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持菲律宾青年就业
亚行批准4亿美元新贷款
亚洲开发银行(ADB)周二表示，它已经批准了一笔4亿美元(201亿比索)的贷款，用于促进菲律宾年轻人的就业和技能项目。
亚行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该资金将帮助促进青年从学校到工作过渡项目子项目3，帮助「处于风险」的菲律宾年轻人更快地找到工作。
它说，该资金也将惠及劳工部的公共就业服务办公室(PESOs)项目，如劳动力市场项目，工作场所技能发展和创造一个健康工作环境的努力。
亚行表示，该贷款支持的其它改革包括创建一个10亿比索的帮助就业奖学金基金、一项失业保险计划和首次求职者法案。
亚行东南亚公共管理、金融部门和贸易主任扶西说，「大流行已经导致许多部门，特别是年轻人失业。迫切需要通过创新的劳动力市场项目和技能发展计划来帮助菲律宾年轻人找到工作。」
他说，「这笔新贷款反映了我们的长期承诺，即确保年轻人找到工作，从而改善他们的生活，并为大流行后的经济增长创造更广泛的就业基础。」
2020年4月，由于COVID-19大流行，菲律宾的失业率大幅上升。该银行称，大流行也导致了低质量的工作。
亚行表示，这个子方案是继2017年和2019年批准的两笔贷款后。
亚行东南亚主要金融部门专家史蒂芬说，「这笔贷款将帮助年轻求职者，尤其是女性，获得培训机会，并提高她们的技能开发。它将加强劳动市场政策，并通过集体生计和创业项目，帮助因大流行在海外失去工作的回流菲律宾工人。」
亚行表示，它正在为2022年「更大力支持」劳动力部门做准备。
菲6月国际收支逆差3.12亿美元
菲律宾中央银行(BSP)周二说，本国在6月底录得3.12亿美元的国际收支逆差。
央行表示，这相比去年同期录得的8千万美元的BOP顺差发生了逆转。
央行表示，「2021年6月的BOP逆差主要反映了中央政府提取它在央行的外汇存款以偿还其外汇负债和各种支出，以及央行净外汇操作造成的外流。」
不过央行补充称，央行海外投资收入的流入和这些部分抵消。
6月的逆差使今年上半年的累计BOP逆差达到19.4亿美元，相比去年同期41.1亿美元的顺差发生逆转。
央行表示，「根据初步数据，这累计的国际收支逆差部分归因于商品贸易逆差扩大。」
这个逆差也意味着本国的国际储备毛额(GIR)从2021年5月底的1072.5亿美元降至2021年6月底的1057.6亿美元。这也低于年初的1101.2亿美元。
央行说，「这最新的GIR水平代表了外部流动性缓冲绰绰有余，相当于12个月的商品进口、服务支付和主要收入。此外，按初始期限计算，这也是本国短期外债的7.7倍左右，按剩余期限计算，是5.1倍。」
惠誉信评早些时候说，菲律宾的外部融资仍保持着信贷实力，因为外汇储备保持在高位，外债总额保持在可控水平。
政府支出再次超过收入
菲6月预算赤字1499亿比索
国库局周二表示，由于政府支出再次超过收入，菲律宾6月份录得预算赤字1499亿比索。
6月的赤字将上半年的总赤字推高至7161亿比索，比去年同期高出27.8%。但国库局也指出，这仍比计划的同期赤字1.018万亿比索低29.7%。
国库局称，「6月总收入下滑至2456亿比索，较去年的3510亿比索减少了30%或1054亿比索。」
但是，由于税收的增加，上半年的收入为1.49万亿比索，比去年同期增加了2.6%，或370亿比索。该机构表示，这也比修正后的1.422万亿比索的预测高出4.8%。
与此同时，6月份的中央政府支出达到3954亿比索，比去年同期增长13.2%。这些资金主要用于基础设施项目、军队现代化、海外菲人紧急遣返、高等教育委员会智能校园项目，以及选举署为2022年选举准备活动的支出。
国库局表示，截至2021年6月底的总支出为2.206万亿比索，也比上年的实际支出高出9.6%，但比修订后的2.44万亿比索减少9.6%。
菲律宾一直在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以及雄心勃勃的基础设施项目大量支出和借贷。
FINEX呼吁总统：
立法悬而未决的「亲商」议案
一个商业团体周二表示，杜特尔特总统应该确保关键的「亲商」议案在他任期结束前通过立法，从而吸引更多的投资。
菲律宾金融高管研究所(FINEX)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该团体希望杜特尔特在明年卸任前批准资本市场发展议案、外国投资法案修正案、公共服务议案和零售贸易自由化法案。
FINEX会长弗朗西斯·林说，「我们期待出台更多有利于商业的立法。」
他补充说，「我们热切希望总统在他执政的剩余日子里向世界证明菲律宾实行法治，因为这对本国吸引更多的投资同样重要。」
FINEX指出，政府的贡献，特别是经商便利法案、TRAIN和CREATE税法以及大米关税法的通过「是需要政治意愿才能通过的」。
该团体表示:「总的来说，这些立法是结构性的和改变游戏规则的，将有助于在这个充满挑战的时期为我们的人民迅速创造就业，并从长远来看对国家有益。」
由于新型COVID-19变种的威胁，2020年萎缩9.6%的菲律宾经济仍在艰难地复苏。
该团体表示，商业相关法律以及普及高质量高等教育法案和医疗法案「都是我们的人民将铭记的杜特尔特总统的优秀遗产。」
杜特尔特在其第六次也是最后一次国情咨文中呼吁国会加快通过三项优先议案，即外国人投资法案、公共服务法案和零售贸易与自由化法案。
参议员安牙拉早些时候表示，这些议案「全都处于立法的后期阶段」。
7年期国库券利率略涨
周二，七天期国库券(T-boond)利率继续横盘变动。
该债券的平均利率从之前的3.576%上升到3.651%。
国库局(BTr)发行该债券350亿比索，而拍卖委员会悉数决标。
投标总额几乎翻了一番，达到697.58亿比索，因此，BTr利用持续发售机制再发行10亿比索。
国家司库黎礼旺认为，该债券处于曲线最佳点是拍卖期间「投标量强劲」和「利率合理」的原因。
她在Viber短信中告诉记者，「它处于曲线最佳点，剩余期限为6年又8个月。」
菲律宾与日本最后落实
大马尼拉地铁一期贷款第二批
外交部(DFA)周二说，本国和日本已经最后落实了大马尼拉地铁项目一期23亿美元贷款的第二批。
DFA说，外交部长洛钦和日本大使Koshikawa交换了文件，最后落实通过日本国际协力机构的贷款的第二批。
洛钦说，「大马尼拉地铁将是验证菲律宾和日本之间深厚友谊的一个闪亮纪念碑，一个一流的工作系统。」
这个3500亿比索的项目预计将于2025年竣工。大约85%的费用来自日本贷款，预期将分40年偿还，宽限期12年，利息0.1%。
交通部长杜牙地较早前说他们计划于今年年底时开放该地铁的部份运作，「最坏情况下」延后到明年一月或二月。
该项目于2014年获批，并于2019年2月动工。
NEDA署长表示
疫情期间增加就业岗位220万
社会经济企划部长蔡荣富说，本国的就业岗位比大流行前的水平增加220万个。
