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溪聂耳竹乐团：集竹乐器之大成 奏新时代团结乐章】中华民族素爱竹。竹，被赋予了自强不息、顶天立地的精神；清华其外、澹泊其中、清雅脱俗、不作媚世之态的风骨。北宋文学家苏轼就曾发出过“可使食无肉，不可居无竹” 的感叹。竹，贯穿于中华民族的生活世界和精神世界。而在玉溪，聂耳竹乐团把竹乐文化不断深化，奏响了民族团结进步的优美乐章。
2005年9月，聂耳竹乐团在玉溪成立，作为近年来玉溪着力打造“聂耳音乐之都”的玉溪聂耳音乐文化品牌之一，竹乐团致力于竹乐器制作技艺的保护、传承，以乐团的形式，形象化、系统化地进行竹乐器的研发和演出，通过融合互鉴提升各民族竹乐器艺术水平，弘扬保护各民族优秀文化，创新创作弘扬中华竹乐文化，展现中华民族的艺术魅力，构建各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
一幅原生态风情画卷
在竹乐团的排练厅，记者见到了慕名已久的“竹乐器王”——双音竹管琴，竹管琴由56根竹子做成，长达3.5米，已申请获得实用新型、外观设计两项国家专利。
“这竹管琴研发背后有一段故事。有一年，竹乐团在元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县采风，看到当地的少数民族群众用竹筒背水，闲暇时聚在一起，就通过敲击竹筒发出有节奏的音律，载歌载舞，乐团的研发老师以此为灵感，通过长短不一的竹筒组合，研制出了竹管琴，我们乐团的竹管琴能发出十二音律，跨越三个八度。”聂耳竹乐团领队孔黎飒说。
谈到竹乐器研发，就不得不提竹乐团研发团队的苏照祥，一个“捡起什么来都可以吹出乐曲”“捡根管子就能做乐器”的人。
“在整个制作过程中，始终把握一个基点，那就是要在挖掘、传承民间音乐艺术的基础上加以创新。”苏照祥说。多年来，苏照祥的乐器大都是他亲手制作的，并且都是很传统的来自民间的乐器。每次演出，苏照祥都会演奏一两种不同的乐器，用最简单的乐器来演绎最动听的音乐，带给观众新奇之感。他制作了数十种竹乐器，竹笛、闷筒、竹索管、哦哔、哔哩……基本上涵盖了高、中、低音区。演奏手法有吹、拍、敲、摇、弹、刮等，既有新意，也有本土特色。
一场潜心研制竹乐器之旅
丝竹声声清入耳，琴弦阵阵沁人心。千百年来，在云南众多的少数民族中，广泛流传着种类繁多、形制各异、构造独特且各具性能、各有鲜明特色的大量民间乐器，其中80%以上为竹制乐器。如果能从竹乐入手，另辟蹊径，也许可以赢得意外的成功。2004年，在玉溪市文化局支持下，竹乐团研发团队开始潜心研制竹乐器。
竹乐团成立之初，目的主要是保护、传承和发展云南少数民族特色传统文化艺术。竹乐团开始时的工作是对民族民间竹乐器制作技艺的调查、挖掘、整理。后来，在整理传承的基础上，重点开展创新研发工作，不断扩展竹乐器种类，并通过申报专利获得知识产权保护。现在，则是在积累、传承、发展的基础上，采取艺术表现的方式，通过各类形式的舞台演绎去展示和丰富竹乐艺术及其文化内涵。造型新颖的竹乐器，设计独特的华丽民族服饰，伴随着自然天成的原生态民族唱腔，自然唯美的演出营造出一种如临其境的感觉，呈现给观众和谐清新的审美享受。
孔黎飒告诉记者：“我们仅有15人，成员大都一专多能，能歌能舞还要能演奏，别看人手不多，早在2009年8月，聂耳竹乐团申报的“竹乐器制作技艺”就已成功入选云南省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截至目前，竹乐团已收集、研发出70多种竹乐器，获得15项国家专利。”
一曲集竹乐器之大成的交响乐
一片绿色世界里，身着绿衣绿裙的彝族青年们，吹响竹竖笛，敲打起竹鼓、竹筒和竹琴，讴歌山林，拥抱竹海。随着一曲韵味悠远的花腰彝《阿哩调》响起，轻步曼舞让人感受到大山的气息、大山的情思、大山的呼喊……
这是由玉溪聂耳竹乐团创作的大型创新跨界融合舞台作品《秘境云南》的第一章“竹子”中的舞台内容。《秘境云南》以独具特色的竹乐器演奏和民族歌舞表演为手段，展示了彝族、傣族、哈尼族、瑶族等各民族文化元素，把竹乐与云南深厚的文化积淀与现代文明有机结合，渲染出云南美丽、神奇、丰富的民族文化。自2016年10月15日在玉溪聂耳大剧院首演后，已经在贵阳、武汉、长沙等城市巡演50多场次，让全国各地的观众感受云南竹乐文化的独特魅力。
竹乐团通过以乐传情，以舞会友，向全世界讲述云南民族团结进步故事，成立10多年来，以其独特的民族音乐之美赢得了全国乃至世界各地观众的喝彩。2008年，竹乐团参加了北京奥运会闭幕式，在长达13分钟的运动员入场仪式中，竹乐团用竹乐演奏了电影《潜海姑娘》的插曲，令人耳目一新。后来，在奥林匹克公园进行了18场演出；2009年10月，竹乐团应上海世博会组委会邀请，圆满完成了世博展馆评选颁奖晚会及上海世博会闭幕式文艺演出任务；2011年，聂耳竹乐团赴匈牙利演出中匈友好文化活动“中国—匈牙利—欧洲文化之桥文艺晚会”；同年7月，聂耳竹乐团应邀赴瑞典参加了波罗的海音乐节的演出……
“细数竹乐团多年来的演出经历，当时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2011年，竹乐团到瑞典参加波罗的海音乐节，听到音乐节上的演奏音乐多是摇滚乐等流行音乐，乐团的人顿时心里打鼓，担心我们的民族音乐能不能得到当地友人的共鸣和喜爱。令我们惊喜的是，虽然演出当天下着小雨，台下却座无虚席，观众们惊叹从未见过这样的乐器，直到演出结束也久久不愿离去，争相合影留念。”孔黎飒回忆说。
