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逐书事件”与独译莎剧——梁实秋在青岛的两件旧事】梁实秋是我国著名散文家、文学批评家、学者，但许多人知晓他，也许还是因为他与鲁迅那场持续良久、轰轰烈烈的“笔仗”。论战之广，涉及人性、教育、阶级等诸多话题；论战之久，更近十个年头。
少为人知的是，这场“笔仗”，其实给他带来了不小的人生困扰。其中之一，就是他出走上海旅居青岛以求平静生活的愿望没有完全实现。
从1930年受聘国立青岛大学到1934年离开，梁实秋旅居青岛的四年间，双方论战的硝烟一直没有消散，特别是“逐书事件”的发生，更使得两人结下了新的“梁子”。
1930年的青岛，是梁实秋走出“人性论争”尴尬处境的庇护所。来青岛之前，梁实秋在上海的生活极不平静。
1926年，他的一篇《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激起千层浪。在“国破山河在”的危急时刻，梁实秋却抱着艺术至上、文艺自由的观念，宣扬文艺的自由独立性，这无疑与时代的要求相悖。他无意间卷入了那场分不清是政治还是学术的激烈争斗，深以孤立无援为苦，厌倦了文坛争斗的梁实秋渐萌逃意。
恰逢此时，国立青岛大学校长杨振声到上海来延揽教授，正巧碰到刚刚辞去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职务的闻一多，并通过胡适、闻一多认识了梁实秋、沈从文等人。杨振声求贤若渴，一遇闻、梁，便坚邀他们到青岛任教。在专程去青岛“半日游览”和“一席饮宴”之后，梁实秋接受了国立青岛大学的聘书。
虽然远离上海，但树欲静而风不止，与鲁迅的论战，风波再起，并伴随了梁实秋在青岛的始终。
鲁迅和梁实秋的论战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坛的一个重大事件。梁实秋比鲁迅小22岁，一少一老，从1926年开始笔战，一个以《新月》《益世报·文学周刊》为阵地，一个以《萌芽》《语丝》为阵地，一直到1936年鲁迅逝世，两人论战长达近10年，笔战的文章125篇、50余万字。
梁实秋到国立青岛大学执教后，论战硝烟未散。臧克家曾回忆说：“同学们知道梁和鲁迅先生经常论争，在课堂上向他发问，他笑而不答，用粉笔在黑板上写下四个大字：鲁迅与牛（1930年1月10日上海《新月》月刊第2卷第11期刊载了梁实秋的《鲁迅与牛》一文，阐述了他与鲁迅论战的缘起，此举意在让同学们从文中去找答案）。同学们莞尔而笑，梁实秋神情自若。”
1932年春在国立青岛大学发生的“逐书事件”，更是让二人的关系雪上加霜。梁实秋时任国立青岛大学图书馆馆长，主持成立了图书委员会，绝大多数成员都是新月派，对当时左翼文坛推重的书籍往往不能认同。被进步青年奉为精神导师的鲁迅作品，在这里并没有得到重视，以至于传出梁实秋将鲁迅作品从图书馆中清除的传言，所谓的“逐书事件”便爆发了。
鲁迅曾两次提及该事件，亦可见其对此事耿耿于怀。他在《“题未定”草》一文中写道“梁实秋教授充当什么图书馆的主任时，听说也曾将我的许多译作驱逐出境”。他在为曹靖华翻译的《苏联作家七人集》所作的序言中再次叫屈：“梁实秋教授掌青岛大学图书馆时，将我的译作驱除。”
关于此事，梁实秋在《关于鲁迅》一文中辩解：“我首先声明，我个人并不赞成把他的作品列为禁书。我生平最服膺伏尔德的一句话：‘我不赞成你说的话，但我拼死拥护你说你的话的自由。’我对鲁迅亦复如是……我曾经在一个大学（国立青岛大学）里兼任过一个时期的图书馆馆长，书架上列有若干从前遗留下的低级的黄色书刊，我觉得这有损大学的尊严，于是令人取去注销，大约有数十册的样子，鲁迅的若干作品并不在内。但是这件事立刻有人传到上海，以讹传讹，硬说是我把鲁迅及其他‘左倾’作品一律焚毁了，鲁迅自己也很高兴地利用这一虚伪情报，派作我的罪状之一！其实完全没有这样的一回事。宣传自宣传，事实自事实。”
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还有人就“逐书事件”问臧克家。他回答说：“我想不会的，也是不可能的。”算是为梁实秋作了最好的证言。
虽为论敌，但对鲁迅的评价，梁实秋也表现了可贵的公允。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逝世。第二日的《世界日报》发表了对梁实秋的专访文章，回忆了与鲁迅的文字因缘，并对其文学成就不吝赞美：“先生在文学方面，为中国文坛上最有力之作家，余与其立场虽稍有不同，而其文笔之卓绝，则实令余钦服。现先生逝世，为中国文坛之最大损失，盖后人恐无能补其缺者。”
1934年7月，梁实秋应王平陵之约，将与鲁迅等左翼文人论争的文章中的31篇，结集为《偏见集》，该书由正中书局出版，成为他的一本较重要的文学论集。
除了论战带来的困扰，梁实秋的青岛岁月也有宁静的一面。特别是，以一人之力翻译了《莎士比亚全集》，成为国内完成该项成就的第一人。
