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为什么会做恶梦？当心魂魄外游中鬼邪！(附道教辟恶梦法）#道教知识#
做梦是一个重要的日常生活现象,数千年来一直为人们所关注。我国虽然从上个世纪中期才正式开始产生专门的梦学,但实际上,在数千年的历史文化中,无论是儒、释、道,还是中医学,都已形成了以“占梦”、“攘梦”等为主要内容的一整套系统的梦的理论。
道教对于恶梦形成机制的认识以及“辟恶梦”之法的运用,有其独到之处,而且对我国传统医学的发展也产生过较为积极的影响。因此,研究道教的辟恶梦之法,既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博大精深的道教文化,也有助于加深我们对于传统梦学理论的认识。
中国古代对于梦的研究可以追溯到西周时期。当时,人们为了占梦而分“六梦”:
“一曰正梦,二曰噩梦,三日思梦,四日痞梦,五曰喜梦,六曰惧梦。”
汉郑玄注“正梦”曰:“无所感动,平安自梦’;
注“噩梦”曰:“惊愕而梦’;
注“思梦”日:“觉时所思念之而梦’;
注“痞梦”曰:“觉时道之而梦”;
注“喜梦”曰:“喜悦而梦”;
注“惧梦”曰:“恐惧而梦”。
“六梦”的划分在中国传统梦文化中影响深远,而郑玄的注解则明确地解说了梦的形成机制。
《周礼》之后,汉代王符在“六梦”的基础上又将梦做了更为细致的划分,指出:“凡梦,有直,有象,有精,有想,有人,有感,有时,有反,有病,有性。”后来,隋唐时期名医杨上善从临床的角度,删繁就简.将梦归纳为“征梦”、“想梦”、“病梦”三种,指出:“凡梦有三种:人有吉凶,先见于梦,此征梦也;思想情深,因之见梦,此为想梦也;因其所病,见之于梦,此为病梦也。”
这些有关梦的不同分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古代对于梦的研究的不断深入。“梦想”一词,往往与浪漫和美好联系在一起。但事实上,梦并不全是美梦,正如古人所分析的那样,日常之梦除了“正梦”、“喜梦”之外,还有“噩梦”、“惧梦”等令人惊恐的梦,这就是人们通常所指的恶梦。因此,人们在享受美梦所带来的快乐之余,时常也会受到恶梦的惊吓,很多人的正常生活甚至还会因而受到不小的困扰。
恶梦又称作“噩梦”、“梦魔”,古人也有“卒魔”、“魔不痞”等说法。现代医学将恶梦又名为“梦中焦虑发作”,因为做恶梦的人在梦中及惊醒之后常常会伴有严重焦虑和恐惧。
中国历史上关于恶梦的这类记载较多,最早的记载如《左传》:
“晋侯梦大厉,被发及地,搏膺而踊……坏大户及寝门而人。公惧,人于室。又坏户。公觉。”
所谓“大厉”就是指通常所说的鬼怪。晋侯梦见被一个披头散发,捶着胸脯跳跃而人的厉鬼追打,在他惊醒之后不由得恐惧万分,竟在几个月后因此而命丧黄泉。
此外,《周礼》等其他古籍中也有不少关于恶梦的记载。这说明古人对于恶梦已经有了较为深人的观察。关于恶梦的起因,如前所引,郑玄认为,恶梦是由于白日里突然受到惊吓或因心怀恐惧所引起的。对此,先秦道家以及后来的道教则提出了全然不同的观点。
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列子》,在借鉴和吸收《周礼》“六梦”思想的基础上,对于恶梦的成因重新做了解释。他说:此六者,神所交也。不识感变之所起者,事至则惑其所由然;识感变之所起者,事至则知其所由然。知其所由然,则无所但。一体之盈虚消息,皆通于天地,应于物类。故阴气壮,则梦涉大水而恐惧;阳气壮,则梦涉大火而烙炳;阴阳俱壮,则梦生杀。甚饱则梦与,甚饥则梦取。是以以浮虚为疾者,则梦扬;以沈实为疾者,则梦溺。籍带而寝则梦蛇,飞鸟街发则梦飞。
在《列子》看来,人做怎样的梦,与人的身体状况以及日常生活中的各种际遇有着密切的关系。如果人体内阴阳之气不协调、不适度,就有可能梦到恐怖的水火之灾或者生杀之难等,从而形成恶梦。我国现存最早的医书《黄帝内经》中也有相似的说法:“阴盛则梦涉大水恐惧……阴阳俱盛则梦相杀毁伤”;又如:“肺气虚则使人梦见白物,见人斩血籍籍”。
到了晋代，葛洪则用所谓“魂魄”之说来解释恶梦的产生,认为恶梦的产生是由于魂魄外游被邪物所拘执,想要回归人体而不得所造成的。他说:“魔卧寐不痞者,皆魂魄外游为邪所执录,欲还未得所。忌火照,火照遂不复人,而有灯光中魔者,是本由明出,但不反身中故耳。”葛洪不仅以道教的方式解释了恶梦的形成机制,同时也指出了防范恶梦的一些禁忌。这对后世道教形成完整的辟恶梦之法具有重要的影响。
道教较为系统的辟恶梦之法大致形成于东晋、南北朝时期,主要可分为以下三类:
其一,东晋上清派道书《洞真高上玉帝大洞雌一玉检五老宝经》中载有“太素真人教始学者辟恶梦法”:
