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次纪念他的诞辰，每一次荣耀他的忌日，我们都会发现，乔治·奥威尔的预言历久弥新。他的警告如夏日的雷声，从遥远的地平线滚滚而来，在我们的窗外轰鸣：“老大哥在看着你。”

　　中国知识分子与奥威尔结识70多年，他的代表作品《动物庄园》和《一九八四》，在中国传播了30年，不论现代或者当代随时代更替经历了不同的理解阶段。

　　他乡遭遇奥威尔

　　作为左翼知识分子，乔治·奥威尔没有到过中国也不曾去过他著名作品《一九八四》里映射的苏联，他到过离中国最近的地方是印度和缅甸，但不影响中国知识分子对他的认知。

　　早在1940年代，因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中国同英美苏等国组成同盟国，作家萧乾以《大公报》海外版的特派记者的身份被派往英国伦敦，当时的乔治·奥威尔恰巧也在英国，担任英国广播公司BBC远东部长，负责印度等东亚国家的广播任务。英国的出版社邀请萧乾写英文作品，其一就是《蚀刻》。

　　萧乾在后来回忆中说：“《蚀刻》的出版，为我带来了不少朋友，其中特别应提一下的是《畜牧场》(即《动物庄园》)及《一九八四年》的作者乔治·奥维尔。他读后给我写了一封十分热情的信。当时他正负责对印度广播，并在组织一批关于英国及苏联文学的广播。那是1941年纳粹开始侵苏，英国由反苏突然转为一片苏联热时。他约我也做了有关中国文学近况的广播。他在信中说：“我要使他们知道现代中国文学是多么生气勃勃。”

　　这之后，可考的在报纸上第一个公开介绍奥威尔的中国知识分子，应是钱钟书。他发表在1947年12月6日《大公报》上的一篇书评，评价的就是奥威尔一本名为《英国人民》的书。在二战期间，钱钟书曾携妻子杨绛留学英国，而且40年代的中国，已有很多的英文著作流传于市，而奥威尔的英文书，在当时的中国大陆，并不难买到。

　　在这篇书评中，钱钟书写道：“作者渥惠尔即奥威尔的政论、文评和讽刺小说久负当代盛名。至于其文笔，有光芒，又有锋芒，举得例子都极巧妙，令人读之唯恐易尽。”

　　那个时候，那本让他之后成为不朽、出版于1949年的《一九八四》还没有写出来。而萧乾和钱钟书都提及了他的另一本寓言小说《畜牧场》(即《动物庄园》)——他的另一部反极权主义的小说，小说通过猪的起义与革命，以及后来在猪领导下各种动物的命运，昭示了革命在其实现之后的变异过程，革命并不能一劳永逸，相反，革命的最大问题恰恰在于革命本身。钱钟书也曾说过一句异曲同工的话：“革命在实践上的成功往往意味着革命在理论上的失败。”

　　在中国初识《一九八四》

　　1949年，《一九八四》在西方国家出版，逐步收到了广泛的赞誉与反响。这一年，新中国成立。曾在英美留学的知识分子，随着新中国的建立，开始重新渴望回到中国。

　　1950年，奥威尔告别人世，《一九八四》却在这个世界上慢慢地传播，留学生巫宁坤正在筹划回到已经建立新政权的中国，他也是奥威尔作品的读者。

　　多年以后，巫宁坤在回忆录《一滴泪》中谈到了当年这本书对他们的影响。巫宁坤写道：“1951年7月18日早晨，阳光灿烂。我登上驶往香港的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伯顿夫妇和政道前来话别。”而彼时，巫宁坤不仅读过《一九八四》，而且随行的行李箱中就有一本——作为科学家的李政道想的显然比他更多。

　　《一九八四》出版后，奥威尔在给朋友的信中曾经提到过他撰写这本书的初衷：“我并不相信我在书中所描述的社会必定会到来，但是，我相信某些与其相似的事情可能会发生。还相信，极权主义思想已经在每一个地方的知识分子心中扎下了根，我试图从这些极权主义思想出发，通过逻辑推理，引出其发展下去的必然结果。”巫宁坤的感受，让这句话感觉不到矫情。

