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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来生期，多有异说。虽则皆有理致，究不如周昭王二十四年者为恰当。以汉廷效梦时，通人傅毅，博士王遵，以此见对。而又据周书异记作证。今虽周书异记不可得见，而汉廷问答，决非杜撰。况历代禅教著述，多皆以此为准。断不可捨众人之所依，而自立新义，以添后世无学之人之疑。（文钞三编·复丁福保居士书五）

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
在下位不获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获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获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顺乎亲，不信乎朋友矣。顺乎亲有道：反诸身不诚，不顺乎亲矣。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乎身矣。

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小人以小善为无益而弗为也，以小恶为无伤而弗去也，故恶积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

垂沙之役是一场规模比较大的战役,从《秦本纪》的记载看,诸国军队攻入了楚国重兵守卫的方城。在防御北方诸国的屏障被打破以后,楚国的守卫便十分困难,此后的战斗就主要在方城以内进行。楚国在南，而四国联军从北而南。
 
《荀子》等文献记载楚军败于垂沙。

《荀子·议兵》篇杨注谓垂沙“未详所在”,但又推测《汉书·地理志》沛郡的“垂乡”即垂沙。按,垂乡地在今苏北地区,那不是楚国地盘,显然不会是垂沙之役所在地方。

《吕氏春秋·处方》篇的记载不仅对于了解垂沙之役的战况很有价值,而且可以从中看出垂沙地望的一些问题,是篇载:“齐令章子将而与韩魏攻荆,荆令唐蔑将而拒之。军相当,六月而不战,齐令周最趣章子急战,其辞甚刻。章子对周最曰:`杀之免之,残其家,王能得此龄臣。不可以战而战,可以战而不战,王不能得此龄臣。’与荆人夹沘水而军,章子令人视水可绝者荆人射之,水不可得近。有当水旁者,告齐候者,曰:`水浅深易知。荆人所盛守,尽其浅者也,所简守,皆其深者也’。候者载当者与章子,章子甚喜,因练卒以夜奄荆人之所盛守,果杀唐蔑。”
 
从这段文意看,垂沙当在沘水附近,应当是没有什么疑问的。那么,沘水又在何处呢?《汉书·地理志》庐江郡潜注“沘,溉所出,北至寿春人芍破”,旧本《水经注》有沘水,清代学问家何悼改作毗水,是合乎《汉书·地理志》关于沘水记载的。
 
《吕氏春秋校释》则表明:“《地理志》并未说及与此齐、楚之战有关,仅`毗’`沘’字形相近而已,安可即据《汉志》以改此?退而言之,此沘水即《汉志》之毗水,《汉书》非`泚’之误而必谓此乃《水经》`毗’为`沘’之误耶?”

这个疑问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有两点值得推敲其一,“沘水”,仅见于(山海经》的《西山经》和《北山经》,其地皆在北方地区,与垂沙之役不合,而南方地区并无“沘水”;其二,由于地望关系,所以定垂沙之役在泚水是讲不通的,但若定“泚”为“沘”之误,则合乎当时的战况。
 
因此,《吕氏春秋·处方》篇所载“泚水”即“沘水”之误,是正确的。
 
南方地区有两条“沘水”:一条是《汉书·地理志》所载位于庐江郡者;另一条是位于今南阳地区的唐河。沈祖绵谓“以地势考之,齐去南阳远而庐江近,其为庐江无疑。此说以距齐国远近为据,是不可取的。

《史记·秦本纪》关于该役进行中诸国“共攻楚方城”的记载。庐江距方城远甚,其地当与垂沙之役没有关系。垂沙之役的沘水当在今河南省南阳地区。
 
《后汉书·光武帝纪》载“汉军复与甄阜、梁丘赐战于沘水西,大破之,斩阜、赐,伯升又破王莽纳言将军严尤、秩宗将军陈茂于育阳,进围宛城”,宛城、育阳均在今河南南阳,沘水亦当距南阳不远。
 
章怀注谓“沘水在今唐州比阳县南。庐江潜县亦有沘水,与此别也”,已经注意到了南阳与庐江两个沘水的区别。从楚国方城的位置看,可以肯定垂沙之役的沘水当在南阳地区的沘水北岸,地在今河南唐河县西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