谈及未来的发展时，孔黎飒表示，建设“聂耳音乐之都”是玉溪市打造聂耳文化品牌的延续和升华，借助建设聂耳音乐之都的契机，将竹乐团打造成为具有全民性和健康文化价值导向性的文艺团体，代表云南音乐文化较高水准，让聂耳竹乐团成为云南民族民间音乐的名牌和讲好云南民族团结进步故事的宣传队。（民族时报全媒体记者 陈慧君）
2005年9月，聂耳竹乐团在玉溪成立，作为近年来玉溪着力打造“聂耳音乐之都”的玉溪聂耳音乐文化品牌之一，竹乐团致力于竹乐器制作技艺的保护、传承，以乐团的形式，形象化、系统化地进行竹乐器的研发和演出，通过融合互鉴提升各民族竹乐器艺术水平，弘扬保护各民族优秀文化，创新创作弘扬中华竹乐文化，展现中华民族的艺术魅力，构建各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
一幅原生态风情画卷
在竹乐团的排练厅，记者见到了慕名已久的“竹乐器王”——双音竹管琴，竹管琴由56根竹子做成，长达3.5米，已申请获得实用新型、外观设计两项国家专利。
“这竹管琴研发背后有一段故事。有一年，竹乐团在元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县采风，看到当地的少数民族群众用竹筒背水，闲暇时聚在一起，就通过敲击竹筒发出有节奏的音律，载歌载舞，乐团的研发老师以此为灵感，通过长短不一的竹筒组合，研制出了竹管琴，我们乐团的竹管琴能发出十二音律，跨越三个八度。”聂耳竹乐团领队孔黎飒说。
谈到竹乐器研发，就不得不提竹乐团研发团队的苏照祥，一个“捡起什么来都可以吹出乐曲”“捡根管子就能做乐器”的人。
“在整个制作过程中，始终把握一个基点，那就是要在挖掘、传承民间音乐艺术的基础上加以创新。”苏照祥说。多年来，苏照祥的乐器大都是他亲手制作的，并且都是很传统的来自民间的乐器。每次演出，苏照祥都会演奏一两种不同的乐器，用最简单的乐器来演绎最动听的音乐，带给观众新奇之感。他制作了数十种竹乐器，竹笛、闷筒、竹索管、哦哔、哔哩……基本上涵盖了高、中、低音区。演奏手法有吹、拍、敲、摇、弹、刮等，既有新意，也有本土特色。
一场潜心研制竹乐器之旅
丝竹声声清入耳，琴弦阵阵沁人心。千百年来，在云南众多的少数民族中，广泛流传着种类繁多、形制各异、构造独特且各具性能、各有鲜明特色的大量民间乐器，其中80%以上为竹制乐器。如果能从竹乐入手，另辟蹊径，也许可以赢得意外的成功。2004年，在玉溪市文化局支持下，竹乐团研发团队开始潜心研制竹乐器。
竹乐团成立之初，目的主要是保护、传承和发展云南少数民族特色传统文化艺术。竹乐团开始时的工作是对民族民间竹乐器制作技艺的调查、挖掘、整理。后来，在整理传承的基础上，重点开展创新研发工作，不断扩展竹乐器种类，并通过申报专利获得知识产权保护。现在，则是在积累、传承、发展的基础上，采取艺术表现的方式，通过各类形式的舞台演绎去展示和丰富竹乐艺术及其文化内涵。造型新颖的竹乐器，设计独特的华丽民族服饰，伴随着自然天成的原生态民族唱腔，自然唯美的演出营造出一种如临其境的感觉，呈现给观众和谐清新的审美享受。
孔黎飒告诉记者：“我们仅有15人，成员大都一专多能，能歌能舞还要能演奏，别看人手不多，早在2009年8月，聂耳竹乐团申报的“竹乐器制作技艺”就已成功入选云南省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截至目前，竹乐团已收集、研发出70多种竹乐器，获得15项国家专利。”
一曲集竹乐器之大成的交响乐
一片绿色世界里，身着绿衣绿裙的彝族青年们，吹响竹竖笛，敲打起竹鼓、竹筒和竹琴，讴歌山林，拥抱竹海。随着一曲韵味悠远的花腰彝《阿哩调》响起，轻步曼舞让人感受到大山的气息、大山的情思、大山的呼喊……
这是由玉溪聂耳竹乐团创作的大型创新跨界融合舞台作品《秘境云南》的第一章“竹子”中的舞台内容。《秘境云南》以独具特色的竹乐器演奏和民族歌舞表演为手段，展示了彝族、傣族、哈尼族、瑶族等各民族文化元素，把竹乐与云南深厚的文化积淀与现代文明有机结合，渲染出云南美丽、神奇、丰富的民族文化。自2016年10月15日在玉溪聂耳大剧院首演后，已经在贵阳、武汉、长沙等城市巡演50多场次，让全国各地的观众感受云南竹乐文化的独特魅力。
竹乐团通过以乐传情，以舞会友，向全世界讲述云南民族团结进步故事，成立10多年来，以其独特的民族音乐之美赢得了全国乃至世界各地观众的喝彩。2008年，竹乐团参加了北京奥运会闭幕式，在长达13分钟的运动员入场仪式中，竹乐团用竹乐演奏了电影《潜海姑娘》的插曲，令人耳目一新。后来，在奥林匹克公园进行了18场演出；2009年10月，竹乐团应上海世博会组委会邀请，圆满完成了世博展馆评选颁奖晚会及上海世博会闭幕式文艺演出任务；2011年，聂耳竹乐团赴匈牙利演出中匈友好文化活动“中国—匈牙利—欧洲文化之桥文艺晚会”；同年7月，聂耳竹乐团应邀赴瑞典参加了波罗的海音乐节的演出……
“细数竹乐团多年来的演出经历，当时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2011年，竹乐团到瑞典参加波罗的海音乐节，听到音乐节上的演奏音乐多是摇滚乐等流行音乐，乐团的人顿时心里打鼓，担心我们的民族音乐能不能得到当地友人的共鸣和喜爱。令我们惊喜的是，虽然演出当天下着小雨，台下却座无虚席，观众们惊叹从未见过这样的乐器，直到演出结束也久久不愿离去，争相合影留念。”孔黎飒回忆说。