蔡部长在周一晚国情咨文(SONA)后接受采访时说，通过风险管理和实施细粒状封锁，本国在2019新冠肺炎(COVID-19)期间创造了更多的就业。
也是国家经济与发展署(NEDA)署长的蔡部长说，「今天，我们比COVID前增加了220万个就业岗位。」
来自菲律宾统计署(PSA)劳力调查(LFS)的数据显示，2020年1月受雇佣的国人4250万。
在2021年5月的最新LFS中，受雇佣的国人总人数为4472万，比2020年1月的数字高出5%，或222万。
蔡部长说，「我们实现了史上最低的平困率、就业不足率-意味着有工作单希望增加收入的那些-以及有史以来最低失业率，因此当我们迈入2020年，人们的状况已经显著好转。」
不过，由于2020年3月开始的封锁，多数商业企业被关闭，而且大流行带来的各种挑战造成一些企业家关闭他们的商业并裁员。
根据PSA说，2021年5月失业国人373万。
该NEDA主管补充说，「我们在过去几个季度已经注意到，只要我们能够控制风险并识别最高风险和封锁或限制，我们就能安全地开放余下的经济，因此工人们能够回返。」
蔡部长对本国能够通过加强抗击COVID-19的努力和通过并实施将吸引更多投资并为国人创造更多九月的关键经济改革立法而于明年回到大流行前的水平是乐观的。
他也强调需要加快推广全国的COVID-19疫苗接种方案。
逢低买入助股市涨2.35%
比索对美元汇率贬值7仙
周二，逢低买入提振了本地股交所，但是比索对美元或率以下跌收官。
菲律宾股票交易所指数(PSEi)上涨2.35%，或149.97点，报6,522.58点。
全股指跃升1.88%，或74.6点，报4,039.75点。
所有类股都收高，地产以3.94%的涨幅领涨。
随后是矿业与石油，3.31%；服务，2.43%；金融，1.94%；控股公司，1.75%；和工业，1.46%。
成交量总计11.7亿股，成交额43亿比索。
上升股以155比43领先下降股，而29种不变。
与此同时，相比前一天收市的50.35，比索对美元汇率贬至50.42。
它开市报50.27，并在50.425和50.265之间交易。
当天平均在50.338。
成交额从一天前的9.4437亿美元下降到8.4213亿美元。
亚行批准4亿美元新贷款
亚洲开发银行(ADB)周二表示，它已经批准了一笔4亿美元(201亿比索)的贷款，用于促进菲律宾年轻人的就业和技能项目。
亚行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该资金将帮助促进青年从学校到工作过渡项目子项目3，帮助「处于风险」的菲律宾年轻人更快地找到工作。
它说，该资金也将惠及劳工部的公共就业服务办公室(PESOs)项目，如劳动力市场项目，工作场所技能发展和创造一个健康工作环境的努力。
亚行表示，该贷款支持的其它改革包括创建一个10亿比索的帮助就业奖学金基金、一项失业保险计划和首次求职者法案。
亚行东南亚公共管理、金融部门和贸易主任扶西说，「大流行已经导致许多部门，特别是年轻人失业。迫切需要通过创新的劳动力市场项目和技能发展计划来帮助菲律宾年轻人找到工作。」
他说，「这笔新贷款反映了我们的长期承诺，即确保年轻人找到工作，从而改善他们的生活，并为大流行后的经济增长创造更广泛的就业基础。」
2020年4月，由于COVID-19大流行，菲律宾的失业率大幅上升。该银行称，大流行也导致了低质量的工作。
亚行表示，这个子方案是继2017年和2019年批准的两笔贷款后。
亚行东南亚主要金融部门专家史蒂芬说，「这笔贷款将帮助年轻求职者，尤其是女性，获得培训机会，并提高她们的技能开发。它将加强劳动市场政策，并通过集体生计和创业项目，帮助因大流行在海外失去工作的回流菲律宾工人。」
亚行表示，它正在为2022年「更大力支持」劳动力部门做准备。
菲6月国际收支逆差3.12亿美元
菲律宾中央银行(BSP)周二说，本国在6月底录得3.12亿美元的国际收支逆差。
央行表示，这相比去年同期录得的8千万美元的BOP顺差发生了逆转。
央行表示，「2021年6月的BOP逆差主要反映了中央政府提取它在央行的外汇存款以偿还其外汇负债和各种支出，以及央行净外汇操作造成的外流。」
不过央行补充称，央行海外投资收入的流入和这些部分抵消。
6月的逆差使今年上半年的累计BOP逆差达到19.4亿美元，相比去年同期41.1亿美元的顺差发生逆转。
央行表示，「根据初步数据，这累计的国际收支逆差部分归因于商品贸易逆差扩大。」
这个逆差也意味着本国的国际储备毛额(GIR)从2021年5月底的1072.5亿美元降至2021年6月底的1057.6亿美元。这也低于年初的1101.2亿美元。
央行说，「这最新的GIR水平代表了外部流动性缓冲绰绰有余，相当于12个月的商品进口、服务支付和主要收入。此外，按初始期限计算，这也是本国短期外债的7.7倍左右，按剩余期限计算，是5.1倍。」
惠誉信评早些时候说，菲律宾的外部融资仍保持着信贷实力，因为外汇储备保持在高位，外债总额保持在可控水平。
政府支出再次超过收入
菲6月预算赤字1499亿比索
国库局周二表示，由于政府支出再次超过收入，菲律宾6月份录得预算赤字1499亿比索。
6月的赤字将上半年的总赤字推高至7161亿比索，比去年同期高出27.8%。但国库局也指出，这仍比计划的同期赤字1.018万亿比索低29.7%。
国库局称，「6月总收入下滑至2456亿比索，较去年的3510亿比索减少了30%或1054亿比索。」
但是，由于税收的增加，上半年的收入为1.49万亿比索，比去年同期增加了2.6%，或370亿比索。该机构表示，这也比修正后的1.422万亿比索的预测高出4.8%。
与此同时，6月份的中央政府支出达到3954亿比索，比去年同期增长13.2%。这些资金主要用于基础设施项目、军队现代化、海外菲人紧急遣返、高等教育委员会智能校园项目，以及选举署为2022年选举准备活动的支出。
国库局表示，截至2021年6月底的总支出为2.206万亿比索，也比上年的实际支出高出9.6%，但比修订后的2.44万亿比索减少9.6%。
菲律宾一直在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以及雄心勃勃的基础设施项目大量支出和借贷。
FINEX呼吁总统：
立法悬而未决的「亲商」议案
一个商业团体周二表示，杜特尔特总统应该确保关键的「亲商」议案在他任期结束前通过立法，从而吸引更多的投资。
菲律宾金融高管研究所(FINEX)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该团体希望杜特尔特在明年卸任前批准资本市场发展议案、外国投资法案修正案、公共服务议案和零售贸易自由化法案。
FINEX会长弗朗西斯·林说，「我们期待出台更多有利于商业的立法。」
他补充说，「我们热切希望总统在他执政的剩余日子里向世界证明菲律宾实行法治，因为这对本国吸引更多的投资同样重要。」
FINEX指出，政府的贡献，特别是经商便利法案、TRAIN和CREATE税法以及大米关税法的通过「是需要政治意愿才能通过的」。
该团体表示:「总的来说，这些立法是结构性的和改变游戏规则的，将有助于在这个充满挑战的时期为我们的人民迅速创造就业，并从长远来看对国家有益。」