若数遇恶梦者,一曰魄妖,二曰心试,三曰尸贼,此有厌消之方也。若梦觉,便起坐,以左手第二指捻人中三七过,啄齿三七通,而微祝曰:“大洞真玄,长炼三魂,常守七魄,第一魂速守七魄,第二魂速守泥丸,第三魂守心节度,速启太素三元君。某向遇不祥之梦,是七魄游尸来协万邪之源,急召桃康护命,上告帝君。五老九真,皆守体门。黄阔神师,紫户将军,把钱握铃,消灭恶津,反凶成吉,生死无缘。”
毕,又卧,必获善应,向造为恶梦之悉,则受闭于三关之下也。三年之后,帷感应而有梦也。梦皆如见将来之明审也,略无复恶梦,仍无不祥之想也。若夜遇善梦者,吉。应好梦而心中自以为佳,则吉感也。卧觉,当摩目二七遍,急闭目以两手掌从内向外摩之,叩齿二七,而微祝曰:“太上高精,三五丹灵,蜂宫明彻,吉感告情,三元守魄,天皇授经,所向谐合,飞仙上清,常与玉真,俱会紫庭。”毕,此大洞秘诀,以传于始涉津流者也。
这段“辟恶梦法”首先说明了造成恶梦的三个主要原因：魄妖、心试或尸贼,并认为,“遇不祥之梦,是七魄游尸来协万邪之源”,也就是说,恶梦是由于人的心以及魂魄中了鬼邪而造成的。这一关于恶梦形成原因的解释,与葛洪的说法如出一辙。
重要的是,这里还阐述了辟恶梦的具体做法:按摩有关穴位或身体部位,“以左手第二指捻人中三七过,啄齿三七通”,“摩目二七遍,急闭目以两手掌从内向外摩之,叩齿二七”;同时,默念祝词,祈求神灵,驱邪还魂。此外,这段“辟恶梦法”还阐述了求得善梦的做法。
其二,南朝宋灵宝派道书《洞玄灵宝道学科仪》中载有“解恶梦品”:
凡是道学,当知古之真人,其寝不梦,其觉无忧。炼心未精,六识缘境,日以心斗,招得恶梦。若道士、女官及外众男女,遇恶梦时,当长跪,向北方启太上大道君,言其状,乞得返凶为吉,返祸成福,密呢曰:“太真玉女,侍真卫魂,三宫金童,来守生门,化恶返善,上书三光,使我长生,乘景驾云。”呢毕,咽唾七过,“尸齿七通,返枕更卧,凶邪消化,返祸为福。梦忏所见非常,懊无语人,不言则吉,论之则凶,不论不言,万代无患也。
这段“解恶梦品”认为,养生的最高境界其实是无梦,而恶梦的发生则是缘于心性修炼不精、平日里受到了鬼邪的侵扰而招致。显然,灵宝派的这一有关恶梦形成机制的解释,与上清派有着一定的区别。但是,在辟恶梦之法方面,两派则大同小异,或是默念咒语,祈求神灵,或是“咽唾七过,叩齿七通”。需要指出的是,“解恶梦品”还认为,恶梦醒来之后必须“慎无语人”,不得告诉他人,否则就会有凶险。
其三,南朝梁道士陶弘景在治疗恶梦方面,总结了以往道教的辟恶梦之法。
他的《真浩》记录了上述“太素真人教始学者辟恶梦法”,并且发挥了《洞玄灵宝道学科仪》“解恶梦品”中所谓恶梦“不言则吉,论之则凶”的思想,指出:“善梦可说,恶梦默之,则养性延年也。”
与此同时,陶弘景还十分重视用药物治疗恶梦。《真浩》记载:“枕察香一具于颈间,辟水注之来,绝恶梦矣。常存三关佳也。”应当说,陶弘景是较早提出应用赓香治疗恶梦的道教医学家。除此之外,由葛洪所撰、经陶弘景增补而成的现存的《肘后备急方》中还有用其他药物治疗恶梦的诸多药方,如:“带雄黄,男左女右’;“以虎头枕’;“取雄黄如枣核,系左腋下”;“作犀角枕”;“以青木香内枕中,并带之”等等。
从东晋、南北朝时期道教的辟恶梦之法可以看出,这一时期道教的辟恶梦之法大致包括四个方面:其一,默念咒语,祈求神灵;其二,“叩齿”、“咽液”,按摩有关穴位或身体部位;其三,运用某种药物;其四,“慎无语人”。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时期道教的辟恶梦之法实际上成为道教治疗恶梦的基本法则,并在后世得到传承。
道教的辟恶梦之法,属于道教医学的内容,这其中既有属于道教方面的方术,又有属于医学方面的疗法。重要的是,道教辟恶梦之法中的一些内容或思想为古代中医学所汲取。
陶弘景运用赓香来防止做恶梦的方法,在古代中医的一些经典著作中多次被引用。唐代王熹所撰《外台秘要方》有“人喜魔及恶梦者方”,其中之一就是“枕赓香一分于头边。”
宋代张果在所著《医说》中也说:“置庸枕中可绝恶。”
明代周王朱楠撰《普济方》,其中“治魔及恶梦”中提到:“用赓香不拘多少,安头边,佳。又灌香少许在口中。”
明代医药学家李时珍所撰《本草纲目》载:察香“佩服及置枕间辟恶梦”。
由此观之,陶弘景所采取的安放赓香于枕边以辟恶梦的方法,在我国古老的中医传统中已成为了公认的良方。
除用察香之外,道教还有采用丹砂以辟恶梦的方法,而且也为古代中医所运用,并深信不疑。张呆在《医说》里就说道:“钱巫少卿忽夜多恶梦,但就枕便成,辄通夕不止。后因赴官,经汉上与邓州推官胡用之相遇,骤中同宿,遂说近日多梦,虑非吉兆。胡曰:昔当如此,惊怕特甚,有道士教戴丹砂。初任辰州推官,求得灵砂,双箭链者戴之,不涉旬即验,四五年不复有梦,至今秘惜。因解髻中一绛纱袋遗之。即夕无梦,神魂安静,《真浩》及他道书多载丹砂辟恶,岂不信然。”而且,这一记载还出现在《本草纲目》等其他医学典籍里。这说明道教用丹砂辟除恶梦的做法,也被历代医家所广泛接受。