在国立青岛大学，梁实秋担任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教学与学术并举。他虽是留洋出身，却不喜洋服，夏季常穿的是长衫，秋冬则穿一身丝织棉袍，严冬时节是棉袍外面加套一件皮袍，而且颜色都淡雅不俗，颇具谦谦君子之风。
臧克家回忆：“记得，1930年我考入国立青岛大学（二年后改为山东大学），入的是您做主任的英文系。您面白而丰，夏天绸衫飘飘，风度翩翩。”他还回忆说：“当时外文系主任梁实秋先生，胖胖白皙的面庞，讲课干净利落。”
梁实秋授课时间观念极强，对此他的学生记忆颇深。他上课，永远是铃声未息已走进教室，坐下就讲，不疾不徐，绝无赘语。下课铃声方振，恰好讲到一个段落，铃声未毕，已步出课堂。他常对同事和学生讲：“上课时一分钟也不能浪费，课间是学生活动和休息的时间，一分钟也不容侵犯，故尔上下课必须准时。”但一堂课的内容倘若记录下来，都是一篇组织紧密、内容充实的论文，课后重温它，也足够思索两三个小时。
1932年8月，梁实秋为国立青岛大学外文系三年级的学生首开了“莎士比亚”课，他是国内最早把莎士比亚引入大学课堂的学者之一。同时，在胡适的发动下，开始了“莎士比亚”翻译工作。
如果说梁实秋这一辈子只崇拜过一个人，那么这个人一定是胡适；如果说梁实秋只对一个人感恩，那么这个人也一定是胡适。走上译莎之路，也是起自胡适的倡议。
梁实秋和胡适的交往始于1927年在上海共同参加“新月社”期间。胡适是“新月社”的精神领袖，梁实秋是最年轻的参与者之一。1930年，任中华教育基金会董事会主任的胡适，倡导成立“莎士比亚的戏剧全集翻译会”，决定翻译《莎士比亚全集》。
1930年8月，胡适应杨振声之邀访问国立青岛大学。其间他住在宋春舫家里，参观了宋的藏书楼“褐木庐”。大量戏剧书籍珍藏其中，包括莎士比亚的多部剧作，仅《哈姆雷特》一书就有五国文字的版本。
随后，胡适便提议闻一多、梁实秋翻译《莎士比亚全集》。同年12月23日，胡适致梁实秋的信中谈及了译莎士比亚一事，其中写道：“……拟请一多与你，与通伯、志摩五人商酌翻译Shakespeare（莎士比亚）全集的事，期以五年十年，要成一部莎氏集定本。”
1931年1月5日，胡适复信梁实秋，又谈此事：“我可以来青岛一游，约在一月十七八日，定期后当电告……志摩昨日到平，赞成译莎翁事。”就在当月24日，胡适来到青岛开始筹划《莎士比亚全集》翻译的事务，在与杨振声、闻一多、梁实秋等人讨论后，决定用散文体翻译莎士比亚全集，但部分作品可试用韵文体。
胡适最初拟定的莎翁翻译办法，决定由闻一多、梁实秋、陈通伯、叶公超、徐志摩五人组成翻译莎翁全集委员会，并拟请闻一多为主任；暂定五年全部完成（约计每人每半年，可译成一部）。信中还提议徐志摩试译《罗密欧与朱丽叶》，叶公超试译《威尼斯商人》，陈源试译《皆大欢喜》，闻一多试译《哈姆雷特》，梁实秋试译《马克白》。
可惜，这项大工程最终没能如愿由几位大译家共同参与完成。据梁实秋后来回忆：“通伯不肯参加，志摩在二十年十一月里就不幸逝世，公超、一多志不在此，结果只剩下了我一个人孤独的开始这漫长艰巨的工作。”
对于译莎，梁实秋从一开始态度便十分积极。当时，他除了每周教十二小时课之外，就开始着手翻译。他曾说：“我开始的时候参考资料是如何的贫乏！我那时有的只是一股热心，我想愚公可以移山，我也一步一步地去做，做多少算多少，至少对于我自己是件有益的工作。”
在兼任图书馆馆长期间，他广泛搜集莎士比亚戏剧书籍资料，还亲自到上海为图书馆选购图书，建立了莎士比亚图书室。最早译成的《哈姆雷特》《马克白》《李尔王》《奥赛罗》《威尼斯商人》《如愿》《暴风雨》在1936年5月至11月由商务印书馆陆续出版。而《仲夏夜之梦》因抗战后通货膨胀，没有出版。后来，他又译了《亨利四世》上下篇。梁实秋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独自翻译《莎士比亚全集》的第一人。
总结梁实秋这个成就，可以看出，从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的工作岗位得益不小，这也算是青岛给他的最重要的馈赠之一吧。
1934年，梁实秋的好友胡适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邀请梁实秋到北京大学任外文系研究教授兼系主任。消息在山东大学传开，山东大学群情不满，外文系师生联名向北京大学提出抗议。抗议信在青岛当时的《民报》上曾有刊载：“敝系经梁实秋先生主持开办，同学夙受陶冶，爱戴正殷……群情迫遑，北平素为文化区域，人才较多，至希鉴谅，另行延聘，以慰渴望。”恳切之情跃然纸上。
三十岁出头的青年教授，工作四年，博得全系师生如此深情的挽留，足见梁实秋教学育人工作之成效。几经磋商后，胡适发来一封电报说：“梁实秋先生主持山大外文系四年，成绩显著，已有基础。现北大外文系亟待梁先生来此帮助，恳请暂时借用两年……”
1934年夏，山东大学外文系全体学生，在青岛奇园饭店为梁实秋举行了饯别宴会。
晚年在台湾的梁实秋对青岛怀有特殊的眷恋之情。青岛文史学家鲁海曾说，梁实秋晚年描写青岛的回忆文章，至少有40余篇，字里行间都流露出对这座城市的喜爱。
