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参（前505—前436年）：春秋战国间鲁国南武城（今山东费县西南）人，名参，字子舆。孔子弟子，以孝名世，能融会贯通孔子之道，提出“吾日三省吾身”的修养方法。认为“忠恕”是孔子“一以贯之”的思想。卒于鲁。将孔子学说传于子思，经弟子再传于孟子。因其学颇得孔子学说精髓，后世儒家誉其为“宗圣”。相传《孝经》为其所作。
【哲学禅语】如何理解仁与孝的关系这一问题，在汉、宋儒学史上都被明确提出过。相关的经文首先是《论语·学而》第二章所载孔子弟子有若的话:“有子曰:‘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后汉书·延笃传》记载“时人或疑仁孝前后之证”，而延笃“乃论之曰”:
观夫仁孝之辩，纷然异端，互引典文，代取事据，可谓笃论矣。夫人二致同源，总率百行，非复铢两轻重，必定前后之数也。而如欲分其大较，体而名之，则孝在事亲，仁施品物。施物则功济于时，事亲则德归于己。于己则事寡，济时则功多。推此以言，仁则远矣。然物有出微而著，事有由隐而章。近取诸身，则耳有听受之用，目有察见之明，足有致远之劳，手有饰卫之功，功虽显外，本之者心也。远取诸物，则草木之生，始于萌牙，终于弥蔓，枝叶扶疏，荣华纷缛，末虽繁蔚，致之者根也。夫仁人之有孝，犹四体之有心腹，枝叶之有本根也。圣人知之，故曰:“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人之行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然体大难备，物性好偏，故所施不同，事少两兼者也。如必对其优劣，则仁以枝叶扶疏为大，孝以心体本根为先，可无讼也。或谓先孝后仁，非仲尼序回、参之意。盖以为仁孝同质而生，纯体之者，则互以为称，虞舜、颜回是也。若偏而体之，则各有其目，公刘、曾参是也。夫曾、闵以孝悌为至德，管仲以九合为仁功，未有论德不先回、参，考功不大夷吾。以此而言，各从其称者也。1
从这段话我们可以发现，汉代的仁孝之辨主要集中在仁与孝哪个更为优先的问题上。这里的优先性问题主要是指仁与孝孰轻孰重、孰优孰劣的德目排序问题，也可能涉及仁与孝孰先孰后的施为次序问题。基于延笃的论述，我们大概可以勾勒出汉代仁孝之辨中可能存在的两种对立看法:一种认为仁优先于孝，主要是就其功而言，如《论语》中所说“博施济众”，以爱而言则呈现了爱的普遍性;另一种认为孝优先于仁，主要是就其心而言，如《孝经》中所说孝为“德之本”，以爱而言则凸显了爱的差等性。延笃试图提出一个调和的观点，即仁与孝“二致同源，总率百行”，两者并没有轻重、优劣之别。
在具体论述其观点时，延笃首先从命名的角度说明仁与孝的分别，即“孝在事亲，仁施品物”。这大概能代表汉人较普遍的观点，即以爱论仁与孝的共性，而从施为之所及说仁与孝的分别，这与后来宋儒明确以性论仁形成鲜明对照。不过，既然后面延笃说仁与孝“同质而生”，再结合前面所说的“二致同源”，大概可以断言，延笃仍然承认仁与孝有共同的来源，两者只是因所施之不同而有分别。其次，延笃以四体与心之关系、枝叶与根之关系说仁与孝之关系，且正是在此处引用了《孝经》“三才章”的话和上引有子所说的话。这就是说，延笃认可孝为仁之本的观点，并引经、譬喻以说明之。再次，延笃指出，孝为仁之本的观点只是表明仁与孝各有所重，即“仁以枝叶扶疏为大，孝以心体本根为先”，并不能由此推导出仁与孝有必定的轻重、优劣之别，如有些人错误认为的“先孝后仁”，正与孔子“序回、参之意”不合。2最后，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一点，延笃基于体性之分别区分了两种情况:一种是性纯而体之者，如虞舜与颜回，前者以孝见称，后者以仁见称，在孔子那里两者只是“互以为称”，并未因施为路径之别而有轻重、优劣之别;另一种是性偏而体之者，如公刘与曾参，前者以仁见称，后者以孝见称，在孔子那里亦并未因施为之“各有其目”而有轻重、优劣之别，只是“各从其称”而已，如孔子论德必“先回、参”而考功必“大夷吾”一样。
对于上引《论语·学而》第二章，朱子在《论语集注》中以“爱之理、心之德”释仁，并继承程子的理解将“为仁”释为“行仁”，即以“孝悌为行仁之本”理解有子所说的“孝悌为仁之本”:
