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玛：极权主义不仅对它所统治的人，而且对全人类都是灾难！
1931年9月14日，伊凡·克里玛出生于布拉格一个犹太人家庭，10岁时随父母关进纳粹集中营，直到二战结束被解救。1960年开始发表作品。其主要作品有《布拉格精神》、《一日情人》、《没有圣人，没有天使》等，曾获得捷克共和国杰出贡献奖章与“卡夫卡文学奖”，与哈维尔、米兰·昆德拉并称为“捷克文坛三驾马车”。
伊凡·克里玛 著 崔卫平译
1989年导致捷克斯洛伐克重建民主制度的事件发生时，我开始意识到这与1948年导致极权主义制度建立的政变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相似。在两种情况中都没有流血冲突。国家的命运在首都的公共广场上被决定，在那里，1948年的巨大游行是要求结束民主，而四十年后，则要求结束极权主义。
在两种情况中，天地翻转的决定性时刻是媒体的作用。1948年，排字工人拒绝为民主的报纸排字（电视在那时还不存在），结果是，只有某些人能够在关键时刻影响公众意见。1989年，当电视台全体工作人员宣布，如果他们不被允许真实地报道事件的过程，他们将停止播音，这是一个转折点，日报的排字工人甚至以罢工相威胁，如果他们的报纸不是真正地报道正在进行的事件真相的话。在两种情况下，现存政府都在不久之内垮台。
1989年11月，捷克斯洛伐克布拉格，约20万人聚集在瓦茨拉夫广场，要求自由和民主重回布拉格。
左派和右派的极权主义制度在过去几十年中的死亡，也许使我们得出错误的和乐观的结论，这些制度在什么地方和人们行为及思想的真正本性相违背，它们之所以存在仅仅是历史的某些失误。而实际上，许多人无意识地向往那种他们所允诺的有秩序的和铁腕的政府。我回忆得出我的国家四十年前极权主义制度建立时的群情激昂，我也记得德国向希特勒上台致敬的野蛮的兴奋。这个世纪前五十年表明，极权主义制度吸引了整个社会、全体民族。他们通过将乌托邦的景象和煽动性的允诺结合起来，并诉诸普通人所具有的关于秩序和一种正义的社会组织的理想，而成功地得到广泛欢迎。对于沉陷在灰色的日常生活的人们来说，他们提供了一个伟大的观念，同样还提供了一个有魅力的领袖，他将人们从必须自己作出决定、承担责任和风险的重负中解救出来，把他们引向一个目标和赋予生活一种意义。早期极权主义制度在许多方面令人印象深刻：它的果断坚决，它明确的纲领，它对付问题的能力。而如果是一种民主制度，出于自身本性，不可能以这种方式解决问题。新政权避免普通市民陷入混乱，采取令他们感动的措施。在其权力上升时期，这种制度还分配给每人一份没收或偷来的财产；它恐吓、关押或杀害那些和它不一致的人，创造了表面的统一。早先，这仿佛有着几乎是神奇的魔力，并用豪华和炫耀的庆祝活动、游行、检阅来强化这种印象。在最初，极权主义制度看上去的确是强大的，因为至少像表面所显示的那样，它是统一的并得到群众的支持。在一代或两代人过去之后，是什么东西导致了这种制度的崩溃？为什么这种制度的孩子和孙子们希望回到他们的前辈如此坚决而兴高采烈地放弃的老的民主制度？一个极权主义制度必须不停地重建统一体，从根本上说，这是它的本质。在意识形态和公民意识双重意义上，其领袖人物——缔造者、奠基者、统一者——则成了这种统一体的象征。他不仅具体地代表了极权主义理想，而且还代表了将理想带入生活的立场。在第一阶段上，因为这位领袖和他的伙伴们（正是他们可以影响公民，有信心地，通常是怀着巨大的决心，将一种社会秩序贯彻到全民族中去）的个人魅力，极权主义制度显得很有活力，它已经颠覆了旧秩序、旧的法律、习俗和传统。但极权主义特殊的原则是要求每个人都服从，每个人都在其理想、领袖、中央集权的名义下统一起来。每种极权主义制度的目标在于同时排除个性（除了领导人的个性，他是作为一个独一无二的个人或团体的化身）和提倡无个性，即对人们来说，不管他们是多么勤勉、勤奋和认真负责，都要故意将自己个性和原创性的萌芽压抑下去。这样，最初看起来是富有活力的制度，变成了高压的、笨拙的和停滞的。极权主义制度为了偏袒和宣传某个独一无二的个人，不惜以排斥所有其他人为代价，因此它必然会和许多个人的要求发生冲突，也和整体利益发生冲突。