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奶日记# 某周末和盖约好天街吃饭，下班她来接我，才上车被小唐撞见，并附：“这么远还来接”。盖脸红，我满心欢喜。后续：又一日和盖下班回家，前面是帝君和小婕，红绿灯位置盖为了回避他俩，特意停在了远一点的地方，忽闻一句：“好巧啊～”我和盖相视爆笑，是真的巧啊小唐！[笑cry] https://t.cn/RxQvBgG
托德作为国际汽联主席任期将满，他的下一步计划是什么？
文/Adam Cooper
让·托德担任国际汽联（FIA）主席已近12年，如今任期将满，6个月后就将把这一权利交给继任者。
2009年，托德从马克斯·莫斯利手中接过这一职务后，领导这一组织走向了不同的发展方向。正如当年莫斯利接替非常“有故事”的让-马力·巴勒斯特雷后，也对组织进行了改革。也许你对他的某些决定并不赞同，但工作狂托德在他的任期内成就颇丰，尤其是在前任的基础上，在道路安全和赛道安全方面取得了相当的建树。
他在保罗·里卡德赛道接受记者采访时心情很放松，这和以往他和媒体打交道的大部分时候都不一样。也许是因为任期将满，而他也已经准备翻开新的篇章。
莫斯利曾说过，他希望留给后人的宝贵遗产是更安全的公共道路，从而能够拯救成千上万条生命。那么，托德对于自己三个任期的工作，希望大家要如何记住他呢？
“老实说，现在谈这个还太早，”当我们问及他的个人成就时，他这样说到。“我必须说我很幸运，我的职业生涯始于1966年，一开始是担任副驾驶，1981年，我被任命掌管标致，直到今天，我没有错过一天的工作，这是一种福气。它是一种一点点疯狂再加上幸运的综合体。”
“所以，我会继续工作到12月17-18日，对工作全力以赴。如果我们要聊我们取得了哪些成绩，又有哪些地方做得不够好，那时才是向我提出这些问题的好时候。顺便提一句，这也不是秘密，我在准备出书，大约会在2022年底出版。书里包含许多内容，有我的故事，有与我非常亲近的人的看法，以及我和除赛车之外的事物的接触。所以我希望这本书也能够回答一些问题，你可以通过它对我有更多的了解。”
托德已经75岁了，但他的步伐并没有慢下来。除了和代笔作者一起共同完成这本自传，他表示自己还有很多事要做。
“我做很多其他的事情，可能你们都不知道，这需要花去我很多时间。我有很多兴趣爱好，除了F1和其他赛车之外还有很多活动要参加，我很喜欢这样。大部分的活动，我会继续参与，另外，我还有些别的想法。不过，正如我之前所说，现在谈论这些还太早，也许还会发生更多事情，我们拭目以待吧。"
"另一件不可预知的事情，就是健康。我已经不再是年轻人了，所以容易受到疾病的侵害，这是真的。看看曼苏尔·奥杰，68岁，我们知道他已经与病魔斗争很久了。看看马克斯，81岁。所以这事不仅仅发生在别人身上，我希望别轮到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不过，我们得知道这是可能发生的情况，并当然要以此来指导生活。”
大家也许期待着托德离任后会在FIA保留某种形式的荣誉职务，但有意思的是，他坚持自己不会这样做。
“与FIA保持关联？不，不与FIA保持关联。这样是不健康的。我会结束自己的任期。当然，如果在我留下的事物方面有疑问的话，我会随时提供帮助。不过，我不会和FIA有更多的牵连了。”
那么，谁将会是继任者？目前，有两位候选人参与了竞争，默罕默德·本·苏拉耶和格拉汉姆·斯托克。后者作为运动事务的副主席，是托德的亲密同盟。不过，这位现主席没有表示支持他的竞选，至少没有公开表示支持。
“老实说，这不是我选的，”他表示，“我会尊重主席们、俱乐部代表们的选择，他们会决定人选。目前为止，我听说有两名候选人表示了对这个职务的兴趣。也许，会有更多人选出现，因为我认为提名截止日期是在10月份的某天。所以，还有很长时间。”
“如果你以我为例，我想我是在7月宣布参加10月的竞选，然后在最后一分钟，在竞选的时候宣布我的团队。每一位候选人都已经宣布了自己的团队组成。”
在托德余下的任期中，接下来的6个月里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就F1而言，像《协和协议》和2022年技术规则等大问题已经妥善处理完毕，但是总有细节问题需要注意，而下一代动力单元是一项主要议题。在伯尼·埃克莱斯顿和切斯·凯利之后，托德正在和他的第三位F1 CEO共事。三位CEO风格都截然不同，而斯蒂法诺·多梅尼卡利曾是他的员工这件事让情况变得更有意思。
“我们直截了当地说吧，”托德表示，“伯尼把工作交到了切斯手里，切斯决定要重组F1，他的确是这么做了。他任命了罗斯·布朗和肖恩·布拉彻斯分别担任某项职务。他创建了一支团队而不是搞一言堂。”
“伯尼就是伯尼，他会做的事情，切斯不会做或者说做不到。我必须说我和伯尼关系很好，这是不一样的。我永远不会忘记进入F1，是因为伯尼那时向法拉利提及了我的名字。这并不代表我们在所有事情上总是意见一致，因为对他来说很明显，与马克斯打交道和与我打交道是不同的。是更好还是更糟？你得问他了。我知道答案！”
