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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史公自序》节选
司马迁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
上大夫壶遂曰：“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子，大夫雍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弊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毫厘，差之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其实皆以为善，为之不知其义，被之空言而不敢辞。夫不通礼义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以天下之大过予之，则受而弗敢辞。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
壶遂曰：“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职，万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论，欲以何明？”
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尧舜之盛，《尚书》载之，礼乐作焉。汤武之隆，诗人歌之。《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且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
于是论次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幽于缧绁。乃喟然而叹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毁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
《太史公自序》节选
司马迁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
上大夫壶遂曰：“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子，大夫雍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弊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毫厘，差之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其实皆以为善，为之不知其义，被之空言而不敢辞。夫不通礼义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以天下之大过予之，则受而弗敢辞。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
壶遂曰：“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职，万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论，欲以何明？”
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尧舜之盛，《尚书》载之，礼乐作焉。汤武之隆，诗人歌之。《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且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
于是论次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幽于缧绁。乃喟然而叹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毁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
#社会科学##历史人物# 太史公自序 （《史記》）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上大伕壺逐曰：“昔孔子何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餘聞董生曰：‘周道衰廢，孔子為魯司寇，諸侯害之，大伕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為天下儀錶，貶天子，退諸侯，討大伕，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伕《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禮》經紀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溪穀、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樂》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秋》辨是非，故長於治人。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漸久矣。’故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弗見，後有賊而不知。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為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弑之誅，死罪之名。其實皆以為善，為之不知其義，被之空言而不敢辭。