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知识# ：认清欲望，看清危害！
人们被过度的欲望所控制，导致看似为了自己，实则害了自己，所以人们需要正确地对待欲望。要正确地对待欲望，就需要有正确对待欲望的方法。
对此，道家有多个方法进行调控，现总结为四个方面：不显露引起贪欲的东西、不追求属于贪欲的东西、看清楚贪欲带来的危害、追求更高层次的东西，简言之，就是“不可见欲、不可过欲、看清危害、追求更高”。
不可见欲，使心不乱
假如一个人在人流、车流拥挤的时段，向马路上空抛撒钱财，势必引起人群的骚动哄抢和交通秩序的混乱无序，这就是一种人为造成的“见欲”，所以，不显露足以引起贪欲的物事，使人民的心思不至于被扰乱，是其中的第一个方法。
《道德经》讲：“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周易·系辞上》：“作《易》者其知盗乎？《易》曰：‘负且乘，致寇至。’盗之招也。”编撰《易经》的人，很了解盗贼吧？易经说“背负着重物而乘坐华丽的车辆，必然招致强盗前来。”这就是说盗寇实际是自己招引来的啊！
对于欲望，道家追求的是顺应自然。道家追求“天人合一”，“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崇尚“无为”，道家思想和传统的自律有相通的地方，但道家不强调克己，讲究“顺”，道家思想认为人在自然面前是渺小的，所以应当顺应自然，顺应法理。所以说，对于人类的欲望，道家重在“疏通”。
道门的修行首先要做到知欲而行，欲望是在某个时间段内产生的思维活动，并不是恒定不变，一如：天地人生杀，在不同的时间段内生杀的运行在变化，今天有了自行车出行，看着摩托车好，有了摩托又觉得汽车好，开上了汽车，到了堵车又羡慕起，随意穿行的自行车，欲望变化据天时地利人用，变化滋生，选需而动，择利而行。
不可过欲，不辱不殆
人对欲望的把握也需要遵照适度原则，懂得珍惜已有的，就不会贪求未有的。知道满足和适可而止，就不会在贪欲的泥潭中越陷越深无法自拔，就不会遭受因为贪欲而引发的困辱与危险，能够获得一种长久的平安。
针对春秋时期诸侯之间的掠夺与兼并，老子提出，诸侯若循道，则必专心守好已得的封地，不求未得到的东西。如果硬要掠夺别国的土地，则自己所有的封地就会亡失；如果老是循着人家之所有去想问题，就会产生贪欲。
扩展开来，这启示人们不要一味贪求他人之物，重要的是把握自己所有的，学会珍惜。
道教的欲望概念是独立任何一个领域地存在，对道的理解没有一定的智慧是很难产生其思维形式的，所以在这里贫道说出以上个人对待欲望的理解，也希望看了这些文字的善信，能对欲望的解释有个最直观的概念。
《文子》：“道者守其所已有，不求其所未得，求其所未得，即所有者亡，循其所已有，即所欲者至。”
《道德经》讲：“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
认识贪欲，看清危害
只有认识了贪欲，看清楚了贪欲的种种危害，才能够真正去除贪欲，避免贪欲。在各式各样、纷繁复杂的贪欲中，人们的五感遭受到外界的各种刺激，容易迷失其中，扰乱内在的心智。懂得“少则得，多则惑”的道理，人们才能将心神安宁下来，有所收获。
颜色少的时候，我们容易分辨；颜色多了以后，就眼花缭乱了。各种声音同时出现，根本就听不清楚；各种味道混杂在一起，食而不知其味。出去打猎，强的杀，弱的也杀；大鱼也捕，小鱼也捕。最后自己神不守舍，心神不宁。稀有的财货，让人行为不轨。
老子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攻略，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
道教崇尚自然，自然中必有欲望，《太上老君说清静经》：欲岂能生，欲既不生，既是真静，对人心中的欲望说明了，从我们呱呱坠地那一刻起，哇哇大哭是为了能吃饱、呼吸空气生存的欲望，难道也是有罪的么，要抛弃的么？随着长大对生存的欲望也在改变，这就要我们控制欲望使其合理化，明白了自我欲望的合理度，便是真正的清静。
见素抱朴，追求更高
贪欲之门并不能通往幸福，“罪莫大于可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所以需要从欲望的反面入手，以“见素抱朴，少私寡欲”来获取幸福。
现在流行的所谓“极简生活”，就是一种“见素抱朴”的生活。去除一切不必要的负赘，去除对资源的乱采滥伐和对环境的破坏，只追求一种必要而简洁的生活方式。
尊“道”的生活看似简朴无华，其实是一种更高层次的生活。人们“见素抱朴”，现其本真，守其纯朴，可以不为外物所牵。在简单朴素的生活中，“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
在老子看来，消除了贪欲，返璞归真，就是打开了一生幸福的大门。愿望简单自然，时时感受到满足，这才是真正而长久的幸福。“化而欲作，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镇之以无名之朴，夫亦将不欲。不欲以静，天下将自正。”