谈及未来的发展时，孔黎飒表示，建设“聂耳音乐之都”是玉溪市打造聂耳文化品牌的延续和升华，借助建设聂耳音乐之都的契机，将竹乐团打造成为具有全民性和健康文化价值导向性的文艺团体，代表云南音乐文化较高水准，让聂耳竹乐团成为云南民族民间音乐的名牌和讲好云南民族团结进步故事的宣传队。（民族时报全媒体记者 陈慧君）
看过这样一个故事。
罗纳德.K.霍弗林，在美国智商排行榜名列前三。
但这个智商高达164的天才，却一事无成，蜗居在最廉价的出租房里。
罗纳德曾自曝导致他悲惨人生的原因：
小学时，有个女生邀请全班同学去她家开party。
他兴冲冲地赶到，女生一开门见到他，却厌恶地对他说“我没想到你也会来。”
这句话刺痛了他。
他发现，自己不招人喜欢。
自此，罗纳德深陷“别人不喜欢自己”的泥沼里，直到55岁还没有走出来。
想起莫言说过的一段话：
“一个人，风尘仆仆地活在这个世界上，要为喜欢自己的人而活着。
这才是最好的态度。
不要在不喜欢你的人那里丢掉了快乐，然后又在喜欢自己的人这里忘记了快乐。”
人生不易，别让那些不喜欢你的人，消磨了你的一生。
对待那些不喜欢你的人，最好的做法无非是：不客气，不讨好，不在乎。
宋丹丹在录制《明日之子》时，被问到这么多年下来，遇到一些愤怒和忧伤等情绪的时候，是如何控制的。
宋丹丹想都没想，直接回答：“我不控制。”
她又补充道：
“比如，有人在我背后讲我坏话，我会直接告诉他：我知道你在背后说我，而且你说的不对，如果你觉得我哪不好，请你直接告诉我；在背后说我，我觉得你很坏。
如果一个人真的伤害了你，不管他多强你多弱，你也一定要直接告诉他，要把这件事情发泄出来，而不是憋在心里。”
活得明白的人，从来不会因为别人不喜欢自己而自我为难。
他们有被讨厌的勇气，也有对讨厌说“不”的能力。
他们知道不是所有的柔软和妥协，都能换来别人的友善。
舞蹈家金星也曾在节目中透露过类似的经历。
她儿子在上学时，有个同学不喜欢他，就故意挖苦他说：“你妈妈是个男人。”
换做常人听到这样的攻击，要么愤怒要么自卑。
没想到，她儿子反而霸气又坦然地回击：“那又怎样！关你什么事！”
想起余华说的一句话：
“当我们凶狠地对待这个世界时，这个世界突然变得温文尔雅了。”
做人该翻脸时，就要翻脸。
对于不怀好意的人，无需纵容，更不必客气。
往后余生，做一个不太好惹的人。
别亏待每一份真心，也别迎合每一份冷漠。
在网上看过一张很传神的图：
这张图，叫《有些微笑，是以伤害自己为代价》。
图上，一个完整的西瓜，为了获得微笑，不得不切开一块。
于是，每一次微笑示人，都伴随着伤口。
生活中不乏这样的人，在讨好别人的同时，也失去了自己原本的样子。
《夏洛特烦恼》里，夏洛深知秋雅不喜欢自己，千方百计的想讨好她。
把秋雅的同桌恐吓走，要“近水楼台先得月”；
“剽窃”朴树和许巍的歌，向秋雅表白；
卸了秋雅自行车的车轱辘，拿钱买汽水给秋雅喝，还以车坏了为由送她回家。
最后，夏洛不但没有得到秋雅的真心喜欢，反而活成了别人眼中的笑话。
正如莫言先生所说：
“刻意去讨人喜欢，折损的，只能是自我的尊严。
纡尊降贵换来的，只会是对方愈发地居高临下和颐指气使。”
眼里没有你的人，何必放在心上。
往后余生，不要迁就不喜欢你的人，不要迎合眼里没有你的人。
更不必为了取悦别人，而扭曲了自己。
很喜欢李雪琴说的那句话：
“我想对那些不喜欢我的人说，我也不喜欢你们。”
允许别人不喜欢自己，也允许自己不喜欢别人。
不讨好的人生，才更肆意洒脱。
一位很有名的画家，想画出一幅人见人爱的画。
他把画好的作品拿到街面上去展出，同时放了一支笔，附上一行文字：
“如果您认为这幅画有欠佳之处，请在画中标出。”
晚上他收回画作时，发现整幅画被涂满标记，看着被指出的各种不足，心里很是失落。
第二天，画家决定换一种方式，了解大家的喜好。
于是重新画了一幅画去展出，但这次，他请观赏者在认为画得好的地方做标记。
结果是，曾经被人挑剔的地方，都换上了赞美的标记。
他不禁感慨：“原来，无论我做什么，都会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那就没必要在意太多了。”
人生不易，学会不在意，你会好过很多。
著名学者余光中，曾以《乡愁》一诗闻名于世。
然而，李敖却写了一篇《马屁诗人马屁诗》来痛批余光中水平低，还公然在节目中称其是“骗子”。
当时不少读者为余老抱不平，希望他出面反击，但他始终没有表态。
直到多年后，余老接受主持人曹可凡的采访时，被问及此事。
他只浅浅地说：“他一直骂我，说明他的世界里不能没有我；我不理睬他，说明我的世界里可以没有他。”
听过这么一句话，“你永远也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
你也永远改变不了一个对你有成见的人。
不喜欢你的人，无论你做得多好，总是会挑你的刺，让你不舒服。
你要做的，是不把不喜欢你的人当回事，不把精力浪费在装睡的人身上。
正如周国平先生所言：
“在某一类人身上，不值得浪费任何感情，哪怕是愤怒的感情。”
有人说，这世界上就三种人：喜欢你的人，不喜欢你的人和陌生人。
最傻气的事，就是跑到不喜欢的人那里去问为什么。
人有千面，心有千变。
对有的人来说，你解释越多，越显得无力。
而对那些真正在意你的人而言，无需解释，自会懂得。
愿你主动屏蔽掉那些消耗你的人和事，愿你目之所及皆是欢喜。
罗纳德.K.霍弗林，在美国智商排行榜名列前三。
但这个智商高达164的天才，却一事无成，蜗居在最廉价的出租房里。
罗纳德曾自曝导致他悲惨人生的原因：
小学时，有个女生邀请全班同学去她家开party。
他兴冲冲地赶到，女生一开门见到他，却厌恶地对他说“我没想到你也会来。”
这句话刺痛了他。
他发现，自己不招人喜欢。