由于新型COVID-19变种的威胁，2020年萎缩9.6%的菲律宾经济仍在艰难地复苏。
该团体表示，商业相关法律以及普及高质量高等教育法案和医疗法案「都是我们的人民将铭记的杜特尔特总统的优秀遗产。」
杜特尔特在其第六次也是最后一次国情咨文中呼吁国会加快通过三项优先议案，即外国人投资法案、公共服务法案和零售贸易与自由化法案。
参议员安牙拉早些时候表示，这些议案「全都处于立法的后期阶段」。
7年期国库券利率略涨
周二，七天期国库券(T-boond)利率继续横盘变动。
该债券的平均利率从之前的3.576%上升到3.651%。
国库局(BTr)发行该债券350亿比索，而拍卖委员会悉数决标。
投标总额几乎翻了一番，达到697.58亿比索，因此，BTr利用持续发售机制再发行10亿比索。
国家司库黎礼旺认为，该债券处于曲线最佳点是拍卖期间「投标量强劲」和「利率合理」的原因。
她在Viber短信中告诉记者，「它处于曲线最佳点，剩余期限为6年又8个月。」
菲律宾与日本最后落实
大马尼拉地铁一期贷款第二批
外交部(DFA)周二说，本国和日本已经最后落实了大马尼拉地铁项目一期23亿美元贷款的第二批。
DFA说，外交部长洛钦和日本大使Koshikawa交换了文件，最后落实通过日本国际协力机构的贷款的第二批。
洛钦说，「大马尼拉地铁将是验证菲律宾和日本之间深厚友谊的一个闪亮纪念碑，一个一流的工作系统。」
这个3500亿比索的项目预计将于2025年竣工。大约85%的费用来自日本贷款，预期将分40年偿还，宽限期12年，利息0.1%。
交通部长杜牙地较早前说他们计划于今年年底时开放该地铁的部份运作，「最坏情况下」延后到明年一月或二月。
该项目于2014年获批，并于2019年2月动工。
NEDA署长表示
疫情期间增加就业岗位220万
社会经济企划部长蔡荣富说，本国的就业岗位比大流行前的水平增加220万个。
蔡部长在周一晚国情咨文(SONA)后接受采访时说，通过风险管理和实施细粒状封锁，本国在2019新冠肺炎(COVID-19)期间创造了更多的就业。
也是国家经济与发展署(NEDA)署长的蔡部长说，「今天，我们比COVID前增加了220万个就业岗位。」
来自菲律宾统计署(PSA)劳力调查(LFS)的数据显示，2020年1月受雇佣的国人4250万。
在2021年5月的最新LFS中，受雇佣的国人总人数为4472万，比2020年1月的数字高出5%，或222万。
蔡部长说，「我们实现了史上最低的平困率、就业不足率-意味着有工作单希望增加收入的那些-以及有史以来最低失业率，因此当我们迈入2020年，人们的状况已经显著好转。」
不过，由于2020年3月开始的封锁，多数商业企业被关闭，而且大流行带来的各种挑战造成一些企业家关闭他们的商业并裁员。
根据PSA说，2021年5月失业国人373万。
该NEDA主管补充说，「我们在过去几个季度已经注意到，只要我们能够控制风险并识别最高风险和封锁或限制，我们就能安全地开放余下的经济，因此工人们能够回返。」
蔡部长对本国能够通过加强抗击COVID-19的努力和通过并实施将吸引更多投资并为国人创造更多九月的关键经济改革立法而于明年回到大流行前的水平是乐观的。
他也强调需要加快推广全国的COVID-19疫苗接种方案。
逢低买入助股市涨2.35%
比索对美元汇率贬值7仙
周二，逢低买入提振了本地股交所，但是比索对美元或率以下跌收官。
菲律宾股票交易所指数(PSEi)上涨2.35%，或149.97点，报6,522.58点。
全股指跃升1.88%，或74.6点，报4,039.75点。
所有类股都收高，地产以3.94%的涨幅领涨。
随后是矿业与石油，3.31%；服务，2.43%；金融，1.94%；控股公司，1.75%；和工业，1.46%。
成交量总计11.7亿股，成交额43亿比索。
上升股以155比43领先下降股，而29种不变。
与此同时，相比前一天收市的50.35，比索对美元汇率贬至5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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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力双碳目标 推进绿色发展——全球最大规模碳市场“开张”（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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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正式启动上线交易，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碳市场。建设全国碳市场是利用市场机制控制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推进绿色低碳发展的一项重大制度创新，也是推动实现碳达峰目标与碳中和愿景的重要政策工具。
在这一全国性的市场建立前，一些地方已展开试点、探索经验。同时，多地也在陆续制定具体目标、实施相关行动，积极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实现。
7月16日上午，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正式启动上线交易。截至首日收盘，全国碳市场收盘价较开盘价上涨6.73%，当日累计成交量达410万吨，成交额超2亿元。
今年是全国碳市场第一个履约周期，首批纳入发电行业重点排放单位2162家，覆盖约45亿吨二氧化碳排放量。这意味着中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一经启动，就成为全球覆盖温室气体排放量规模最大的碳市场。
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太湖源镇上阳村重阳坞“碳中和林”。新华社记者 徐昱 摄
发电行业成全国碳市场
首批启动的行业
16日，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上线交易启动仪式以视频连线形式举行，在北京设主会场，在上海、湖北设分会场。全国碳市场的碳排放权注册登记系统由湖北省牵头建设、运行和维护，交易系统由上海市牵头建设、运行和维护，数据报送系统依托全国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台建成。
全国碳市场启动初期，纳入2013年至2019年任一年排放达到2.6万吨二氧化碳当量的2000多家发电企业（含自备电厂）。对于2019年至2020年配额实行全部免费分配，后续按照稳步推进的原则，成熟一个行业纳入一个行业。