伕不通禮義之旨，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伕君不君則犯，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之大過予之，則受而弗敢辭。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伕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為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為禁者難知。” 壺遂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今伕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職，萬事既具，鹹各序其宜。伕子所論，欲以何明？”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餘聞之先人曰：‘伏羲至純厚，作《易》八卦；堯、舜之盛，《尚書》載之，禮樂作焉；湯、武之隆，詩人歌之。《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獨刺譏而已也。’漢興以來，至明天子，獲符瑞，建封禪，改正朔，易服色，受命於穆清，澤流罔極，海外殊俗，重譯款塞，請來獻見者，不可勝道。臣下百官，力誦聖德，猶不能宣盡其意。且士賢能而不用，有國者之恥；主上明聖而德不布聞，有司之過也。且餘嘗掌其官，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世家、賢大伕之業不述，墮先人所言，罪莫大焉。餘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於《春秋》，謬矣！” 於是論次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禍，幽於縲絏。乃喟然而歎曰：“是餘之罪也伕？是餘之罪也伕？身毀不用矣！”退而深惟曰：“伕《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裏，演《周易》；孔子厄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來者。”於是卒述陶唐以來，至於麟止，自黃帝始。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上大伕壺逐曰：“昔孔子何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餘聞董生曰：‘周道衰廢，孔子為魯司寇，諸侯害之，大伕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為天下儀錶，貶天子，退諸侯，討大伕，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伕《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禮》經紀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溪穀、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樂》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秋》辨是非，故長於治人。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漸久矣。’故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弗見，後有賊而不知。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為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弑之誅，死罪之名。其實皆以為善，為之不知其義，被之空言而不敢辭。伕不通禮義之旨，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伕君不君則犯，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之大過予之，則受而弗敢辭。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伕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為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為禁者難知。” 壺遂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今伕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職，萬事既具，鹹各序其宜。伕子所論，欲以何明？”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餘聞之先人曰：‘伏羲至純厚，作《易》八卦；堯、舜之盛，《尚書》載之，禮樂作焉；湯、武之隆，詩人歌之。《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獨刺譏而已也。’漢興以來，至明天子，獲符瑞，建封禪，改正朔，易服色，受命於穆清，澤流罔極，海外殊俗，重譯款塞，請來獻見者，不可勝道。臣下百官，力誦聖德，猶不能宣盡其意。且士賢能而不用，有國者之恥；主上明聖而德不布聞，有司之過也。且餘嘗掌其官，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世家、賢大伕之業不述，墮先人所言，罪莫大焉。餘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於《春秋》，謬矣！” 於是論次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禍，幽於縲絏。乃喟然而歎曰：“是餘之罪也伕？是餘之罪也伕？身毀不用矣！”退而深惟曰：“伕《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裏，演《周易》；孔子厄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來者。”於是卒述陶唐以來，至於麟止，自黃帝始。