程子曰:“孝悌，顺德也，故不好犯上，岂复有逆理乱常之事?德有本，本立则其道充大。孝悌行于家，而后仁爱及于物，所谓亲亲而仁民也。故为仁以孝悌为本。论性，则以仁为孝悌之本。”或问:“孝悌为仁之本，此是由孝悌可以至仁否?”曰:“非也。谓行仁自孝悌始，孝悌是仁之一事。谓之行仁之本则可，谓是仁之本则不可。盖仁是性也，孝悌是用也，性中只有个仁义礼智四者而已，何尝有孝悌来?然仁主于爱，爱莫大于爱亲，故曰:‘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既然有子在说“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之前说“本立而道生”，那么，由此文脉而提出的合理的诠释要求就是:应当从本与道的关系去理解孝与仁的关系。如皇侃的疏解就直接将这两种关系对应起来:“此更以孝悌解本，以仁释道也。”程子的新解也不可能不满足这个合理的诠释要求，其新意则在对仁的论说。程子阐发子思、孟子等人的思想为以性论仁，此即“仁是性”。以性论仁仍可以说“仁之道”或“仁道”，由此而有“率性之谓道”之说。在“仁是性”与“率性之谓道”的意义关联中呈现出来的性与道之关系，也可以说是本与道的关系，在其中，作为天命之性的仁就是道之本，或者说仁之性是仁之道之本。于是就出现了两个“道之本”:一个是以仁为“道之本”，隐含的是以道为仁之行;另一个是以孝悌为“道之本”，隐含的是以道为仁之功。要基于前一个“道之本”而恰当地安置后一个“道之本”，就只有将后一个“道之本”中的“本”完全限定在行为领域，即将孝悌理解为作为天命之性的仁的发用，而这一点又与经典中常常以行论孝的实际情况相合。此即程子提出孝悌为“行仁之本”的大体脉络。
可见，从“仁是性”与“率性之谓道”的意义关联中呈现出来的是性与道的关系，也就是体用关系，因此我们看到，朱子明确以体用论仁与孝悌，即认为“仁是体，孝悌是用”:“论性，则仁是孝悌之本。惟其有这仁，所以能孝悌。仁是根，孝悌是发出来底;仁是体，孝悌是用;仁是性，孝悌是仁里面事。”6创于程子而为朱子所继承的“仁体孝用论”，实际上成了理学的一个定见。从经典诠释的历史脉络来看，只要承认孟子以性论仁思想在儒门教理中的重要性，就应当承认程子的辨析和新解是符合经义的。相比于汉儒如延笃的看法，程朱的“仁体孝用论”显然更为精当。简言之，“仁体孝用论”以体用方式将仁与孝统一起来，即将爱的普遍性与爱的差等性这看似不可兼得的二义统一起来，从而也就将在汉儒那里发生过的仁孝之辨彻底消解了。
既然爱的普遍性与爱的差等性并非仅仅出于主观情感，而是由存在之本然秩序(天理)而来的客观要求，那么，要深入理解“仁体孝用论”就不能不引出其背后的支撑性观念，即“理一分殊”。以张载《西铭》中的思想来说，“理一分殊”表现于人伦，即天(地)人之伦与父(母)子之伦的关系。具体来说，天地是所有人的大父母，这是理一;而每个人各自有各自的父母，这是分殊。这里隐含的意思是，统一的理呈现为特殊的分，特殊的分收拢于统一的理，理一与分殊在关联中相互成立。“理一分殊”表现于成就人伦的情感，就是爱能博施与爱有差等的关系。质言之，爱能博施正是基于理的普遍性与统一性，爱有差等正是基于分的特殊性与差异性;在“理一分殊”的观念下，博施与差等二义不仅相即无碍，而且相得圆融。反过来说，没有“理一分殊”说，“仁体孝用论”难以成立。“仁体孝用论”是以仁为性、以性为体，但仁体在发用时为何首先指向父母，这一点仅仅以体用观念是无法说明的，而只有基于“理一分殊”说才能说明。
在本文中，我选取了一个特别的视角来探讨仁与孝的关系。在《仁说》中，朱子以“爱之理、心之德”释仁，其前提是仁为天地之心，且又在论“仁之为道”时特别提到“‘事亲孝，事兄弟，及物恕’，则亦所以行此心也”，这自然与《论语集注》中“孝悌为行仁之本”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仁说》中又以仁为“众善之源、百行之本”，这乍一看似与孝为百行之本的传统看法不一致，反倒与前引延笃论仁与孝“二致同源，总率百行”的说法可相互发明。但其实只要澄清此处的“本”正与上引程子的话中的“论性之本”相同，可能的误解就会被消除。将《仁说》中“仁为天地之心”的思想与《论语集注》中“孝为行仁之本”的思想关联起来而能够提出的问题是:既然仁为天地之心，而孝为行仁之本，那么，孝与天地之心有何关系?