此外,存于《肘后备急方》中的道教辟恶梦之法所用的其他诸多药方,也为后来许多医家所汲取。
唐代名医孙思邀在其所撰《备急千金要方》中论及辟恶梦的方法,指出:
“夜梦恶,不须说,旦以水面东方嘿之,叹日:恶梦着草木,好梦成宝玉。即无咎矣。又梦之善恶,并勿说为吉。”
这里所谓“夜梦恶,不须说”,实际上就是汲取了道教“慎无语人”的思想,而且,孙思邀还运用咒语“恶梦着草木,好梦成宝玉”。用这一咒语治疗恶梦的方法,为后世医家所接受。而事实上,这与道教辟恶梦之法运用咒语,虽内容有所不同,但其功效是一致的,概属于心理疗法之类。
“叩齿”、“咽液”是道教辟恶梦之法中的重要内容,其实,这也是道教重要的养生之方,并被古代中医所采纳。隋代巢元方所撰《巢氏诸病源候总论》引《养生方》云:“《仙经》治百病之道,叩齿二七过,辄咽气二七过,如三百通乃止,为之二十日,邪气悉去;六十日,小病愈;百日,大病除,三蛊伏尸皆去,面体光泽。”
综上所述,作为道教医学的组成部分,道教辟恶梦之法虽然有其宗教的内涵,采纳了道教方术,但其中也有属于医学方面的内容,并被古代中医学所汲取,因而对于古代中医学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当然,道教辟恶梦之法中的一些方法,从现代医学的角度看,有些药方尚需做进一步的研究。比如《肘后备急方》载:“人喜魔及恶梦者,取火死灰,著履中,合枕。”唐代王煮《外台秘要方》则载:“取烧死人灰,著履中,令枕之。”仁川宋代医药学家唐慎微的《证类本草》也载:“取火烧死者灰,著枕中、履中。”今天如果用这样的药方治疗恶梦,也许还会适得其反。 https://t.cn/R2Wx0Bu
做梦是一个重要的日常生活现象,数千年来一直为人们所关注。我国虽然从上个世纪中期才正式开始产生专门的梦学,但实际上,在数千年的历史文化中,无论是儒、释、道,还是中医学,都已形成了以“占梦”、“攘梦”等为主要内容的一整套系统的梦的理论。
道教对于恶梦形成机制的认识以及“辟恶梦”之法的运用,有其独到之处,而且对我国传统医学的发展也产生过较为积极的影响。因此,研究道教的辟恶梦之法,既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博大精深的道教文化,也有助于加深我们对于传统梦学理论的认识。
中国古代对于梦的研究可以追溯到西周时期。当时,人们为了占梦而分“六梦”:
“一曰正梦,二曰噩梦,三日思梦,四日痞梦,五曰喜梦,六曰惧梦。”
汉郑玄注“正梦”曰:“无所感动,平安自梦’;
注“噩梦”曰:“惊愕而梦’;
注“思梦”日:“觉时所思念之而梦’;
注“痞梦”曰:“觉时道之而梦”;
注“喜梦”曰:“喜悦而梦”;
注“惧梦”曰:“恐惧而梦”。
“六梦”的划分在中国传统梦文化中影响深远,而郑玄的注解则明确地解说了梦的形成机制。
《周礼》之后,汉代王符在“六梦”的基础上又将梦做了更为细致的划分,指出:“凡梦,有直,有象,有精,有想,有人,有感,有时,有反,有病,有性。”后来,隋唐时期名医杨上善从临床的角度,删繁就简.将梦归纳为“征梦”、“想梦”、“病梦”三种,指出:“凡梦有三种:人有吉凶,先见于梦,此征梦也;思想情深,因之见梦,此为想梦也;因其所病,见之于梦,此为病梦也。”
这些有关梦的不同分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古代对于梦的研究的不断深入。“梦想”一词,往往与浪漫和美好联系在一起。但事实上,梦并不全是美梦,正如古人所分析的那样,日常之梦除了“正梦”、“喜梦”之外,还有“噩梦”、“惧梦”等令人惊恐的梦,这就是人们通常所指的恶梦。因此,人们在享受美梦所带来的快乐之余,时常也会受到恶梦的惊吓,很多人的正常生活甚至还会因而受到不小的困扰。
恶梦又称作“噩梦”、“梦魔”,古人也有“卒魔”、“魔不痞”等说法。现代医学将恶梦又名为“梦中焦虑发作”,因为做恶梦的人在梦中及惊醒之后常常会伴有严重焦虑和恐惧。
中国历史上关于恶梦的这类记载较多,最早的记载如《左传》:
“晋侯梦大厉,被发及地,搏膺而踊……坏大户及寝门而人。公惧,人于室。又坏户。公觉。”
所谓“大厉”就是指通常所说的鬼怪。晋侯梦见被一个披头散发,捶着胸脯跳跃而人的厉鬼追打,在他惊醒之后不由得恐惧万分,竟在几个月后因此而命丧黄泉。
此外,《周礼》等其他古籍中也有不少关于恶梦的记载。这说明古人对于恶梦已经有了较为深人的观察。关于恶梦的起因,如前所引,郑玄认为,恶梦是由于白日里突然受到惊吓或因心怀恐惧所引起的。对此,先秦道家以及后来的道教则提出了全然不同的观点。