自生自长中即使出现了个人贪欲，我就用道的质朴纯正去引导控制，教人敬畏质朴纯正的道，就不会在产生各种贪欲。没有了贪欲就回心归柔静，天下就自然归于太平安定。 https://t.cn/R2Wx0Bu
人们被过度的欲望所控制，导致看似为了自己，实则害了自己，所以人们需要正确地对待欲望。要正确地对待欲望，就需要有正确对待欲望的方法。
对此，道家有多个方法进行调控，现总结为四个方面：不显露引起贪欲的东西、不追求属于贪欲的东西、看清楚贪欲带来的危害、追求更高层次的东西，简言之，就是“不可见欲、不可过欲、看清危害、追求更高”。
不可见欲，使心不乱
假如一个人在人流、车流拥挤的时段，向马路上空抛撒钱财，势必引起人群的骚动哄抢和交通秩序的混乱无序，这就是一种人为造成的“见欲”，所以，不显露足以引起贪欲的物事，使人民的心思不至于被扰乱，是其中的第一个方法。
《道德经》讲：“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周易·系辞上》：“作《易》者其知盗乎？《易》曰：‘负且乘，致寇至。’盗之招也。”编撰《易经》的人，很了解盗贼吧？易经说“背负着重物而乘坐华丽的车辆，必然招致强盗前来。”这就是说盗寇实际是自己招引来的啊！
对于欲望，道家追求的是顺应自然。道家追求“天人合一”，“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崇尚“无为”，道家思想和传统的自律有相通的地方，但道家不强调克己，讲究“顺”，道家思想认为人在自然面前是渺小的，所以应当顺应自然，顺应法理。所以说，对于人类的欲望，道家重在“疏通”。
道门的修行首先要做到知欲而行，欲望是在某个时间段内产生的思维活动，并不是恒定不变，一如：天地人生杀，在不同的时间段内生杀的运行在变化，今天有了自行车出行，看着摩托车好，有了摩托又觉得汽车好，开上了汽车，到了堵车又羡慕起，随意穿行的自行车，欲望变化据天时地利人用，变化滋生，选需而动，择利而行。
不可过欲，不辱不殆
人对欲望的把握也需要遵照适度原则，懂得珍惜已有的，就不会贪求未有的。知道满足和适可而止，就不会在贪欲的泥潭中越陷越深无法自拔，就不会遭受因为贪欲而引发的困辱与危险，能够获得一种长久的平安。
针对春秋时期诸侯之间的掠夺与兼并，老子提出，诸侯若循道，则必专心守好已得的封地，不求未得到的东西。如果硬要掠夺别国的土地，则自己所有的封地就会亡失；如果老是循着人家之所有去想问题，就会产生贪欲。
扩展开来，这启示人们不要一味贪求他人之物，重要的是把握自己所有的，学会珍惜。
道教的欲望概念是独立任何一个领域地存在，对道的理解没有一定的智慧是很难产生其思维形式的，所以在这里贫道说出以上个人对待欲望的理解，也希望看了这些文字的善信，能对欲望的解释有个最直观的概念。
《文子》：“道者守其所已有，不求其所未得，求其所未得，即所有者亡，循其所已有，即所欲者至。”
《道德经》讲：“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
认识贪欲，看清危害
只有认识了贪欲，看清楚了贪欲的种种危害，才能够真正去除贪欲，避免贪欲。在各式各样、纷繁复杂的贪欲中，人们的五感遭受到外界的各种刺激，容易迷失其中，扰乱内在的心智。懂得“少则得，多则惑”的道理，人们才能将心神安宁下来，有所收获。
颜色少的时候，我们容易分辨；颜色多了以后，就眼花缭乱了。各种声音同时出现，根本就听不清楚；各种味道混杂在一起，食而不知其味。出去打猎，强的杀，弱的也杀；大鱼也捕，小鱼也捕。最后自己神不守舍，心神不宁。稀有的财货，让人行为不轨。
老子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攻略，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
道教崇尚自然，自然中必有欲望，《太上老君说清静经》：欲岂能生，欲既不生，既是真静，对人心中的欲望说明了，从我们呱呱坠地那一刻起，哇哇大哭是为了能吃饱、呼吸空气生存的欲望，难道也是有罪的么，要抛弃的么？随着长大对生存的欲望也在改变，这就要我们控制欲望使其合理化，明白了自我欲望的合理度，便是真正的清静。
见素抱朴，追求更高
贪欲之门并不能通往幸福，“罪莫大于可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所以需要从欲望的反面入手，以“见素抱朴，少私寡欲”来获取幸福。
现在流行的所谓“极简生活”，就是一种“见素抱朴”的生活。去除一切不必要的负赘，去除对资源的乱采滥伐和对环境的破坏，只追求一种必要而简洁的生活方式。
尊“道”的生活看似简朴无华，其实是一种更高层次的生活。人们“见素抱朴”，现其本真，守其纯朴，可以不为外物所牵。在简单朴素的生活中，“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
在老子看来，消除了贪欲，返璞归真，就是打开了一生幸福的大门。愿望简单自然，时时感受到满足，这才是真正而长久的幸福。“化而欲作，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镇之以无名之朴，夫亦将不欲。不欲以静，天下将自正。”