这个问题完全是在朱子的思想脉络中提出来的，所以我们有 理由在朱子的思想脉络中展开分析与推论，以求得出恰当的结论。既然“天地之大德曰生”，而“天地之心为仁”，那么，生生就是天地之仁心的具体表现。既然天地与万物之间的生与被生的关系类同于父母与子女的关系，那么，天地之心所包含的那种爱也类同于父母对子女的那种爱，也即我们一般所理解的慈爱。9换言之，“天地之大德”从事上说是生生，从心上说是慈爱，这正是“仁为天地之心”的确切含义。既然以爱而言天地之心乃是慈爱，而孝与慈是彼此关联但方向相反的两种爱，那么，我们就应当从孝与慈的关联中去理解孝与天地之心的关系。
从我们的实际生活经验来说，基于父母与子女之间的感应去理解孝与慈的关联最为恰当。为人子女者感受到来自父母的慈爱于是油然而生孝敬之心，因此子女的孝乃是对父母之慈的回应。既然天地是所有人的大父母，那么，当一个人感受到出自天地的慈爱时，会有何种自然的回应呢?这是我们能够顺着这个思路所提出的一个正当问题。从儒教以往的历史来看，这个问题似乎难以被提出 ，因为天地作为人的大父母并不像人的亲生父母那样具有一个直观的身体性维度，从而难以出现在日常经验中。在“仁为天地之心”且“仁为人所禀赋于天地之性”的双重观念下，仁直接关乎人与天地之间的关系，孝则关乎人与父母之间的关系。基于天地之仁与父母之慈的对应关系，既然仁的经验是一种指向天(地)人之伦的经验，那么，这种经验与指向父(母)子之伦的慈、孝经验就可能存在一种理解上的平行。这一点也是不难想到的。既然儒教传统中并没有关于天人直接相感的灵性经验描述，再结合前述理一分殊的观念，那么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理解。
天地以生物之仁感人，人在此感念中思及己身，明父母生我之慈即天地生我之仁，故对天地生物之心有所回应而对父母生爱敬之孝心。人被天地生我之仁爱所感通才有孝，故孝以爱为主;对于天地生我之大恩大德，人怀着感恩之心领受之，故孝以敬为要。10这样，我们对本文一开始提出的问题就有了一个明确的回答:孝就是人对天地之心的切身感应。理解这一回答的要点首先在于:天地之心乃是孝的终极根源。天地之心流向人心，即人心体会到天地生生之仁;“感而遂通”，天地之心再从人心流回父母，此即孝。人心之所以具有感应天地之心的能力，根本上来说是因为人之性禀于天地。11人心对天地之心的感应之所以是孝，关键在于这种感应是切身的。概言之，孝并非一般人所认为的自然情感或仅仅基于血缘的情感，而是人直接“对越天地”产生的一种超越的觉情。天地以仁感人，而人以孝应之，这个在朱子思想脉络中对孝与天地之心之关系的回答，我们称之为“仁感孝应论”。
从经典儒学和历史儒学的眼光看，感应思想有明确的经典依据，且无论在汉代还是宋代都颇受重视。《周易·咸》卦之“彖辞”曰:“咸，感也。柔上而刚下，二气感应以相与，止而说。……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观其所感，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礼记·乐记》云:“正声感人而顺气应之，奸声感人而逆气应之。”这都是从气上言感应。汉儒如董仲舒最重视天人感应，这为我们所熟知; 即使作为反动者的王充，也承认天能感人。12北宋五子皆言感应，而以程颢说得最为彻底: “天地之间，只有一个感与应而已。更有甚事!”13相比于前人多从气上说感应，朱子则从心上、理上说感应，如他说: “感固是心，然所以感者，亦是此心中有此理，方能感。”
观夫仁孝之辩，纷然异端，互引典文，代取事据，可谓笃论矣。夫人二致同源，总率百行，非复铢两轻重，必定前后之数也。而如欲分其大较，体而名之，则孝在事亲，仁施品物。施物则功济于时，事亲则德归于己。于己则事寡，济时则功多。推此以言，仁则远矣。然物有出微而著，事有由隐而章。近取诸身，则耳有听受之用，目有察见之明，足有致远之劳，手有饰卫之功，功虽显外，本之者心也。远取诸物，则草木之生，始于萌牙，终于弥蔓，枝叶扶疏，荣华纷缛，末虽繁蔚，致之者根也。夫仁人之有孝，犹四体之有心腹，枝叶之有本根也。圣人知之，故曰:“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人之行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然体大难备，物性好偏，故所施不同，事少两兼者也。如必对其优劣，则仁以枝叶扶疏为大，孝以心体本根为先，可无讼也。或谓先孝后仁，非仲尼序回、参之意。盖以为仁孝同质而生，纯体之者，则互以为称，虞舜、颜回是也。若偏而体之，则各有其目，公刘、曾参是也。夫曾、闵以孝悌为至德，管仲以九合为仁功，未有论德不先回、参，考功不大夷吾。以此而言，各从其称者也。1
