则，会出现流程繁琐、尾大不掉等“大企业病”。在最初基建时敢于重投入，但包括体系、客户引流和品牌塑造等软资产领域却不肯投入。
同时。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的“保值增值”的责任，和医疗长线投资的逻辑可能存在矛盾。
“一般来讲，投资医院要忍耐五年的亏损，这是很正常的。首都医疗基建全部采用自建，而医教研用地的资产并不会增值，也没有其他用途，所以和一般商业地产项目没法比较。该集团出现了巨额的短债长投，无法应对固定资产投入和经营的现金流。借新还旧导致债券越滚越大，最后资不抵债。”涂宏钢说。
首都医疗面临的种种困境，也是国资办医的缩影。
对于之后的接盘者来说，如何界定清晰的权责利关系、保证资产稳定、做出灵活的市场决策、实现业务聚焦，或许是亟待解决的难题。
【爽！烟台的哥】今晨九点，离鲁返冀，从养马场安德利大酒店赶往烟台南站，这里出租车很少，公交也不多，因为不熟悉，宾馆前台热情地提供了一个约车电话，约了一辆商务车，仅收100元，过高速还不收费，由的哥自付，二十多分钟就赶到了，为我们上车赢得了有利时机。好客山东，名不虚传，的哥好爽啊！[good]
2018年，郑芬芬执导，彭昱畅、张子枫领衔主演的《快把我哥带走》，以不错的口碑成为一匹票房黑马。三年后，同样由郑芬芬自编自导的《快把我哥带走》续篇《二哥来了怎么办》上映，续篇由胡先煦、邓恩熙、郑伟领衔主演。如果观众是带着第一部的预期来的，大概率会失望而归。
《二哥来了怎么办》海报
《快把我哥带走》与《二哥来了怎么办》，都是市场上相对少见的“手足”题材电影。想当初《快把我哥带走》获好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导演创作思路的创新——她并不是以传统现实主义手法进行呈现，而是在电影里加入奇幻元素。奇幻元素与漫画风相得益彰，再加上彭昱畅、张子枫青春满满又毫无表演痕迹的“兄妹情”，给观众带来了别有趣味的观影感受，如同炎炎夏日的一杯冰饮。
《快把我哥带走》口碑不错
《二哥来了怎么办》依循的是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没有奇幻的外壳作依托，脱离现实的漫画风，以及演员表演契合度的不够，让整部电影显得聒噪和浮夸。
有多脱离现实呢？电影从头到尾，哥哥杨听风（胡先煦 饰）和妹妹杨听雨（邓恩熙 饰）的人设，都立不住。
杨听风（胡先煦 饰）
杨听雨（邓恩熙 饰）
依照设定，杨听风是大学生，杨听雨是高中生，两人都不是小孩子了。但他们的所作所为——却很像小学生，不，应该说是幼儿园里的小朋友。比如妈妈和叔叔（继父）不在家，他们就将家里的床垫从楼上搬到楼下，兄妹俩在床垫上蹦啊跳啊的。被叔叔的儿子，也即电影里的“二哥”李圣（郑伟 饰）撞见后，兄妹俩担心的是李圣告状怎么办。
“二哥”李圣（郑伟 饰）
兄妹俩像小孩子一样，为吃的争争抢抢，一吵可以三个小时；杨听风和李圣进行乒乓球比赛时，杨听雨叫来一帮年纪也不小的人在一旁呐喊助威下赌注，而赌注是商家的优惠券；李圣请求杨听风、杨听雨帮自己买炸鸡，兄妹俩在路上就把炸鸡吃光了；为了赶走李圣，杨听雨想到的对策是在李圣床上放虫子，让他睡不好；妈妈和叔叔吵架，三个孩子为了让他们停下来，竟然故意放水把家里给淹了，然后就是BGM、慢镜头，一家人在“雨中”打打闹闹……my eyes啊！
三兄妹
电影院里的小朋友笑得叽叽喳喳——人物低幼的行为都是小朋友能理解的；电影院的成年观众尴尬得用脚趾抠地，看完电影我脚趾比我的眼睛还累——这样的人设、这样的情节，真的太“降智”啦。可别说这是漫画风，再天马行空的想象和浪漫色彩，也要确保人设的真实与行为的基本逻辑。很遗憾，《二哥来了怎么办》没有。