生态环境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发电行业直接烧煤，二氧化碳排放量比较大，把发电行业作为首批启动行业，能够充分地发挥碳市场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积极作用，协同减污降碳。
全国碳市场启动上线交易当日，中石油、中石化、华能集团、大唐集团、华电集团、国电投、国家能源、申能集团、浙能集团、华润电力等企业参与了交易。
地方先行先试，
为全国碳市场启动探路
生态环境部有关负责人介绍，我国的碳市场建设是从地方试点起步的，从2011年10月以来，在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湖北、广东和深圳等地开展了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截至今年6月，试点省市碳市场累计配额成交量4.8亿吨二氧化碳当量，成交额约114亿元，重点排放单位履约率保持较高水平，市场覆盖范围内碳排放总量和强度保持双降。
在碳排放权交易试点中，北京将发电、石化、水泥以及服务业等八大行业、800多家重点排放单位（包括企业和公共机构）纳入管理。主管部门免费发放重点排放单位的排放配额，经核查发现实际排放超过配额的，须从碳市场购买配额完成年度履约任务，反之可以出售多余配额获利。
北京探索建立了较为完善的碳交易法规和市场规则，按照碳排放总量控制目标适度从紧核发排放配额，建立了公开透明的排放报告和核查体系，并借助碳市场平台、鼓励全社会参与碳减排。碳市场运用市场机制降低了社会碳减排综合成本，为北京超额完成“十三五”碳排放强度下降20.5%的规划目标任务、有效控制碳排放总量起到了推进器的作用。截至目前，北京碳配额累计成交量超4230万吨，成交额超17.8亿元，各类碳交易产品累计成交近6900万吨，成交额突破19.8亿元。
上海开展碳交易试点工作以来，构建了制度明晰、监管有序、减排有效的碳排放权交易管理体系，形成了公开透明、平稳高效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当前，上海正奋力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碳交易中心和碳金融中心。
目前，上海试点碳市场包括三大交易品种，分别为上海碳配额现货、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CCER）和上海碳配额远期。截至今年6月底，上海碳配额现货累计成交量4374万吨，累计成交额9.93亿元；CCER成交量占全国总成交量约41%。
2014年4月，湖北试点碳市场正式开市交易。自全国碳市场建设启动以来，湖北省承担全国碳排放注册登记系统建设任务。
目前，系统主、副数据中心已经构成了同城主备系统架构，可以保证登记系统的不间断稳定运行。系统已具备了开立账户、注册登记、配额发放、交易结算、履约清缴等全业务流程功能。
“到今年6月30日，湖北碳市场配额现货共成交9881万吨，累计成交额21.90亿元。”湖北碳排放权交易中心董事长曾庆祝说。
2015年，华能重庆珞璜发电有限公司纳入重庆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当时，有职工担心完不成减排任务，但该公司以减碳为目标改进考核方式，优化管理，当年就超额完成减排任务并卖出第一笔碳配额200多吨。随后，该公司完成全厂6台机组超低排放改造，还引进新设备、新工艺，开展节能改造。“碳交易给我们带来了一定压力，但也帮我们瘦身健体。”该公司总经理包英捷表示。
多地积极行动，助力实现
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生态环境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全国碳市场对碳达峰、碳中和的作用和意义非常重要。在发电行业碳市场健康运行的基础上，逐步将市场覆盖范围扩大到更多的高排放行业，根据需要丰富交易品种和交易方式，实现全国碳市场的平稳有效运行和健康持续发展，有效发挥市场机制在控制温室气体排放以及实现我国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愿景中的重要作用。
当前，各地各部门正在明确相关目标，实施相关行动，积极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工作。
近日，记者在位于浙江杭州富阳区循环经济产业园的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上看到，国网杭州市富阳区供电公司工作人员刘鑫明正盯着大屏幕监测设备运行情况。据介绍，该项目自今年2月初正式投运以来，每天可处理生活垃圾2250吨，预计年发电2.24亿千瓦时。刘鑫明给记者算起一笔环保账：“按照年发电量换算，富阳每年可节约标准煤约5.18万吨，减排二氧化碳12.9万吨。”
去年，浙江编制碳达峰、碳中和实施意见和碳达峰总体方案，明确了“十四五”时期、达峰年的各项目标任务。目前，浙江已基本摸清全省能源、工业、建筑、交通、农业、居民生活6个领域的碳排放底数，围绕能源消费总量、碳排放总量、能耗强度、碳排放强度4个指标，进行了分年度、多情景下达峰目标测算。浙江今年计划完成1635家重点企业（能耗5000吨标煤以上）碳账户建设，到2025年将建成30个低碳示范县（市、区）、100个“零碳”示范乡镇（街道）、1000个“零碳”示范村（社区）。
今年6月，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张掖市光储氢热产业化示范项目开工。该项目全容量投产后，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55万吨/年，相当于节约标准煤58.7万吨/年，也相当于全省322万亩森林的碳汇量。这是甘肃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一个缩影。近期，甘肃印发《关于培育壮大新能源产业链的意见》，紧扣到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目标，着力打造全国重要的新能源及新能源装备制造基地，全力构建新能源产业发展新格局。
推进实施碳达峰、碳中和，山西也在开展行动：探索建立碳排放强度与总量“双控”机制；加快调整优化能源结构，推动煤炭消费尽早达峰；探索与国家充分对接统计、监测和核查规则、配额分配方法等具体措施；开展近零碳排放、气候投融资等各类试点示范；完善绿色金融服务体系，加快大同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建设……