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列子》,在借鉴和吸收《周礼》“六梦”思想的基础上,对于恶梦的成因重新做了解释。他说:此六者,神所交也。不识感变之所起者,事至则惑其所由然;识感变之所起者,事至则知其所由然。知其所由然,则无所但。一体之盈虚消息,皆通于天地,应于物类。故阴气壮,则梦涉大水而恐惧;阳气壮,则梦涉大火而烙炳;阴阳俱壮,则梦生杀。甚饱则梦与,甚饥则梦取。是以以浮虚为疾者,则梦扬;以沈实为疾者,则梦溺。籍带而寝则梦蛇,飞鸟街发则梦飞。
在《列子》看来,人做怎样的梦,与人的身体状况以及日常生活中的各种际遇有着密切的关系。如果人体内阴阳之气不协调、不适度,就有可能梦到恐怖的水火之灾或者生杀之难等,从而形成恶梦。我国现存最早的医书《黄帝内经》中也有相似的说法:“阴盛则梦涉大水恐惧……阴阳俱盛则梦相杀毁伤”;又如:“肺气虚则使人梦见白物,见人斩血籍籍”。
到了晋代，葛洪则用所谓“魂魄”之说来解释恶梦的产生,认为恶梦的产生是由于魂魄外游被邪物所拘执,想要回归人体而不得所造成的。他说:“魔卧寐不痞者,皆魂魄外游为邪所执录,欲还未得所。忌火照,火照遂不复人,而有灯光中魔者,是本由明出,但不反身中故耳。”葛洪不仅以道教的方式解释了恶梦的形成机制,同时也指出了防范恶梦的一些禁忌。这对后世道教形成完整的辟恶梦之法具有重要的影响。
道教较为系统的辟恶梦之法大致形成于东晋、南北朝时期,主要可分为以下三类:
其一,东晋上清派道书《洞真高上玉帝大洞雌一玉检五老宝经》中载有“太素真人教始学者辟恶梦法”:
若数遇恶梦者,一曰魄妖,二曰心试,三曰尸贼,此有厌消之方也。若梦觉,便起坐,以左手第二指捻人中三七过,啄齿三七通,而微祝曰:“大洞真玄,长炼三魂,常守七魄,第一魂速守七魄,第二魂速守泥丸,第三魂守心节度,速启太素三元君。某向遇不祥之梦,是七魄游尸来协万邪之源,急召桃康护命,上告帝君。五老九真,皆守体门。黄阔神师,紫户将军,把钱握铃,消灭恶津,反凶成吉,生死无缘。”
毕,又卧,必获善应,向造为恶梦之悉,则受闭于三关之下也。三年之后,帷感应而有梦也。梦皆如见将来之明审也,略无复恶梦,仍无不祥之想也。若夜遇善梦者,吉。应好梦而心中自以为佳,则吉感也。卧觉,当摩目二七遍,急闭目以两手掌从内向外摩之,叩齿二七,而微祝曰:“太上高精,三五丹灵,蜂宫明彻,吉感告情,三元守魄,天皇授经,所向谐合,飞仙上清,常与玉真,俱会紫庭。”毕,此大洞秘诀,以传于始涉津流者也。
这段“辟恶梦法”首先说明了造成恶梦的三个主要原因：魄妖、心试或尸贼,并认为,“遇不祥之梦,是七魄游尸来协万邪之源”,也就是说,恶梦是由于人的心以及魂魄中了鬼邪而造成的。这一关于恶梦形成原因的解释,与葛洪的说法如出一辙。
重要的是,这里还阐述了辟恶梦的具体做法:按摩有关穴位或身体部位,“以左手第二指捻人中三七过,啄齿三七通”,“摩目二七遍,急闭目以两手掌从内向外摩之,叩齿二七”;同时,默念祝词,祈求神灵,驱邪还魂。此外,这段“辟恶梦法”还阐述了求得善梦的做法。
其二,南朝宋灵宝派道书《洞玄灵宝道学科仪》中载有“解恶梦品”:
凡是道学,当知古之真人,其寝不梦,其觉无忧。炼心未精,六识缘境,日以心斗,招得恶梦。若道士、女官及外众男女,遇恶梦时,当长跪,向北方启太上大道君,言其状,乞得返凶为吉,返祸成福,密呢曰:“太真玉女,侍真卫魂,三宫金童,来守生门,化恶返善,上书三光,使我长生,乘景驾云。”呢毕,咽唾七过,“尸齿七通,返枕更卧,凶邪消化,返祸为福。梦忏所见非常,懊无语人,不言则吉,论之则凶,不论不言,万代无患也。
这段“解恶梦品”认为,养生的最高境界其实是无梦,而恶梦的发生则是缘于心性修炼不精、平日里受到了鬼邪的侵扰而招致。显然,灵宝派的这一有关恶梦形成机制的解释,与上清派有着一定的区别。但是,在辟恶梦之法方面,两派则大同小异,或是默念咒语,祈求神灵,或是“咽唾七过,叩齿七通”。需要指出的是,“解恶梦品”还认为,恶梦醒来之后必须“慎无语人”,不得告诉他人,否则就会有凶险。
其三,南朝梁道士陶弘景在治疗恶梦方面,总结了以往道教的辟恶梦之法。
他的《真浩》记录了上述“太素真人教始学者辟恶梦法”,并且发挥了《洞玄灵宝道学科仪》“解恶梦品”中所谓恶梦“不言则吉,论之则凶”的思想,指出:“善梦可说,恶梦默之,则养性延年也。”
与此同时,陶弘景还十分重视用药物治疗恶梦。《真浩》记载:“枕察香一具于颈间,辟水注之来,绝恶梦矣。常存三关佳也。”应当说,陶弘景是较早提出应用赓香治疗恶梦的道教医学家。除此之外,由葛洪所撰、经陶弘景增补而成的现存的《肘后备急方》中还有用其他药物治疗恶梦的诸多药方,如:“带雄黄,男左女右’;“以虎头枕’;“取雄黄如枣核,系左腋下”;“作犀角枕”;“以青木香内枕中,并带之”等等。
从东晋、南北朝时期道教的辟恶梦之法可以看出,这一时期道教的辟恶梦之法大致包括四个方面:其一,默念咒语,祈求神灵;其二,“叩齿”、“咽液”,按摩有关穴位或身体部位;其三,运用某种药物;其四,“慎无语人”。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时期道教的辟恶梦之法实际上成为道教治疗恶梦的基本法则,并在后世得到传承。