也不是笔者对邓恩熙小朋友苛刻。真的，咱演艺之路才刚开始，演技一定得再磨一磨，台词功底更是得练一练。就《二哥来了怎么办》来说，邓恩熙的表演痕迹太重，用力实在太猛，以至于杨听雨一些撒娇和哭闹的桥段，让我不忍直视。这也要怪郑芬芬的剧本实在太不接地气。辛苦胡先煦、郑伟了，要不是他俩稳一点，人物关系会塌得更彻底。
电影里唯一一个出乎我意料的情节是，杨听雨控诉父亲时说了：“哥哥是学渣，但把我培养成学霸。”（大意）电影里没有任何一丝痕迹表现出杨听雨是“聪明”的，不说还以为她心智停留在幼儿园水平，当她说自己是学霸自然令人匪夷所思。顺便说一句，哪个中国高中生的暑假像电影里那么清闲的？老师作业布置得果然太少了。
《快把我哥带走》欲扬先抑运用得颇为出色，一开始哥哥看上去有多讨厌，反转后他就有多深情。《二哥来了怎么办》也有，李圣珍藏的铁盒子是电影的“麦高芬”，本以为电影又藏了什么大招，结果悬念揭晓时瘫软无力。杨听雨强行无理，哥哥们强行煽情，电影强行收尾。
二哥的心声
之前，《二哥来了怎么办》宣传时强调会增加电影的现实因素，这是《快把我哥带走》所欠缺的——就比如电影中父母成了工具人，也没有对家庭关系有更深的探讨。《二哥来了怎么办》的确是增加了父母的戏份，但对亲子关系、手足关系等的思考依然浮于表面。
这是一个重组家庭。电影里一度离谱到，妈妈的前夫，叔叔的前妻，都找上门来，于是四个成年人、三个孩子住在同一个屋子里。妈妈的前夫要借钱，妈妈当然是不借，叔叔自己做了主张把保险给退了，把钱借给妻子的前夫。于是妈妈与叔叔吵架，叔叔说了一嘴不行就离婚，妈妈就开始哭……你以为这是《我爱我家》吗？真的不是。难道妈妈这一哭就是在反思两性关系吗？更不是。每一个成年人都只是工具人。他们的存在、他们的行为，都是为三个孩子的情感戏服务的，什么时候需要点催化剂，家长就出来制造点莫名其妙的“麻烦”。
家长们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疏于对孩子的照顾，让孩子内心留下空缺；到了重组家庭后，当哥哥有了新妹妹，妹妹有了新哥哥，一切困难就迎刃而解了，从此“不再孤单”。电影也许是在响应“三胎”号召，但实在对不起，这逻辑太不走心了。
《二哥来了怎么办》令人失望，也原谅笔者情绪上头时的一通吐槽。失望是因为有期望，毕竟从《听说》到《快把我哥带走》《做工的人》，郑芬芬都是让人信任的。失望还在于，电影挥霍了“重组家庭”这样一个挺具有现实意义的题材，拍得如此轻如此浅。我们希望《二哥来了怎么办》只是郑芬芬的一次偶然失手。
《二哥来了怎么办》海报
《快把我哥带走》与《二哥来了怎么办》，都是市场上相对少见的“手足”题材电影。想当初《快把我哥带走》获好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导演创作思路的创新——她并不是以传统现实主义手法进行呈现，而是在电影里加入奇幻元素。奇幻元素与漫画风相得益彰，再加上彭昱畅、张子枫青春满满又毫无表演痕迹的“兄妹情”，给观众带来了别有趣味的观影感受，如同炎炎夏日的一杯冰饮。
《快把我哥带走》口碑不错
《二哥来了怎么办》依循的是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没有奇幻的外壳作依托，脱离现实的漫画风，以及演员表演契合度的不够，让整部电影显得聒噪和浮夸。
有多脱离现实呢？电影从头到尾，哥哥杨听风（胡先煦 饰）和妹妹杨听雨（邓恩熙 饰）的人设，都立不住。
杨听风（胡先煦 饰）
杨听雨（邓恩熙 饰）
依照设定，杨听风是大学生，杨听雨是高中生，两人都不是小孩子了。但他们的所作所为——却很像小学生，不，应该说是幼儿园里的小朋友。比如妈妈和叔叔（继父）不在家，他们就将家里的床垫从楼上搬到楼下，兄妹俩在床垫上蹦啊跳啊的。被叔叔的儿子，也即电影里的“二哥”李圣（郑伟 饰）撞见后，兄妹俩担心的是李圣告状怎么办。