“然后，切斯决定退下来，自由传媒集团任命了斯蒂法诺。当然是斯蒂法诺，我了解他，我们已经一起工作16年了。当我当选FIA主席时，我任命他为单座赛车委员会主席。从某种意义上工作的同事——我曾是他的老板，到他变成了我的朋友。所以，我十分为他高兴。”
“我们一起工作时，他有他的风格，和切斯的不一样，即便切斯仍保留了非执行主席的职务。不过，不妨以不同的方式讲，我和伯尼共事得不错，和切斯共事得不错，现在和斯蒂法诺也很不错。唯一不同的，是一种不同的合作方式。不过，我不认为这项运动曾因商业权利持有人和管理机构之间的某种分歧而受到伤害。”
FIA主席和F1老板之间的关系总是很微妙，因为组织间财务关系的原因。该管理机构是否在资金方面过于依赖F1？
“这个问题挺难回答，”托德说，“我是说，这是事实。F1是最大的收益来源。此外，我们从其他锦标赛上也有收益。我们都很清楚其他锦标赛带来的收益会少一些，因为它们的收入少。电动方程式从财务上说也是一个收益不错的锦标赛，我们吸引了更多的赞助。也许没有我们应该获得的那么多，这是我们仍需努力的事情，要努力推广。”
“FIA就是这么被架构的，这不是批评它，因为对此我也没有做任何的改变。不过FIA，以及从我的前任开始就决定了世界锦标赛要让赞助者盈利。所以他要承担风险，然后如果顺利的话，他会得到最多的经济回报。我同意这点，即便我不同意，合同也已经签了，不过我认为我们应该产生更多利润，我们做到了。和IOC、FIFA、UEFA相比，这个方式尤其限制了我们的财富。因为那些组织在为运动做推广、管理和制定规则。我们只为运动提供管理和制定规则。”
新冠肺炎疫情在过去的15到16个月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FIA和F1以及车队一起，帮助领导这项运动渡过难关。托德指出疫情“让大家团结在一起往一个方向努力”，他相信从中学到的一些东西会让大家长期受益。
“很显然，预算帽是个主要话题，”托德说，“从我个人来讲，很抱歉我反对远程工作。但是我肯定我们依然可以从中学到东西。过去你常常会飞去中国、澳大利亚或者拉丁美洲去参加一个2小时的会议。我想你能有一个更理性的差旅计划。我希望大家能意识到我们的星球也很脆弱，从而变得更谦逊。”
谈及可持续问题，开启了托德对F1未来发展方向的讨论，电动和混动技术将继续发挥关键作用。
“我们正在努力对2025动力总成完成定义，”他说，“我们希望能有更多的制造商加入进来，这会对这项运动大有益处，我们要研究燃油、混动、电动之间的最佳搭配是怎样的。我们必须紧密合作，我们已经开始这么做了，和燃料供应商一起，研制出一种零排放燃料。所以这就是挑战。”
“在过去几年里，赛车变得越来越重、越来越大。这件事我一直在内部进行讨论，所有一切都是围绕着安全性，我们应该接受。如果我听到Halo系统有10公斤重，好的，我们要Halo系统。但是，如果有很多技术其实我们并不需要，到头来，我们希望保持赛车运动的本质，最终还是要靠车手来分出胜负。”
“当然，随着技术的进化，也许技术发展的空间比车手技艺精进的空间要大。所以我认为这个事情我们需要重新论述，确保我们把获得的改进都进行分类：关于必要的安全性方面的改进，我们要继续；有一些我们则可以取消，也许这样也能为赛车减轻一点重量，并让车手的技艺有更多的施展空间。”
这听起来，正如托德所乐见的，2025年的动力总成将是一个更加简化版的方案，去掉了一些技术，赛车变得更轻、更灵活敏捷。然而，他承认我们也不能在回头路上走得太远。
“我想我们都需要保持积极正面。我从没说过车子太重了，我说的是可能赛车在过去几年里增加了一些重量。我想我们要理解进化。不过在另一方面，这是汽车的进化。你看你40年前开的车，和现在开的车，它们是完全不同的。”
“我们处在的这个世界和足球或者网球世界不一样，它们在50年前和今天几乎完全一样，可能就是体育场周围的广告或者之类的东西。但在我们这，这是一个人和一台机器，而机器已经发生了剧变，并将继续变化，因为汽车在进化，这是你无法避免的。”
“不过，我还是认为你必须抵制引入过多的电子器件，引进太多东西意味着赛车变得越来越复杂，比原来复杂太多。但是你能否想清楚，然后说’好，我们有可以换挡的赛车？我们的赛车有/没有动力转向系统？‘这是违反汽车进化本质的。所以我们必须接受。F1代表着赛车运动的巅峰，也就是汽车的巅峰。它需要贴近这一本质。”
前面托德采取了回避态度，对于他留下的职业遗产没有说得太多。但他总结道自己取得的成就之一是改变了FIA的结构，让FIA变得更加透明。
“我真正希望的是，我们在这项运动所有的事情上都能很好地进行管理，是否符合标准，是否尊从。”他总结道，“这很难，因为规则如何解读，能做和不能做的界限在哪里？这不是我去决定的，但是我的职责是保证我们有最好的人选。“