自生自长中即使出现了个人贪欲，我就用道的质朴纯正去引导控制，教人敬畏质朴纯正的道，就不会在产生各种贪欲。没有了贪欲就回心归柔静，天下就自然归于太平安定。 https://t.cn/R2Wx0Bu
【半數東奧賽任港人看 歷屆最多】
疫情下舉辦的東京奧運會，將於本周五揭幕，在當局早前斥資購入賽事播映權之下，本港市民可以安坐家中觀看賽事。負責協調三大電視台的資深體育節目製作人、民政事務局項目顧問李漢源透露，電視台已各自派員，組成一支為數十六人的聯合採訪團隊，料可播放逾百小時的港隊賽事，盡量做到「一吋不漏」。據他了解，部分電視台會開放超過十條頻道播放賽事，總播放時數高達三、四千小時，屬歷來最多，即國際奧委會所製作的約一半賽事時段，也可呈現觀眾眼前。他看好今屆賽事的收視，惟在疫情之下，每家電視台的廣告收入可能只得一、二千萬元，仍可能需要承擔數百萬元的虧蝕。
為免市民無緣觀賞今屆奧運賽事，港府早前破天荒斥資購入賽事的播映權。根據協議，各間電視台須分別在免費和收費頻道合共提供不少於九百及三千小時的奧運賽事節目，負責協調的民政事務局項目顧問（康樂及體育）在接受本報專訪時表示，為期十六天的奧運賽事，大會將合共製作七千小時的比賽時段，其中約二千小時的節目會發送至人造衛星，各地電視台可視乎本身的需要接收賽事；至於餘下的約五千小時節目，各地電視台則須自行支付衛星費用，始能發送至所屬國家或地區。
他表示，為免造成不公，未有特別限制各電視台所需播放的港隊以外賽事，但據其了解，無線電視、有線電視及NOW TV均會開放多條頻道播放賽事，其中無線電視計畫動用的頻道多達十三條，合共播放三至四千小時的奧運賽事節目，其餘兩家電視台也會播放最少一千小時的賽事。他指，每家電視台只要開放七條頻道，每日播放八小時節目，已能滿足基本要求，因此整體播放時數可遠較當局要求為高，「收費電視的頻道也需要節目充撐，既然已購得播映權，加上不用額外製作，播放得愈多，也沒有損失，因此電視台也會盡量填滿節目時段。」
三大電視台的另一「任務」，就是需要播足所有本港運動員出戰的賽事。李漢源指，倘若只是接收大會提供的訊號，未必能涵蓋所有港隊賽事，尤其是初賽，因此需要自行派出拍攝團隊，讓本港電視台進行直播或轉播，「當中有些賽事，港隊可能是志在參與，但既然港府這次購買版權的目標是為了港隊，我們也會拍攝。」
為了達至目標，負責轉播賽事的三大電視台已分別派出拍攝人員、導演和工程人員，組成一支共有十六人的聯合採訪團隊（Hong Kong Pool），已於上周二起陸續出發，而李漢源也在上周五抵達東京，負責協調。他表示，會在當地設置一個「小型電視台」，希望可「跟足」港隊所有賽事，但承認過程中或有「甩漏」。他舉例指：「滑浪風帆賽事若出了海，你如何拍攝？三項鐵人或單車公路賽也較難拍攝，可能只能拍到起步或衝線的畫面。」
他又提到，本港今屆共派出多達六名運動員角逐劍擊賽事，由於「重劍天后」江旻憓世界排名處於前列位置，大會一定拍攝其比賽片段，但其他排名較後的選手，卻未必一定可以，因此需靠本港拍攝團隊「執漏」。
本港已確定派出歷來最多的四十六位選手參加今屆奧運，採訪團隊最多可以同時走訪三至四個項賽事，「若賽事太多，導演也會親自落場，自己拿著攝影機拍攝賽事。」至於港隊賽事的播放時數，他說雖然未有正式統計，但若以派出四十六名運動員計算，平均每人比賽時間兩至三小時，粗略估計也會播放一百至二百小時的港隊賽事。
他坦言，若不是以聯合團隊方式拍攝，估計每家電視台需要各自支付三千萬元的製作費，但現時可以攤分成本，較各自派員「着數」，而連同其他開支，他估計現時每家電視台的製作費用有望降至二千萬元。惟在疫情下，本港經濟不景，他說每家電視台也估計最多只有一千至二千萬元的廣告收入，遠較上屆的五千萬元為低，「好彩的話，可能找到多一點廣告生意，做到收支平衡，否則應該會錄得數百萬元的虧蝕。」
「今次很多事情也未必做得到，因為落實得太遲，其他很多國家早在兩年前已確定播放安排。」李漢源指出，政府以往不想介入商業市場，一般不會購買奧運播映權，但今次得悉各電視台也無意購入後而決定「出手」，但由於不希望因此多付費用，令一切安排變得較為趕急。他說，以往舉辦奧運會，大會最少兩年前已召開國際會議，了解各地電視台的拍攝需要，從而確定如何布置場地，「但過去兩年，我們也沒有向國際奧委會講清楚需要甚麼，到了五月才落實，這令電視台的籌備變得極為倉卒，面對許多不明朗因素。」
過往舉辦奧運時，本港電視台能在國際廣播中心租用最少二千多呎的場地。李漢源指，由於今屆幾乎是在最後一刻才向大會表達採訪要求，所能租用的面積只有二百多呎。他亦以即將在周五舉行的開幕禮為例，電視台以往會支付約二十萬元的費用，在場內擺放一部攝影機，專門拍攝所屬國家或地區運動員十多秒的進場情況，但今年只能單靠大會的訊號，「即使採訪團隊可以在場內拍攝，但也沒有方法將片段直接傳送回港，只能事後以花絮方式交代現場氣氛。」
至於比賽場地，通常也設有混合區，讓電視台可以採訪運動員，並利用場館設施進行直播。李漢源指，當中的採訪位置是需要事先租用，以往在出發前已大致確定，但由於今屆從未提出要求，現在只能夠在「排隊」，等候大會確定次序，「可能會有一些電視台，因所屬國家的運動員提早出局而放棄位置，我們才有機會補上，租用這些被放棄的位置。」採訪位置尚未能確定之下，也大大增添傳播片段返港的難度，但李漢源表示，本港部分電視台曾嘗試以近年盛行的LiveU攜式視頻技術進行直播，效果不俗，因此現在也在構思利用當地的5G網絡進行直播，以補不足。