1983年，梁实秋的大女儿梁文茜带着父亲的委托，重回青岛寻梦。梁实秋更是将女儿梁文茜从青岛海水浴场捧来的一瓶沙子置于案头，视为珍品。1987年10月台湾当局放宽到大陆禁戒后，梁实秋大喜，计划到大陆探亲。但11月3日，梁实秋因突发心脏病逝世，重返青岛最终成了一桩难了的遗憾。（大众日报）
少为人知的是，这场“笔仗”，其实给他带来了不小的人生困扰。其中之一，就是他出走上海旅居青岛以求平静生活的愿望没有完全实现。
从1930年受聘国立青岛大学到1934年离开，梁实秋旅居青岛的四年间，双方论战的硝烟一直没有消散，特别是“逐书事件”的发生，更使得两人结下了新的“梁子”。
1930年的青岛，是梁实秋走出“人性论争”尴尬处境的庇护所。来青岛之前，梁实秋在上海的生活极不平静。
1926年，他的一篇《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激起千层浪。在“国破山河在”的危急时刻，梁实秋却抱着艺术至上、文艺自由的观念，宣扬文艺的自由独立性，这无疑与时代的要求相悖。他无意间卷入了那场分不清是政治还是学术的激烈争斗，深以孤立无援为苦，厌倦了文坛争斗的梁实秋渐萌逃意。
恰逢此时，国立青岛大学校长杨振声到上海来延揽教授，正巧碰到刚刚辞去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职务的闻一多，并通过胡适、闻一多认识了梁实秋、沈从文等人。杨振声求贤若渴，一遇闻、梁，便坚邀他们到青岛任教。在专程去青岛“半日游览”和“一席饮宴”之后，梁实秋接受了国立青岛大学的聘书。
虽然远离上海，但树欲静而风不止，与鲁迅的论战，风波再起，并伴随了梁实秋在青岛的始终。
鲁迅和梁实秋的论战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坛的一个重大事件。梁实秋比鲁迅小22岁，一少一老，从1926年开始笔战，一个以《新月》《益世报·文学周刊》为阵地，一个以《萌芽》《语丝》为阵地，一直到1936年鲁迅逝世，两人论战长达近10年，笔战的文章125篇、50余万字。
梁实秋到国立青岛大学执教后，论战硝烟未散。臧克家曾回忆说：“同学们知道梁和鲁迅先生经常论争，在课堂上向他发问，他笑而不答，用粉笔在黑板上写下四个大字：鲁迅与牛（1930年1月10日上海《新月》月刊第2卷第11期刊载了梁实秋的《鲁迅与牛》一文，阐述了他与鲁迅论战的缘起，此举意在让同学们从文中去找答案）。同学们莞尔而笑，梁实秋神情自若。”
1932年春在国立青岛大学发生的“逐书事件”，更是让二人的关系雪上加霜。梁实秋时任国立青岛大学图书馆馆长，主持成立了图书委员会，绝大多数成员都是新月派，对当时左翼文坛推重的书籍往往不能认同。被进步青年奉为精神导师的鲁迅作品，在这里并没有得到重视，以至于传出梁实秋将鲁迅作品从图书馆中清除的传言，所谓的“逐书事件”便爆发了。
鲁迅曾两次提及该事件，亦可见其对此事耿耿于怀。他在《“题未定”草》一文中写道“梁实秋教授充当什么图书馆的主任时，听说也曾将我的许多译作驱逐出境”。他在为曹靖华翻译的《苏联作家七人集》所作的序言中再次叫屈：“梁实秋教授掌青岛大学图书馆时，将我的译作驱除。”
关于此事，梁实秋在《关于鲁迅》一文中辩解：“我首先声明，我个人并不赞成把他的作品列为禁书。我生平最服膺伏尔德的一句话：‘我不赞成你说的话，但我拼死拥护你说你的话的自由。’我对鲁迅亦复如是……我曾经在一个大学（国立青岛大学）里兼任过一个时期的图书馆馆长，书架上列有若干从前遗留下的低级的黄色书刊，我觉得这有损大学的尊严，于是令人取去注销，大约有数十册的样子，鲁迅的若干作品并不在内。但是这件事立刻有人传到上海，以讹传讹，硬说是我把鲁迅及其他‘左倾’作品一律焚毁了，鲁迅自己也很高兴地利用这一虚伪情报，派作我的罪状之一！其实完全没有这样的一回事。宣传自宣传，事实自事实。”
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还有人就“逐书事件”问臧克家。他回答说：“我想不会的，也是不可能的。”算是为梁实秋作了最好的证言。
虽为论敌，但对鲁迅的评价，梁实秋也表现了可贵的公允。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逝世。第二日的《世界日报》发表了对梁实秋的专访文章，回忆了与鲁迅的文字因缘，并对其文学成就不吝赞美：“先生在文学方面，为中国文坛上最有力之作家，余与其立场虽稍有不同，而其文笔之卓绝，则实令余钦服。现先生逝世，为中国文坛之最大损失，盖后人恐无能补其缺者。”
1934年7月，梁实秋应王平陵之约，将与鲁迅等左翼文人论争的文章中的31篇，结集为《偏见集》，该书由正中书局出版，成为他的一本较重要的文学论集。
除了论战带来的困扰，梁实秋的青岛岁月也有宁静的一面。特别是，以一人之力翻译了《莎士比亚全集》，成为国内完成该项成就的第一人。
在国立青岛大学，梁实秋担任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教学与学术并举。他虽是留洋出身，却不喜洋服，夏季常穿的是长衫，秋冬则穿一身丝织棉袍，严冬时节是棉袍外面加套一件皮袍，而且颜色都淡雅不俗，颇具谦谦君子之风。