”显然，我们极大地充实了我们的团队，正如你所知道的。另外，我们有非常重要的一点，我们有一个叫技术体育委员会，因为我讨厌由一个人去决定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这对我们大家都没好处，对他也不好，对所有人都不好。所以我们有一个指导委员会，我们也增强了这个委员会的力量，去尽可能协助管理。所以我们必须非常非常严格地要求自己去达成这一目标。”
文/Adam Cooper
让·托德担任国际汽联（FIA）主席已近12年，如今任期将满，6个月后就将把这一权利交给继任者。
2009年，托德从马克斯·莫斯利手中接过这一职务后，领导这一组织走向了不同的发展方向。正如当年莫斯利接替非常“有故事”的让-马力·巴勒斯特雷后，也对组织进行了改革。也许你对他的某些决定并不赞同，但工作狂托德在他的任期内成就颇丰，尤其是在前任的基础上，在道路安全和赛道安全方面取得了相当的建树。
他在保罗·里卡德赛道接受记者采访时心情很放松，这和以往他和媒体打交道的大部分时候都不一样。也许是因为任期将满，而他也已经准备翻开新的篇章。
莫斯利曾说过，他希望留给后人的宝贵遗产是更安全的公共道路，从而能够拯救成千上万条生命。那么，托德对于自己三个任期的工作，希望大家要如何记住他呢？
“老实说，现在谈这个还太早，”当我们问及他的个人成就时，他这样说到。“我必须说我很幸运，我的职业生涯始于1966年，一开始是担任副驾驶，1981年，我被任命掌管标致，直到今天，我没有错过一天的工作，这是一种福气。它是一种一点点疯狂再加上幸运的综合体。”
“所以，我会继续工作到12月17-18日，对工作全力以赴。如果我们要聊我们取得了哪些成绩，又有哪些地方做得不够好，那时才是向我提出这些问题的好时候。顺便提一句，这也不是秘密，我在准备出书，大约会在2022年底出版。书里包含许多内容，有我的故事，有与我非常亲近的人的看法，以及我和除赛车之外的事物的接触。所以我希望这本书也能够回答一些问题，你可以通过它对我有更多的了解。”
托德已经75岁了，但他的步伐并没有慢下来。除了和代笔作者一起共同完成这本自传，他表示自己还有很多事要做。
“我做很多其他的事情，可能你们都不知道，这需要花去我很多时间。我有很多兴趣爱好，除了F1和其他赛车之外还有很多活动要参加，我很喜欢这样。大部分的活动，我会继续参与，另外，我还有些别的想法。不过，正如我之前所说，现在谈论这些还太早，也许还会发生更多事情，我们拭目以待吧。"
"另一件不可预知的事情，就是健康。我已经不再是年轻人了，所以容易受到疾病的侵害，这是真的。看看曼苏尔·奥杰，68岁，我们知道他已经与病魔斗争很久了。看看马克斯，81岁。所以这事不仅仅发生在别人身上，我希望别轮到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不过，我们得知道这是可能发生的情况，并当然要以此来指导生活。”
大家也许期待着托德离任后会在FIA保留某种形式的荣誉职务，但有意思的是，他坚持自己不会这样做。
“与FIA保持关联？不，不与FIA保持关联。这样是不健康的。我会结束自己的任期。当然，如果在我留下的事物方面有疑问的话，我会随时提供帮助。不过，我不会和FIA有更多的牵连了。”
那么，谁将会是继任者？目前，有两位候选人参与了竞争，默罕默德·本·苏拉耶和格拉汉姆·斯托克。后者作为运动事务的副主席，是托德的亲密同盟。不过，这位现主席没有表示支持他的竞选，至少没有公开表示支持。
“老实说，这不是我选的，”他表示，“我会尊重主席们、俱乐部代表们的选择，他们会决定人选。目前为止，我听说有两名候选人表示了对这个职务的兴趣。也许，会有更多人选出现，因为我认为提名截止日期是在10月份的某天。所以，还有很长时间。”
“如果你以我为例，我想我是在7月宣布参加10月的竞选，然后在最后一分钟，在竞选的时候宣布我的团队。每一位候选人都已经宣布了自己的团队组成。”
在托德余下的任期中，接下来的6个月里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就F1而言，像《协和协议》和2022年技术规则等大问题已经妥善处理完毕，但是总有细节问题需要注意，而下一代动力单元是一项主要议题。在伯尼·埃克莱斯顿和切斯·凯利之后，托德正在和他的第三位F1 CEO共事。三位CEO风格都截然不同，而斯蒂法诺·多梅尼卡利曾是他的员工这件事让情况变得更有意思。
“我们直截了当地说吧，”托德表示，“伯尼把工作交到了切斯手里，切斯决定要重组F1，他的确是这么做了。他任命了罗斯·布朗和肖恩·布拉彻斯分别担任某项职务。他创建了一支团队而不是搞一言堂。”
“伯尼就是伯尼，他会做的事情，切斯不会做或者说做不到。我必须说我和伯尼关系很好，这是不一样的。我永远不会忘记进入F1，是因为伯尼那时向法拉利提及了我的名字。这并不代表我们在所有事情上总是意见一致，因为对他来说很明显，与马克斯打交道和与我打交道是不同的。是更好还是更糟？你得问他了。我知道答案！”
“然后，切斯决定退下来，自由传媒集团任命了斯蒂法诺。当然是斯蒂法诺，我了解他，我们已经一起工作16年了。当我当选FIA主席时，我任命他为单座赛车委员会主席。从某种意义上工作的同事——我曾是他的老板，到他变成了我的朋友。所以，我十分为他高兴。”