自此，罗纳德深陷“别人不喜欢自己”的泥沼里，直到55岁还没有走出来。
想起莫言说过的一段话：
“一个人，风尘仆仆地活在这个世界上，要为喜欢自己的人而活着。
这才是最好的态度。
不要在不喜欢你的人那里丢掉了快乐，然后又在喜欢自己的人这里忘记了快乐。”
人生不易，别让那些不喜欢你的人，消磨了你的一生。
对待那些不喜欢你的人，最好的做法无非是：不客气，不讨好，不在乎。
宋丹丹在录制《明日之子》时，被问到这么多年下来，遇到一些愤怒和忧伤等情绪的时候，是如何控制的。
宋丹丹想都没想，直接回答：“我不控制。”
她又补充道：
“比如，有人在我背后讲我坏话，我会直接告诉他：我知道你在背后说我，而且你说的不对，如果你觉得我哪不好，请你直接告诉我；在背后说我，我觉得你很坏。
如果一个人真的伤害了你，不管他多强你多弱，你也一定要直接告诉他，要把这件事情发泄出来，而不是憋在心里。”
活得明白的人，从来不会因为别人不喜欢自己而自我为难。
他们有被讨厌的勇气，也有对讨厌说“不”的能力。
他们知道不是所有的柔软和妥协，都能换来别人的友善。
舞蹈家金星也曾在节目中透露过类似的经历。
她儿子在上学时，有个同学不喜欢他，就故意挖苦他说：“你妈妈是个男人。”
换做常人听到这样的攻击，要么愤怒要么自卑。
没想到，她儿子反而霸气又坦然地回击：“那又怎样！关你什么事！”
想起余华说的一句话：
“当我们凶狠地对待这个世界时，这个世界突然变得温文尔雅了。”
做人该翻脸时，就要翻脸。
对于不怀好意的人，无需纵容，更不必客气。
往后余生，做一个不太好惹的人。
别亏待每一份真心，也别迎合每一份冷漠。
在网上看过一张很传神的图：
这张图，叫《有些微笑，是以伤害自己为代价》。
图上，一个完整的西瓜，为了获得微笑，不得不切开一块。
于是，每一次微笑示人，都伴随着伤口。
生活中不乏这样的人，在讨好别人的同时，也失去了自己原本的样子。
《夏洛特烦恼》里，夏洛深知秋雅不喜欢自己，千方百计的想讨好她。
把秋雅的同桌恐吓走，要“近水楼台先得月”；
“剽窃”朴树和许巍的歌，向秋雅表白；
卸了秋雅自行车的车轱辘，拿钱买汽水给秋雅喝，还以车坏了为由送她回家。
最后，夏洛不但没有得到秋雅的真心喜欢，反而活成了别人眼中的笑话。
正如莫言先生所说：
“刻意去讨人喜欢，折损的，只能是自我的尊严。
纡尊降贵换来的，只会是对方愈发地居高临下和颐指气使。”
眼里没有你的人，何必放在心上。
往后余生，不要迁就不喜欢你的人，不要迎合眼里没有你的人。
更不必为了取悦别人，而扭曲了自己。
很喜欢李雪琴说的那句话：
“我想对那些不喜欢我的人说，我也不喜欢你们。”
允许别人不喜欢自己，也允许自己不喜欢别人。
不讨好的人生，才更肆意洒脱。
一位很有名的画家，想画出一幅人见人爱的画。
他把画好的作品拿到街面上去展出，同时放了一支笔，附上一行文字：
“如果您认为这幅画有欠佳之处，请在画中标出。”
晚上他收回画作时，发现整幅画被涂满标记，看着被指出的各种不足，心里很是失落。
第二天，画家决定换一种方式，了解大家的喜好。
于是重新画了一幅画去展出，但这次，他请观赏者在认为画得好的地方做标记。
结果是，曾经被人挑剔的地方，都换上了赞美的标记。
他不禁感慨：“原来，无论我做什么，都会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那就没必要在意太多了。”
人生不易，学会不在意，你会好过很多。
著名学者余光中，曾以《乡愁》一诗闻名于世。
然而，李敖却写了一篇《马屁诗人马屁诗》来痛批余光中水平低，还公然在节目中称其是“骗子”。
当时不少读者为余老抱不平，希望他出面反击，但他始终没有表态。
直到多年后，余老接受主持人曹可凡的采访时，被问及此事。
他只浅浅地说：“他一直骂我，说明他的世界里不能没有我；我不理睬他，说明我的世界里可以没有他。”
听过这么一句话，“你永远也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
你也永远改变不了一个对你有成见的人。
不喜欢你的人，无论你做得多好，总是会挑你的刺，让你不舒服。
你要做的，是不把不喜欢你的人当回事，不把精力浪费在装睡的人身上。
正如周国平先生所言：
“在某一类人身上，不值得浪费任何感情，哪怕是愤怒的感情。”
有人说，这世界上就三种人：喜欢你的人，不喜欢你的人和陌生人。
最傻气的事，就是跑到不喜欢的人那里去问为什么。
人有千面，心有千变。
对有的人来说，你解释越多，越显得无力。
而对那些真正在意你的人而言，无需解释，自会懂得。
愿你主动屏蔽掉那些消耗你的人和事，愿你目之所及皆是欢喜。
【多个实锤证明新冠病毒来源自然 驳斥“实验室泄露”阴谋论】
没有任何科学证据支持新冠病毒从中国实验室泄漏。
近日，世界卫生组织发布新冠肺炎疫情的第二阶段病毒溯源计划，该计划将“中国违反实验室规程造成病毒泄漏”这一假设作为研究重点之一。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7月22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卫健委副主任曾益新对此表示，这种提法，既违反常识也违背科学规律，中国政府是不可能接受这样一个溯源计划的。
曾益新指出，新冠病毒溯源一定是个科学问题，中国政府一贯支持科学地开展病毒溯源，“但是我们反对将溯源工作政治化，我们认为第二阶段病毒溯源应该在第一阶段病毒溯源的基础上来延伸，以世界卫生大会(WHA)73.1号决议作为指引，经过成员国充分讨论磋商后开展。对第一阶段病毒溯源时已经开展过的，尤其是已经有了明确结论的，不应该重复开展。”