道教的辟恶梦之法,属于道教医学的内容,这其中既有属于道教方面的方术,又有属于医学方面的疗法。重要的是,道教辟恶梦之法中的一些内容或思想为古代中医学所汲取。
陶弘景运用赓香来防止做恶梦的方法,在古代中医的一些经典著作中多次被引用。唐代王熹所撰《外台秘要方》有“人喜魔及恶梦者方”,其中之一就是“枕赓香一分于头边。”
宋代张果在所著《医说》中也说:“置庸枕中可绝恶。”
明代周王朱楠撰《普济方》,其中“治魔及恶梦”中提到:“用赓香不拘多少,安头边,佳。又灌香少许在口中。”
明代医药学家李时珍所撰《本草纲目》载:察香“佩服及置枕间辟恶梦”。
由此观之,陶弘景所采取的安放赓香于枕边以辟恶梦的方法,在我国古老的中医传统中已成为了公认的良方。
除用察香之外,道教还有采用丹砂以辟恶梦的方法,而且也为古代中医所运用,并深信不疑。张呆在《医说》里就说道:“钱巫少卿忽夜多恶梦,但就枕便成,辄通夕不止。后因赴官,经汉上与邓州推官胡用之相遇,骤中同宿,遂说近日多梦,虑非吉兆。胡曰:昔当如此,惊怕特甚,有道士教戴丹砂。初任辰州推官,求得灵砂,双箭链者戴之,不涉旬即验,四五年不复有梦,至今秘惜。因解髻中一绛纱袋遗之。即夕无梦,神魂安静,《真浩》及他道书多载丹砂辟恶,岂不信然。”而且,这一记载还出现在《本草纲目》等其他医学典籍里。这说明道教用丹砂辟除恶梦的做法,也被历代医家所广泛接受。
此外,存于《肘后备急方》中的道教辟恶梦之法所用的其他诸多药方,也为后来许多医家所汲取。
唐代名医孙思邀在其所撰《备急千金要方》中论及辟恶梦的方法,指出:
“夜梦恶,不须说,旦以水面东方嘿之,叹日:恶梦着草木,好梦成宝玉。即无咎矣。又梦之善恶,并勿说为吉。”
这里所谓“夜梦恶,不须说”,实际上就是汲取了道教“慎无语人”的思想,而且,孙思邀还运用咒语“恶梦着草木,好梦成宝玉”。用这一咒语治疗恶梦的方法,为后世医家所接受。而事实上,这与道教辟恶梦之法运用咒语,虽内容有所不同,但其功效是一致的,概属于心理疗法之类。
“叩齿”、“咽液”是道教辟恶梦之法中的重要内容,其实,这也是道教重要的养生之方,并被古代中医所采纳。隋代巢元方所撰《巢氏诸病源候总论》引《养生方》云:“《仙经》治百病之道,叩齿二七过,辄咽气二七过,如三百通乃止,为之二十日,邪气悉去;六十日,小病愈;百日,大病除,三蛊伏尸皆去,面体光泽。”
综上所述,作为道教医学的组成部分,道教辟恶梦之法虽然有其宗教的内涵,采纳了道教方术,但其中也有属于医学方面的内容,并被古代中医学所汲取,因而对于古代中医学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当然,道教辟恶梦之法中的一些方法,从现代医学的角度看,有些药方尚需做进一步的研究。比如《肘后备急方》载:“人喜魔及恶梦者,取火死灰,著履中,合枕。”唐代王煮《外台秘要方》则载:“取烧死人灰,著履中,令枕之。”仁川宋代医药学家唐慎微的《证类本草》也载:“取火烧死者灰,著枕中、履中。”今天如果用这样的药方治疗恶梦,也许还会适得其反。 https://t.cn/R2Wx0Bu
晚上见好友，就近原则在她家楼下的咖啡馆。一家很有格调且空间并不算小的社区店，自家烘豆、产品线齐全。
这里晚上的感觉太好了，昏黄的灯光、并不嘈杂的环境、歌单是喜欢的老歌、昨晚主要播着张学友和邓丽君。和好友聊到打烊然后在外面散散步，短暂的见面时间也很满足、很美好 https://t.cn/A6ylcJTd https://t.cn/A6ylcJ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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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兰山城的“三张面孔”】
宁夏石嘴山市，因贺兰山与黄河交汇处“山石突出如嘴”而得名，是一座依傍贺兰山而生的城市。
上世纪50年代，来自五湖四海的20多万建设者汇聚、扎根于此，利用贺兰山蕴藏的丰富矿产资源开矿建市，将这里发展成为全国十大煤炭工业基地之一，很多工业企业在全国乃至世界叫响。
石嘴山市正在向山水园林工业城市转型。（资料照片）
靠山吃山难以为继，养山绿山迫在眉睫。资源枯竭、生态修复、低碳发展……60多年间，石嘴山多次“换脸”，在进退之间不断转换思维、创新理念，探索资源枯竭转型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新路，涉煤行业企业陆续退出，非煤产业日新月异。如今，随着深入治理，贺兰山已重归平静，从挖山人到守山人，石嘴山人的角色也发生着转换，这座年轻的西北城市正在踏上绿色发展的新路……