从这段话我们可以发现，汉代的仁孝之辨主要集中在仁与孝哪个更为优先的问题上。这里的优先性问题主要是指仁与孝孰轻孰重、孰优孰劣的德目排序问题，也可能涉及仁与孝孰先孰后的施为次序问题。基于延笃的论述，我们大概可以勾勒出汉代仁孝之辨中可能存在的两种对立看法:一种认为仁优先于孝，主要是就其功而言，如《论语》中所说“博施济众”，以爱而言则呈现了爱的普遍性;另一种认为孝优先于仁，主要是就其心而言，如《孝经》中所说孝为“德之本”，以爱而言则凸显了爱的差等性。延笃试图提出一个调和的观点，即仁与孝“二致同源，总率百行”，两者并没有轻重、优劣之别。
在具体论述其观点时，延笃首先从命名的角度说明仁与孝的分别，即“孝在事亲，仁施品物”。这大概能代表汉人较普遍的观点，即以爱论仁与孝的共性，而从施为之所及说仁与孝的分别，这与后来宋儒明确以性论仁形成鲜明对照。不过，既然后面延笃说仁与孝“同质而生”，再结合前面所说的“二致同源”，大概可以断言，延笃仍然承认仁与孝有共同的来源，两者只是因所施之不同而有分别。其次，延笃以四体与心之关系、枝叶与根之关系说仁与孝之关系，且正是在此处引用了《孝经》“三才章”的话和上引有子所说的话。这就是说，延笃认可孝为仁之本的观点，并引经、譬喻以说明之。再次，延笃指出，孝为仁之本的观点只是表明仁与孝各有所重，即“仁以枝叶扶疏为大，孝以心体本根为先”，并不能由此推导出仁与孝有必定的轻重、优劣之别，如有些人错误认为的“先孝后仁”，正与孔子“序回、参之意”不合。2最后，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一点，延笃基于体性之分别区分了两种情况:一种是性纯而体之者，如虞舜与颜回，前者以孝见称，后者以仁见称，在孔子那里两者只是“互以为称”，并未因施为路径之别而有轻重、优劣之别;另一种是性偏而体之者，如公刘与曾参，前者以仁见称，后者以孝见称，在孔子那里亦并未因施为之“各有其目”而有轻重、优劣之别，只是“各从其称”而已，如孔子论德必“先回、参”而考功必“大夷吾”一样。
对于上引《论语·学而》第二章，朱子在《论语集注》中以“爱之理、心之德”释仁，并继承程子的理解将“为仁”释为“行仁”，即以“孝悌为行仁之本”理解有子所说的“孝悌为仁之本”:
程子曰:“孝悌，顺德也，故不好犯上，岂复有逆理乱常之事?德有本，本立则其道充大。孝悌行于家，而后仁爱及于物，所谓亲亲而仁民也。故为仁以孝悌为本。论性，则以仁为孝悌之本。”或问:“孝悌为仁之本，此是由孝悌可以至仁否?”曰:“非也。谓行仁自孝悌始，孝悌是仁之一事。谓之行仁之本则可，谓是仁之本则不可。盖仁是性也，孝悌是用也，性中只有个仁义礼智四者而已，何尝有孝悌来?然仁主于爱，爱莫大于爱亲，故曰:‘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既然有子在说“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之前说“本立而道生”，那么，由此文脉而提出的合理的诠释要求就是:应当从本与道的关系去理解孝与仁的关系。如皇侃的疏解就直接将这两种关系对应起来:“此更以孝悌解本，以仁释道也。”程子的新解也不可能不满足这个合理的诠释要求，其新意则在对仁的论说。程子阐发子思、孟子等人的思想为以性论仁，此即“仁是性”。以性论仁仍可以说“仁之道”或“仁道”，由此而有“率性之谓道”之说。在“仁是性”与“率性之谓道”的意义关联中呈现出来的性与道之关系，也可以说是本与道的关系，在其中，作为天命之性的仁就是道之本，或者说仁之性是仁之道之本。于是就出现了两个“道之本”:一个是以仁为“道之本”，隐含的是以道为仁之行;另一个是以孝悌为“道之本”，隐含的是以道为仁之功。要基于前一个“道之本”而恰当地安置后一个“道之本”，就只有将后一个“道之本”中的“本”完全限定在行为领域，即将孝悌理解为作为天命之性的仁的发用，而这一点又与经典中常常以行论孝的实际情况相合。此即程子提出孝悌为“行仁之本”的大体脉络。