7月4日，中国专家组向世界卫生组织提出了第二阶段溯源工作的中国建议，并与世卫组织专家交流。曾益新说：“在这个建议稿里体现了我们的考虑和核心观点，我们希望世卫组织能够认真地考虑中国专家提出的考量和建议，真正地将新冠病毒溯源作为一个科学问题，摆脱政治干扰，积极稳妥推动在全球多国多地范围内持续开展溯源，要加强各国溯源科研的合作交流，要尽快找到最有可能的病毒源头，尽最大努力预防类似的疫情再次发生。”
【实锤一：世界卫生组织第一阶段溯源(中国部分)结果：实验室引入“极不可能”】
3月，世界卫生组织对外公开发布新型冠状病毒全球溯源研究(中国部分)的世界卫生组织—中国联合研究报告。参与此次溯源研究的中外联合专家组对新冠病毒从自然宿主通过冷链食品传人、直接从自然宿主传人、经中间宿主传人、实验室传人4个引入途径的可能性进行了科学的评估，评估的结论分成五级：极不可能、不可能、可能、比较可能、非常可能。
这份报告指出，新冠病毒通过实验室引入是“极不可能”(Extremely Unlikely)，这是中外专家组达成的一致共识。3月31日，联合专家组中方组长梁万年在国务院联防联控发布会上表示，人畜共患病直接溢出，被视为一种“可能”到“比较可能”的途径；通过中间宿主引入，被视为一种从“比较可能”到“非常可能”的途径，“这是有一个区间的，尤其是中间宿主，是从比较可能到非常可能，通过冷链、食品链产品引入，被视为一种可能的途径”。
梁万年介绍，实验室引入“极不可能”是通过两个维度得出的结论。实验室引入只有两个最有可能的渠道：一个是人工合成，对此，科学家已经有明确的态度，是不可能的；第二个是泄漏，泄漏的最关键点是实验室有没有，“中外专家组专门到武汉病毒所进行了比较详细的了解，和相关研究人员包括相关管理人员对现场进行了考察。尤其我们对它规范流程、管理制度、安全制度的执行，包括武汉病毒所从事的研究项目、过去做的和正在做的一些项目的了解，最终得出结论——‘极不可能’”。
中科院武汉国家生物安全实验室主任、武汉病毒所研究员袁志明在7月22日的发布会上强调：一、2019年12月30日之前，武汉病毒研究所没有接触、保藏和研究过新冠病毒；二、武汉病毒研究所从来没有设计、制造和泄漏新冠病毒；三、目前为止，武汉病毒研究所的职工和研究生，保持新冠病毒的“零感染”。
袁志明补充说：“有媒体曾经报道，‘武汉病毒研究所有3名研究人员曾于2019年的11月到医院就诊，其症状和新冠病毒是一致的’，这完全是无中生有。如果要搞清这个事实真相，其实非常简单，只需要这些媒体记者告诉我们这三人的姓名，真相就可以水落石出了。其实我们很早就提出了这个建议，但直到现在我们并没有收到任何回应。”
袁志明指出，面对目前仍然肆虐的新冠肺炎疫情，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唯有全球合作，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才能够有效地遏制病毒蔓延，才能让全球人民重新回到繁荣和谐的生活。武汉病毒研究所将秉承开放透明的态度，愿意和各位科学家一道继续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作出贡献。
【实锤二：《柳叶刀》发文：没有任何科学证据支持新冠病毒从中国实验室泄漏】
7月5日，国际顶尖医学期刊《柳叶刀》发表文章《要确定SARS-CoV-2是如何传染给人类的，关键是科学，而不是猜测》(“Science, not speculation, is essential to determine how SARS-CoV-2 reached humans”)明确表示，目前没有任何科学证据支持新冠病毒从中国实验室泄漏的理论。这篇文章由24名知名专家联合撰写。他们在文章中指出，必须使用科学方法获得的证据来帮助加深理解和作为解释现有问题的基础。这个过程并非没有错误，但它是可被自我纠正的，因为优秀的科学家努力不断提出新问题，应用新方法，并通过公开和透明的数据共享和持续对话来修正其结论。
这篇文章还指出：指控和猜测毫无帮助，因为它无助于获取更多信息，也不能帮助客观评估病毒到人类病原体的途径，而这些都可能有助于防止未来的大流行。相互指责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对国际合作有任何推动作用。新病毒可能在任何地方出现，因此保持透明度和各地科学家之间的合作提供了一个至关重要的早期预警系统。
2020年2月19日，《柳叶刀》发表文章《支持中国科学家、公共卫生专业人员和医疗专业人员抗击COVID-19的声明》(“Statement in support of the scientists, public health professionals,and medical professionals of China combatting COVID-19”)，上述24位科学家参与其中。这篇文章指出，中国科学家、公共卫生人员和医疗人员努力、有效地迅速识别此次疫情背后的病原体，采取重大措施减少其影响，并与全球卫生界公开分享成果，这一努力是显著的，“我们签署这份声明，是为了声援所有在新冠肺炎疫情挑战中拯救生命、保护全球健康的中国科学家和卫生专业人员。我们大家都在一起，与中国同行站在最前线，共同应对这一新的病毒威胁。”