那片山：不再哭泣
贺兰山贯穿石嘴山市1/3的土地。丰富的煤矿一度释放巨大的发展“红利”，最高峰时，这里一年从贺兰山采挖2000多万吨煤。然而，靠山吃山让贺兰山满目疮痍，削山为沟、尘土飞扬、污水横流，主要沟道密密麻麻聚集着上百家煤场，污染大，环境差。
胡建洲是“三线”建设者后代，曾经担任原王泉沟煤矿副矿长，挖山一度是他的本职工作。“长4公里、宽0.3公里，沿着这条矿脉，曾分布着8个采煤区，最多时有400多人、100多台设备轰鸣作业，时不时响起炸山的声音，白天晚上不停地挖……”胡建洲回忆道，戴防尘口罩都不行，一吐痰就是黑煤灰，一刮风什么都看不见，简直没法形容。
贺兰山生态破坏严重，必须壮士断腕、铁腕整治。形成点线面互为一体的生态保护格局、保护区内煤矿等企业全部关闭退出、所有非法人类活动彻底停止……2017年以来，石嘴山上下同心共治，强力推动贺兰山综合整治和生态修复攻坚战。
“破坏就是一下子的事，但治理起来太难了！”胡建洲说，王泉沟煤矿闭坑治理后，3个月没休息过，4500多台机械设备先后开进山，100多人整整撒了两天草籽，但草籽被山鸡吃光、树种不活等情况时有发生。
如今，胡建洲已成为一名巡林管护人员。从挖山到守山，转变身份的同时，胡建洲对贺兰山的感情也在变。“以前上山就是操心多挖煤，可心里是不情愿来的，现在一天不上山转转，就感觉不踏实。”胡建洲说。
从一味索取转向生态修复，石嘴山有一批像胡建洲一样的人，见证着贺兰山一天天的美好，也正是因为亲历感悟着，他们坚守的心才更加坚决。如今，贺兰山“黑、脏、乱、差”的状况实现根本性好转，自然恢复及人工生态修复工作稳步推进，贺兰山生态环境持续向好。
“‘生态建设’是全市工作的重中之重。我们已累计完成治理面积146平方公里，退出煤炭产能2000万吨，涉煤产业纷纷转型。”石嘴山市委书记王刚说，今年我们又提出要“立下愚公志、苦干三十年、绿色贺兰山”，宜草则草、宜林则林，新增营造林4.3万亩，提升贺兰山气候调节、防沙固碳、水源涵养的生态功能。
那座城：焕发生机
在石嘴山市惠农区北部一块800多亩的土地上，一家企业从“冶炼”时代到“研发”时代的变革，折射出这座城市的变迁。
企业代号“五四厂”，是宁夏第一家钢铁企业。1958年国家一声号令，大批技术骨干和设备从鞍山、天津、唐山等全国各地的知名钢厂空降至此，秉承着“好人好马上三线”的精神，迅速生产出全国独有的工业产品，主产品钢丝绳的产能多年位居全国第一。
“当时这里十分繁华，商场、医院、学校、派出所什么都有，上下班时间车流不息，工人们都很自豪。”提起往日的风光，企业管理人员邵定基仍十分怀念。经历过企业辉煌时期的他，也感受了之后走向衰落的萧条。资源枯竭、人才外流、经营困难……企业负担愈加沉重。“生活环境也不好，实际上很不宜居，大家都搬到市区里的安置房了，留下一片片残垣断壁。”
曾经的“工业明星”必须转型，如果没有跟得上时代发展的独特技术，企业只有死路一条。经历了艰难却坚决的“关停转”，原石嘴山钢铁厂在传统工业改造提升的道路上越走越快，依靠“脱胎换骨”获得新生。
“依托中科院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最新技术，我们建设了年产5万吨的月桂二酸项目，主要原料来自10公里范围内的周边企业，生产的产品则用于高端尼龙。”如今，邵定基已成为宁夏恒力生物新材料公司这一现代化企业的副总经理，“新厂就选在原来的居民区，这片废墟又迸发出希望。”
在石嘴山，有一批煤炭、钢铁、有色金属等重工业企业像“五四厂”一样“壮士断腕”地淘汰落后和升级改造。正是他们的努力，传统产业才没成为这座资源枯竭转型城市的“拖油瓶”。“十三五”以来，石嘴山淘汰落后和化解过剩产能600多万吨，近三年累计出清“僵尸企业”291家，“散乱污”企业668家实现动态清零。
“大力发展非煤产业、新兴产业和接续替代产业，是实现减污降碳、加快动能转换的关键所在。我们在建链、延链、壮链上下功夫，发展产业集群，增强产业活力。”石嘴山市发改委副主任马仲武说，“十三五”时期，全市非煤产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比重由58%提升至87%，特钢、锂离子电池、特色精细化工材料、高性能纤维、高分子材料、半导体等产业迅速崛起。
那群人：自强不息
1965年，贺兰山脚下一处隐蔽的区域，迎来了200多名北京人。在这片荒凉的土地上，他们克服重重困难，开荒开垦，创建了“冶金部905厂”，成为我国军工发展的一支保障支撑力量。
曾经的“905厂”如今已成长为拥有2800多名员工的国家重点高新技术企业，位列世界钽冶炼加工三强企业。“‘自强不息、艰苦奋斗、团结拼搏’的‘三线精神’延续至今，正是有了这样的精神内核，企业致力于自主创新和技术攻关，确立了在全球的核心竞争力。”如今的中色（宁夏）东方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李春光说。