　　那时候，绝大多数中国人不知道奥威尔，少数知道的知识分子也不能读奥威尔。巫宁坤在课堂上让学生了解奥威尔，讨论《一九八四》。

　　在回忆录中，巫宁坤曾这样回忆学生们及自己的感受：“我只得临时抱佛脚，每天在手提式打字机上写讲稿，用生吞活剥的阶级斗争之类的新概念新名词装扮英国文学史。其中肯定有不少驴唇不对马嘴的地方，好在全班二十几个男女学生大多心不在焉，有的忙于谈恋爱，有的忙于搞进步政治活动，也有几个真正热爱文学的男生找上门来谈论《正午的黑暗》和《一九八四》之类的作品，或是借阅我带回来的美国小说。”

　　学者刘绍铭在《生命·爱情·自由——重证《1984》的价值》一文中说：我第一次看《一九八四》，是念大三的时候(1958年底)。那个时候掌握的英文单词有限，悟力不高，看过了也就看过了，没有什么特别感想。后来在美国教书，有一门涉及“预言、讽刺、政治小说”，才再用心地再看了一两遍。

　　唯一一部“极度震撼”

　　第一位把《一九八四》译成中文的是翻译家董乐山。

　　上世纪70年代后期，中国大陆开始陆续出版了许多灰皮书等内部读物，在这些书中，并没有奥威尔的作品。随着政治空气逐渐宽松，开始有人接触到奥威尔，这其中，就有董乐山。

　　董乐山1924年出生在一个开始没落的宁波中产商人家庭，排行老三，从小接受良好教育，自比巴金小说《家》中叛逆的觉慧，读中学时就参加了中共地下组织。上海圣约翰大学英国文学系毕业，1950年考上新华社外交部。在翻译国际新闻电讯稿时，他就接触到了奥威尔这个名字，但无法读到他的作品，“不过从上下文来看，可以大概知道他是反极权主义的”。

　　直到70年代后期。一个偶然机会，董乐山读到那本传世名著《一九八四》，他这样回忆当时的感觉：“我这一生读到的书可谓不少，但是感到极度震撼的，这是唯一的一部。因此立志把它译出来，供国人共赏。”1978年，时任新华社副社长的陈适五在外文出版局主持一本《国外作品选译》，专门刊登“某些有参考价值而篇幅过长或性质不合的材料，供领导及其他同志参考”，陈适向董乐山约稿，他选择了《一九八四》。

　　1979年4～7月，《一九八四》在《国外作品选译》分三期刊登，这是《一九八四》与中国读者的第一次见面。印数5000份，内部发行。董乐山得到的稿费是千字4元。

　　第一次刊出时，董乐山特意在《关于本书及其作者》的说明中解释：《一九八四》同札米亚金的《我们》和赫胥黎的《奇妙新世界》一起被称为“反面乌托邦三部曲”，这是与资本主义萌芽期莫尔的《乌托邦》、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和安德里亚的《基督大都会》的“乌托邦三部曲”相对而言的等等。

　　而第二期连载时，《关于本书及其作者》改成了“编者按”。此“按”比董乐山的说明简短得多，内容与说明大抵一样，不同之处是加了一句：奥威尔“是一个从‘左翼’转到极右翼的作家”，以及最后一句话强调：“为了知己知彼，本刊从上期起全文刊载”。

　　在中国的第一个高潮

　　1980年，一名正就读中国人民大学商品学专业的学生从《国外作品选译》中看到了《一九八四》，事后他回忆说，“我在大学里读到了乔治·奥威尔的《1984》，这是一个终身难忘的经历。……但是对我来说，它已经不是乌托邦，而是历史了。不管怎么说，乌托邦和历史还有一点区别。前者未曾发生，后者我们已经身历。前者和实际相比只是形似，后者则不断重演，万变不离其宗。”