目前，湖北正在研究制定碳达峰方案，开展近零碳排放示范区建设；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低碳经济，培育壮大节能环保、清洁能源产业；推进绿色建筑、绿色工厂、绿色产品、绿色园区、绿色供应链建设；深化县域节水型社会达标创建；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
上海明确要在2025年前实现碳达峰，比全国目标提前5年。目前，上海正在抓紧编制碳达峰行动方案，现已将碳金融列入“十四五”国际金融中心建设重要内容。上海市生态环境局局长程鹏表示，未来将重点完善绿色低碳政策和市场体系，完善能源“双控”制度，完善有利于绿色低碳发展的财税、价格、金融、土地等政策，加快推进碳排放权交易相关工作，积极发展绿色金融。
来源：人民日报
记者：田泓、寇江泽、贺勇、田豆豆、吴君、付文、乔栋、窦瀚洋、刘新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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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正式启动上线交易，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碳市场。建设全国碳市场是利用市场机制控制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推进绿色低碳发展的一项重大制度创新，也是推动实现碳达峰目标与碳中和愿景的重要政策工具。
在这一全国性的市场建立前，一些地方已展开试点、探索经验。同时，多地也在陆续制定具体目标、实施相关行动，积极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实现。
7月16日上午，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正式启动上线交易。截至首日收盘，全国碳市场收盘价较开盘价上涨6.73%，当日累计成交量达410万吨，成交额超2亿元。
今年是全国碳市场第一个履约周期，首批纳入发电行业重点排放单位2162家，覆盖约45亿吨二氧化碳排放量。这意味着中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一经启动，就成为全球覆盖温室气体排放量规模最大的碳市场。
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太湖源镇上阳村重阳坞“碳中和林”。新华社记者 徐昱 摄
发电行业成全国碳市场
首批启动的行业
16日，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上线交易启动仪式以视频连线形式举行，在北京设主会场，在上海、湖北设分会场。全国碳市场的碳排放权注册登记系统由湖北省牵头建设、运行和维护，交易系统由上海市牵头建设、运行和维护，数据报送系统依托全国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台建成。
全国碳市场启动初期，纳入2013年至2019年任一年排放达到2.6万吨二氧化碳当量的2000多家发电企业（含自备电厂）。对于2019年至2020年配额实行全部免费分配，后续按照稳步推进的原则，成熟一个行业纳入一个行业。
生态环境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发电行业直接烧煤，二氧化碳排放量比较大，把发电行业作为首批启动行业，能够充分地发挥碳市场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积极作用，协同减污降碳。
全国碳市场启动上线交易当日，中石油、中石化、华能集团、大唐集团、华电集团、国电投、国家能源、申能集团、浙能集团、华润电力等企业参与了交易。
地方先行先试，
为全国碳市场启动探路
生态环境部有关负责人介绍，我国的碳市场建设是从地方试点起步的，从2011年10月以来，在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湖北、广东和深圳等地开展了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截至今年6月，试点省市碳市场累计配额成交量4.8亿吨二氧化碳当量，成交额约114亿元，重点排放单位履约率保持较高水平，市场覆盖范围内碳排放总量和强度保持双降。
在碳排放权交易试点中，北京将发电、石化、水泥以及服务业等八大行业、800多家重点排放单位（包括企业和公共机构）纳入管理。主管部门免费发放重点排放单位的排放配额，经核查发现实际排放超过配额的，须从碳市场购买配额完成年度履约任务，反之可以出售多余配额获利。
北京探索建立了较为完善的碳交易法规和市场规则，按照碳排放总量控制目标适度从紧核发排放配额，建立了公开透明的排放报告和核查体系，并借助碳市场平台、鼓励全社会参与碳减排。碳市场运用市场机制降低了社会碳减排综合成本，为北京超额完成“十三五”碳排放强度下降20.5%的规划目标任务、有效控制碳排放总量起到了推进器的作用。截至目前，北京碳配额累计成交量超4230万吨，成交额超17.8亿元，各类碳交易产品累计成交近6900万吨，成交额突破19.8亿元。
上海开展碳交易试点工作以来，构建了制度明晰、监管有序、减排有效的碳排放权交易管理体系，形成了公开透明、平稳高效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当前，上海正奋力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碳交易中心和碳金融中心。
目前，上海试点碳市场包括三大交易品种，分别为上海碳配额现货、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CCER）和上海碳配额远期。截至今年6月底，上海碳配额现货累计成交量4374万吨，累计成交额9.93亿元；CCER成交量占全国总成交量约41%。
2014年4月，湖北试点碳市场正式开市交易。自全国碳市场建设启动以来，湖北省承担全国碳排放注册登记系统建设任务。
目前，系统主、副数据中心已经构成了同城主备系统架构，可以保证登记系统的不间断稳定运行。系统已具备了开立账户、注册登记、配额发放、交易结算、履约清缴等全业务流程功能。
“到今年6月30日，湖北碳市场配额现货共成交9881万吨，累计成交额21.90亿元。”湖北碳排放权交易中心董事长曾庆祝说。
2015年，华能重庆珞璜发电有限公司纳入重庆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当时，有职工担心完不成减排任务，但该公司以减碳为目标改进考核方式，优化管理，当年就超额完成减排任务并卖出第一笔碳配额200多吨。随后，该公司完成全厂6台机组超低排放改造，还引进新设备、新工艺，开展节能改造。“碳交易给我们带来了一定压力，但也帮我们瘦身健体。”该公司总经理包英捷表示。