在建立煤炭基地和“三线”建设过程中，有来自全国各地的20多万建设者奔赴石嘴山，他们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了一起，创建了这座城市，也形成了这座城市“五湖四海、自强不息”的独特品格。
“1951年，203人，我们来自北京，在贺兰山下吹响了开发建设的集结号”。
“1952年，5000人，我们来自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平罗前进农场屯垦戍边”。
“1956年，12135人，我们来自陕西，在石嘴山拓荒安家”……在石嘴山市大武口洗煤厂工业遗址公园的一处廊道，清晰记载着这座城市的“移民”脉络。
“这是一座全新的移民城市，这里没有根深蒂固的历史包袱，大家都是奔着建设现代工业而来，可以说石嘴山人都是有工业思维的。”马仲武说，虽然现在煤矿资源枯竭，但是城市的工业基因还在。
正是凭借传承下来的工业基因，在开辟资源枯竭型城市高质量转型发展的道路上，石嘴山不断探寻适合自身发展的路径，把握产业转型升级的规律，发展当地有特色、有基础的主导产业，使产业向高端化发展，往产品高附加值的路子走。
虽然资源从富裕走向枯竭，但石嘴山精神并没有枯竭。现在的石嘴山人继续继承和发扬“三线精神”，探索老工业城市新的转型路径，完善绿色制造体系，解决产业结构偏重、碳排放强度偏高的老大难问题，从而解锁资源枯竭城市低碳发展之路，跳出未老先衰的桎梏。
“石嘴山这座城市61年的发展史，也是一部波澜壮阔的创业史。现在，我们正保持艰苦奋斗的昂扬精神，推动城市向着山水园林工业城市转型。”王刚说。（记者 于瑶 银川报道）
宁夏石嘴山市，因贺兰山与黄河交汇处“山石突出如嘴”而得名，是一座依傍贺兰山而生的城市。
上世纪50年代，来自五湖四海的20多万建设者汇聚、扎根于此，利用贺兰山蕴藏的丰富矿产资源开矿建市，将这里发展成为全国十大煤炭工业基地之一，很多工业企业在全国乃至世界叫响。
石嘴山市正在向山水园林工业城市转型。（资料照片）
靠山吃山难以为继，养山绿山迫在眉睫。资源枯竭、生态修复、低碳发展……60多年间，石嘴山多次“换脸”，在进退之间不断转换思维、创新理念，探索资源枯竭转型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新路，涉煤行业企业陆续退出，非煤产业日新月异。如今，随着深入治理，贺兰山已重归平静，从挖山人到守山人，石嘴山人的角色也发生着转换，这座年轻的西北城市正在踏上绿色发展的新路……
那片山：不再哭泣
贺兰山贯穿石嘴山市1/3的土地。丰富的煤矿一度释放巨大的发展“红利”，最高峰时，这里一年从贺兰山采挖2000多万吨煤。然而，靠山吃山让贺兰山满目疮痍，削山为沟、尘土飞扬、污水横流，主要沟道密密麻麻聚集着上百家煤场，污染大，环境差。
胡建洲是“三线”建设者后代，曾经担任原王泉沟煤矿副矿长，挖山一度是他的本职工作。“长4公里、宽0.3公里，沿着这条矿脉，曾分布着8个采煤区，最多时有400多人、100多台设备轰鸣作业，时不时响起炸山的声音，白天晚上不停地挖……”胡建洲回忆道，戴防尘口罩都不行，一吐痰就是黑煤灰，一刮风什么都看不见，简直没法形容。
贺兰山生态破坏严重，必须壮士断腕、铁腕整治。形成点线面互为一体的生态保护格局、保护区内煤矿等企业全部关闭退出、所有非法人类活动彻底停止……2017年以来，石嘴山上下同心共治，强力推动贺兰山综合整治和生态修复攻坚战。
“破坏就是一下子的事，但治理起来太难了！”胡建洲说，王泉沟煤矿闭坑治理后，3个月没休息过，4500多台机械设备先后开进山，100多人整整撒了两天草籽，但草籽被山鸡吃光、树种不活等情况时有发生。
如今，胡建洲已成为一名巡林管护人员。从挖山到守山，转变身份的同时，胡建洲对贺兰山的感情也在变。“以前上山就是操心多挖煤，可心里是不情愿来的，现在一天不上山转转，就感觉不踏实。”胡建洲说。
从一味索取转向生态修复，石嘴山有一批像胡建洲一样的人，见证着贺兰山一天天的美好，也正是因为亲历感悟着，他们坚守的心才更加坚决。如今，贺兰山“黑、脏、乱、差”的状况实现根本性好转，自然恢复及人工生态修复工作稳步推进，贺兰山生态环境持续向好。
“‘生态建设’是全市工作的重中之重。我们已累计完成治理面积146平方公里，退出煤炭产能2000万吨，涉煤产业纷纷转型。”石嘴山市委书记王刚说，今年我们又提出要“立下愚公志、苦干三十年、绿色贺兰山”，宜草则草、宜林则林，新增营造林4.3万亩，提升贺兰山气候调节、防沙固碳、水源涵养的生态功能。
那座城：焕发生机
