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數東奧賽任港人看 歷屆最多】
疫情下舉辦的東京奧運會，將於本周五揭幕，在當局早前斥資購入賽事播映權之下，本港市民可以安坐家中觀看賽事。負責協調三大電視台的資深體育節目製作人、民政事務局項目顧問李漢源透露，電視台已各自派員，組成一支為數十六人的聯合採訪團隊，料可播放逾百小時的港隊賽事，盡量做到「一吋不漏」。據他了解，部分電視台會開放超過十條頻道播放賽事，總播放時數高達三、四千小時，屬歷來最多，即國際奧委會所製作的約一半賽事時段，也可呈現觀眾眼前。他看好今屆賽事的收視，惟在疫情之下，每家電視台的廣告收入可能只得一、二千萬元，仍可能需要承擔數百萬元的虧蝕。
為免市民無緣觀賞今屆奧運賽事，港府早前破天荒斥資購入賽事的播映權。根據協議，各間電視台須分別在免費和收費頻道合共提供不少於九百及三千小時的奧運賽事節目，負責協調的民政事務局項目顧問（康樂及體育）在接受本報專訪時表示，為期十六天的奧運賽事，大會將合共製作七千小時的比賽時段，其中約二千小時的節目會發送至人造衛星，各地電視台可視乎本身的需要接收賽事；至於餘下的約五千小時節目，各地電視台則須自行支付衛星費用，始能發送至所屬國家或地區。
他表示，為免造成不公，未有特別限制各電視台所需播放的港隊以外賽事，但據其了解，無線電視、有線電視及NOW TV均會開放多條頻道播放賽事，其中無線電視計畫動用的頻道多達十三條，合共播放三至四千小時的奧運賽事節目，其餘兩家電視台也會播放最少一千小時的賽事。他指，每家電視台只要開放七條頻道，每日播放八小時節目，已能滿足基本要求，因此整體播放時數可遠較當局要求為高，「收費電視的頻道也需要節目充撐，既然已購得播映權，加上不用額外製作，播放得愈多，也沒有損失，因此電視台也會盡量填滿節目時段。」
三大電視台的另一「任務」，就是需要播足所有本港運動員出戰的賽事。李漢源指，倘若只是接收大會提供的訊號，未必能涵蓋所有港隊賽事，尤其是初賽，因此需要自行派出拍攝團隊，讓本港電視台進行直播或轉播，「當中有些賽事，港隊可能是志在參與，但既然港府這次購買版權的目標是為了港隊，我們也會拍攝。」
為了達至目標，負責轉播賽事的三大電視台已分別派出拍攝人員、導演和工程人員，組成一支共有十六人的聯合採訪團隊（Hong Kong Pool），已於上周二起陸續出發，而李漢源也在上周五抵達東京，負責協調。他表示，會在當地設置一個「小型電視台」，希望可「跟足」港隊所有賽事，但承認過程中或有「甩漏」。他舉例指：「滑浪風帆賽事若出了海，你如何拍攝？三項鐵人或單車公路賽也較難拍攝，可能只能拍到起步或衝線的畫面。」
他又提到，本港今屆共派出多達六名運動員角逐劍擊賽事，由於「重劍天后」江旻憓世界排名處於前列位置，大會一定拍攝其比賽片段，但其他排名較後的選手，卻未必一定可以，因此需靠本港拍攝團隊「執漏」。
本港已確定派出歷來最多的四十六位選手參加今屆奧運，採訪團隊最多可以同時走訪三至四個項賽事，「若賽事太多，導演也會親自落場，自己拿著攝影機拍攝賽事。」至於港隊賽事的播放時數，他說雖然未有正式統計，但若以派出四十六名運動員計算，平均每人比賽時間兩至三小時，粗略估計也會播放一百至二百小時的港隊賽事。
他坦言，若不是以聯合團隊方式拍攝，估計每家電視台需要各自支付三千萬元的製作費，但現時可以攤分成本，較各自派員「着數」，而連同其他開支，他估計現時每家電視台的製作費用有望降至二千萬元。惟在疫情下，本港經濟不景，他說每家電視台也估計最多只有一千至二千萬元的廣告收入，遠較上屆的五千萬元為低，「好彩的話，可能找到多一點廣告生意，做到收支平衡，否則應該會錄得數百萬元的虧蝕。」