　　这个学生叫王小波。

　　80年代，花城出版社也找到董乐山约稿，他再次推荐此书。1985年，花城出版社出了内部发行版《一九八四》，直到1988年，作为《反面乌托邦三部曲》之一，出了公开发行版。

　　奥威尔在中国的传播迎来一个高潮。奥威尔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追捧。追捧的原因，王小波也有过不错的总结：“是因为有些人以为生活就该是无智无性无趣。他们推己及人，觉得所有的人都有相同的看法。既然人同此心，就该把理想付诸实现，构造一个更加彻底的无趣世界。”王小波反对这样无趣的世界，因此以奥威尔为师，进行小说创作，进行散文写作，他的作品从写作手法还是从细节描述上，都“很奥威尔”，甚至《动物庄园》中那只叫做拿破仑的猪，也会超越时空，成为《一只特立独行的猪》;《黑铁时代》里，所描写的“黑铁公寓”也类似于《一九八四》里监狱式住所。

　　明白了就不走这条路了。

　　出生于50年代的止庵，正是在1985年、他26岁时第一次阅读到了《一九八四》。何怀宏、刘苏里等人也是在这个时期读到这本书的。止庵记得，他读《动物庄园》更晚一点儿，他回忆说，“读《动物庄园》时，每每联想到早年读过的《联共(布)党史》。当下很感懊丧：假若起先到手的是这一本，而不是那一本，自己或许能明白得早一点儿吧”。

　　之后的28年，他不止一遍重读。而且只要有机会，他就向友人推荐这本书。有人问起对其影响最大的书，止庵想了半天还是举出这本《一九八四》。

　　新华社记者唐师曾比止庵小两岁，但他直到1994年，才借得了一本花城出版社于1988年首次在国内公开发行的《一九八四》。因为向朋友“显摆”，还弄丢了。直到6年后，他才从一个书商朋友手中弄到两本新的，还给当初借他书的朋友。

　　止庵仍记得，在最初读到这本书的时候，书的内容带给他的极大震撼。“尤其是那个开头。写打算去掉一个人，不能只从现实中去掉他，因为他在历史中存在，还要在历史上去掉这个人。温斯顿(主人公)的工作就是干这事。谁不行了，就奉命从过去的报纸、杂志、书籍，各种影像中删除这个人。我自己对历史一向很感兴趣，后来我发现，我们的历史竟然就是被温斯顿删改过的，真是一塌糊涂。举个例子，苏联文学我原来看了不少，但是读了一部《苏维埃俄罗斯文学》之后，看到这书上写的我大多都不知道，而我知道的这本书上大多一笔带过，甚至连提都不提。这给我很大打击，我发现，我原来的整个的文化背景都是假的，实际上这个背景后面藏着一个真的东西，而我以假的为背景了……

　　自1988年后至今，《一九八四》在广州、上海、辽宁等地经不同出版社不同译者，已出了近10个中文版本。

　　止庵认为，这本书真正的历史意义并不是预言的多么一针见血，而是在于：有个东西，当时大家虚幻地认为它是人类可能应该走的一条路，奥威尔告诉大家，这是一条危险的路。大家明白了，就不走这条路了。

　　每多一个人读奥威尔，自由就多一分保障。

　　在《动物庄园》中，乔治·奥威尔深刻地写道：“所有动物生来都一律平等，而有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加平等。““四条腿好，两条腿坏。””所有动物都是同志。”……

　　奥威尔的这些深刻的语言就像一把把没有剑柄的利剑，深刻地刺穿着极权的统治，也深刻地刺穿着一颗又一颗在这种统治下懂得思考的心脏。

　　这样直击人心的思考，不只是出现在奥威尔的《动物庄园》中，1984中，奥威尔更加深刻地形容：

　　谁控制了过去，谁就控制了未来;

　　谁控制了现在，谁就控制了过去。

　　战争即和平，无知即奴役，无知即力量。

　　他们不到觉悟的时候，就不会起来反对，他们不起来反对，就不会觉悟。

　　历史在此时就像是一张白纸，被不断地擦干净并写上新内容……

　　这些看似矛盾的语言，恰恰是折射出荒诞的社会问题。苏联和东欧曾经严禁他的作品，作为英国人的他生前也曾被英国的军情六处监禁二十年之久，直至1950年一月，因患肺病去世。他不受权力的喜爱，因为他的刀笔刺痛了那个时代。但是这个时代，人们就不需要他了吗?