可见，从“仁是性”与“率性之谓道”的意义关联中呈现出来的是性与道的关系，也就是体用关系，因此我们看到，朱子明确以体用论仁与孝悌，即认为“仁是体，孝悌是用”:“论性，则仁是孝悌之本。惟其有这仁，所以能孝悌。仁是根，孝悌是发出来底;仁是体，孝悌是用;仁是性，孝悌是仁里面事。”6创于程子而为朱子所继承的“仁体孝用论”，实际上成了理学的一个定见。从经典诠释的历史脉络来看，只要承认孟子以性论仁思想在儒门教理中的重要性，就应当承认程子的辨析和新解是符合经义的。相比于汉儒如延笃的看法，程朱的“仁体孝用论”显然更为精当。简言之，“仁体孝用论”以体用方式将仁与孝统一起来，即将爱的普遍性与爱的差等性这看似不可兼得的二义统一起来，从而也就将在汉儒那里发生过的仁孝之辨彻底消解了。
既然爱的普遍性与爱的差等性并非仅仅出于主观情感，而是由存在之本然秩序(天理)而来的客观要求，那么，要深入理解“仁体孝用论”就不能不引出其背后的支撑性观念，即“理一分殊”。以张载《西铭》中的思想来说，“理一分殊”表现于人伦，即天(地)人之伦与父(母)子之伦的关系。具体来说，天地是所有人的大父母，这是理一;而每个人各自有各自的父母，这是分殊。这里隐含的意思是，统一的理呈现为特殊的分，特殊的分收拢于统一的理，理一与分殊在关联中相互成立。“理一分殊”表现于成就人伦的情感，就是爱能博施与爱有差等的关系。质言之，爱能博施正是基于理的普遍性与统一性，爱有差等正是基于分的特殊性与差异性;在“理一分殊”的观念下，博施与差等二义不仅相即无碍，而且相得圆融。反过来说，没有“理一分殊”说，“仁体孝用论”难以成立。“仁体孝用论”是以仁为性、以性为体，但仁体在发用时为何首先指向父母，这一点仅仅以体用观念是无法说明的，而只有基于“理一分殊”说才能说明。
在本文中，我选取了一个特别的视角来探讨仁与孝的关系。在《仁说》中，朱子以“爱之理、心之德”释仁，其前提是仁为天地之心，且又在论“仁之为道”时特别提到“‘事亲孝，事兄弟，及物恕’，则亦所以行此心也”，这自然与《论语集注》中“孝悌为行仁之本”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仁说》中又以仁为“众善之源、百行之本”，这乍一看似与孝为百行之本的传统看法不一致，反倒与前引延笃论仁与孝“二致同源，总率百行”的说法可相互发明。但其实只要澄清此处的“本”正与上引程子的话中的“论性之本”相同，可能的误解就会被消除。将《仁说》中“仁为天地之心”的思想与《论语集注》中“孝为行仁之本”的思想关联起来而能够提出的问题是:既然仁为天地之心，而孝为行仁之本，那么，孝与天地之心有何关系?
这个问题完全是在朱子的思想脉络中提出来的，所以我们有 理由在朱子的思想脉络中展开分析与推论，以求得出恰当的结论。既然“天地之大德曰生”，而“天地之心为仁”，那么，生生就是天地之仁心的具体表现。既然天地与万物之间的生与被生的关系类同于父母与子女的关系，那么，天地之心所包含的那种爱也类同于父母对子女的那种爱，也即我们一般所理解的慈爱。9换言之，“天地之大德”从事上说是生生，从心上说是慈爱，这正是“仁为天地之心”的确切含义。既然以爱而言天地之心乃是慈爱，而孝与慈是彼此关联但方向相反的两种爱，那么，我们就应当从孝与慈的关联中去理解孝与天地之心的关系。
从我们的实际生活经验来说，基于父母与子女之间的感应去理解孝与慈的关联最为恰当。为人子女者感受到来自父母的慈爱于是油然而生孝敬之心，因此子女的孝乃是对父母之慈的回应。既然天地是所有人的大父母，那么，当一个人感受到出自天地的慈爱时，会有何种自然的回应呢?这是我们能够顺着这个思路所提出的一个正当问题。从儒教以往的历史来看，这个问题似乎难以被提出 ，因为天地作为人的大父母并不像人的亲生父母那样具有一个直观的身体性维度，从而难以出现在日常经验中。在“仁为天地之心”且“仁为人所禀赋于天地之性”的双重观念下，仁直接关乎人与天地之间的关系，孝则关乎人与父母之间的关系。基于天地之仁与父母之慈的对应关系，既然仁的经验是一种指向天(地)人之伦的经验，那么，这种经验与指向父(母)子之伦的慈、孝经验就可能存在一种理解上的平行。这一点也是不难想到的。既然儒教传统中并没有关于天人直接相感的灵性经验描述，再结合前述理一分殊的观念，那么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理解。