「今次很多事情也未必做得到，因為落實得太遲，其他很多國家早在兩年前已確定播放安排。」李漢源指出，政府以往不想介入商業市場，一般不會購買奧運播映權，但今次得悉各電視台也無意購入後而決定「出手」，但由於不希望因此多付費用，令一切安排變得較為趕急。他說，以往舉辦奧運會，大會最少兩年前已召開國際會議，了解各地電視台的拍攝需要，從而確定如何布置場地，「但過去兩年，我們也沒有向國際奧委會講清楚需要甚麼，到了五月才落實，這令電視台的籌備變得極為倉卒，面對許多不明朗因素。」
過往舉辦奧運時，本港電視台能在國際廣播中心租用最少二千多呎的場地。李漢源指，由於今屆幾乎是在最後一刻才向大會表達採訪要求，所能租用的面積只有二百多呎。他亦以即將在周五舉行的開幕禮為例，電視台以往會支付約二十萬元的費用，在場內擺放一部攝影機，專門拍攝所屬國家或地區運動員十多秒的進場情況，但今年只能單靠大會的訊號，「即使採訪團隊可以在場內拍攝，但也沒有方法將片段直接傳送回港，只能事後以花絮方式交代現場氣氛。」
至於比賽場地，通常也設有混合區，讓電視台可以採訪運動員，並利用場館設施進行直播。李漢源指，當中的採訪位置是需要事先租用，以往在出發前已大致確定，但由於今屆從未提出要求，現在只能夠在「排隊」，等候大會確定次序，「可能會有一些電視台，因所屬國家的運動員提早出局而放棄位置，我們才有機會補上，租用這些被放棄的位置。」採訪位置尚未能確定之下，也大大增添傳播片段返港的難度，但李漢源表示，本港部分電視台曾嘗試以近年盛行的LiveU攜式視頻技術進行直播，效果不俗，因此現在也在構思利用當地的5G網絡進行直播，以補不足。
李漢源坦言，奧運已沒辦法再延遲，「單是賠償版權費，也要五十一億美元」，但這令採訪成本大大增加，尤以在機票費用上漲之下，每名成員的開支達到十五至二十萬元。他表示，採訪團隊成員已全部接種疫苗，但首三天仍需要每天進行檢測，初時只能乘搭國際廣播中心提供的車輛，每日也只能各自吃飯，以減低傳播病毒的風險。
曾在無線工作長達三十八年的資深監製李漢源，參與過九屆奧運會的直播。他坦言，今屆東奧對本港觀眾甚具瞄頭，對收視感到樂觀，除了由於賽事正值暑假舉行，吸引不少學生收看，加上多名本港運動員大熟大勇，世界排名處於前列位置，認為本港今屆有力爭逐獎牌的項目不止一個，會有最少三個，「個人感覺，金銀銅也會有。」
談到今屆出征奧運的港將，李漢源如數家珍。他認為，曾於倫敦奧運獲得場地單車凱林賽銅牌的李慧詩，今屆在爭先賽較有機會問鼎獎牌，「因她爆炸力較強，強項是緊貼對手，到最後一刻才抽出衝線，在以一對一方式較量的爭先賽具有較大優勢。」至於凱林賽，他說比賽過程中始終有機會「撞車」，變數較大。他又提到，貴為「天下第一劍」的江旻憓，即使最近比賽較少，但現在仍是重劍世界排名第一，而準備出戰空手道女子個人形賽事的劉慕裳，也是所屬級別的世界冠軍，「當然不想給他們太大壓力，但個人相信三人是有機會獲取獎牌。」
他又認為，體操的石偉雄在亞運奪取跳馬項目金牌時，是力壓上屆奧運銀牌得主，意味他也是有力爭奪獎牌。至於今屆奧運乒乓球首次加入混雙項目，港隊將由黃鎮廷及杜凱琹應戰，他認為倘若抽籤理想，不在較早階段遇上中國隊，也有機會奪取獎牌，而女團項目也是「牌面」較大，實力僅在中日韓之後；他說，港隊游泳「飛魚」何詩蓓現時在所屬級別排四、五位，相信躋身決賽不成問題，也估計本港在羽球混雙項目有力衝擊獎牌。