时隔一年多，这些科学家表示：“近期，我们中的许多人都单独收到了询问，问我们是否仍然支持去年年初说的话，答案很明确：我们重申，我们对当时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人民，以及此后在与病毒的无情和持续斗争中冒着个人风险竭尽全力工作的许多世界各地的卫生专业人员表示声援，我们的尊重和感激与日俱增。”
此外，7月7日，来自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的科学家，在欧洲科学数据共享平台Zenodo上发表预印本文章，指出“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新冠病毒来自于武汉实验室”；“没有证据表明任何早期的病例与武汉病毒研究所存在联系”；“没有证据表明在大流行之前，武汉病毒研究所拥有或研究过新冠病毒的祖先”。
实锤三：“盲眼钟表匠”理论：新冠病毒无法被人工合成
7月16日，21位中国科学家和1位在中国工作的英国学者联名在Science China Life Sciences(《中国科学：生命科学》英文版)发表题为《论SARS-CoV-2的起源——盲人钟表匠的争论》(“On the origin of SARS-CoV-2—The blind watchmaker argument”)的观点文章，运用经典进化理论——“盲眼钟表匠”，有力论证了为何新冠病毒只可能来源于自然，而不可能由人为制造。
这篇文章指出，与2003年SARS病毒相比，新冠病毒对人类的适应性非常好，从动物宿主到人类的适应性转移已经更为广泛。根据“盲眼钟表匠”理论，这种适应性转变只能发生在当前大流行暴发之前，并且需要依靠逐步选择的帮助。在这种观点下，新冠病毒不可能是从大城市的动物市场进化而来的，在实验室里进化而来就更不可能了。
1794年，一个英国牧师威廉·佩利提出，自然界的各种生物都完美地适应着各自的生存环境，就像一块精巧的钟表。你无法想象它来自自然，在这背后一定有一个钟表匠(造物主)设计并制造了它。
英国的理查德·道金斯反驳了该观点，他曾在《盲眼钟表匠》中指出，达尔文发现了一个盲目的、无意识的、自动的过程：所有生物的存在与看似有目的的构造，都可以用一个过程解释，这就是自然选择(natural selection)。自然选择没有目的，也没有“心眼(mind’s eye)”。它不为未来打算，也没有先见之明。如果自然选择就是自然界的钟表匠，那它一定是个盲眼的钟表匠。
该论文的第一作者兼通讯作者，中山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台湾“中研院”院士吴仲义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一些人在宣扬“人为论”“阴谋论”“实验室泄漏论”时，一个主要的观点就是认为像新冠病毒这么完美适应人体的病毒，怎么可能来自于“盲目”的、漫无目的的大自然？这是科学思想上的可怕倒退——一下子退回了200多年前一个牧师的思维。
吴仲义表示，正因为新冠病毒是人类有史以来见证的最“完美”的病毒，它才必然是自然演化的产物。因为哪怕是最顶尖的人类科学家，当他想要“制造”一个完美适应人群的病毒时，他其实不知道要造什么样的东西。就好比哪怕最富有技术和经验的电子产品公司，想要一次性设计出一款全球最受欢迎的手机，也是不可能的——最“完美”的产品一定脱胎于市场的检验和反复的打磨。
吴仲义说：“我们推论，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前，相关病毒已经在野生动物和人群中经历了反复的互相感染，并在这个过程中逐步积累了适应人体的突变。在入侵人间的过程中，病毒屡败屡战，直到演化成今天这种极其适应人群传播的状态。与普通感冒相关的人类冠状病毒(OC43、229E和NL63)的进化史也佐证了这一观点。这些冠状病毒在全球传播之前，已经在人类和野生动物之间相互感染与传播了数百年。”
曾经有印度学者发现新冠病毒里有部分序列和艾滋病毒有一定的相似性，所以推测新冠病毒可能是人造的并写成论文，“但是这篇论文在预印版阶段就遭到国际同行的批驳，后来这个作者主动撤稿了”。
曾益新在7月22日国新办的发布会上也举例解释了新冠病毒无法被人类合成，因为在很多其他的病毒里都有类似的序列，所以不能凭这一点来推断新冠病毒是人造的。
曾益新补充说，还有更多专家进行深入分析后认为，新冠病毒没有人工改造的痕迹，从根本上否定了人造病毒的可能性。
“我们希望世卫组织能够认真地考虑中国专家提出的考量和建议，真正地将新冠病毒溯源作为一个科学问题，摆脱政治干扰，积极稳妥推动在全球多国多地范围内持续开展溯源，要加强各国溯源科研的合作交流，要尽快找到最有可能的病毒源头，尽最大努力预防类似的疫情再次发生。”曾益新说，“溯源的目的是什么？就是把病毒的源头搞清楚，然后能够有效地采取措施，防止类似疫情再次发生。所以一定要本着科学原则，按科学规则推动这项工作，这就是中国政府的态度。”（来源: 中国青年报）
没有任何科学证据支持新冠病毒从中国实验室泄漏。
近日，世界卫生组织发布新冠肺炎疫情的第二阶段病毒溯源计划，该计划将“中国违反实验室规程造成病毒泄漏”这一假设作为研究重点之一。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7月22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卫健委副主任曾益新对此表示，这种提法，既违反常识也违背科学规律，中国政府是不可能接受这样一个溯源计划的。