李漢源坦言，奧運已沒辦法再延遲，「單是賠償版權費，也要五十一億美元」，但這令採訪成本大大增加，尤以在機票費用上漲之下，每名成員的開支達到十五至二十萬元。他表示，採訪團隊成員已全部接種疫苗，但首三天仍需要每天進行檢測，初時只能乘搭國際廣播中心提供的車輛，每日也只能各自吃飯，以減低傳播病毒的風險。
曾在無線工作長達三十八年的資深監製李漢源，參與過九屆奧運會的直播。他坦言，今屆東奧對本港觀眾甚具瞄頭，對收視感到樂觀，除了由於賽事正值暑假舉行，吸引不少學生收看，加上多名本港運動員大熟大勇，世界排名處於前列位置，認為本港今屆有力爭逐獎牌的項目不止一個，會有最少三個，「個人感覺，金銀銅也會有。」
談到今屆出征奧運的港將，李漢源如數家珍。他認為，曾於倫敦奧運獲得場地單車凱林賽銅牌的李慧詩，今屆在爭先賽較有機會問鼎獎牌，「因她爆炸力較強，強項是緊貼對手，到最後一刻才抽出衝線，在以一對一方式較量的爭先賽具有較大優勢。」至於凱林賽，他說比賽過程中始終有機會「撞車」，變數較大。他又提到，貴為「天下第一劍」的江旻憓，即使最近比賽較少，但現在仍是重劍世界排名第一，而準備出戰空手道女子個人形賽事的劉慕裳，也是所屬級別的世界冠軍，「當然不想給他們太大壓力，但個人相信三人是有機會獲取獎牌。」
他又認為，體操的石偉雄在亞運奪取跳馬項目金牌時，是力壓上屆奧運銀牌得主，意味他也是有力爭奪獎牌。至於今屆奧運乒乓球首次加入混雙項目，港隊將由黃鎮廷及杜凱琹應戰，他認為倘若抽籤理想，不在較早階段遇上中國隊，也有機會奪取獎牌，而女團項目也是「牌面」較大，實力僅在中日韓之後；他說，港隊游泳「飛魚」何詩蓓現時在所屬級別排四、五位，相信躋身決賽不成問題，也估計本港在羽球混雙項目有力衝擊獎牌。
於二○一九年離開無線的李漢源，原本已經退休，但一直心繫體育，起初打算在今屆奧運隨同其他海外電視台，入場觀摩賽事。他笑言：「可能是職業病，我們入場，不是真係睇波，而是去看別人如何製作，也十分喜愛在這種環境之下工作。」
曾經歷九屆奧運的李漢源，認為各屆各有特色，難忘在一九九六年阿特蘭大奧運會時，奧林匹克公園發生爆炸，一眾工作人員被困於國際廣播中心三日不能外出，「但無可否認，論震撼力和感染力，○八年北京奧運是最大。」他憶述，電視台過往通常派出六十至九十人採訪，但當年卻派出多達二百多人，規模龐大，「自己當時也想過，完成該屆奧運後便退休，因為覺得往後無機會再做更大型賽事。」但在機緣巧合之下，李漢源今屆再以另一個身分「參與」賽事，但相信之後會真正退休，「人始終一定要退休，留給年輕人去做。」#香港新聞#
疫情下舉辦的東京奧運會，將於本周五揭幕，在當局早前斥資購入賽事播映權之下，本港市民可以安坐家中觀看賽事。負責協調三大電視台的資深體育節目製作人、民政事務局項目顧問李漢源透露，電視台已各自派員，組成一支為數十六人的聯合採訪團隊，料可播放逾百小時的港隊賽事，盡量做到「一吋不漏」。據他了解，部分電視台會開放超過十條頻道播放賽事，總播放時數高達三、四千小時，屬歷來最多，即國際奧委會所製作的約一半賽事時段，也可呈現觀眾眼前。他看好今屆賽事的收視，惟在疫情之下，每家電視台的廣告收入可能只得一、二千萬元，仍可能需要承擔數百萬元的虧蝕。
為免市民無緣觀賞今屆奧運賽事，港府早前破天荒斥資購入賽事的播映權。根據協議，各間電視台須分別在免費和收費頻道合共提供不少於九百及三千小時的奧運賽事節目，負責協調的民政事務局項目顧問（康樂及體育）在接受本報專訪時表示，為期十六天的奧運賽事，大會將合共製作七千小時的比賽時段，其中約二千小時的節目會發送至人造衛星，各地電視台可視乎本身的需要接收賽事；至於餘下的約五千小時節目，各地電視台則須自行支付衛星費用，始能發送至所屬國家或地區。
他表示，為免造成不公，未有特別限制各電視台所需播放的港隊以外賽事，但據其了解，無線電視、有線電視及NOW TV均會開放多條頻道播放賽事，其中無線電視計畫動用的頻道多達十三條，合共播放三至四千小時的奧運賽事節目，其餘兩家電視台也會播放最少一千小時的賽事。他指，每家電視台只要開放七條頻道，每日播放八小時節目，已能滿足基本要求，因此整體播放時數可遠較當局要求為高，「收費電視的頻道也需要節目充撐，既然已購得播映權，加上不用額外製作，播放得愈多，也沒有損失，因此電視台也會盡量填滿節目時段。」
三大電視台的另一「任務」，就是需要播足所有本港運動員出戰的賽事。李漢源指，倘若只是接收大會提供的訊號，未必能涵蓋所有港隊賽事，尤其是初賽，因此需要自行派出拍攝團隊，讓本港電視台進行直播或轉播，「當中有些賽事，港隊可能是志在參與，但既然港府這次購買版權的目標是為了港隊，我們也會拍攝。」
為了達至目標，負責轉播賽事的三大電視台已分別派出拍攝人員、導演和工程人員，組成一支共有十六人的聯合採訪團隊（Hong Kong Pool），已於上周二起陸續出發，而李漢源也在上周五抵達東京，負責協調。他表示，會在當地設置一個「小型電視台」，希望可「跟足」港隊所有賽事，但承認過程中或有「甩漏」。他舉例指：「滑浪風帆賽事若出了海，你如何拍攝？三項鐵人或單車公路賽也較難拍攝，可能只能拍到起步或衝線的畫面。」