於二○一九年離開無線的李漢源，原本已經退休，但一直心繫體育，起初打算在今屆奧運隨同其他海外電視台，入場觀摩賽事。他笑言：「可能是職業病，我們入場，不是真係睇波，而是去看別人如何製作，也十分喜愛在這種環境之下工作。」
曾經歷九屆奧運的李漢源，認為各屆各有特色，難忘在一九九六年阿特蘭大奧運會時，奧林匹克公園發生爆炸，一眾工作人員被困於國際廣播中心三日不能外出，「但無可否認，論震撼力和感染力，○八年北京奧運是最大。」他憶述，電視台過往通常派出六十至九十人採訪，但當年卻派出多達二百多人，規模龐大，「自己當時也想過，完成該屆奧運後便退休，因為覺得往後無機會再做更大型賽事。」但在機緣巧合之下，李漢源今屆再以另一個身分「參與」賽事，但相信之後會真正退休，「人始終一定要退休，留給年輕人去做。」#香港新聞#
疫情下舉辦的東京奧運會，將於本周五揭幕，在當局早前斥資購入賽事播映權之下，本港市民可以安坐家中觀看賽事。負責協調三大電視台的資深體育節目製作人、民政事務局項目顧問李漢源透露，電視台已各自派員，組成一支為數十六人的聯合採訪團隊，料可播放逾百小時的港隊賽事，盡量做到「一吋不漏」。據他了解，部分電視台會開放超過十條頻道播放賽事，總播放時數高達三、四千小時，屬歷來最多，即國際奧委會所製作的約一半賽事時段，也可呈現觀眾眼前。他看好今屆賽事的收視，惟在疫情之下，每家電視台的廣告收入可能只得一、二千萬元，仍可能需要承擔數百萬元的虧蝕。
為免市民無緣觀賞今屆奧運賽事，港府早前破天荒斥資購入賽事的播映權。根據協議，各間電視台須分別在免費和收費頻道合共提供不少於九百及三千小時的奧運賽事節目，負責協調的民政事務局項目顧問（康樂及體育）在接受本報專訪時表示，為期十六天的奧運賽事，大會將合共製作七千小時的比賽時段，其中約二千小時的節目會發送至人造衛星，各地電視台可視乎本身的需要接收賽事；至於餘下的約五千小時節目，各地電視台則須自行支付衛星費用，始能發送至所屬國家或地區。
他表示，為免造成不公，未有特別限制各電視台所需播放的港隊以外賽事，但據其了解，無線電視、有線電視及NOW TV均會開放多條頻道播放賽事，其中無線電視計畫動用的頻道多達十三條，合共播放三至四千小時的奧運賽事節目，其餘兩家電視台也會播放最少一千小時的賽事。他指，每家電視台只要開放七條頻道，每日播放八小時節目，已能滿足基本要求，因此整體播放時數可遠較當局要求為高，「收費電視的頻道也需要節目充撐，既然已購得播映權，加上不用額外製作，播放得愈多，也沒有損失，因此電視台也會盡量填滿節目時段。」
三大電視台的另一「任務」，就是需要播足所有本港運動員出戰的賽事。李漢源指，倘若只是接收大會提供的訊號，未必能涵蓋所有港隊賽事，尤其是初賽，因此需要自行派出拍攝團隊，讓本港電視台進行直播或轉播，「當中有些賽事，港隊可能是志在參與，但既然港府這次購買版權的目標是為了港隊，我們也會拍攝。」
為了達至目標，負責轉播賽事的三大電視台已分別派出拍攝人員、導演和工程人員，組成一支共有十六人的聯合採訪團隊（Hong Kong Pool），已於上周二起陸續出發，而李漢源也在上周五抵達東京，負責協調。他表示，會在當地設置一個「小型電視台」，希望可「跟足」港隊所有賽事，但承認過程中或有「甩漏」。他舉例指：「滑浪風帆賽事若出了海，你如何拍攝？三項鐵人或單車公路賽也較難拍攝，可能只能拍到起步或衝線的畫面。」
他又提到，本港今屆共派出多達六名運動員角逐劍擊賽事，由於「重劍天后」江旻憓世界排名處於前列位置，大會一定拍攝其比賽片段，但其他排名較後的選手，卻未必一定可以，因此需靠本港拍攝團隊「執漏」。