尤其是现代社会中，最杰出的个人或最优秀的权力中心都不可能阻止问题的出现和堆积。在最初取得成功的欢腾之后，每个极权主义社会都进入一个危机的时期，它几乎影响了生活的每个方面。这首先反映在精神领域，极权主义权力不允许不同的观点，因此不允许争论甚至有意义的对话。精神的活动是不可能的。每个个人，不管他内心如何，都必须仿效官方的样板。他个性的发展受到限制，人类头脑和精神的空间变得越来越狭窄。想要阻止这样的事实继续进行下去的人在增加，他们提出反对和要求改变。极权主义制度仅仅知道作出一种反应，它运用暴力反对那些不满者。这就是极权主义国家为什么非得需要政治警察、屈从的法庭、非法审判、集中营和判处死刑，以及残酷却又乔装打扮的刽子手的缘故。尽管在其开端许多人被这些行为吓住，他们被劝告这些方法无论如何是有效的。在其最终的演变中，极权主义制度以其遍布社会可以调遣的服从的奴隶而著称。然而，他们不同于早期那些支持者，因为他们服务于制度是出于不同的理由。他们不再为欢欣鼓舞所驱动，而是为恐惧所驱赶。但是，被持续的恐惧所驱逐的人们失去了文化得以发展的一种品质：他失去了创造性，失去了观察力。他的行为只能类似于处在围困中的一个城市里的居民。他唯一的要求是能幸存下来。当根据政权的爱好以压倒多数的选举结果出来时；当这些表面上忠诚、服从却缺乏创造性的奴隶人数达到顶峰，充满悖论地，政权本身也开始崩坍。因为它反应迟钝，这种危机很快从思想精神领域遍及生活的所有其他领域。它涉及经济、人们之间的关系和道德，最终反映在水和空气的污染这些事情上面，没有人真正负责任。极权主义权力通常否认这是一种危机并试图把它转变为对自己有利的东西。这意味着它把每一件事情转变为一种特权，原本是正常的人性需要的东西，因为极权主义，就变成一个稀罕珍奇之物。它们被用来贿赂人民：享有栖身之所的权利变成一项特权，同样还有享受未被污染的食物的权利，医疗保健的权利，了解未受审查的消息的权利、被允许旅游、教育、取暖的权利，最终是生活本身的权利，统统变成特权的范围。因为政权将每个东西转变成一项特权，每件东西也就成了腐蚀人民的一种手段。这种政权摧垮了人们的公民意识和他们的自信。根据危机的深度和社会腐败的进度，那些特权阶层，即享有额外特权的人们，是广泛和普遍的。特权阶层的成员处于批评之外和法律之上。他们可以做其他人不能做的事情，甚至犯罪。这个特权阶级迅速变成道德败坏的，成为这个制度一个腐败的、饱食终日和不能胜任的阶层。但是因为政权给他们提供权力，给他们委以最重要的官位职务，他们名副其实地成了为深化社会危机作出最大贡献的人，甚至显然不能为极权主义政权做任何事情。基本上，从特权阶层中无法产生出另外一个杰出的或具有魅力的个人。如果在其领袖或第一代领导人死后这个政权仍然存在的话，那么政府将落到无足轻重的人手中，他会迅速引导社会走向深深的衰落。我们看到在几乎全部东欧和中欧的国家中相同的现象：它们都由如此枯燥乏味的人所统治，这些人既不能拯救他们在其中拥有一切的制度，也不能为他们所统治的社会提供任何东西，因此除了纯粹的权力之外他们没有其他任何影响。极权主义制度通过允诺改善社会和人民生活来实现其权力统治。由于破坏了组织社会的途径，它失去了力量，因而也恶化了大多数人们的生活。极权主义政权的结束——不管是左派的还是右派的，是以不同的方式出现的，有时候是流血的，有时候令人惊讶地迅速而平静。有时候它们被愤怒的人群扫地出门，在另外一些时候，它们的终结是改革派工作的结果，这些人在政权显然失去了维持社会的能力甚至是一个基本水准的全部手段时，出现在体制内部。没有一个极权主义制度不是靠在肉体上和精神上惩罚它的公民，这都比民主社会严酷得多。通过让一个独一无二的人物（他经常在道德上和精神上是错乱的）来掌握的一个没有限制和无可动摇的政府，极权主义不仅对它所统治的人们，而且对全人类也都是一个灾难。在不远的过去，尤其在危机时刻，极权主义政府代表了似乎对许多社会层面来说具有意义的一种选择。在今天的悲观无望的经验被忘却一半时，或当社会发现它自己正处于深深的危机当中时，作为一个危险的富有吸引力的抉择，它们将再次出现在人们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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