　　在他去世后，单《1984》畅销全世界5000万册，1993年，英国正式开始颁布“奥威尔奖”，就是以这位著名记者、作家命名的政治写作奖,现有图书奖、个人奖和博客奖等三个类别,此奖项是英国最重要的政治新闻和写作奖。

反乌托邦是文学，尤其是科幻文学中的一种文学体裁和流派。反乌托邦主义反映的是反面的理想社会反乌托邦思想的探究。在这种社会中，物质文明泛滥并高于精神文明，精神依赖于物质，精神受控于物质，人类的精神在高度发达的技术社会并没有真正的自由。

反乌托邦主义的代表作有英国赫胥黎的著作《美丽新世界》，英国乔治·奥威尔的《动物庄园》和《 一九八四 》，俄国扎米亚京的《我们》等等。这类小说并不都是宣扬的消极意义！

《我们》

俄国作家尤金·扎米亚京创作的长篇小说，完成于1921年，但当时前苏联当局认为该作不宜发表。1988年《我们》才在前苏联公开发表。

这是融科幻与社会讽刺于一体的反乌托邦作品，《我们》针对的是极权主义的种种弊端。全书采用笔记形式，假借生活在未来世界中的一个模范公民之口，戏拟了一个高度数字化、采用集中统一管理的“联众国”中各色人等的生活和心态。

在这个攀上了“人类文明的最高峰”的联众国，所有公民一律被冠以数字为名。主人公便叫“D-503号”。D-503号是一名联众国培养成人的数学家，他对联众国满怀忠诚，特地记起了笔记，想借之赞颂威哉壮哉的联众国。

怎料，联众国再发达文明，也仍旧奈何不了残留的人性。某个美艳过人的女性号码I-330突然出现，完全震撼了D-503号的纯洁心灵。在I-330的引诱下，D-503号一步步解放了本性，由小说开始时恨不能化身为机器的极端忠诚分子渐渐转变为有恨有爱，有血有肉有“灵魂”的凡人。

不过，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I-330之所以接近D-503号，自有她的秘密计划。作品的结局是出乎意料、震撼人心的。

《美丽新世界》

阿道司·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是二十世纪最经典的反乌托邦文学之一，在国内外思想界影响深远。书中广博地引用了生物学、心理学知识，为我们描绘了虚构的福特纪元632年即公元2532年的社会。

这是一个人从出生到死亡都受着控制的社会。在这个“美丽新世界”里，由于社会与生物控制技术的发展，人类已经沦为垄断基因公司和政治人物手中的玩偶。这种统治甚至从基因和胎儿阶段就开始了。

这是一个有阶级、有社会分工的社会，人类经基因控制孵化，被分为五个阶级，分别从事劳心、劳力、创造、统治等不同性质的社会活动。人们习惯于自己从事的任何工作，视恶劣的生活和工作环境与极高的工作强度为幸福。

因此，这是，一个快乐的社会，这种快乐还有别的措施保障，比如睡眠教学，催眠术被广泛用来校正人的思维，国家还发放叫做索麻的精神麻醉药物让人忘掉不愉快的事情。

正是在这个“美丽新世界”里，人们失去了个人情感，失去了爱情――性代替了爱，失去了痛苦、激情和经历危险的感觉。最可怕的是，人们失去了思考的权利，失去了创造力。

《1984》

《1984》是英国左翼作家乔治·奥威尔于1949年出版的长篇政治讽刺小说。

在这部作品中奥威尔刻画了一个令人感到窒息的恐怖世界，在假想的未来社会中，独裁者以追逐权力为最终目标，人性被强权彻底扼杀，自由被彻底剥夺，思想受到严酷钳制，人民的生活陷入了极度贫困，下层人民的人生变成了单调乏味的循环。