多地积极行动，助力实现
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生态环境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全国碳市场对碳达峰、碳中和的作用和意义非常重要。在发电行业碳市场健康运行的基础上，逐步将市场覆盖范围扩大到更多的高排放行业，根据需要丰富交易品种和交易方式，实现全国碳市场的平稳有效运行和健康持续发展，有效发挥市场机制在控制温室气体排放以及实现我国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愿景中的重要作用。
当前，各地各部门正在明确相关目标，实施相关行动，积极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工作。
近日，记者在位于浙江杭州富阳区循环经济产业园的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上看到，国网杭州市富阳区供电公司工作人员刘鑫明正盯着大屏幕监测设备运行情况。据介绍，该项目自今年2月初正式投运以来，每天可处理生活垃圾2250吨，预计年发电2.24亿千瓦时。刘鑫明给记者算起一笔环保账：“按照年发电量换算，富阳每年可节约标准煤约5.18万吨，减排二氧化碳12.9万吨。”
去年，浙江编制碳达峰、碳中和实施意见和碳达峰总体方案，明确了“十四五”时期、达峰年的各项目标任务。目前，浙江已基本摸清全省能源、工业、建筑、交通、农业、居民生活6个领域的碳排放底数，围绕能源消费总量、碳排放总量、能耗强度、碳排放强度4个指标，进行了分年度、多情景下达峰目标测算。浙江今年计划完成1635家重点企业（能耗5000吨标煤以上）碳账户建设，到2025年将建成30个低碳示范县（市、区）、100个“零碳”示范乡镇（街道）、1000个“零碳”示范村（社区）。
今年6月，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张掖市光储氢热产业化示范项目开工。该项目全容量投产后，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55万吨/年，相当于节约标准煤58.7万吨/年，也相当于全省322万亩森林的碳汇量。这是甘肃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一个缩影。近期，甘肃印发《关于培育壮大新能源产业链的意见》，紧扣到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目标，着力打造全国重要的新能源及新能源装备制造基地，全力构建新能源产业发展新格局。
推进实施碳达峰、碳中和，山西也在开展行动：探索建立碳排放强度与总量“双控”机制；加快调整优化能源结构，推动煤炭消费尽早达峰；探索与国家充分对接统计、监测和核查规则、配额分配方法等具体措施；开展近零碳排放、气候投融资等各类试点示范；完善绿色金融服务体系，加快大同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建设……
目前，湖北正在研究制定碳达峰方案，开展近零碳排放示范区建设；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低碳经济，培育壮大节能环保、清洁能源产业；推进绿色建筑、绿色工厂、绿色产品、绿色园区、绿色供应链建设；深化县域节水型社会达标创建；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
上海明确要在2025年前实现碳达峰，比全国目标提前5年。目前，上海正在抓紧编制碳达峰行动方案，现已将碳金融列入“十四五”国际金融中心建设重要内容。上海市生态环境局局长程鹏表示，未来将重点完善绿色低碳政策和市场体系，完善能源“双控”制度，完善有利于绿色低碳发展的财税、价格、金融、土地等政策，加快推进碳排放权交易相关工作，积极发展绿色金融。
来源：人民日报
记者：田泓、寇江泽、贺勇、田豆豆、吴君、付文、乔栋、窦瀚洋、刘新吾
【专访巫鸿：执着于东西方对立，会把我们拖回前现代想象】
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从康梁这一代改良派到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一般都是把“世界”当作一个整体来看的。很多西方理论被引进中国以后，产生了新的中国式的现代领域，我不认为它完全是西方的领域。执着地把“东、西”或“中、西”对立起来，我自己是不太同意这个角度的，因为它限制了我们的思维，它并不鼓励我们去创造新的价值，而往往是把我们拖回到一种历史的想象——一种前现代的想象，恰恰把中国文化的非常宝贵的容纳性和吸收性给否认了。
三联生活周刊：贝格利的一些观点——比如他认为青铜纹样，特别是兽面等动物纹和人物形象，其形状和风格是由艺术发展的自身逻辑决定的，不必非要跟宗教、文化等联系在一起。如果从纯学术的观点来看，这种观念有多大的价值？
巫鸿：其实这种认为青铜器装饰“无意义”的理论是曾经流行过的一种观点。贝格利是罗樾的学生；从罗樾再往上追，又是奥地利的美术史大师沃尔夫林（Heinich Wolfflin），他属于形式主义美术史学派。罗樾和贝格利都认为美术史必须排除对形式以外因素的探索，否则就会失去这个学科的纯粹性和必要性。平心而论，形式主义学派也有很多贡献。比如，他们从形式的角度研究一个花纹是怎么变化的，往往能够看出一些很细致的东西。我也会让学生们去看他们写的文章，因为他们既然要研究形式，就会描述得非常仔细，而不是粗线条的，这对学生是有帮助的。但如果认为形式是唯一的研究对象，不能谈形式以外的人、社会和思想，那就错了。一个艺术品，从形式来解读它怎么美或者怎么发展过来的，这没什么错误。但是如果走到极端，把形式孤立化，认为谈意义、谈功能、谈宗教、谈社会就都是错误的，这是我不能接受的。
三联生活周刊：我读到班宗华先生的一篇文章《亚历山大在中国？》，他认为秦始皇皇陵里面的兵马俑，是受亚历山大、马其顿或者希腊的那些文化的影响。我后来在BBC一部关于兵马俑的纪录片里也看到维也纳大学的一个艺术系教授也持这个观点，他们认为兵马俑等身大小、面部写实等等特点，完全是受希腊化的这些雕像的影响。你怎么看这个观点？