臧克家回忆：“记得，1930年我考入国立青岛大学（二年后改为山东大学），入的是您做主任的英文系。您面白而丰，夏天绸衫飘飘，风度翩翩。”他还回忆说：“当时外文系主任梁实秋先生，胖胖白皙的面庞，讲课干净利落。”
梁实秋授课时间观念极强，对此他的学生记忆颇深。他上课，永远是铃声未息已走进教室，坐下就讲，不疾不徐，绝无赘语。下课铃声方振，恰好讲到一个段落，铃声未毕，已步出课堂。他常对同事和学生讲：“上课时一分钟也不能浪费，课间是学生活动和休息的时间，一分钟也不容侵犯，故尔上下课必须准时。”但一堂课的内容倘若记录下来，都是一篇组织紧密、内容充实的论文，课后重温它，也足够思索两三个小时。
1932年8月，梁实秋为国立青岛大学外文系三年级的学生首开了“莎士比亚”课，他是国内最早把莎士比亚引入大学课堂的学者之一。同时，在胡适的发动下，开始了“莎士比亚”翻译工作。
如果说梁实秋这一辈子只崇拜过一个人，那么这个人一定是胡适；如果说梁实秋只对一个人感恩，那么这个人也一定是胡适。走上译莎之路，也是起自胡适的倡议。
梁实秋和胡适的交往始于1927年在上海共同参加“新月社”期间。胡适是“新月社”的精神领袖，梁实秋是最年轻的参与者之一。1930年，任中华教育基金会董事会主任的胡适，倡导成立“莎士比亚的戏剧全集翻译会”，决定翻译《莎士比亚全集》。
1930年8月，胡适应杨振声之邀访问国立青岛大学。其间他住在宋春舫家里，参观了宋的藏书楼“褐木庐”。大量戏剧书籍珍藏其中，包括莎士比亚的多部剧作，仅《哈姆雷特》一书就有五国文字的版本。
随后，胡适便提议闻一多、梁实秋翻译《莎士比亚全集》。同年12月23日，胡适致梁实秋的信中谈及了译莎士比亚一事，其中写道：“……拟请一多与你，与通伯、志摩五人商酌翻译Shakespeare（莎士比亚）全集的事，期以五年十年，要成一部莎氏集定本。”
1931年1月5日，胡适复信梁实秋，又谈此事：“我可以来青岛一游，约在一月十七八日，定期后当电告……志摩昨日到平，赞成译莎翁事。”就在当月24日，胡适来到青岛开始筹划《莎士比亚全集》翻译的事务，在与杨振声、闻一多、梁实秋等人讨论后，决定用散文体翻译莎士比亚全集，但部分作品可试用韵文体。
胡适最初拟定的莎翁翻译办法，决定由闻一多、梁实秋、陈通伯、叶公超、徐志摩五人组成翻译莎翁全集委员会，并拟请闻一多为主任；暂定五年全部完成（约计每人每半年，可译成一部）。信中还提议徐志摩试译《罗密欧与朱丽叶》，叶公超试译《威尼斯商人》，陈源试译《皆大欢喜》，闻一多试译《哈姆雷特》，梁实秋试译《马克白》。
可惜，这项大工程最终没能如愿由几位大译家共同参与完成。据梁实秋后来回忆：“通伯不肯参加，志摩在二十年十一月里就不幸逝世，公超、一多志不在此，结果只剩下了我一个人孤独的开始这漫长艰巨的工作。”
对于译莎，梁实秋从一开始态度便十分积极。当时，他除了每周教十二小时课之外，就开始着手翻译。他曾说：“我开始的时候参考资料是如何的贫乏！我那时有的只是一股热心，我想愚公可以移山，我也一步一步地去做，做多少算多少，至少对于我自己是件有益的工作。”
在兼任图书馆馆长期间，他广泛搜集莎士比亚戏剧书籍资料，还亲自到上海为图书馆选购图书，建立了莎士比亚图书室。最早译成的《哈姆雷特》《马克白》《李尔王》《奥赛罗》《威尼斯商人》《如愿》《暴风雨》在1936年5月至11月由商务印书馆陆续出版。而《仲夏夜之梦》因抗战后通货膨胀，没有出版。后来，他又译了《亨利四世》上下篇。梁实秋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独自翻译《莎士比亚全集》的第一人。
总结梁实秋这个成就，可以看出，从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的工作岗位得益不小，这也算是青岛给他的最重要的馈赠之一吧。
1934年，梁实秋的好友胡适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邀请梁实秋到北京大学任外文系研究教授兼系主任。消息在山东大学传开，山东大学群情不满，外文系师生联名向北京大学提出抗议。抗议信在青岛当时的《民报》上曾有刊载：“敝系经梁实秋先生主持开办，同学夙受陶冶，爱戴正殷……群情迫遑，北平素为文化区域，人才较多，至希鉴谅，另行延聘，以慰渴望。”恳切之情跃然纸上。
三十岁出头的青年教授，工作四年，博得全系师生如此深情的挽留，足见梁实秋教学育人工作之成效。几经磋商后，胡适发来一封电报说：“梁实秋先生主持山大外文系四年，成绩显著，已有基础。现北大外文系亟待梁先生来此帮助，恳请暂时借用两年……”
1934年夏，山东大学外文系全体学生，在青岛奇园饭店为梁实秋举行了饯别宴会。
晚年在台湾的梁实秋对青岛怀有特殊的眷恋之情。青岛文史学家鲁海曾说，梁实秋晚年描写青岛的回忆文章，至少有40余篇，字里行间都流露出对这座城市的喜爱。
1983年，梁实秋的大女儿梁文茜带着父亲的委托，重回青岛寻梦。梁实秋更是将女儿梁文茜从青岛海水浴场捧来的一瓶沙子置于案头，视为珍品。1987年10月台湾当局放宽到大陆禁戒后，梁实秋大喜，计划到大陆探亲。但11月3日，梁实秋因突发心脏病逝世，重返青岛最终成了一桩难了的遗憾。（大众日报）