他又提到，本港今屆共派出多達六名運動員角逐劍擊賽事，由於「重劍天后」江旻憓世界排名處於前列位置，大會一定拍攝其比賽片段，但其他排名較後的選手，卻未必一定可以，因此需靠本港拍攝團隊「執漏」。
本港已確定派出歷來最多的四十六位選手參加今屆奧運，採訪團隊最多可以同時走訪三至四個項賽事，「若賽事太多，導演也會親自落場，自己拿著攝影機拍攝賽事。」至於港隊賽事的播放時數，他說雖然未有正式統計，但若以派出四十六名運動員計算，平均每人比賽時間兩至三小時，粗略估計也會播放一百至二百小時的港隊賽事。
他坦言，若不是以聯合團隊方式拍攝，估計每家電視台需要各自支付三千萬元的製作費，但現時可以攤分成本，較各自派員「着數」，而連同其他開支，他估計現時每家電視台的製作費用有望降至二千萬元。惟在疫情下，本港經濟不景，他說每家電視台也估計最多只有一千至二千萬元的廣告收入，遠較上屆的五千萬元為低，「好彩的話，可能找到多一點廣告生意，做到收支平衡，否則應該會錄得數百萬元的虧蝕。」
「今次很多事情也未必做得到，因為落實得太遲，其他很多國家早在兩年前已確定播放安排。」李漢源指出，政府以往不想介入商業市場，一般不會購買奧運播映權，但今次得悉各電視台也無意購入後而決定「出手」，但由於不希望因此多付費用，令一切安排變得較為趕急。他說，以往舉辦奧運會，大會最少兩年前已召開國際會議，了解各地電視台的拍攝需要，從而確定如何布置場地，「但過去兩年，我們也沒有向國際奧委會講清楚需要甚麼，到了五月才落實，這令電視台的籌備變得極為倉卒，面對許多不明朗因素。」
過往舉辦奧運時，本港電視台能在國際廣播中心租用最少二千多呎的場地。李漢源指，由於今屆幾乎是在最後一刻才向大會表達採訪要求，所能租用的面積只有二百多呎。他亦以即將在周五舉行的開幕禮為例，電視台以往會支付約二十萬元的費用，在場內擺放一部攝影機，專門拍攝所屬國家或地區運動員十多秒的進場情況，但今年只能單靠大會的訊號，「即使採訪團隊可以在場內拍攝，但也沒有方法將片段直接傳送回港，只能事後以花絮方式交代現場氣氛。」
至於比賽場地，通常也設有混合區，讓電視台可以採訪運動員，並利用場館設施進行直播。李漢源指，當中的採訪位置是需要事先租用，以往在出發前已大致確定，但由於今屆從未提出要求，現在只能夠在「排隊」，等候大會確定次序，「可能會有一些電視台，因所屬國家的運動員提早出局而放棄位置，我們才有機會補上，租用這些被放棄的位置。」採訪位置尚未能確定之下，也大大增添傳播片段返港的難度，但李漢源表示，本港部分電視台曾嘗試以近年盛行的LiveU攜式視頻技術進行直播，效果不俗，因此現在也在構思利用當地的5G網絡進行直播，以補不足。
李漢源坦言，奧運已沒辦法再延遲，「單是賠償版權費，也要五十一億美元」，但這令採訪成本大大增加，尤以在機票費用上漲之下，每名成員的開支達到十五至二十萬元。他表示，採訪團隊成員已全部接種疫苗，但首三天仍需要每天進行檢測，初時只能乘搭國際廣播中心提供的車輛，每日也只能各自吃飯，以減低傳播病毒的風險。
曾在無線工作長達三十八年的資深監製李漢源，參與過九屆奧運會的直播。他坦言，今屆東奧對本港觀眾甚具瞄頭，對收視感到樂觀，除了由於賽事正值暑假舉行，吸引不少學生收看，加上多名本港運動員大熟大勇，世界排名處於前列位置，認為本港今屆有力爭逐獎牌的項目不止一個，會有最少三個，「個人感覺，金銀銅也會有。」
談到今屆出征奧運的港將，李漢源如數家珍。他認為，曾於倫敦奧運獲得場地單車凱林賽銅牌的李慧詩，今屆在爭先賽較有機會問鼎獎牌，「因她爆炸力較強，強項是緊貼對手，到最後一刻才抽出衝線，在以一對一方式較量的爭先賽具有較大優勢。」至於凱林賽，他說比賽過程中始終有機會「撞車」，變數較大。他又提到，貴為「天下第一劍」的江旻憓，即使最近比賽較少，但現在仍是重劍世界排名第一，而準備出戰空手道女子個人形賽事的劉慕裳，也是所屬級別的世界冠軍，「當然不想給他們太大壓力，但個人相信三人是有機會獲取獎牌。」
他又認為，體操的石偉雄在亞運奪取跳馬項目金牌時，是力壓上屆奧運銀牌得主，意味他也是有力爭奪獎牌。至於今屆奧運乒乓球首次加入混雙項目，港隊將由黃鎮廷及杜凱琹應戰，他認為倘若抽籤理想，不在較早階段遇上中國隊，也有機會奪取獎牌，而女團項目也是「牌面」較大，實力僅在中日韓之後；他說，港隊游泳「飛魚」何詩蓓現時在所屬級別排四、五位，相信躋身決賽不成問題，也估計本港在羽球混雙項目有力衝擊獎牌。
於二○一九年離開無線的李漢源，原本已經退休，但一直心繫體育，起初打算在今屆奧運隨同其他海外電視台，入場觀摩賽事。他笑言：「可能是職業病，我們入場，不是真係睇波，而是去看別人如何製作，也十分喜愛在這種環境之下工作。」
曾經歷九屆奧運的李漢源，認為各屆各有特色，難忘在一九九六年阿特蘭大奧運會時，奧林匹克公園發生爆炸，一眾工作人員被困於國際廣播中心三日不能外出，「但無可否認，論震撼力和感染力，○八年北京奧運是最大。」他憶述，電視台過往通常派出六十至九十人採訪，但當年卻派出多達二百多人，規模龐大，「自己當時也想過，完成該屆奧運後便退休，因為覺得往後無機會再做更大型賽事。」但在機緣巧合之下，李漢源今屆再以另一個身分「參與」賽事，但相信之後會真正退休，「人始終一定要退休，留給年輕人去做。」#香港新聞#