本港已確定派出歷來最多的四十六位選手參加今屆奧運，採訪團隊最多可以同時走訪三至四個項賽事，「若賽事太多，導演也會親自落場，自己拿著攝影機拍攝賽事。」至於港隊賽事的播放時數，他說雖然未有正式統計，但若以派出四十六名運動員計算，平均每人比賽時間兩至三小時，粗略估計也會播放一百至二百小時的港隊賽事。
他坦言，若不是以聯合團隊方式拍攝，估計每家電視台需要各自支付三千萬元的製作費，但現時可以攤分成本，較各自派員「着數」，而連同其他開支，他估計現時每家電視台的製作費用有望降至二千萬元。惟在疫情下，本港經濟不景，他說每家電視台也估計最多只有一千至二千萬元的廣告收入，遠較上屆的五千萬元為低，「好彩的話，可能找到多一點廣告生意，做到收支平衡，否則應該會錄得數百萬元的虧蝕。」
「今次很多事情也未必做得到，因為落實得太遲，其他很多國家早在兩年前已確定播放安排。」李漢源指出，政府以往不想介入商業市場，一般不會購買奧運播映權，但今次得悉各電視台也無意購入後而決定「出手」，但由於不希望因此多付費用，令一切安排變得較為趕急。他說，以往舉辦奧運會，大會最少兩年前已召開國際會議，了解各地電視台的拍攝需要，從而確定如何布置場地，「但過去兩年，我們也沒有向國際奧委會講清楚需要甚麼，到了五月才落實，這令電視台的籌備變得極為倉卒，面對許多不明朗因素。」
過往舉辦奧運時，本港電視台能在國際廣播中心租用最少二千多呎的場地。李漢源指，由於今屆幾乎是在最後一刻才向大會表達採訪要求，所能租用的面積只有二百多呎。他亦以即將在周五舉行的開幕禮為例，電視台以往會支付約二十萬元的費用，在場內擺放一部攝影機，專門拍攝所屬國家或地區運動員十多秒的進場情況，但今年只能單靠大會的訊號，「即使採訪團隊可以在場內拍攝，但也沒有方法將片段直接傳送回港，只能事後以花絮方式交代現場氣氛。」
至於比賽場地，通常也設有混合區，讓電視台可以採訪運動員，並利用場館設施進行直播。李漢源指，當中的採訪位置是需要事先租用，以往在出發前已大致確定，但由於今屆從未提出要求，現在只能夠在「排隊」，等候大會確定次序，「可能會有一些電視台，因所屬國家的運動員提早出局而放棄位置，我們才有機會補上，租用這些被放棄的位置。」採訪位置尚未能確定之下，也大大增添傳播片段返港的難度，但李漢源表示，本港部分電視台曾嘗試以近年盛行的LiveU攜式視頻技術進行直播，效果不俗，因此現在也在構思利用當地的5G網絡進行直播，以補不足。
李漢源坦言，奧運已沒辦法再延遲，「單是賠償版權費，也要五十一億美元」，但這令採訪成本大大增加，尤以在機票費用上漲之下，每名成員的開支達到十五至二十萬元。他表示，採訪團隊成員已全部接種疫苗，但首三天仍需要每天進行檢測，初時只能乘搭國際廣播中心提供的車輛，每日也只能各自吃飯，以減低傳播病毒的風險。
曾在無線工作長達三十八年的資深監製李漢源，參與過九屆奧運會的直播。他坦言，今屆東奧對本港觀眾甚具瞄頭，對收視感到樂觀，除了由於賽事正值暑假舉行，吸引不少學生收看，加上多名本港運動員大熟大勇，世界排名處於前列位置，認為本港今屆有力爭逐獎牌的項目不止一個，會有最少三個，「個人感覺，金銀銅也會有。」
談到今屆出征奧運的港將，李漢源如數家珍。他認為，曾於倫敦奧運獲得場地單車凱林賽銅牌的李慧詩，今屆在爭先賽較有機會問鼎獎牌，「因她爆炸力較強，強項是緊貼對手，到最後一刻才抽出衝線，在以一對一方式較量的爭先賽具有較大優勢。」至於凱林賽，他說比賽過程中始終有機會「撞車」，變數較大。他又提到，貴為「天下第一劍」的江旻憓，即使最近比賽較少，但現在仍是重劍世界排名第一，而準備出戰空手道女子個人形賽事的劉慕裳，也是所屬級別的世界冠軍，「當然不想給他們太大壓力，但個人相信三人是有機會獲取獎牌。」