天地以生物之仁感人，人在此感念中思及己身，明父母生我之慈即天地生我之仁，故对天地生物之心有所回应而对父母生爱敬之孝心。人被天地生我之仁爱所感通才有孝，故孝以爱为主;对于天地生我之大恩大德，人怀着感恩之心领受之，故孝以敬为要。10这样，我们对本文一开始提出的问题就有了一个明确的回答:孝就是人对天地之心的切身感应。理解这一回答的要点首先在于:天地之心乃是孝的终极根源。天地之心流向人心，即人心体会到天地生生之仁;“感而遂通”，天地之心再从人心流回父母，此即孝。人心之所以具有感应天地之心的能力，根本上来说是因为人之性禀于天地。11人心对天地之心的感应之所以是孝，关键在于这种感应是切身的。概言之，孝并非一般人所认为的自然情感或仅仅基于血缘的情感，而是人直接“对越天地”产生的一种超越的觉情。天地以仁感人，而人以孝应之，这个在朱子思想脉络中对孝与天地之心之关系的回答，我们称之为“仁感孝应论”。
从经典儒学和历史儒学的眼光看，感应思想有明确的经典依据，且无论在汉代还是宋代都颇受重视。《周易·咸》卦之“彖辞”曰:“咸，感也。柔上而刚下，二气感应以相与，止而说。……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观其所感，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礼记·乐记》云:“正声感人而顺气应之，奸声感人而逆气应之。”这都是从气上言感应。汉儒如董仲舒最重视天人感应，这为我们所熟知; 即使作为反动者的王充，也承认天能感人。12北宋五子皆言感应，而以程颢说得最为彻底: “天地之间，只有一个感与应而已。更有甚事!”13相比于前人多从气上说感应，朱子则从心上、理上说感应，如他说: “感固是心，然所以感者，亦是此心中有此理，方能感。”
大肆放生有损福报？看看道教是如何倡导放生的吧！（附放生咒）
道教有个理念是仙道贵生，主张慈爱一切，不伤物命，道教在"慈心于物"方面，对动植物予以较多的关注。
道教把动植物看作是有灵性的，就像对待人那样对待动植物。
《太上虚皇天尊四十九章经》说："子欲学吾道，慎勿怀杀想。一切诸众生，贪生悉惧死。我命即他命，慎勿轻于彼。口腹乐甘肥，杀戮充饮食。能怀恻隐心，想念彼惊惧。故当不忍食，以证慈悲行。"
认为对待自然界的一切生命，都应当怀有对待人的生所具有的那种恻隐之心。
《道藏》所收《水镜录》中有《放生文》和《杀生七戒》两篇，用极其感人的语言，劝人放生戒杀。
《放生文》说道："盖闻世间至重者，生命；天下最惨者，杀伤。是故逢擒则奔，蛆虱犹知避死；将雨而勇徙，缕蚁尚且贪生。何乃网于山、署于渊，多方掩取；曲而钓、直而矢，百计搜罗；使其胆落魄飞，母离子散；或囚笼槛，则如处图圈；或被刀砧，则同临剐戮。怜儿之鹿，舌氏疮痕而寸断柔肠；畏死之猿，望弓影而双垂悲泪。恃我强而凌彼弱，理恐非宜；食他肉而补己身，心将安忍？" （《道藏》 第 36 册， P315）
《杀生七戒》讲述了生日、生子、营生、宴客、祭先、祈攘和婚礼不宜杀生的道理，比如：
"宴客不宜杀生。良辰美景，贤主佳宾，蔬食菜羹，不妨清致。何须广杀生命，穷极肥甘，笙歌膺铁于杯盘，宰割冤号于砧几。磋乎！有人心者，能不悲乎？若知盘中之物，从砧几冤号中来，则以彼极苦，为我极欢，虽食，且不下咽矣。可不悲乎？"
"婚礼不宜杀生。世间婚礼，自问名纳采以至成婚，杀生不知其几。夫妇者生人之始也，生之始而行杀，理既逆矣。又婚礼，吉礼也。吉日而用凶事，不亦惨乎？凡人结婚，必祝愿夫妇偕老。尔愿偕老，禽兽愿先亡乎？嫁女之家，三日不息烛，思相离也。尔以相离为苦，禽兽以离为乐乎？"
《放生文》和《杀生七戒》把动物与人等同起来，并且把对人的情感投射到动物身上，真切地表现出对于动物的同情。
应当说，道教提出要保护动物以及一切生命体，是带着深厚感情的，带有一种对于生命的普遍的慈悲和怜悯之心，并且要求以"慈心于物"的生命道德情怀去善待他们，关爱他们。
放生的真谛
放生的真碲，便是劝告世人勿杀生。
有云：“诸罪孽中，杀孽最重；诸功德中，放生第一。”戒杀最好的方法是吃素，断绝一切肉食；但若是一时间未能做到完全吃素，平时就要多些放生，以积功德。
在放生的过程中，最大受益者还是放生的善信本身。因为在放生的行为中，善信不仅倘还了宿世的杀债，更为自己无形中创造了无数的福德因缘，福有悠归！
道教并不倡导大肆放生
首先，道教讲究“随缘放生”。遇见动物临当被杀时，劝解救下，这种放生又等于救生。