《1984》被广泛认为是奥威尔的代表作，不仅文中的思想在西方社会产生了很大的反响，其中的语言也得到了广泛的认可。

《1984》曾在一段时期内被视为危险和具有煽动性的，并因此被许多国家（不单是有时被视为采取“极权主义”的国家）列为禁书。

这部作品被译为60余种文字，并获得包括美国时代周刊“1923年至今最好的100本英文小说”在内的多项奖项。

在已故作家王小波先生的《白银时代》里成为某种象征，此外还在1984年改编成电影上映。日本作家村上春树在21世纪出版的畅销小说《1Q84》即向该书致敬，体现了《1984》的巨大影响力。

出版于1949年与1932年英国赫胥黎著作的《美丽新世界》，以及俄国叶夫根尼·扎米亚京的《我们》并称反乌托邦的三部代表作，通常也被认为是硬科幻文学的代表作。

乌托邦是人类思想意识中最美好的社会，如同西方早期“空想社会主义”。法国的哲学家路易博朗提出的空想社会主义社会：美好、人人平等、没有压迫、就像世外桃源，乌托邦式的爱情也是美好至极的。

乌托邦式为美满幸福的爱情，没有那么多凡俗礼节，自由追求，拉图式为精神上的恋爱交流，无关肉体和性欲。现实中现实中只有同性之间存在柏拉图式爱情，乌托邦式爱情是无法实现的，这只是个理想社会的产物。要说谁更好，不能一概而论。

小说开始于乌尔比诺医生，他前来检查挚友杰勒米雅·德萨因特·阿莫乌尔的遗体。阿莫乌尔在60岁的时候自杀，为的是不再变老。回到自己的家中，医生发现自己心爱的宠物鹦鹉正停在一株芒果树的顶上，当他试图抓住它的时候，迎向了自己的死亡。

弗洛伦蒂诺·阿里萨选择了这个时候向乌尔比诺的妻子费尔米娜·达萨表白了心迹，但是她被他的唐突，以及自己所感到的内心深处触发出的情感所吓退。当他们都年轻的时候，她和弗洛伦蒂诺互相交换了许多炽热的情书，并且曾经决定结婚。

而再次见到他时，费尔明娜却“惊慌地自问，怎么会如此残酷地让那样一个幻影在自己的心间占据了那么长时间”，并对他说“忘了吧”。弗洛伦蒂诺则珍守着对她的渴望，并且决心为她保持童贞直到他们最终能够走到一起。然而他很快发现自己用放纵的生活来排遣分离的空虚，费尔米娜嫁给了乌尔比诺医生，成为了他忠实的伴侣。而医生本人也有着相似但比较简短的一段前事。

只有在乌尔比诺死后弗洛伦蒂诺才重新检视对费尔米娜的爱情，他慢慢地通过自己的文字消弭了两人之间的隔膜。在一次船上的旅行中，年迈的一对发现自己重坠爱河。费尔米娜担心这桩情事可能引起的丑闻，于是船长升起了一面向代表霍乱流行的黄旗，护送着这自我放逐但永远不分离的爱情。

《我们》这本书最先让人注意到的是——没有人指出过，但是我相信——阿道斯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肯定部分来源于此书。

——乔治·奥威尔，评《我们》

在今天这个基因工程、虚拟现实和网络超链接的时代，《美丽新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切中要害。

——哈罗德布鲁姆，评《美丽新世界》

乔治奥威尔就极权主义危险发出的警告，给他的同时代人和未来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这本书的书名和其中创造的很多新词，比如“新语”，都成了现代政治中丑恶现象的代名词。

——《韦氏文学百科词典》，评《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