《沈曾植书信集》，沈曾植著，许全胜整理
中华书局2021年1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本书大32开精装，书前附有四帧彩色照片，余外全为文字。书前没有序言，起首即《整理凡例》，谈及本书收录许全胜先生近二十年来所见沈曾植书信“八百八十首”。书札论“首”，这是我第一次得见，随后翻阅本书时，看到一些手札并非首尾完全，想来这是许先生不以“通”计的原因。
原始书信的点校，能给后来的使用者提供许多新材料，本书也同样如此。许先生在本书中以收件人姓氏拼音为序，起自曹元弼，终于左绍佐，后面还附有一些难知收件人的信札。每位收信人的手札以时间为序，有些手札没有时间落款，许先生则经过考证后，再为其排序。每通信札之后还会有一则按语，谈到该札所藏或所见之处，如果此通手札收入了许先生所撰的《沈曾植年谱长编》，则会在按语中注明该手札位于《长编》的哪一页，以便读者参阅该信之本末。
翻阅本书，能够读到不少与藏书家有关的史料，比如沈曾植在光绪三十二年七月十四日写给陈衍的信中谈到：“抱冰七旬大庆，公寿诗古体乎？近体乎？伯严五古六十韵，良为健者，遂勒诸人同作长古，乃虐政也。”张之洞七十大寿，很多朋友为此写诗庆贺，沈问陈衍写的是古体诗还是近体诗，并且谈到散原老人所写五古达六十韵之长，于是众人纷纷效仿，但是写这么长的诗显然很费力气，所以沈曾植抱怨这是“虐政”。
沈曾植有藏书之好，所以交往之人不少都是藏书家，比如端方、傅增湘、冈千仞、蒋汝藻、金蓉镜等，他们的通信中能够透露出许多藏书信息。比如沈写给蒋汝藻的一封信中谈到，蒋邀请沈前去看书，因为刮大风，沈没有赴约，令其颇觉遗憾，于是在家为傅增湘题写《龙龛手鉴》书签。傅增湘藏有宋刊本的《龙龛手鉴》，商务印书馆曾借去影印汇入《四部丛刊》，不知此事是否与之有关。
沈曾植在给康有为的信中提到：“来书四种，皆佳刻也。《诚斋》，宋椠不疑。小字《昌黎》，或谓元、或谓宋，鄙则认作宋刻，但非罕见，不为世珍，然此本则印之精美者也。大字《昌黎》，明本佳者。《三苏》亦明刻，极罕见，容查复。”由此可知，康有为曾请沈曾植鉴定版本，沈能言简意赅地点出每一书的版本及特点。比如小字《昌黎先生集》，沈称有人说此本是元刻本，也有人说是宋刻本，而沈认为是宋刻，同时该书并不罕见。然其所言者，似乎应当是明初翻宋刻本，该书大多被视为宋刻，但若与原宋刻进行核对，则可见出两者之间字迹略有差异。沈所谈到的大字本《昌黎先生集》应该是明东雅堂翻刻宋本，而《三苏先生文粹》应该指的是明嘉靖本。
沈曾植还为康有为鉴定过碑帖，信中谈到：“《兰亭》近人翻刻，伪古色者，亦拙工也。缴上。”许先生在小注中谈及，他看到的这封信乃是2005年嘉德秋拍的拍品，可见他在搜集沈曾植手札时，不遗余力。
除藏书外，有些手札也会谈到刻书，比如他给嘉业堂主人刘承幹所写的手札中，在这方面多有交流。嘉业堂刻书数量巨大，所刻诸书中，以“前四史”最为精审，因为刘承幹在刊刻过程中请许多名家予以把关。沈曾植也向刘承幹索要这四部书的样本，该书版留存至今，前些年曾旧版新刷，但再刷之物与初印本比较起来，确实有着不小的差距，想来沈曾植所见之印样，当然靓丽异常。
那时的南浔有“三大藏书家”之说，其中密韵楼以宋版《草窗韵语》为堂号，蒋汝藻得此镇库欣喜异常。但从本书信札中得知，沈曾植也听闻到有人出售此书的消息，于是特意给刘承幹去信，问其是否拿到。就《嘉业堂藏书志》来看，刘承幹藏书虽然善本不少，但与其藏量比起来，似乎他重量轻质。其实以刘承幹的实力，能够购买到更多的顶尖善本，当然，我说这样的话有站着说话不腰疼之嫌。
乾嘉以降，在东坡生日那天举行雅聚，已然成为爱书者的一场盛会。从沈曾植给罗振玉的信札中，亦能得见此类活动。他在信中说到：“弟入今岁多昏睡，目力亦遽损，家世罕届古稀，或者远行将息。”沈曾植称上了年纪，精力和目力都已不济，甚至觉得自己行将入木。但是到了东坡生日这天，他仍然跟樊增祥一起玩打诗钟，自称：“白首童心，不殊博弈，可笑闵也。”信中录有他所作的东坡生日诗，诗题是《东坡生日同人小集樊园题苏斋所摹朱完者本幅巾真像》，原来当天他们看到的是翁方纲临摹的东坡画像。
这天沈曾植作了四首七律，第一首的首联为：“八百年来传绮语，东坡还是可怜人。”读此句令我心下黯然。对于此像的来由，沈曾植在小注中说：“像为闽杨氏所藏，旭庄假得之，影拓数十纸以贻知友。节厂言，闽林氏藏宋画欧公像，今毁于火。”同时诗中还有一句：“施注六丁唏剩叶，”沈在此句的注中说：“施注宋本亦毁于火”。正如其所言，该书意外被火，但毕竟有神护之，这部宋版仅烧了纸边，文字部分基本未损，之后的藏书家对其精心修护，人皆称之为“焦尾本”。
手札有趣之处正在这里，每人以自己的所需，从中撷取到想要的信息。而疏理信札乃是一件苦事，可谓前人种树，后人乘凉，正是许先生的辛劳，让我得以撷取到这些有趣的信息。
中华书局2021年1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本书大32开精装，书前附有四帧彩色照片，余外全为文字。书前没有序言，起首即《整理凡例》，谈及本书收录许全胜先生近二十年来所见沈曾植书信“八百八十首”。书札论“首”，这是我第一次得见，随后翻阅本书时，看到一些手札并非首尾完全，想来这是许先生不以“通”计的原因。