他又認為，體操的石偉雄在亞運奪取跳馬項目金牌時，是力壓上屆奧運銀牌得主，意味他也是有力爭奪獎牌。至於今屆奧運乒乓球首次加入混雙項目，港隊將由黃鎮廷及杜凱琹應戰，他認為倘若抽籤理想，不在較早階段遇上中國隊，也有機會奪取獎牌，而女團項目也是「牌面」較大，實力僅在中日韓之後；他說，港隊游泳「飛魚」何詩蓓現時在所屬級別排四、五位，相信躋身決賽不成問題，也估計本港在羽球混雙項目有力衝擊獎牌。
於二○一九年離開無線的李漢源，原本已經退休，但一直心繫體育，起初打算在今屆奧運隨同其他海外電視台，入場觀摩賽事。他笑言：「可能是職業病，我們入場，不是真係睇波，而是去看別人如何製作，也十分喜愛在這種環境之下工作。」
曾經歷九屆奧運的李漢源，認為各屆各有特色，難忘在一九九六年阿特蘭大奧運會時，奧林匹克公園發生爆炸，一眾工作人員被困於國際廣播中心三日不能外出，「但無可否認，論震撼力和感染力，○八年北京奧運是最大。」他憶述，電視台過往通常派出六十至九十人採訪，但當年卻派出多達二百多人，規模龐大，「自己當時也想過，完成該屆奧運後便退休，因為覺得往後無機會再做更大型賽事。」但在機緣巧合之下，李漢源今屆再以另一個身分「參與」賽事，但相信之後會真正退休，「人始終一定要退休，留給年輕人去做。」#香港新聞#
【从“一路向南”到“一路向北”，大象扰民的历史来回】最近，云南有个象群引发大家关注。这个由15头亚洲象组成的迁徙大军，从云南普洱墨江→玉溪元江→红河州石屏→玉溪市峨山县，走了一个多月，至今还没有停止脚步，一路向北行进。
亚洲象的侵入由来以久，与其相关的最早记录虽无从准确查考，但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人与象的互为进退。
目前，通过网络查找，可以获知大象进入的一个时间点大概是1985年。这个说法来自西双版纳和野兽打了31年交道的王晓安，在他的记忆中，从1985年起就有大象进入关坪村的记录，但频繁进入的情况是2000年以后才发生的。
1986年，西双版纳省级保护区晋级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保护区面积达到24.18万公顷。因为保护区的成立，野生象的数量开始有所上升。
这其中，1994年西双版纳还发生过一起猎象案，很快犯罪分子得到惩处。在缉枪禁猎以后，西双版纳生态环境恢复极快，亚洲象的数量在20年间几乎翻了一番，达到近300头。
西双版纳也成了中国90%的亚洲象繁衍生息之地。象群也陆续回归，重新找回自己的领地。于是，大象和人之间的冲突变得频繁起来。
大象进村：从开心到闹心
2007年前后，有象群从普洱市澜沧县糯扎渡迁徙到勐海县。消息传来，小县城炸开了锅，很多人跑去看热闹。没想到的是，这群野象来了后就赖着不走，晚上集体出来觅食，白天进林子休息。
村民从开心开始变得闹心：野象进了庄稼地，吃了他们的玉米和甘蔗，踩踏竹子、茶树等经济作物。有些肇事的野象还闯入村寨民房，对房屋、车辆等造成不同程度的损坏，后来就发生了几次严重的伤人致死事件。
2011年至2015年间，西双版纳、普洱和临沧三地发生过4.8万多起野象啃食、破坏庄稼以及攻击伤人的案件。
来自一位动物保护专家公开发表的数据，从1991年开始统计象损以来，大象所造成的损失一直呈上升趋势，且一直居高不下，给当地群众带来了重大的损失。
2010年，有保险公司估算了大象在西双版纳造成的经济损失，大约是437万。