“我们一起工作时，他有他的风格，和切斯的不一样，即便切斯仍保留了非执行主席的职务。不过，不妨以不同的方式讲，我和伯尼共事得不错，和切斯共事得不错，现在和斯蒂法诺也很不错。唯一不同的，是一种不同的合作方式。不过，我不认为这项运动曾因商业权利持有人和管理机构之间的某种分歧而受到伤害。”
FIA主席和F1老板之间的关系总是很微妙，因为组织间财务关系的原因。该管理机构是否在资金方面过于依赖F1？
“这个问题挺难回答，”托德说，“我是说，这是事实。F1是最大的收益来源。此外，我们从其他锦标赛上也有收益。我们都很清楚其他锦标赛带来的收益会少一些，因为它们的收入少。电动方程式从财务上说也是一个收益不错的锦标赛，我们吸引了更多的赞助。也许没有我们应该获得的那么多，这是我们仍需努力的事情，要努力推广。”
“FIA就是这么被架构的，这不是批评它，因为对此我也没有做任何的改变。不过FIA，以及从我的前任开始就决定了世界锦标赛要让赞助者盈利。所以他要承担风险，然后如果顺利的话，他会得到最多的经济回报。我同意这点，即便我不同意，合同也已经签了，不过我认为我们应该产生更多利润，我们做到了。和IOC、FIFA、UEFA相比，这个方式尤其限制了我们的财富。因为那些组织在为运动做推广、管理和制定规则。我们只为运动提供管理和制定规则。”
新冠肺炎疫情在过去的15到16个月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FIA和F1以及车队一起，帮助领导这项运动渡过难关。托德指出疫情“让大家团结在一起往一个方向努力”，他相信从中学到的一些东西会让大家长期受益。
“很显然，预算帽是个主要话题，”托德说，“从我个人来讲，很抱歉我反对远程工作。但是我肯定我们依然可以从中学到东西。过去你常常会飞去中国、澳大利亚或者拉丁美洲去参加一个2小时的会议。我想你能有一个更理性的差旅计划。我希望大家能意识到我们的星球也很脆弱，从而变得更谦逊。”
谈及可持续问题，开启了托德对F1未来发展方向的讨论，电动和混动技术将继续发挥关键作用。
“我们正在努力对2025动力总成完成定义，”他说，“我们希望能有更多的制造商加入进来，这会对这项运动大有益处，我们要研究燃油、混动、电动之间的最佳搭配是怎样的。我们必须紧密合作，我们已经开始这么做了，和燃料供应商一起，研制出一种零排放燃料。所以这就是挑战。”
“在过去几年里，赛车变得越来越重、越来越大。这件事我一直在内部进行讨论，所有一切都是围绕着安全性，我们应该接受。如果我听到Halo系统有10公斤重，好的，我们要Halo系统。但是，如果有很多技术其实我们并不需要，到头来，我们希望保持赛车运动的本质，最终还是要靠车手来分出胜负。”
“当然，随着技术的进化，也许技术发展的空间比车手技艺精进的空间要大。所以我认为这个事情我们需要重新论述，确保我们把获得的改进都进行分类：关于必要的安全性方面的改进，我们要继续；有一些我们则可以取消，也许这样也能为赛车减轻一点重量，并让车手的技艺有更多的施展空间。”
这听起来，正如托德所乐见的，2025年的动力总成将是一个更加简化版的方案，去掉了一些技术，赛车变得更轻、更灵活敏捷。然而，他承认我们也不能在回头路上走得太远。
“我想我们都需要保持积极正面。我从没说过车子太重了，我说的是可能赛车在过去几年里增加了一些重量。我想我们要理解进化。不过在另一方面，这是汽车的进化。你看你40年前开的车，和现在开的车，它们是完全不同的。”
“我们处在的这个世界和足球或者网球世界不一样，它们在50年前和今天几乎完全一样，可能就是体育场周围的广告或者之类的东西。但在我们这，这是一个人和一台机器，而机器已经发生了剧变，并将继续变化，因为汽车在进化，这是你无法避免的。”
“不过，我还是认为你必须抵制引入过多的电子器件，引进太多东西意味着赛车变得越来越复杂，比原来复杂太多。但是你能否想清楚，然后说’好，我们有可以换挡的赛车？我们的赛车有/没有动力转向系统？‘这是违反汽车进化本质的。所以我们必须接受。F1代表着赛车运动的巅峰，也就是汽车的巅峰。它需要贴近这一本质。”
前面托德采取了回避态度，对于他留下的职业遗产没有说得太多。但他总结道自己取得的成就之一是改变了FIA的结构，让FIA变得更加透明。
“我真正希望的是，我们在这项运动所有的事情上都能很好地进行管理，是否符合标准，是否尊从。”他总结道，“这很难，因为规则如何解读，能做和不能做的界限在哪里？这不是我去决定的，但是我的职责是保证我们有最好的人选。“
”显然，我们极大地充实了我们的团队，正如你所知道的。另外，我们有非常重要的一点，我们有一个叫技术体育委员会，因为我讨厌由一个人去决定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这对我们大家都没好处，对他也不好，对所有人都不好。所以我们有一个指导委员会，我们也增强了这个委员会的力量，去尽可能协助管理。所以我们必须非常非常严格地要求自己去达成这一目标。”