历史上，凡是人口衰退的时期，都是经济低谷期
中国是人口大国，但由于生育率的低迷不振，未来中国的人口数量将持续减少已是可以预见的大势所趋，联合国人口署发布的《2015年世界人口展望》预计，到本世纪末，中国人口将回落至10.04亿。这还是中预测值，低预测值只有6.13亿，差不多就是现有人口减半。社科院人口学者郑真真也认为，本世纪末中国人口将减少到1980年的水平，即10亿人左右。而另一位国内的人口和统计学者黄文政则预测：中国到2100年的总人口为5.8亿，到2150年将降到2.8亿。
尽管具体的预测值存在着巨大差异，但本世纪之内中国人口将出现持续负增长的趋势，却是各方都不得不承认的。从历史的经验与教训来看，人口出现持续性、大幅度的负增长，可不是什么好事情，往往是经济发展进入低谷期的指征。
老一辈宋史学者漆侠先生曾提出一个理论：自先秦至清末，中国社会的经济发展大体上呈现为“两个马鞍形”：春秋战国之后，生产力获得显著发展，至秦汉时出现第一个高峰，魏晋以降，生产力低落下来，到隋唐才有所恢复、回升，从而形成为第一个马鞍形；在唐代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宋代的社会生产力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猛发展，达到一个更高的高峰，元代生产力又急遽下降，直到明中叶才恢复到宋代的发展水平，这样又形成了第二个马鞍形。
我们换一个视角鸟瞰历史，也会发现，中国历史上的人口发展也大体上出现“两个马鞍形”，而且这“两个马鞍形”跟漆侠先生观察到的“两个马鞍形”是基本重合的。换言之，凡是人口出现大增长的历史时期，都是经济发展的高峰期；反之亦然，凡是人口出现大衰退的历史时期，都是经济发展的低谷期。
据葛剑雄《中国人口史》第一卷，战国时期的人口峰值在4500万以内，从战国到西汉，由于列国争霸、秦灭六国、秦末战乱，人口锐减，但经西汉的休养生息，人口增长至6000万以上，东汉的人口峰值差不多也是这个水平。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人口高峰期。这个时期，也是中国传统农业从粗放到精细的转型期，铁器开始广泛应用，域外农作物通过陆上丝绸之路引了进来，粮食亩产量出现突破性提高，社会生产力足以维持比从前更高的人口数目。
但是，从三国—魏晋直至南北朝，人口又发生锐减，按葛剑雄先生的研究，三国末期的人口下降为3000万左右，之后三四百年，人口峰值都只能维持在三四千万上下。这是秦后人口发展的第一个谷底，跟经济发展的第一个谷底正好重合。
隋唐终结了大分裂之后，人口增长率才重新慢慢回升，据冻国栋《中国人口史》第二卷，唐朝的人口峰值恢复了汉代的水平，略有超过，从而形成第一个马鞍形。随后，在残唐—五代的小分裂时期，由于长年军阀混乱，天灾频繁，人口锐减为2000多万，跌入第二个谷底。
之后，赵宋于乱世中立国，平定中原，老百姓才迎来安居乐业，经近百年的生息，中国人口增长在北宋后期出现了一次“大爆炸”，首次突破一亿，形成历史上第二个人口高峰。
宋朝官方对于人口数目有非常详尽的统计，按北宋大观四年（1110）的户部人口统计，当时户数为20，882，258户，口数为46，734，784口。计算下来，每户平均只有2.2人，这显然不合历史的实情情况与我们的经验常识。原来，宋朝官方的户账通常只登记具有服役义务的成年男丁，二十岁以下的未成丁、六十岁以上的老人、女性，均不计算在内。按宋史学者程民生教授的研究，宋代的平均家庭人口为7人。如此说来，北宋末的人口规模已达到1.4亿，差不多比唐朝人口峰值翻了一番。南宋时，尽管丢了半壁江山，但人口峰值也超过了唐朝。
与人口繁衍同步，两宋时期的社会生产力也获得空前的发展。得益于农业技术的改进、海外高产稻种的引进与推广，宋代南方的稻田平均亩产约有二三石（米），低产时也有一石，最高时亩产量可达六七石（谷），这个产量差不多是战国时期的5倍、唐代的3倍。再加上垦田以及复耕技术在江南的推行，粮食总体产量大增，养活1.4亿人口是大致没有问题的。所以有学者认为宋代出现了一场“绿色革命”：“宋代大范围地实行复种制和提高亩产量，并取得突出成就，称之为古代的一次绿色革命，应不为过。”
宋代城市工商业也非常繁华，正如一名元朝人在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上留下的题跋所言：“观者见其邑屋之繁，舟车之盛，商贾财货之充羡盈溢，无不嗟赏歆慕，恨不得亲生其时，亲目其事。”如此繁华的城市工商业才可以吸纳更多的农业富余劳动力。事实上，据赵岗等学者的研究，北宋的城市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20.1%，南宋时更是达到22.4%。这是什么概念？对比一下：清代中叶（嘉庆年间）的城市化率约为7%，民国时才升至10%左右，到1957年，城市化率也不过是15.4%。
然而，南宋之后，中国人口又出现了锐减，尽管元朝的疆域远大于宋朝，但至元二十一年（1284），全国人口才有6800万人左右（参见吴松弟《中国人口史》第三卷），不及北宋末的一半，跌入第三个谷底；直到晚明，人口数目才慢慢恢复到北宋末的峰值。这一趋势正好跟漆侠关于经济发展的判断大致相契合：“元代生产力急遽下降，直到明中叶才恢复到宋代的发展水平，这样又形成了第二个马鞍形。”