曾益新指出，新冠病毒溯源一定是个科学问题，中国政府一贯支持科学地开展病毒溯源，“但是我们反对将溯源工作政治化，我们认为第二阶段病毒溯源应该在第一阶段病毒溯源的基础上来延伸，以世界卫生大会(WHA)73.1号决议作为指引，经过成员国充分讨论磋商后开展。对第一阶段病毒溯源时已经开展过的，尤其是已经有了明确结论的，不应该重复开展。”
7月4日，中国专家组向世界卫生组织提出了第二阶段溯源工作的中国建议，并与世卫组织专家交流。曾益新说：“在这个建议稿里体现了我们的考虑和核心观点，我们希望世卫组织能够认真地考虑中国专家提出的考量和建议，真正地将新冠病毒溯源作为一个科学问题，摆脱政治干扰，积极稳妥推动在全球多国多地范围内持续开展溯源，要加强各国溯源科研的合作交流，要尽快找到最有可能的病毒源头，尽最大努力预防类似的疫情再次发生。”
【实锤一：世界卫生组织第一阶段溯源(中国部分)结果：实验室引入“极不可能”】
3月，世界卫生组织对外公开发布新型冠状病毒全球溯源研究(中国部分)的世界卫生组织—中国联合研究报告。参与此次溯源研究的中外联合专家组对新冠病毒从自然宿主通过冷链食品传人、直接从自然宿主传人、经中间宿主传人、实验室传人4个引入途径的可能性进行了科学的评估，评估的结论分成五级：极不可能、不可能、可能、比较可能、非常可能。
这份报告指出，新冠病毒通过实验室引入是“极不可能”(Extremely Unlikely)，这是中外专家组达成的一致共识。3月31日，联合专家组中方组长梁万年在国务院联防联控发布会上表示，人畜共患病直接溢出，被视为一种“可能”到“比较可能”的途径；通过中间宿主引入，被视为一种从“比较可能”到“非常可能”的途径，“这是有一个区间的，尤其是中间宿主，是从比较可能到非常可能，通过冷链、食品链产品引入，被视为一种可能的途径”。
梁万年介绍，实验室引入“极不可能”是通过两个维度得出的结论。实验室引入只有两个最有可能的渠道：一个是人工合成，对此，科学家已经有明确的态度，是不可能的；第二个是泄漏，泄漏的最关键点是实验室有没有，“中外专家组专门到武汉病毒所进行了比较详细的了解，和相关研究人员包括相关管理人员对现场进行了考察。尤其我们对它规范流程、管理制度、安全制度的执行，包括武汉病毒所从事的研究项目、过去做的和正在做的一些项目的了解，最终得出结论——‘极不可能’”。
中科院武汉国家生物安全实验室主任、武汉病毒所研究员袁志明在7月22日的发布会上强调：一、2019年12月30日之前，武汉病毒研究所没有接触、保藏和研究过新冠病毒；二、武汉病毒研究所从来没有设计、制造和泄漏新冠病毒；三、目前为止，武汉病毒研究所的职工和研究生，保持新冠病毒的“零感染”。
袁志明补充说：“有媒体曾经报道，‘武汉病毒研究所有3名研究人员曾于2019年的11月到医院就诊，其症状和新冠病毒是一致的’，这完全是无中生有。如果要搞清这个事实真相，其实非常简单，只需要这些媒体记者告诉我们这三人的姓名，真相就可以水落石出了。其实我们很早就提出了这个建议，但直到现在我们并没有收到任何回应。”
袁志明指出，面对目前仍然肆虐的新冠肺炎疫情，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唯有全球合作，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才能够有效地遏制病毒蔓延，才能让全球人民重新回到繁荣和谐的生活。武汉病毒研究所将秉承开放透明的态度，愿意和各位科学家一道继续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作出贡献。
【实锤二：《柳叶刀》发文：没有任何科学证据支持新冠病毒从中国实验室泄漏】
7月5日，国际顶尖医学期刊《柳叶刀》发表文章《要确定SARS-CoV-2是如何传染给人类的，关键是科学，而不是猜测》(“Science, not speculation, is essential to determine how SARS-CoV-2 reached humans”)明确表示，目前没有任何科学证据支持新冠病毒从中国实验室泄漏的理论。这篇文章由24名知名专家联合撰写。他们在文章中指出，必须使用科学方法获得的证据来帮助加深理解和作为解释现有问题的基础。这个过程并非没有错误，但它是可被自我纠正的，因为优秀的科学家努力不断提出新问题，应用新方法，并通过公开和透明的数据共享和持续对话来修正其结论。
这篇文章还指出：指控和猜测毫无帮助，因为它无助于获取更多信息，也不能帮助客观评估病毒到人类病原体的途径，而这些都可能有助于防止未来的大流行。相互指责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对国际合作有任何推动作用。新病毒可能在任何地方出现，因此保持透明度和各地科学家之间的合作提供了一个至关重要的早期预警系统。
2020年2月19日，《柳叶刀》发表文章《支持中国科学家、公共卫生专业人员和医疗专业人员抗击COVID-19的声明》(“Statement in support of the scientists, public health professionals,and medical professionals of China combatting COVID-19”)，上述24位科学家参与其中。这篇文章指出，中国科学家、公共卫生人员和医疗人员努力、有效地迅速识别此次疫情背后的病原体，采取重大措施减少其影响，并与全球卫生界公开分享成果，这一努力是显著的，“我们签署这份声明，是为了声援所有在新冠肺炎疫情挑战中拯救生命、保护全球健康的中国科学家和卫生专业人员。我们大家都在一起，与中国同行站在最前线，共同应对这一新的病毒威胁。”