萨特《禁闭》的剧中人物加尔森有句名言：“用不着铁铐架，地狱就是他人。”这曾经是人们在批评萨特哲学思想时常常引用的一句话。不过，对萨特有关他人的哲学思想的理解和评价并不都是批评性的。
洛朗•加涅宾在他的小册子《认识萨特》中就指出：埃·慕尼埃在1947年发表了著名的《存在主义导论》，第四章“他人的主题”是全部奉献给萨特的。尽管慕尼埃似乎并没有懂得“他人”在萨特思想中的本体论地位和作用，但他毕竟还是注意到萨特赋予“与他人的交流”以一个特殊的地位。我在这里要指出的是，在萨特看来，“与他人的交流”不是对象性的知识论所能够胜任的，它是本体论的。人或他人首先不是通过概念或某种知识的理论以抽象的方式被把握的，人在根本上是通过主体“他人”，在与主体“他人”不期而至的相遇中自我揭示和自我把握的。在这种本体论视域中，我们才能更加恰如其分地理解和评价萨特有关他人的哲学思想。
一、萨特坚持从“我思”出发来说明他人的存在
“我思”是笛卡尔以来西方哲学不可回避的传统。萨特肯定了笛卡尔试图由“我思”的功能形态过渡到本体论存在的努力，但是，他同时指出，由于笛卡尔没有凭借恰当的导引线索，最终陷入了实体论的错误。胡塞尔为了克服笛卡尔“我思”的实体论错误，而谨慎地将对意识的说明停留在对我思的功能描述的范围内，因而胡塞尔最终关闭于我思之中，无法超越唯心论；海德格尔为了避免孤立、封闭的现象描述，他要不经过我思而直接进行对存在的分析，但是由于海德格尔一开始就剥夺了“此在”的意识维度，他就不能重新获得“我思”，因而“此在”最终只能堕入物化的浑浑噩噩的自在之中。在萨特看来，笛卡尔以来的哲学研究成果综合地表明，必须从内在的“我思”出发，另外“我思”必须具有真实的超越性，即面对存在。萨特的“反思前的我思”既是内在的又是超越的。单纯内在的我思将不可避免的陷入“唯心论”，而单纯超越的我思终将堕入自在。（1）

首先，萨特通过“意识”证明“超越意识的存在”的存在（本体论证明）。萨特对胡塞尔关于意识的定义作了自己的阐释。在胡塞尔的现象学中，意识是对某物的意识。这种定义可以有两种解释：第一种，意识是对象存在的构成性要素。但是这种解释在萨特看来是互相矛盾的，因为要意识到某物，就要面对不是意识的存在；第二种，意识在其内在的性质中，是对超越的存在的关系，这意味着超越性是意识的构成结构，即意识天生是由不是它自己的存在支撑的。意识的超越性，就是对“不是意识的存在”的证明。
其次，萨特通过对传统“自我”观念（Self）的改造，揭示意识自身的直接结构。笛卡尔以来“自我”即是主体或实体。萨特认为“自我”不是主体。作为“反思前的我思”，意识没有设置对象，它在内在性之中，但“反思前的我思”并不是对自我无意识的意识，它直接就是自我意识。“自我”是意识的直接结构的显现。“自我”并非是真实的主体，也不是自在存在的同一。因而意识的直接结构决不是意识与自我的同一，而是意味着最初的超越，即逃离自我，与自我拉开距离。萨特说：在自我将自身设定为统一的同时，它“代表着内在的主体对其自身的一种理想距离，一种不是其自身的重合而是逃离同一性的方式”。（2）意识是由存在支撑的逃离自我。
总之，萨特的本体论从意识出发，一方面坚持意识不是存在， 但它要求存在，否则意识将落入无意识的自在或者因失去支撑而分崩离析；另一方面坚持意识必须给出存在的证明，否则存在将成为不可把握的秘密或虚无缥缈的幻觉。萨特本体论从“我思”出发对“他人”以及我与他人关系的说明，同样坚持了这两个方面的原则。一方面我不是他人，但要求他人的存在，否则，我将无法实现并超越与我自己的关系；另一方面，我的存在中有着对主体他人的直观。“我应该在我的存在中确定自己；并且从我的存在出发提出他人的问题。总之，唯一可靠的出发点是我思的内在性。由此应该认识到：每个人在从他自己的内在性出发时，都应该能发现别人的存在是一个制约着这个内在性的存在本身的超越性。”（3）
二、作为主体的他人
（1）“我思”揭示的不是作为对象的他人，而是作为主体的他人
我思作为内在的否定，首先揭示的是：我不是他人。在萨特看来，我能否认我是他人，只是因为他人本身是主体。我之所以直接否定他人是纯粹的对象，不是因为否定的是他人，而正是因为我否定的是原则上与主观性没有任何共同之处的一个对象；我始终对我与他人的完全同化不加防备，在真正他人的领域没有保持我的防卫，而我依然是主观性，他人的领域也是我的领域。（4）
（2）萨特将“注视”或“被注视”（Look）看作“我思”对主体他人的直观。在注视中，“主体他人”的在场的超越的。萨特认为，虽然指向我们的一切注视都在我们的知觉领域中与一个可感形式的显现的联系中表露出来，但是“被他人注视”与任何被规定的形式无关，即“被他人注视”与“在世的他人的对象性”无
（2）萨特将“注视”或“被注视”（Look）看作“我思”对主体他人的直观。在注视中，“主体他人”的在场的超越的。萨特认为，虽然指向我们的一切注视都在我们的知觉领域中与一个可感形式的显现的联系中表露出来，但是“被他人注视”与任何被规定的形式无关，即“被他人注视”与“在世的他人的对象性”无关。在世的对象只能是或然的。“被他人注视”这种确实性只是我发现主体-他人面对世界超越在场的条件，也就是我的对象-存在的实在条件。