在晚明人口与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清代出现了第二次“人口大爆炸”，乾隆二十七年（1762），中国人口首次破2亿，乾隆五十五年（1790），中国人口首次破3亿，道光十四年（1834），中国人口首次突破4亿。这是中国历史人口发展的第三个高峰。之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四万万同胞”便成了中国人的常用语。
而明清时期，也是中国传统农业发展的又一个关键时刻——主要体现为大量美洲作物的引进，包括番麦（玉米）、番仔薯（土豆）、番薯、番豆（花生）、番茄、番椒（辣椒）等等，我们现在常说的带有“番”字的农作物，基本上就是这一时期引入中国的。而带有“胡”的农作物，则通常是汉朝及之后从西域传入的。“番”字系农作物生长迅速，产量巨大，明清时期的人口大增长主要应归功于这些域外作物的引进。
从长时段的历史来看，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表现为密切的正相关。可以说，两者互为因果：经济发展固然为人口增长提供了物质基础，反过来，人口增长也给经济发展提供了驱动力。
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的远郊部分，画的是一大片一大片的田园，田园里种的不是庄稼，而是蔬菜；近郊部分，又画了一大群家猪，很可能附近有一个养殖场。
原来，北宋末汴京的人口多达百万之众，用《东京梦华录》的话来说，“以其人烟浩穰，添十数万众不加多，减之不觉少”。这么多人的日常消费需求，显然形成了一个非常庞大的市场：每一日从汴梁城郊赶进城内屠宰的生猪，即有万头之多；市民消费的蔬菜，可以让拥有京郊二十亩地的菜农养活一家三十口人。如此庞大的消费市场，自然又促成了生猪养殖业、蔬菜种植业、商品粮运输与仓储业以及其他工商业的繁荣，进而又带动了汴河—运河经济带的兴旺。如果汴京没有如此巨大的人口规模，我们肯定领略不到《清明上河图》展现的繁华景象。
历史告诉我们：不要以为人口是拖累，其实人丁是家国之根本。让我引述明代学者丘浚的一句话，作为本文的结束语吧：“天下盛衰在庶民，庶民多则国势盛，庶民寡则国势衰，盖国之有民，犹仓廪之有粟、府藏之有财也。”
中国是人口大国，但由于生育率的低迷不振，未来中国的人口数量将持续减少已是可以预见的大势所趋，联合国人口署发布的《2015年世界人口展望》预计，到本世纪末，中国人口将回落至10.04亿。这还是中预测值，低预测值只有6.13亿，差不多就是现有人口减半。社科院人口学者郑真真也认为，本世纪末中国人口将减少到1980年的水平，即10亿人左右。而另一位国内的人口和统计学者黄文政则预测：中国到2100年的总人口为5.8亿，到2150年将降到2.8亿。
尽管具体的预测值存在着巨大差异，但本世纪之内中国人口将出现持续负增长的趋势，却是各方都不得不承认的。从历史的经验与教训来看，人口出现持续性、大幅度的负增长，可不是什么好事情，往往是经济发展进入低谷期的指征。
老一辈宋史学者漆侠先生曾提出一个理论：自先秦至清末，中国社会的经济发展大体上呈现为“两个马鞍形”：春秋战国之后，生产力获得显著发展，至秦汉时出现第一个高峰，魏晋以降，生产力低落下来，到隋唐才有所恢复、回升，从而形成为第一个马鞍形；在唐代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宋代的社会生产力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猛发展，达到一个更高的高峰，元代生产力又急遽下降，直到明中叶才恢复到宋代的发展水平，这样又形成了第二个马鞍形。
我们换一个视角鸟瞰历史，也会发现，中国历史上的人口发展也大体上出现“两个马鞍形”，而且这“两个马鞍形”跟漆侠先生观察到的“两个马鞍形”是基本重合的。换言之，凡是人口出现大增长的历史时期，都是经济发展的高峰期；反之亦然，凡是人口出现大衰退的历史时期，都是经济发展的低谷期。
据葛剑雄《中国人口史》第一卷，战国时期的人口峰值在4500万以内，从战国到西汉，由于列国争霸、秦灭六国、秦末战乱，人口锐减，但经西汉的休养生息，人口增长至6000万以上，东汉的人口峰值差不多也是这个水平。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人口高峰期。这个时期，也是中国传统农业从粗放到精细的转型期，铁器开始广泛应用，域外农作物通过陆上丝绸之路引了进来，粮食亩产量出现突破性提高，社会生产力足以维持比从前更高的人口数目。
但是，从三国—魏晋直至南北朝，人口又发生锐减，按葛剑雄先生的研究，三国末期的人口下降为3000万左右，之后三四百年，人口峰值都只能维持在三四千万上下。这是秦后人口发展的第一个谷底，跟经济发展的第一个谷底正好重合。
