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暂时还未在全国各地按过脚(?),但长沙的足浴无疑是体验感极佳性价比极高的。
比如深圳,一百大几按一个钟,无包间,无饮料零食,最多也就一杯水吧。
在长沙呢,有包间能看电影(有的足浴中心还能ktv),吃喝免费无限量供应,关键还都很好吃,天之道的凉面和金色印象的抄手都打出名声了,服务堪比海底捞,按90分钟200元以内能拿下。
真心推荐大家来长沙按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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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百道敦煌杯#
这次来长沙没喝茶颜
然后我还是想声声乌龙和下架的岭南佳荔是我心中奶茶届永远的神
这个看了下,黄杯的桂花毛峰评分最高,但怎么说呢,作为茶味爱好者,太奶了?毕竟厚乳嘛,热的融化得很快,半糖刚刚好。桂花味挺浓的,总体很淡,还是比不得茶颜。兑水加奶的茶颜???
我还作死地加了份珍珠,就更难喝了[拜拜]
事实证明为什么茶颜没有珍珠只有茶冻是有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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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风堂友朋书札》(上下),钱伯城、郭群一整理,顾廷龙校阅
本书为责编张钰翰先生所赠,并且上海博物馆的柳向春先生亦对此书的出版有贡献,《出版说明》中简要地介绍了该书的来源:
本书原稿为吴县潘博山所藏,顾廷龙先生主合众图书馆事,倩人录副。20世纪80年代,作为“中华文史论丛”增刊之一整理出版。本书原为钱伯城、郭群一先生整理,因年事已高,今特请上海博物馆柳向春研究员重加校订,并据上海图书馆藏合众图书馆抄本全部覆核一过,谨此致谢。
艺风堂是藏书大家缪荃孙的堂号,与之通信者有不少都是那个时代的藏书人。该书与《李鸿章张佩纶往来信札》不同,因为上一部书仅集中在两人间的往来信札,而本书则是一百多位晚清重臣和学林耆宿给缪荃孙所写之信,正因为如此,我在翻阅本书时,了解到不少以往未曾留意过的藏书故事细节,比如苏州藏书家汪鸣銮在给缪荃孙所写之信中提及:“昨送来段《说文》,纸张尚好,而非初印,价值亦过昂也”。
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初刻于嘉庆二十年,该书虽然是一代名著,但流传并不稀见,直到今日仍可买到初刻初印之本。汪鸣銮乃是藏书大家,有人送来一部说文段注,他认为纸张虽然不错,可惜不是初印,这条信息可以透露出那个时代的藏书家对印本纸张的讲求。
本书中收录有王先谦写给缪荃孙的72通手札,其中大部分内容乃是探讨学问及刊刻书籍之事,比如王在第49通信札中称:
谦近刻《日本源流考》《骈文类纂》二书,《类纂》一用姬传先生《古文辞》例,微有变通,采摭颇广,本前八年所创稿,今更定卒成之。吾弟骈文,务寄数篇或十数篇惠我,书成必速,切盼来函。
这段话可以看出王先谦对姚鼐所编《古文辞类纂》的看重,因为他所编的《骈文类纂》就是效仿姚书而稍作变通,为了编纂此书,王先谦向缪荃孙索要相关稿件。几年前,我曾到长沙寻找王先谦故居未果,而此札中,王称:“谦去秋拟乡居,藏书全检入箱。”看来王先谦除了在省城长沙有住房外,他的藏书还曾运到乡下的住所内,这条信息给我以提醒,由此而让我查得王先谦果真在其他地方也有故居遗址。
对于收藏家之间的交往,王先谦在信中还谈到了他对端方的评价:
陶斋在湘,属为《五洲地图志》及《外国通鉴》二书,讨论年余,始有端绪。《图志》刻成,以印费未集,致未出书。《通鉴》则宏纲已举,约二年可成,而陶斋已不及见矣。陶斋以绝世聪明之人,气概豪爽,用心尤极周密,徒以醉心新学,卒陨其生,不无遗憾。盖亦运会使然,有不能自主者邪。
端方在湖南时,曾嘱托王先谦编辑两部西学东渐类的著作,可惜书未成,而端方已被人杀死。在这时在,王先谦认为,端方乃是绝顶聪明之人,而他的死却跟他关注新学有直接的关系,从这一点也可看出王先谦保守的政治立场。此通信札中还顺便谈及了湖南刻版工人因乱涨价的问题,也同样是有价值的刻书史料:“湖南写手刻工,向不昂贵,此次之乱,刻工价涨倍前,即钞书者亦不可得”。
但不知什么原因,王先谦对同处一城的大藏书家叶德辉却评价很低,他在给缪荃孙的信中写道:
再,奉手谕云,奂彬已回里门,知在沪时常有来往。遯此次回里,伏处穷乡,一到省门,未会一客。记奂彬前以阁下寄伊书相示,中有论及鄙人之语,系因伊所言而复之也。比时遯以奉询,阁下不复,遯亦不便再渎。但此君于朋友专以儿戏为事,略无忠信之言。它不必论,专举近所知二事奉告:遯与李仲轩本无深交,其在湖南虽少来往,却不反对,虽奂彬亦从未问过我两人交情如何。……
在此札中,王先谦指责叶德辉言而无信以及在背后挑事,然而本书中所收另一位藏书家江标给缪荃孙的信中,却大夸叶德辉学问如何之好:
湘潭有叶焕彬吏部德辉,原籍苏州洞庭山,入籍长沙,住居省城,校勘之学,今之思适也。藏书亦多,亦有宋元本,益吾师极称之。吏部与前辈有闻声相思之雅,大约同出一源者,仍是我苏州派也。
益吾是王先谦的字,有趣就在这里,江标在夸叶德辉的同时,还说王先谦曾经极力夸赞叶德辉。看来,对于文人间相互的评语,也很难确认哪一种说法是真实心态。而本书中还有叶德辉写给缪荃孙的47通手札,所谈均是藏书、刻书之事,其中也谈到了他跟王先谦之间的交往:
顷奉钧谕,并呈葵园老人一函,登时遣奴子送去,已收到矣。读谕知近事不顺,虽有刻书之资,亦太不高兴,何况资竭?此古人之不幸,非吾非之不幸也。近年湘省刻书亦不便,如《赵忠定奏议》及《别录》已刻了三年,从正月起催印,至今又三月,尚在拖皮,令人不可耐,兴致遂索然。
这段话虽然没有批评王先谦,但亦可见相互间的交往。从叶所写信中可以看出,王先谦闭门谢客,并不想与之相见:
再,书完后,适葵园太夫子来舍,持公信告之,为之叹惋。葵老心绪不佳,晚景尤多拂意。去年遭噬之后,闭门谢客,不见一人。即辉与孔静皆同年,乃从前三数日一见者,近亦必间月一见,或两月不见。
将这些人的信札对读,大可满足爱书人窥视古人的八卦之心,这正是我喜读此书之处。
本书为责编张钰翰先生所赠,并且上海博物馆的柳向春先生亦对此书的出版有贡献,《出版说明》中简要地介绍了该书的来源:
本书原稿为吴县潘博山所藏,顾廷龙先生主合众图书馆事,倩人录副。20世纪80年代,作为“中华文史论丛”增刊之一整理出版。本书原为钱伯城、郭群一先生整理,因年事已高,今特请上海博物馆柳向春研究员重加校订,并据上海图书馆藏合众图书馆抄本全部覆核一过,谨此致谢。
艺风堂是藏书大家缪荃孙的堂号,与之通信者有不少都是那个时代的藏书人。该书与《李鸿章张佩纶往来信札》不同,因为上一部书仅集中在两人间的往来信札,而本书则是一百多位晚清重臣和学林耆宿给缪荃孙所写之信,正因为如此,我在翻阅本书时,了解到不少以往未曾留意过的藏书故事细节,比如苏州藏书家汪鸣銮在给缪荃孙所写之信中提及:“昨送来段《说文》,纸张尚好,而非初印,价值亦过昂也”。
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初刻于嘉庆二十年,该书虽然是一代名著,但流传并不稀见,直到今日仍可买到初刻初印之本。汪鸣銮乃是藏书大家,有人送来一部说文段注,他认为纸张虽然不错,可惜不是初印,这条信息可以透露出那个时代的藏书家对印本纸张的讲求。
本书中收录有王先谦写给缪荃孙的72通手札,其中大部分内容乃是探讨学问及刊刻书籍之事,比如王在第49通信札中称:
谦近刻《日本源流考》《骈文类纂》二书,《类纂》一用姬传先生《古文辞》例,微有变通,采摭颇广,本前八年所创稿,今更定卒成之。吾弟骈文,务寄数篇或十数篇惠我,书成必速,切盼来函。
这段话可以看出王先谦对姚鼐所编《古文辞类纂》的看重,因为他所编的《骈文类纂》就是效仿姚书而稍作变通,为了编纂此书,王先谦向缪荃孙索要相关稿件。几年前,我曾到长沙寻找王先谦故居未果,而此札中,王称:“谦去秋拟乡居,藏书全检入箱。”看来王先谦除了在省城长沙有住房外,他的藏书还曾运到乡下的住所内,这条信息给我以提醒,由此而让我查得王先谦果真在其他地方也有故居遗址。
对于收藏家之间的交往,王先谦在信中还谈到了他对端方的评价:
陶斋在湘,属为《五洲地图志》及《外国通鉴》二书,讨论年余,始有端绪。《图志》刻成,以印费未集,致未出书。《通鉴》则宏纲已举,约二年可成,而陶斋已不及见矣。陶斋以绝世聪明之人,气概豪爽,用心尤极周密,徒以醉心新学,卒陨其生,不无遗憾。盖亦运会使然,有不能自主者邪。
端方在湖南时,曾嘱托王先谦编辑两部西学东渐类的著作,可惜书未成,而端方已被人杀死。在这时在,王先谦认为,端方乃是绝顶聪明之人,而他的死却跟他关注新学有直接的关系,从这一点也可看出王先谦保守的政治立场。此通信札中还顺便谈及了湖南刻版工人因乱涨价的问题,也同样是有价值的刻书史料:“湖南写手刻工,向不昂贵,此次之乱,刻工价涨倍前,即钞书者亦不可得”。
但不知什么原因,王先谦对同处一城的大藏书家叶德辉却评价很低,他在给缪荃孙的信中写道:
再,奉手谕云,奂彬已回里门,知在沪时常有来往。遯此次回里,伏处穷乡,一到省门,未会一客。记奂彬前以阁下寄伊书相示,中有论及鄙人之语,系因伊所言而复之也。比时遯以奉询,阁下不复,遯亦不便再渎。但此君于朋友专以儿戏为事,略无忠信之言。它不必论,专举近所知二事奉告:遯与李仲轩本无深交,其在湖南虽少来往,却不反对,虽奂彬亦从未问过我两人交情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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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潭有叶焕彬吏部德辉,原籍苏州洞庭山,入籍长沙,住居省城,校勘之学,今之思适也。藏书亦多,亦有宋元本,益吾师极称之。吏部与前辈有闻声相思之雅,大约同出一源者,仍是我苏州派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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