原始书信的点校，能给后来的使用者提供许多新材料，本书也同样如此。许先生在本书中以收件人姓氏拼音为序，起自曹元弼，终于左绍佐，后面还附有一些难知收件人的信札。每位收信人的手札以时间为序，有些手札没有时间落款，许先生则经过考证后，再为其排序。每通信札之后还会有一则按语，谈到该札所藏或所见之处，如果此通手札收入了许先生所撰的《沈曾植年谱长编》，则会在按语中注明该手札位于《长编》的哪一页，以便读者参阅该信之本末。
翻阅本书，能够读到不少与藏书家有关的史料，比如沈曾植在光绪三十二年七月十四日写给陈衍的信中谈到：“抱冰七旬大庆，公寿诗古体乎？近体乎？伯严五古六十韵，良为健者，遂勒诸人同作长古，乃虐政也。”张之洞七十大寿，很多朋友为此写诗庆贺，沈问陈衍写的是古体诗还是近体诗，并且谈到散原老人所写五古达六十韵之长，于是众人纷纷效仿，但是写这么长的诗显然很费力气，所以沈曾植抱怨这是“虐政”。
沈曾植有藏书之好，所以交往之人不少都是藏书家，比如端方、傅增湘、冈千仞、蒋汝藻、金蓉镜等，他们的通信中能够透露出许多藏书信息。比如沈写给蒋汝藻的一封信中谈到，蒋邀请沈前去看书，因为刮大风，沈没有赴约，令其颇觉遗憾，于是在家为傅增湘题写《龙龛手鉴》书签。傅增湘藏有宋刊本的《龙龛手鉴》，商务印书馆曾借去影印汇入《四部丛刊》，不知此事是否与之有关。
沈曾植在给康有为的信中提到：“来书四种，皆佳刻也。《诚斋》，宋椠不疑。小字《昌黎》，或谓元、或谓宋，鄙则认作宋刻，但非罕见，不为世珍，然此本则印之精美者也。大字《昌黎》，明本佳者。《三苏》亦明刻，极罕见，容查复。”由此可知，康有为曾请沈曾植鉴定版本，沈能言简意赅地点出每一书的版本及特点。比如小字《昌黎先生集》，沈称有人说此本是元刻本，也有人说是宋刻本，而沈认为是宋刻，同时该书并不罕见。然其所言者，似乎应当是明初翻宋刻本，该书大多被视为宋刻，但若与原宋刻进行核对，则可见出两者之间字迹略有差异。沈所谈到的大字本《昌黎先生集》应该是明东雅堂翻刻宋本，而《三苏先生文粹》应该指的是明嘉靖本。
沈曾植还为康有为鉴定过碑帖，信中谈到：“《兰亭》近人翻刻，伪古色者，亦拙工也。缴上。”许先生在小注中谈及，他看到的这封信乃是2005年嘉德秋拍的拍品，可见他在搜集沈曾植手札时，不遗余力。
除藏书外，有些手札也会谈到刻书，比如他给嘉业堂主人刘承幹所写的手札中，在这方面多有交流。嘉业堂刻书数量巨大，所刻诸书中，以“前四史”最为精审，因为刘承幹在刊刻过程中请许多名家予以把关。沈曾植也向刘承幹索要这四部书的样本，该书版留存至今，前些年曾旧版新刷，但再刷之物与初印本比较起来，确实有着不小的差距，想来沈曾植所见之印样，当然靓丽异常。
那时的南浔有“三大藏书家”之说，其中密韵楼以宋版《草窗韵语》为堂号，蒋汝藻得此镇库欣喜异常。但从本书信札中得知，沈曾植也听闻到有人出售此书的消息，于是特意给刘承幹去信，问其是否拿到。就《嘉业堂藏书志》来看，刘承幹藏书虽然善本不少，但与其藏量比起来，似乎他重量轻质。其实以刘承幹的实力，能够购买到更多的顶尖善本，当然，我说这样的话有站着说话不腰疼之嫌。
乾嘉以降，在东坡生日那天举行雅聚，已然成为爱书者的一场盛会。从沈曾植给罗振玉的信札中，亦能得见此类活动。他在信中说到：“弟入今岁多昏睡，目力亦遽损，家世罕届古稀，或者远行将息。”沈曾植称上了年纪，精力和目力都已不济，甚至觉得自己行将入木。但是到了东坡生日这天，他仍然跟樊增祥一起玩打诗钟，自称：“白首童心，不殊博弈，可笑闵也。”信中录有他所作的东坡生日诗，诗题是《东坡生日同人小集樊园题苏斋所摹朱完者本幅巾真像》，原来当天他们看到的是翁方纲临摹的东坡画像。
这天沈曾植作了四首七律，第一首的首联为：“八百年来传绮语，东坡还是可怜人。”读此句令我心下黯然。对于此像的来由，沈曾植在小注中说：“像为闽杨氏所藏，旭庄假得之，影拓数十纸以贻知友。节厂言，闽林氏藏宋画欧公像，今毁于火。”同时诗中还有一句：“施注六丁唏剩叶，”沈在此句的注中说：“施注宋本亦毁于火”。正如其所言，该书意外被火，但毕竟有神护之，这部宋版仅烧了纸边，文字部分基本未损，之后的藏书家对其精心修护，人皆称之为“焦尾本”。
手札有趣之处正在这里，每人以自己的所需，从中撷取到想要的信息。而疏理信札乃是一件苦事，可谓前人种树，后人乘凉，正是许先生的辛劳，让我得以撷取到这些有趣的信息。
【屠尔佳哈】【读史感悟】
王道与霸道
皇权与相权
人治与法治
无为与有为
【屠尔佳哈】王道与霸道
王道与霸道最大的区别就是一个有德，一个无德！
本来我想专门做个“五霸”回顾，或者“五霸”总结，但我觉得在第一个霸主里的传记里写，也是一样的。
在孟子列传和商君列传里，都提到了王道和霸道因为孟子推广【王道】德政，就没人用他。商鞅跟秦孝公谈王道，秦孝公昏昏欲睡……跟他谈【霸道】，他听了三天三夜……
孟子就是他自己说的【大丈夫】，富贵不能淫，商鞅就淫于富贵了……所以，他后来对老百姓很苛刻，自己生活很奢侈。
【王道】就是周道。