其次，道教讲究“择物放生”。有些动物本身业障深重，沉沦恶道是自己感召的，强救不得。
比如专业养殖的动物本身就是供人食用或玩赏的，就算放生了它们也无法存活。与其放几笼草鱼，不如放几条中华鲟更有意义。
再次，道教讲究“随时放生”。有很多善信赶在初一、十五等一些固定的日子，大肆买放生灵，被一些别有用心的商贩钻了空子，不但专门捕来动物希望在这些天里卖个好价钱，更加大了动物的死亡率，这种行为本来就是杀生的一部分。所以，道教不提倡大肆放生。
放生的本意，是将被捕捉的动物放回到其本来生存的大自然中，放生之后，要确保动物能够生存，否则放生就成了“放死”。
放生要注意生态平衡，不能把一些生物放入不适宜的环境中破坏其他生灵性命。
相较放生来说，道教提倡的善举是植树。植树是顺应现代社会发展的善举，有益而无害，所以，举凡求福、消灾、解厄、延生、求官求财，都可以种植树木，福不唐捐。
放生如放己，戒存私心
放生的目的是为了救生，以慈善心，慈悲行救助弱小生命脱离死亡，重新获得生机，还其自由，让它们在相对良好和安全的环境中，完成其生命的正常过程。
所以放生应当遵守一些基本的准则和要求进行。
放生不能以个人的私心欲念为指导进行，而应当真正树立起众生心，放生如放己，救生须救彻。
不可以走过场，随大流，形式化。放生前应当施行一定的合理的方法，确保所要放生物命的健康，这包括以五谷饲养其命和以五德能量饲养、安抚、净化、植善根于其灵性之中。
同时要设身处地的考虑放生后它们生存的环境，寻找和确定良好的放生地点，确保救生的义举能够成功有效。
吕祖戒杀放生歌
在一些放生会上，放生过程中还会唱吕祖仙师戒杀放生歌。
其歌曰：“凡事惺惺须恕己，汝欲长生须放生，此是循环真道理。物若死时汝救他，汝若死时天救汝，延生生子别无方，戒杀放生而已矣。”
《道德经》修养者放生
《德道经》修养者放生，可以在准备放生前的饲养时间内，静心面对所放之物诵念《德道经》双一章三遍或九遍，将能量布施于它们的灵性，用道光德能喂饲、安抚、净化、植善于它们的灵性之中。
用心灵与它们交流，祝福与叮咛。实践格物致知，布德施教。在放生地点正式放生时，应当推心香，禀心愿，礼敬恭请三官大帝法旨呵护，恭请土地或者水神以及山神接收呵护其性命。
当所放的是水中生物之时，则请土地和水神接收呵护；放山林中的生物时，则请土地和山神收护。
然后，诚敬恭敬地诵三遍《德道经》双一章。
将第一遍所念诵的能量回向给众师众神，以礼敬感谢众师扶生救助。
第二遍回向给自己体内的冤亲债主，愿它们共鉴自己改恶从善的行为，化解冤仇憎恨，共归德道。
第三遍回向给所要放生的动物，以此道光德能相助相送，祝福它们安全获生。
然后，面对所放生的动物，参加放生的众善信共同念诵三遍放生咒。再由一人念读放生善信的名单，然后将名单焚化。然后将动物逐一放生。
玄门放生咒
落网脱网获重生，真性养德莫昧灵。
道生万物命藏德，各化因果尽天命。
三官法旨护生灵，土地水神收护尽。
吾今放生净杀业，道性慈悲证道心。
吾奉太上律令敕！
放生过程完成后，礼敬众师，虔诚致谢。至此放生仪轨结束。
道教有个理念是仙道贵生，主张慈爱一切，不伤物命，道教在"慈心于物"方面，对动植物予以较多的关注。
道教把动植物看作是有灵性的，就像对待人那样对待动植物。
《太上虚皇天尊四十九章经》说："子欲学吾道，慎勿怀杀想。一切诸众生，贪生悉惧死。我命即他命，慎勿轻于彼。口腹乐甘肥，杀戮充饮食。能怀恻隐心，想念彼惊惧。故当不忍食，以证慈悲行。"
认为对待自然界的一切生命，都应当怀有对待人的生所具有的那种恻隐之心。
《道藏》所收《水镜录》中有《放生文》和《杀生七戒》两篇，用极其感人的语言，劝人放生戒杀。
《放生文》说道："盖闻世间至重者，生命；天下最惨者，杀伤。是故逢擒则奔，蛆虱犹知避死；将雨而勇徙，缕蚁尚且贪生。何乃网于山、署于渊，多方掩取；曲而钓、直而矢，百计搜罗；使其胆落魄飞，母离子散；或囚笼槛，则如处图圈；或被刀砧，则同临剐戮。怜儿之鹿，舌氏疮痕而寸断柔肠；畏死之猿，望弓影而双垂悲泪。恃我强而凌彼弱，理恐非宜；食他肉而补己身，心将安忍？" （《道藏》 第 36 册， P315）
《杀生七戒》讲述了生日、生子、营生、宴客、祭先、祈攘和婚礼不宜杀生的道理，比如：
"宴客不宜杀生。良辰美景，贤主佳宾，蔬食菜羹，不妨清致。何须广杀生命，穷极肥甘，笙歌膺铁于杯盘，宰割冤号于砧几。磋乎！有人心者，能不悲乎？若知盘中之物，从砧几冤号中来，则以彼极苦，为我极欢，虽食，且不下咽矣。可不悲乎？"