巫鸿：我们在学术中常用“假说”这个词：假说和结论不一样，结论需要足够的直接证据，是真正能够证明的；假说需要一定的证据，但没有达到最后结论的程度。假说不能是胡思乱想，不是瞎说，需要有一定的逻辑上的和实物的间接证据。我觉得这两位学者，班宗华还有一位叫卢卡斯（Lukas Nickel）的学者，提出的就是这样一种假说。卢卡斯原来在英国教书后来转到维也纳。他提出了一些证据，比如说亚历山大东征一直到今天的阿富汗——在那里也做了一些希腊式的人形雕塑。阿富汗离中国当然比希腊近得多，而且秦朝本身的发源地也偏西北。但是它们其实还是隔着挺远，还隔着一个喜马拉雅山，这一段距离里还没出现什么考古材料。所以我觉得他提出的是一个假设，当然他们还有一些通过风格和形式比较得到的证据，比如说写实性，但这些都不能作为绝对证据。
学术要允许假说，各种各样的假说都可以，只要有一定根据，反映了认真思考的都可以。现在他们提出了这么一个假说，是值得重视的。学者一般都承认秦始皇兵马俑是突兀地出现的，后面没有，前面也没有。关键是前头没有——春秋战国的塑像都是小小的，没有这么大、这么高度写实的俑，然后就突然出现了兵马俑。如果我们不同意班宗华和卢卡斯的假说的话，那么我们有没有一个另外的假说来解释这种雕塑是如何出现的？我觉得我们这边还没有。不同意他们可以，那你自己提出一个假说：比如兵马俑这种艺术形式是怎么发展出来的？那些“杂技俑”的人体解剖那么精确是怎么来的？能够一夜之间悟出来吗？这些问题都需要考虑和回答。另外我们也需要有耐心，等待新的考古证据。西安的考古学家们最近又发现了一些新的东西，如金骆驼等。可能未来的发现会使大家非常吃惊，我们可以等待。
【作为西方学科的中国美术史】
三联生活周刊：我看过你在某个研讨会上提过的观点，你说“作为学科的中国美术史，从创建开始就是一个全球性的学科”，这句话怎么理解？
巫鸿：“学科”是一个现代观念，作为现代学科的美术史和原来中国古代对美术的研究和写作是不一样的。当然中国很早就有关于艺术的写作和讨论，特别是从六朝、唐代到宋代，但是这种讨论和现代的学科意义上的美术史是不一样的。一个是它的范围很狭隘，主要是书画，别的都不算作艺术。比如雕塑就不算艺术：雕塑家很少被提及，没有“雕塑家”的历史概念，也没有人把雕塑作为艺术形式来讨论。比如云冈是谁刻的？敦煌是哪些人设计的？我们都不知道或知道得很少，原因在于这些了不起的艺术作品在古代并不被作为“艺术”⋯⋯再比如建筑还有工艺，现在我们认为是艺术，但在当时也不作为艺术品。青铜器等器物在很长时间内是作为历史资料或者是金石学的研究对象，也未被列入艺术的范畴。
现代艺术史不一样，作为一个学科它对很多视觉的门类进行研究。这种概念基本上是20世纪才开始的：我们引进了西方艺术史的概念，也包括一些从日本来的概念，形成中国美术史的写作，把中国美术作为一个完整的、包括很多门类的体系去研究，还加上考古材料、艺术教育、美术馆学等等，就形成了一个学科。这种艺术史是全世界共享的，它不光是属于中国的。这个学科源于欧洲，但在20世纪形成了一个世界化的现象，中国是其中的一部分。
三联生活周刊：一方面我们要警惕或者反对艺术史当中的西方主义话语，但另一方面，这个学科本身就是西方生发出来的一个概念，而中国的美术史就置于这样的话语体系之下，这是不是一个悖论？
巫鸿：我个人觉得不是，因为这种绝对的中西对立本身也是一个建构，也有很复杂的原因。包括我们今天还不断地谈西方东方的对立，本身也可能有自己的原因。中国已经发展到这么一个程度，为什么对“中西”还那么执着？它本身就是一个值得思考的现象。
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从康梁这一代改良派到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一般都是把“世界”当作一个整体来看的。很多西方理论被引进中国以后，产生了新的中国式的现代领域，我不认为它完全是西方的领域。执着地把“东、西”或“中、西”对立起来，我自己是不太同意这个角度的，因为它限制了我们的思维，它并不鼓励我们去创造新的价值，而往往是把我们拖回到一种历史的想象——一种前现代的想象，恰恰把中国文化的非常宝贵的容纳性和吸收性给否认了。
三联生活周刊：最近几年后现代、解构主义盛行，反对宏大叙事，反对一个连续的家国叙事。有一些观点比较极端，甚至认为没有一个延续不断的艺术史或者其他史。而你个人的写作其实还是要贯穿一个艺术史的思路和风格，在解构主义者看来，这种所谓的宏大叙事式话语体系会不会已经过时了？另外一方面，解构主义盛行之后，作为普通的读者，会觉得专家研究的领域越来越窄，越来越专，只是在学术界里面自说自话，跟大众的联系越来越少，你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巫鸿：解构主义、后现代的一些理论在上世纪80年代的美国很流行。我当时的态度是：也读也看也了解，但不完全跟随着理论的风向。“大故事”肯定是要讲的，不能不讲，因为大的历史是存在的。其实这也是为什么《纪念碑性》一书当时被贝格利批评的一个原因，就是他不同意讲关于“中国美术”的大故事。我的观点是一方面要讲大故事，另一方面不能像原来那样讲，不能把历史发展想象成一个单线的进化论的形式。
原本的一些“大故事”并没有触及中国美术史中的一些关键环节，比如说中国古代青铜器那么发达，成为美术史上的一个重点，但在汉代就变成画像石了，这又是一个重点。怎么变的？这两个重点之间的关系是什么？这个大故事怎么讲？要讲新的大故事就得把这些连起来。《纪念碑性》那本书希望回答这个问题，就是说宗教礼仪、祭祀祖先的方式变了，宗教中心从庙宇转到墓葬，随着这个转变，艺术创作和展示的中心也在变化。所以这还是讲大故事，只是希望和原来的大故事不太一样。但是我同时也鼓励学生做个案研究——这种研究非常重要，甚至是教育和整体研究的基础。做了很多个案之后才可以讲大故事。不做个案上来就讲大故事，往往讲的跟以前的也差不多，因为你的知识基础没有变化。所以我觉得把这两个结合起来比较好。
文｜李菁
三联生活周刊 2020年第26期
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从康梁这一代改良派到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一般都是把“世界”当作一个整体来看的。很多西方理论被引进中国以后，产生了新的中国式的现代领域，我不认为它完全是西方的领域。执着地把“东、西”或“中、西”对立起来，我自己是不太同意这个角度的，因为它限制了我们的思维，它并不鼓励我们去创造新的价值，而往往是把我们拖回到一种历史的想象——一种前现代的想象，恰恰把中国文化的非常宝贵的容纳性和吸收性给否认了。
三联生活周刊：贝格利的一些观点——比如他认为青铜纹样，特别是兽面等动物纹和人物形象，其形状和风格是由艺术发展的自身逻辑决定的，不必非要跟宗教、文化等联系在一起。如果从纯学术的观点来看，这种观念有多大的价值？
巫鸿：其实这种认为青铜器装饰“无意义”的理论是曾经流行过的一种观点。贝格利是罗樾的学生；从罗樾再往上追，又是奥地利的美术史大师沃尔夫林（Heinich Wolfflin），他属于形式主义美术史学派。罗樾和贝格利都认为美术史必须排除对形式以外因素的探索，否则就会失去这个学科的纯粹性和必要性。平心而论，形式主义学派也有很多贡献。比如，他们从形式的角度研究一个花纹是怎么变化的，往往能够看出一些很细致的东西。我也会让学生们去看他们写的文章，因为他们既然要研究形式，就会描述得非常仔细，而不是粗线条的，这对学生是有帮助的。但如果认为形式是唯一的研究对象，不能谈形式以外的人、社会和思想，那就错了。一个艺术品，从形式来解读它怎么美或者怎么发展过来的，这没什么错误。但是如果走到极端，把形式孤立化，认为谈意义、谈功能、谈宗教、谈社会就都是错误的，这是我不能接受的。