“二哥”李圣（郑伟 饰）
兄妹俩像小孩子一样，为吃的争争抢抢，一吵可以三个小时；杨听风和李圣进行乒乓球比赛时，杨听雨叫来一帮年纪也不小的人在一旁呐喊助威下赌注，而赌注是商家的优惠券；李圣请求杨听风、杨听雨帮自己买炸鸡，兄妹俩在路上就把炸鸡吃光了；为了赶走李圣，杨听雨想到的对策是在李圣床上放虫子，让他睡不好；妈妈和叔叔吵架，三个孩子为了让他们停下来，竟然故意放水把家里给淹了，然后就是BGM、慢镜头，一家人在“雨中”打打闹闹……my eyes啊！
三兄妹
电影院里的小朋友笑得叽叽喳喳——人物低幼的行为都是小朋友能理解的；电影院的成年观众尴尬得用脚趾抠地，看完电影我脚趾比我的眼睛还累——这样的人设、这样的情节，真的太“降智”啦。可别说这是漫画风，再天马行空的想象和浪漫色彩，也要确保人设的真实与行为的基本逻辑。很遗憾，《二哥来了怎么办》没有。
也不是笔者对邓恩熙小朋友苛刻。真的，咱演艺之路才刚开始，演技一定得再磨一磨，台词功底更是得练一练。就《二哥来了怎么办》来说，邓恩熙的表演痕迹太重，用力实在太猛，以至于杨听雨一些撒娇和哭闹的桥段，让我不忍直视。这也要怪郑芬芬的剧本实在太不接地气。辛苦胡先煦、郑伟了，要不是他俩稳一点，人物关系会塌得更彻底。
电影里唯一一个出乎我意料的情节是，杨听雨控诉父亲时说了：“哥哥是学渣，但把我培养成学霸。”（大意）电影里没有任何一丝痕迹表现出杨听雨是“聪明”的，不说还以为她心智停留在幼儿园水平，当她说自己是学霸自然令人匪夷所思。顺便说一句，哪个中国高中生的暑假像电影里那么清闲的？老师作业布置得果然太少了。
《快把我哥带走》欲扬先抑运用得颇为出色，一开始哥哥看上去有多讨厌，反转后他就有多深情。《二哥来了怎么办》也有，李圣珍藏的铁盒子是电影的“麦高芬”，本以为电影又藏了什么大招，结果悬念揭晓时瘫软无力。杨听雨强行无理，哥哥们强行煽情，电影强行收尾。
二哥的心声
之前，《二哥来了怎么办》宣传时强调会增加电影的现实因素，这是《快把我哥带走》所欠缺的——就比如电影中父母成了工具人，也没有对家庭关系有更深的探讨。《二哥来了怎么办》的确是增加了父母的戏份，但对亲子关系、手足关系等的思考依然浮于表面。
这是一个重组家庭。电影里一度离谱到，妈妈的前夫，叔叔的前妻，都找上门来，于是四个成年人、三个孩子住在同一个屋子里。妈妈的前夫要借钱，妈妈当然是不借，叔叔自己做了主张把保险给退了，把钱借给妻子的前夫。于是妈妈与叔叔吵架，叔叔说了一嘴不行就离婚，妈妈就开始哭……你以为这是《我爱我家》吗？真的不是。难道妈妈这一哭就是在反思两性关系吗？更不是。每一个成年人都只是工具人。他们的存在、他们的行为，都是为三个孩子的情感戏服务的，什么时候需要点催化剂，家长就出来制造点莫名其妙的“麻烦”。
家长们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疏于对孩子的照顾，让孩子内心留下空缺；到了重组家庭后，当哥哥有了新妹妹，妹妹有了新哥哥，一切困难就迎刃而解了，从此“不再孤单”。电影也许是在响应“三胎”号召，但实在对不起，这逻辑太不走心了。
《二哥来了怎么办》令人失望，也原谅笔者情绪上头时的一通吐槽。失望是因为有期望，毕竟从《听说》到《快把我哥带走》《做工的人》，郑芬芬都是让人信任的。失望还在于，电影挥霍了“重组家庭”这样一个挺具有现实意义的题材，拍得如此轻如此浅。我们希望《二哥来了怎么办》只是郑芬芬的一次偶然失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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