《金声长物》，王金声著
此书为王金声先生所赠。我不清楚这是不是他的第一本著作，但我与之相识二十年来，这至少是我看到的第一部，其厚积薄发，如此有耐性，让我对他原有的敬佩又增添了三分。
我与王兄相识大约是经黄舰先生之介。我的收藏中有一个门类纯属爱屋及乌，那就是对藏书家墨迹的收藏，然而同一个作家所写的手稿，跟他书法作品的字迹却有较大的差异，故而我不可以用手稿字体来辨识同一人的书法作品，而当时黄舰告诉我，上海的王金声是他的朋友，而王先生在这方面特别有眼力，我要购买书法作品，不妨向王先生请教。
黄兄的建议正合我意，故某次他从苏州前往上海时，我也赶到那里，在老城隍庙的一个茶馆内第一次见到王金声。王兄坦诚的向我讲解着上海字画界的一些私下交易规则，而此后我几次到上海参加拍场会，对于拿不准的古代书法墨迹，均请王兄代为掌眼，有一度我因事赶不到上海和杭州时，也会请他代为举牌，而他在鉴定某些字画时，还会向我讲解一眼真一眼假的内在原因。在这方面，他给我的帮助，我一直感念于心。
王金声虽然在鉴定古人墨迹方面目光如炬，然其本人却专藏近现代名人法书。我听黄舰讲过，王兄家中原本藏有大量的古代名人字画，然而王金声为何不继承家学，却专喜近代之物，何以有着这样的偏爱，我未曾问过他，不过翻阅他的这部藏品集，看到里面所收的确与他的主体收藏吻合。
陈鹏举在给本书所写《序言》中首先回答了我的小疑问：“1840年至1949年，或如金声所说‘自龚自珍至司徒雷登’这一百年间，中国文人所经历的丧乱、困苦，遍体鳞伤和决绝抗争，是唯有春秋和魏晋时候所能比拟的。而他们极其无愧地各自完成了自己。”想来这句话准确的概括了王金声的藏品时限，而对于王兄在这方面收藏的成就，该序给出了很高的评价：
金声为毗陵旧族，自小极喜文字，饱读手泽，还有缘得见书者真面。文传三代出贵子，他是天择其人。二十年前，送别钱君匋先生那天，我和他倾心交谈。我认定，他将是这一代人中，收藏近代文人墨迹第一人。
为了出版此书，王兄作了长期的准备，而对于本书出版的时段，陈序中也有交待：
十年前，他和我约定，2019年出版他的《金声长物》，并约我写序。2019年，“五四运动”一百周年。“五四运动”是新旧文化划时代的大事件。从“五四”这一年，向两边读去，会把近代中国文人之心，还有近代中国之文脉，看得更清楚。
看来在出版前的十年，王金声已经做出了安排，为此他跟陈鹏举有了十年之约。之所以给出这样的断代，乃是2019年为“五四运动”一百周年，如此说来，金声先生的收藏有着别样的心思在，而巧合的是，我写这篇师友赠书录的日子，正是5月4日，一切巧合都是冥冥中的注定。
王金声在本书的自序中首先引用董桥先生的所言，以此来说清楚癖爱收藏也是一种骑上去容易下来难的行当，但他依然对此乐而忘归：“从青年到中年，常随遇而安，慵懒的性情难得疲于世间的周旋与奔命，一直过着郁迂的心灵生活，平和地做个庸人，反倒觉得快乐和满足。唯一的消遣，便是钻入故纸堆中觅索一方精神乐土，潜心勾留近世那些新旧文化的饱学之士留下的翰墨。不妨‘以吾身入乎其中而涵咏玩索之’，数十年来，倘有倾慕的文人手迹现身拍场，辄当仁不让，悉数收进。总之，断不能将自己看轻看贱了。”
想打胜仗，弹药充足是必要条件，但地主家也有缺粮的时候，王金声在自序中谈到了当年嘉德公司拍出的那批胡适手札，这些手札的书写人有陈独秀、梁启超、徐志摩等，计27通，正符合金声先生的收藏范围。显然好东西识家众多，于是金声兄采取了苏秦的“连横抗秦”方式，他联络多位藏友合股竞拍这批手札，一直举到了近500万元，但后来国家文物总局首次行使优先购买权，这批手札最终归了某大学来珍藏。这个结果显然让王金声和朋友们的希望落空了，但他却坦然地认为，这种交易的方式“亦不失公允”，同时也觉得“独秀先生曾是开一代风气、毁誉交加的人物，殁去也近七十年了，如今墓木已拱，却由谷而峰，这一极具戏剧性的转折，怎不令人愕然？”
但好在陈独秀的墨迹金声兄已经有藏，因为他家墙壁上挂着的正是陈独秀的对联，虽然如此，金声兄却又说：“出于自身偏见，往往摒弃政治人物的手迹，而有人恰好兼有政治家与学者的双重身份，梁启超便是其中一位。”细看书中所收陈独秀的这幅对联，确实有着别样的书法美，其气势之宏大给人以震撼，故欣赏书法家的作品，倒并不用太过在意其政治家的身份，而对于梁启超，王金声则认为可谓是文人加学者的典范：“什么叫趣味？什么叫人格魅力？任公是也。他就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中的杰出典型。一生笔耕不辍，卷帙浩繁，委实是近代以来最健的一支笔，其文思几如风雨骤至，亦似奔涌之泉。”
王金声在自序中又引用到了梁启超在《书法指导》中的所言，明确地称写字可谓是“第一等的娱乐”，并提到梁启超在住院养病期间，病榻边放的是汲古阁本《宋六十家词》和朱孝臧的《彊村丛书》等词集。也许是为了消遣，梁启超从这些词集中集句成联，竟然集出了两三百幅之多，而这些集联还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了不少，金声兄写道：“任公当时曾把他所集联语请朋友们自挑，然后让南纸店伙计裁好玉版宣，再按所选字数画好朱丝栏格，用他娟挺的工楷书就，朋友们躬逢其盛，一时洛阳纸贵。”
而这样的集联，金声兄也曾买得一幅，其难得者，这幅对联乃是写给藏书家徐乃昌者，对于其买入此联的价格，金声先生用了如此比喻：“当年差不多花了一辆普桑的价格购得，若在现今换辆大奔，相信也是绰绰有余的。”
近些年名家书法价格陡涨，尤其名人书法受到了财富阶层人士的青睐，故有人劝金声兄及时出手，他对这种劝法不知如何回答，但他也提到曾经放出过一些小品，有意思的是，他放出的这些小品却又入了名家之手：
虽厕身藏家之列，偶尔也禁不住拍场公司的忽悠，常放出几张自认无足轻重的小件拿到拍场遛遛，像张从碧的墨梅，自然进了董桥的慧眼，一对红树室藏冯文凤的袖珍联、梅景书屋仅存的几张乾隆角花笺，也让基永兄带到了董桥手中，统统进了他的《故事》里了，聚散之间，虽有些懊恼，倒也庆幸这些东西又有了新的归宿。
这个结果不知道算不算是楚弓楚得，但这样的递传的确是增添了故事性。清代藏书家孙文川诗曰：“宝翰垂千秋，人无百年寿。展玩聊自娱，岂计收藏久。”而这组长诗的最后两句则为：“由来天下宝，不妨天下有。但祝得所归，勿落俗士手。”其旧藏能为名士所得，真可谓得其所哉。