所以，我对主体-他人的确信不能转到引起这种确信的对象-他人上；同样，主体-他人显现的自明性不能被贬低成或然性的对象-他人的一部分。所以，被注视不可能依赖于表露了注视的对象，注视毋宁是在表露了它的对象的毁灭的基础上而显现的。“确实的东西是我被注视，而或然的东西仅仅是注视相关于世界中这样那样的在场。……决不是眼睛注视我们：而是作为主体的他人在注视我们。”（5）在这里，要特别注意，萨特区分了主体-他人和对象-他人。能够摧毁的是他人的对象性，即他人与我的世界中的一个作为对象的存在的偶然联系。但是主体-他人是不可摧毁的，所以在“被注视”中直观到的主体-他人的在场是超越的，即对于每一个活着的人而言，他的实在都是以这种主体他人的超越在场为条件的，我确信主体他人的在场是不依赖他人的经验在场的，相反，正是这种确信使这些经验成为可能。对象他人是以主体他人的超越在场为条件的。
三、他人与我的最初关系是存在与存在的直接关系
（一）他人与我的对象性关系的困境
在《存在与虚无》中，萨特阐述了知识论水平上的对象他人和对象我：通过反思意识，通过外在观察，“我和他人”被思考和评判，被安上一个标签。通过知识论，我和他人被还原到事物的历史状况中：我和他人十分准确地变成了思想的对象。在这个层次上，没有防卫的存在被变成了奴隶。“我观察他人，是把他当作一种由相互远离的各种经验联结而成的体系。在这体系中我也作为各种对象的一个对象出现。”（6）这就是知识论水平上的对象我和对象他人。但是对象我与对象他人这种互不相干的关系并不是我与他人的基本（最初）关系，而且这种对象我与对象他人会不可避免地遭遇困境。
萨特许多文学作品都描述了这种对象我与对象他人关系的困境：无法走出孤独封闭的自我中心。比如《恶心》中的洛根丁十分清楚地宣称：“我独自一个生活着，我不同任何人交谈，永不同人交谈；我不接受任何东西，也不给予任何东西。”（7）洛根丁当然有那种结识某人并与之交谈的渴望，但当自修生陪伴着他的时候，这仍然仅仅是经历一种俩人的自我中心。“只在表面上，我们从未不是俩人。” （8）这样的经历正是我与他人对象性关系的困境。在萨特所有的文学作品中，《禁闭》是我与他人对象性关系之困境的典范证明。人们甚至因此而将萨特禁锢于这样一个公式中，即《禁闭》中加尔森说出的那句可悲的名言：“用不着铁铐架，地狱就是他人。”《禁闭》中的三个主要人物被毫无道理、无目的地关在唯一的一间房里，这房间象征着永恒的地狱。
伊奈司、埃司泰勒和加尔森便相继成为杀害其他俩人之一的刽子手；他们之间任何真正的互助和交流都永远是不可能的。这就是与对象-他人关系的困境，但是，我们并不能从这个剧中得出本体论上的悲观结论。虽然在萨特看来，我与对象-他人的关系在自为的生存中是真实的。但是除非是一个死人，否则自为就永远有超越这个关系的可能。所以被禁闭在这种关系中的人都是些活死人，他们之间的关系并不能代表自为与他人的原始的基本的关系，而是后来的事情。我与对象-他人的关系只是“我”与他人的一种蜕化了的相遇，它是那些畏首畏尾的、半死半活的人的极其平常的存在方式。萨特不想说活人之间的基本关系被毒化是不可改变的命运，而是想说墨守陈规的人是自身存在的牺牲品。这样的人同一切质疑相对立，他是一个否定自己的自由、同时也否定他人自由的人，是一个正在死去的人，同这样的人是不可能有任何真正的交流的。所以，1965年，萨特告诫般地指出：
“我想说，如果同他人的关系搞糟了，被毒化了，那么他人只能是地狱……说到底，他人对我们了解自身来说，是更为重要的东西。”（9）
（二）我与他人的最初关系是直接的，即主体-他人的超越在场
“被注视”中对主体他人的直观，表明我与他人的最初关系是不需要中介的，而在知识论水平上，对象我与对象他人是相互不相干的，二者的关系必须以知识为中介。胡塞尔、黑格尔和海德格尔的一个共同点就是试图用“知识”为中介来沟通我与他人。萨特指出，尽管他们三人似乎都已经明白，一旦“我”和“他人”被看作两个孤立的实体，唯我论就是不可避免的，而且这两个实体之间的任何统一事实上都是不可能的，所以他们都试图在意识的最深处把握我与“他人”的基本的超越性的关系。但是他们在放弃用外在的否定的推测来把握我和他人的同时，仍然保留了这种做法的实质性结果，那就是断定我与他者的关系是通过知识来实现的。（10）
萨特认为，试图用知识来建立我与他人的根本关系是徒劳的。因为我与他人的关系首先是存在与存在的关系。我的超越意识在其存在本身中，是被别的意识的超越存在影响的。他说：“如果这种对象性的关系是他人与我本身的基本关系，他的实在就仍纯粹是臆测”（11）。因为对象性关系在反思的知觉范围内显现，这表明把他人理解为对象并没有超出或然性的限度。如果他人的对象性不是幻影，那么它就不能归结为一种原始的、我触及不到的孤独，而应归结为一种不同于认识的基本关系，这种基本关系就是我的意识与他人的意识的最初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他人作为主体直接的超越在场。