近几年，在西双版纳自然保护区以及普洱等地，频频传出野象践踏农田林地，甚至伤人的新闻。仅在2020年，便有16头野象在普洱出没，还曾在7月造成一名当地人死亡。9月，24头野生象进入宁洱，为有监测数据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
截至2020年，最近8年，大象所造成的人员伤亡数量，已经接近过去20年的总和。从1991年到2010年，人象冲突造成人员死亡41例，受伤170例，而从2011年到2018年，造成人员死亡达到35例，受伤160例。同时，大象平均每年造成大约4500万元的直接经济损失。
以勐海的18只象群为例，它们长期活动在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之外，往返于勐阿镇、勐往乡和澜沧县发展河乡之间，已经成为全省肇事率最高的象群，它们数量占全国亚洲象总数的6%，造成的人员死亡数量则占到全国的57%。
景洪村寨曼勒村的村民把账算到了大象头上。大象“几百斤几百斤地吃”，来一次，村民就会损失四分之三的收入。在水稻种植区域，亚洲象一来，基本就颗粒无收。
2007年，早谷田村被评为了“野象糟蹋示范村”。2017年， 村里来了两三头野象，到了2018年，一年有七八头野象会进入村庄，2019年，多的时候有二三十头野象前来。
版纳地区有一个地方叫芭蕉钦，曾经生长有很多野芭蕉，是大象重要的迁徙的路线之一。2010年之前，大象每年都从这儿经过，取食野生的芭蕉。2009年，有三户人家迁来，将整个芭蕉钦改造成了农田，但是大象还是从这儿通过，没有芭蕉之后，大象只能吃他们种植的庄稼。
村民还发现，野象的食谱随着作物的变化也“拓宽”了。过去当地人以种咖啡为业，后来由于咖啡收购价太低，“不值钱”，改种芒果。于是以前不吃芒果的大象，开始吃起了芒果。它们像人类一样，吃肉留核，吃得还特别干净，让村民万分无奈。
为了减少人象冲突造成的损失，1992年开始，云南省每年安排专项资金，开展野生动物肇事补偿工作。1998年云南省人民政府出台了《云南省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造成人身财产损害补偿办法》。2009年，野生动物肇事由政府直接补偿转变为由商业保险补偿。
一路向北：历史上曾一路向南
一路向北，似乎是近年来大象扰民的路径，但事实上，历史上，大象曾经大面积活动于我国的北方，是因为气候变化、战争影响、人类活动频繁，才导致大象的一路向南。
澳大利亚中国史教授伊懋，在他的著作《大象的退却：一部中国环境史》里，分析了亚洲象退却到中国西南部的原因。
“在古代，中国的东北部、西北部和西部区域有为数众多的大象。然而，公元前一千年开始后不久，在东北部/东部边界的淮河北岸，大象几乎无法越冬。到公元第二个千年开始时，它们只能在南部活动。在上个千年的后半期，它们日渐集中于西南部。”伊懋写道。
造成这一现象的部分原因可能在于气候变冷，更重要的是大象在与人类持久争战之后败下阵来。“可以说，它们在时间和空间上退却的模式，反过来即是中国人定居的扩散与强化的反映。这表明，中国的农夫和大象无法共处。”伊懋说。
在伊懋的书中 ，他是这么描述的：农作物是人与大象之间第二个冲突点所在。据《宋史》记载，962年大象出现于黄陂县，此县地处长江以北的中部地区。在这里，大象“匿林中，食民苗稼”。它们在其他一些地区也别无二致，包括140英里开外的唐州（在东北部）（今河南唐河县）。这说明了它们迁移的距离。1171年，有同样的一份资料述及潮州：“野象数百食稼，农设阱田间，象不得食，率其群围行道车马，敛谷食之，乃去”。