三联生活周刊：我读到班宗华先生的一篇文章《亚历山大在中国？》，他认为秦始皇皇陵里面的兵马俑，是受亚历山大、马其顿或者希腊的那些文化的影响。我后来在BBC一部关于兵马俑的纪录片里也看到维也纳大学的一个艺术系教授也持这个观点，他们认为兵马俑等身大小、面部写实等等特点，完全是受希腊化的这些雕像的影响。你怎么看这个观点？
巫鸿：我们在学术中常用“假说”这个词：假说和结论不一样，结论需要足够的直接证据，是真正能够证明的；假说需要一定的证据，但没有达到最后结论的程度。假说不能是胡思乱想，不是瞎说，需要有一定的逻辑上的和实物的间接证据。我觉得这两位学者，班宗华还有一位叫卢卡斯（Lukas Nickel）的学者，提出的就是这样一种假说。卢卡斯原来在英国教书后来转到维也纳。他提出了一些证据，比如说亚历山大东征一直到今天的阿富汗——在那里也做了一些希腊式的人形雕塑。阿富汗离中国当然比希腊近得多，而且秦朝本身的发源地也偏西北。但是它们其实还是隔着挺远，还隔着一个喜马拉雅山，这一段距离里还没出现什么考古材料。所以我觉得他提出的是一个假设，当然他们还有一些通过风格和形式比较得到的证据，比如说写实性，但这些都不能作为绝对证据。
学术要允许假说，各种各样的假说都可以，只要有一定根据，反映了认真思考的都可以。现在他们提出了这么一个假说，是值得重视的。学者一般都承认秦始皇兵马俑是突兀地出现的，后面没有，前面也没有。关键是前头没有——春秋战国的塑像都是小小的，没有这么大、这么高度写实的俑，然后就突然出现了兵马俑。如果我们不同意班宗华和卢卡斯的假说的话，那么我们有没有一个另外的假说来解释这种雕塑是如何出现的？我觉得我们这边还没有。不同意他们可以，那你自己提出一个假说：比如兵马俑这种艺术形式是怎么发展出来的？那些“杂技俑”的人体解剖那么精确是怎么来的？能够一夜之间悟出来吗？这些问题都需要考虑和回答。另外我们也需要有耐心，等待新的考古证据。西安的考古学家们最近又发现了一些新的东西，如金骆驼等。可能未来的发现会使大家非常吃惊，我们可以等待。
【作为西方学科的中国美术史】
三联生活周刊：我看过你在某个研讨会上提过的观点，你说“作为学科的中国美术史，从创建开始就是一个全球性的学科”，这句话怎么理解？
巫鸿：“学科”是一个现代观念，作为现代学科的美术史和原来中国古代对美术的研究和写作是不一样的。当然中国很早就有关于艺术的写作和讨论，特别是从六朝、唐代到宋代，但是这种讨论和现代的学科意义上的美术史是不一样的。一个是它的范围很狭隘，主要是书画，别的都不算作艺术。比如雕塑就不算艺术：雕塑家很少被提及，没有“雕塑家”的历史概念，也没有人把雕塑作为艺术形式来讨论。比如云冈是谁刻的？敦煌是哪些人设计的？我们都不知道或知道得很少，原因在于这些了不起的艺术作品在古代并不被作为“艺术”⋯⋯再比如建筑还有工艺，现在我们认为是艺术，但在当时也不作为艺术品。青铜器等器物在很长时间内是作为历史资料或者是金石学的研究对象，也未被列入艺术的范畴。
现代艺术史不一样，作为一个学科它对很多视觉的门类进行研究。这种概念基本上是20世纪才开始的：我们引进了西方艺术史的概念，也包括一些从日本来的概念，形成中国美术史的写作，把中国美术作为一个完整的、包括很多门类的体系去研究，还加上考古材料、艺术教育、美术馆学等等，就形成了一个学科。这种艺术史是全世界共享的，它不光是属于中国的。这个学科源于欧洲，但在20世纪形成了一个世界化的现象，中国是其中的一部分。
三联生活周刊：一方面我们要警惕或者反对艺术史当中的西方主义话语，但另一方面，这个学科本身就是西方生发出来的一个概念，而中国的美术史就置于这样的话语体系之下，这是不是一个悖论？
巫鸿：我个人觉得不是，因为这种绝对的中西对立本身也是一个建构，也有很复杂的原因。包括我们今天还不断地谈西方东方的对立，本身也可能有自己的原因。中国已经发展到这么一个程度，为什么对“中西”还那么执着？它本身就是一个值得思考的现象。
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从康梁这一代改良派到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一般都是把“世界”当作一个整体来看的。很多西方理论被引进中国以后，产生了新的中国式的现代领域，我不认为它完全是西方的领域。执着地把“东、西”或“中、西”对立起来，我自己是不太同意这个角度的，因为它限制了我们的思维，它并不鼓励我们去创造新的价值，而往往是把我们拖回到一种历史的想象——一种前现代的想象，恰恰把中国文化的非常宝贵的容纳性和吸收性给否认了。
三联生活周刊：最近几年后现代、解构主义盛行，反对宏大叙事，反对一个连续的家国叙事。有一些观点比较极端，甚至认为没有一个延续不断的艺术史或者其他史。而你个人的写作其实还是要贯穿一个艺术史的思路和风格，在解构主义者看来，这种所谓的宏大叙事式话语体系会不会已经过时了？另外一方面，解构主义盛行之后，作为普通的读者，会觉得专家研究的领域越来越窄，越来越专，只是在学术界里面自说自话，跟大众的联系越来越少，你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巫鸿：解构主义、后现代的一些理论在上世纪80年代的美国很流行。我当时的态度是：也读也看也了解，但不完全跟随着理论的风向。“大故事”肯定是要讲的，不能不讲，因为大的历史是存在的。其实这也是为什么《纪念碑性》一书当时被贝格利批评的一个原因，就是他不同意讲关于“中国美术”的大故事。我的观点是一方面要讲大故事，另一方面不能像原来那样讲，不能把历史发展想象成一个单线的进化论的形式。
原本的一些“大故事”并没有触及中国美术史中的一些关键环节，比如说中国古代青铜器那么发达，成为美术史上的一个重点，但在汉代就变成画像石了，这又是一个重点。怎么变的？这两个重点之间的关系是什么？这个大故事怎么讲？要讲新的大故事就得把这些连起来。《纪念碑性》那本书希望回答这个问题，就是说宗教礼仪、祭祀祖先的方式变了，宗教中心从庙宇转到墓葬，随着这个转变，艺术创作和展示的中心也在变化。所以这还是讲大故事，只是希望和原来的大故事不太一样。但是我同时也鼓励学生做个案研究——这种研究非常重要，甚至是教育和整体研究的基础。做了很多个案之后才可以讲大故事。不做个案上来就讲大故事，往往讲的跟以前的也差不多，因为你的知识基础没有变化。所以我觉得把这两个结合起来比较好。
文｜李菁
三联生活周刊 2020年第2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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