洛朗•加涅宾在他的小册子《认识萨特》中就指出：埃·慕尼埃在1947年发表了著名的《存在主义导论》，第四章“他人的主题”是全部奉献给萨特的。尽管慕尼埃似乎并没有懂得“他人”在萨特思想中的本体论地位和作用，但他毕竟还是注意到萨特赋予“与他人的交流”以一个特殊的地位。我在这里要指出的是，在萨特看来，“与他人的交流”不是对象性的知识论所能够胜任的，它是本体论的。人或他人首先不是通过概念或某种知识的理论以抽象的方式被把握的，人在根本上是通过主体“他人”，在与主体“他人”不期而至的相遇中自我揭示和自我把握的。在这种本体论视域中，我们才能更加恰如其分地理解和评价萨特有关他人的哲学思想。
一、萨特坚持从“我思”出发来说明他人的存在
“我思”是笛卡尔以来西方哲学不可回避的传统。萨特肯定了笛卡尔试图由“我思”的功能形态过渡到本体论存在的努力，但是，他同时指出，由于笛卡尔没有凭借恰当的导引线索，最终陷入了实体论的错误。胡塞尔为了克服笛卡尔“我思”的实体论错误，而谨慎地将对意识的说明停留在对我思的功能描述的范围内，因而胡塞尔最终关闭于我思之中，无法超越唯心论；海德格尔为了避免孤立、封闭的现象描述，他要不经过我思而直接进行对存在的分析，但是由于海德格尔一开始就剥夺了“此在”的意识维度，他就不能重新获得“我思”，因而“此在”最终只能堕入物化的浑浑噩噩的自在之中。在萨特看来，笛卡尔以来的哲学研究成果综合地表明，必须从内在的“我思”出发，另外“我思”必须具有真实的超越性，即面对存在。萨特的“反思前的我思”既是内在的又是超越的。单纯内在的我思将不可避免的陷入“唯心论”，而单纯超越的我思终将堕入自在。（1）

首先，萨特通过“意识”证明“超越意识的存在”的存在（本体论证明）。萨特对胡塞尔关于意识的定义作了自己的阐释。在胡塞尔的现象学中，意识是对某物的意识。这种定义可以有两种解释：第一种，意识是对象存在的构成性要素。但是这种解释在萨特看来是互相矛盾的，因为要意识到某物，就要面对不是意识的存在；第二种，意识在其内在的性质中，是对超越的存在的关系，这意味着超越性是意识的构成结构，即意识天生是由不是它自己的存在支撑的。意识的超越性，就是对“不是意识的存在”的证明。
其次，萨特通过对传统“自我”观念（Self）的改造，揭示意识自身的直接结构。笛卡尔以来“自我”即是主体或实体。萨特认为“自我”不是主体。作为“反思前的我思”，意识没有设置对象，它在内在性之中，但“反思前的我思”并不是对自我无意识的意识，它直接就是自我意识。“自我”是意识的直接结构的显现。“自我”并非是真实的主体，也不是自在存在的同一。因而意识的直接结构决不是意识与自我的同一，而是意味着最初的超越，即逃离自我，与自我拉开距离。萨特说：在自我将自身设定为统一的同时，它“代表着内在的主体对其自身的一种理想距离，一种不是其自身的重合而是逃离同一性的方式”。（2）意识是由存在支撑的逃离自我。
总之，萨特的本体论从意识出发，一方面坚持意识不是存在， 但它要求存在，否则意识将落入无意识的自在或者因失去支撑而分崩离析；另一方面坚持意识必须给出存在的证明，否则存在将成为不可把握的秘密或虚无缥缈的幻觉。萨特本体论从“我思”出发对“他人”以及我与他人关系的说明，同样坚持了这两个方面的原则。一方面我不是他人，但要求他人的存在，否则，我将无法实现并超越与我自己的关系；另一方面，我的存在中有着对主体他人的直观。“我应该在我的存在中确定自己；并且从我的存在出发提出他人的问题。总之，唯一可靠的出发点是我思的内在性。由此应该认识到：每个人在从他自己的内在性出发时，都应该能发现别人的存在是一个制约着这个内在性的存在本身的超越性。”（3）
二、作为主体的他人
（1）“我思”揭示的不是作为对象的他人，而是作为主体的他人
我思作为内在的否定，首先揭示的是：我不是他人。在萨特看来，我能否认我是他人，只是因为他人本身是主体。我之所以直接否定他人是纯粹的对象，不是因为否定的是他人，而正是因为我否定的是原则上与主观性没有任何共同之处的一个对象；我始终对我与他人的完全同化不加防备，在真正他人的领域没有保持我的防卫，而我依然是主观性，他人的领域也是我的领域。（4）
（2）萨特将“注视”或“被注视”（Look）看作“我思”对主体他人的直观。在注视中，“主体他人”的在场的超越的。萨特认为，虽然指向我们的一切注视都在我们的知觉领域中与一个可感形式的显现的联系中表露出来，但是“被他人注视”与任何被规定的形式无关，即“被他人注视”与“在世的他人的对象性”无
（2）萨特将“注视”或“被注视”（Look）看作“我思”对主体他人的直观。在注视中，“主体他人”的在场的超越的。萨特认为，虽然指向我们的一切注视都在我们的知觉领域中与一个可感形式的显现的联系中表露出来，但是“被他人注视”与任何被规定的形式无关，即“被他人注视”与“在世的他人的对象性”无关。在世的对象只能是或然的。“被他人注视”这种确实性只是我发现主体-他人面对世界超越在场的条件，也就是我的对象-存在的实在条件。