由此看来，亚洲象曾经在向南迁徙的过程中，也是一路扰民。
“把大象放冰箱里，拢共要几步？”“三步：第一步、把冰箱门打开；第二步、把大象放进去；第三步、把冰箱门关上……”
但现实并不是脑筋急转弯。要拴住一路向北的大象鼻子，并非易事。
目前，云南的有关部门还在监测这群大象的动向。（钱江晚报·小时新闻记者 吴秀笔）
亚洲象的侵入由来以久，与其相关的最早记录虽无从准确查考，但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人与象的互为进退。
目前，通过网络查找，可以获知大象进入的一个时间点大概是1985年。这个说法来自西双版纳和野兽打了31年交道的王晓安，在他的记忆中，从1985年起就有大象进入关坪村的记录，但频繁进入的情况是2000年以后才发生的。
1986年，西双版纳省级保护区晋级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保护区面积达到24.18万公顷。因为保护区的成立，野生象的数量开始有所上升。
这其中，1994年西双版纳还发生过一起猎象案，很快犯罪分子得到惩处。在缉枪禁猎以后，西双版纳生态环境恢复极快，亚洲象的数量在20年间几乎翻了一番，达到近300头。
西双版纳也成了中国90%的亚洲象繁衍生息之地。象群也陆续回归，重新找回自己的领地。于是，大象和人之间的冲突变得频繁起来。
大象进村：从开心到闹心
2007年前后，有象群从普洱市澜沧县糯扎渡迁徙到勐海县。消息传来，小县城炸开了锅，很多人跑去看热闹。没想到的是，这群野象来了后就赖着不走，晚上集体出来觅食，白天进林子休息。
村民从开心开始变得闹心：野象进了庄稼地，吃了他们的玉米和甘蔗，踩踏竹子、茶树等经济作物。有些肇事的野象还闯入村寨民房，对房屋、车辆等造成不同程度的损坏，后来就发生了几次严重的伤人致死事件。
2011年至2015年间，西双版纳、普洱和临沧三地发生过4.8万多起野象啃食、破坏庄稼以及攻击伤人的案件。
来自一位动物保护专家公开发表的数据，从1991年开始统计象损以来，大象所造成的损失一直呈上升趋势，且一直居高不下，给当地群众带来了重大的损失。
2010年，有保险公司估算了大象在西双版纳造成的经济损失，大约是437万。
近几年，在西双版纳自然保护区以及普洱等地，频频传出野象践踏农田林地，甚至伤人的新闻。仅在2020年，便有16头野象在普洱出没，还曾在7月造成一名当地人死亡。9月，24头野生象进入宁洱，为有监测数据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
截至2020年，最近8年，大象所造成的人员伤亡数量，已经接近过去20年的总和。从1991年到2010年，人象冲突造成人员死亡41例，受伤170例，而从2011年到2018年，造成人员死亡达到35例，受伤160例。同时，大象平均每年造成大约4500万元的直接经济损失。
以勐海的18只象群为例，它们长期活动在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之外，往返于勐阿镇、勐往乡和澜沧县发展河乡之间，已经成为全省肇事率最高的象群，它们数量占全国亚洲象总数的6%，造成的人员死亡数量则占到全国的57%。
景洪村寨曼勒村的村民把账算到了大象头上。大象“几百斤几百斤地吃”，来一次，村民就会损失四分之三的收入。在水稻种植区域，亚洲象一来，基本就颗粒无收。
2007年，早谷田村被评为了“野象糟蹋示范村”。2017年， 村里来了两三头野象，到了2018年，一年有七八头野象会进入村庄，2019年，多的时候有二三十头野象前来。