我曾经写过，傑纣与三周，周文王实施【仁】道，对老百姓很好，尤其是在他的国家里，尊重老人，孝文帝也学他的样子，他执政期间，老人都是国家养着。
周武王奉行【义】，伐纣，为老百姓除暴！
周公旦辅佐周成王，提出三个治国之道：
【敬神】【恤民】【聚贤】
【霸道】就是春秋五霸的治国之道
我觉得【霸道】最让人反感的就是打仗，哪个霸主不是打出来的！
老子早就说过，兵者，非君子之器！这跟【恤民】背道而驰！
【道德经】【用兵】
以正治国，以奇用兵。
【道德经】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还。
师之所处，荆棘生焉。
大军之后，必有凶年。
善有果而已，不敢以取强。
果而勿矜，果而勿伐，
果而勿骄，果而不得已，
果而勿强。
物壮则老，是谓不道，不道早已。
【道德经】
夫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
君子居则贵左，用兵则贵右。
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
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
胜而不美，而美之者，是乐杀人。
夫乐杀人者，则不可得志于天下矣。
吉事尚左，凶事尚右。
偏将军居左，上将军居右。
言以丧礼处之。
杀人之众，以悲哀莅之，
战胜以丧礼处之。
【太史公】
【用兵之道】信廉仁勇
非信廉仁勇不能传兵论剑，与道同符，
内可以治身，外可以应变，君子比德焉。
【吕氏春秋】与【王道】
【道德经】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还。
师之所处，荆棘生焉。
大军之后，必有凶年。
善有果而已，不敢以取强。
果而勿矜，果而勿伐，
果而勿骄，果而不得已，
果而勿强。
物壮则老，是谓不道，不道早已。
【屠尔佳哈】
说到不如做到，身教重于言传！
吕不韦就是做不到啊！他说的，写的是【王道】自己做的是【霸道】，是他带兵灭了周朝！虽然他是执行秦始皇他爹的指令，但他也可以劝谏啊！他毕竟是宰相，而且，异人是他一手扶持得，他能不听他的吗！
没有周朝就没有秦国，秦国灭周朝就是忘恩负义，恩将仇报！秦国为啥要先灭了周朝，这样，以后他再灭别的国家就没人管啦！
因为那些国家跟周朝都沾亲带故！周朝能不管吗！他虽然打不过秦国，但可以联合别的国家，周朝还是有这个号召力的！
所以，因为秦国是周朝所赐，他可能根本就没想到秦国会打他！
这帮畜生，为了所谓的统一，把自己的恩人先杀啦！够缺德的！所以，异人当了皇上三年就死了，他妈第二年也死了！报应！吕不韦后来也服毒自尽！活该！
【屠尔佳哈】
由霸道转向王道的楚庄公
【楚庄王问鼎】
八年，伐陆浑戎，遂至洛，观兵於周郊。
周定王使王孙满劳楚王。
楚王问鼎小大轻重，对曰：“在德不在鼎。”
庄王曰：“子无阻九鼎！楚国折钩之喙，足以为九鼎。”
王孙满曰：“呜呼！君王其忘之乎？昔虞夏之盛，远方皆至，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
桀有乱德，鼎迁於殷，载祀六百。
殷纣暴虐，鼎迁於周。
德之休明，虽小必重；其奸回昏乱，虽大必轻。
昔成王定鼎于郏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
周德虽衰，天命未改。
鼎之轻重，未可问也。”
楚王乃归。
【屠尔佳哈】
楚庄王是毫无疑问的霸主，他让人感动的是勇于自省，这对一个皇上来说，实在太难，估计他爹到死都没反省过！跟秦始皇一样啊！
我曾经说过他对周朝就很不遜了，居然问鼎……
然后周朝大臣王孙满的一番话，让他反省，他说话的潜台词就是你现在只是一个霸主，如果不修德，一样会亡国，傑纣不比你厉害！周朝是有天命和德行才灭了纣王，那周朝的鼎多重，岂是你能问的！
所以，后来楚庄王就做了很多积德的事情，灭陈国，复陈国，放郑国国君，就是那个克段的郑伯，放宋国。
我为什么说他爷爷脾气不好，楚成王只是看宋襄公不顺眼，就杀了他！
宋国先杀了楚国史者，楚庄公才出兵伐宋，楚庄公围宋五个月，城中断粮，易子而食……宋国就派人到楚王面前求情，把城里的惨状都说了，楚庄公就撤了……
【楚成王四十六年】
【楚穆公十二年】
【楚庄王二十三年】
太史公曰：
楚灵王方会诸侯於申，诛齐庆封，作章华台，求周九鼎之时，志小天下；及饿死于申亥之家，为天下笑。
操行之不得，悲夫！
势之於人也，可不慎与？弃疾以乱立，嬖淫秦女，甚乎哉，几再亡国！
鬻熊之嗣，周封於楚。
僻在荆蛮，荜路蓝缕。
及通而霸，僭号曰武。
文既伐申，成亦赦许。
子圉篡嫡，商臣杀父。
天祸未悔，凭奸自怙。
昭困奔亡，怀迫囚虏。
顷襄、考烈，祚衰南土。
【我的书法】 https://t.cn/z8513kH
王道与霸道
皇权与相权
人治与法治
无为与有为
【屠尔佳哈】王道与霸道
王道与霸道最大的区别就是一个有德，一个无德！
本来我想专门做个“五霸”回顾，或者“五霸”总结，但我觉得在第一个霸主里的传记里写，也是一样的。
在孟子列传和商君列传里，都提到了王道和霸道因为孟子推广【王道】德政，就没人用他。商鞅跟秦孝公谈王道，秦孝公昏昏欲睡……跟他谈【霸道】，他听了三天三夜……