隋唐终结了大分裂之后，人口增长率才重新慢慢回升，据冻国栋《中国人口史》第二卷，唐朝的人口峰值恢复了汉代的水平，略有超过，从而形成第一个马鞍形。随后，在残唐—五代的小分裂时期，由于长年军阀混乱，天灾频繁，人口锐减为2000多万，跌入第二个谷底。
之后，赵宋于乱世中立国，平定中原，老百姓才迎来安居乐业，经近百年的生息，中国人口增长在北宋后期出现了一次“大爆炸”，首次突破一亿，形成历史上第二个人口高峰。
宋朝官方对于人口数目有非常详尽的统计，按北宋大观四年（1110）的户部人口统计，当时户数为20，882，258户，口数为46，734，784口。计算下来，每户平均只有2.2人，这显然不合历史的实情情况与我们的经验常识。原来，宋朝官方的户账通常只登记具有服役义务的成年男丁，二十岁以下的未成丁、六十岁以上的老人、女性，均不计算在内。按宋史学者程民生教授的研究，宋代的平均家庭人口为7人。如此说来，北宋末的人口规模已达到1.4亿，差不多比唐朝人口峰值翻了一番。南宋时，尽管丢了半壁江山，但人口峰值也超过了唐朝。
与人口繁衍同步，两宋时期的社会生产力也获得空前的发展。得益于农业技术的改进、海外高产稻种的引进与推广，宋代南方的稻田平均亩产约有二三石（米），低产时也有一石，最高时亩产量可达六七石（谷），这个产量差不多是战国时期的5倍、唐代的3倍。再加上垦田以及复耕技术在江南的推行，粮食总体产量大增，养活1.4亿人口是大致没有问题的。所以有学者认为宋代出现了一场“绿色革命”：“宋代大范围地实行复种制和提高亩产量，并取得突出成就，称之为古代的一次绿色革命，应不为过。”
宋代城市工商业也非常繁华，正如一名元朝人在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上留下的题跋所言：“观者见其邑屋之繁，舟车之盛，商贾财货之充羡盈溢，无不嗟赏歆慕，恨不得亲生其时，亲目其事。”如此繁华的城市工商业才可以吸纳更多的农业富余劳动力。事实上，据赵岗等学者的研究，北宋的城市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20.1%，南宋时更是达到22.4%。这是什么概念？对比一下：清代中叶（嘉庆年间）的城市化率约为7%，民国时才升至10%左右，到1957年，城市化率也不过是15.4%。
然而，南宋之后，中国人口又出现了锐减，尽管元朝的疆域远大于宋朝，但至元二十一年（1284），全国人口才有6800万人左右（参见吴松弟《中国人口史》第三卷），不及北宋末的一半，跌入第三个谷底；直到晚明，人口数目才慢慢恢复到北宋末的峰值。这一趋势正好跟漆侠关于经济发展的判断大致相契合：“元代生产力急遽下降，直到明中叶才恢复到宋代的发展水平，这样又形成了第二个马鞍形。”
在晚明人口与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清代出现了第二次“人口大爆炸”，乾隆二十七年（1762），中国人口首次破2亿，乾隆五十五年（1790），中国人口首次破3亿，道光十四年（1834），中国人口首次突破4亿。这是中国历史人口发展的第三个高峰。之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四万万同胞”便成了中国人的常用语。
而明清时期，也是中国传统农业发展的又一个关键时刻——主要体现为大量美洲作物的引进，包括番麦（玉米）、番仔薯（土豆）、番薯、番豆（花生）、番茄、番椒（辣椒）等等，我们现在常说的带有“番”字的农作物，基本上就是这一时期引入中国的。而带有“胡”的农作物，则通常是汉朝及之后从西域传入的。“番”字系农作物生长迅速，产量巨大，明清时期的人口大增长主要应归功于这些域外作物的引进。
从长时段的历史来看，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表现为密切的正相关。可以说，两者互为因果：经济发展固然为人口增长提供了物质基础，反过来，人口增长也给经济发展提供了驱动力。
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的远郊部分，画的是一大片一大片的田园，田园里种的不是庄稼，而是蔬菜；近郊部分，又画了一大群家猪，很可能附近有一个养殖场。
原来，北宋末汴京的人口多达百万之众，用《东京梦华录》的话来说，“以其人烟浩穰，添十数万众不加多，减之不觉少”。这么多人的日常消费需求，显然形成了一个非常庞大的市场：每一日从汴梁城郊赶进城内屠宰的生猪，即有万头之多；市民消费的蔬菜，可以让拥有京郊二十亩地的菜农养活一家三十口人。如此庞大的消费市场，自然又促成了生猪养殖业、蔬菜种植业、商品粮运输与仓储业以及其他工商业的繁荣，进而又带动了汴河—运河经济带的兴旺。如果汴京没有如此巨大的人口规模，我们肯定领略不到《清明上河图》展现的繁华景象。
历史告诉我们：不要以为人口是拖累，其实人丁是家国之根本。让我引述明代学者丘浚的一句话，作为本文的结束语吧：“天下盛衰在庶民，庶民多则国势盛，庶民寡则国势衰，盖国之有民，犹仓廪之有粟、府藏之有财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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