版纳地区有一个地方叫芭蕉钦，曾经生长有很多野芭蕉，是大象重要的迁徙的路线之一。2010年之前，大象每年都从这儿经过，取食野生的芭蕉。2009年，有三户人家迁来，将整个芭蕉钦改造成了农田，但是大象还是从这儿通过，没有芭蕉之后，大象只能吃他们种植的庄稼。
村民还发现，野象的食谱随着作物的变化也“拓宽”了。过去当地人以种咖啡为业，后来由于咖啡收购价太低，“不值钱”，改种芒果。于是以前不吃芒果的大象，开始吃起了芒果。它们像人类一样，吃肉留核，吃得还特别干净，让村民万分无奈。
为了减少人象冲突造成的损失，1992年开始，云南省每年安排专项资金，开展野生动物肇事补偿工作。1998年云南省人民政府出台了《云南省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造成人身财产损害补偿办法》。2009年，野生动物肇事由政府直接补偿转变为由商业保险补偿。
一路向北：历史上曾一路向南
一路向北，似乎是近年来大象扰民的路径，但事实上，历史上，大象曾经大面积活动于我国的北方，是因为气候变化、战争影响、人类活动频繁，才导致大象的一路向南。
澳大利亚中国史教授伊懋，在他的著作《大象的退却：一部中国环境史》里，分析了亚洲象退却到中国西南部的原因。
“在古代，中国的东北部、西北部和西部区域有为数众多的大象。然而，公元前一千年开始后不久，在东北部/东部边界的淮河北岸，大象几乎无法越冬。到公元第二个千年开始时，它们只能在南部活动。在上个千年的后半期，它们日渐集中于西南部。”伊懋写道。
造成这一现象的部分原因可能在于气候变冷，更重要的是大象在与人类持久争战之后败下阵来。“可以说，它们在时间和空间上退却的模式，反过来即是中国人定居的扩散与强化的反映。这表明，中国的农夫和大象无法共处。”伊懋说。
在伊懋的书中 ，他是这么描述的：农作物是人与大象之间第二个冲突点所在。据《宋史》记载，962年大象出现于黄陂县，此县地处长江以北的中部地区。在这里，大象“匿林中，食民苗稼”。它们在其他一些地区也别无二致，包括140英里开外的唐州（在东北部）（今河南唐河县）。这说明了它们迁移的距离。1171年，有同样的一份资料述及潮州：“野象数百食稼，农设阱田间，象不得食，率其群围行道车马，敛谷食之，乃去”。
由此看来，亚洲象曾经在向南迁徙的过程中，也是一路扰民。
“把大象放冰箱里，拢共要几步？”“三步：第一步、把冰箱门打开；第二步、把大象放进去；第三步、把冰箱门关上……”
但现实并不是脑筋急转弯。要拴住一路向北的大象鼻子，并非易事。
目前，云南的有关部门还在监测这群大象的动向。（钱江晚报·小时新闻记者 吴秀笔）
[微风]“但是，这真的是命中注定的吗?那些生长在这里的动物之所以不能过上舒适的生活，难道是因为我们这块土地太贫瘠了吗?不!同志们!一千个不!英格兰土地肥沃，气候适宜，它可以提供丰富的食物，可以养活为数比现在多得多的动物。拿我们这一个庄园来说，就足以养活十二匹马、二十头牛和数百只羊，而且我们甚至无法想象，他们会过得多么舒适，活得多么体面。那么，为什么我们的悲惨境况没有得到改变呢?这是因为，几乎我们的全部劳动所得都被人类窃取走了。同志们，有一个答案可以解答我们的所以问题，我可以把它总结为一个字-一人，人就是我们唯一真正的仇敌。把人从我们的生活中消除掉，饥饿与过度劳累的根子就会永远拔掉。[微风]
✋热门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