在石嘴山市惠农区北部一块800多亩的土地上，一家企业从“冶炼”时代到“研发”时代的变革，折射出这座城市的变迁。
企业代号“五四厂”，是宁夏第一家钢铁企业。1958年国家一声号令，大批技术骨干和设备从鞍山、天津、唐山等全国各地的知名钢厂空降至此，秉承着“好人好马上三线”的精神，迅速生产出全国独有的工业产品，主产品钢丝绳的产能多年位居全国第一。
“当时这里十分繁华，商场、医院、学校、派出所什么都有，上下班时间车流不息，工人们都很自豪。”提起往日的风光，企业管理人员邵定基仍十分怀念。经历过企业辉煌时期的他，也感受了之后走向衰落的萧条。资源枯竭、人才外流、经营困难……企业负担愈加沉重。“生活环境也不好，实际上很不宜居，大家都搬到市区里的安置房了，留下一片片残垣断壁。”
曾经的“工业明星”必须转型，如果没有跟得上时代发展的独特技术，企业只有死路一条。经历了艰难却坚决的“关停转”，原石嘴山钢铁厂在传统工业改造提升的道路上越走越快，依靠“脱胎换骨”获得新生。
“依托中科院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最新技术，我们建设了年产5万吨的月桂二酸项目，主要原料来自10公里范围内的周边企业，生产的产品则用于高端尼龙。”如今，邵定基已成为宁夏恒力生物新材料公司这一现代化企业的副总经理，“新厂就选在原来的居民区，这片废墟又迸发出希望。”
在石嘴山，有一批煤炭、钢铁、有色金属等重工业企业像“五四厂”一样“壮士断腕”地淘汰落后和升级改造。正是他们的努力，传统产业才没成为这座资源枯竭转型城市的“拖油瓶”。“十三五”以来，石嘴山淘汰落后和化解过剩产能600多万吨，近三年累计出清“僵尸企业”291家，“散乱污”企业668家实现动态清零。
“大力发展非煤产业、新兴产业和接续替代产业，是实现减污降碳、加快动能转换的关键所在。我们在建链、延链、壮链上下功夫，发展产业集群，增强产业活力。”石嘴山市发改委副主任马仲武说，“十三五”时期，全市非煤产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比重由58%提升至87%，特钢、锂离子电池、特色精细化工材料、高性能纤维、高分子材料、半导体等产业迅速崛起。
那群人：自强不息
1965年，贺兰山脚下一处隐蔽的区域，迎来了200多名北京人。在这片荒凉的土地上，他们克服重重困难，开荒开垦，创建了“冶金部905厂”，成为我国军工发展的一支保障支撑力量。
曾经的“905厂”如今已成长为拥有2800多名员工的国家重点高新技术企业，位列世界钽冶炼加工三强企业。“‘自强不息、艰苦奋斗、团结拼搏’的‘三线精神’延续至今，正是有了这样的精神内核，企业致力于自主创新和技术攻关，确立了在全球的核心竞争力。”如今的中色（宁夏）东方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李春光说。
在建立煤炭基地和“三线”建设过程中，有来自全国各地的20多万建设者奔赴石嘴山，他们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了一起，创建了这座城市，也形成了这座城市“五湖四海、自强不息”的独特品格。
“1951年，203人，我们来自北京，在贺兰山下吹响了开发建设的集结号”。
“1952年，5000人，我们来自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平罗前进农场屯垦戍边”。
“1956年，12135人，我们来自陕西，在石嘴山拓荒安家”……在石嘴山市大武口洗煤厂工业遗址公园的一处廊道，清晰记载着这座城市的“移民”脉络。
“这是一座全新的移民城市，这里没有根深蒂固的历史包袱，大家都是奔着建设现代工业而来，可以说石嘴山人都是有工业思维的。”马仲武说，虽然现在煤矿资源枯竭，但是城市的工业基因还在。
正是凭借传承下来的工业基因，在开辟资源枯竭型城市高质量转型发展的道路上，石嘴山不断探寻适合自身发展的路径，把握产业转型升级的规律，发展当地有特色、有基础的主导产业，使产业向高端化发展，往产品高附加值的路子走。
虽然资源从富裕走向枯竭，但石嘴山精神并没有枯竭。现在的石嘴山人继续继承和发扬“三线精神”，探索老工业城市新的转型路径，完善绿色制造体系，解决产业结构偏重、碳排放强度偏高的老大难问题，从而解锁资源枯竭城市低碳发展之路，跳出未老先衰的桎梏。
“石嘴山这座城市61年的发展史，也是一部波澜壮阔的创业史。现在，我们正保持艰苦奋斗的昂扬精神，推动城市向着山水园林工业城市转型。”王刚说。（记者 于瑶 银川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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