"婚礼不宜杀生。世间婚礼，自问名纳采以至成婚，杀生不知其几。夫妇者生人之始也，生之始而行杀，理既逆矣。又婚礼，吉礼也。吉日而用凶事，不亦惨乎？凡人结婚，必祝愿夫妇偕老。尔愿偕老，禽兽愿先亡乎？嫁女之家，三日不息烛，思相离也。尔以相离为苦，禽兽以离为乐乎？"
《放生文》和《杀生七戒》把动物与人等同起来，并且把对人的情感投射到动物身上，真切地表现出对于动物的同情。
应当说，道教提出要保护动物以及一切生命体，是带着深厚感情的，带有一种对于生命的普遍的慈悲和怜悯之心，并且要求以"慈心于物"的生命道德情怀去善待他们，关爱他们。
放生的真谛
放生的真碲，便是劝告世人勿杀生。
有云：“诸罪孽中，杀孽最重；诸功德中，放生第一。”戒杀最好的方法是吃素，断绝一切肉食；但若是一时间未能做到完全吃素，平时就要多些放生，以积功德。
在放生的过程中，最大受益者还是放生的善信本身。因为在放生的行为中，善信不仅倘还了宿世的杀债，更为自己无形中创造了无数的福德因缘，福有悠归！
道教并不倡导大肆放生
首先，道教讲究“随缘放生”。遇见动物临当被杀时，劝解救下，这种放生又等于救生。
其次，道教讲究“择物放生”。有些动物本身业障深重，沉沦恶道是自己感召的，强救不得。
比如专业养殖的动物本身就是供人食用或玩赏的，就算放生了它们也无法存活。与其放几笼草鱼，不如放几条中华鲟更有意义。
再次，道教讲究“随时放生”。有很多善信赶在初一、十五等一些固定的日子，大肆买放生灵，被一些别有用心的商贩钻了空子，不但专门捕来动物希望在这些天里卖个好价钱，更加大了动物的死亡率，这种行为本来就是杀生的一部分。所以，道教不提倡大肆放生。
放生的本意，是将被捕捉的动物放回到其本来生存的大自然中，放生之后，要确保动物能够生存，否则放生就成了“放死”。
放生要注意生态平衡，不能把一些生物放入不适宜的环境中破坏其他生灵性命。
相较放生来说，道教提倡的善举是植树。植树是顺应现代社会发展的善举，有益而无害，所以，举凡求福、消灾、解厄、延生、求官求财，都可以种植树木，福不唐捐。
放生如放己，戒存私心
放生的目的是为了救生，以慈善心，慈悲行救助弱小生命脱离死亡，重新获得生机，还其自由，让它们在相对良好和安全的环境中，完成其生命的正常过程。
所以放生应当遵守一些基本的准则和要求进行。
放生不能以个人的私心欲念为指导进行，而应当真正树立起众生心，放生如放己，救生须救彻。
不可以走过场，随大流，形式化。放生前应当施行一定的合理的方法，确保所要放生物命的健康，这包括以五谷饲养其命和以五德能量饲养、安抚、净化、植善根于其灵性之中。
同时要设身处地的考虑放生后它们生存的环境，寻找和确定良好的放生地点，确保救生的义举能够成功有效。
吕祖戒杀放生歌
在一些放生会上，放生过程中还会唱吕祖仙师戒杀放生歌。
其歌曰：“凡事惺惺须恕己，汝欲长生须放生，此是循环真道理。物若死时汝救他，汝若死时天救汝，延生生子别无方，戒杀放生而已矣。”
《道德经》修养者放生
《德道经》修养者放生，可以在准备放生前的饲养时间内，静心面对所放之物诵念《德道经》双一章三遍或九遍，将能量布施于它们的灵性，用道光德能喂饲、安抚、净化、植善于它们的灵性之中。
用心灵与它们交流，祝福与叮咛。实践格物致知，布德施教。在放生地点正式放生时，应当推心香，禀心愿，礼敬恭请三官大帝法旨呵护，恭请土地或者水神以及山神接收呵护其性命。
当所放的是水中生物之时，则请土地和水神接收呵护；放山林中的生物时，则请土地和山神收护。
然后，诚敬恭敬地诵三遍《德道经》双一章。
将第一遍所念诵的能量回向给众师众神，以礼敬感谢众师扶生救助。
第二遍回向给自己体内的冤亲债主，愿它们共鉴自己改恶从善的行为，化解冤仇憎恨，共归德道。
第三遍回向给所要放生的动物，以此道光德能相助相送，祝福它们安全获生。
然后，面对所放生的动物，参加放生的众善信共同念诵三遍放生咒。再由一人念读放生善信的名单，然后将名单焚化。然后将动物逐一放生。
玄门放生咒
落网脱网获重生，真性养德莫昧灵。
道生万物命藏德，各化因果尽天命。
三官法旨护生灵，土地水神收护尽。
吾今放生净杀业，道性慈悲证道心。
吾奉太上律令敕！
放生过程完成后，礼敬众师，虔诚致谢。至此放生仪轨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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