此书为王金声先生所赠。我不清楚这是不是他的第一本著作，但我与之相识二十年来，这至少是我看到的第一部，其厚积薄发，如此有耐性，让我对他原有的敬佩又增添了三分。
我与王兄相识大约是经黄舰先生之介。我的收藏中有一个门类纯属爱屋及乌，那就是对藏书家墨迹的收藏，然而同一个作家所写的手稿，跟他书法作品的字迹却有较大的差异，故而我不可以用手稿字体来辨识同一人的书法作品，而当时黄舰告诉我，上海的王金声是他的朋友，而王先生在这方面特别有眼力，我要购买书法作品，不妨向王先生请教。
黄兄的建议正合我意，故某次他从苏州前往上海时，我也赶到那里，在老城隍庙的一个茶馆内第一次见到王金声。王兄坦诚的向我讲解着上海字画界的一些私下交易规则，而此后我几次到上海参加拍场会，对于拿不准的古代书法墨迹，均请王兄代为掌眼，有一度我因事赶不到上海和杭州时，也会请他代为举牌，而他在鉴定某些字画时，还会向我讲解一眼真一眼假的内在原因。在这方面，他给我的帮助，我一直感念于心。
王金声虽然在鉴定古人墨迹方面目光如炬，然其本人却专藏近现代名人法书。我听黄舰讲过，王兄家中原本藏有大量的古代名人字画，然而王金声为何不继承家学，却专喜近代之物，何以有着这样的偏爱，我未曾问过他，不过翻阅他的这部藏品集，看到里面所收的确与他的主体收藏吻合。
陈鹏举在给本书所写《序言》中首先回答了我的小疑问：“1840年至1949年，或如金声所说‘自龚自珍至司徒雷登’这一百年间，中国文人所经历的丧乱、困苦，遍体鳞伤和决绝抗争，是唯有春秋和魏晋时候所能比拟的。而他们极其无愧地各自完成了自己。”想来这句话准确的概括了王金声的藏品时限，而对于王兄在这方面收藏的成就，该序给出了很高的评价：
金声为毗陵旧族，自小极喜文字，饱读手泽，还有缘得见书者真面。文传三代出贵子，他是天择其人。二十年前，送别钱君匋先生那天，我和他倾心交谈。我认定，他将是这一代人中，收藏近代文人墨迹第一人。
为了出版此书，王兄作了长期的准备，而对于本书出版的时段，陈序中也有交待：
十年前，他和我约定，2019年出版他的《金声长物》，并约我写序。2019年，“五四运动”一百周年。“五四运动”是新旧文化划时代的大事件。从“五四”这一年，向两边读去，会把近代中国文人之心，还有近代中国之文脉，看得更清楚。
看来在出版前的十年，王金声已经做出了安排，为此他跟陈鹏举有了十年之约。之所以给出这样的断代，乃是2019年为“五四运动”一百周年，如此说来，金声先生的收藏有着别样的心思在，而巧合的是，我写这篇师友赠书录的日子，正是5月4日，一切巧合都是冥冥中的注定。
王金声在本书的自序中首先引用董桥先生的所言，以此来说清楚癖爱收藏也是一种骑上去容易下来难的行当，但他依然对此乐而忘归：“从青年到中年，常随遇而安，慵懒的性情难得疲于世间的周旋与奔命，一直过着郁迂的心灵生活，平和地做个庸人，反倒觉得快乐和满足。唯一的消遣，便是钻入故纸堆中觅索一方精神乐土，潜心勾留近世那些新旧文化的饱学之士留下的翰墨。不妨‘以吾身入乎其中而涵咏玩索之’，数十年来，倘有倾慕的文人手迹现身拍场，辄当仁不让，悉数收进。总之，断不能将自己看轻看贱了。”
想打胜仗，弹药充足是必要条件，但地主家也有缺粮的时候，王金声在自序中谈到了当年嘉德公司拍出的那批胡适手札，这些手札的书写人有陈独秀、梁启超、徐志摩等，计27通，正符合金声先生的收藏范围。显然好东西识家众多，于是金声兄采取了苏秦的“连横抗秦”方式，他联络多位藏友合股竞拍这批手札，一直举到了近500万元，但后来国家文物总局首次行使优先购买权，这批手札最终归了某大学来珍藏。这个结果显然让王金声和朋友们的希望落空了，但他却坦然地认为，这种交易的方式“亦不失公允”，同时也觉得“独秀先生曾是开一代风气、毁誉交加的人物，殁去也近七十年了，如今墓木已拱，却由谷而峰，这一极具戏剧性的转折，怎不令人愕然？”
但好在陈独秀的墨迹金声兄已经有藏，因为他家墙壁上挂着的正是陈独秀的对联，虽然如此，金声兄却又说：“出于自身偏见，往往摒弃政治人物的手迹，而有人恰好兼有政治家与学者的双重身份，梁启超便是其中一位。”细看书中所收陈独秀的这幅对联，确实有着别样的书法美，其气势之宏大给人以震撼，故欣赏书法家的作品，倒并不用太过在意其政治家的身份，而对于梁启超，王金声则认为可谓是文人加学者的典范：“什么叫趣味？什么叫人格魅力？任公是也。他就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中的杰出典型。一生笔耕不辍，卷帙浩繁，委实是近代以来最健的一支笔，其文思几如风雨骤至，亦似奔涌之泉。”
王金声在自序中又引用到了梁启超在《书法指导》中的所言，明确地称写字可谓是“第一等的娱乐”，并提到梁启超在住院养病期间，病榻边放的是汲古阁本《宋六十家词》和朱孝臧的《彊村丛书》等词集。也许是为了消遣，梁启超从这些词集中集句成联，竟然集出了两三百幅之多，而这些集联还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了不少，金声兄写道：“任公当时曾把他所集联语请朋友们自挑，然后让南纸店伙计裁好玉版宣，再按所选字数画好朱丝栏格，用他娟挺的工楷书就，朋友们躬逢其盛，一时洛阳纸贵。”
而这样的集联，金声兄也曾买得一幅，其难得者，这幅对联乃是写给藏书家徐乃昌者，对于其买入此联的价格，金声先生用了如此比喻：“当年差不多花了一辆普桑的价格购得，若在现今换辆大奔，相信也是绰绰有余的。”
近些年名家书法价格陡涨，尤其名人书法受到了财富阶层人士的青睐，故有人劝金声兄及时出手，他对这种劝法不知如何回答，但他也提到曾经放出过一些小品，有意思的是，他放出的这些小品却又入了名家之手：
虽厕身藏家之列，偶尔也禁不住拍场公司的忽悠，常放出几张自认无足轻重的小件拿到拍场遛遛，像张从碧的墨梅，自然进了董桥的慧眼，一对红树室藏冯文凤的袖珍联、梅景书屋仅存的几张乾隆角花笺，也让基永兄带到了董桥手中，统统进了他的《故事》里了，聚散之间，虽有些懊恼，倒也庆幸这些东西又有了新的归宿。
这个结果不知道算不算是楚弓楚得，但这样的递传的确是增添了故事性。清代藏书家孙文川诗曰：“宝翰垂千秋，人无百年寿。展玩聊自娱，岂计收藏久。”而这组长诗的最后两句则为：“由来天下宝，不妨天下有。但祝得所归，勿落俗士手。”其旧藏能为名士所得，真可谓得其所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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