孟子就是他自己说的【大丈夫】，富贵不能淫，商鞅就淫于富贵了……所以，他后来对老百姓很苛刻，自己生活很奢侈。
【王道】就是周道。
我曾经写过，傑纣与三周，周文王实施【仁】道，对老百姓很好，尤其是在他的国家里，尊重老人，孝文帝也学他的样子，他执政期间，老人都是国家养着。
周武王奉行【义】，伐纣，为老百姓除暴！
周公旦辅佐周成王，提出三个治国之道：
【敬神】【恤民】【聚贤】
【霸道】就是春秋五霸的治国之道
我觉得【霸道】最让人反感的就是打仗，哪个霸主不是打出来的！
老子早就说过，兵者，非君子之器！这跟【恤民】背道而驰！
【道德经】【用兵】
以正治国，以奇用兵。
【道德经】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还。
师之所处，荆棘生焉。
大军之后，必有凶年。
善有果而已，不敢以取强。
果而勿矜，果而勿伐，
果而勿骄，果而不得已，
果而勿强。
物壮则老，是谓不道，不道早已。
【道德经】
夫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
君子居则贵左，用兵则贵右。
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
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
胜而不美，而美之者，是乐杀人。
夫乐杀人者，则不可得志于天下矣。
吉事尚左，凶事尚右。
偏将军居左，上将军居右。
言以丧礼处之。
杀人之众，以悲哀莅之，
战胜以丧礼处之。
【太史公】
【用兵之道】信廉仁勇
非信廉仁勇不能传兵论剑，与道同符，
内可以治身，外可以应变，君子比德焉。
【吕氏春秋】与【王道】
【道德经】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还。
师之所处，荆棘生焉。
大军之后，必有凶年。
善有果而已，不敢以取强。
果而勿矜，果而勿伐，
果而勿骄，果而不得已，
果而勿强。
物壮则老，是谓不道，不道早已。
【屠尔佳哈】
说到不如做到，身教重于言传！
吕不韦就是做不到啊！他说的，写的是【王道】自己做的是【霸道】，是他带兵灭了周朝！虽然他是执行秦始皇他爹的指令，但他也可以劝谏啊！他毕竟是宰相，而且，异人是他一手扶持得，他能不听他的吗！
没有周朝就没有秦国，秦国灭周朝就是忘恩负义，恩将仇报！秦国为啥要先灭了周朝，这样，以后他再灭别的国家就没人管啦！
因为那些国家跟周朝都沾亲带故！周朝能不管吗！他虽然打不过秦国，但可以联合别的国家，周朝还是有这个号召力的！
所以，因为秦国是周朝所赐，他可能根本就没想到秦国会打他！
这帮畜生，为了所谓的统一，把自己的恩人先杀啦！够缺德的！所以，异人当了皇上三年就死了，他妈第二年也死了！报应！吕不韦后来也服毒自尽！活该！
【屠尔佳哈】
由霸道转向王道的楚庄公
【楚庄王问鼎】
八年，伐陆浑戎，遂至洛，观兵於周郊。
周定王使王孙满劳楚王。
楚王问鼎小大轻重，对曰：“在德不在鼎。”
庄王曰：“子无阻九鼎！楚国折钩之喙，足以为九鼎。”
王孙满曰：“呜呼！君王其忘之乎？昔虞夏之盛，远方皆至，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
桀有乱德，鼎迁於殷，载祀六百。
殷纣暴虐，鼎迁於周。
德之休明，虽小必重；其奸回昏乱，虽大必轻。
昔成王定鼎于郏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
周德虽衰，天命未改。
鼎之轻重，未可问也。”
楚王乃归。
【屠尔佳哈】
楚庄王是毫无疑问的霸主，他让人感动的是勇于自省，这对一个皇上来说，实在太难，估计他爹到死都没反省过！跟秦始皇一样啊！
我曾经说过他对周朝就很不遜了，居然问鼎……
然后周朝大臣王孙满的一番话，让他反省，他说话的潜台词就是你现在只是一个霸主，如果不修德，一样会亡国，傑纣不比你厉害！周朝是有天命和德行才灭了纣王，那周朝的鼎多重，岂是你能问的！
所以，后来楚庄王就做了很多积德的事情，灭陈国，复陈国，放郑国国君，就是那个克段的郑伯，放宋国。
我为什么说他爷爷脾气不好，楚成王只是看宋襄公不顺眼，就杀了他！
宋国先杀了楚国史者，楚庄公才出兵伐宋，楚庄公围宋五个月，城中断粮，易子而食……宋国就派人到楚王面前求情，把城里的惨状都说了，楚庄公就撤了……
【楚成王四十六年】
【楚穆公十二年】
【楚庄王二十三年】
太史公曰：
楚灵王方会诸侯於申，诛齐庆封，作章华台，求周九鼎之时，志小天下；及饿死于申亥之家，为天下笑。
操行之不得，悲夫！
势之於人也，可不慎与？弃疾以乱立，嬖淫秦女，甚乎哉，几再亡国！
鬻熊之嗣，周封於楚。
僻在荆蛮，荜路蓝缕。
及通而霸，僭号曰武。
文既伐申，成亦赦许。
子圉篡嫡，商臣杀父。
天祸未悔，凭奸自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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