所以，我对主体-他人的确信不能转到引起这种确信的对象-他人上；同样，主体-他人显现的自明性不能被贬低成或然性的对象-他人的一部分。所以，被注视不可能依赖于表露了注视的对象，注视毋宁是在表露了它的对象的毁灭的基础上而显现的。“确实的东西是我被注视，而或然的东西仅仅是注视相关于世界中这样那样的在场。……决不是眼睛注视我们：而是作为主体的他人在注视我们。”（5）在这里，要特别注意，萨特区分了主体-他人和对象-他人。能够摧毁的是他人的对象性，即他人与我的世界中的一个作为对象的存在的偶然联系。但是主体-他人是不可摧毁的，所以在“被注视”中直观到的主体-他人的在场是超越的，即对于每一个活着的人而言，他的实在都是以这种主体他人的超越在场为条件的，我确信主体他人的在场是不依赖他人的经验在场的，相反，正是这种确信使这些经验成为可能。对象他人是以主体他人的超越在场为条件的。
三、他人与我的最初关系是存在与存在的直接关系
（一）他人与我的对象性关系的困境
在《存在与虚无》中，萨特阐述了知识论水平上的对象他人和对象我：通过反思意识，通过外在观察，“我和他人”被思考和评判，被安上一个标签。通过知识论，我和他人被还原到事物的历史状况中：我和他人十分准确地变成了思想的对象。在这个层次上，没有防卫的存在被变成了奴隶。“我观察他人，是把他当作一种由相互远离的各种经验联结而成的体系。在这体系中我也作为各种对象的一个对象出现。”（6）这就是知识论水平上的对象我和对象他人。但是对象我与对象他人这种互不相干的关系并不是我与他人的基本（最初）关系，而且这种对象我与对象他人会不可避免地遭遇困境。
萨特许多文学作品都描述了这种对象我与对象他人关系的困境：无法走出孤独封闭的自我中心。比如《恶心》中的洛根丁十分清楚地宣称：“我独自一个生活着，我不同任何人交谈，永不同人交谈；我不接受任何东西，也不给予任何东西。”（7）洛根丁当然有那种结识某人并与之交谈的渴望，但当自修生陪伴着他的时候，这仍然仅仅是经历一种俩人的自我中心。“只在表面上，我们从未不是俩人。” （8）这样的经历正是我与他人对象性关系的困境。在萨特所有的文学作品中，《禁闭》是我与他人对象性关系之困境的典范证明。人们甚至因此而将萨特禁锢于这样一个公式中，即《禁闭》中加尔森说出的那句可悲的名言：“用不着铁铐架，地狱就是他人。”《禁闭》中的三个主要人物被毫无道理、无目的地关在唯一的一间房里，这房间象征着永恒的地狱。
伊奈司、埃司泰勒和加尔森便相继成为杀害其他俩人之一的刽子手；他们之间任何真正的互助和交流都永远是不可能的。这就是与对象-他人关系的困境，但是，我们并不能从这个剧中得出本体论上的悲观结论。虽然在萨特看来，我与对象-他人的关系在自为的生存中是真实的。但是除非是一个死人，否则自为就永远有超越这个关系的可能。所以被禁闭在这种关系中的人都是些活死人，他们之间的关系并不能代表自为与他人的原始的基本的关系，而是后来的事情。我与对象-他人的关系只是“我”与他人的一种蜕化了的相遇，它是那些畏首畏尾的、半死半活的人的极其平常的存在方式。萨特不想说活人之间的基本关系被毒化是不可改变的命运，而是想说墨守陈规的人是自身存在的牺牲品。这样的人同一切质疑相对立，他是一个否定自己的自由、同时也否定他人自由的人，是一个正在死去的人，同这样的人是不可能有任何真正的交流的。所以，1965年，萨特告诫般地指出：
“我想说，如果同他人的关系搞糟了，被毒化了，那么他人只能是地狱……说到底，他人对我们了解自身来说，是更为重要的东西。”（9）
（二）我与他人的最初关系是直接的，即主体-他人的超越在场
“被注视”中对主体他人的直观，表明我与他人的最初关系是不需要中介的，而在知识论水平上，对象我与对象他人是相互不相干的，二者的关系必须以知识为中介。胡塞尔、黑格尔和海德格尔的一个共同点就是试图用“知识”为中介来沟通我与他人。萨特指出，尽管他们三人似乎都已经明白，一旦“我”和“他人”被看作两个孤立的实体，唯我论就是不可避免的，而且这两个实体之间的任何统一事实上都是不可能的，所以他们都试图在意识的最深处把握我与“他人”的基本的超越性的关系。但是他们在放弃用外在的否定的推测来把握我和他人的同时，仍然保留了这种做法的实质性结果，那就是断定我与他者的关系是通过知识来实现的。（10）
萨特认为，试图用知识来建立我与他人的根本关系是徒劳的。因为我与他人的关系首先是存在与存在的关系。我的超越意识在其存在本身中，是被别的意识的超越存在影响的。他说：“如果这种对象性的关系是他人与我本身的基本关系，他的实在就仍纯粹是臆测”（11）。因为对象性关系在反思的知觉范围内显现，这表明把他人理解为对象并没有超出或然性的限度。如果他人的对象性不是幻影，那么它就不能归结为一种原始的、我触及不到的孤独，而应归结为一种不同于认识的基本关系，这种基本关系就是我的意识与他人的意识的最初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他人作为主体直接的超越在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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