时隔一年多，这些科学家表示：“近期，我们中的许多人都单独收到了询问，问我们是否仍然支持去年年初说的话，答案很明确：我们重申，我们对当时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人民，以及此后在与病毒的无情和持续斗争中冒着个人风险竭尽全力工作的许多世界各地的卫生专业人员表示声援，我们的尊重和感激与日俱增。”
此外，7月7日，来自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的科学家，在欧洲科学数据共享平台Zenodo上发表预印本文章，指出“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新冠病毒来自于武汉实验室”；“没有证据表明任何早期的病例与武汉病毒研究所存在联系”；“没有证据表明在大流行之前，武汉病毒研究所拥有或研究过新冠病毒的祖先”。
实锤三：“盲眼钟表匠”理论：新冠病毒无法被人工合成
7月16日，21位中国科学家和1位在中国工作的英国学者联名在Science China Life Sciences(《中国科学：生命科学》英文版)发表题为《论SARS-CoV-2的起源——盲人钟表匠的争论》(“On the origin of SARS-CoV-2—The blind watchmaker argument”)的观点文章，运用经典进化理论——“盲眼钟表匠”，有力论证了为何新冠病毒只可能来源于自然，而不可能由人为制造。
这篇文章指出，与2003年SARS病毒相比，新冠病毒对人类的适应性非常好，从动物宿主到人类的适应性转移已经更为广泛。根据“盲眼钟表匠”理论，这种适应性转变只能发生在当前大流行暴发之前，并且需要依靠逐步选择的帮助。在这种观点下，新冠病毒不可能是从大城市的动物市场进化而来的，在实验室里进化而来就更不可能了。
1794年，一个英国牧师威廉·佩利提出，自然界的各种生物都完美地适应着各自的生存环境，就像一块精巧的钟表。你无法想象它来自自然，在这背后一定有一个钟表匠(造物主)设计并制造了它。
英国的理查德·道金斯反驳了该观点，他曾在《盲眼钟表匠》中指出，达尔文发现了一个盲目的、无意识的、自动的过程：所有生物的存在与看似有目的的构造，都可以用一个过程解释，这就是自然选择(natural selection)。自然选择没有目的，也没有“心眼(mind’s eye)”。它不为未来打算，也没有先见之明。如果自然选择就是自然界的钟表匠，那它一定是个盲眼的钟表匠。
该论文的第一作者兼通讯作者，中山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台湾“中研院”院士吴仲义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一些人在宣扬“人为论”“阴谋论”“实验室泄漏论”时，一个主要的观点就是认为像新冠病毒这么完美适应人体的病毒，怎么可能来自于“盲目”的、漫无目的的大自然？这是科学思想上的可怕倒退——一下子退回了200多年前一个牧师的思维。
吴仲义表示，正因为新冠病毒是人类有史以来见证的最“完美”的病毒，它才必然是自然演化的产物。因为哪怕是最顶尖的人类科学家，当他想要“制造”一个完美适应人群的病毒时，他其实不知道要造什么样的东西。就好比哪怕最富有技术和经验的电子产品公司，想要一次性设计出一款全球最受欢迎的手机，也是不可能的——最“完美”的产品一定脱胎于市场的检验和反复的打磨。
吴仲义说：“我们推论，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前，相关病毒已经在野生动物和人群中经历了反复的互相感染，并在这个过程中逐步积累了适应人体的突变。在入侵人间的过程中，病毒屡败屡战，直到演化成今天这种极其适应人群传播的状态。与普通感冒相关的人类冠状病毒(OC43、229E和NL63)的进化史也佐证了这一观点。这些冠状病毒在全球传播之前，已经在人类和野生动物之间相互感染与传播了数百年。”
曾经有印度学者发现新冠病毒里有部分序列和艾滋病毒有一定的相似性，所以推测新冠病毒可能是人造的并写成论文，“但是这篇论文在预印版阶段就遭到国际同行的批驳，后来这个作者主动撤稿了”。
曾益新在7月22日国新办的发布会上也举例解释了新冠病毒无法被人类合成，因为在很多其他的病毒里都有类似的序列，所以不能凭这一点来推断新冠病毒是人造的。
曾益新补充说，还有更多专家进行深入分析后认为，新冠病毒没有人工改造的痕迹，从根本上否定了人造病毒的可能性。
“我们希望世卫组织能够认真地考虑中国专家提出的考量和建议，真正地将新冠病毒溯源作为一个科学问题，摆脱政治干扰，积极稳妥推动在全球多国多地范围内持续开展溯源，要加强各国溯源科研的合作交流，要尽快找到最有可能的病毒源头，尽最大努力预防类似的疫情再次发生。”曾益新说，“溯源的目的是什么？就是把病毒的源头搞清楚，然后能够有效地采取措施，防止类似疫情再次发生。所以一定要本着科学原则，按科学规则推动这项工作，这就是中国政府的态度。”（来源: 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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